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

----以上海为例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摘要：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众舆论；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

近十年来，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一起，在国外学术界,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被尝试应用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但也引起不少争论。1争论的焦点虽然集中在经验层面，但背后蕴含着一个更深刻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从欧洲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既是一个经验的理想类型（idea type），又是一个诉诸于现实批判的乌托邦解放模式，这样的分析架构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运用，同样适用于中国？换而言之，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公共领域只是欧洲的一个特殊经验，还是有可能成为跨文化的普遍性模式？

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有关争论有所涉及，但由于双方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背后的问题意识----政治合法性缺乏足够的体认，无法从这一途径入手检讨中国公共领域产生的历史可能性，因而在这一问题上，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特别在中国学术界，由于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分梳，2对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被含混地包括在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之中，除了个别的论文之外，基本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至今为止对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仍然相当单薄，有必要从中国的经验之中给予回应。3 本文拟从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历史演变研究入手，以上海为例，分析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城市和乡镇的差别很大，近代的公共领域在结构和形态上也颇有不同，故本文主要探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生活空间中的公共领域，其形成的思想本土淵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并通过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的比较，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一、中国公共领域的本土传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 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公共权力是否合法，是否代表民意，要看是否在公共领域之中得到了经由自由辩论而产生的公众舆论的支持。4

在哈贝马斯整体理论架构中，之所以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乃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在政治现代性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之中，政治上的正当（right）来源于道德价值体系中的善(good)。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上帝的意志替代了城邦的至善，成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渊源。而现代社会是个世俗化的社会，即一个“后上帝”时代，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但哈贝马斯区

分了现代政治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以选择政治代表和政治领袖为中心的民主选举，这还不足构成权力合法性的“公共意志”（ general will）。“公共意志”的产生，不是在政治选举之中，而是在政治领域的外部---公共领域之中，由自由的公众，通过公共讨论和社会批评而实现的。公共领域既与一般的政治投票相区别，与以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也不是一回事。公共领域介于这二者之间，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并对政治权力通过社会舆论进行公共监督和批评。[1]（p32）这一以公众舆论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正是公共领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对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跨文化应用问题，哈贝马斯本人是很谨慎的。5尽管如此，这些年来，国际学术界依然用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众多非欧洲的历史，包括当代东欧的变迁以及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这表明，公共领域如同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性性、工业化等等概念一样，已经从一个特殊的经验分析，演化为一个拥有广泛解释力的理想类型，它从欧洲的历史中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的普适性的解释架构。为什么如此？这乃是因为韦伯所开创的理想类型，是一种知性的分析方式，虽然它也是从特殊的经验事实提炼而来，但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可以超越文化和历史语境，有效地说明跨语境的历史中某些共同的、普遍性的要素和特质。以公共领域为例，其经验基础虽然仅仅局限于欧洲18世纪的历史，但由于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现代政治合法性这一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因而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有效的分析概念。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要在整个社会建制之中出现了这样的结构，不管其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我们都可以判断，它是一种公共领域。不过，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想类型，公共领域的理论可以“跨文化”，无法“超文化”，当我们对它进行规范论证的时候，可以将具体的经验事实暂时用括号括起来。然而一旦具体应用于某个地域，比如中国的时候，概念的有效性必须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并且通过跨文化的历史比较，看看同一个公共领域的事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特殊性面貌的。

现在我们就从中国历史的自身脉络，来研究一下中国公共领域产生的社会和观念前提。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是一个与政治合法性有关的概念，要研究公共领域，首先要从合法性建构的历史演变着手。在这方面，古代中国走的是一条西方不同的建构途径。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过类似上帝那样的人格神，却有着同样拥有外在超越形态的“天”（heaven），即形而上意义上的“意志之天”。这一冥冥之中的“天命”“或“天意”，代表了宇宙万物、现实社会的最高意志，也提供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泉。历代皇帝之所以被称为“天子”，证明了他不过是代表了“天”的意志统治着臣民。既然皇帝的合法性来自于“天”，而不能来自于自身、家族或传统，那么，在皇帝与“天”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自明的，其合法性需要证明。由谁来证明，如何证明呢？如同欧洲中世纪国王的合法性由教皇来证明一样，中国皇帝的合法性是需要能够知晓“天命”、解释“天意”的知识人士来证明的。至于证明的方式，儒家提供了一套关于民本主义的政治哲学，其要旨是：政治权力是否合法，以民心的向背为决定性条件，人民所支持的人，方能成为天子。在儒家政治哲学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的政治合法性既是超越的（“天命”），又是世俗的（“民心”）。超越的“天命”需要世俗的“民心”来证明，而人民本身是沉默的，皇帝最终是否代表“天意”或“民心”，则取决于知识人士---士大夫的社会舆论。历代的中国士大夫，总是力图在皇朝的体制内外，建立自己的舆论中心，从东汉的太学到明末的东林书院，形成了中国士大夫独特的的清议传统。

尽管士大夫们通过太学、书院、会馆等等各种公共交往的方式互相联络，有所组织，但在古代中国，实际上并无形成类似现代公共领域的可能。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提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的建构不是独立的，一方面需要有现代的代议民主制配合，

另一方面要有人民主权理论作为观念的预设。与中世纪教皇代表上帝赋予国王统治合法性不同，在古代中国，士大夫并没有替天加冕的权力，士大夫的清议，虽然可以对皇帝实行软制约，但缺乏制度性的保障，自身也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无法形成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皇权二元化建制。

另一方面，从思想史的淵源来说，儒家的政治哲学虽然有孟子这一系的民本主义传统，但也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另一系传统，虽然都有限制皇权的意思，但从观念上说，皇权既然有两重来源，既来自“天命”，又来自“民心”，这种模糊的二元合法性，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非制度化的不确定关系：当皇帝处于强势时，他可以自称代表了“天意”，不理睬士大夫的清议；只有当皇帝处于弱势时，才会惮于士大夫凭借“民意”的威慑，有所节制。因此，儒家的民本主义虽然拥有公众舆论作为权力合法性的内涵，但这样的内涵由于没有人民主权理念的配合，依然保留着“天意”的终极价值，所以始终无法开拓出现代的民主观念和公共领域的现代体制。

纵然如此，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之中，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依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传统合法性”的价值。这是因为，最早在中国重视公共领域的，是以“托古改制”为特色的维新派。在他们论证和建构公共领域的时候，大量提到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以及东汉太学、宋明书院、明末东林党等中国士大夫的清议传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的思想给了清末维新派极大的启发。

正如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样，明末在中国近代思想的萌芽和形成之中，是一个极重要的时期，可以说是开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先河，顾炎武、王船山和黄宗羲分别以古代的方式提出了类似近代民主的想法。尤其是黄宗羲，在限制皇权的思考过程中，破天荒地提出了重新理解和建构“学校”的问题。所谓“学校”，在过去，一般都被理解为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但东汉太学和明代书院留下的抗议传统，令黄宗羲感到有必要将“学校”重新定位，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公众舆论空间。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在他之前，孟子虽然提出了皇权的合法性出自“民心”，但孟子并没有解决“民心”的建制化问题。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将“民心”即社会舆论通过“学校”这一士大夫的公共空间加以落实，而且明确指出“学校”的公议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在黄宗羲看来，不是皇帝，而是“学校”形成的舆论，才是天下是非的标准，身为天子的皇上也要以其是非为是非，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贡献。之所以了不得，乃是因为到了黄宗羲这里，公众舆论的设想才不再像以前那样飘緲悬空，而是落实了具体的社会建制。

用舆论限制皇权，在中国传统政治建制中，不是没有先例，比如专门对皇帝进言的谏官，还有负责监察官僚的御史。然而，无论是谏官还是御史，都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受到皇权控制，本身是不独立的。而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是独立于皇权和官僚的公众舆论机构，其领袖与成员的产生，不是由朝廷选派产生，而是由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公议推举和更换。“学校”是民间的，但又对权力中心拥有制度性制约，每月初皇帝必须率领文武百官到“学校”，象弟子一般坐在下面，听取“学校”的学长讲学，该学长由“当世大儒”担任，地位与宰相相等，政治若有缺失，可以当着皇帝和宰相的面，直言批评。6

过去的研究者多认为黄宗羲的“学校”类似于现代议会，但从上述介绍来看，无宁说更接近现代的公共领域。“学校”没有现代议会的选举、罢免官员的参政权利，却有公共领域的讨论国事、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议政功能。可以说，黄宗羲的确是在中国历史上提出公共领域思想的第一人。他对清末维新派建立公共领域的影响也是直接和巨大的。青年梁启超在读到上述惊世駭语之后，感到极大的刺激，他说，我后来的政治运动，受到黄宗羲思想的影响最早而最深。[2](p56)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不仅是西方移植过来的泊来品，而且有着本土的

历史资源，而从孟子的民本主义到黄宗羲“学校”传统，都对近代中国形成与欧洲不一样的公共领域观念和形态，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另外，从思想史的淵源来看，到了19世纪末，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公共领域的中心不是偶然的，它受到了明末以后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江南士风的很大影响。江南的士大夫在宋明以后就逐渐眼光向下，注重在民间创办书院，开拓风气，形成舆论，以期在朝廷之外建立强大的道统。这些区域化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氛围对清末上海的改革路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中心。

二、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受到马关条约的刺激，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幡然醒悟，开始大规模的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从不穷，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在当时，全国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和湖南。报纸、学会、学堂等，也以这三个地方发展最甚。但是，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会以上海为中心，而不是北京和长沙呢？ 公共领域的出现，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书籍，杂志、报纸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阅读公众，这些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7

从这一角度检讨，我们可以发现，北京和长沙分别拥有上述两个条件中的一项，唯独上海，同时拥有上述两个条件。先说北京。维新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是在这里拉开序幕的，康有为、梁启超最早也是在北京办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而在这之前，也有京师同文馆等新型学校。然而，北京毕竟是京城，风气比较保守，且政治色彩浓烈，缺少市民社会的基础。任何变革事业，都不得不与体制纠缠在一起，容易形成意识形态之争，所以，办学、办报，办学会等事，往往事倍功半。同是洋务办的学校，上海的光方言馆，成绩卓著，而京师同文馆，则风波迭起，阻力重重。[3](p268-272)而最早的维新团体强学会，成员中多是官府中的重臣要员，不具有独立性，可以说是一个半体制、半民间的团体。很快便卷入朝廷内部的利益斗争，无法在京城生存，更不要说发展了。再说长沙。虽然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1895年以后，湖南新政轰轰烈烈，且远离京城，维新士大夫云集，时务学堂、《湘学报》也办得有声有色，有形成中心的 趋势。然而，长沙有其不可克服之短处：地理位置偏于内地，风气比较闭塞，对外部大势了解有限，也不易形成全国影响。维新势力多是靠地方官员一时一地的鼎力推动，且多外来，缺乏本地的扎实基础。一旦地方官易人，失去政治背景，公共领域就全面崩盘。

比较起北京、长沙，上海在建构公共领域方面，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本来，上海不过一区区弹丸之地，在传统政治地图中找不到它的位置。1843年开埠以后，借助租界带来的特殊地位和八方汇集的欧风美雨，到19世纪末，短短半个世纪之间，就成为京城之外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近代上海的权力结构是奇怪而复杂的，西方列强、中央朝廷以及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抗衡，谁也无法主宰上海，因而近代上海体制外的空间，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最大的。西方人带来的新型事业，洋务运动所形成的商业氛围，使得上海在建构公共领域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19世纪末，就拥有了全国多项之最：数量最多的中外报刊、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新闻报》、历史最悠久的西书出版机构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全国数量最多、办学最成功的新型学校广方言馆、格致书院等。还有邮政、电报、电话、现代印刷技术、公共图书馆、

戏院、电影院、公共园林等，在全国也处于遥遥领先的水平。这一切，为新型士大夫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别的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环境。

那么，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与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建构有什么关系呢？在许多场合，人们总是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的确，欧洲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本来，市民社会涉及到的是有关市场交易的私人事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活动的 ，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市民。而公共领域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是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共事务，在其中活动的，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公众。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产阶级的市民们，日益感到有介入公共事务的需要，遂作为公众出现在咖啡馆、沙龙、报纸等公共空间，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由此形成体制化的公共领域。[1](p14-25)

然而，在近代上海，公共领域的出现，并非受到了市场社会的推动，也与资产阶级无关。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过程，甚至，前者的出现，要比后者更早。作为市民社会建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商会组织，中国直到1902年才首次出现，即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而成规模的建立，要到1903年《商会简明章程》发布以后。相比之下，作为公共领域重要标志的政论性报刊，在1895-1898年间，就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并非与资产阶级的市民利益有关，而是同晚清帝国的内外危机密切相关，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它的参与者，没有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从市民到公众的资产阶级的身份转变，从一开始，就是由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来推动的。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在起源上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它的形成，相对于市民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因而，研究近代上海的公共领域，不是由下而上，从市民社会着手，而应该从新型士大夫的凝聚开始。

由于上海是中西交汇之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凡是有改革意向的洋务士大夫，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涣伦等，几乎都有过在上海的经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就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新型士大夫的凝聚之地。这些新型士大夫，虽然有传统功名，但已经不再重复传统的仕途，而是面向社会，走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当买办、开报馆、办书院、译西书等等。这些创造风气的士大夫，再加上报纸、杂志、西书和书院所培养和创造出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的阅读公众，成为上海公共领域中基本的骨干。

不过，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上海虽然陆续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多种基础和条件，但不能就此判断说，这些就是公共领域本身。公共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而且是公共的、批判的。虽然，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些报纸、书院部分地具有批判的性质，比如我们以后将谈到的格致书院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但它们并非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而且，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在上海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中，有两位思想家功不可没，不得不提。第一位是郑观应。在早期洋务思想家中，不少人都重视民权和议院，但真正认识到公共领域，特别是报纸的重要作用，并将此与议院相提并论的，可能只有郑观应。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他专章讨论了“日报”的作用，认为要使君意与民情上通下达，除了开议院之外，“莫如广设日报矣”。[4]郑观应明确认识到：“日报与议院，公论如秉炬”。[5](p47)此外，他还重视学校的作用，将办学校与开议院看成是“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的重要途径。[6]能够在开议院之外，如此重视办日报和办学校，以此作为“公论”的基础，在当时恐怕仅郑观应一人。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虽然也参加了公车上书，但他开始走出乃师康有为的光芒，开始崭露头角的，却是在上海主笔《时务报》期间。上海是他的真正发迹之地。维新运动领袖，一般以康梁并称，但两人的改革旨趣和所代表的路向是有区别的。康有为的

目光往上，致力于体制内部的变革，开议会，追求君主立宪；梁启超的旨趣在下，办报纸，搞学会，兴学校，后者更接近公共领域的思路。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章，在变法的总题目下，富有感染力地论证了“报馆有益于国事”、“有助耳目喉舌之用”，也指出了“欲振中国，在逛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7](p66)他以自己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锐笔，不仅提出了一套中国式的公共领域观念，而且还身体力行，通过主持《时务报》的言论，提供了在中国建立公众舆论的成功实践。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梁启超都是在上海，形成了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应该与当时上海浓郁的民间氛围有直接的关系。

《时务报》不仅对梁启超个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上海来说，也是重要的标志。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标志着“一个规模虽然偏小，但已经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8的正式形成。

之所以将《时务报》创刊视作上海公共领域的起点，乃是基于三个理由。其一，《时务报》不是一份孤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康梁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9报纸、社团和学校，将成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形式，而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也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以报纸为中心，再加上学校、学会的配合，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开始初居规模。其二，《时务报》以及其创办者康、梁、汪（康年）等人，虽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朝下诉诸于舆论的教化，向上对朝廷施加变革压力，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批评性格。其三，《时务报》虽然办在上海，但影响在全国，如梁启超所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8](p477)这表明，《时务报》已经具有了公众舆论那种公开的、覆盖全社会的影响。

自《时务报》以后，上海就一直执掌全国舆论之牛耳，上海众多的报刊杂志左右并影响着全国的舆论，谁要对全国产生影响，首先必须控制上海的舆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证《上海闲话》一书的话说：“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天，亦以上海报纸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纸为沪报。凡是未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9](p349)

近代上海作为全国舆论和公共领域的中心，从此不可动摇，拥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

三、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最初结构以及演变

哈贝马斯分析过，欧洲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艺术的讨论而聚集起来，随后从文学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形成政治的公共领域。[1](p55-60)不过，这一描述并不适合中国。如上所述，在近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因此，致力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学，而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

另一方面，欧洲的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发展而来，沙龙、咖啡馆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地方成为有教养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交往的公共场所。但沙龙、咖啡馆在中国是泊来品，即使在最洋化的上海，也要到20世纪20-30年代才在文学圈中，获得青睐，它们与中国人甚至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无涉，无法成为公共交往的一部分。

那么，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是什么呢？可以说，在其最初形态上，主要是由学校、报纸和学会组成的，而在某些极端的例子，它们甚至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另外，还有集会、通电等作为补充。通过这些空间结构，近代中国的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

以救国为主旨，聚集起来，实现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众舆论。

下面，将以近代上海为例，作一些分析。

首先是学校。在中国公共领域各种空间形式之中，学校是最早、最初的形态。本来，按照现代的教育理念，学校只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场所。然而，在古代中国的教育思想中，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书院传统中，学校还负有教化民众、移风移俗、领导社会风气的使命。这样的使命，是带有相当强烈的公共批评色彩的。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产生黄宗羲那种学校决定天下是非的思想。19世纪中叶上海几所新型学校的创办，虽然是为洋务事业服务，培养的是洋务专业人才，但依然受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海的格致书院。这家中西合办的新式学校，主要培养适合洋务事业的科技人才。科技教育是其最重要的特色。即使如此，主持书院的王韬、傅兰雅等，秉承古代书院的传统，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化。最有意思的是，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进行季考，请洋务派的官员和著名士大夫出题，由学生自由回答。题目除了科学之外，多是一些与政治变革、国家致富、法律设置等公共问题有关的大题目，比如：《中国近日讲求求富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中国大宪选派办理洋务人员应以何者为称职论》、《议院论》、《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等等。从目前所存的答卷来看，学生们畅所欲言，放言无忌，每次季考，等于一场内部范围的公共时务大讨论。[10](p176-180)类似的公共时务讨论，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个新型学校更是普遍的现象。学校成为了晚清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

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部分，是报纸和学会。在这方面，上海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中心。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出现的重要学会有62个，其中15个在上海，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数量在全国居第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农学总会、戒缠足会、戒烟会、蒙学公会、译数公会、实学会、亚细亚协会等。[11](199-206)另一方面，在1896-1898年这段时间里，上海新创办的的报纸也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报纸，以《时务报》的成功为榜样，多以政论作为自己的灵魂，刊首刊有“本刊撰论”，对社会变革和公务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12](p124-125)这样大规模公开议论国事，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形，这表明，上海的公共领域在90年代的维新运动中真正形成了。

更为重要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以《时务报》为例，其背后的组织形态是强学会，而强学会按照康梁的设想，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的。到20世纪初 ，上海又出现了另一个典型的“三位一体”式公共领域，即《苏报》、中国教育社和爱国学会。报纸与学社、学校结成”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清政府后来之所以对《苏报》十分恼怒，欲除之而后快，恐惧其舆论影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有组织，有人员，在上海租界特殊环境的掩护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对统治有威胁的体制外力量，所以，最后才闹出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在上海的公共领域之中，报纸、学会和学校是三种主要形态。除此之外，还有两种空间的形态值得注意。其一是集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用上海租界的自由空间，政治集会在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公众舆论表达方式。而张园，则是上海最著名的集会场所。张园，地处公共租界的黄金地段，在当时除了是上海的观光游乐中心之外，也是各种政治舆论公开表达的中心，可以说是上海的“海德公园”。[10](p284-296)这些集会和演说，具有公开的、公共的和批判的性质，毫无疑问，具有公共领域的最典型特征。

另一种公共领域的形态是通电。所谓通电，乃是社会各个阶层或人士通过联署的方式，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发表意见，表明立场，然后通过电报局或者报馆发往各地，对全国产生影响，对政府构成民间的舆论压力。这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舆论表达和传播方式，而上海，因为晚清以来成为公共领域的中心，许多重要的通电都是由上海发出的。通电与集会

有着内在的形式联系，张园集会之后，往往会通过一项通电，广发海内。最早和最有名的通电，乃是1900年经元善发起的反建储通电。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策划废立光绪，另行建储，以为替代。消息传出，上海民间一片喧哗。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各界士绅商民1231人，联合署名，通电北京，反对建储。上海的绅商还集会决定，若慈禧一意孤行，将倡议全国工商各界联合罢市。通电既出，全国震惊，也得到各国公使的呼应。最后，慈禧迫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取消废立计划。反建储通电的成功，表明以上海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在晚清复杂的政治格局之中，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舆论力量和制约能力。自此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每逢国家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五四运动、袁世凯称帝等，上海各民间团体，在上海总商会、江苏教育会等发起下，经常发表全国通电，表明政治立场，每每成为公众舆论的重要风向标。

中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年间，按照张灏的说法，是一个知识、文化和社会的“转型时代”。[13]相应地，知识人士在这个时代里，也有一个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哈贝马斯曾经谈到，欧洲的公共领域，从参与者的身份来说，有一个从贵族代表性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化。

[1](p5-32)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新型士大夫的公共领域到现代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转变。大致在戊戌维新时期，公共领域的主要活动者主要是有传统功名、但又具备一定新知的新型士大夫，从强学会的成员名单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特点。[11](p179-188)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前后，这一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比如，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成员，既有有功名的新型士大夫，也有年青的知识分子，而且后者在数量上已经开始占了多数。[10](p296-297)公共领域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公众舆论的改变，而且也象征着参与者交往方式的变化。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群体内部也有自己的交往规则，它基本上是以师生和功名秩序所形成的等级关系。但在公共领域这样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之中，传统的等级关系渐渐打破，会产生一种精英之间的平等观念，乃至最后发展为国民和公众这样完全现代的平等性的自我理解。如果说，强学会还表现得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中国教育会，有功名的新型士大夫（如蔡元培）、无功名的国学家（如章太炎）与青年知识分子（如邹容）济济一堂，共同议论国事，批评时政。在一种新的空间形式里，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公共交往关系。这样的公共交往，到了五四时代，比如《新青年》同仁那里，就完全成型了：不仅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所组成，而且，无论是留洋的，还是国内的，都摆脱了传统的等级性关系，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交往关系。

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并非中国公共领域的长时段特征，而只是最初阶段---清末的情形。民国成立以后，这一情形有很大的变化，学会和学校，从整体而言，不再是公共领域固定的一部分。学会（或社团）不是专业化，就是党派化，失去了清末混沌的、公共的性质。而民国以后的学校也逐渐按照现代建制学科化、专业化，在整体上与政治脱钩。这样，民国以后在公共领域继续扮演公共角色的，主要是报纸和杂志。

哈贝马斯在分析欧洲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指出，作为生活世界一部分的公共领域，后来受到系统世界中的干扰，为金钱和权力所操纵，逐渐失去了其公共的性质，不再成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1](p170-282)然而，在近代中国，干扰公共领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无法建制化和日益的党派化。虽然从19世纪末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公众舆论，但这样的公众舆论并没有受到国家体制的保护和承认。民国以后尽管表明有了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但这些自由仅仅是一文纸书，事实上，社会舆论经常受到政府的干预甚至迫害。区别仅仅在于，某些时期政府控制能力比较弱的时候，公众舆论会比较强一些，而另一些时期，政府对舆论实行强控制的时候，公共空间就变得相当的微弱。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一直不太强大，对公共领域的干预也很有限。除了政府权力之外，对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干扰来自日益严重的党派化。近代中国因为各种政治力量冲突连绵不绝，而且越来越尖锐，

使得公共领域也渗透了严重对立的党派利益，许多报刊杂志有着明显的政治利益背景，失去了公众舆论本来应有的公正、客观和公共性质。本来，公共领域的自由空间就比较有限，再加上日益严重的党派化，便使得中国的公共领域显现出逼仄的格局。

由于在政治上受到政府和党派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公共领域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致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由于晚清政府日趋弱势，继起的北洋政府控制能力也比较软弱，再加上党派利益刚刚出现，尚未完全渗透到公共领域，这就使得公共领域从整体上处于一个不断向上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五四时期，大致是中国公众舆论最强势的时期，分裂的北洋政治势力无法控制全局，各派都需要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因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公众舆论如《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等，得以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国民党逐渐控制了全国的舆论，使得公共领域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作为新闻产业本身的报业业务虽然有很大发展，比如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等，但舆论的空间并未因此而扩展，反而日趋狭窄。公众舆论受到了很大的扭曲，被迫只能以讽刺、游戏、幽默这样的曲折的方式予以表现。《申报》的“自由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4]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连这样的空间都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政治党派势力格局已成，开始全面渗透到公共领域，也对公众舆论造成了某种伤害。

第三阶段是1943年下半年到1949年。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表面上开始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对舆论控制一度有所松动，另加上各派政治力量处于暂时的、微妙的平衡，所以，以公开讨论和政治批评为标志的公共领域，在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间有很大的发展，以上海的《观察》、《大公报》为代表的公众舆论，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公众性质和直面勇气。不过，随着内战的加据，政府对舆论控制再度收紧，而政治利益的白热化冲突，也使得公共领域之中，党派对立日益严重，以至于淹没了公正、客观的声音。公共领域从全盛到衰落的急遽变化，证明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由于缺乏体制保障和过于党派化所造成的无可扭转的损伤。

四、对公众舆论的自我理解

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是公众舆论。它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性活动。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在公共领域从事公众舆论的主体，与政治领域中活动的主体不一样，并非从利益组合中所产生的党派，而是作为公众的个人。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私人，从各自所理解的公共利益出发，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开讨论和争辩，最后，在公共交往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公众舆论。7

那么，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们，是如何自我理解的呢？下面，我将从“公众”、“舆论”、“公共利益”和“公共性”这几个关键词入手，通过与哈贝马斯思想的比较，研究这一问题。

首先，关于公众的概念。

在欧洲，公众最早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然后这些人士逐渐在公共领域里讨论社会政治事务，从事公共批判。[1](p33-36)不过，中国的公共领域由于没有欧洲那样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前身，而直接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有关，所以，对公众的理解最早是与民族国家有关的国民概念。梁启超指出，所谓国民，乃是“一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是之谓国民”。[15](p309)在这里，梁启超已经注意到国民的意义，乃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这样的国民，已经与公众的内涵不远。

不过，由于中国的公共领域缺乏欧洲这样的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支持和铺垫，所以，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并非是公众的，而只是狭隘得多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当他们从事公众舆论的时候，更多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公众意识，倒不如说是精英意识。梁启超写过一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短文，论述了精英豪杰与公众舆论的关系。在他看来，舆论不过是常人之见而已，未必是公共利益之所在。而英雄豪杰贵在能发现常人所不及者，善于领导舆论。[7](p382)在这里，梁启超所继承的，是王阳明以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精英传统。区别在于，王阳明相信致良知的道德感召，而梁启超则发现了领导舆论这一个更有力的改造社会的方式。

近代中国的思想界，与市民社会不太发达的近代德国比较相似。康德说，所谓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但在他看来，启蒙主要是学者、特别是哲学家的事情。当哲学家面向政府的时候，目的是对政府加以指导和监督，而当他们面向公众的时候，目的是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理性。[16](p22-26)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从事公众舆论的时候，也是自承这样双重的使命。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宣布报馆的两大天职是：“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内而为其向导者”。[17](p969)这样的精英观念，几乎成为中国读书人的潜意识，即使到了现代知识分子那里，也没有根本的改变。1947年，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观察》主编储安平写信，讨论自由主义者如何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特别强调要“造成一种稳健清洁的舆论，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会上的道德支持”。[18]其中的精英意识跃然纸上。这表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在观念上产生了国民意识或公众意识，但在从事公众舆论的时候，仍然抱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情怀，将自己看作是拥有某种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便可以领导舆论、改变风气。

第二，关于舆论的批判性。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公众舆论“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1](p108)对于公众舆论的核心特征在于批判性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大致而言，在19世纪末之前，无论是洋务士大夫，还是维新士大夫，都还停留在传统民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将报纸的功能仅仅看作君民之间“去塞求通” “耳目喉舌”、“通上下之情”的工具，批判性相当弱。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们，对舆论的认识有很大发展，突破了民本主义传统，将舆论的功能与现代民权概念联系了起来，因而也具有了鲜明的批判性。

在这方面，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思想家。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民权狂潮中，多数人都重视政治层面的变革或革命，相信制度的民主化可以拯救中国。但梁启超发现了比政治改革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造就舆论，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和监督职能。为什么民选的政府还需要舆论的监督？梁启超指出，因为人性不能尽善，政府受民众委托，授于全权，即使是圣智当政，也不免滥用职权。即使有立法、司法权的独立制衡，以及政党制的对立，力量仍然薄弱，需要舆论作为后援。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之保障，报馆就是借助这两项自由，实行对政府的监督。在梁启超看来，报馆作为独立的舆论机关，“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仅如此，报馆的地位还高于政府，因为政府只是受国民委托，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代表着国民的公意，所以报馆视政府如同父兄之视子弟，负有教导批评之职责。[17](p969)

这是梁启超1902年的看法。到1910年，他对舆论的认识更加明确了。他进一步指出，“凡政治必籍舆论之拥护而始能存立”，因为舆论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是多数人意见的公开表达。真正的立宪民主政治，就在于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意见，并让他们堂堂正正地表达出来。在他看来，“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 所谓立宪政治，就是舆论政治。[18]梁启超对舆论功能的认识，已经相当接近现代公共领域的批判性观念，他的思想后来被中国的舆论界所继承，成为民间舆论的共识

第三，关于代表公共利益。

按照哈贝马斯等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的看法，公众舆论应该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这样的公共意志或公共利益，不是个人意志或个人私利的简单总和，而是每一个公众超越各自的利益所限，从公共的角度所理解的共同利益，最后通过公共讨论和辩论所形成的共识。10

关于舆论应该代表公共利益这一点，有意思的是，也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参与者们的共识。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指出，作为舆论代表的报馆，必须有一个最高的宗旨，报馆的宗旨不在牟利，也不在媚权，而是“能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8](p475)公认的近代中国新闻史专家和新闻学家戈公振在其名著《中国报学史》中，也明确说：“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9](p362)

不过，每一个人都是有私利的，如何才能使得舆论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意见的总和呢？在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家看来，当个人作为公众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不是从自己的利益，而是从个人的信仰或良知出发，考虑何谓公共利益，这样，良知最后变成舆论，不同的信仰之间有可能形成共识，形成公共意志。[1](p108)在这方面，梁启超与共和主义思想家所见略同。为了保证舆论能够代表国民之公益，梁启超对个人的舆论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他特别强调必须有“真诚”和“公心”，不是以私人的利害关系，而是从国家利害考虑问题，“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19](p2211)这样的看法，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标准。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众舆论，分散的个人舆论如何构成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呢？梁启超、戈公振等都没有进一步的讨论，但在1930年出版的、由黄天鹏编选的《新闻学名论集》一书中收录的一篇《舆论》（作者笔名为亦乐），比较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如今已不可考，但他对舆论的若干理解令人惊异地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有若干共鸣之妙。如作者指出：“所谓的公众的意思，是无组织的国民的多数的意思”，已经注意到哈贝马斯后来反复强调的：公共领域中的主体，不应该是党派或群体，而必须是纯粹代表个人的无组织的、自由的公众。而作者对公众舆论如何形成的分析，也已经注意到了其首先必须是一种公开的意见，然后在公共空间中经过公众的反复的讨论和争辩，也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相当接近。[20]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在观念上所达到的某些深度。

第四，关于非党派化和公共性。

现代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不同的政党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选民进入政治过程，就象进入市场一样，选择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然而 ，在公共领域就不一样了。作为公众意见自由讨论的空间，它不需要而且应该排斥党派化，以免党派的斗争扭曲了公众的交往和互动。非党派化的公众舆论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们对舆论的非党派化和公共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梁启超在这方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传统。他虽然属于维新派，具有党人倾向。但他在从事舆论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办《时务报》，还是《清议报》、《新民丛报》，他都很注意保持报纸的公共性。1901年，他希望《清议报》能够“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也就是能够以“国民利益为目的”，而非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办报。[8](p480)1910年，他在论述公众舆论所必须遵守的原则时，特别提到“公心”原则，他指出：“若怀挾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或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不问是非曲直，不顾前因后果，而一惟反对之为务，此皆非以估名，即以快意，而于舆论之性质，举无当也。”[19](p2211)

如果说，清末中国的报纸党派化色彩还不是很浓的话，那么，民国成立以后，随着党争

的加剧，报刊杂志特别是政论性报刊被卷入到党争之中，公众舆论的公共性受到很大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依然有一批纯正的报人坚持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立场，力图超越现实政治，避免使舆论成为党争的工具。著名报人黄远生继承了梁启超的“公心”传统，在复杂的党争之中，再三强调所办的《庸言》杂志为“公同辩论之机关”，“极力保持言论独立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20](p21)不过，黄远生由于经济无法独立，还是一度被迫陷入政治而痛作忏悔录。黄远生无法实现的理想，到二、三十年代由近代中国最成功和最杰出的报业大王史量才做到了。史量才的办报方针是：在经济上独立，超然于党争之外，以独立的精神创造舆论。[22](p269-270)在他的经营管理下，《申报》不仅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而且也保持了独立的、公正的民间报纸的品格。

与《申报》齐名的，还有《大公报》。其创办者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八个字：“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具体地说，报纸“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23]30年代中期以后，《大公报》替代《申报》成为中国民间舆论的第一大报，并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是与《大公报》坚持超越党派的公共性立场是分不开的。

到40年代后半期，国民党政府对舆论的加紧打压，而政治冲突也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使得公共领域的空间日趋狭隘。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王芸生主笔的《大公报》等，依然坚守代表公众的公共立场。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明白表示：“在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稳、严肃的言论”。他声明，本刊决非政治斗争的场所，只是发表政论的独立刊物，对于政府以及各个方面，都将作“公开的批评”。[24]正因为《观察》独树一帜的客观、公正、理性的公共性质，使得它的发行量在短短两年间上升到十万多份，无论其报道或评论，在40年代末的读者圈中都拥有很高的权威性。尽管不久以后《观察》等刊物一一被查禁，公共领域被无情摧毁，但从梁启超到储安平所代表的公众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褶褶生辉的不朽篇章。

研究至此，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结论了。

首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完全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用来理解和解读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这一组现象的。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理念和实践来看，它们具有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普世特征：由独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众，在此空间之中从事公共批判，形成公众舆论。

第二，不过，中国的经验不是对欧洲的简单重复和模仿，它具有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移植而来的外来理念或结构，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式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等。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第四，威胁中国公共领域发展的，不是哈贝马斯所分析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权力和金钱的软性渗透，而是无法在社会制度内部获得其稳定的体制化和合法性，以及日益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难以保持其独立的、超党派的公共性。

最后，由于近代以来的上海一系列特殊的条件：江南士大夫的地域文化传统、租界所提供的特殊政治空间、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示范性作用以及新型知识资源和人才的高度凝聚，使得上海成为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无可争议的中心。中国公共领域的命运，与上海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近代上海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衰史。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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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熊月之:上海通史[M](第6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68-272.

[4] 郑观应：盛世危言[M](日报篇)。

[5]郑观应：罗浮侍鹤山人诗草[A]卷1，30。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47.

[6] 郑观应：盛世危言[M](自序).

[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第一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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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 香港太平书局,1964，349.

[10] 熊月之:上海通史[M](第3卷)，176-180.

[11] 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M].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199-206.

[12]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4-125.

[13]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J]. 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4)。

[14]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A].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选集

[C]，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

[15] 梁启超：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A]. 梁启超全集[C](第1册)，309.

[16]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A]. 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2-26.

[17]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A]. 梁启超全集[C](第2册)，969.

[18] 观察[J]，3卷12期，23，1947-05-17.

[19] 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A]，国风报叙例[A]. 梁启超全集[C](第4册)，2287、2211.

[20] 亦乐：舆论[A]，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C]，上海:联合书店,1930.

[21] 黄远生：远生遗著[M](卷一)，38、21.

[22] 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269-270。

[23] 本社同人之志趣[J]，大公报，1926-09-01.

[24]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J]，观察(1卷1期)，1946-09-01.

注释：

1．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用来分析清明以来中国社会，比较著名的有Robert K. Schoppa、William Rowe、Mary Rankin和 David Strand等，而对此持批评看法的，有Frederic Wakeman、Philip Huang 和Philip Kuhn等。有关这场争论，参见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以上三文均见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另参见William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载Modern China,vol.16 no3(July,1990);Philip Kuhn：《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李孝悌、沈松侨译，载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Prasenjit Duara:《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刘永涛译，Frederic Wakeman。Jr.：《清末与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谢毅译，以上二文均收入汪 、Frederic Wakeman。Jr.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熈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Arif Dirlik：《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邓正来译，载《中国社会

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8月号。

2．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市民社会属于私人领域，是自利性的资产阶级个人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领域，它以市场为中心，通常不扮演政治的功能。而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中，意味着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之间的批判性的舆论空间，是由资产阶级的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在市民社会中，私人利益是一切交换和交往的中心，而在公共领域，公共问题讨论的假设是从各自所理解的公共利益出发的。在欧洲的历史上，这两种现象念虽然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但不是同一个概念，不可互相替代或指称。

3．有关市民社会的研究，参见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散见于若干刊物的相关论文，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而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有一些零星的实证研究：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周松青：《公共领域与上海地方自治的起源》，《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1期；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4．关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概括性论述，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5．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初版序言中谈到，不能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与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历史发展隔离开来，并作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中去。参见该书中译本，初版序言第1页。

6．以上有关黄宗羲的思想，均见《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

7．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译本，第1-3章。

8．这段话是哈贝马斯借助别人的话形容18世纪末德国的情形，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中译本，序言第3页。

9．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38页。

10．关于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问题，参见拙作：《公意与众意》，载《天涯》，2002年第3期。

The Form ,Function And Self-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shanghai sample

Xu Ji-lin

(China modern ideolog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hanghai)

Abstract: the scholar-bureaucrats and intellectuals played crucial role in the public sphere in china since its appearance. The public sphere existed in nespapers, academy and schools rather than coffee bar, pub or salons, which was lack of literaral elegance but full of political austerity

Key words: public sphere, public opinion

投稿日期：2004-12-12

作者简介：许纪霖，男，汉族，浙江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博导。

6个案例告诉你怎样理解四种形态

6个案例告诉你:关于"四种形态"，这样理解就偏了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要求，全面从严治党，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运用“四种形态”，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要抓小放大、减缓收兵？是不是纪委的责任减轻了、工作更好干了？是不是对违纪干部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其实，这些都是对“四种形态”的误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着眼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个方面有机统一，相互关联，实践中必须全面把握，才能够达到良好效果。 1实践“四种形态”，意味着抓小放大、反腐收兵？ 【案例故事】 2015年2月，广东某市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市监察局副局长李荣（化名）公款吃喝、收受礼品等顶风违纪问题。在市纪委函询核实问题时，李与相关人员均予以否认。该事件被网络曝光后，李与相关人员再次串供，应对组织审查。同年8月，广东省纪委查实李荣违规接受公务宴请、收受礼金礼品问题，并在组织函询期间未如实向组织报告，串供隐瞒事实真相，情节严重。最终，省纪委决定对李荣予以立案审查，对其采取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处分。

有人说，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实践“四种形态”，意味着反腐败就要减缓收兵。绝对不是！“四种形态”对应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调整、党纪处分等各种手段，使纪律严起来、管住大多数。要把握运用“四种形态”，严格分类处置问题线索，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组织处理、党纪处分要经常运用，坚决把存量减下来、把增量遏制住。 2“四种形态”只是针对少数党员领导干部？ 【案例故事】 “小安，你下班不忙的话，跟我在公园转一下，有点事聊一下，好不好？一会儿见……”这通听起来像邀约朋友般的电话，其实是湖北孝感市云梦县纪委副书记徐奇满准备和单位机关干部安某进行谈心提醒。据反映，安某近期要为其子筹办10岁生日宴，邀请了不少同事参加。公园散心时，徐奇满提醒安某，生日宴邀请对象要慎重，谨防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让安某及时打消了邀请同事参加生日宴的念头。去年至今，孝感市纪委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6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谈话提醒，防止苗头变恶果，防止小事铸大错。问卷调查显示，92％的人认为从中受到了警示，并对这样的提醒表示感谢。 “四种形态”的提出，重申了一个重要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只是惩处极少数腐败分子，而是要用严明的纪律、严格的监督管全党、

学生会报名表自我介绍范文_加入学生会个人介绍

学生会报名表自我介绍范文_加入学生会个人介绍 ----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范本，欢迎您借鉴参考阅读和下载，侵删。您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学生会报名表自我介绍范文篇1 大家好! 我叫xuexila,是2017级新生。我的爱好是游泳、绘画、书法。 很高兴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参加学生会竞选。此时我的心里也很紧张。 首先我想说我很适合加入学生会，因为有人说，从事一件事的原动力是热情，唯有热情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力量，可以驱动你去触摸自己的理想。而我就有这样的一份热情，对的喜欢，所以我认为我很适合成为学生会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当然，仅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在学习和工作上的能力。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样的能力，但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一定会让大家知道，我能行。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而我之所以要加入学生会，是因为我认为学生会是一个可以更好的锻炼我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地方。 这次我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参加竞选，我已经得到一次锻炼的机会了。所以无论结果怎样我都会扬起嘴角，说声谢谢! 最后，希望大家能认同我，支持我! 学生会报名表自我介绍范文篇2 大家好! 我是来自××班的××。性格活泼开朗，处事沉着、果断，能够顾全大局。今天我很荣幸地站在这里表达自己由来已久的愿望：“我要加入学会××部。”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将尽全力完成学校领导和同学们交给我的任务，使学生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积极团体，成为学校的得力助手和同学们信赖的组织。” 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学会忍耐，怎样解决一些矛盾，怎样协调好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好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怎样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怎样提拔和运用良才，怎样处理好学习与工作之间的矛盾。这一切证明：我有能力有资格加入学生会**部并且有能力把学生会发扬光大。 请各位大家给我一张信任的投票，给我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

四种形态总结

四种形态总结 一、掌握“四种形态”内容“四种形态”是指，①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②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③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④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四种形态”的新提法既接续了十八大以来监督执纪“抓早抓小”的方法论，又符合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新形势下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落实“两个责任”的具体化，全面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靠坚强的党性和责任担当。 二、准确把握“四种形态”的内涵“四种形态”彰显了从严治党的政治智慧。第一种形态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出轨的问题。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能有效解决各级领导班子“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提高班子内部监督的自觉，防止问题发生。党委、纪委经常咬耳朵、扯袖子，甚至大喊一声，把监督提醒做扎实，做细致，能够让一些思想意识上有不良打算的同志及时得到提醒教育，防止党员干部的思想“出轨“。第二种形态发挥轻处分的惩戒功能。一些党员干部的行为虽然触犯了纪律红线，但情节轻微，问题不严重，尚未造成不良影响，这时该处分该处理就绝不能心慈手软。运用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手段，让违纪的同志感受到纪律的惩戒作用，增强对党纪的敬畏感，达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效果，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第三种形态体现对党员干部的最后挽救。让违纪情节严重的干部停职反思、悬崖勒马，防止其贻误终生。第四种形态描绘出监督执纪的理想型”。如果前三种形态都能得到

贯彻落实，那么第四种形态一定能够实现极极少数。 三、“四种形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四种形态”充分体现了组织关心爱护干部的意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一贯方针，“四种形态”的提出，凸显了组织关心爱护党员干部的意愿。仔细分析前三种形态，其实是在给党员干部违法犯罪设置三重“带电的高压线”，只有冲破了这三条高压线，党员干部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可以有效阻断违纪进程，并以常态化严管干部的方式，做到“防患于未然”。全面从严治党绝不仅仅是事后式的重典治腐，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贪污腐败问题的“终端处理”。强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要把监督执纪的关口前移，在惩防并举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用最多的办法、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和挽救，使踏上不归路的党员干部成为极极少数，从而在预防腐败上构建立体防治体系。 四、“四种形态”并非放缓反腐节奏 （一）“四种形态”是对腐败更注重从高压严惩到常态严管。在“不能”和“不想”上多下功夫，将腐败现象的“病根“彻底铲除，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尽快扭转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 （二）激发“四种形态”动力，找准我校党总之工作重心。“四种形态”正是“两责”在纪律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既是问题清单，也是责任清单，既需党委在净化党内关系等方面主动担当，也需纪委在纪律审查等方面积极作为。各级党委在履行主体责任中要把“四种形态”落到教育提醒、监督管理等日常工作中去，发现苗头马上去管，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增强履责主动性，增加工作提前量。 （三）以准确把握“四种形态”为载体，增强纪律审查针

运用“四种形态”,做到“四个突出”

运用“四种形态”做到“四个突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是在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纪委履职理念的准确阐述。为贯彻落实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提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要求，指明了执纪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在纪律审查工作中，执纪审理工作“看似尾巴、实则龙头”，在用党章党规党纪这把纪律的尺子衡量违纪行为时，既要不偏不倚，又要不遗不漏，更要突出执纪特色和党内审查特点，充分体现出纪律检查的政治性。对此，各级纪委要自觉运用“四种形态”，从突出执纪要求、执纪特色、执纪效率、执纪效果等四个方面，不断创新完善执纪审理方法，改进监督执纪问责方式，促进纪律审查工作与时俱进。 1. 突出执纪要求，拓展执纪审理的视野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核心和本质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抓早抓小的一贯执纪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在认真审核把关案件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执纪审理视野，加强对纪律审查过程中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的监督制约，切实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一方面，开展对被审查对象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的倒查，防止初核定位不准。注重加强对个案初核阶段线索核查处置情况的审核力度，并在审理报告中进行说明。对未予核查或调查的重要违纪线索譬如串供堵口、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线索提出进一步查证的建议，引导初核从“盯违法”向“盯违纪”转变，从以往重点初核涉嫌受贿、贪污等经济类违纪违法线索，转到同等重视核查“六大纪律”类问题线索，尤其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另一方面，开展对涉及其他党员干部问题线索核实情况的倒查。对被审查对象交代的涉及其他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包括行贿、送礼金、共同受贿、违规办理相关事项、“一案双查”等问题线索，不能因为涉及党员干部众多或被审查对象查实的问题已足以给予“双开”处分等因素，而对此类关系到当地政治生态的问题置之不理。这不符合“惩是为治”、辩证把握“树木”与“森林”关系的审查导向。 2. 突出执纪特色，聚焦执纪审理的重点

四种形态运用总结

四种形态运用总结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又是新时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创新和方法指引。作为监督执纪实践者，我们要深刻领会“四种形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将充分运用“四种形态”贯穿到强化监督执纪、落实主体责任、推进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要把充分运用“四种形态”贯穿到强化监督执纪的全过程 “四种形态”涵盖了监督执纪的手段和方法，既要在开展党内监督工作过程中有效运用，又要在开展执纪审查工作过程中坚决落实，切实贯穿到监督执纪的每一个环节。 要在信访举报环节区分形态处理。信访举报是监督执纪的第一道关口。面对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要按问题线索性质、可查性、成案几率等予以科学分类处置，经分析问题性质较轻、可查性不大的，尽量以函询约谈的方式予以处置，适度提高函询约谈在问题线索分类处置中的比例。同时，要抽查监督函询约谈所了解掌握情况的真实性，跟踪监督函询约谈后续整改落实的情况。近期梅州市建立了函询保证书和函询抽查制度，要求函询对象在上报函询材料时出具保证书，承诺对函询事项说明属实。每隔一段时间抽查一批函询材料，对隐瞒欺骗组织的行为从严从重查处。通过方法创新，既让信访举报得到有效“消化”，实现“零暂存”，又促使需提醒注意的党员干部加强自查自纠，得到教育警醒。 要在作风监督环节区分形态处理。作风问题具有普遍性、反复性、传染性等特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区分性质和情节，按不同形态处理，取得最佳教育效果。对于一般性的作风问题，如上下班迟到早退、上班玩电脑手机、外出未请示报告等，可以先采取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式的批评教育予以处理。对于需要“大喝一声，猛击一掌”的作风问题，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行为构成了违纪，但情

学生自我介绍范文6篇

学生自我介绍范文6篇Students' self introduction 编订：JinTai College

学生自我介绍范文6篇 前言：自我介绍是向别人展示你自己，直接关系到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的好坏及以后交往的顺利与否，也是认识自我的手段。自我介绍是每个人都必然要经历的一件事情，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与陌生人建立关系、打开局面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通过自我介绍获得到对方的认识甚至认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巧。本文档根据自我介绍内容要求和特点展开说明，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便于学习和使用，本文下载后内容可随意调整修改及打印。 本文简要目录如下：【下载该文档后使用Word打开，按住键盘Ctrl键且鼠标单击目录内容即可跳转到对应篇章】 1、篇章1：学生自我介绍范文 2、篇章2：学生自我介绍范文 3、篇章3：学生自我介绍范文 4、篇章4：学生的自我介绍文档 5、篇章5：学生的自我介绍文档 6、篇章6：学生的自我介绍文档 自我介绍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重要途径,是与他人进行沟通、增进了解、建立联系的一种最基本、最常见的方式,是人

与人进行沟通的出发点。下面是小泰为大家整理的学生800字自我介绍范文，仅供参考。 篇章1:学生自我介绍范文 一个渴望完美却有着许多缺点的女孩，一个想要成功却 屡次碰壁的女孩，一个追求时尚却不懂得高雅的女孩。你想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是的，那个小女 孩就是我! 嗨，大家好!我叫王宝瑛，初次驾到，还望各位多多指教。我出生在跨世纪的建党节，有着一头长长的头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高达三百度的眼镜（说明一下，我不是近视，而是斜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四眼妹”。 我是个乐观的小女孩，不瞒你说，我的网名就叫做“快 乐神的孩子”。我认为我们应该分享每一分钟的快乐时光。你只有快乐，才会感到阳光是那么灿烂，蓝天是那么的明朗。追求快乐的人是不断争取的，是不会被困难击垮的，也是会勇敢地去面对每一件事的……在人世间的每一天，你可以选择开开心心地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悲伤痛苦地过。那么，你又何尝不选择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呢?

深化运用“四种形态”的思考和实践

深化运用“四种形态”的思考和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持续反“四风”、正党风、反腐败、倡清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不敢腐”的氛围已总体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正在深化。在此背景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华文中宋严治党就成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重大历史使命。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和方法措施上紧跟中央要求，积极探索运用“四种形态”，着力实现他律与自律互补、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结合，推动全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深入。 “四种形态”，既是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又是新时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创新和方法指引。作为公路工程建设者，我们要深刻领会“四种形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将充分运用“四种形态”贯穿到强化监督执纪、落实主体责任、推进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一、准确把握“四种形态”基本内涵 把握“四种形态”的实践根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对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新形势下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四种形态”抓住了党员干部违纪违规行为的共性规律，刻画出从破纪到破法、从小病到重病、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

迹，阐明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基本路径，明确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着力点，为推动执纪审查工作转型提供了方向指引。 把握“四种形态”的政治要求。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党内监督的手段和方法，更是政治性的安排和考量。政治目标上，根本是为了维护党的肌体健康，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政治方针上，既不纵容小节，也不放过大错，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政治要求上，重点是落实好第一种形态，关键在各级党委要真正担负起主体责任，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 把握“四种形态”的工作原则。“四种形态”就是四道防线，各形态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严密的监督执纪体系。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工作原则，也是应当掌握的政策和具体操作的方法，它对党员干部的违纪违规行为，无论是苗头性问题还是轻微违纪乃至重大违纪违法，都提出相应处理纪律要求。“四种形态”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具体化，纪律审查要从以往的法律思维转到纪律思维上，避免出现以纪代法的情况，更不能做选择、搞变通，存私心、谋私利。 二、注重提升“四种形态”运用实效 围绕落实主体责任实践第一种形态。正确运用第一种形态，以民主生活会、谈话函询了结、提醒谈话、诫勉谈话、警示教育、批评教育等为载体，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

学生自我介绍范文(精选10篇)

学生自我介绍范文 学生自我介绍范文（1）：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你们好! 我叫超超，这名字可能有人听说过，也许有人很陌生，但这天的这次介绍，我将要让你们了解我，认识我。我是今年的九月来到xx一中的，毕业xx学校，心中也是满心欢喜。在平时的学习中，动脑筋的问题想得确实很快，在数学、物理等计算上能过得了关，而文史类的读物，我更有我独特的见解。认为时光最宝贵的是生命、时光与精神。认为会感受与思考的不仅仅使大脑，还有心灵。在这几天中，我认识了一些同学，彼此之间的沟通不仅仅很融洽，而且增进了友谊。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去得多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我，还会在以后的社会上这个更大的陌生世界去拼搏，去生存，为了给将来打下藤好的基础，所以，这天的我，要比以前更努力。平常我们几乎在用肉眼看这个世界，有人说：这样会看得真，看得失。但我经常用新看这个世界，原先闭上眼睛之后的感受，是那么前所未有的清晰。只提上的感受是比不上精神的振奋的。所以鲁迅弃医从文，也可能是想到了这一点吧。之所以，语文的地位对我来说是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精神崛起的寄托。 这就是我，一个思想极为复杂而可望新事物的人，所以对未来，也是想象的并不是很美，但只要我努力去做，相信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能够向往的未来。期望能在班上大家能多多指教，多谢！ 学生自我介绍范文（2）： 我姓张名乃千，你想和我交朋友吗？别急，先听听我的个人自我介绍吧。 我的年龄吗，从出生到此刻已经度过了十二个“六一”儿童节了。至于个子，哎，你别看我的个子不算

高，可我的体重可不轻，我此刻是……呀，对了，体重要保密，不然我说出来，你必须会笑掉大牙的，那我以后可怎样见熟人呀！别看我胖，可我的五官长得个性端正。看，一张国字脸，双眼皮下两只黑葡萄般的大眼睛里装满了淘气，眼睛下方笔挺的鼻子像雕塑的，嘴巴不大也不小，且能说会道，因此老爸老说我长大能当小品演员。说到我的五官，大家还送我一个雅号——“五官正”，你先别笑，说实话，我此刻可不想和中共中央的纪委书记吴官正比个高低，我这个小毛孩能有什么水平呀。但是，等我长大了……这个是后话，这天先不谈了吧。 说到性格，我但是一个顶活泼的小男孩，但正因为这个“活泼”，也给我引出了一连串的“故事”。有一次，老师在讲第32课《观潮》一文时，我突然想起暑假跟老爸去海宁市看潮的情景，于是我这张嘴就守不住了，待老师转身在黑板写字时，我立刻把头射向同桌，刚刚张开嘴巴，没想到老师会忽然转身，我的结局你可想而知了。就为这上课说话，我不知挨过老师的多少批评。但是，你也不要小瞧我，如果你再听听我的优点，就会眉开眼笑了。看，上课用心举手发言的有我，作业每次都很优秀的有我，每次大型考试名列前茅的有我，每学期学校表扬的“优秀学生干部”有我……怎样样，我的优点可比缺点多吧。 要说我的兴趣爱好，“书虫”但是我的又一雅号。你瞧，早晨睁开眼必读书，吃饭时光也读书，每晚睡觉前常抱书入睡，对于我来说，有时看书比吃饭都重要。而且我的床上除了书还是书，老妈曾调侃我生活在书的“围城”里，说我是“伟人毛泽东”的忠实模仿者。唉，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谁叫我一时也离不开让我快乐让我忧虑让我充实让我进步的好朋友——书呢。另外，我也十分喜欢书法和画画，不信，你能够到我家看看，墙壁上，屋门上都有我的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大作”，保证让你大饱眼福。 这就是我，一个你还感兴趣的小男孩吧，怎样样？你想和我交朋友吗？我做梦都想“朋友满天下”呢。

学生自我介绍范文(精选10篇)

学生自我介绍文 学生自我介绍文（1）：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你们好! 我叫超超，这名字可能有人听说过，也许有人很陌生，但这天的这次介绍，我将要让你们了解我，认识我。我是今年的九月来到xx一中的，毕业xx学校，心中也是满心欢喜。在平时的学习中，动脑筋的问题想得确实很快，在数学、物理等计算上能过得了关，而文史类的读物，我更有我独特的见解。认为时光最宝贵的是生命、时光与精神。认为会感受与思考的不仅仅使大脑，还有心灵。在这几天中，我认识了一些同学，彼此之间的沟通不仅仅很融洽，而且增进了友谊。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去得多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我，还会在以后的社会上这个更大的陌生世界去拼搏，去生存，为了给将来打下藤好的基础，所以，这天的我，要比以前更努力。平常我们几乎在用肉眼看这个世界，有人说：这样会看得真，看得失。但我经常用新看这个世界，原先闭上眼睛之后的感受，是那么前所未有的清晰。只提上的感受是比不上精神的振奋的。所以鲁迅弃医从文，也可能是想到了这一点吧。之所以，语文的地位对我来说是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精神崛起的寄托。 这就是我，一个思想极为复杂而可望新事物的人，所以对未来，也是想象的并不是很美，但只要我努力去做，相信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能够向往的未来。期望能在班上大家能多多指教，多！ 学生自我介绍文（2）： 我乃千，你想和我交朋友吗？别急，先听听我的个人自我介绍吧。 我的年龄吗，从出生到此刻已经度过了十二个“六一”儿童节了。至于个子，哎，你别看我的个子不

算高，可我的体重可不轻，我此刻是……呀，对了，体重要，不然我说出来，你必须会笑掉大牙的，那我以后可怎样见熟人呀！别看我胖，可我的五官长得个性端正。看，一国字脸，双眼皮下两只黑葡萄般的大眼睛里装满了淘气，眼睛下方笔挺的鼻子像雕塑的，嘴巴不大也不小，且能说会道，因此老爸老说我长大能当小品演员。说到我的五官，大家还送我一个雅号——“五官正”，你先别笑，说实话，我此刻可不想和中共中央的纪委书记吴官正比个高低，我这个小毛孩能有什么水平呀。但是，等我长大了……这个是后话，这天先不谈了吧。 说到性格，我但是一个顶活泼的小男孩，但正因为这个“活泼”，也给我引出了一连串的“故事”。有一次，老师在讲第32课《观潮》一文时，我突然想起暑假跟老爸去市看潮的情景，于是我这嘴就守不住了，待老师转身在黑板写字时，我立刻把头射向同桌，刚刚开嘴巴，没想到老师会忽然转身，我的结局你可想而知了。就为这上课说话，我不知挨过老师的多少批评。但是，你也不要小瞧我，如果你再听听我的优点，就会眉开眼笑了。看，上课用心举手发言的有我，作业每次都很优秀的有我，每次大型考试名列前茅的有我，每学期学校表扬的“优秀学生干部”有我……怎样样，我的优点可比缺点多吧。 要说我的兴趣爱好，“书虫”但是我的又一雅号。你瞧，早晨睁开眼必读书，吃饭时光也读书，每晚睡觉前常抱书入睡，对于我来说，有时看书比吃饭都重要。而且我的床上除了书还是书，老妈曾调侃我生活在书的“围城”里，说我是“伟人”的忠实模仿者。唉，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谁叫我一时也离不开让我快乐让我忧虑让我充实让我进步的好朋友——书呢。另外，我也十分喜欢书法和画画，不信，你能够到我家看看，墙壁上，屋门上都有我的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大作”，保证让你大饱眼福。 这就是我，一个你还感兴趣的小男孩吧，怎样样？你想和我交朋友吗？我做梦都想“朋友满天下”

四种形态的理解及运用

四种形态的理解及运用 篇一：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四种形态”与“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经验的深刻总结。纪委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条主线，依据党章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神圣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首先，要转变执纪观念。执纪观念转变的前提是执纪必须依纪、依规、依法，不能想当然、不能惯性思维，在法律和纪律的范围内来执纪监督问责。转变观念，要继续深化“三转”工作，规范权力运行，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严格遵守组织原则、纪律要求、办案程序等制度规定，客观公正地处理违纪违规问题。特别是要围绕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的新要求，改变思维定势和工作定势，转变执纪理念，转变执纪方式，注重把工作目标从“盯违法”向“盯违纪”转变，把工作手段从“抓大放小”到“抓早抓小”转变，把处理方式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把工作重点从“惩处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转变，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协助党委抓纪律、管纪律、维护纪律、执行纪律上来。

其次，“四种形态”必须铭记于心。王岐山书记在福建调研的讲话，是我们今后开展工作的重要遵循，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的要求。把“四种形态”铭记于心，工作就有了指引和方向，在纪律审查的过程中才能把握得住分寸，把握应用“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挺纪在前，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的强烈信号，坚持问题导向，对于那些无视纪律要求，继续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一律动辄则咎、严查重处、通报曝光。紧盯重点问题，对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国内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津补贴和违规收受节礼等问题坚决查处，特别是对各类披着“隐形衣”反弹回潮的“四风”新动向加以重点解决;紧盯重点人群，严查不收敛、不收手行为，对十八大以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后的顶风违纪行为予以严肃查处、通报;紧盯重要节点，节假日怎么过是对党员干部作风的重要检验。中秋、国庆已经过去，接下来要紧紧盯住元旦、春节这些重要节点，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查处各种“四风”问题。从“四种形态”来看，移送司法机关不是我们的目的，教育挽救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说我们只有铭记这“四种形态”，才能改变党内党员同志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我们党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第三，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四种形态”贯穿着抓早抓小、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彰显了我们党对党员干部的

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几点思考

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几点思考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提出：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上下功夫。由此可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是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目标和原则，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准确把握“四种形态”基本内涵 把握“四种形态”的实践根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对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新形势下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四种形态”抓住了党员干部违纪违规行为的共性规律，刻画出从破纪到破法、从小病到重病、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阐明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基本路径，明确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着力点，为推动执纪审查工作转型提供了方向指引。 把握“四种形态”的政治要求。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党内监督的手段和方法，更是政治性的安排和考量。政治目标上，根本是为了维护党的肌体健康，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政治方针上，既不纵容小节，也不放过大错，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政治要求上，重点是落实好第一种形态，关键在各级党委要真正担负起主体责任，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

把握“四种形态”的工作原则。“四种形态”就是四道防线，各形态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严密的监督执纪体系。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工作原则，也是应当掌握的政策和具体操作的方法，它对党员干部的违纪违规行为，无论是苗头性问题还是轻微违纪乃至重大违纪违法，都提出相应处理纪律要求。“四种形态”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具体化，纪律审查要从以往的法律思维转到纪律思维上，避免出现以纪代法的情况，更不能做选择、搞变通，存私心、谋私利。 注重提升“四种形态”运用实效 围绕落实主体责任实践第一种形态。正确运用第一种形态，以民主生活会、谈话函询了结、提醒谈话、诫勉谈话、警示教育、批评教育等为载体，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纪检监察部门应了解掌握所在系统的政治生态，既要对监督对象个体情况有所掌握，也要对该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有总体判断；既要盯住“树木”，也要关注整个“森林”，对发现的苗头性和普遍性问题，要及时反馈给党委（党组），协助其履行严肃党内关系、净化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 一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善于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严格规范民主生活会，切实提高质量，不能流于形式，通过健康的互相批评，红红脸、出出汗，达到相互提醒、相互监督的目的，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 二是加强纪律建设。深入开展纪律教育，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充分利用网站、微信、手机报等新媒体、新技术、新平台，把教育融入平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中，做到喜闻乐见、

中小学生自我介绍格式10篇

中小学生自我介绍格式10篇 中小学生自我介绍格式2我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活泼心爱是我不可缺少的特点，我还很有礼貌，认识的人我都会对他们打招呼。我有许许多多的爱好，比如玩游戏、打篮球、打拼乓球、打快板儿、跳街舞…… 我是一个游戏迷，那一天不玩游戏我就一天都不得安宁。可是妈妈说上学了，还想着游戏小游戏迷，整天都钻到游戏里去了。 人生就是这样，有欢有喜有悲有愁，李知宇写作业去了！ 中小学生自我介绍格式3我叫林心如，和某演员同名，父母希望我成为一名知书达礼的小女孩。我今年12岁了，来自于ＸＸ路学校的6年4班。我爱好广泛，都有：羽毛球、绘画、下棋等等。其中，我最喜欢弹钢琴了，因为弹钢琴能使我忘记一切烦恼，沉醉其中。而且，我在钢琴比赛上获得了好屡次金牌，现在已经过十级了。 在学校里，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每能首屈一指。在家长眼里，我是个我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在教师眼里，我是积极向上的学生;在同学眼里，我是乐于助人、乐观开朗的同学;而在我自己的眼里，我就是我，一个无独有偶的女孩，一个充满个性，充满理想的女孩。请大家记住我：林心如。谢谢大家! 中小学生自我介绍格式4我叫林ＸＸ，和某演员同名，父母希望我成为一名知书达礼的小女孩。我今年11岁了，来自于ＸＸ路学校的6年4班。我爱好广泛，都有：羽毛球、绘画、下棋等等。其中，

我最喜欢弹钢琴了，因为弹钢琴能使我忘记一切烦恼，沉醉其中。而且，我在钢琴比赛上获得了好屡次金牌，现在已经过十级了。 在学校里，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每能首屈一指。在家长眼里，我是个我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在教师眼里，我是积极向上的学生；在同学眼里，我是乐于助人、乐观开朗的同学；而在我自己的眼里，我就是我，一个无独有偶的女孩，一个充满个性，充满理想的女孩。请大家记住我：林心如。谢谢大家！ 中小学生自我介绍格式5我叫胡金智，今年8岁。我是一个勇敢英俊的小男孩，是灌云县实验中小学二年级一班少先队员，我家有4口人。 我有一头乌黑亮发，身高1。3米，体重25公斤，长着一双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下面是一张樱桃小嘴，我喜欢穿黑色的运动服。 我学习好，常常和100分做朋友。我的缺点是粗心，有一次我把50+20=70，写成了7，以后一定摘掉“小粗心”这顶帽子。 我喜欢踢足球。有一次，我踢球时摔倒了。我坐在地上哭，体育教师对我说：“你是个男子汉，要坚强，快擦干眼泪!”于是，我站了起来，擦干了眼泪。 这就是我，你听了我的介绍，了解我了吗?想和我做朋友吗 中小学生自我介绍格式6我叫刘佳涵。中秋佳节的佳，修养的涵，爸爸妈妈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成为一个胸襟宽广学识渊博的人。我来自大连ＸＸ实验中学中小学部三年级。别看我身高只有1米30，我的爱好可是特别广泛呢，喜欢唱歌跳舞弹钢琴，我的舞蹈表演还得

正确运用四种形态的具体方法

正确运用四种形态的具体方法 商户合理布局是卷烟销售网络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网点布局的合理性决定网络的覆盖能力和控制能力，而布局管理的科学性又决定网络运行是否顺畅有效，是否符合“三个满意”的要求，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缺一不可。笔者作为基层烟草工作者，结合近几年网络建设的实践与体会，认为商户合理布局要正确处理四种关系。一、多与少关系商户布局的比例很关键。比例太大，一方面容易造成无序竞争，商户合理利润得不到保障，挫伤商户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会无谓加大经营成本，难以对商户实施个性化、标准化服务；比例太小，又不利于市场控管，不便于消费者购买。针对商户布局的比例，国家局、省局都出台了原则标准，一般是30户/万人，但我们在执行标准时，要注意结合本地实际，不能因为整合难度大，就放任自流或外紧内松，也不能为整合而整合，牺牲市场和销量。要科学测算，认真调研，精心规划，稳妥推进。二、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在商户布局中，商户间距有原则规定，如城市繁华地段不少于50米间隔，偏僻地段不少于100米间隔。这是做好布局工作的指导标准，不能死搬硬套。卷烟经营中制约商户的因素很多，如经营场所、经营地段、消费习惯、人气指数等等。繁华地段、旅游景点等消费热点地区，人流量多，商户相对集中；乡村或城乡结合部等偏僻地区，人流量少，商户相对分散。因此，我们要结合实际，综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区域特点、消费结构等因素，合理平衡区域间的布局差异。该增加网点的要增加，该减少网点的要坚决减下来，把握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因地制宜，科学布局。三、大户与小户的关系省局（公司）在商户整合中，结合河南实际，提出了限制大户，培育中户、扶持小户的原则，解决了为谁服务、为谁谋利的问题，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在处理大户和小户的问题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大户和小户。在现代营销理论中，大客户是宝贵资源。对经营地段好，经营规模大的客户，只要守法经营，不搞二道批发，就不应限制。反之，如果其经营行为违反网络运行的规则，对卷烟销售网络形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则要毫不犹豫地查处限制，不能因其销量大就姑息纵容。而小经营户，一般都是弱势群体，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应该给予帮助和支持。从实际情况看，月销量不足1件的小户占有很大比例，是我们卷烟销售网络的基础，他们在广大区域中发挥着烟草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需要重视和扶持。但是，对月销量太低（周期购进量达不到5条），不能把卷烟经营当作职业来做，干一天算一天，卖一盒算一盒，不谋发展，不求改进，不愿投入的小户，则应予以取缔。承担社会责任要以经营为基础。四、整合与管理的关系商户入网标准确定以后，整合部分不符合条件的商户势在必行，但整合不是短期或一次性的工作。经营是动态的，商户也是动态的，这决定了商户整合的长期性。在长期的商户整合工作中，要处理好整合与管理的关系。管理是整合的基础，整合是管理的结果。商户管理要注意两个重点：一是动态管理。确定科学的商户分类标准，科学评价商户，并对商户进行动态的升降级管理，目的是为商户服务提供依据；二是维护管理。我们知道，只要不规范经营行为存在一天，被取缔商户就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如果网内商户没有竞争力，没有吸引消费者的能力，我们的销售网络和专卖管理都会面临诸多矛盾和考验。靠停访停送取缔商户治标不治本，惟有通过客户维护，提升网内客户的竞争力，让市场和消费者取缔商户才是长久之计。因此，没有整合，管理就失去了意义；没有管理，整合就失去了依据，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以上只是笔者对商户合理化布局与管理的一些粗浅看法。卷烟销售网络的建设和管理是一项战略工程，不但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将来还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集中行业智慧，认真完善解决，才能保证行业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学习心得：深化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认识

学习心得：深化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党在纪律建设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规依据和工作遵循。但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同志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误读误解。有的认为，“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反腐节奏放缓、力度减小；有的把“四种形态”混同于量纪的具体标准；个别地方在实践中生搬硬套，对“四种形态”设定比例指标、进行量化考核。以上错误论调和做法的出现，提醒我们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实践运用需要更加精准。 一、“四种形态”是方法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认识对待违规违纪问题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式方法，是当前执纪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理解为纪律放松的信号，实际是片面理解了“常态”“大多数”“少数”“极少数”的含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揭示的原则符合违纪行为发展的一般规律。违纪问题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始出现违纪苗头时，处于第一种形态的处置范畴；如果没有及时提醒教育，就有可能出现较为轻微的违纪行为，从而进入第二种形态；如果仍没有及时发现处理，就有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违纪行为，也随之进入第三种形态；对于已经出现严重违纪行为，还是没有发现并给予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就很有可能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解决了“量的积累”与“质的变化”的关系，描画了从提醒式的批评教育到纪律处分、从违纪到违法的梯度轨迹，

自我介绍一分钟学生会8篇

自我介绍一分钟学生会8篇 自我介绍一分钟学生会1 我叫**，今年十三岁，刚上初二。我个子中等，1，66，再班里排第十个，长脸短鼻子，手大脚也大，一双眼睛不大也不小，眼珠子特别有神，一张大嘴巴特别能说，只要一说起来，说上一个小时也没问题，个子不高不矮，身体不胖不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帅的。我在北京市**中上学，我们的校服不好看，全是兰色，所以特别好认，一看就是中学生。我的优点就是爱动，每天早上我都到外面锻炼，跑跑步，玩玩单杠等，所以，我在学校的体育特别好，我的学习也是不可质疑的，数学考试从来没下过90分，我的英语也不错。所以，我的脸上总是洋溢者喜悦的表情。我的缺点就是不会打篮球，也不知到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不喜欢，而且，我上课还总走神，不注意听讲。所以，老师叫我后，我还满有信心的站起来，百分之八十都是对的，害的老师又气又笑。这就是我，只要一见到我，我总是笑，我会热情的和你打招呼，来吧! 自我介绍一分钟学生会2 很高兴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参加学生会竞选。此时我的心里也很紧张。 首先我想说我很适合加入学生会，因为有人说，从事一件事的原动力是热情，唯有热情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力量，可以驱动你去触摸自己的理想。而我就有这样的一份热情，对的喜欢，所以我认为我很适合成为学生会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当然，仅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在学习和工作上的能力。

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样的能力，但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一定会让大家知道，我能行。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而我之所以要加入学生会，是因为我认为学生会是一个可以更好的锻炼我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工作 能力的地方。 这次我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参加竞选，我已经得到一次锻炼的机会了。所以无论结果怎样我都会扬起嘴角，说声谢谢! 自我介绍一分钟学生会3 我性格开朗，健谈，常常面带笑容，喜欢以微笑待人，喜欢把自己的快乐与所有的人分享。我的爱好广泛，喜欢旅行、听音乐、下棋、各种体育运动。我是一个做事踏实、学习刻苦、有上进心的学生。 刚踏进大学，我就严格要求自己，立志要在大学生涯中有所成就，从全方面发展自己。我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知道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存在，但我们可以去追求，去不断的向它靠拢，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缺点，我把这些缺点比作一个无形的洞，我们都知道洞是可以填补的，就好比缺点也是可以改正的，这也就要我们怎样把这个洞一点一点填上，就是怎样一点一点完善自己。洞是无形的，就如人不会是十全十美，我们或许永远填不满这洞，就好像人不会十全十美，也就正如学习，学习是无止境的。因此，我要不断的填洞，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自己。所以，我选择了我所追求的，追求了我所选择的——入学生会。 我积极参加了其它会议活动，得到了些许锻炼，在领导和师兄、

心得体会：纪检监察机关要准确把握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心得体会：纪检监察机关要准确把握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落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既是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的要求，更是党委履行主体责任的要求，我们认为，各级党委、纪委应在推进“六化”机制上下功夫，切实强化党内监督，建立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层层防护措施，实现对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 一、推进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确保严肃认真 一是开好民主生活会。要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的规定，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切实加强对各级党委（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对问题查找不聚焦、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深刻、整改措施不具体的，可以当场叫停或责令重新召开。 二是开好组织生活会。要认真落实组织生活会制度，采取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等形式，定期开好组织生活会。每位党员要向党支部汇报个人廉洁自律情况，认真检查存在问题。要落实农村基层无职党员、流动党员和非公企业党员的组织生活会制度，使每一名党员树牢宗旨观念、坚持党员标准。 三是经常开展干部谈心谈话。党委（组）主要负责同志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所分管的干部之间要经常性谈话，及时了解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做到“五个必谈”，即班子不协调必谈，年度考核较差必谈，反映问题较多必谈，接到重要信访必谈，干部遇到重大挫折必谈。 二、推进主体责任落实具体化，确保真扛实抓

一是抓教育引导。各级党委（组）要深入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坚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深入学习贯彻《准则》《条例》；各级纪委要加强对学习贯彻党章党规党纪情况的专项检查。对中央、省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要第一时间学习、第一时间传达、第一时间落实。要认真落实干部任职谈话、任前廉政谈话等制度，做到“逢提必谈”。 二是抓推进落实。要采取市委常委在分管领域、联系点调研督导、带队检查等方式，强化主体责任压力传导；提请市委常委会每年专题听取市委常委汇报落实主体责任情况。要落实各级党委（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清单制度，基层党委（组）每半年向市委、市纪委报告一次落实情况，每半年提请市委组织一次监督检查，市纪委全会每年听取党委（组）书记述责述廉。 三是抓履职尽责。贯彻落实《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实施意见》，加强干部履职尽责管理，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四是抓问责追责。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力，管党治党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四风”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选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连续出现问题，巡察整改不落实，党纪政纪处分执行不到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党委（组）主体责任，又追究纪委监督责任；既追究分管领导责任，又追究主管领导责任。 三、推进干部日常监管经常化，确保抓早抓小 一是及时函询诫勉。落实中组部《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及其他需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