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翻译政治演说和访谈中的应用
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翻译政治演说和访谈中的应用
摘要：
自古以来，语言一直被当权者用作一种精巧的装置来传达思想并控制听者的头脑。正如冯·戴伊克所言“语言最能使意识形态得以传播，因此，通过检验语言来检验意识形态结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当下的调查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尤其注重费尔克拉夫（1989）所提出的话语分析框架，同时也运用韩礼德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试图从大体上阐明在翻译中存在的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揭露潜在的意识形态假设，但无论在源语文本还是在译语文本中这些假设都是不可见的。以此弄清楚译者有否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寓于译文当中。本文的语料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于2005年至2008年间对伊朗核计划作出的演讲。数据包含政治性访谈形式的英文原文和8种波斯语译文的目标语文本。所获结果证实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来分析原语和目标语可以提醒译者注意原文和
译文的体裁规约，社会和情景语境，以及在文本语言学层面概括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翻译研究，权力关系，意识形态
1. 介绍
在翻译领域，体裁和文本类型的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惯例和方法，以区别于其他文本类型。因此，单纯依靠词汇和结构的选择并不能决定翻译实践中的因素。为能将原文中说话者的意图高效低传达到目标文本当中，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用不同
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本与其产生的社会情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所有文本都是根据某些概念、信仰和群体、社区或者民族的意识形态而写就的。这个问题使得翻译难上加难，因为所选单词和单词的排列及其表现出的结构并非随意选择的，且根据文本所写，其中会有主导思想。
不同体裁和政治文本的翻译会显得更加具有挑战性。首先，它们看起来像是其它文本类型，但是其中的想法却隐藏在词汇选择后边。这些文本的结构和信息既复杂又微妙。通过语言（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意识形态、态度和感觉就能被传达出来；通过分析演说稿，我们就能探明说话者对一个事件或者现象的思想和情绪。当我们发现政治家并非总能阐释清楚自己思想和意图的时候，调查政治家的评论和注释就变得尤为必要了。如冯·戴伊克所倡导，文本（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就是信息的一小部分，且“顶峰”的一小部分才是词汇和句子真正表达的内容。因此，他这样总结到：分析隐含信息非常有助于研究潜在的思想。
在翻译中，总会忽视文本背后隐藏的思想。而批评性话语分析作为一个崭新的语言学派，正好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并且尽力揭示这些问题，以及展示非专业人士的标准的确定的特征。由于在结构和意义两方面，话语具有其复杂性，因此，对文本的理解不仅仅来自于对词汇、语法特征或者衔接手段的分析。为了完全理解文本，作者和读者的世界观就被带入了文本当中，无论是情景因素还是文本之间的因素都应被考虑在内。批评性话语分析提供了这个机会来把社会视角和批
判性思维应用到调查中。
因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发现并阐明话语中的隐藏部分。在政治话语当中，词汇就是为传递权力或者思想而服务，从一个团体或民族传递到另一个团体或民族。全球化要求政治文献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政治文献翻译中，译者的任务不仅是翻译原文的语言特征，还需要明白潜在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它们贯穿于整个政治文本，起支撑作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试图增加、删减或者阐明文本，以使目标语文本读者能够理解。虽然翻译在政治领域中通常是不可见的，但翻译确实是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Bassnett&schaffner, 2010:22).翻译实际上是话语发展的一部分，在各种话语之间起桥梁作用。正是翻译才使得信息得以跨出国界，得到共享。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一国对别国的声明做出的反应其实就是对翻译中提供的信息作出的反应。(schaffner, 2004:118).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应用语言学的分支，也影响了翻译研究，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从社会实践出发，辩证地看待语言。交际行为受社会实践影响，也用来保持或改变社会实践。在某些情况下，演说者想要隐藏一个事实；在另一些情况下演说者又可能想放大事实或者歪曲事实。根据批评性话语分析，文本语言学元素的使用反映了作者对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意图和社会交际关系。这反过来又可能在交际事件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在翻译研究中，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显著目的就是要在话语（书面或者口头上的）中展现
潜在的、经常是隐性的思想关系和权力关系。因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全新的方法，所以在翻译研究中，我们认为它不是一种固定的理论，而是一组理论。它始于功能主义和话语分析理论的早期研究。
将批评性话语分析融入翻译研究使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翻译的概念。根据社会或组织的标准和价值观，原语文本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这种环境与当时社会或组织的标准和价值观相一致，然而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背景和对其他文本或者话语的经历直接影响了目标语文本的最终译文。这会导致译者在翻译中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的预设或者翻译摘要中声明的要求嵌入自己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
2. 翻译的本质和文本分析
“翻译”这个术语可能本来就具有误导性。在学者们对这个关键术语持有的观点中，差异可能看起来很明显。杰里米·蒙代认为翻译的概念涉及几件事。首先，它可能在大体上关乎翻译的领域。指翻译的成品，也就是一个文本的译文；也可能指的是翻译的过程。翻译的过程包括译者，他将原语文本的语言变成另一种目标文本语言，也就是说改变语言代码。From a different viewpoint, regards a text as a translation involves basing it on these three postulates which the third one is as follows: Schjoldager (2008: 18)的视角与众不同，他把文本看做翻译，包含这三种假设，而第三种假设就是关系假设：假定在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比较中可以确定两者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这种观点可能在大体上没错，但是针对政治话语的翻译，它就可能有
点太简单化了。在社会环境中，文本被创作出来，译者拿到文本，并将其翻译。然而以上观点不会考虑两种社会情况，在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各种差别。
翻译研究就其定义来看是一个多语言研究领域，而今它已经从一种专业或者一种行业发展成一个跨学科领域，受众多语言学分支、比较文学、传播学、哲学和一系列文化学派的影响，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包括社会学和历史学。（杰里米·蒙代2008）来自不同理论背景的研究者们趋向于根据各自的背景来塑造翻译研究，以这样的方法对翻译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
翻译在全球各地都拥有漫长的历史，一直以来翻译实践和研究都在热议译文的对等程度和忠实程度。有如直译和意译之争的二分法出现在众多专业领域和学术领域。(for a review, see杰里米·蒙代2008: 19-22).诸如此类的对翻译理论的争论都很传统地将关注点主要放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对比上，把“忠实性”作为基本标准。如今，翻译研究已不再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取而代之的是，如今关注的是社会、文化和交际实践；是翻译和译文的文化和思想意义；是翻译外部的政治；是翻译行为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对翻译现象的复杂性、对社会因果关系和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与日俱增的关注和对影响而非内部结构的关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引自Bassnett&schaffner(2010:12).
4. 翻译和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分析采用的是critical goals/关键性目标，其目的就是denaturalize ideologies/改变意识形态的本质。这种改变包括展示社会结构决定话语性质的方式和话语决定社会结构的方式(诺曼·费尔克拉夫, 1995). 根据费尔克拉夫的思想，批评性话语分析旨在系统地探索这些不透明的关系是如何成为巩固权力和霸权的因素的，着重探索权力失衡、社会不公、不民主行为和其它不公正行为，期望以此推动人们采取纠正措施。批评性话语分析应该能够将意识形态和知识区别开来，所以要科学地理解话语是什么，其概念是必要的。(Van Dijk, 2001). 话语总是包含着权力和意识形态，再加上译者的背景、知识和权力地位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译文总是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总是得不到所谓绝对正确的译文，但是译文如果基本上合理的话，译文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很大。(Fairclough, 2002; Wodak & Ludwig, 1999) (cited in Nahrkhalaji, 2006:6).
虽然翻译研究可被视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尚未细察。迄今为止，已有一些研究采用了各种方法分析这一关系，有乔斯勃格(1997;2002) 的文本分析法，还有被频繁使用的政治话语分析法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法，其代表人物有舍尔夫、哈蒂姆和梅森。(Christina Sch?ffner 1997; 2002; 2003; 2004; Hatim and Mason 1990; 1997). 有一个因素备受重视，就是当分析政治话语的时候，需要考虑文本创作时周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 德国学者谢夫纳1997:119). 最近的研究将译者视为调解人一类的角色，他们以自己对原文和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了解为基础来解读文本，并试图
将其调整，使之适应目标语社会的标准、信仰和意识形态因素。译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来翻译原文，但是其背景可能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塑造。因此，分析原文和译文经常要将政治文本中的语言学，翻译和意识形态部分之间的关系放在突出地位。(Valdeón 2007:100).
一般来讲，政治话语不仅关乎文本生产者的特定文化，也可能是写给更为广泛的读者。(Sch?ffner 2004:117).受全球化的影响，政治已经被国际化。正是翻译才使得信息能够跨出国界，在别国使用。(ibid. 120).目前，翻译研究是政治话语发展的必要因素。在翻译研究学者之中，克里斯蒂娜·谢芙娜所做研究价值巨大，展示了翻译和政治话语的关联性。(1997; 2002, 2003; 2004). 她一心专注于翻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以及原语和目标语文化的文本生产，并将话语分析应用在翻译之中。在对译语文化知之不多的情况下，译者使用翻译策略来将满载文化的源语文本转换到目标语环境当中。可以说，她的研究主要处理的就是翻译策略。根据谢芙娜(ibid. 127),的研究，政治文本通常反应的是特定的文化条件。他们的翻译给目标语读者传递出一个交际行为，而这个交际行为早在源语文本社会中就已完成。在这种条件下，此源语文本可以用在单个目标语文本社会中，也可以用在多个目标语文本社会中。翻译就是文化间的调解活动。在此基础上，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翻译，比如目标语社会的读者、处境和文本功能，以及在源语文本中重要性不同的文本类型。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在各自文化中的功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比如说，如果源语文本的功能是说服原语
读者，那么在目标语文化中，目标语文本就只有信息功能。(ibid. 128). 这个观点认为目标语读者和原语读者的知识不对等。因此，译者要在目标语文本中对原文做强制性的改变。换句话说，这个观点认为原语文本对原语读者的语力和影响与异语读者是不同的。
5. 翻译、意识形态和权力
之前的争论一直专注于句子层面的对等，甚至词汇层面的对等。今天我们从文本分析法的角度，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翻译，即语篇和语域分析方法。此方法受应用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方法的影响，同时也从中汲取了一些精髓。这些方法建立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的基础上(Munday 2008: 90)，把翻译当作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个产品来进行研究，主要专注在语域和话语层面。(see, for instance, Hatim and Mason 1990, Mason 2009).然而，这个研究分支早期的研究主要专注于话语的形式定义，几乎没有意识到话语更为广泛的、超出语言学范畴的影响，并以之来考研翻译中话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
鉴于意识形态总是在翻译在实践中充当“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影响翻译的因素不仅有语言学的本质，也代表着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传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运动在翻译研究领域的繁盛，体现在从文化研究角度来分析翻译的方法上(Munday 2008: 125)。
根据van Dijk (1997, 2001)的思想，意识形态在话语中表达得很清楚。因此，翻译也能发声，也就是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思想形式。思想形式就是个人信念。这使得意识形态不同的译者会将同一份政治文本翻译出不同的译本。支持反对政治党派的译者很可能翻译出不同的政
治话语，也可能对原语文本中表达的思想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因此，不同的译本能够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意识形态的差别潜在地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差别。译者也是社会的成员，脱离不了社会。他们难免被自己国家的规则、价值观和信仰所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文本的时候，就要理解文本，努力过滤原文信息，使得译文能够符合他们社会的标准，然后将源语文本赋予一种新的形式，使源语文本更容易为读者接受。
在国际环境下，翻译可能发挥着很突出的作用，在公布和出版政治议题以及保持政治力量上是重要的交流手段(Banhegy, 2009:5)。从这个方面来讲，翻译本身可能很容易变成政治工具。因此，翻译能够被某个政治团体用来获得、保持甚至滥用政治力量，以谋求自己的利益。
赞助人会赞助出版他们认为满意的译文，同时也能有力地阻止出版他们不看好的译文(Lefevere, 1992:20)。同样，蒙代对意识形态和权力在翻译中的作用做出如下评价：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词汇/句法层面的原则和意识形态背景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对韩礼德(1978)来说，就批评性话语分析家，比如费尔克拉夫而言(e.g. 2001),社会文化背景或者权力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词汇语法的选择。(2008:3)
6. 研究的理论框架
批评性话语分析采用诺曼·费尔克拉夫的研究方法(1995, 2000, 2003).
对于费尔克拉夫来说，与韦瑟雷尔和波特(1992)的社会心理学形成对比，范代克(1993, 1998, 2001) 的社会认知模型和维也纳学派(Reisigl and Wodak, 2001; Wodak, 1996,2002; Wodak et al., 1999), 的话语历史方法，CDA就是分析具体的语言使用和广泛的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 ]他将每一个话语事件分为三个维度。它是simultaneously text同时文本，话语实践，也包括文本的生产和解读以及社会实践。这个分析就是根据这三个维度来进行的。(Titscher et al., 2000:
149-150)
此外，韩礼德模式达到了当前研究的目标。因此，此项研究要在这个框架和费尔克拉夫模式内执行。首先，研究员开始分析美国总统在评论伊朗核计划时的语言选择。此项分析在韩礼德语言模型的三个功能或者说意义（概念意义，人际功能意义和文本意义）内进行。
主动和被动语态
名词化
情态
主位化
情感语言选择
然后，话语的说明和解释随着费尔克拉夫模型展开。
7. 材料和程序
为了做这个分析，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布什对伊朗核问题的评述。
这些评论来自布什的演讲和记者招待会。相关数据下载自白宫网站，网址为https://www.sodocs.net/doc/b913449785.html,.为了使调查得以顺利进行，研究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评述的样本来做分析。这样，他决定随意从2005至2008年布什针对伊朗核计划的政治性演说和记者招待会里挑出20篇来，然后专研其摘录内容。
根据以上提到的因素，将所选内容分析完之后，还要分析演讲内容的社会和情景语境。下一步就是以源语文本中相同的因素为基础，分析用波斯语翻译那些内容，这些内容由一个小组八个译员来翻译，他们都有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学硕士学位。The data will be shown comparatively and the areas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 and TTs will be identified to understand in which categories the translator deviated from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the ST.
数据会以对比的形式展示出来，会给出原语和目标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易于理解在哪一种策略中译者偏离了原语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研究者选用一种混合的方法来设计这项研究。定性的部分包括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分析，定量的部分包括数据分析、归类分析因素和展示百分比。
8. 结果
8.1.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在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中的分析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比原语和八种目标语文本得不出足够的结果。在原语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说话者有意使用主动语态或者被动语态来使美国及其联军的军事行动看起来是正义的，并且谴责伊朗威胁全世界的军事行动。然而，从译者那里取得的译文，地点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更趋向于追求与说话者相同的思想形式。
在这里展示一些例子Here some examples are displayed the areas the TT deviates from the ST:
Passive Active
ST: So I think there's universal agreement that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weapon. And there is
agreement that they Ushould not be allowedU to learn how to make a weapon. And beyond that, I think
that's all I'm going to say. (December 19, 2005)
ST: You see, a non-transparent society that is the world's premier state sponsor of terror Ucannot be allowedU to possess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weapons. So, as we confront Iran's nuclear weapons ambitions, we're also reaching out to the Iranian people to support their desire to be free; to build a free, democratic, and transparent society.
浅析批评性话语分析
浅析批评性话语分析 摘要：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与其相互影响，相互包含。话语分析，既是其三者相互作用影响下的产物。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本文从四个方面阐释了批评性话语分析，既概念、理论渊源、分析原则及主要方法。其中主要方法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分析。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分析原则；方法 1.引言 1.1什么是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也叫做批评语言学( critical linguist ics)，旨在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及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挖掘隐含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 进而揭露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诞生于20世纪70 年代，英国语言学家Fowler 等在《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 揭开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序幕。 批评性话语分析被认为是批评语言学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它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不同学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诠释不尽相同。Van Dijk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动力和兴趣来自于紧迫的社会问题，他希望通过分析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关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权势，更意在揭露在这些不公正、不平等和权势的构建和维护过程中话语所起的微妙作用。Fairclough 认为“批评”的意思就是要揭示人们所不清楚的某些关系，比如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Lazar 把批评话语分析理解为对已经“自然化”的事物“去神秘化”的过程。Cameron指出这种自然化往往是服务于特定利益而违背了他人的利益。批评性话语分析家认为话语是影响人们思想和实践的强有力方式, 因而有必要通过详细分析揭示其中的权势关系。 在语言学上，批评性话语分析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Sapir & Whorf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假说(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以及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理论, 主张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由其实现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选择即意义)，而CDA正是主张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 试图使人们意识到以前所没意识到的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Fairclough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2) 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3) 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的改变和社会的变革。Fairclough 承认批评性话语分析并非“毫无激情而纯客观的”社会科学,批评性话语分析家都是带着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而投入工作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独特之处就是它帮助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体反对统治者。它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为被压迫群体谋求解放。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学术标准低或方法不严谨。
批评性话语分析评述
批评性话语分析评述 常丽娟 摘 要：批评性话语分析是最近20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主要揭示语篇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本文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起源、理论发展、研究的原则、内容及所取得的成就和新动态等方面加以概括, 预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发展的新动态。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语言学；概述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含义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是一门旨在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语言研究。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等，具有极强的实践导向作用。批评语言学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语篇分析，传统语言学忽略了语篇的社会属性，而批评语言学则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语言不单反映社会，它还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语篇本身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语篇如何产生这种意义的过程感兴趣。在国外，批判性话语分析正在迅速发展，研究和实践的队伍日益壮大，有关专著增多，国际性的刊物和地区性的合作项目出现。相比较而言,国内批判性话语分析起步较晚，但已开始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批评语言学引起 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研究人员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了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批评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前景,从而更好地进行针对性研究,本文拟对批评性话语分析进行评述。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综述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学思潮,其源头为批评性语言学。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法国、德国的几位反主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家,如 M.Fourcault, N.Fairchlugh, G.Kress, R. Fowler 等等。它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田海龙,2003:40)。它是一种以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主要理论根据的社会指向的语篇分析方法(辛斌,1996)。批评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和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的社会批评理论。他们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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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译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英译研究 十九大的召开于中国、世界而言都是重大盛事。随着中国的繁荣复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兴趣关注着中国的一举一动，我国也积极主动回应，开始以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自我，优雅动听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诚然，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好译文。传统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宣传材料大都采用全译手段，严格遵照原文内容及风格。但笔者研究发现，十九大英译版本有了创新之处，也存在增、减、并、缩等变译现象。 标签：变译理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十九大报告英译本；翻译策略 一、引言 英语读者文化背景与中方迥异，西方大多国家属资本主义社会，读者对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知之甚少，加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种种原因加大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外宣难度以及强度。 经笔者研究，大多政治外宣材料为寻求译文对原文内容和风格的忠实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读者对中国特色政治词汇的认知，导致读者看不懂，理解不了。最终产生了宣传不到位、政治外宣意义落实不到位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不够。由此可见，政治话语英译，自然应以读者为中心，根据读者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意识地采取变译策略是有必要的。 二、理论综述 “变译，指人或机器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其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翻译方法论》3）变译策略所使用的翻译方法通常是变通加。变译的核心行为在于发挥译者主体性，根据读者需要或者兴趣所在，摄取有效信息，提高翻译效率及可读性，达到读者与译者的双赢。变译理论的提出，是翻译理论范畴扩大的表现，促进了当前的翻译理论走向合理化，使之更加完整、全面。同时，该理论的提出，开拓了译者视野，为译者提供了更多翻译策略选择，这样一来，译文的质量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十九大英译中的变译现象分析 十九大报告外译，一如既往地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创新之处在于提前邀请外籍专家人驻，共同参与十九大外译译校过程。对于以往不符合外文习惯的翻译，同外文专家一道经仔细斟酌后，进行更改。本次的成功，与中央编译局在采取全译策略的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读者，以读者为中心，考虑外籍专家意见，采取必要的变译策略息息相关。 （一）增。增，是指譯者根据读者对原文信息的认知程度，对于译者认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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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述# 批评性话语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 魏欣欣 摘要:批评话语分析是国外近二十几年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是一种以社会为本的语言分析方法。本文拟从哲学、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等角度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及其四种主要研究方法进行评述,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必要信息。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基础;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10)01-0162-07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国外话语研究的一种新发展,严格说来,它既不是一种研究学派,也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仅仅是话语研究者/在进行语言、符号和话语分析时共同使用的一种研究视角01。它研究的主要不是语言是什么,而是语言为什么是这样;它感兴趣的不是话语本身的意义,而是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并为之服务o。自1979年Fo w ler等人出版5语言与控制6一书以来,批评性话语分析在语言学界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从多学科汲取营养,发展出各种分析理论和方法,形成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话语实践。在分析中,它特别强调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发现和分析语篇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因而往往被忽视的思想观念上,以便人们对它们进行重新审视?。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以社会为本的语言分析方法,目前,它为社会科学许多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语言学等)所采用。本文拟就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及其分析方法做一评述,希望为国内相关领域理解和从事话语分析提供必要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国内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做贡献。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批评话语分析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上个世纪中期的三大转向中逐渐孕育而成的,即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教学的语篇转向和文学评论的语言转向?。这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是 作者简介:魏欣欣,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162
批评话语分析与政治语篇翻译
第9卷第2期 2012年2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Feb.2012Vol.9No.2 一、引言 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也需要更多的关注与了解中国，因此，很多政治语篇如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等都需要译成外文。在政治语篇特别是官方政治文件的翻译中，忠实于原文往往是对译者的首要要求，但是政治语篇的翻译过程也不仅仅是语言文本的单纯转换，也会有很多其它因素左右着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本文将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政治语篇的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批评话语分析理论 批评话语分析这一话语研究方法最早由R.Fowler 等人 在Language and Control （Fowler et al ，1979）一书中提出，是国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与主流话语分析（mainstream discourse analysis ）不同，批评话语分析主要研究语言形式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丁建新、廖益清，2001：305）批评话语分析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ibid ）Fairclough （1995）认为任何话语都可以同时视为一种三维的概念:1．语篇（text ），口语或书面语；2.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 ），包括语篇的生成与解释；3.社会文化实践。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括：1.对语篇的语言学描述；2.对语篇与话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3.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 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些基本观点要求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多功能的系统。而韩礼德（1978）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结构提出了纯粹功能性解释，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由其要实现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并提出语言的三大功能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 ）、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 ）和篇章功能（textual function ），在具体的语言形式中这三大功能分别可以通过及物（transitivity ）系统、语气（mood ）系统和主述位（theme ）系统来实现。因此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自然成了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为语篇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具体分析方法。（辛斌，2005：55-57）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对语篇的分类系统，及物系统，情态 系统和转换系统进行分析，从而对整个语篇的意识形态作出有意义的概括。 三、政治语篇翻译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非文学领域。一个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司法官员、商业组织、新闻机构等的话语。另一个是个人话语，即个人间发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交谈。（辛斌，2005：57-58）因此一些官方发言和文件便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热点，同样，这些政治性语篇翻译的过程，也是语言和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过程。虽然原文和译文都代表了本国政府的立场，但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中也会有不同的体现。本文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为例，对其中英文本进行分类、转换、情态方面的对比分析，进而说明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中语言形式和功能上的差异与意识形态的体现之间的关系。（一）分类 分类是指用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Fowler et al ，1979：210）语篇的分类系统指语篇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辛斌，2005：65）分类系统往往最能反映发话人的世界观，因而也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认真考察语篇中对核心过程和人物的描述会帮助我们清楚了解发话人的态度和立场。（辛斌，1996：23）对同一事物选择不同的词来描述，就能反应出说话者的不同态度和倾向性。 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中英文版本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文中有些地方选择了不同的词对同一事物进行描述，并不完全是字对字的直译。比如，文中有一句“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应的译文是“completed a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for non-working urban residents ”，其中的“城镇居民”被译为“non-working urban residents ”，即“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这样的译文向目的语读者传达的潜在意义为我国有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建立，现在要进一步完善的是那些没有工作的居民的医疗保险，表明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不是刚刚建立而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更加完善、涵盖的范围更加全面了，这样翻译意在维护我国“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读。又如，原文中大部分的“我国”在译文中都翻译为“China ”，“我国”是第一人称的口吻，而“China ”则是第三人称，这种变化体现出了说话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远近。 批评话语分析与政治语篇翻译 ———以《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为例 汪 颖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 要：本文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对政治语篇翻译过程中词语选择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加以探讨，以2011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为例，主要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对其中英文本进行分类、转换、情态方面的对比分析，进而说明意识形态与政治语篇翻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政治语篇；翻译；意识形态 125··
批评性话语分析与语言教学_杨峥
第16卷第8期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TEACH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 l.16,No.8 Aug.,2010 2010年8月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西欧语言学界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学思潮，其源头为批评性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它将语言的形式、语言的生产、语言的消费与社会权势结构联系起来，揭示话语的政治性并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二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1]。 批评性话语分析坚持语言学为主体，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符号的观点，集中分析语篇中语言是如何反映权力关系。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2]。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增强人们批评语言意识，以便更好地应付语言对当今社会生活越来越广泛的介入。批评性语言学家认为，不应该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人们生成的简单的社会符号和客观的 传播媒介，而应进一步挖掘和分析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意识形态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培养人们的“语言意识”，提高人们对于语篇进行批评性鉴赏的能力，以便应对由于语言日渐渗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而引起的问题。 目前英语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中之重，而英语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英语语法知识及应用技能，还要学习英语的学习策略与跨文化交际知识，同时，培养和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最终适应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要求。但是中国大学生英语教育普遍存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学习效率差[3]。鉴于这种情况，近年来，外语教学研究已从“如何教”向“如何学”转移。研究者认为，培养学生英语语篇学习能力十分重要，它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语言能力。但将批评性话语分析与学生英语语篇能力相结合的研究较少见，而批判性话语分析侧重语篇的结构信息及隐性权力意识关系，不仅能使学生批判性地阅读语篇，了解语篇的结构，也能让学生识别该语篇的文化特征及目的所在，这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大有裨益。 批评性话语分析与语言教学 杨峥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01） 摘要：根据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语言形式受多种因素影响，且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权力及意识形态。而英语语言教学的主要目的不仅专注于教授学生英语语法知识，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通过字面理解层次达到批判性理解语篇本身。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语篇之意，还能帮助学生提高对语言形式的关注,从而提高学生阅读及写作能力。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英语语言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H3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522（2010）08-0063-04 收稿日期：2010-06-20 作者简介：杨峥（1979-）,女，江苏常州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翻译批评与赏析
翻译批评与赏析-习题： 牛仔裤的意义 Directions: Pleas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arts underlined. （补充-知识背景：莱克星顿（Lexington，又被翻译为列克星顿），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小镇，因美国独立战争在此打响而著名。据2000年统计，人口30355人，面积42.8平方公里。莱克星顿建立于1642年。） 牛仔裤的历史表明，美国人对工作的态度比表面上复杂得多。 1.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的一次采访中，时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坦诚了一个遗 憾：他没有发明蓝色牛仔裤。“它们有表达力、性感、简洁，”这位长着一张猫头鹰脸的法国人叹息道。“都是我希望在我的服装中所具备的。”美国的牛仔裤爱好者可能会加上其他一些属性。上溯至上世纪30年代，也就是大受欢迎的西部片帮助牛仔裤工装成为好莱坞明星服饰的年代，牛仔裤就被理解成了代表着大于美国精神的东西：不服输的个人主义，无拘无束和一种部分阶层的对于勤奋工作的尊敬。 2.“深藏在每一位美国人的内心深处……的是一种对于边疆的渴望。”1925年， 《时尚》杂志在指导读者如何穿出真正的“西部品味”（它当时的建议是牛仔裤外加斯泰森毡帽和一种大无畏的冒险精神）时兴奋地谈论道。在1873年发明了当代蓝色牛仔裤的旧金山企业李维·施特劳斯公司，曾在设计出手提马鞍和亲吻女牛仔的牛仔裤牛仔的海报后，见证了销量的大涨。 3.回到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消费者从全国性的杂志和电视广告大战中了 知道了牛仔裤的英雄历史。他们被告知，这种结实的蓝色粗布，在装备驯服西部的先驱之前，是作为“尼姆斜纹布”在与之同名的法国城镇开始其声明的，并曾被哥伦布用作船帆。在一个如此经常地被文化战争所撕裂的国家中，牛仔裤打通了意识形态、阶层、性别和种族的界限。从吉米·卡特开始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在钓鱼、修剪灌木或是参加体育活动时穿上牛仔裤，以显示他们的普通人身份——尽管奥巴马曾因为穿着他后来承认“有点邋遢”的肥大牛仔裤而遭到嘲讽。 4.自美国大兵和水手将其带到旧世界和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蓝色牛仔 裤已将美国的自由思想传遍了全世界，经常使得各国政府为了跟上潮流而手忙脚乱。纽约时尚技术学院（FIT）博物馆馆长爱玛·麦克伦登（Emma McClendon）在《牛仔裤：时尚的先驱者》（Denim: Fashion's Frontier）这本制作精美的新书中指出，当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时，记者们吃惊地发现，东柏林的年轻人穿得与西方同龄人一模一样的——都是身着水洗牛仔裤。麦克伦登的书是与FIT在第七大道举办的一次小型但杰出的牛仔裤展览一同
翻译批评与赏析
翻译批评与赏析 学期论文 学院：高级翻译学院 专业： 2014 级英语笔译 姓名：王红伟 学号： Y140254
前言 学习感悟 本学期有幸选了陈老师开设的选修课—翻译批评与赏析,陈老师授课方式新颖独到，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凯瑟琳娜·赖斯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为主线，以学生讲解老师总结答疑为主要方法，并穿插有课堂讨论，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一学期的学习让我收获颇丰。 在未上陈老师的课之前，自己的翻译批评往往多是感性的翻译评论，没有系统的批评理念与批评模式，面对一个译本，只会从表层进行主观评判，既缺乏系统性又不具有客观性，难以服众。经过一学期的学习我认识到翻译批评绝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更不能带有学术偏见而起意气之争，相互攻讦，翻译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必须公正、客观、全面，有理有据。 作为翻译专业研究生，更应该对翻译批评认真加以学习，用全面的眼光看待翻译，树立科学的翻译批评观，并将其用于指导、审视自己的翻译活动。
翻译批评的文本功能视角 —兼评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 摘要:凯瑟琳娜·赖斯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在其扛鼎之作《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中赖斯借鉴德国心理学家布勒的语言功能划分模式将文本划归为三种基本类型：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并建议根据文本功能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本文从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着手，结合不同文本译例，并对之加以述评。 关键词：赖斯；翻译批评；文本类型；文本功能；《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 1. 引言 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的先驱，1971年赖斯出版了其扛鼎之作《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是德国从语言功能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的开端作品”，（陈吉荣，2007:3）赖斯在该书中以文本类型理论为基本框架，试图建构一个客观、可行、全面的翻译批评模式。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基本沿用了德国心理学家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影响，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赖斯把文本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亦称感染型）。（张美芳，2009：53） 2. 文本类型理论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其翻译批评模式的核心架构，支撑起了其整个翻译批评理论的基本框架。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观点较多地受到了德国心理学家布勒关于语言功能分类的影响，布勒将语言功能划分
批评性话语
谈话语分析的批评性 摘要：话语分析是一门涉及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的语言学分支，而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强调了“批评性”，即提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本文就“批语性”的产生、目的、定义，及其发展、应用，以及实现“批语性”最初目的的理论框架进行综述，也提出了其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话语分析批评性目的理论框架 一、引言 话语分析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理论框架上受到诸如语用学、应用语言学各语言学分支的影响，同时从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许多学科上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第一次提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语篇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揭开了批评语篇分析研究的序幕。 从批评的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是话语分析的新的探索，在近30年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提出“批评性”视角，其目的、定义、发展，以及由些建立的理论框架能否达到批评目的？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二、“批评性”的提出 批评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是在70年代末受到文学批评学家们将语篇被评为一种话语方式，考察语言如何在社会环境下运作的思潮下引导下开始的，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方法忽视了语篇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篇生成和解释过程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批评话语分析从“批判”、“揭露”、“否定”的立场揭示话语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联系，目的在于消除不平等现象，解构现有的社会体制。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因而其后果含消极成分。 如果从哲学基础上来考察，可以从Habermas和Faucoult找到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性的来源。Habermas在1973年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一书，主张话语分析应该拿起批评的武器,把语言研究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为人类的平等而奋斗。这就使一般的话语分析增加了“批评”的内涵。事实上，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中，许多学者历来提倡“怀疑”、“批评”或“批判”的精神。另外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Faucoult）及其后继者新法兰克福学派(Neo-Frankfurtians)所倡导的“批评性社会理论”。批
《翻译的政治》
解析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 摘要：盖亚特里·C·斯皮亚克是当今世界著名第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她把翻译置于多种理论框架中，致力于研究翻译涉及的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等问题，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概念。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第发生，她的翻译思想和实践逐渐引起了国际译学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一文的分析，评价了斯皮亚克理论上的贡献和不足，期望能对翻译过程起到指导作用，为翻译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关键词：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 进入90年代，对翻译的政治问题的研究逐步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许多学者纷纷从文化批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视角进行了多元主义等探讨。在关于“翻译的政治”的研究中，盖亚特里·C·斯皮瓦克无疑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斯皮瓦克于1942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后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3年她出版了《教学的机器内外》一书，其中“翻译的政治”一章集中体现了她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 一、后结构主义 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包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等赞助人制度。在《翻译的政治》一文中，斯皮瓦克首先探讨了语言的修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每一种语言的修辞性都会对语言对逻辑系统造成一定对破坏。”传统的翻译理念（特别是等值观），只看到了语言的逻辑性，而斯皮瓦克认为，在翻译中，译者不应该压抑语言的散落，而应该理解、认可他语言的修辞性，因为“如果不理解语言的修辞性，针对西方事物的新殖民主义观念就很容易产生”。 斯皮瓦克在长期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中，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具有广泛文化内涵的活动，并把翻译的结果置于民族或全球层面上来分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理念。她认为翻译就是阅读，但这一阅读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识别过程，而是一个理解和欣赏文本所表现出的独特修辞的过程。她曾指出，翻译中被转移的不仅仅是意义，译者还应注意源语语言的特殊性、修辞性。只传译意义，不传译修辞特征，就会造成翻译中的暴力。如果对原文修辞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原文的修辞性置之不理的话，就很容易落入新殖民主义的窠臼。 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以解构主义为基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三方面对“翻译的政治”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揭示了翻译作为暴力工具和抵抗工具的两面性，探索了在翻译中尊重差异、构建女性或后殖民主体的途径，对翻译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 从斯皮瓦克的翻译来看，她较多关注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等问题，其观点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等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批评性话语分析_理论与方法
2001年第3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32001 (总第147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Arts&S ocial Sciences) G eneral N o.147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Ξ 纪玉华 (厦门大学英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批评性话语分析已有30年的发展历史。其基本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主要方法有: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 分析。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 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原则;方法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149-07 一、引 言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Hall等人[1]于1980年出版了《文化、媒体与语言》,该书收集的所有论文都是1972-1979年间撰写的,其中有不少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文章。Fairclough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说,该书收集的所有论文都是他在1983-1992年间写的。[2](P1)有些学者认为,Fairclough于1989年出版的专著《语言与权力》才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奠基石,[3]这样似乎把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诞生时间推迟了许多年,但我们认为70年代是它的雏形期,而80-90年代则是它的成熟期。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在我国常被译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如陈中竺[4]、辛斌[5]和萧莉、徐立新[6]等)或“批判性语篇分析”(如戴炜华[7]等)。王宗炎先生倾向于将text译为“语篇”,而将discourse译为“话语”。[8]国外虽然有人把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限于对口语的研究,而用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来指对书面语的研究,但也常把对书面语和口语的研究都归入话语分析。Fairclough和W odak给discourse的定义是:“口头和书面形式的语言运用。”(language use in speech and writing)[9](P258)但如果将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译为“批评性语言运用分析”,则欠简洁,所以笔者认为将其译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更合适。 Fairclough[2][10][11]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 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4](P22)(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 Ξ收稿日期:2001-01-18 作者简介:纪玉华(1959-),男,山东青岛人,厦门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翻译批评与赏析
一、什么是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对某一译作所作的评价。这种评价必须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杜绝胡批乱评和感想式的点评，应该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去观察和分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必须尽可能做到客观、科学和公正。应当同时是一"译者、译文阅读者、译文分析家、翻译理论家与翻译史家"（Berman,1995）（许钧，袁筱一："试论翻译批评"，《翻译学报》1997年第1期）。 ：1）为欣赏而作的翻译批评；2）为纠正错误而作的翻译批评。前者重在分析出自优秀翻译家笔下的模范之译作，评价其艺术价值、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及采用的相关技巧，意在立为范文，为翻译界同行或初学者视为楷模而学之；后者则重在剖析粗制滥造之译作，分析并纠正其中的错译和误译，意在警示他人以此为鉴。 翻译批评就其思想方法而论可分为3类：1）功能性批评（functional approach）, 2）分析性批评（analytical approach）和3）对比性批评（comparative approach）。功能性批评在分析和评论译文时较为笼统，其重点在整个译作的思想内容而不顾及语言细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个主观的批评方法，类似老师凭印象给学生打分。分析性批评则是较为细致客观的剖
析，译文中的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每一语段和段落都会对照原文加以对比和分析，错误的译文被分门别类地挑出来加以评论，并提出改进意见；好的译文挑出来加以褒扬。对比性批评是选择同一原作的若干种译文，同时采用译文与原文对比、译文与译文对比的方法找出各自的优劣之处。好的加以褒奖，劣的予以批评。 翻译批评有助于克服翻译界存在的滥译、乱译等问题，因而对繁荣我国翻译事业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翻译批评有助于纠正译作中出现的错误、改进不足，因而对提高译文的质量有着积极的作用；翻译批评还是联系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重要桥梁，因为任何翻译理论的建立均有待于翻译实践的检验；反之，任何翻译实践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翻译理论。翻译批评还是翻译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助于增强学习翻译人员的翻译能力，提高其翻译水平，扩大其知识范围，加深对所译作品或材料的了解，学习新知识，提高译出语和译入语的水平。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也离不开翻译批评。因此，做好翻译批评与做好翻译应是同等重要的，是相辅相成的，切不可等闲视之。 翻译批评--翻译批评原则(2) 二、翻译批评的原则
30个政治术语的翻译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释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is to make comprehensive moves to: 1) finish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2) deepen reform; 3) advance the law-based governance of China; 4) strengthen Party self-discipline. 2、“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Two Centenary Goals 【释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re: to finish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y the tim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lebrates its centenary in 2021; and to turn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and harmonious by the ti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elebrates its ce ntenary in 2049. 3、三期叠加simultaneously deal with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make difficult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absorb the effects of previous economic stimulus policies 4、双目标dual objectives 【例】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We must focus on achieving the dual objectives of maintaining a medium-high rate of growth and moving toward a medium-high level of development. 5、双引擎twin engines 【例】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We need to develop twin engines –popula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greater supplies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to drive development. 6、新常态new normal 【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meaning we must adopt a new mindset. 7、高压态势tough stance 【例】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Our tough stance on corruption is here to stay; our tolerance for corruption is zero, and anyone guilty of corruption will be dealt with severely. 8、硬骨头tough issue 【例】啃了不少硬骨头We tackled many tough issues. 9、拦路虎tiger in the road 【例】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problems have become “tigers in the road”holding up development. 10、扶上马、送一程give (sb) a leg up to get (sb) going 【例】中小微企业大有可为，要扶上马、送一程。Medium,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can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We need to give them a leg up to get them going. 11、创客maker 【例】众多“创客”脱颖而出。We have seen great numbers of makers giving expression to their talents. 12、众创空间maker space 【例】发展众创空间develop maker spaces 13、中国制造2025 Made in China 2025 strategy 14、“互联网+”行动计划Internet Plus Action Plan
奥威尔·政治与英语语言(DOC)
大多数为英语而烦心的人都会承认，英语的处境不佳，并且我们不能通过有意识的行动而使这种情形有所改观。我们的文明颓废不堪，语言也不能幸免，她不可避免的成为整体衰落的一份子。随之而来，任何反对滥用语言的努力都是感情上的复古主义者，就像那些倾向于蜡烛而非电灯，或是偏爱马车而非飞机的努力一样。言外之意，这里隐藏着一种并不十分明晰的信念，即语言是自然衍生的结果，并不是我们为自身之便而创造的工具。 现在可以明白了，一种语言的衰落归根结底都会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而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一两个蹩脚作家的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可以是原因之一，而且能增强最初的原因并且在一种增强了的形式中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此无限循环，越搞越糟。一个人可以由于感到失败而溺于饮酒，而后由于饮酒从而导致更大的失败；几乎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英语语言自身之上。她由于我们愚笨的想法而变得粗陋不堪、难以精确，而杂乱懒散的语言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笨的想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此二者互为因果、相互激荡。现代英语，尤其是书面语，充斥着由于因袭而来的不良表达，而某人如果愿意为此多费心神，则可以完全避免。如果一个人可以丢掉这些不良表达，他将可以更清晰准确的思考，而清晰准确的思考，则是迈向政治重生的必要的第一步：由此，对抗不良的英语表达并非妄动之举，也并非唯有职业作家才关注的内容。过会儿我再来论谈这点，希望届时我所表达的内容将更为清晰。眼下，这里有五个英语表达的样本，他们采用的都是目前习惯性的写法。 这五段短文并没有经过挑选，因为他们着实糟糕——而要是挑选的话，我将会找出更烂的文章来——但是他们阐明了我们目前遇到的种种想法。这些文章略低于平均水平，但作为有代表性的例子却已足够。我将其一一编号，以便必要时的引用：（译者按：为展现作者所批评的问题，原文未翻译） 1. I am not, indeed, sure whether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the Milton who once seemed not unlike a seventeenth-century Shelley had not become, out of an experience ever more bitter in each year, more alien [sic] to the founder of that Jesuit sect which nothing could induce him to tolerate. Professor Harold Laski (Essay in Freedom of Expression) 2. Above all, we cannot play ducks and drakes with a native battery of idioms which prescribes egregious collocations of vocables as the Basic put up with for tolerate, or put at a loss for bewilder . Professor Lancelot Hogben (Interglossa) 3. On the one side we have the free personality: by definition it is not neurotic, for it has neither conflict nor dream. Its desires, such as they are, are transparent, for they are just what institutional approval keeps in the forefront of consciousness; another institutional pattern would alter their number and intensity; there is little in them that is natural, irreducible, or culturally dangerous. But on the other side, the social bond itself is nothing but the mutual reflection of these self-secure integrities. Recall the definition of love. Is not this the very picture of a small academic? Where is there a place in this hall of mirrors for either personality or frat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