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档网
当前位置:搜档网 › 陈绛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

陈绛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

陈绛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
陈绛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

“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

——陈绛教授在第三届敬老崇文论坛上的演讲

发布者:正北时间:2012-10-20 07:09:29 来源:解放牛网解放日报【收藏】[0]

【评论0 查看】【我要评论】【发起话题】

思想者小传

陈绛字墨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9年生于福州。194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50年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提前毕业,分配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作,1957年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曾任上海市经济史学会会长。1977年回复旦任教,1995年受聘入上海市文史馆。作为美国富布莱特资深学者,1983年曾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访问讲学。合著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译有《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李鸿章评传: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起始》,编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经济卷》及有关论文。

幼承庭训点滴

母亲以传统的诗词给我美的启蒙教育,陶冶我幼年的情操;父亲要我诵读儒家经典,就是要用它培养我的道德观、价值观。东西方文化尽管有许多差异,但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相通的。我在哈佛大学校内的哈佛燕京学社看到陈宝琛题写的对联——“新旧文明能相益,东西心理本自同”,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本届论坛的主题——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是个很大的题目。不论传统文化,还是道德建设,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撰写一部专著。今天我只能就幼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及其对我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影响,谈谈我对儒家“义利之辨”的肤浅体会。

我在识字之前,晚上入睡前,母亲常常教我念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西鄙人《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之类文辞优美、音调悦耳的诗歌。母亲以传统的诗词给我美的启蒙教育,陶冶我幼年的情操,却从来不教我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宣扬读书做官、毒害儿童心灵的诗。母亲的诗教,以及她每天晚上哄我入睡时给我讲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王祥卧冰等中华传统美德的故事,则是她给我道德的启蒙教育。我小时虽然不像《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个六朝人,把钱叫做“阿堵”,可是母亲却从不让我接触钱,我身边没有零花钱,想要什么文具小玩意儿,都是母亲替我买,我自己没有钱,也不用钱。即使新年有压岁钱,收到后,也要交给大人。一直到读小学六年级快毕业时,母亲才给我几枚铜板,自己可以自主到文具店买喜欢的文具了。

父亲是以儒家思想灌输我。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生活,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元典。我读小学和中学,每遇假期,父亲总是抽时间教我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教给我文化历史知识,而在于教我立身、待人、做事的根本道理。他告诉我,我们这一辈兄弟命名,都是取“纟”旁部首,如陈总(字岱孙)、陈薭(字矩孙)。下一辈应当怎样取名,请示大伯祖父陈宝琛。那时正是民国初年,社会混乱,军阀混战,在陈宝琛眼中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以他说,现在做人最要紧,取名就取单人旁吧。父亲很有同感。所以我的子侄辈名字多是单人旁,如陈任、陈传。

父亲要我诵读儒家经典,就是要用它培养我的道德观、价值观。在小学五六年级时,有一天中午放学,正遇上突然下阵雨,我回家告诉父母亲,一个我平素不喜欢、看不惯的同学

没有带雨伞,我幸灾乐祸看他淋着雨回家,而不愿意叫他和我共打一把伞。父亲听到后很不以为然,他立即引《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教训我。他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用儒家的道德准则来要求和规范我的日常生活。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一直谨记在心。父亲对我和善地循循善诱,我从小从未受过父母亲一次责骂,更没有挨过打。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房东夫人在早餐桌上谈起这则故事。她是基督徒,立刻告诉我,《圣经·马太福音》上说,你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便应该怎样对待人家。一正一反,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可见东西方文化尽管有许多差异,但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相通的。我在哈佛大学校内的哈佛燕京学社看到陈宝琛题写的对联——“新旧文明能相益,东西心理本自同”,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义利之辨”释义

仁义道德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义利之辨”,就是正确处理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儒家并不讳言利,但反对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反对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践踏道德伦理的底线。谋取利益的时候,要首先考虑道德的准则“义”,这是儒家教导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子对学生子贡提问的回答。子贡问他:“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回答说:“那大概就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对‘恕’字的诠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恕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对自己要严格要求,待人家要宽厚,否则就离开恕字远了。记得陈家祖训有“常存厚道以培家运”句,螺洲祖屋第一进大厅左右两侧柱上悬有楹联“谦朴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两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母亲待人宽厚仁慈,深受邻里的尊敬和赞扬。自我记事时起,我从没有见过她对佣人(不论男仆还是女佣)疾言厉色、叱喝呵责。

父亲教我读《四书》,不是按大、中、论、孟的次序,而是先读《孟子》。我最近读到王国维的女儿回忆王国维的文章,谈到王国维教子女也是先读《孟子》,然后才读《论语》。《孟子》第一章《梁惠王上》的主题是“义利之辨”。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给我什么利呢?”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有了仁义就可以了。”孟子接着说:“如果全国上上下下都追逐利,那么,国家便完蛋了。”如果说“仁”是《论语》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义”可以说是《孟子》全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仁义道德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宋儒程子说:“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出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义利之辨”是《孟子》一书提出的第一个论题。孔子和孟子都多次谈到义。在儒家看来,“义者宜也”(《中庸》),义就是做事要适宜,待人要公正。孔子说,义是最可贵的,它是做人的根本(“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孟子说,人性中羞耻的心,是义的开始(“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一丝一毫也不会给别人,也不会从别人那里拿取一丝一毫(“非其义者,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官吏违背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国家还能存在,那是太侥幸了(“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义与利,通俗地说,就是道德与利益。“义利之辨”,就是正确处理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儒家并不讳言利。“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也就是说,道德和利益是人所兼有的。王充在《论衡·刺孟》中分析:“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前者指国家的财政收入,后者指百姓的安定富足的生活。林则徐有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的崇高利益,不应趋福避祸,即使贡献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儒家不是一般地反对利,儒家反对的是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儒家反对为

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践踏道德伦理的底线。儒家肯定追求利益的正当性。人们都想得到富贵,这是人的本能。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到,即使是赶车这样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做。哪个人不想富贵?但是儒家先哲都坚持,不符合道德要求而获得的富贵,他们是不要的。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必须做到“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谋取利益的时候,要首先考虑道德的准则“义”,这是儒家教导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孟子》朱熹注记司马迁读到孟子见梁惠王这一章,“废书而叹”。朱注:“程子曰:君子未尝不言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唯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就是,君子懂得大义,小人只知道谋利。他将义和利看作是区别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

传统道德“义”字为上

“义”表现在对国家的态度上,便是“忠”。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忠义”两字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成为传统道德的一个范畴。“义”表现在对人的态度上,是诚信。在中国传统道德里,“信义”两字也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成为传统道德的另一个范畴。诚是诚实、忠诚,信是信任、信赖。在人际关系上,互相信任是建立在双方诚实、恪守契约的基础上。

“义”表现在对国家的态度上,便是“忠”。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忠义”二字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成为传统道德的一个范畴。我的伯祖父陈宝琛在晚清光绪初年作为清流派主要人物,因为坚持正义,批评朝政,触犯了慈禧,光绪十一年(1885)被降级回乡。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去世后,他才复出,担任溥仪的师傅。他在家书中说,他原来只打算短期出山后仍然回乡,但是“情牵义缚”,不忍南归福建。所谓“情牵”的情,便是他同溥仪师生之情;所谓“义缚”的义,便是君臣之义。他反对溥仪在日本人诱骗和郑孝胥等人怂恿下出关去东北,他拒绝跟溥仪去东北,出任满洲国伪职。他在临终前说:“民族是不可得罪的。”历史已经进入民主共和的新时期,他未能随历史潮流而前进,仍然幻想大清皇朝复辟,这是他的悲剧。但是他一片孤忠,坚持民族大义,这一点却得到后人的肯定。

“义”表现在对人的态度上,是诚信。在中国传统道德里,“信义”两字也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成为传统道德的另一个范畴。诚是诚实、忠诚,信是信任、信赖。在人际关系上,互相信任是建立在双方诚实、恪守契约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亲身经历两件小事,感触很深。一件是,我在一家书店买书,此后这家书店每月都寄来两本新书供我选购。如果我喜欢,把书留下,开张支票寄去;如果不要,将书退还。书店不怕我赖账,我当然不会赖账,彼此都基于诚信。另一件事,关于集邮。我有集邮的癖好。我在波士顿邮局买了一套前一年的全年套票。买了一袋,回家打开整理,发现少了一枚。心想糟了,离了柜台,银货两讫。过几天路过这家邮局,我想死马当作活马医,姑且进去问问。柜台上的人拿到我那缺一枚邮票的一袋套票,二话没说,立马给我换了新的一袋。我当时想,这类事西方国家做得到,我们能做得到吗?

诚信的反义词是欺诈。今天我们的社会,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诚信缺失。所谓“利欲熏心”、“利令智昏”、“见利忘义”,都不幸地成为屡见不鲜的现实。在商界,加了苏丹红的鸭蛋、三聚氰胺的奶粉、洗衣粉氽的油条、餐桌上的地沟油,制造和出售这些戕害人们健康的商人,说他们丧心病狂毫不为过。更为不堪的是,在文教界,院士作假,校长剽窃,博导抄袭,也时有所闻;学者急功近利,游走于官员和商人之间,膜拜于权力和金钱面前,早已斯文扫地。

前几年,上海市文史馆领导让我参加中央文史馆举办的国学论坛,我提交了一篇论文,谈到近几年的国学热中,国学的商品化亦即市场化,有些地方举办国学讲堂,一年上课24

天,收费两万八千元。我指出,国学已经沦为逐臭之夫的淘金桶和摇钱树,靠国学赚大钱,这不仅是国学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在旅游界,有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将一些历史建筑变成豪宅会所。不久前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的梁林故居,还有重庆的蒋介石行宫、南京的张治中公馆,都是在“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的名义下,遭到了破坏。四大佛教名山现在争着上市。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都以旅游公司的形式,打着保护当地文化和开发旅游资源的旗号以盈利,峨眉山早已在前几年挂牌上市,其他三座山也在积极策划上市。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发展理念中,各地挖空心思寻找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一些著名的寺庙道观“沃尔玛化”,卷入“圈钱’的大潮。一些地方官员一味追求GDP,醉心于政绩工程,开发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的现象,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涵养道德从小做起

今天年轻的父母,为了培养孩子,送孩子学钢琴、学画画、学奥数,交择校费、送补习班,说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而,恰恰很少有人注意一个人品格成长的基础在幼年,道德培养的起跑线在家庭。

当然,不可否认,在今天这个呼唤道德建设的社会,我们依然不时看到“最美母亲”、“最美女教师”、“最美工程师”、“最美公交司机”、“最美党员奶奶”,乃至“最美高富帅”等等,网友们用“最美”来赞扬这些草根百姓中的道德楷模。他们在道德与私利(甚至个人生命)二者择一的危急时刻,坚守道德的底线,秉义直前,义无反顾,奋不顾身,舍生取义,令人动容。他们身上闪耀着中华传统美德的光辉。人们在网上成千上万次地转发他们“最美”的事迹,表达出人们对道德回归的热切呼唤。

人们未必都能像这些道德楷模那样,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做出义举、壮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义利之辨”随时都在拷问人们的心灵,考验人们的道德观。前几个月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短评,提到:好干部从不贪做起,好会计从不做假账做起,好记者从不说假话做起,好商人从不卖假货做起,如果各行各业都能恪守“义利之辨”,从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做起,那么,社会上弊绝风清应该是不难做到的。

总的说来,“义利之辨”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们的基本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人们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处境纵然千差万别,但是对于基本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的认同和遵奉,应该是一致的。我们提倡和褒扬对道德规范的认同和奉行,唾弃和谴责对道德规范的蔑视甚至践踏。通过道德建设和传统文化的濡染,将基本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心中的做人要求,养成道德的自觉,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今天年轻的父母,为了培养孩子,送孩子学钢琴、学画画、学奥数,交择校费、送补习班,说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而,恰恰很少有人注意一个人品格成长的基础在幼年,道德培养的起跑线在家庭。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家长(家庭)对儿童的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儿童教育要从家庭教育做起。家长不必对儿童耳提面命,但是家长的以身作则,家庭氛围的潜移默化,对儿童的耳濡目染,像润物的春风春雨,能起到重要的默化作用。

我们常说,学电脑、学体育,要从娃娃抓起,其实,家庭教育是道德建设的起点或基础,更不可忽视。前两天我从报上读到一则故事。有人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你在哪个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最主要的东西”?他的回答既不是哈佛大学,也不是哪一个世界上超一流的实验室,而是幼儿园。因为他认为在幼儿园学到了人生根本意义上的全部东西:行为的规矩、做人的底线、懂得珍惜、懂得与人分享。可见幼儿教育是人一生所受品德教育的基础。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要在品德修养的基础上,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把德育置于智育之前。现在我们往往反过来做,先抓智育,然后再去补课抓德育,其实是把

本末颠倒了。

苏东坡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意味传统文化,“气”意味个人道德涵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和传统道德的熏陶下,一股正气充沛于心,气度自然不凡。这句诗扼要地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涵养的积极的培育作用,值得我们大家铭记在心。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