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1.《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第二章提出在清末社会中的经济统治包括两类：保护型经济统治与营利型经济统治。第三章以研究地方政权出发，发现在现代化、官僚化政权过程中习惯性偏爱某些社会精英进行对地方政权的扩大的同时，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其实，实际上在“现代化”的外衣下进行的基层精英统治，阻碍了实现国家权力的真正扩张。第四章和第五章印证了国家政权建设逐渐放弃破坏了文化网络中的一些部分。作者认为宗族和宗教是文化网络中很重要的因素。在宗教型村庄中领导体系通过宗教组织表现，在宗族型村庄当中，村工会从适当的宗族中挑选与己类似的乡绅充任自己的接替者。但是乡村宗教的类型分为四种村中的自愿组织、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以村为单位的非志愿组织、超出村界的非自愿组织，第一、三种组织在村务扩大的过程中吗，慢慢陷于消亡，但是第二、四由于具有特定的超村界性，其一些组织却得到了保护甚至发展。第六章表明乡村精英们在国家政权深入、战乱以及经济条件恶化等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在政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第七章随着划定村界、稳定税源，超村界的乡村社会在部落保护型经纪的条件下得以充足。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即使领袖来自村落内部，他也很难说服外村人缴纳税款。这从某种意义上证明，现代化的过程，最终并没有建立新的不依靠文化网络进行统治的渠道。第八章重点又对这一结论展开了论述。

1.3. 主要观点：“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欧洲的民主国家的出现先于民族的形成。与欧洲情况不同，20世纪时“中国政权建设”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在20世纪初，反帝民族情绪使满清政权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向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政权扩张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和表现

就是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统治者们相信通过眼神的政权机构将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基层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在地方，保护型经济组织，代表地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被视为是正统的权威母体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但是却是易变因素。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扩大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但并没有摧毁整个文化网络——乡村宗教基础削弱的同时，军事性会社和其他组织却大量出现。

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向地方摊派的过程中，盈利性经济组织利用其代收税负的中介位置，造成了“国家权力内卷化”的现象。在下层政权，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是造成内卷化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国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始于1900年）虽然呈现出新政策所带来一些的表面效益，但是，实质上，只是披上了一件“现代化”的外衣。当政者发现他们自身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已经断送了制约政府回到旧体制中的机制。

在20世纪前清朝政府利用“国家经纪”处理乡村社会中的税收及行政事务。尽管抨击国家经纪的文化在那个和呼声很多，迪斯尼是杜赞奇肯定了国家经纪的作用，指出，国家经纪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并调和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来自与乡村社会之中，他们办起事来比外来官员可能更有效。

国家经纪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而出现的营利性经济体制的再生及延伸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国家也试图用行政职员官僚化、不公开的将某些税收转嫁到村庄领导者身上等途径来改革这种“经济机制”。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出两个设想：如果不采取激烈的措施，中国政府是否能按自己的政策、筹集足够的资金以击退到处泛滥的政权内卷化逆流？如果历届国民政府采取那些激烈的措施，他们是否能够创造出全新的法统基础？作者根据通篇论述的文化网络的作用以及结合实践印证的，指出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力量冲倒之前，过度权力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2.作者简介和成书背景。

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其第二本专著《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也已于2003年面世。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州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出版。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而也可能会用到其他方法如社会学、心理学、基因分析、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本文的出发点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一些中国在民国时期乡村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基础之上文中作者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单纯意义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仅仅属于社会学的概念。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说明在历史文化下的乡绅的作用在历史变迁中能够换一种形式继而在新政权中继续存在，也是社会不变的铁律。书名的文化，偏重于历史学；权力与国家，偏重于社会学，两者的结合巧妙地透视了历史学与社会

学的关系，架构了文化、经济、权力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框架。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学号：106293050139 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毋庸置疑，杜赞奇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初步接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在大二的时候上我们学院莫金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时候对它有的只是一个懵懂的表面概念。现在读来，《文化、权力与国家》作为一本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书，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恐怕理解和把握起来有很大难度。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依我浅显的理解，就是把过去发生过的史实和相关研究统统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解读。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者要能够跳出现代学术研究话语的束缚。直到后来，拿去和莫教授请教，才感觉有了一点眉目。 这本书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比，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和最后的解读结论不同，甚至有些地方完全相反。黄宗智想解答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在出现商品分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经营道路；而杜赞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乡村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中国革命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前者研究的进路是内部式的，即向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寻求主导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之道；后者的进路则是外部式的，即从中国政权由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视角，来考察西方冲击而引起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中国乡

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后果。 我觉得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教、宗族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一步步侵入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而企图建立现代意义国家政权的。杜赞奇认为乡村社会不是完全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儒家世界，它的权威精英既不是上层文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某种观念化的固定集团所创造的结果。“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P29）也就是说，乡村社会与上层儒家世界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在晚清社会中的地方精英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由于地方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产物，他们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但是总体来说是偏向于保护地方农民的。用杜赞奇所用的一个词来说，那时侯的地方精英属于一种“保护性经纪”。

评估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两种方法

评估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两种方法 一般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以国家为单位作为了解文化差异的单元，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一些学者做出了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斯托特柏克架构以及霍夫斯泰德架构。 2.4.1 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架构 在分析文化差异时候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架构是一个常用方法。这一架构确定了6项基本的文化维度：与环境的关系、时间取向、人的本质、活动取向、责任中心和空间概念。 1、与环境的关系：人们是屈从于环境还是与环境保持和谐关系，抑或控制环境？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解答。在很多中东国家，人们将生活视为命中注定的事，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信他们能征服、控制自然。比如，美国每年花费上亿研究经费去从事癌症研究，因为认为可以找到癌症的病因。而很多国家文化则介于二者中间，采取一个更为中立的看法。这些对待环境的不同看法影响了组织的实践活动。 2、时间取向：不同文化对时间的态度也不一样。如西方文化把时间看做一种紧缺的资源，美国人关注的是现在和近期的未来；相反日本人更看重长远，日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等管理制度的设计就反应了这一不同。意大利人追随他们的传统，性寻求保护他们历史的实践活动。对时间的取向反映出是否普遍采用长期计划，还有在时间上重视导致北美人致力于开发各类节约时间的产品。 3、人的本质：文化把人视为善的、恶的还是两者的混合体？朝鲜认为人的本质是非常邪恶的。北美人的看法倾向于二者之间。这影响到管理者主要的领导风格。在强调信任价值观的文化里，更多采用自由放任的领导风格；而在信任度差的环境中会强调严格的管理控制。 4、活动取向：一些文化强调做事，强调成就；而一些文化强调及时行乐，强调享受。还有一些强调控制，要求自己远离物质并约束欲望。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如墨西哥人下午的午睡时间总是步履缓慢，法国人强调控制，强调理性和逻辑。这些方面帮助你思考人们是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及娱乐的，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等。 5、责任中心：美国人是高度自由主义的，责任是照顾自己；马来西亚人和以色列人非常注重群体，更看重群体的和谐、统一和忠诚；英国人和法国人依赖于等级秩序。文化的这些维度对于组织中的工作设计、决策方法、沟通等都有重要影响。 6、空间概念：这体现了文化的开放度。空间上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人们是强调隐私的、混合的还是公开的，这对组织管理如工作设计与沟通都有显著的影响。 2.4.2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构架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会采取各不相同的解决办法。他以IBM公司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对不同国家的文化类型提出了五维度辨识模型。这五个维度（dimension）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在内外环境下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历程 ——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看了这本书。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思想的话，就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支撑的权力网络解体，由于缺乏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资源，国家政权建设走入了内卷化的歧途，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设成功。 本书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深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有句名言叫 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用由知识构成的权力关系来解构世界。传统中国的权力文 化网络是在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合法性来源构成的。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向 中，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受到了多重挑战，有西方的船坚利炮造成的民族危亡 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怀疑，反省和批判，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颠覆 和解构旧有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国内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秩序之下置于末端 的新型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 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润。旧有社会文化权力网络逐渐崩解，新的权力的文化网 络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在自发形成。 二、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政权上的现代化。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 门的中国原有的秩序逐渐解体，新的政治的民族中国开始了自我建设的历程，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所处的世界环境，内在的有了民族主义的取向。德国的社会 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 型和法理型。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传统型统治以 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 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 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 础。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 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在韦伯的话语体系之下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传统的政治 权威解体，传统的文化的权力网络结构也被消解，而法理性的现代国家没有建 设成功，而是走向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道路上，最终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国 家政权建设归于失败。 三、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个概念用现在流行的改革话语体系来讲，就是国家现有的利 益格局已经刚性，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维护既定秩序的能力，打破原有政 治格局的存量改革无法进行，而社会也缺乏新的资源获取方式，没有新的发展 增长点，增量改革也无法进行，国家政权的强化就成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的深化， 主流利益集团意外的人除了进入体制加入这个深化和内卷化过程以外，鲜有自 我发展的其他出路，因为原有的秩序是民族内自我压榨和自我掠夺的方式，这 个政权就内在的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最终走向了政权的崩溃。 中国清末民国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向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走上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歧途，作者在明确阐述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之后，他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实践相比较，指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指出始于清末“新政”的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工作，在民国时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以及当权者对“国家权力”和“政治现代化”的

权力政治与文化斗争_韦伯的国家观

收稿日期：2008-11-23 作者简介：李剑男（1980—）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作为二十世纪社会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韦伯的著作无与伦比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社会和文化趋势及其造成的各种问题。在世纪之交，韦伯在我们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激起了强烈 的关注。 韦伯的政治关怀（无论是对德国市民阶层政治不成熟的忧虑还是对德国未来政体的思考等方面）使人们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面临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与中国近代以来面临 的问题有着太多相似之处。“韦伯生活的年代，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①如果要对 这种种相似之处勉强作出一个概括，那便是走向现代国家。“我们与韦伯共有的是以现代国家为中心的现代性经验”。②基于此，本文旨求系统梳理韦伯对此现代性经验的分析与论断。 一、韦伯的“政治”与“国家” 对韦伯而言，国家的概念与政治的概念密不可分。政治的定义依赖于国家的定义。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伊始，韦伯对政治给出了界定。他说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皆可纳入“政治”的范畴中，然而，“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指的是对一个政治团体———这在今天是指国家——的领导或对这种领权力政治与文化斗争 ———韦伯的国家观 李剑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摘要:韦伯是在现代政治的权力逻辑中审视国家，国家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 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利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现代政治的 主题即为民族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现代国家担负着在世界上寻求权力以捍卫和张扬民族 （文化）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 权力政治；民族文化；生存斗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9）02-49-（7）2009年3月 第10卷第2期 Mar.,2009Vol.10,No2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阅读时间： 阅读人 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 “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概况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序言 “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之为“赢利型经纪”。但“赢利性”（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2） 综：新政权面临的新问题：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建设。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10） 村民与市场交往并不是建立在栖性村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村民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加强、人们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集市交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13） 我要说明的是，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不过，网络模式揭示得更为深刻，它表明，村庄和市场亦村庄和市场亦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下面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村外联系，它们既不等同于市场体系，但与市场又有密不可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报告 本书作者——杜赞奇，是一位印度裔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所引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除《惯调》材料外，杜赞奇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材料和一些中文材料。这些中文材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从立足于农村的微观角度分析和阐释了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宏观课题。 本书旨在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在乡村社会中，权力更突出的体现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网络之中。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第二、四、五、六章分别从“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等不同角度来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建立自己的权威。而第三章主要探讨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第八章着重考察了国家政权深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地位、影响力这些因素与村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上看，全书采用总分和递进两种逻辑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如：在解释“文化网络”一词时，第一章为总述，而后几章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不同方面来阐述“文化网络”在华北乡村中的作用，即分述的方式来组织的。此为“总分”。而在各章节内部，则为递进。如：第七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则是把国家政权在华北乡村的不断深入的影响作为一个单向性的时间轴，而着力探讨基于此时间轴的乡村社区内聚力的递进式变化。此即为“递进”。 本书精炼的得出结论：在20世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当国家政权的职能及人民对政权的期望迅速增长，即其增长速度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之时，对政权的要求便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下面谈一谈我对几个名词的理解：1、权力的文化网络： 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即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至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各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庙会、水会、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者与被庇护人，传教者和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 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全球化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

全球化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 摘要:全球化是指它的超地域性,也就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与特定领土框架的连接变得越来越松散的趋势。领土距离的日趋有限和疆界意义的日益淡化,从根本上冲击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传统职能及其价值,国家本身及其作用必然要有一个历史性的调整和转变过程,但国家不会失去对其领土范畴内的社会进行管理的合法性。全球化松懈了空间与文化的关系,对民族文化(尤其是非西方的文化) 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挑战,但全球化越加强,民族性也就可能会越高涨。在此背景下,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将出现杂交化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全球化;领土疆界;国家;民族文化 以超越领土框架为标志的全球化,突出了与“边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国家司法权、经济活动、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和政治经济治理等。目前,全球化进程已非常明显地冲击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传统的管理模式。其中,地域性最强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处于全球化影响和冲击的前沿地带。 准确地理解全球化与人类社会几百年来不断呈水平式国际化发展的历史相比,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向垂直式纵深方向发展的进程,其深刻之处在于它所包涵的民族间、国家间、社会间和文化间的渗透性和全面的高强度的相互依存性。我们可以从对全球化的社会学和经济分析中准确地理解它的深刻性。任何事情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印记,对空间的组织和利用,既界定了时代特征和社会关系,也为取得权力提供了关键的条件,如资本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内自由流动,使得资本的所

有者拥有了决定性的优势,而工人由于流动性受限制则获利甚少。同样,时间也代表着价值和权力的源泉,投资的获益时间对投资者和引资者的利益与政策均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里,起作用的问题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今天,技术的进步“无疑 大大地压缩了时间- 空间的方程式” ,即缩短了穿过同一距离所需要的时间。尽管受到难以逾越的空间距离的制约,但时间已不再是决定性的障碍,而非物质交流则基本上不存在空间与时间的分离问题。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与结合,创造出了一个缩小了和高度流动了的世界,不论身居何处,不论属于何种地域性约束的共同体,人们都已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了解到各种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发展进程,同步地产生相互间的作用与影响,也可以建立起密切的和深刻的社会关系,甚至组成共同体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逐步地具有了全球治理委员会所提出的“天涯若比邻”的感受,提高了“全球意识”,从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谈论全球命运,关注全球事务与个人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罗伯特森指出,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的显现,就是认识到我们都参与到了全球网络的互动之中, “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现象,由它推动着跨国界的经济一体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强化程 度” 。 全球化的经济属于一种生产、交换和消费逐渐与距离和疆界的地理范畴相脱离的新型世界经济。第一,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化。跨国公司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技术的进步而在全球范围内灵活地组织生产被认作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但更为重要的是应看到跨国公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现代农村，经济权力网路的合法化 P4权力，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成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 P9“权力的文化网路”中的“文化”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 P25国家经纪：营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 P54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P63在国家力图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是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 P181乡村精英逃离村中公职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得自这一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而这一公职所带来的麻烦却越来越多，这主要表现为在分派和征收摊款之上。 P206 在1900年（新旧世纪之交）前后，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我将这一框架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尽管源自各种组织形式的象征及机构资源被编织进文化网络中的正统权威机构，但乡村社会中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权威则体现在宗教和宗族组织之中。 P211乡村中的政治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营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营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营利型经纪所代替，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1.《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第二章提出在清末社会中的经济统治包括两类：保护型经济统治与营利型经济统治。第三章以研究地方政权出发，发现在现代化、官僚化政权过程中习惯性偏爱某些社会精英进行对地方政权的扩大的同时，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其实，实际上在“现代化”的外衣下进行的基层精英统治，阻碍了实现国家权力的真正扩张。第四章和第五章印证了国家政权建设逐渐放弃破坏了文化网络中的一些部分。作者认为宗族和宗教是文化网络中很重要的因素。在宗教型村庄中领导体系通过宗教组织表现，在宗族型村庄当中，村工会从适当的宗族中挑选与己类似的乡绅充任自己的接替者。但是乡村宗教的类型分为四种村中的自愿组织、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以村为单位的非志愿组织、超出村界的非自愿组织，第一、三种组织在村务扩大的过程中吗，慢慢陷于消亡，但是第二、四由于具有特定的超村界性，其一些组织却得到了保护甚至发展。第六章表明乡村精英们在国家政权深入、战乱以及经济条件恶化等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在政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第七章随着划定村界、稳定税源，超村界的乡村社会在部落保护型经纪的条件下得以充足。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即使领袖来自村落内部，他也很难说服外村人缴纳税款。这从某种意义上证明，现代化的过程，最终并没有建立新的不依靠文化网络进行统治的渠道。第八章重点又对这一结论展开了论述。 1.3. 主要观点：“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欧洲的民主国家的出现先于民族的形成。与欧洲情况不同，20世纪时“中国政权建设”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在20世纪初，反帝民族情绪使满清政权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向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政权扩张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和表现

文化、权力与国家_读书报告

从研究方法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李克军（文法学院行政管理111 学号06） 【摘要】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蛮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例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华北农村掠夺型经纪村界 【作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术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其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已于2003年面世。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西方入侵的时势中不断延伸入中国的乡村基层。冷水沟、石门镇、吴店、侯家营、后夏寨、寺北柴这六个乡村的典型事例阐述“权力的文化网络”①和“国家的政权建设”②。 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多样联系，在对乡村进行研究工作时，必然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沟通在一起。明确研究的方向，杜赞奇在书中对农村的种种变化围绕“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中心概念为目标，对流个农村中的民俗与民族、宗族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分析历史变迁对社会农村的影响时，作者引入了不同的理论，他同时接受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②，在研究中寻找华北农村自身发展的规律。 时间是明确的。作者选取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她在研究中缩小了时间范围，更能深入的了解农村的现实状况。不同的时期，华北农村的权力结构会发生些许变化，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代表的改革。农村的政治选举往往是族中的 ①权力的文化网络：乡村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影响乡村公共权力施展的。 ②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证券的官僚化、渗透花、分化以及对下层的巩固控制。 ②书中第221页说明。

文化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研究

文化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研究 随着知识和信息日益成为决定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文化逐 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权力要素,当代社会的消费话 语和政治表述都呈现出愈加明显的符号象征性。以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文化化”为表征的“文化政治”的发展,使得民族国家不得不 关注文化领域的非制度性因素对政治和权力的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逐步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文化领域蔓延的当代世界,如何从自身文化 传承和发展的角度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间交流与冲突进行审视和 思考,是关系到当代民族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无论 是传承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认同,还是促进文化创新、扩大文化影响,都离不开对民族国家成员文化身份的塑造。塑造自觉、自信的民族国家成员文化主体身份是“文化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文化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研究正是基于对这一现实背景的深刻体认 而展开的。文化公民身份理论在吸取文化政治理论资源,尤其是文化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公民身份理 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在公民身份理论整合重构的基础上,伴随公 民身份理论的文化转向和公民身份认同研究兴起而成显学。通过梳理文化观念的变迁并确立对文化的恰当理解方式,文化公民身份从内涵、外延、深度等方面扩展了传统公民身份的含义,呈现出自身的概念轮廓——文化公民身份指的是处于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某一文化主体,基 于一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文化权利,以及文化传承、文化交往和文 化创造等文化责任,经由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实践形成一种公共民主文

化,并由此产生认同和归属的文化自觉过程。其中,主体、权利、责任和认同构成了文化公民身份的要素。文化公民身份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文化民主化进程中与完整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文化权利、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责任与公共文化空间、边缘群体的认同诉求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重塑四个理论维度。文化公民身份试图通过探索从文化政治、文化自觉到文化创造的当代文化与社会互动模式,为处于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危机中的当代民族国家提供一种认同建 构方案。国家认同的当代困境源于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矛盾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交织激化。在民族与国家的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基于民族身份的民族爱国主义和基于公民身份的宪法爱国主义两种逻辑向度,造成了国家认同的内在张力,主要体现在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当代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主义等发展趋势,使得民族国家面临威权的弱化、文化的混合多元化和共同文化“元叙事”的瓦解等问题,国家认同的内在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全球化时代的认同困境促使民族国家寻求更具多元凝聚力和差异包容性的新的社会纽带来重构国家 认同。文化公民身份对于民族国家认同重构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对民族国家认同中存在的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等矛盾的调和,另一方面在于它对当代民族国家认同困境的破解：首先,通过强调国家层面的文化公民身份主体地位, 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巩固国家文化权力；其次,通过文化公民身份纽带搭建公共话语框架,以“商谈原则”和“重叠共识”促进多元

积极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发展

积极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发展 安·玛丽·佛罗博格1 导言 1．1积极的权利 “积极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发展”这一主题可以被理解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要求国家（可能还有非国家行动者）采取非常积极的行动以实现发展目的。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例如，获得适当的工作环境这一权利的实现，对国家的要求不仅仅是立法。为有效地实现这一特定权利，国家必须建立起劳动巡视员制度以有效地监控不同工作场所对有关工作条件规定的遵守情况。雇主有时需要采取一些成本较高的措施以确保其工人的工作环境是安全的、健康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都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关于工会权利的核心内容，就是“消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一个例子。无论是国家还是商业实体，都没有必要为了保证工人们有组建和参加工会的权利而采取积极的行动。简要地说，对于工会的建立，国家和商业实体“只”需要对其表示尊重即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既包括需要采取措施的积极成分，也包括那些不应当被全部视为“积极权利”的消极成分2。 即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被认为是非常昂贵的，仍然应当考虑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潜在利益。适当的工作环境有助于培养健康的、有责任心的劳动力，而这一点从长期来看，又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并有可能使国内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对于商业实体而言，其尊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短期收益是能够避免形形 1 ?bo Akademi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 2Allan Rosas 和Martin Scheinin的《人权的种类和受益人》，载于Raija Hanski 和Markku Suksi 的《国际人权保护简介：一本教科书》（Turku/?bo：?bo Akademi 大学，人权学院，1999年），第49-62页（详见第53页）。一般评论3：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国家当事人的义务性质（的评论），第五次会议（1990年），载于联合国文件HRI/GEN/1/Rev.6，第14-17页（详见第15页第5段）。另见一般评论9：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公约的国内应用（的评论），第十九次会议（1998年），载于联合国文件E/C.12/1998/24，第10段。Magdalena Sepúlveda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义务的性

文化、权力与国家的读书笔记

国家政权建设权利的文化网络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 经纪：1保护型，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害，乡村共同体 2、赢利型，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 国家政权的扩张应提高效益，否侧会出现内卷化。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时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 村庙是赏善惩恶的最高权威，这也是世俗组织借助于宗教势力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乡村，血缘和经济状况是选择领导人的主要标准。掌权人往往出自富裕之家，富 有几乎成为掌权人的先决条件。但是，作为一个保护人，除富有之外，他必须担当起下列某种社会责任：像乡村郎中那样治病救人、向村中宗教活动捐款、调解争端、介绍村民与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联系等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国家权力的渗透不仅迫使村庄建立起自己的财政体系，使它成为村政的中心，而且创造出不同的摊款方式，使属于哪个村庄对农民来讲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村民关系的变化并影响到村际关系。） 并探讨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摊款和农村（新式保护性政权首要的任务 村内人村庄成为征税和被征税的对象临时摊派，没有客观标准（固定村界的首要目的是稳定国家收入，“村有定地”不仅便利于征收摊款（不论以何种方式）的短期目标，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权力的长远规划。 向村界内所有耕地征税可以减轻户口众多而比较贫穷村庄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不顾一村承受能力而摊款所引起的矛盾。 看青苗会，村界于乡村社区村内互相监视 乡村内聚性本质是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家长代表 由自农耕成员组成的村庄，对新成员要求高，而且有较强的村组织 具有紧密关系的乡村共同体（长期以来，对乡村社区的定义五花八门。一方面，乡村被说成是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的内聚团体，即日本学者所谓的“共同体”）社会合作社会历史因素村政权的正规化来自政权内卷化的压力 划定村界，稳定税源 划定村界，稳定税源，可能会加强村落内部保护型经纪关系，但我们已经看到，即使领袖来自村落内部，他也很难说服村外人交纳税款。如果村政由赢利型经纪把持，则加强公共组织及关系的效果会更差。在这种情况下，村领袖与村社会脱节，其权威性不会因划定村界、稳定税源而加强。

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解读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解读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摘要】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学者们提供了观察不同文化差异的坐标尺度，使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文化维度来了解各国的文化差异，从而更好地处理文化冲突，冲破文化障碍，达到平等交流。本文就霍夫斯泰德的五个文化维度出发，探讨了各维度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实际应用，表明了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及如何运用文化维度理论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文化维度；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 一.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 荷兰文化学、管理学学者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迄今为止在跨文化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文化维度，就是从国家的层次角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标准。1980年霍夫斯泰德出版的著作《文化的影响力：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中写到：文化是“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能将不同群体或类别的成员区别开来的集体模式”。他主要从国家的层面而不是个体的层面进行研究，尽管某一社会中个体的性格千差万别，但从国家层面而言，总有一些共同的、持久的性格特点，也就是群体心理。群体心理之所以有差异性，是因为人们接受不同的教育，处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而思维模式确定了行为模式，这种差异便产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夫斯泰德又重复了10年前的研究，这次包括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此次的研究中，霍夫斯泰德采纳了彭麦克等学者对此理论的补充研究，加入了对中国的研究，总结出文化的五个维度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刚性/柔性倾向和长期观/短期观。文化维度理论的提出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为人们提供了了解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坐标系，使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文化维度来正确认识不同的国家，了解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更好地为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文化维度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 1.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人们对社会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权力距离小（程度低）的国家对等级制度的态度是：认为每个人应有同等的权力，等级是为了便利而建立的，有权和无权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和谐。例如，美国人更注重个人能力的追求。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由于历史的影响，政治体制的关系，十分注重权力和约束力。这些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对待等级的态度是认为等级就是一种划分，掌权者享有特权。这些国家在对待等级顺序时认为等级应该有严格的顺序，权力所有者应该最大程度地表现权力。例如中国、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十分注重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尤其是在人与人交往时都必然要受到各自的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 :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 :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精心力作。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