以顾城作品为例,看世界、作者与作品的关系

以顾城作品为例，看世界、作者与作品的关系

摘要：本文将以顾城的作品为例，从顾城生活的背景，顾城本人的特质，顾城的作品入手，通过大量举例并分析，来论证世界，作者与作品的关系。
关键词：顾城;背景;作品;世界;作者;关系

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的。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
今天，我们且不论他们之间的整体性。我们将以顾城为例，通过分析顾城生活的社会环境、顾城本身的特质对其作品的影响，从而论证其中世界、作者对作品的影响。

一、世界作为作品的基础
世界主要是指文学活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或社会现实。人类的生活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它不仅是作品的反映对象，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基本生存环境，是他们能通过作品对话的物质基础。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必定处在活动之中。环境促成文化心理。作家存在的环境差异会导致作品的巨大差异。在89文学社会学方面取得较大成果的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艺术哲学》等著作中，也提出了文学创作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的理论。
现在，我们以顾城为例来看世界对作品的影响。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领骚诗坛的朦胧诗派诗人中，顾城纤弱、机智、纯净的诗风格外引人注意，他以童真的孩子形象确立了自己诗歌和人格的独特性。在他刚出名不久后的1980年，舒婷就把一首《童话诗人》赠给顾城，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1]“童话诗人”对他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
顾城一直在追寻一个朦胧又纯粹，自然简单又理想的童话王国。在他的作品中，阳光、沙滩、松树海浪、淡紫色的风、蛐蛐的队伍是他诗中不变的主角。所以在或是以强烈的觉醒意识，或是以深刻的哲理色彩见长的新诗潮诗人中，顾城赢得了“童话诗人”的称呼。
顾城这样的诗风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在他成长的道路上都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子。只要分析顾城成长的环境、时代及其童年时的遭遇就可以清楚的看出顾城的作品所受到的影响，及其诗歌艺术风格形成的合理性。
顾城1956年出生在北京，他父亲是老诗人顾工。他刚读完初一上学期，席卷全球的文革就

波及他的家，他随父亲下放到了农村养猪，一去就是十多年。他在单调枯燥倍受歧视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与他相伴的是地下草丛中的小虫、波澜壮阔的大海、天上漂泊的云彩，还有和顾城父子相依为命的猪，顾城分别给他们起了名字。他养成了默默与大自然相处的习惯，小小年纪便开始沉默寡言。但是，内心却异常丰富，极端贫乏的生活锻炼了他非凡的想象力，这段生活，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和人生道路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也正因为如此，在封闭的自然环境下长大，封闭性的记忆使他有条件在有限的时空内为自己营造一个与世无争，与自然为伴，绚丽多彩，富有传奇特色的童年生活。而构建这个童话世界的材料都是顾城所经历的童年生活中本身存在的。这样顾城生活的世界就深刻的影响了顾城的创作。虽然，孤独的童年造成了他的视野不开阔，领域狭窄，个人与外界隔绝，但在这个世界内部却有着丰富的内容，精微的感知，浓烈的色彩，他把自己的天赋才华在这个狭隘的世界里泼洒得淋漓尽致。他的诗王国，他在这个王国里延续着他童年的梦境，阳光、沙滩、松树、海浪、瑚草、昆虫这些他童年里的事物是他诗中永远不变的主角，他用自己的一生尽其所能地为这个童话世界添砖加瓦。“我是一个在硷滩上长大的孩子，那里的天地是完美的正圆形。没有山，没有树，甚至没有人造的几何体——房屋。当我在走我想象的路时，天地间只有我和一种淡紫色的小草，……[2]顾城如是说。
我们在顾城的诗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农村的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也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痕迹。也或者可以说是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异在他的诗歌中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农村明丽恬淡的风光，善良淳朴的人性深深濡染着他的思想，在长久的浸染后渗入其灵魂，化作一种难以抹去的恒久记忆和生命底色。他极其深刻地体验到的“倾斜的天空，是动摇的土地，是国家。”习惯了北方的草滩，历经了农民的苦难，熏染了浓重的黑烟，暴晒滚热的太阳。当他回到北京后，由于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差异而产生的种种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和不适感油然而生。于是，他就不由自主地回想幸福的童年时光，回想在农村的一切，加深对他们的热爱，从而自觉的将自己的灵魂放逐于充满真美的童年和充满自然与人性美的乡间。这也是顾城诗歌题材和意象选择的一个原因，这也是顾城极力创造他的童话世界并努力维护的一个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年少时代在城市看到的血腥、暴力图景的难以忘怀，更使他对城市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感，在

他的笔下，城市是这样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彩虹/在喷泉中游动/温柔地顾盼行人/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团蛇影/时钟在教堂栖息/沉静地磕着时辰/我一眨眼——/就变成一口深井/红花/在银幕绽开/兴奋的迎接春风/我一眨眼——/就变成一片血腥”（《眨眼》）。他还看到了被政治阴谋煽动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如野兽般的争斗、仇视：“两块高大的石壁在倾吐中步步进逼/多么灼热的仇恨/烧弯了铁的身躯”（《石壁》）。他也看到了人性在利益的驱使下扭曲异化：“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拾捡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弧线》）。他更感受到了在真情和友爱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貌合神离、互相戒惧，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感：“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
凡此种种，当然和文革时候这种特殊的社会状态脱不了干系，这些和他那种由于年少不幸而形成的孤独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相渗和，就造成了他对现实，尤其是对城市的深切失望。“我们知道，对一切美和完善所感到的失望，会在人的心灵上引起两种不同的冲动……令人痛惜的厌世感就是其一，再就是使人对所谓的真实进行反抗。”[3]失望的顾城，他不象北岛那样激烈地抗争现实，高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他归向了另一种心灵冲动——逃避现实。他说：“我爱美，酷爱一种纯净的美，新生的美，我寻找美，并表现美，这就是我的目的。”[4]他要的世界是没有受到过伤害的,而文革时候,这样的情景恰恰是不可能的。这些作用于他的作品之中，都导致了他着意营造一个独立于自我与现实之外“纯净美”的童话世界。这些都造成了他“通过作品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北岛语），一个“按照主观的内在逻辑重新创造安排的另一个世界。”[5]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顾城童年时候的遭遇和生活的环境，文革时期畸形的城市生活对顾城创作的作品的巨大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作为作者生活、写作的基础，对作品的巨大影响。世界所包含的方方面面，不仅是作品中意象的来源，还是主题思想形成的原因。

二、作品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投射
作为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作者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引起了重视。《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毛诗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荀子.乐论》中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都表达了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创造的思想。

作品作为“物之感人”的产物，既是对“物”的世界的再现，也是对“人”的心灵的再现。只是，由于时代、民族的不同，对于文学活动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调，各有侧重，形成了对文学活动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时代，古希腊传统更强调对客观世界的逼真模仿，这就成为古希腊的模仿论的立论根据，后来由于西方浪漫派的兴起，人们意识到文学活动不仅仅是对世界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作者也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他的感受和感情，并试图唤起读者相应的感受和感情，因此，文学活动也是作者的一种感情表现活动。
作者是文学生活的主体，他不单是写作作品的人，更是把自己对世界的独特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人。古罗马文论家郎加纳斯在《崇高论》中曾说作品的崇高是作者“伟大心灵的回声”。伟大的作品必须有相应伟大的内心。
下面我们以顾城为例来说明。
首先，在上文中，我们也有涉及，在城市和农村残酷的对比之下，没有激烈的抗争，那就只有逃避现实。因此，顾城推崇李贽的“童心说”，欣赏“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把童心作为自己诗歌追求的最高美学境界。在他看来，纷扰的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中，惟有童心和自然依然璞玉浑金，散发着古朴纯真的气息，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梦”，干净的意象，单纯的基调，一个童话世界和孩子眼中的大自然。
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就有大量的令人神往的色彩缤纷的梦。“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一片天空/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贴着玻璃糖纸/和北方童话的插图”。这些梦很美，只有小孩子才有这样的想象。在其他作品中，有的是“欣赏着暴雨的舞蹈”的蓝海洋（《小春天谣曲》），是“褐菌的部落”，“花香和雾的泉涌”（《水乡》），有的是“蜷缩在树洞中”的松鼠（《雪后》），是隐藏在“百里香和野菊的草间”的蟋蟀。这些孩子心中的胜景，纯净到不染一点杂质，往往勾起了人们对于美和自然的无限向往。在顾城的作品中，每个细小的生命都有他们的生活。丘陵也会相爱，小花也有生日。“水蚤追逐着颤动的波”，“雨滴，被一点点啄掉”，“所有的花儿都睡去/风一点点走进篱笆。”如此细微的生动无不受到顾城对于童心的执着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他的童心才创造出了这么多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
其次，顾城小时候不幸的遭遇使得顾城形成了一种女性崇拜的心理特征。他的女性崇拜来源于根深蒂固的恋母情节。在

顾城的童年经验里，母亲是一个缺席的角色。小时候的顾城几乎见不到母亲，母亲在他的印象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母亲对于他只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母爱的缺失使顾城眼中的女性有一种神性，。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10年前1980年或81年的样子，我忽然明白了一点道理，就对一个朋友说，我感到了永恒女性的光辉，那时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达我的感觉，永恒女性有一个光辉使我们的生活和语言有了意义、有了生命，就像春天万物有了生机一样。”他当时甚至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种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他的这种女性崇拜心理，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出很深的痕迹。他在诗中曾经这样想象过他的爱人：“她没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决不会忽然掉过头去。”他写这首诗时已经25岁，但他对女人的态度依然如一个孩子。他需要在他眼中具有神性的女性的力量的保护，为了得到这种爱，他情愿作孩子。只有孩子才会对母亲有“永远看着我”的要求，也只有孩子，才会对母亲有“忽然掉过头去”的担心，这首诗不但心理是孩子的，连语言也是非常典型的儿童语言。
最后，在顾城童话诗人的内心一直有着另一面，童年的记忆培养了顾城诗人的敏感和非凡的想象力，但是，也在他的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也是他极力逃避现实，营造一个理想国的原因。也是后来造成他性格怪异人格分裂的主要因素。顾城总是在幻想着死亡，认为可以以死求生。他的死亡情节使得他的诗歌中不断出现灰色音符，死亡意象，甚至死亡的兆语。
他13岁便写下这样的诗：“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梦想》）。他热爱大自然而厌倦人生，难以消解的死亡情节不断演绎成他诗歌中的死亡意象：“生命的美/千变万化/终将化为灰烬”（《美》）；“天空，还有/海上逆溅的水滴/它们将覆盖那无法寻找的坟墓”（《简历》）；“我知道永世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墓床》）。
不仅如此，很多诗歌中，死亡都成为咏叹的对象。如《方舟》、《叙事》、《如期而来的不幸》、《空袭过后》、《河口》、《丧歌》、《颂歌世界》等，都是集中表现死亡的作品。“你登上了一艘必将沉没的巨轮/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方舟》），象征生命的方舟带来的是被注定的死亡。
以上几个方面都为我们证明了顾城个人的思

想、心态、观点对他的作品的影响。而且非常明显。在他的作品中，作者倾注了他自己的思想情感，铸造了他自己的情感世界。

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在他的诗中营造了一个童话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组成部分，清新自然的语言选择，意象的运用，主题的形成，都受到了顾城小时侯的遭遇，以及由此形成的他本身的性格、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通过对前因后果的具体阐述，和众多例证的分析，我们证明了在作品形成的过程中，世界作为作者生活的环境，对作品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着作品的取材、意象等方方面面；而作者作为写作这项活动的执行者，将自己的情感、观念等灌注到作品中，使作品成为作者主观情感的承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