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姜建清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谈一谈如何对待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和中国货币制度的构建问题，重视是讲一下企业走出去的一些看法。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中国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措施，今年看来我们的经济各项指标都非常良好，都在朝着预期方向发展。中国始终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主动地针对不可持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深入推动改革。我今天主要想谈谈对企业“走出去”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看法。
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一）产能与消费需求的失衡
第一，我想讲讲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与挑战。首先是产能与消费需求的失衡。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摆脱以前长期存在的产品短缺和产能不足状态，进入产品和某些产能相对过剩状态。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外市场有所扩大，产品和产能过剩情况被推延和缓解。直接以海外市场需求为对象的产品生产和加工业投资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增大了。这样一来，我国现有生产能力的供给是以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总和为对象的。当国内外市场需求因不同原因发生变化而缩小时，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便会凸显出来。所以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反映了外来冲击的消极影响，更反映了我国经济自身存在的不合理增长方式与不当经济及产业结构问题。
一是投资与消费的“剪刀差”造成境内产能过剩。我国投资、消费占比一直呈现相反走势，投资率长期居高，消费率持续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从2001年到2010年，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费率却从61.4%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1%。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也显不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全世界家庭最终消费率为61%，投资率为22%，而我国的家庭最终消费率为37%，投资率为43%。这一偏差最终导致了境内产能不能被消费需求吸纳的部分越来越大。
二是投资冲动和管理不到位造成一些高新产业边成长边过剩。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由于外部条件限制和信息不充分，企业的逐利行为难免会发生行业拥挤和企业同构问题。甚至因为受政策影响和资本市场驱动，存在着盲目扩大项目、重复上马建设等情况。
面对产能过剩与消费需求的矛盾，我们需要从产能过剩拉动型的增长转变为消费需求推动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一方面要继续发展第一、第二产业中的新兴行业，同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而在挖掘海外需求方面，对外投资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加快国内过剩产能消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所以这个产能过剩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
（二）进口与出口的困境
第二就是进口与出口的困境。中国三十多年来在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去年达到2.9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6.8%，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但是这个发展现在也越来越感到那些潜在的压力和不平衡。
一是面临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逐渐减弱的压力。过去一些加工贸易模式把自身大多限定在低技术含量的生产、装配环节，“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削弱了加工贸易与国内经济的关联度及出口收益率。比如，我们苹果手机只有4%的价值留在中国，90%多都是在外国实现。从这种状况看，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在减弱。
第二是面临贸易和投资双顺差的压力。从1990年至2010年，中国已经保持长达近20年的，除1992年、1993年、1998年三年外，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世界经济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承受力不断减弱，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不断增强，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逐步加大，相应地国际经贸关系中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另一方面，双顺差带来外汇储备贬值和货币供给过度增长的风险。在外汇储备的问题上，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实际上得到了更多实惠。我们攒了一些钱，但要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双顺差和外储余额形成贬值的对外金融资产和升值的对外金融负债所导致的经济福利流失。
三是面临反倾销和贸易摩擦的压力。到2010年，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5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尽管确实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但产能过剩和技术含量不高是中国企业频频遭受反倾销调查的重要诱因。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意识到其依靠发展虚拟经济来支撑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纷纷提出重建实体经济。这也会加剧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给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明显的压力。
四是面临节能减排的压力。“中国制造”桂冠来之不易，背后是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
代价。由于中国出口的污染含量远远超过进口，出口的快速扩张和巨额的贸易顺差对中国环境的综合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国际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中国承担了更高的环境成本。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却把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留在了中国。
而且，很多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纷纷设置环境壁垒。所以中国企业出口的环保成本在大幅上升。这是我讲的第一方面，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和挑战。
二、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投资发展的周期理论
第二我想讲讲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讲一讲投资发展的周期理论。20世纪80年代，邓宁（JohnH.Dunning）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根据人均GDP可把一国的投资发展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外资输入的规模同时加大，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的趋势。
第四阶段就是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明显表现为正值。
去年中国人均GDP为4382美元，今年有望进入到4750美元的阶段。去年外国对中国投资是1100多亿美元，中国对外国投资是688亿美元，还是顺差。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446亿美元，与去年大体相当，拐点并未出现。
如果这个理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是具备适应条件，我判断中国对外投资即将进入大规模拓展周期。这是我讲从理论方面来看。
（二）贸易立国和投资立国——发达国家的转型经历
第二个，贸易立国和投资立国——发达国家的转型经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也曾面临与我们今天相似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束缚不断加剧，对外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摩擦越来越多，货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等。当时的日本把实施了40年的贸易立国战略改变为投资立国战略，促进了日本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现在很多学者把日本这一阶段的对外投资负面评论比较多，认为他们在这走过弯路，当然具体对外投什么，里面一定会
有失误，买来一些资产不是很好的资产。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如果不简单看日本的GDP，而是看一看日本的GNP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他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总体上非常成功的。我们经常说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欠了多多少少债，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美国又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他从对外直接投资当中得到收益实际上远远覆盖到他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所支付这些成本。这方面他们也是非常成功。
第二，特别要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中新兴经济体的一些发展经历。我们要高度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间的一些做法。近年来，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非常好，培育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跨国集团，俄罗斯在全球投资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俄罗斯的全球扩张主要集中于石油和天然气、冶金、采矿和电信这些具有竞争优势的部门，在投资区域上则是从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开始，现在正迅速进入非洲。这一是巩固了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二是有助于克服国际贸易壁垒，三是提高了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发达国家的转变和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的情况，可以对我们下一步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些借鉴。这是我讲的第二部分。
三、“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实现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三，“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实现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外投资作为产能输出、化解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688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172亿美元，居全球第17位；中国在世界178个国家（地区）拥有1.3万家境外企业，一批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逐步成长起来。
我判断，到“十二五”期末，“走出去”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会有明显提高：对外投资合作的规模和层次将实现飞跃发展，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将初具规模；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维持稳步增长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会连年快速增长，逐步走上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趋于平衡的良性发展道路。现在688亿投出去，1100亿投进来，差不多还有400多亿的差额，我认为直接投资项下的顺差应该迅速降低。
具体来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资本全球化进程。在需求主体方面，我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立足内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这既是我国双轮驱动模式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
经济发展应该长期坚持的基本方向。
从国际来看，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国家实力明显提升，但基础设施水平往往偏低，这方面的需求十分旺盛。而中国在公路、铁路、机场、码头以及水利、电力、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从国内来看，在我国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中，水泥、钢铁、玻璃、风电等与建筑和公共基础设施相关的行业占比较大，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是有效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现状，加快企业“走出去”进程的有效方法。
我认为，应该大力鼓励国内企业把加工制造体系一些工序或者环节延伸到海外，把一些过剩产能延伸到一些需要的国家。要从前30年我们被供需分工转变到未来30年主动分工，围绕优势产业，逐步建立起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和全球分销体系。
二要进一步改善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便利和基础设施。从发达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来看，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母国投资促进措施”鼓励本国资本在全球寻找收益最大化的项目，维护本国投资者利益，最大可能降低本国资本面临的海外投资风险。
就中国而言，要加强企业海外投资立法，减少所有制歧视，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尤其要加大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现在，根据投资额度有一个核准制。但有些投资，如民营企业投资，他自己投资有没有必要核准，可以探讨。
当然，在简化审批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投资后特别是对国企对外投资的监管，建立投资的问责制。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可能的过度发展，会导致我国某些产业的空心化，在完全放开对外直接投资限制的同时，应配合出台鼓励企业将核心部门保留在国内的相关政策。
第二，应放松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并购换汇等限制。特别一些企业以自有资金换汇投资的风险自带，与我国当前的巨额外汇体制下的货币政策不矛盾，应该加以鼓励。而且应该给银行并购贷款等支持。当然企业换汇额度应以其净资产为限，尽可能控制信贷杠杆效应。
国家有关部门要发挥好指导平台和信息窗口的作用，提供完善的对外投资担保保险服务，支持投资促进机构出台海外投资激励措施和风险保障措施
三是本土金融机构要发挥好服务和引领功能。国内金融机构跟随中国企业和个人同步走出去，支持其在全球的发展。目前，海外中资企业对银行的服务需求非常广泛，除了存款、贷款、结算，还有投行、投资并购、资本运作、资产保值、现金管理等等，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服务。工商银行这些年在国际化方面走的是比较快的，目前在全球33个国家已经有我们的机构，即将要批准设立大概还有6、7个国家，大概到明年会在40个国家左右有我们的海外分支机构，分行或者子银行。同时我们又控股非洲最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他在非
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又有17个机构，而且是当地的大机构、大银行。这样我们网络已经覆盖到世界上接近50个国家。通过这些走出去之后，我们大量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比如我们仅仅在非洲目前已经对60多个项目提供70亿美金融资。目前正在洽谈的项目是100多个，很多都对产能输出和设备输出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支持项目中前五位是石化、电信、交通、机械、商贸。
另外一个方面，金融机构不仅是跟随“走出去”，而且可以在引领方面起到一些作用。特别是中小中国公司并没有很多人才和信息，我们熟悉市场之后，为他们提供信息，跨境并购，境外上市，银行融资等等各种投行业务，成为中资企业一些桥梁和耳目，这些方面也为我们带来大量商机。金融机构和企业携手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四是建立利用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的转换渠道。当前的欧债危机风险在进一步发展，中国外汇储备“进”有风险，“退”有局限，管理难度增加。所以我觉得应该开拓外汇储备管理和使用新的思路，要调动国内各专业金融机构参与外汇储备这些投资管理，实际上承担一部分责任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有一些丰富项目，开发融资和评审管理经验，比较贴近市场和客户。另外也具有一个银行服务平台等等，另外就是手上掌握企业大量一些项目的信息。可把外汇储备借给国内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除金融机构购汇外，还可采用储备注资、委贷、货币互存、外储借款或定向债等多种委托投资方式，用于商业性和政策性的“走出去”融资。
五是把握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支持“走出去”。近一年来工商银行办理的跨境人民币业务达到9100亿人民币，发展非常迅速，将来还要进一步发展，不仅是贸易项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使用人民币。现在人民币有长期升值压力，对外直接投资有时候有较大汇率风险。一个企业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对外投资，即使收益率达到10%，比如人民币升值5%，他的收益就只有5%了，这个比现在贷款利率还要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重要原因实际也是企业担忧汇率风险这么一个考虑的结果。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也同时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发展中国的跨国金融机构。
世界金融发展史表明，国际大银行的跨国经营大都与母国货币的国际化有密切关联。“二战”后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使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得以确立，这不仅降低了持有美元的汇率风险，提高了美元溢价，也促成了美国银行信用的国际化。特别是欧洲美元的兴起与发展为美国银行进入欧洲市场提供了通道，促成了美国银行机构主导的第二次跨国银行发展浪潮。
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资产境外需求增大、流通范围扩大的过程。由于中国银行具备在人民币代理清算、人民币跨境金融市场、人民币海外融资等领域确立全球领先地位的能力和
基础，我们的境外机构可以把本地营销服务优势与母行人民币业务优势有机结合，实现国际化经营的跨越式发展。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