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后感

读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在探求其心智的源头和演变，观山河所以存，观生民所以养。无数的生命走过他们自己的轨迹，汇成文化的大海。这每一条的轨迹都与我的生命有关。个体生命会消融，而他的影响已留在周围人的生命里，记载在史书里，熔铸在历史遗迹里，遗落在他曾如此热情地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上。这种影响在无限广阔的时空里传播、增长广大，在冥冥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仁人志士的产生，往往是受了前人的影响。翻开一本发黄的史书，不觉入胜，我祖先之中，竟有如此伟大之人格生活于此土地之上，从而立志奋发，会聚群英，内成就一代豪杰，外开历史之新篇章。对真理的追寻通过历史薪火相传。一个民族真正的进步也常来自于对其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失去了历史的坐标系，发展就失去的方向。

读《史记》的前四篇本纪，荡气回肠，浩然大公，如《周易》中乾坤二卦，统领六十四卦，而有一种立于源头俯瞰变化的超越感。这四篇本纪描述了一个恢宏的上古世界，充溢着人文精神，纯朴的先民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勉开创了后代历史的基业。德行是这里最高的标准，对崇高精神境界的仰望，对至善的探讨追寻，为民族的付出，对生命的尊重构成了先民的精神世界。

我们会怀疑，这样一个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吗？尤其是近代以来，遗古派的思潮开始出现，但这并不妨碍这四篇本纪对先民精神面貌的展现。且不论《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已多被考古发掘及文献考据证实，对于其中无法证实的一部份，《史记》的文字即使不准确也可由之作模糊的推断。我们不妨引入“文化的真实性”这一概念，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许有误，也许这一故事为后人层累式的构造，但恰恰是这一构造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世界的看法。尧舜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而其作为中华文明德行的楷模、人文精神的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尧舜也许是假，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却是真，是无数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对人性的呼唤。因此尧舜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与此相关的众多仁人志士的终生付出及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是无法被考古发现所消解的。因此尧舜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不是这样两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我们可以说，每个以尧舜为精神楷模而追寻理想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都是尧舜的化身，是这个“文化的尧舜”的一部份。尧舜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潮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符号。个每个文明传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许多

现象只有从这一民族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自家人说自家话才最亲切有味，若讲外乡话则显别扭。如理解中国历史，首先应了解的就是儒家的史学传统并佛教和道教对看历史的维度。

更进一步，任何对历史的判断都基于一定的文化立场，如现在我们的立场就常是科学的立场，但科学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会不断变化，也只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至少不能以之取代人文之纬度。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的总合，楼于烈先生将其分成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四个侧面。文化基于一群特定的人的生命体验，即非为所有人所体验到，亦非一种永不更改的体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印度教徒，他们对历史的看法都带有自己文化的特点。如果承认个体生命体验的平等性，也应承认文化的平等性。

承认此平等性之后，才能展开文明的对话。对话本身没有固定的答案，是一种现象，一种生命体验，双方在对话中互相学习，完善着自己。这种对话是可能的，因为没有永恒不变的某种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自身都在不断调整、进步。从历史上看，这种对话恰恰是进步的源动力。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

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

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

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

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

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

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

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

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

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

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在浩瀚如烟的中华古典名著中，历史著作无疑是最璀璨的明珠。历史记录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正因为如此才给我们留下了中华民族几

千年生息，发展的清晰脉络，也留下了一部部浸透着古人的心血和智慧的历史典籍。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被列为“二十四史的开篇之作。我在假期学习之余，通览了《史记》收获不少，读了它仿佛自己置身其中，从夏开始到汉朝，历史事件人物都历历在目。通过这本书我看到了繁荣的唐朝、残暴的秦始皇、崇武的汉武帝……我仿佛真的看到了皇宫的真奇异宝，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销烟、汉武帝挥兵抗击匈奴的战争场面；有的看着令人心旷神怡《史记》，有的看着令人神情紧张，有的看着令人无可奈何……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由于它能够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历史面貌，人们一直誉之为“实录”，称赞作者“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历史的写作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爱憎，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使之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美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鲁迅所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恰当地指出《史记》这一特点。描写紧张斗争的场面，让人物在具体矛盾斗争的冲突中，各自表现他们的优点和弱点，这是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在《项羽本纪》中，作者连续写了项羽杀宋义救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一系列紧张斗争的场面，使项羽的形象更加丰满。特别是垓下之战，写项羽在汉军数重包围之中，慷慨别姬，溃围、斩将、刈旗、□目叱汉将、以头赠故人，虽然形势危殆，仍然那样豪迈而从容。这些激烈场面的描写，成功地展现了一位末路英雄的悲壮形象，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的描写，也是运用紧张场面表现人物性格的很好的例子。其中项羽是我最爱的之一。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
上面这个小故事说明的好学和目光的远大，虽然是悲剧式的英雄。他勇猛善战，叱咤风云，显赫一时，在击败秦军，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我觉的《项羽本

纪》是《史记》传记中最精彩的一篇，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它犹如一幅逼真传神的英雄肖像画，色彩鲜明；又像一张秦汉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图，错综有序。通篇文章气势磅礴，情节起伏，场面壮阔，脉络清楚，疏密相间，语言生动，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不朽佳作。文中破釜沉舟、鸿门宴、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等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历代传诵。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他因为李陵辩解被刘彻定为死罪，但他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羽毛”，但他想到了父亲的遗命，想到了毕生的使命还未完成，他不能就此去死；那么只剩最后一条路——接受宫刑。这可是奇耻大辱，过去说，“刑不上大夫”，更何况是宫刑呢！但为了事业，司马迁忍辱偷生。出狱以后，刘彻还封他为“中书令”，名义上比“太史令”职务要高，可却是宦官担任的啊！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司马迁把这一切都忍受了下来。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史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懂得了一些历史典故，知道一些历史事件发生背景、过程以及对当时社会带来的深刻历史影响。司马迁的博学、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

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统计，仅现存的元杂剧中，就有十六种是取材于《史记》的，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在阅读《史记》之时，有如穿越时空，遥望古老中国的风雨。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主要凭借着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也有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使它充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然而读着《史记》，你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

——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
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著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的越深刻，越能通过《史记》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那些人，那些事，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曾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但他们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们将化为炎黄子孙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皆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在历史的长河留下自己的影子，也许这也是一种荣耀吧。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泱泱华夏，汤汤九州。江山多娇，才子倍出。千载风骚各领，星光璀璨；唯太史公独立，灼灼其华。《史记》一出，谁与争锋？传人千百，叙事千万，记年千百，开万代之先河，立史家之丰碑。诚俾后生之仰也。
余每每读之，无不感中华之精深博广，叹古人之慷慨风流。读史读人，实品其内蕴也。尝开卷而阅，则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嘲其使江山社稷覆于美人盈盈一笑间；恨商纣王之昏庸残暴，惨死于炮烙之刑者冤魂无数。余亦敬三闾大夫之“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敬其洁身自好，虽陷于泥沼而纤尘不染；仰陈涉之大义、凛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登高一呼，千年光阴不灭，犹自振聋发聩；赞张骞之坚毅无畏，出使西域，一十三年，终拓丝绸之路；叹苏武之坚忍不屈，风雪冰霜，塞外苦寒，皆难使之屈服，赤诚之心，天地可鉴！
…………
然独西楚霸王，余以其为一世之雄矣！
时直秦末，天下反抗者揭竿而起。时事造英雄。刘邦项羽，亦应运而出。
余尝疑之：本纪一卷十二篇，记于内者皆帝王之属，项羽以一武将，安能收于“本纪”焉？阅后方知，“英雄”一称，舍君其谁？
何谓“英雄”？不为名利所趋，无谓清贵贫富，所求者不过“正义”二言。夫籍起兵反秦，所为者实乃芸芸众生，安平天下，岂非求正义乎？破釜沉舟，胆识过人，岂非“霸气”乎？楚河汉界，两地交战，经久不息。鸿门

一宴，鸿沟之约，刘邦违而项羽守，岂非信义者乎？四面楚歌，突围乌江，乌江亭长请渡，再待卷土重来，然项羽何人？谓英雄者，其必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焉能苟且偷生？” 垓下自刎，此非全霸王之悲情，全英雄之壮烈者乎？刘邦虽胜，胜之不武。背约弃信，终为不齿。纵有歌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难掩昔日之过。而后鸟尽弓藏，唯权势小人可称之也。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乌骓悲鸣，寒鸦咽咽，江水静默，残阳如血。乱世枭雄，恨遗千古。此乃千古之悲怆哉！然司马公以籍为帝王之属而录于“本纪”中，余每读于此，不亦快哉！
于是诗曰：
杯中明月照八荒， 一饮乾坤胸中藏。
谁布群星排棋阵， 分坐银汉决霸王！
“观今宜鉴古”，说文话《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多年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但是垂之不朽的史学巨着，而且是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着。
灯下，细细品读中国古代史学之父--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仿佛闯进了书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及 “列传”。那悠远而真实的历史事件一幕幕清晰而生动地展现在眼前……
“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从而开创了史学的先河，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江湖恩仇的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

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如同是一部英雄史诗。
名岂文章着？司马迁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一位史官的责任和良知，获得了古今中外的赞誉。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言：只要一翻开《史记》，我们便可以走上 “凡人怀古”和“忧乐华章”之路，领悟各种知识的领域，无论是美妙的歌、燃烧的希望、灵魂的欢呼、神奇的故事、哲人的对话，以至从远古的传播来的声音，我们在这里都能真切感受到。
司马迁这位东方史坛的哲人以《史记》中蕴藏着的科学性与人民性，在世界历史学里称之为“史学之光”。到《史记》里来沐浴这光芒的人，都是身居仙境的“史学之子”。由此可见，司马迁是多么忠诚历史，又是多么希望人们到《史记》里接受“史学之光”的照耀和爱抚。让我们牢记这位伟大的“酿蜜工”的箴言，到《史记》这个大海里去畅游吧。
一遍遍读罢《史记》，耳边又响起温家宝总理的 “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良心” 、“公平公正比太阳更光辉”的至理名言。是呀，《史记》是一面镜子，它是“公平公正”最真实的记录。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史为今用，以史为鉴。
先讲项羽和刘邦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都很仇视暴秦的统治，所以他们先后举义旗反对秦朝；二是他们都不好读书，项羽是“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刘邦是“好酒及色”，但他们都是不学有术，项羽擅长行军打仗，刘邦擅长用人，最终他们分别凭此成就霸业与帝业；第三点也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有强烈的征服天下、主宰天下的欲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们有很强的事业心，所以他们第一次见到秦始皇的车队时，项羽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发出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因此他们并肩作战先后成为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并终因一山不容二虎而进行了长达四年的生死搏杀。
再看他们两人的不同点：
一是出身不同，项羽出身名门，祖父是楚国名将项燕，因为楚怀王冤死于秦，天下人都很同情楚国，时人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而项燕作为楚国抵抗秦军的最后一个统帅，兵败被杀后，楚国的百

姓都很同情他。所以陈胜、吴广起义时，“诈称公子扶苏、项燕”，意指他们是扶苏、项燕部下，借扶苏、项燕的旗号来笼络天下人心，同时称其政权为张楚，意指张大楚国。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楚国、项氏的影响力，当项梁、项羽叔侄二人举义师时，响应者众，当时实力强于项氏叔侄的陈婴也率众前来投奔。因此项羽崛起相当迅速，短短三年时间就从默默无闻成为了西楚霸王，天下实际的主宰者。但也正因为出身高贵，项羽不屑于使用阴谋诡计，只喜欢大开大阖的厮杀攻伐；同时也喜欢别人奉承，鸿门宴上刘邦一服软，他就忘记了要杀刘邦的初衷而放掉了刘邦，终致养虎遗患；还有就是他不能受辱，项羽 “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但垓下一败，他觉得“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因此自刎于乌江。一代英雄就此悲壮落幕，为后人留下了“霸王之后，世无英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评论。反观刘邦， “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他父母均没有名字，他也只是有一个小名，出身实在不好。因此，刘邦的帝王之路是相当坎坷的，在此过程中多次遇险，因为他出身卑微，所以特别能忍受屈辱，项羽有一次跟刘邦说再不投降就烹其父亲，刘邦说出了如下最无赖的话：“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其忍辱负重的能力估计只有越王勾践能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刘邦在与项羽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他总能苟全性命，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帝业。
二是能力不同，项羽是“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同时其军事才能无人能望其项背，生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即使死后几年，也是威名犹在。彭越造反，刘邦率军亲征，看到彭越布的军阵与项羽生前所布相似，刘邦以为是霸王复生，吓得肝胆俱裂，这时项羽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而且刘邦是亲眼见过其尸首的，尚且如此惧怕，可见项羽生前对刘邦造成了多大的压力，也可以想见项羽的武功之盛达到了何等地步。而刘邦则是“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也就是说刘邦个人能力非但比不上项羽，连他自己的手下也多有不如，但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会用人，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