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人生 十三、与苏轼有关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十三、与苏轼有关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这里介绍了哲宗的孟皇后、车盖亭诗案、苏轼与前商洛令章惇、“乌台诗案”、苏轼与宿州、苏轼与保密工作、苏轼与欧阳修相聚于颍州、苏轼与王安石相会与江宁，以及与苏轼有关的一些人物：范镇、张方平、陈希亮、杨绘、郑侠、曾公亮、富弼、赵汴、唐介、陈襄、刘恕、吕惠卿、曾布。
附录一：哲宗的孟皇后
宋元祐皇后，昭慈圣献皇后孟氏，是哲宗的皇后，太皇太后高氏和哲宗嫡母皇太后向氏(钦圣宪肃皇后)都很喜爱她，教给她宫中礼仪。
哲宗赵煦绍圣三年(1096)，孟氏所生之女福庆公主重病，药石罔效，孟氏之姐持道家治病符水入宫医治。由于符水之事向来为宫中禁忌，孟氏大惊失色，命将符水藏之，等到哲宗到时，再一一说明原委，本来哲宗也认为是人之常情，并不怪罪。不料于公主病逝后，孟氏养母燕夫人等人为孟氏及公主祈福，此事正落人口实。得到哲宗专宠的刘婕妤趁此机会，将前后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在哲宗面前搬弄是非，说孟皇后这是在诅咒皇帝。哲宗听说后也开始怀疑起来，命梁从政、苏珪调查此案。在宰相章惇和刘婕妤的授意下，他们逮捕了皇后左右侍女及宦官数十人，并将这些人刑求逼供，史载“搒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太监、宫女们不愿诬蔑孟皇后，个个被打得体无完肤，割舌断肢者不在少数。最后，梁从政等人不得不伪造供词，才让哲宗相信孟皇后图谋不轨。其后位于是被废，将她安置在被废妃嫔出家所居的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由于当时北宋新旧党争正烈，孟氏是支持旧党的高太皇太后与向太后所立，高太皇太后去世后不久，哲宗亲政，欲极力摆脱这位祖母的阴影，改而支持新党，提拔新党的章惇做宰相，章惇也支持哲宗宠爱的刘婕妤，有废孟氏后位之图，遂酿成了这件冤狱。
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哲宗病逝，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徽宗。旧党在向太后的支持下重新抬头，孟氏时来运转，遂被复位，因其封后于哲宗赵煦元祐年间(1086～1094)，故被称为元祐皇后。
不料，次年(1101)向太后病逝，其后于崇宁元年(1102)又发生“元祐党人”事件，徽宗重新任用新党蔡京等人，贬谪旧党(元祐党人)，孟氏再受牵连，二度被废，重回瑶华宫，加赐“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之号，就这样过了20多年。
钦宗靖康初年，孟氏先因瑶华宫失火，移居延甯宫，后延甯宫又失火，出宫居住相国寺前之私宅。
靖康二年(1127)，金人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徽、钦二帝被掳，史称“靖康之祸”。当时六宫有位号者都随徽、钦二帝北迁，只有孟氏因被废而幸运地留下。由于宋皇室唯一的漏网之鱼，康王赵构远在济州(今中国山东巨野县)，于是被金人立为楚帝的张邦昌接受吕好问建议，迎接孟氏入居延福宫，上尊号为“宋太后”，接受百官朝拜，但有人以这是张邦昌依宋太祖赵匡胤篡后周以后，尊后周的符太后为周太后，并迎入西宫居住的往例，认为张邦昌仍有代宋自立的野心。后来大臣胡舜陟、马伸又上书，政事应取得太后之命令才能决定，张邦昌不得已，乃恢复孟氏元祐皇后的尊号，并请其垂帘听政。
稍后，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是为高宗，元祐皇后撤帘不再听政，并被尊为元祐太后。不久，因“元”字犯其祖父孟元的名讳，再改为隆祐太后。
由于汴京已不可守，孟氏遂随高宗南渡至杭州。建炎三年(1129)，苗傅、刘正彦兵变，高宗赵构迫退位，由年仅3岁的皇太子赵旉(fū)继位，赵旉就是宋简宗、正安帝。因乱军所逼，孟氏再度垂帘听政。孟氏曲加慰抚苗傅等人，并召韩世忠之妻梁红玉，勉令韩世忠速来勤王。后来，乱事平定，再度撤帘。
当初汴京城破，宋皇室几乎全数被俘北迁，孟氏与高宗是极少数幸免者，在绍兴十二年
(1142)，高宗生母韦太后自金国放归以前，孟氏一直是当时宋室母仪之代表。高宗南渡不久，金人复南侵，于是高宗乘船入海，孟氏则是向江西逃亡，金人一再追击，孟氏随行兵众溃散，甚至到了要以农人抬轿的窘境。高宗知道孟氏处境后即谓“朕初不识太后，自迎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爱朕不啻己出。今在数千里外，兵马惊扰，当亟奉迎，以惬朕朝夕慕念之意。”因此派人迎至高宗行宫所在。
孟氏性情恭谨，没有什么不好的事见闻于朝廷。又喜欢饮酒，高宗认为越酒不好喝，命人另外再买甜酒，孟氏就差人去付帐，不曾强取而不付酒钱。在宫中曾觉头晕目眩，有宫人自称会用符水治病，孟氏想起了年轻时的遭遇，马上命令将这个宫人赶出宫外。
绍兴元年(1131)，孟氏去世，谥“昭慈献烈皇后”，葬于会稽县上皇村。绍兴三年(1133)，改谥“昭慈圣献皇后”。
附录二：车盖亭诗案
新党重臣蔡确(字持正，1037～1093，王安石荐确，徙为三班主簿)。因到车盖亭诗案爆发贬死岭南，党争越发激烈。
神宗赵顼元丰五年(1082)，任相。
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启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祐。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王安石死后，蔡确于元祐二年(1087)始罢为观文殿学士、出知陈州，蔡确的右相职位被吕公著替代，累官御史中丞。元祐元年(1086)，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心辅政，务一切持正。光疾革(jíjí，病情危急。郑玄注：“革，急也。”)以国事托之，独当国三年。辞位，卒，封申国公，谥“正献”。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人，吕夷简之子。
哲宗赵煦元祐二年(1087)，坐弟硕(蔡硕，英宗赵曙治平二年进士，招权纳贿)事夺职，徙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又徙邓州。
初，神宗疾革，王珪议建储事，确与同列(同僚)皆在侧，知状。确自见得罪于世，阴与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谋，谓珪实怀异意，赖己拥护，故不得逞。确奉使陵下，韩缜(韩绛弟)白发其端(韩缜告发他)，事浸籍籍。既失势，愈怨望，恕又益为往来造言，识者以为忧，未有以发也(没有弹劾他)。
哲宗赵煦元祐二年(1087)，确在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
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知汉阳军吴处厚指新党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所作诗中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皇太后，诬为讪谤。旧党梁焘、刘安世等赞成此说。蔡确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3)，死于贬所。宣仁高太皇太后曾对大臣说：“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她还说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此案是新党构造“乌台诗案”以后，元祐党对新党的一次如出一辙的整治打击。如果说“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尚有文字证据的话，此案根本就是诬陷和捕风捉影。而且此案迫害程度更深，株连受害的人数众多，打击面广。
蔡确为吕惠卿、章惇罢贬之後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人物。蔡确有才能，但重用酷吏撕裂社会。抓吕公著、苏颂(北宋政治家、外交家、天文学家、药物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字子容，1020～1101，1042年和王安石同榜考中进士。1092年，被拜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是右宰相的官位，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苏轼下狱，以权谋打击对手，失势後遭报复。车盖亭诗案是党争之案。
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四月十一日，就在赴任杭州之前，苏轼却主动给朝廷上了一个《论行遣蔡确札子》，提出一个处理蔡确的荒诞方案，苏轼希望由皇帝出面制狱审理蔡确，然后再由宣仁高太皇太后出面赦免，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双簧演出。作为10年前“乌台诗案”
的过来人，更作为当代大诗人，苏轼当然知道蔡确的10首《夏日登车盖亭》诗中，根本没有吴处厚与“元祐党人”所指控的内容，但他又不愿白白放过政敌，希望蔡确也尝尝10年前自己在乌台监狱中那种生死不测、惶恐无助的滋味，尤其是这个载于《苏轼文集》中的“札子”，因“出入之故”苏轼完全有理由不上，这就使后人看到，在政治的残酷倾轧中，苏轼纯良的人格也难免扭曲变形。
蔡确被贬岭南新州，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另外就是一只鹦鹉。每当蔡确想呼唤琵琶的时候，只要敲一下手里的茶杯，鹦鹉就会呼唤“琵琶”。不久琵琶得瘟疫而死，蔡确从此再没敲过茶杯。一天，蔡确因事误敲茶杯，鹦鹉闻声又唤“琵琶”，蔡确触景伤情，大感悲怆，当即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历史就是这样富有幽默感：到杭州当市长的苏轼，到“绍圣时期(1094～1098)”也被政敌贬到岭南儋州，也只有爱妾朝云跟随，不久朝云也死于难产；不同之处在于，琵琶死后，蔡确郁郁成疾，在新州四年之后便殒命岭南。而坡公天性豁达乐观，能够渡过坎坷岁月从岭南返回，虽然没能走到朝廷，只走到途中的常州便撒手而去。
《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
一、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三、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四、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六、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八、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九、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十、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因知汉阳军吴处厚和蔡确有旧怨，于是抓住了机会，随意曲解，无限上纲，上奏朝廷。指出：第二首之笑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第五首是讽刺朝廷启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第八首喻国运必生大变；第九首诬蔑当今太后，比拟武则天；第十首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朝廷也有一帮人随声附和，落井下石，高太皇太后将其贬斥到岭南新州。
附录三：苏轼与前商洛令章惇
章惇，章俞子。章俞者郇国公之族子也，早岁不自拘检，侍女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产之时，杨氏欲不举，杨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贮水，缄置其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雇乳者谨视之。既长登第。
苏轼与前商洛令章惇(字子厚，1035～1105)初识于凤翔，交情甚厚，二人相携，遍游周至名山胜水，且留下了不少佳咏名篇。他在一则《游记》中写道：“章子厚自长安来终南会轼，而西还岐下，因同游南山。轼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如始至也！”可见，其时苏轼正在楼观酣游，才让章子厚觅踪访至的。神奇的古楼观，招惹得苏轼连续三年三到斯地，且再游时，又“其乐如始至也！”须知，苏轼自仁宗赵祯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赴任凤翔府，至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还朝转官，其间总共仅有三年啊！
章惇尝与苏轼同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子厚推轼下潭书壁，轼不敢。子厚履险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轼拊其背曰：“子厚异日得士，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苏轼和章惇，二人向来交好，但后来章惇独相的时候，苏轼命运有些悲催，这让人生疑。何时交恶？历史记载有些说不清。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新党当国，李定欲以“乌台诗案”陷苏轼于死地，章惇对苏轼多有援手，且苏轼贬黄州时，两人有书信往来，可见此时两人友情仍在。那么就往后才有可能。
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哲宗继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北宋宣仁皇太后高氏，小名滔滔，英宗赵曙的皇后(与英宗同年)，神宗赵顼的母亲，哲宗的祖母。曾祖高琼，祖父高难度继勋。她也是曹彬的外曾孙女(仁宗后曹氏，是宋大将曹彬的孙女)。母曹氏，系仁宗赵祯慈圣光献皇后之姐。高太皇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信任保守派旧党的大官司马光。尽管如此，高滔滔在政治上的才能还是被人誉为“女中尧舜”。)。虽然旧党中坚吕公著、范纯仁、苏轼等皆反对，但司马光还是尽罢新法，且此后对新党的打压非常猛，完全不同于王安石当政时候对旧党的态度。那时的旧党虽然被逐出朝堂，但元勋重臣要么西京(即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留守、要么判知南京(今河南商丘)等大府，待遇不错。
所以，苏轼与章惇两人的交恶可能就发生在高滔滔垂帘时期。
从历史记载上看，章惇这几年被攻击很猛，惶惶内惧，所以他力求宫观使赋闲在家。(宫观使即食祠禄，按例是给宦官、皇族、贬斥大臣、重臣致仕等。)而从章惇的性格上看，此人几乎可以算是江湖人物之秉性，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那种。以我的理解，他心里思维估计是“你和我是朋友，所以你落难时我肯定帮你。但我有难时你也必须帮我，不帮，非但朋友没得做，而且我要报复你。”
所以，苏轼这几年没出手帮章惇，估计是惹来章惇怨恨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看得书少，没看到其他资料的缘故。至于所谓邵伯温之类的记载。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苏轼命将不测。“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宰相王珪面见神宗赵顼，诬告苏轼大不敬。章惇不仅替苏轼开脱，还质问自己的顶头上司：“难道你要灭苏轼满门吗？”王珪推到舒亶身上。章惇骂道：“舒亶的吐沫星子，你也要吃下去吗？”何等义正词严！
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宣仁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苏轼连升三级，为翰林学士。章惇被贬知汝州，苏轼写信予以安慰，即此《致子厚宫使札》。归隐田园，正是我辈的理想生活，“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
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2)，哲宗亲政，改革派得势，章惇东山再起，疯狂报复，大小之臣，无一得免。他甚至劝哲宗将去世的司马光掘墓鞭尸。对知心朋友，整治得格外“细腻”。苏辙先贬汝州，后贬儋州。“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章惇的“恶作剧”。章惇不允许苏氏弟兄居官衙，不允许租民居，简直要让他们露宿街头。
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子厚看老友在逆境中仍能安稳快活，心中极为不爽，就再贬他到海南。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到了海南，照样其乐无穷。
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突然病逝。章惇坚决反对徽宗即位：“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徽宗登基，立即把章惇罢相，贬到雷州。
苏轼遇赦放还，情势逆转，传闻苏轼将拜相。章惇之子章援为苏轼门生，担心父亲遭到报复，向恩师写信求情，哀婉凄凉，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东坡读了，哈哈大笑：“好文章！有司马迁之风！”
东坡立刻回信：“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他还热心地为章惇提供在岭南的生活经验，并赠送海外新作《续养生论》，指导章惇“练气功”。
苏轼胸怀开阔，不念旧恶，覆书慰问，殷殷叮咛，授以岭南养生之道。苏轼不念旧恶，关心章惇困境，一笑泯恩仇，心胸令人敬服，苏、章高下立判。
苏东坡收到了章惇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恨意。《宋史》将章惇列入“奸臣”。苏轼则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东坡先生简直是笑口常开、肚大无边的弥勒佛下凡。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病逝于归途。“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次年六月，苏轼葬于汝州郊城县钓台乡嵩阳峨眉山。
四年后，章惇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
“墨禅”者当属谁？
章惇对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宋 黄伯思《东观余论》盛赞惇书：“虽精巧不迨唐，而笔势超越，意出褚(褚遂良)、薛(薛稷)上，暮年愈妙，一以魏晋诸贤为则，正者殊类逸少(王羲之)。”
有人说，章子厚日临《兰亭集序》一本。东坡听了，不以为然：“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无机心之人，方有无机心之书。可冠以“墨禅”者，乃苏轼而非章惇。黄庭坚说：“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哪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世人以“尚意”名宋代书风，言黄、米则可，言苏东坡则不可。东坡之书，一点一画，均从胸襟自然流淌出来，乃“尚心”——无心之心也！
苏东坡弟弟苏辙的第三个儿子，娶的是黄实的女儿，故称黄实先生为岳父。而黄实又是娶的章惇之女，他又称章惇为岳父，当然章、苏两家也就沾亲了。
章惇的书法只有《草堂寺题记》和《会稽尊侯帖》两份不过五十余字，但是仅凭这些还是能够彰显出章惇书法造诣上之深。
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章惇的《会稽帖》或称《会稽尊侯帖》，就是宋人信札的书法艺术珍品。
章惇死(1105)后王安石变法才彻底宣告失败(神宗赵顼死后已结束)！
附录四：“乌台诗案”章蔡谢表、李何舒咏桧诗、沈落井下石
神宗赵顼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文字狱。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神宗赵顼在年少的时候就有变法的志向。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方的政见不同，这不免让神宗赵顼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看准了这个机会，那么，拿谁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定苏轼呢？
苏轼有三个条件是具备的，第一，朝野上下名气较大，在当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他的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在他的身边经常会聚着一批文人学者，对于革新变法、朝政指指点点，发表一些反对的言论，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这批文人的一个主心骨。第二，诗文确实抨击新法，苏轼虽然这段时间一直做地方官，可他写了很多反对革新变法的诗文，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他距离朝廷的地方远，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
了，等于就把这喇叭给堵起来了。第三，重返朝廷跃跃欲试。神宗赵顼虽然很不满意苏轼的反对新法，可神宗赵顼对苏轼那是非常细致，连徐州抗洪抢险都得到了神宗赵顼的嘉奖，老百姓也对苏轼非常地称赞，一时间大有重新回到朝廷任官的趋势，这对于李定、舒亶等人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所以就准备拿他来开刀。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浙江吴兴)知州。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神宗赵顼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中丞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母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杭州纪事诗》中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的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赶到湖州，逮捕苏轼，即“乌台诗案”。目击者形容苏轼当时的场面时说：“顷刻之间，拉一知州，如驱犬鸡。”苏轼在调任湖州上表称谢的奏折中，发了几句牢骚。他说朝廷“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这些人，于是群起弹劾苏轼。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要求苏轼立刻启程，苏轼与家人告别，妻子王闰之非常伤心，苏轼还特意安慰说：之前宋真宗赵恒(998～1023)时，有一位隐者杨朴，能作诗，真宗召见，问能否作诗？杨说不能，真宗问：临行有人作诗送行否？杨说：只有老妻作了一绝：“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大笑，就放杨朴回去了。
注：何正臣，(约1039～1099或1100)，字君表，今江西省峡江县砚溪镇虹桥人。何若谷族弟，何昌言叔父。英宗赵曙治平四年(1067)进士(明隆庆《临江府志》卷一○)。神宗赵顼元丰元年(1078)，用荐为御史里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擢侍御史知杂事。四年，知审官东院、吏部侍郎。五年，出知潭州(同上书卷三二六)。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历知洪州、饶州、宣州。哲宗赵煦元符二年(1099)卒(同上书卷五○七)。《宋史》卷三二九有
传。
正臣自幼颖悟过人，誉为神童。庆历八年(1048)8岁时，应戊子童子科御前诵九经，皇赐授童子出身。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赴乙已童子科试，名列榜首，赐官将士郎，任湖口县(今江西湖口县)主簿。英宗赵曙治平三年(1066)赴丙午乡试，名列前五名，考中漕魁举人，任江东转运司。英宗赵曙治平四年(1067)赴未会试，考中进士。神宗赵顼熙宁二年(1069)任郡州(今河南安阳市)司法参军。神宗赵顼熙宁七年(1074)五月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军事判官。神宗赵顼元丰五年(1082)二月任官通知郎、宝文阁侍制，吏部侍郎。是年三月，任金殿诏命传胪。哲宗赵煦元符元年(1098)改任宣州(今安徽宣城县)知府。于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病逝，终年59岁。
舒亶(1041～1103)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今属浙江)人。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试礼部第一，即状元(进士及第)，授临海尉。神宗时，除神官院主簿，迁秦凤路提刑，提举两浙常平。后任监察御史里行，与李定同劾苏轼，是为“乌台诗案”。进知杂御史、判司农寺，拜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后为御史中丞。崇宁元年(1102)知南康军，京以开边功，由直龙图阁进待制，翌年卒，年六十三。《宋史》、《东都事略》有传。今存赵万里辑《舒学士词》一卷，存词50首。
舒亶是坚定的新党后辈，并非由王安石直擢超迁，而是为蜀人张商英所荐。自舒亶进入北宋政坛开始，新旧党变法之争已趋激烈。舒亶进入台谏以后，以忠直称。先是从严处理了郑侠、王安国(王安石之弟，曾巩之妹婿)案，有效扼止了保守派对熙宁新法的反攻。神宗赵顼元丰初，已经在贬的苏轼因讥讽朝政而被捕，在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主导下，开始对苏轼的羁押审问，是为“乌台诗案”。由于苏轼文名极盛，当时朝野即对此案展开广泛议论，如苏辙曾言苏轼何罪，“独以名太高”。后苏轼虽定罪坐实，但在舆论营救下特赦开释。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新党虽仍占上风，但神宗已对改革和改革派产生怀疑，进而对新党由支持转向利用。也正在这一时期，舒亶担任御史中丞，从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此时，新党与温和派之间，新党内部，已多分裂。神宗赵顼元丰四年(1081)，舒亶被人利用，卷入了攻击王珪的政治阴谋。神宗赵顼元丰末年，又主导了张商英案。
舒亶虽是新党，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人，也因此，在神宗赵顼元丰末期，他舍弃党派利益而劾张商英，而哲宗赵煦绍圣年间(1094～1098)他也没有回到权力核心。
宋史中舒亶见于奸臣传。其主要的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后者，是一部极不真实，充满了保守派的谎言的作品。在研读宋史这一部分记载时，读者要倍加小心。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神宗赵顼熙宁二年(1069)，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曩言，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封还制书，皆罢去。
御史陈荐疏：“定顷为泾县主簿，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尝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辩言，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曾公亮谓定当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论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罢两人，定亦不自安，蕲解职，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神宗赵顼元丰初，召拜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擿(tī，挑出，挑剔，指摘，指使，揭发，搜索，探，剖开，分，捶；zhì，搔，
挠；搔头，即簪子；古同“掷”，投掷zhāi，古同“摘”)其语以为侮慢。因论轼自神宗赵顼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逮赴台狱穷治，当会赦，论不已，窜之黄州。方定自鞫轼狱，势不可回。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乃奇才也。”俱不敢对。
请复六案纠察之职，并诸路监司皆得钩考，从之。彗出东方，求直言，太史谓有兵变，帝命宦者视卫士饮食。定言一饭不足市恩，适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议废明堂祀，帝以访定。定曰：“三岁一郊或明堂，祖宗以来，未之有改。谁为此言，愿治其妄。”帝曰：“听卿言足矣。”迁翰林学士。坐论府界养马事失实，罢知河阳，留守南京(今河南商丘)，召为户部侍郎。哲宗立，以龙图阁学士知青州，移江宁府。言者争暴其前过，又谪居滁州。哲宗赵煦元祐二年(1087)卒。
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一、“乌台诗案”的过程：
(一)由《湖州谢上表》开始。六月二十七日，何正臣率先在朝廷上发难，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大放厥词，愚弄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二)收集研究苏轼讽刺诗。七月二日，舒亶紧随其后，将苏轼在杭州出版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神宗皇帝，认为苏轼的诗文处处在讽刺新法，侮辱朝廷甚至神宗本人。陷苏轼于“大不敬”之罪。
1.讽刺新法诗
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攻击青苗法；《山村五绝》其四；
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是攻击盐业法；《山村五绝》其三；
比如《和述古冬日牡丹》：“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苏轼后来在御史狱中承认，这里的“化工”是指当时的执政大臣，“闲花”喻指老百姓。意思是执政者争新斗巧，花样翻新，新法多如牛毛，令百姓无从适从。
2.歪曲理解诗
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
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歪曲
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和韵答黄庭坚二首》：“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经?国风?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开汤村运盐河，雨中督役》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
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在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
3.捕风捉影诗
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王珪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桧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过的“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这咏桧诗就是一例。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三)四大“该杀之罪”。同一天，压轴戏由御史中丞李定主唱，他给苏轼定了四条“该杀之罪”，这临门一脚，绝然要把苏轼送上断头台。
第一该杀之罪，苏轼不学无术。
苏轼不学无术，不过偶然考中科举，滥竽充数，浪得虚名。
第二该杀之罪，苏轼谩骂朝廷。
苏轼面对朝廷圣上，口出狂言，傲慢无理，诽谤朝廷，影响很坏，弄得大家都知道。
第三该杀之罪，苏轼蛊惑人心。
苏轼所作诗文，蛊惑人心，影响了圣上对百官和百姓的教化。
第四该杀之罪，苏轼诋毁皇上。
苏轼诽谤皇帝，皇帝非常仁爱，宽容他，希望他自己悔过自新，不料变本加厉，毫不悔过。
(四)逮捕下御史台狱。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于八月十八日下御史台狱，即“乌台诗案”。
二、在“乌台诗案”中救助苏轼的人：
1.反对变法的退休大臣。反对派中的曾任参知政事、此时已经退休大臣，如张方平(三朝元老，苏家世交)，愤然草拟奏章，劝神宗爱惜“天下奇才”。
退休的宰相已经七十多岁的张方平，他跟苏轼他们家族关系也非常地密切，他给神宗赵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赦免苏轼，当地的官员不敢转呈这封信，张方平大怒，给他儿子说：他们胆小鬼，你去，直接把这交到国务院信访办去。他的儿子叫张恕，来到这个信访办的门外转了好几圈儿，他生性懦弱不敢去敲那个鼓，犹豫了很久，把信揣到口袋儿里边回家去了。大家不要叹气，换到是谁，都会考虑到这封信交上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父亲原来是个宰相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这封信交上去，可能他们家就会倾家荡产，跟苏轼一个下场。但是我们想都想不到，苏轼在事后是多么的感谢张恕，苏轼后来，案件结束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苏轼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连连地吐舌头，吓坏了，为什么呢？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一开头就是一句话：苏轼乃是天下之奇才。苏轼是很了解神宗
赵顼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当着神宗赵顼的面，说苏轼是天下奇才，奇才？杀的就是你这奇才。不但救不了苏轼的命，还会很快地断送了苏轼的性命。懦弱的张恕，无意当中救了苏轼。
2.革新派的退休大臣。革新派中的退休大臣王安石，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3.在职的中立派大臣。如宰相吴充等。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弥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4.后宫的势力。曹太皇太后等人，她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曹太皇太后(仁宗皇后)病势沉重，神宗赵顼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曹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面对来自各方面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神宗派人观察苏轼后，料定其心里没鬼，准备结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终审判决。苏轼因为“诽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通风报信的驸马王诜被撤销一切职务。苏辙也被贬官。另有牵扯到本案的两位大臣罚铜三十斤，二十位大臣罚铜二十斤，其他涉案人员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处分。
苏轼被拘押132天后，此案终于尘埃落定。
附录五：苏轼与宿州
苏轼与宿州结缘的纽带当首推汴河。隋炀帝于公元605年下令开挖通济渠，西起洛阳，东达洪泽。唐宋时期称汴水，成为当时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朝定都汴水之滨的汴梁，进一步加大了汴河漕运的流量，同时也加快了沿汴城镇的繁荣，宿州就是当时舟车交会、帆樯如林、商旅云集的重镇之一。苏轼一生迭宕起伏，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多次从汴河往返经宿州，与友人酬唱宴饮，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
苏轼笔下第一次提到宿州，是神宗赵顼熙宁十年(1077)四月，乘船到徐州赴任，途经宿州，教授刘泾写诗相赠，苏轼次韵答之，诗为《宿州次韵刘泾》：“我欲归休瑟渐希，舞雩(y ú，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一种祭祀)何日著春衣。多情白发三千丈，无用苍皮四十围。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其弟苏辙与之同行，也有答诗《次韵宿州教授刘泾见赠》。苏轼后来还邀请刘泾到徐州相聚，并写诗劝勉刘泾“吟诗莫作秋虫声”。
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萧县(宿州的)为徐州所辖。神宗赵顼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苏轼派人在萧县白土镇勘探发现煤矿，为淮北地区煤矿开采的发端。当时柴草奇缺，煤炭的发现，使徐州官民欢欣鼓舞，苏轼特赋诗《石炭(并引)》以记之。萧县有朱陈村，唐朝初年民情淳朴，安居乐业，白居易有《朱陈村》诗记其事。后人根据诗意画有《朱陈村嫁娶图》。苏轼从友人陈季常处看到这幅画，感叹因天灾重赋，朱陈村已经世风日下，民不聊生，远非画中所描绘的情景。于是提笔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可见苏轼深为农民负担沉重、官吏作风粗暴而忧心。
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改任湖州，途经灵璧时，游张氏兰皋园，大为赞赏，作《灵璧张氏园亭记》。兰皋园为仁宗赵祯时殿中丞张次立的庄园。在苏轼笔下，兰皋园‘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文中借对张氏园亭的艳羡，表达了对仕与不仕的看法，‘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文末流露出个人的生活理想：‘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体现了苏轼心胸豁达、随遇而安的天性。但是时过不久，这篇文章却成了政敌弹劾他的口实之一。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七月，国子博士李宜之上书皇帝，说苏轼
写这篇文章‘是教天下之人无尊君之意，亏大忠之节’，‘废为臣之道’。加上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对苏轼诗文断章取义，大肆诬陷，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苏轼因此被捕入狱，即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捕后，其家眷从湖州返京途中，’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官兵把苏家所乘船只团团围住，并上船搜取苏轼的‘罪证’，把苏家老小几乎吓死。官兵走后，苏轼的妻子认为都是写书惹的祸，气骂道：‘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于是‘悉取烧之’。苏轼出狱之后，整理书籍时发现‘已十亡七八矣’。
宿州古城墙上有‘扶疏亭’，亭中现存苏轼‘墨竹’石碑一块，画有疏竹二枝，并有题诗、落款和加盖的印章：‘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旧和太白句也并为写照。东坡居士’。据志书记载，此墨竹图是东坡守徐时赠与宿州太守，宿守刻诸石，构亭贮之，亭外植绿竹千竿，以益其胜。亭名扶疏，取竹影扶疏之意。经查苏轼诗文，图中题诗乃是苏轼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所作《和李太白》中的句子，又因苏轼到黄州之后始称“东坡居士”，因此，这幅墨竹图应当作于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之后，而不是苏轼守徐州的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至于所赠何人，尚无从考证。
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五月，他从汴京出任杭州知府，特意日夜兼程，于端午节正午赶到宿州。
那是一个多么快乐的端午节啊，所有的亲戚朋友早已聚集在晁说之家等候。那时还带有几分孩子气的眉秀在伯父的袍襟上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彩菱和荷包。晁说之将自己亲手用桃核刻制的一串桃符挂在了他的颈上。表嫂竟为他亲手缝制了一个免灾的红肚兜。四家人齐聚晁家，知州袁居中也带着夫人和一坛好酒赶来凑趣。20多位亲友轮番和他斗酒，欢度端阳佳节，庆贺他升任杭州知府。
酒过三巡，晁说之把苏轼和来客邀进书斋。在书斋的东墙上，苏轼吃惊地看到了雪雁图。这是一幅稀世珍品，出自唐后主李煜之手。画面上雪漫峰峦，积雪压树，一只伤足的孤雁对空哀鸣。雪天远处，一行鸿雁排成人字飞向苍茫迷濛的远方。整幅画弥漫出一股侵心蚀骨的苍凉之气，回荡着揪人心肺无助的哀鸣。苏轼久久凝视着雪雁图，倾听着一代君王无可奈何的叹息。
与传世名画不同的是，这幅画没有一处题跋。晁家世代相传，从不轻易示人。何况，稀世名画题跋需要旷世名人，在主人眼里，整个大宋朝只有苏轼才配得上这幅名画。主人恳请苏轼为这幅名画题诗，苏轼欣然表示同意。
看着苏轼在画上题了诗，主人十分高兴。他指着雪雁图旁边的“考牧图”请求苏轼点评指正。这幅画是晁说之自己的作品，画面上春雨朦胧，绿韵盎然，牧童横笛，稳坐牛背，显得十分自得而又悠闲。整幅画一派天然情趣，是晁说之根据童年在田间牧牛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得意之作。苍健的老牛和稚嫩的牧童画得十分传神，引得苏轼连声夸赞。晁说之捻须微笑：既然坡翁已为雪雁图题诗，这幅画又蒙坡翁看得上眼，那就一客不烦二主，索性也烦请坡翁一题如何？
眼看苏轼点头默许，晁说之高兴极了，立即亲自动手去取壁上的“考牧图”。因为画挂得很高，主人站在桌子上还是够不到，又在桌子之上叠加了一张凳子。也许是上了几岁年纪，也许是因为多饮了几杯，晁说之一不留神，竟从桌子上失足落地，引起众人一阵哄笑。主人拂去身上的尘土：求坡仙题字不易，看来天地非让我叩头相求不可！众人复又捧腹大笑起来。
苏轼还与宿州修城、灵璧建县有过一段渊源。哲宗赵煦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由知扬州军州事改任兵部尚书，回京赴任途经宿州。当时宿州知州周秩向朝廷申请修筑宿州外城，需耗资一万九千余贯、动用人力五十七万余工、为时五年之久。苏轼了解到宿州修筑外城，是因为‘宿州豪民多有园宅在外’，故‘煽摇此说’。为少数豪民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苏轼认为‘有大害而无小利’，乃极力阻止。此时恰逢灵璧由镇建县，费用需摊派到百姓头上，苏轼认为不妥，因此给朝廷上《乞罢宿州修城状》，建议停建宿州外城，从朝廷已经下拨的
一万贯建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灵璧建县，不再向百姓征收钱物。不久这项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使宿州百姓免除了一场摊派之苦。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也许对苏轼而言，宿州只是他一生中惊鸿之一瞥。但就在这只鳞片爪之间，我们已经看到他目极八荒的气度、包纳百川的胸襟、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针砭时弊的勇气。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光芒，历经千年而不衰，可能这就是他不同寻常的地方。
哲宗赵煦绍圣元年(1094)四月，59岁的苏轼再一次来到宿州。
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如此与宿州密切关联。人生坎坷，官海沉浮，一如汴水行舟，起起落落。从29岁第一次行经此地，到59岁贬谪南粤，来来去去，12次过往于宿州。
这一次万里流放，他本应取道旱路南行。犹豫再三，他还是不顾朝廷可能的申斥，恳请皇上恩准由水路绕道南下。他想和应天府任职的弟弟苏辙再见上一面，到宿州最后告别他的表兄、侄女和宿州的亲戚好友。
船靠上了宿州码头。像以往一样，他所有的亲戚朋友早已在码头上等候。这个码头，记载着他和亲友的无数次聚聚散散，记载着他几乎一生的荣荣辱辱。看来，这是最后一次他人生的聚散了。汴河上是望不断的银水碧柳，翔帆如鸥，流不尽的满怀悲伤和离愁。
像以往一样，他住进了宿州教授晁说之家。他们是两代世交，晁说之是他老友晁端彦的儿子，早年在父亲的带领下多次登门拜师，跟随苏轼学习诗文书画。晁说之的学业得到他精心指点，特别是书画更是师承苏门，颇得真传。按辈分，晁说之应称他年叔和老师，但生性旷达的苏轼不愿因辈分长幼束缚二人交往，坚持以友相称。每来宿州，必住晁家，二人诗酒唱和，品书论画，其乐融融。
正是春光明媚的春四月，密密的柳丝如重重帘幕从房檐上垂下来，晁说之的客堂里浓荫重锁，人面皆绿。
饯行酒，伤心酒，面对朋友精心准备的宴席，亲友们泪眼相向，举不动饯行的酒杯。
他的身旁坐着满脸泪痕的侄女眉秀。这是苏辙的长女，苏家的第一个女孩，他最疼爱的一个侄女。因为祖籍眉山，他给侄女起名眉秀。17年前，弟兄俩一起亲自到宿州提亲，将16岁的眉秀嫁到宿州。17年过去，婷婷玉立的眉秀已是花褪残红，她的长女也已16岁了。
岁月催人老，小孩长大了，大人变老了，原先意气风发的晁说之也已鬓发如银，表兄石康伯则已经病故了。而59岁的他，早已感到筋力衰竭，命运一次次的打击，使他提前进入了暮年。最近一段时间，他常常生病，以这样老迈多病的身体流放万里，他怎能抵御那无边的荒凉和孤独？也许宿州一别，再无归期了。
细雨扬扬洒洒漫天飘落，小院里柔软的柳丝上挂满了一串串晶莹的雨滴。那一颗颗莹亮如泪的雨珠顺着长长的柳丝缓缓下滑，滴滴嗒嗒落在火红火红的牡丹花下。
他依恋地看着他熟悉的小院。小院里柳绿花红，春草正茂，院中的一方小小水池里，雨花明灭。在一朵朵溅开的雨花中，一尾尾金色的游鱼正悠然接喋。他喜欢临池观鱼。他曾经戏谑地告诉晁说之：真希望能变成一尾池子里的鱼啊！晁说之也笑着回答：既然先生欲化鱼，说之当终生不食鱼。虽是戏说，但苏轼注意到，在晁家的餐桌上，他从此果真就没见过鱼。
小院中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记忆中的友情比柳色更浓，记忆中的日子比花儿更美。
厅堂的墙上，挂着他曾经题诗的“雪雁图”和“考牧图”。“考牧图”是晁说之的写意，而“雪雁图”则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绝笔。两幅画上都有苏轼亲笔题写的诗句，主人一直视为珍宝。
附录六：苏轼与保密工作
提起苏轼，人们的头脑中便出现一个的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和提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的策略，是反文化外交间谍的第一人！
提起历史上的大韩民族，真是乏善可陈，用“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
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
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高丽人可耻地充当了辽国的间谍，这可真利用了北宋官员毫无防范的心理。
让我们看看北宋的官员“疏忽大意”到了何种地步！
神宗赵顼元丰四年(1081)，在西北，北宋与西夏紧张的对峙期间，战争阴云密布。此时神宗皇帝在朝廷大发雷霆，怒骂官员“缺心眼”，原因是朝廷商议的布战方略和作战方针已经传到边境上了，连普通军民都知道了，这仗还怎么打？原来是朝廷一些官员把作战意图泄露给了亲朋，然后传了出去。
神宗皇帝很生气，发文警告官员：“其令河东、陕西诸路转运、经略等司，遍约束辖下文武官，不得与河北及四方亲识通书说边事，若有彰露，当械送下狱，终身废弃。”大意是说哪个官员再泄密，就要送进监狱永不再为官。
神宗赵顼熙宁九年(1076)，辽国派耶律孝淳出使北宋，北宋负责接待的是员外郎朱温。两国使臣见面不免寒暄起来。
耶律孝淳问朱温：你们的南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朱温回答：南方少数蛮族叛乱了，现在正派人讨伐。
耶律孝淳问：派了士兵有一二万么？朱温答：就一两千士兵。耶律孝淳又问：谁为将？朱温回答：郭逵、赵卨。
一个外交官竟然是如此幼稚，对辽使耶律孝淳有问必答，当然朝廷最后就罢免了朱温，可是朱温还觉得很委屈。
北宋官员之所以这样可是有历史原因的。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博大的胸襟几乎没有国家能与之匹敌。国外的遣唐使、留学生不仅能到中国学习各种文化典章制度，还能在唐朝担任职务，但根本构不成对中国的威胁，所以唐朝官员对国家文化信息的保密意识很淡薄。
到北宋时，北方契丹发展起来，对北宋构成巨大的威胁。但北宋官员受唐朝影响，根本没有国家文化信息保密的意识，加上当时政治开明，言论宽松，士大夫轻谈国事，这给北宋的外交及对外军事行动形成诸多弊端。让敌人“知己知彼”了，焉能胜利？
高丽人自古就会钻爱空子，岂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识破高丽人间谍阴谋的就是苏轼。
说到这起间谍事件，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至今这件事还被当成中朝友好的历史见证，这就是“义天来华”事件。
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苏辙立刻给礼部提出意见，内容包括三方面：
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
2.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等机构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
3.各州县、监司、国子监机构监督民间雕版印刷书籍。
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也是最早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的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可是高丽人在与苏轼的斗争中却笑到了最后，北宋的国情还是被辽国掌握了。这样的后果是怎么造成的呢？
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3)，高丽人又死皮赖脸地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籍，这些书可是关于北宋政治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书籍。
北宋朝廷对于卖不卖书形成两派：
以苏轼领导的礼部坚决反对，苏轼专门罗列了卖书的“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资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苏轼认为如果北宋的政治动态、社会虚实这些情报都被契丹掌握的话，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太大了。
以董敦逸为主的尚书省同意卖书，他们认为中华图书典籍的境外传播是“柔远”之道，彰显了宋朝宽广的胸襟气度，苏轼、苏辙两兄弟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指责苏轼兄弟“拒违君命”，要求严惩。
幸好太后心中明白董敦逸这是借题发挥，主要打击以苏轼为主的川派文人，于是就把董氏贬为湖北运判，苏氏兄弟暂时获胜。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最后北宋大量国家文献流入高丽转到辽国，给北宋的外交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就在苏轼苏辙被贬谪后，北宋的底细、谈判筹码都被人掌握了，还能有好结果么？
徽宗赵佶崇宁四年(1105)，宋朝对西夏在军事上完全处于优势地位，马上就能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了，此时西夏主动和辽国通婚，向辽国求救。
辽国这时候虽然已经外强中干、行将灭亡，但是它更了解宋朝，居然装腔作势地调解北宋与西夏的关系。在这次外交调解中，辽朝真是知己知彼，没有费一兵一卒，就阻止了北宋最后对西夏的军事成就。而北宋根本不了解辽国的虚实和是否有真正作战的意图，只能又一次承受了耻辱。
辽国衰弱后，更强大的金国兴起，这时北宋才真正认识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才有人想起了苏氏兄弟的国家安全的策略。
到北宋即将灭亡的前夕，宋钦宗即位，御史胡舜陟上书说，高丽这些年出使我国，让我们经济负担很重。以前高丽为契丹卖命，今天一定会为金国办事，来探听我们国家的虚实，应该停止使臣来访了。
胡舜陟的“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国”这句话，真是对韩国民族性格最恰当的评价了，
千百年一直没有变，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眼光。
当然朝廷立刻采纳，规定高丽使者第二年必须回国，也不像以前免费提供一切花销了。但是为时已晚，没到一年，北宋灭亡。
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接受教训，减少、终止高丽来使。到了南宋孝宗赵昚时，南宋与高丽彻底断交，再不来往。可惜苏轼已经看不到了。
再读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赞叹苏轼在文学上的造诣成就，更为他超前的眼光而折服。附录七：苏轼与欧阳修相聚于颍州
欧阳修与苏轼是北宋文坛耀眼的双星。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是英勇无畏的旗手，苏轼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他们分别团结了一群才华横溢的作家，携手铸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而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欧苏两代宗师忘年交契，亦传为文坛佳话；二人于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的颍州欢聚，更成为士林美谈。
一、欧苏颍州欢聚富诗意
自仁宗赵祯嘉祐二年(1057)礼部试后，欧阳修与苏轼的交往从未间断过，而且持续地有新收获。甚至在欧公辞世后，苏轼仍同欧公后人保持着友好往来。然则当历史的长镜头摇向北宋的颍州作聚焦探寻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文坛泰斗欧阳修与其后辈巨星苏轼，历尽艰辛备尝甘苦后，以他们不朽的诗文业绩，在这里实现了最后一次“会师”。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春末夏初，欧阳修连呈三“表”力请辞官退休，六月十一日获准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他选择颍州为养老的“福地”。
既然皇帝神宗赵顼已经准备重用欧阳修，那他为什么还最终允许欧阳修提前退休呢？经历了无数世事沧桑的欧阳修对于官位和功名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知道，王安石他有犹豫，王安石说，这欧阳修好像对这改革变法有点微辞，他这样的话，他来当宰相可麻烦。神宗赵顼也犯难，说现在要挑一个既有能力的又很忠诚的、同时又富有公心的这样的人，还能镇得住阵脚的，不好找。王安石说，哪怕我们找个庸才来，也不能找个捣蛋的人来。这事就放下了。
神宗赵顼跟王安石商量欧阳修当还是不当宰相的时候，欧阳修并不知道。所以有的人可能会以为说，那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没当上宰相闹意见？是不是说，这个也不干了，那个也不干了，要提前退休，不就是想干那大的吗？最大的。
这啊，你就把咱们欧阳修就看小了，为什么看小了？欧阳修有一篇文章，我们读了以后就能非常鲜明地感觉到他绝对不是那种图虚名的人。在湖北的荆州有一座山叫岘山(亦称岘首山，小而高和山岭)，这岘山上有一座亭子，荆州的知州就请欧阳修为这亭子写一篇记，《岘山亭记》。他是怎么写的呢？欧阳修说，岘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有两个人，哪两个人？西晋的时候有两个荆州地区的军事首长，一位叫羊祜，一位叫杜预，这两个都是非常著名的将军，羊祜死了之后杜预按羊祜的计划把东吴给收复了，正式进入西晋。羊祜是一代名将啊，他带着同事们登到这岘山上的时候，举目一看，不禁泫(xuàn)然了，掉眼泪了。为什么呢？他说，哎，在我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名人志士登到岘山上，可他们现在早都灰飞烟灭了，我觉得将来我也是这样，想到这儿就觉得人生在世，功名利禄不过浮云。非常地伤心，为什么呢？不能永垂不朽啊，他操心这事。他走了之后，他的继任者就是杜预。杜预更厉害，杜预做得比较绝，他不哭，他到山上一看，他说这个比较复杂，为什么呢？他说沧海桑田，现在是山顶的地方将来肯定是山谷，现在是山谷的地方将来必是山顶。他给自己凿了两块碑，把自己的功业记在碑上，一块放在山顶上，一块扔到江水里，说将来沧海桑田不管怎么变，人们都能看得见。欧阳修就说，他们就太在乎了，是不是？你光说是沧海桑田，山顶变山谷，山谷变山顶，你就没想到你那碑迟早有一天也会烂掉的吗？你们俩实在不高明，你们俩没想到，你们老想着别人记不起来。告诉你们，没有人知道岘山是什么山，就是因为有你们俩，岘山才出的名。所以，人生在世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立功业不要讲功名，求政绩但是不要求虚
名，便可。搞那虚的干什么？
那么到底在欧阳修看来什么是永垂不朽呢？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知道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里边极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很多的思想都是通过文章表现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我活到这把岁数了，我写了好多墓志铭了，我的那些朋友们在这二十多年里头，在我身边默默地消失，我永远再见不着他们了，不管是我给他们写过墓志铭还是没有写过墓志铭的人，他们都死去了，但是他们的文章留下来了。欧阳修说，只要看到他们的文章，只要搜集他们的文章，让他们的文章流传，他们的英名就永远不会磨灭，就会永垂不朽。你想，对欧阳修这样一个人来讲，他的永垂不朽的观念根本不是什么参知政事，什么宰相做上一两年，这种东西是迷惑不了他的。这属于洞穿历史的人，他一眼就能看到历史的本质和功名利禄的本质。
苏轼当即献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恭祝这位“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代之师”的老前辈得以“明哲保身”；并直言“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再次感戴恩师。与此同时，苏轼主动放弃了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的显要官职，坚乞外补而终得除杭州倅(cuì，副。)。这年七月苏轼离京赴杭，途径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先去探访在那里任府学教授的苏辙，兄弟相聚七十余日。然后苏辙陪同苏轼，专程拜谒了致仕归颍的欧阳修，陪同这位乍卸公职稍嫌孤寂的恩师，度过了一段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众所周知，早在皇祐元年(1049)三月至次年七月，欧阳修就曾自请出知颍州，此后又有短期居颍与长久思颍及退休后归颍的阅历，为此留下了大量知颍、思颍的诗词，后来他还特地撰写过《思颍诗后序》及《续思颍诗序》。无独有偶，苏轼在哲宗赵煦元祐六年(1091)八月至次年三月，也曾自请出知颍州，同样留下不少知颍及日后思颍篇什。半个世纪内，欧苏两代宗师虽不同时，却被同一个颍州所吸引，并都用上百篇诗词歌唱颍州，神往颍州，此非巧合，实因颍州魅力独在。颍州治所即今安徽阜阳，当时处在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通往江南的要冲，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它成为文人骚客向往之地。欧苏的知颍、思颍之什，客观记述了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与交流，真实描绘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也永远铭刻着他们在此地曾有的德政(如兴修水利等)。这是他们留给颍州百姓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发展史上不容抹煞的光辉一页。颍州西湖是欧公的最爱。早在皇祐初知颍时，他就写过《初至颍州西湖种瑞莲黄杨》、《西湖泛舟》、《西湖戏作》等诗寄友人或示同游者。又有《西湖念语》及《采桑子》连章组词十余首赞美西湖风采。致仕归颍又写了《初夏西湖》等诗词。此番苏轼兄弟来访，欧公当即在西湖边开宴，大苏、小苏陪侍，遂亦有诗。苏轼在《陪欧阳公燕西湖》诗中吟道：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城上乌栖暮霭生，银釭画烛照湖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容光焕发的欧公，面对着草木染霜、荷菊争艳的美景，难以掩饰满怀的豪情。当双方谈及新法初施的时局时，未免言辞激烈；而当换到寿夭神俗的话题时，又平添了乐往哀来的感慨。苏轼晚年回忆这次所见到的欧公形象是“我怀汝阴六一老，眉宇秀发如春峦。羽衣鹤氅古仙伯，岌岌两柱扶霜纨。至今画像作此服，凛如退之加渥丹”。此可印证上述苏诗“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公言百岁如风狂”，“已将寿夭付天公”，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苏辙亦有《陪欧阳少师永叔燕颍州西湖》诗，赞美：“西湖草木公所种，仁人实使甘棠重。归来筑室傍湖东，胜游还与邦人共”。写得真切朴实。欧公蓄有石制屏风，他让苏轼、苏辙以此为题各作一首咏物诗。苏辙的《欧阳公所蓄石屏》诗，亦载于《栾城集》卷三，写得清淡无奇，诗如其人。而苏轼却极其用心地将《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写得气势恢弘，想像奇特：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蒙。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土，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
二子含愤泣幽宫。欧阳修的石屏乃庆历八年(1048)友人所赠：“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欧公以为这是“古所未有”之“奇物”，又请画工在石上加工刻画怪松图案，“其树横生，一枝外出”。他写了《月石砚屏歌》寄苏子美，并作《序》记述此石屏之“奇”。当年苏子美(苏舜钦)、梅圣俞都有诗唱和，欧公诗文雅趣盎然，充满哲理。二十四年后苏轼用同样题材为诗，则另具一格，有意创新。紫石上的天然纹理犹如一幅水墨画，欧公视之如枝叶老劲而横生的月下怪松，苏轼则将之比作孤烟落日，崖崩涧绝的山景，并把它和家乡峨嵋山西雪岭确实存在的孤松串连起来，遂使石屏越发超凡脱俗了。石屏来自虢州(欧阳修《月石砚屏歌序》)，苏轼突发奇想，说唐代擅长画松的高手有毕宏和韦偃，恐怕这两位画家死后葬于虢山下，其“骨可朽烂”而画未已，故其“心难穷”，灵感触发了“神机妙思”，遂在石屏上展现出烟云霏微、雪岭怪松的奇妙景像。将石屏图景设计为毕、韦二人精魂所化，纯属诗人的驰骋想像，借事生波；然又不觉突兀，入情合理。画家与诗人在艺术上是相通的。于是苏轼在诗的结尾又奉劝石屏的主人恩师欧阳修，再写诗好慰藉二位画师孤愤不遇的神灵。这篇杂言体的古风，充满浪漫主义情调，是形象思维的成功范例。诗人为自由抒发思想感情而改变惯用写法，突破格律拘束，诚如清 汪师韩所说：“长句磊砢，笔力具有虬松屈盘之势，诗自一言至九言，皆源于‘三百篇’，此诗‘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一句十六言，从古诗人所无也。”苏轼以七言为主，间用九言，十一言甚至十六言的超长句式和参差不齐的杂言体制，为宋代“以文为诗”做示范，也为诗文革新作了新的尝试。不妨说这是欧公对苏轼诗才的最后一次“测试”，而苏轼也交出了足以令欧公欣慰的答卷，从而也为欧苏的颍州团聚，诗人相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诗情画意让两代人心旷神怡，息息相通。
二、欧苏忘年之交乐融融
欧阳修与苏轼既存师生之谊，又具文友之情。他们年龄相差三十岁，却能结为忘年交。通过真诚坦率的交游，实现了优势互补彼此受益，自然苏轼受惠更多。这里仍从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欧苏颍州聚会二十来天的其它活动安排中，摘举数事稍加考述。首先，鉴于苏轼即将通守杭州，欧阳修遂向他举荐了自己的诗友西湖僧惠勤，使苏轼与惠勤相识进而相知。苏试在《六一泉铭并叙》中有过记述：欧阳文忠公将老，自谓“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钱塘，见公于汝阴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盍往从勤乎？”予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抵掌而论人物。曰：“(欧)公天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公麾斥八极，何所不至？虽江山之胜，莫适为主，而奇丽秀绝之气常为能文者用。故吾以谓西湖盖公几案间一物耳。”勤语虽幻怪，而理有实然者。明年公薨，予哭于勤舍。应该指出的是，欧公与惠勤的交流纯属以诗会友，双方都无功利目的。经过一段直接接触，苏轼也感觉到惠勤确实是“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十八年后当苏轼再度南来知杭州时，惠勤也已仙逝。但在当年苏轼与惠勤相聚的旧舍讲堂之后，突然冒出一眼“甚白而甘”的泉水，苏轼便命名为“六一泉”，并撰铭文与叙，希望再现欧公的遗风余烈以警示后人。其次，欧阳修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言谈举止感染苏轼，期盼他也以奖掖贤士为乐。苏轼在为惠勤所作《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说：“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公者亦尝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已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翟公之客负之于死生贵贱之间，而公之士叛公于瞬息俄顷之际。翟公罪客，而公罪已，与士益厚，贤于古人远矣。欧阳修举贤好士，苏轼是受益者和见证人。他耳闻目睹了欧公“不远千里”求道于贤士的壮举，为其“尽致天下豪俊”而庆幸，也为某些士人知恩不报反而背叛欧公的行为而气愤，遂臆测欧公暮年举贤才的热情将因
偶遇挫折而锐减。岂料归颍退休的欧公仍想利用个人的声誉和影响力，为天下贤士铺路架桥，助其显达扬名，“唯恐其不闻于世。”至于个别人辜负他，背叛他，欧公仍虚怀若谷地说：“罪在我，非其过”。首先检讨自己，这是何等的器量！于是苏轼想起了汉文帝时的廷尉翟公，在位时宾客盈门，罢职后门外可设雀罗；光复原职后宾客又来投奔，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苏轼认为欧公贤于翟公，气度就是衡量的标准。这一点对于今后还要经历仕途坎坷的苏轼，极有借鉴价值。再次，欧苏共论文同诗，探讨美学，各有高论。《续墨客挥犀》卷四《与可诗精绝》载：东坡尝对欧阳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公笑曰：“与可无此句，此句与可拾得耳。”世徒知与可扫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诸家之妙，诗尤精绝。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东坡论文与可诗》也有相似的记载。今人孔凡礼考订，“或为此时事”，见《苏轼年谱》卷十。按文与可(1018～1079)名同，北宋画家，文学家，擅画墨竹，诗文亦嘉。苏轼称道的那两句诗，见于文同《秦王卷衣》怀古篇。唐?王建《调笑令》：“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那是形容美人娇柔憔悴的病态美。文同笔下的美人则是容光焕发，无须以扇遮面，反而大胆地抛头露面地坐在庭院中，因为她自信其美貌足以令百花羞愧而纷纷坠落。在文同诗中，美人却扇是写实，花羞自落是虚构，虚实结合显示出诗人独到的视角与合理的想像，以花衬人，对比鲜明，确属佳句。欧公谓“与可拾得耳”，也正是感叹这清新自然的诗句，在“胸有成竹”的画家文同，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朴实的语言，幽美的意境，是欧苏两代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可谓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一点通。最后让我们回味欧苏闲情逸致，谈医论药的异闻趣事。欧阳修在神宗赵顼熙宁元年(1068)知青州时，道人徐向真从潍州来，游久乃去。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欧公致仕归颍，徐向真又来投奔。据说徐向真“以指为针，以土为药，治病良有神验”。欧公足病难愈，徐向真“教公汲引，气血自踵至顶。公用其言，病辄已。”苏轼明言是在汝阴(即颍州)“见公，具言如此。”后来苏轼贬官黄州，“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膇病(脚浮肿)”，苏轼便用欧公转告的徐向真口诀为其疗治，“七日而愈”。于是也叹徐氏乃异人。徐向真当年是匆忙而神异地辞别欧公的，后亦不知所终。而当哲宗赵煦元祐六年(1091)苏轼自请知颍，得与欧公之子欧阳棐(fěi，叔弼)及辩(季默)重逢后，追怀熙宁旧事遂详记之。又有一次，欧阳修与苏轼笑谈医者以意用药事。欧公说起有位“乘船遇风”，受惊吓而患晕船症的人，医生遂“取多年柂牙为柂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又《本草注》引《药性论》：“止汗用麻黄根及故竹扇末服之”。对医药学并无深入研究的欧阳修随口说道：“医以意用药，多如此。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苏轼关注医学，今有《苏沈良方》可为证。他不太相信医者以意用药的偏方，便借题发挥，故作荒诞推理，对欧公说：以笔墨烧来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千之馂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话音未落，便把欧阳修逗得开怀大笑。苏轼在哲宗赵煦元祐六年(1091)赴颍州途中，舟行将入颍州界，想起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与欧公团聚的趣事，特意追记下来。欧阳修与苏轼在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秋的颍州欢聚，不仅仅是游宴赋诗传佳作，在待人接物举贤任能的教诲中，在诗歌创作美学理论的探讨中，在求医问药治病救人的闲话中，在忘年之交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中，欧阳修自然而然地把诗文革新的接力棒传给了苏轼，同时也传给他许多宝贵的人生体验，这些都成为苏轼日后昂首阔步于文坛，奋力挣扎于仕途的精神财富，既给苏轼留下美好记忆，也给今人以启迪。
神宗赵顼熙宁六年(1073)，苏辙调到齐州(山东)，这一年苏轼在杭州收留歌妓王朝云。附录八：苏轼与王安石相会与江宁
《念奴娇?赤壁怀古》标志着苏轼由一个洒脱不羁的才子，变成了一位冠绝古今的文豪。就在一切走向美好的时候，苏轼却在此时传出了病逝的噩耗。
原来呀这一段时间，苏轼有点上火，这个右眼睛啊，发炎肿痛得还很严重，以至于他闭
门谢客，谁都不见。可是因为苏轼这个人太活跃了，就是在黄州，他都有很多朋友，猛地一下闭门谢客，好长时间这么个大活人不见了，所以大家就传：苏轼早就病死了。这个谣言传得很快，也很广泛。苏轼有一个朋友，年纪比他大，一个退休的大臣叫范镇(1007～1088)，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失声痛哭，太难过了，老头性子急呀，马上给自己儿子说：赶快去黄州，马上吊唁。这个儿子比老爸还是冷静一点，心说这个传说苏轼死了，这要去了吊唁，人家还活着，这就难办了。多了个心眼，派了个门客去看一看。人家一看，没事，虚惊一场。苏轼非常地感慨，他在给范镇的信中说：我平生所得到的诽谤和诬蔑，大体如此，早就见怪不怪了。
消息传到了皇宫，神宗赵顼也知道了，正在吃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说了两声：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很难过，饭碗一推，回书房了。我们现在要弄清楚一桩事情，苏轼肯定是没有死，他病好了之后这个谣言也不攻自破，关键在于、神宗赵顼开始了转变。神宗赵顼对苏轼态度的转变是有大背景的。到了这个时候，苏轼在黄州已经待了四年多了，革新变法也已经整整持续了十六年，不顺利呀。神宗赵顼的用人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专用新党人物，打算新党和旧党人物两用之。那么这个两用之它就有一个条件，第一，马上提拔司马光不行，司马光是坚决的反对派，旧党人物里头的大腕级人物。你提拔司马光，会引起政治地震，那就得提拔一个小一点的。哎，当初“乌台诗案”的时候，他们想要拿一个人开刀，锁定的是苏轼，现在呢神宗赵顼觉得要变动一下用人的政策，又锁定了苏轼。为什么呢？苏轼虽然出言不逊，攻击新法，但是多少算起来，真的是个一流的人才；第二，比起司马光，苏轼的影响还是小一点，把他提拔了一下，或者把他宽宥一下，不会引起太大的震动；第三，苏轼这几年在黄州，听说反省得还不错，对自己的错误呢有所认识。所以，神宗赵顼就动了这个心思，但是阻力还是很大。有一次他跟身边的大臣就说，苏轼这个人哪，跟哪个古人比较像呢？有个大臣就说很象李白。神宗赵顼就说不像不像，李白有苏轼的才气，他没有苏轼的学问哪。你想想看，这么一个千古难得的大人才，窝在自己的朝廷里，被贬到那个偏远的黄州，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吗？思前想后，神宗赵顼亲自书写了手诏，对苏轼的官职不动，品级不动，还是团练副使，还是(本州)安置，还是不许签书公事，但是地方挪了。给他挪到哪儿呢，就给他挪到了现在河南的汝州，河南的汝州距离开封就很近了，如果跟黄州比，简直就是开封的郊区。这个小小的变动对苏轼来讲，给他的命运也许会带来一次不小的变化。
本来，从黄州赴汝州的近便路线应是西北向行，但苏轼却沿着长江水路向东而行，再拐进运河，转道淮河、汴水，再去汝州。兜了一个大圈子的线路设计，原来就是为了绕到金陵，专程去看望王安石。此时，在他的心中，早已抛弃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给他的仕途带来坎坷的怨怼，满怀的都是感激之情。那时，已闲居八年的王安石正病卧于半山草堂中。
苏轼刚离开黄州贬所来到江宁府(今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早在神宗赵顼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即归隐江宁，住在钟山附近的半山(号半山)园，过起一种闲云野鹤、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来。七月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看自己，先是一惊，继而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瘦驴，风尘仆仆地从近百里外的住处赶到渡口会见苏轼。“历尽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此时的苏轼与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多年磨难的旧党中间，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各自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已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剩下的更多的是文人间的惺惺相惜。
见面后，这两位北宋最为著名的文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同游数日。苏轼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以为苏轼要重提旧怨，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见状，苏轼哈哈一笑，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这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苏轼陈述自己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等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苏轼又说：“‘在朝则言，
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很快又叮嘱苏轼不可泄漏此话，原来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倾轧仍心有余悸。
翌日，王安石又特意安排车马，将苏轼一家接到自己家中歇宿。两人同游山水，一连畅谈了好几天。期间，二人多次作诗唱和，苏轼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两句，王安石大为赞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安度晚年。
苏轼终于要渡江北上了，王安石亲送他至渡口。于是我们便看到这样感人的一幕：两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王安石送走苏轼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与王安石晚年的这次相见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内涵。置身官场遵循的是权力逻辑，故，人的情感常常被压抑、遮蔽，乃至异化。出于政治的实用需要，人往往变得言不由衷、身不由己，惟有到了“无官一身轻”的时候方能以真面目示人。想想，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两年后，王安石病逝，孤独、愁苦地离开了这个曾让他和苏轼同样留恋且苦闷的婆娑世界。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就是说退休晚年在家的老宰相王安石，一脸的病容，骑着一只小毛驴，孤独地走在荒野当中，再也不复见到当年的风采，老宰相见到我，劝我就在江宁这个当地，不如买上一些田宅，就此安家，两个人做邻居算了。我觉得要是早十年，我们比邻而居该有多好啊。应该说，就是这次江宁的会面，确实让苏轼对王安石和自己的关系有了很新的一个理解和了解。譬如说吧，以前他对王安石也很有成见，老觉着王安石跟自己作对，对自己有成见，其实不然。
王安石是非常欣赏苏轼的，苏轼被贬黄州以后，每当有人从黄州路过江宁或者到江宁来，王安石总要问他说：最近子瞻有没有什么妙语啊？因为他知道苏轼的俏皮话太多了。有一次，苏轼写了一篇新文章，很快就传到了江宁，来的人把苏轼这篇文章交给王安石，当时正是天色是黄昏，王安石等不及家人点起蜡烛点起灯来，就在屋檐底下拿着这篇文章，就着黄昏微弱的光线一口气读完，边读边说：哎呀，子瞻真是人中之龙啊。他的评价是很高，可他说话也得小心点，这里边用了一个“龙”字，前边整苏轼的黑材料的时候，有的人就说苏轼的诗里边是有“龙”的，可见他对苏轼的文学的才华是相当地看重，苏轼跟王安石在江宁待了前后有一个多月，走了之后，你猜王安石对苏轼是什么样的评价，他对身边的门客说：不知再过几百年后，方能再出苏轼这样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一时的成见和对立的意见，那是暂时的，像这样的评价，那是对一个人长远的长久的评价，是很容易烙在后代人的心中。
附录九：文彦博1006
文彦博，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卒于哲宗赵煦绍圣四年(1097)，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他历仕仁、英、神、哲四帝，出将入相，有五十年之久。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世人尊称为贤相。曾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入侵。宰相期间，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之主张，为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晚年皈依佛法。受封为潞国公，人称文潞公。
文彦博于熙宁六年(1073)四月，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石苍舒是长安人。北宋时长安也叫京兆，一些典籍又多称他是京兆人。
石苍舒和苏轼多有交游。苏轼在凤翔任签书判官时，往返汴京都要经过长安，去石舒苍家里坐一坐，喝喝茶，说说书法上的闲话。石苍舒书房的斋号叫醉墨堂，苏轼曾为醉墨堂写过一首诗，其中“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两句最为著名，几乎为书法界的方家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