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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作者：南刚志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村民自治；“乡政村治”模式；“乡村民主自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政治发展进程。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需要进一步优化。在优化乡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乡村社会的稳定性,也要使乡村政治制度嵌入到中国乡

村社会之中。近期内,一是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和谐,促成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效衔接,完善村级民主自治制度;二是加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常设性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权。从长远看,随着乡村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逐步成熟,民主自治的领域要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

一、“乡政村治”模式的形成及其局限性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开始了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体制的变革,使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一体化的

局面被打破。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国家恢复建立了乡政府,并把基层政权止于乡镇一级,在乡镇之下建立村民委员会,村民进行自我管理。继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也规定:制定本法是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的方式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中国乡村形成了国家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双重治理模式,即“乡政村治”模式。

“乡政村治”模式基本上使用了当时乡村组织管理的需要,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乡村政治进步。但模式本身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不平衡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各地实施的效果差异很大。而且,随着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也逐渐表现出来:一是村党组织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不协调,村党支部书记包揽

村庄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二是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不和谐,绝大部分村沦为“行政村”而非“自治村”;三是乡镇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很多政治参与制度流于形式,执行效果不理想,没有获得农民广泛的认同,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可预期性较低,同时农民组织的合法性、自主性和互助性不强,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的关系处理不当。特别是

乡镇作为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要承接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而有些任务是村民自治组织不愿完成的,乡镇政府就要依靠村党组织落实,并给予村党组织更大的支持,村民自治组织面临乡镇政府和乡村党组织的双重压力,自治性质难以维持。

近年来,一些具有改革意识和先进理念的乡镇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了某些尝试性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除撤并乡镇和政务公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外,乡镇长直选、公推公选等改革都只是在部分地方试验和探索。囿于“乡政村治”模式的限制,这些改革的成效甚微。在乡村社会调查中,绝大部分被调查农民对村民自治的前景表示怀疑,他们明确表示村民自治权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乡村还是党组织说了算,乡镇政府的权力最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乡政村治”模式陷入困境之中,到了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地步。

二、“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内涵及其依据

模式的优化要在继承原有模式优势的基础上,解决原有模式存在的问题,使乡村政治发展从困境中走出来,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俞可平教授曾指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裹足不前。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1]循此思路,优化“乡政村治”模式不可能走回头路,而是要继续拓展模式中的民主自治因素,在坚持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把民主和自治因素向乡一级延伸,从而真正解决乡镇行政与村民自治的矛盾,把农民政治参与引入制度化轨道,减少乡镇行政组织对农民组织的不当干预,实现民主和稳定的双赢。

“乡村民主自治”模式是在乡村实行民主自治,在自治中实现民主,在民主中实现自治,而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少数人的自治。要继续完善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由村民依法自主管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同时,乡村居民还有权依法管理与乡村居民利益相关的乡内事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一模式是乡村居民根据法律充分享有自主管理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方式。

作为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内涵非常丰富。新模式继承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合理因素,借鉴西方乡村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坚持从中国乡村实际出发,形成中国特色的乡村政治发展道路;新模式在强调乡村政治稳定目标的同时,更加重视乡村基层民主和自治;新模式要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乡镇自治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乡村公民文化,发展乡村市场经济;新模式继续沿着渐进改革方式推进乡村政治发展的同时,实现乡村政治发展“质”的提升;新模式在继续坚持国家与农民群众双向政治制度创新模式的同时,加强国家强制性政治制度供给的力量,加快乡村政治制度变革;新模式在坚持党在乡村领导的同时,改变党在乡村的领导方式,乡村基层党组织要通过民主方式取得和行使对乡村的领导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提出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既要考虑该模式在理论上的可取性,又要考虑该模式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实际上,中国乡村具有丰厚的自治传统。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是由保甲制度和宗族组织及士绅统治结合在一起的乡村自治政治。[2]传统乡村社会重视礼俗,道德通常可以维护乡村正常的秩序,同时,国家统治范围广大,统治资源有限,国家权力很难

到达每个村庄,因此,传统中国乡村一直处于自治状态。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统治者意图改革乡村政治制度,但都没有打破自治的传统。当然,这种自治是少数人的自治,没有民主的内核。然而,这种传统却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选择奠定了文化基础。

“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必然指向自治,因为民主意味着公民掌握政治权力,而自治则决定着公民有多少权力可以掌握,民主与自治紧密相连。乡村基层民主的深化必然要求乡村自治。

乡村民主自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主张。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是无产者的自治组织,“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3]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4]彭真还提出,基层群众自治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5]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时期已经结束,工农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汲取乡村资源为主要存在依据的乡村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农民的利益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建立适应了这一形势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将近30年村民自治的训练,农民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开始形成,并且已经学会通过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民不仅关心村中的公共事务,而且开始关注乡镇与村民利益相关的事务。这说明,村民自治需要进一步提升。而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乡政村治”模式的基础上建设“乡村民主自治”模式可以节约政治成本,也容易取得成功。

有人担心,乡镇也实行民主自治会造成乡村的混乱。这有一定的道理,这主要是因为,任何政治制度变革都可能会引起短时期的社会动荡,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从长远看,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不会造成全局性的震荡并能促进稳定。农民的利益相对分散,难以形成较大的社会集团;农民利益关系比较简单,容易控制和引导;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基本上是维护切身利益,不会对全局稳定构成大的影响。相反,在“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下,乡村居民成为自治主体,乡镇人大的地位提升,村民自治的外部压力缓解,农民的政

治经济利益得到切实维护,农民政治参与获得了更多、更顺畅的渠道,乡村中的矛盾和问题得到合理和及时的解决,“乡村村治”模式的困境还有也得以摆脱。

三、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

“乡村民主自治”模式能否真正形成并运转良好,最终取决于具体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变革。“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主要由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乡镇自治制度构成,这些政治制度自我运行状况以及它们相互衔接的情况直接影响乡村民主自治水平。因此,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1.抓紧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的最大难题就是处理乡镇政府、乡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关系问题,实现各种关系的协调。就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而言,首先要看到,在乡村政治转型过程中,乡镇代表着国家力量,而国家力量通常是转型时期最重要的资源供给者,即

便实行乡镇自治,国家力量也不能完全撤出村庄。更为重要地是,国家一体化要求乡镇力量保持对村庄的政治影响力,督促村庄依法完成各项任务。赫尔德说过,“民主自治并不铲除所有权威,也不铲除那些提供数量的、可靠的行政管理的机构”。[6]其次,“乡政村治”模式确立后,乡镇政府不能再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控制村庄,乡镇行政权力发挥作用的形式面临调整,应当依法实行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分权制度。村民委员会依法享有自治权,在授权范围内,乡镇政府不能随意干预村民委员会的活动。最后,乡镇行政力量要调整在村庄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方式。除法律和行政手段外,还可以采用财政手段,包括审查村民自治组织的资金使用是否违法,或通过拨付一定资金的方

式与村民自治组织商议完成

某项事业。

就乡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而言,首先,党在乡村的领导必须要坚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一些传统宗族、宗教势力和新产生的黑恶势力等企图借村民自治来影响村庄政治,而政党力量可以帮助村庄抑制这些内生性的矛盾,为村民自治的良性发

展提供政治保证,党的乡村基层组织是乡村政治稳定的基石。其次,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关键在于乡村基层党组织如何行使领导权。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权力的行使必须纳入村民自治的轨道。鉴于村党组织直接行使公共权力,其权力必须得到农民的同意,村党组织成员应该由农民推荐,得到大多数农民的同意,再由村党员大会选举确认;村党组织成员通过民主选举兼任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会议成员,在村民

自治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形成民主决策机制,重点在于落实村民代表会议

或村民会议的决策作用;以民主的方式推进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解决双方相互争权的问题,这是进一步深化村民自治

的有效措施。

2.尽快健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村民自治制度能否真正成为现实,乡镇政治发展是重要条件。如果乡镇层面政治民主得不到有效落实、乡镇政治权力得不到依法有效地约束和监督的话,那么村级社会民主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谁也不否认社会民主作为民主政体之不可缺少的基础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基层的初级民主可能比民主的任何其他方面更有价值……但事实依然是,政治民主是我们可能珍爱的无论什么民主或民主目标的必要条件,必要手段。”[8]而在当前的乡镇政治体制改革中,人们往往热衷于各种各样的直选、公选,似乎很少提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无可否认,各种政治制度创新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政治进步,但这些改革也存在一些弱点,包括:部分改革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持,没有合

法性;选民依靠几年一次的选举实现权利,难以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价值;试点地区的改革办法很难在全国普及,它与原有政治制度体系存在很大冲突。与此相比,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是在现行法律体系之内进行的,是能够体现农民选举、监督、决定等多方面权利的强势民主,与原有的政治体系更容易衔接,其改革经验可以在更高层次推广,并为未来的乡镇自治打下良好的基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乡村基层的权力机关,是乡村基层民主的根

本标志和组织形式。长期忽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或者以直选、公选政治改革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可能会使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在乡镇进一步势微。所以,在进行各类乡镇政治试验之时,不应该忽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要真正落实乡镇人

大的法定重大权力,使乡镇人大成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免、评价、监督乡镇政府及其官员的主体。

3.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创建乡镇自治制度

与村民自治不同,乡镇自治属于地方自治,“它要求以一地方之人,在一地方区域以内,依国家法律的规定和本地方公共的意志,处理一地方公共之事务”。[9]乡镇自治要与乡镇民主相结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以乡镇行政管辖的区域范围为基础的;二是乡镇居民主要通过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自治机关行使乡镇自治权;三是国家依法保护乡镇自治权;四是乡镇党组织的领导通过民主方式实现。乡镇人口数量多,采取直接民主形式易于产生无秩序状态,难以控制。利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现成的政治制度资源,实行乡镇间接民主自治是较稳妥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排斥乡村居民通过其它形式直接参与管理,如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以此形成参与式民主与代议式民主共存的局面。可以考虑这样一个方案:在长远的问题上,发挥乡镇人大的主动决策作用,争取民众与政府合作;在涉及农民当前的生计问题上,则从农民需求和立场出发,通过农民积极参与的具体民主操作方式,发挥农民的创造力和团结力量。

乡镇自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分权和法治。通过制定法律明确县行政组织和乡镇自治组织的权限。土地规划、计划生育、征兵工作等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由县政府派驻乡镇的机构依法管理,乡镇自身的公共事务则在国家法律的规范下,实行乡镇地方自治。乡镇党组织和乡镇政府要依法行使权力,乡镇党组织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做好乡村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积极推荐优秀党员参加乡镇人大选举,获得决策和执行权力,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活动,使乡镇党组织的建议成为乡镇人大的决定;要改变乡镇政府向乡镇党组织负责的局面,落实乡镇政府向乡镇人大负责的宪法宗旨。

乡镇自治改革应该纳入执政者的视野,但什么时候开始大范围的变革,还要看乡村是否具备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乡镇民主政治制度的发育情况;二是有效的监督体系已成为乡镇民主自治正常运行的保障。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和舆论监督保证乡镇运行在法治轨道上,不脱离国家的控制,也抑制国家权力对乡镇自治的不当干预。当乡镇民主自治具备了建立的条件时,国家就要下决心变革。当然,仅凭制度设计是无法真正建成“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乡村民主自治”模式及其制度框架有其生长的历史平台,需要相应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王沪宁反复强调:“把政治发展确定在某些变数上的做法是不理智的,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政治体系。”[10]首先,建立“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过程是国家向乡村社会让渡权力的过程,而让渡的国家权力需要乡村社会的承接,这就要看乡村社会是否有与国家共同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是否能够有真正自治和自律的农民组织,这是“乡村民主自治”模式形成的社会基础。其次,民主政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以资源的分散化为条件的。乡村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既为民主自治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又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法治意识和平等意识。最后,建设乡村公民文化。乡村公民文化的形成,将造就一大批积极参与的、有理性的农民,进一步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迫使国家行政权力适当收缩,维护农民的自治领域。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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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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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叫“一合多元，融合共治，群策群力，稳正确√ 步推进”，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方针，也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建设、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的一些独特的地方。 A. 正确 B. 错误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8. 按照资本、管理、知识、技术、劳动进行收入分配属于按要素分配。正确√ A. 正确 B. 错误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9.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总的思想是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减机制的正确√ 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A. 正确 B. 错误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10.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真脱贫、脱真贫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正确√ 乃至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A. 正确 B. 错误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第二部分 ;单选题 1. 十九大报告提到，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正确√ 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 A. 职业教育 B. 初中阶段教育 C. 高中阶段教育 D. 高等教育您的答案:C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中国共享物流十大创新模式

中国共享物流十大创新模式物流是共享经济的重要领域，共享物流是指：通过共享物流资源实现物流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物流系统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推动物流系统变革的物流模式。物流资源主要是：物流信息资源、技术与产品资源、搬运设备资源、仓储设施资源、货物运输资源、终端配送资源、物流人力资源以及跨界的相关资源等。从资源属性上看，既包括个人物流资源，也包括企业物流资源和机构物流资源。其中企业物流资源包括物流企业、制造企业、商贸流通企业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等物流资源。物流业天然具有共享因子，物流资源共享现象也早已存在。目前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变革激活了共享物流创新，是共享物流发展的重点。安得智联认为目前共享物流主要有以下10种经典创新模式： 1、云仓资源共享模式云仓资源共享模式指通过建立云仓系统实现仓库设施网络的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面向用户开放云仓资源，实现仓储资源共享的模式。云仓系统是基于实体的仓库设施网络系统打造的在线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联通全国各地仓库的管理系统，实现仓库数据与云仓平台互联互通，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整合、运筹和管理实体仓库系统，实现优化仓库资源配置和实时进行全国仓库系统的网络化运营与共享的管理。 2、单元器具(托盘、周转箱等)循环共用从产品出厂开始，使用标准单元器具(托盘、周转箱等)包装产品，在物流公司、批发商、商贸流通企业之间的物流作业中，保持货物与单元器具不分离，上下游企业循环共用单元器具，实现了单元器具的共享，减少了装卸、倒货、搬运，避免了物流作业中货物的磕碰、挤压，大幅度减少了货损，提升了物流作业效率。单元化器具循环共用系统按照系统架构可以分为开放式循环共用和封闭式循环共用，下面安得智联以托盘循环共用为例进行分析。封闭式系统：封闭式的托盘循环共用系统指的是由托盘租赁企业在全国设立租赁运营网点，购买托盘建立托盘池。用户从托盘租赁企业租赁托盘，装载货物后不更换托盘，托盘在不同用户循环共用，分别支付相应的分时租赁费用，一直送达最终客户后，由当地托盘租赁企业的运营网点回收托盘，再出租给其他企业。具体如下图所示：封闭式的托盘循环共用系统的托盘所有权全部归属于托盘租赁企业，用户中的制造企业、物流公司、流通企业和收货企业都不需要拥有托盘，托盘的质量控制、维护修理都由托盘租赁服务公司负责，免去了使用企业管理和维修的麻烦。但是，组建托盘租赁公司，建立庞大的租赁网络需要较大的投资，需要有大量的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2014年12月08日09:08 来源：学习时报原标题：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编者按：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正在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应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需要，变革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深圳市福田区在运用大数据手段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方面再一次走到了全国的前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圳市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实践探索大数据时代，只有让政府以及各社会主体在合理共享各种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内容和机制上不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环境，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深圳市福田区充分认识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在如何保证动态、精准、充分占有基础数据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和探索。突出大数据理念针对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深圳市福田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树立大数据理念，推动智慧福田建设。大数据应用的核心是数据处理。大数据应用要充分挖掘数据价值，进行深度应用。为此福田区提出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的目标，以“采、用、享、碰、推、嵌”六个字来概括数据应用理念。 “采、用、享”是传统的数据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一次革命；“碰、推、嵌”是大数据时代的智能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以“碰、推、嵌”的可视化倒逼“采、用、享”的进一步质量提升，指导前期系统的改造。其中“碰”即数据碰撞。如将街道计生执法、人民调解、安监执法、派出所接报的发案的出租屋，与未自主申报出租屋比对碰撞，推送给街道综管执法人员，

(精)心得体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最新)

（精）心得体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最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创造性构想。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乡村振兴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过程。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就表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基层社会治理息息相关，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一、“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目标。要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准确把握“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

（一）“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乡风是指特定乡村社区居民的信仰、观念、操守、爱好、礼节、风俗、习惯和社会心态等精神文化要素的总和。作为一种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为一体的精神文化，乡风是特定乡村社区文化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亦是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从本质上看，乡风的形成是特定乡村社区价值观转化为社区居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过程。总书记曾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风就是一个乡村社区的灵魂。因此，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实现“乡风文明”。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看，“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乡村社区居民必须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曾多次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坚定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支撑。可以说，乡村社区居民只有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才会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在一起，才会将个人目标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来。也可以说，建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是乡村社区居民观念与行为文明的最高统领，是“乡风文明”的最强引导力量。（2）乡村社区居民必须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层面标准。乡村社区居民的个体行动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直接动力，但个体的行动绝不能是无规范的行动，而必须是

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2014-10-27 14:37来源：《国家治理》周刊作者：于建嵘字号：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的基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撤社建乡”以来，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间通过分权改革、税费改革、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城乡发展加速融合。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实运转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其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政权的管理权有限，经济能力也有限，却承担着无限的政治责任，“一票否决”事项过多，不必要地增加了乡镇政权的工作压力和困难；其二，乡镇政权与农村群众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关系有待理顺；其三，乡镇政权的民主基础不牢，乡镇人大制度没有全面落实，不能适应农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和诉求，乡镇政府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高度信任。由于这些体制问题，不少乡镇政府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源放在应付上级下派的行政事务上，缺乏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难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必要通过改善行政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落实人大制度来加强乡镇政权建设。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强化基层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基层民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解决和完善我国当前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关键。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乡镇政权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包括乡镇人大、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权利义务关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遵循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定程序，使其规范运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运行的体制机制，有效回应农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府权力和行为必需受到的制衡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应体现民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呼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加强乡镇政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重点履行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乡镇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对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目前的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对乡镇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不再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考核乡镇官员的主要指标，而是将提供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增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能和财政的完整性，并相应地建立起必要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责任监督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平台和机制，实现地方

国内外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鉴赏

国内外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鉴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内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把技术创新作为求生存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是企业摆脱困境和培植持续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下面我们选取了国内外几家典型企业，展示他们的技术创新模式，以飨读者。格力集团——多方位信息化发展模式珠海格力集团是一家以工业为主导、综合发展的集团公司。形成了工业、商贸、房地产三大产业支柱，是珠海特区目前规模最大的企业之—。格力集团充分认识到处于信息时代必须抓住机遇，适时变革，及时把信息转化为企业资源，以促进企业的经营活动。早在90年代初，当大多数企业还是手工记账时，格力集团就先行要求各企业采用计算机进行财务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方便了企业对财务数据的及时查询和分析。这些年来，集团公司成立了专门的IT部门，负责企业信息化的规划、协调和建设。同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管理应用系统的开发和实施以及员工相关素质的培训。集团的信息化建设已具一定的规模，许多企业建立了自己的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邀请着名的安达信咨询公司做顾问，对企业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项目进行策划，并投入巨资，购买了世界一流的应用软件厂商BAAN公司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在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格力电器引入CAD、CAM、CAPP等系统，提高公司的设计和加工水平，使公司能够每年不断地推出上百种的优质新产品。格力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的产品销售遍布全国，通过公司的计算机远

程通讯系统；可以与全国各地的分部进行远程数据传输，使总部可以方便、及时地掌握各分公司每天详细的销售情况，以利于销售策略的调整及生产的合理安排。企业信息化建设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质量，促进销售，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格力积极推进互联网在企业中的应用，近年来格力的各大企业纷纷上网获取各种相关信息、发送电子邮件，加强与客户的联系。例如格力磁电有限公司通过耳联网开拓海外市场，与外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此外，格力早在1996年就注册了自己的域名，建立了格力网站。未名集团——月光、影子? 和代工战略模式北大未名集团是—家拥有33个医药品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类新药9个，下属7个参股、控股子公司的中国最大的生物工程产业集团。2002年，北大未名集团通过收购北人高科，成功借壳上市。未名集团在生物工程、金融工程、创新理论三大战略指导下，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利用一个产品启动一个市场，利用—个市场发展一个企业，利用一个企业创建一个基地，利用一个基地推动一个产业”这一发展我国生物工程产业的总体思路，并积极创建北京北大生物城、深圳北大生物谷、厦门北大生物园三大生物工程产业化基地。未名集团根据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现状提出了从研发到生产、市场过程的独特的三大战略：月光战略、影子战略和代工战略，对具有后发优势的产业创新很有启发意义。

2018届湛江二模文科综合政治试题

A 2018届湛江二模文科综合政治试题 12.环境负外部性是指污染者自身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对称造成了社会损失。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可以有效地矫正环境负外部性。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若用S 、D 分别表示供给和需求曲线，下列能够正确反映征收环境保护税对煤炭行业影响的是 13.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因政府的各种制度工具所带来的成本，包括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传导预期是 A ．“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面试点—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 B ．下调银行贷款基准利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C ．降低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比例—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D ．适当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发展 14.2017年11月9日，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决定按照10%的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一举措 ①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②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代际公平 ③更好地体现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④能够为被保险人提供最大程度经济保障 A.①③ B.①④ C .②③ D.②④ 15.近年停车难已经成为很多城市治理的新顽疾。据统计，我国停车场、停车位缺失率达到50%，同时停车场、停车位的使用率也仅是50%左右。解决城市停车难问题需要 ①加大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力度 ②严惩机动车乱停乱放的行为 ③开发智能停车管理信息系统 ④适当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用 A.①② B .①③ C.②④ D.③④ 16.“记住乡愁，守望相助”，某村外出务工村民，依法申请成立“村联合基金会”，以自愿形式筹集资金，奖励本村优秀学子、慰问80岁以上老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村委会及广大村民的赞许和拥护。据此可判断 ①当地村民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②当地村委会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 ③返乡村民积极参与本村公益活动 ④当地乡贤反哺家乡、回报社会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 .③④ 17.2018年全国两会首次开启“代表通道”和“委员通道”，代表委员们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B C D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议

关于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建议和平村社区隶属于东林街道，位于南桐矿业公司腹地，地处城乡与矿地结合部，经由2002年1月实施家改居后合并组建而成。辖区面积平方公里，有居民住户2310户，各类居民住宅80余栋，常住人口6406人，户籍人口6816人，其中低保享受人员125户，174人；吸毒人员111人，劳释人员46人。辖区有粮食公司、东林医院、万盛经开区博爱医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进盛中学、双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社会单位。受地理环境、人员流动量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治安形势比较复杂，刑事案件发案率偏高，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我社区结合实际情况，有如下三点建议：一、推进社会协同，号召公众参与，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和平村社区目前以单体楼为主，每个网格员管理服务的区域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难免和居民的迁入迁出、紧急情况的发生和邻里纠纷的发生形成时间差。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以社区居委会为统筹，形成“三长一组一格”的“3+2”社会治理新模式：即以楼栋单元为基础设立单元长，单元长对本单元的居民进行管理；以联排的几个单元形成的楼栋设立楼栋长，楼栋长对本楼栋的居民结合单元长进行管理；以多个楼栋为基础设立居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对楼栋长和单元长负责；以党员为基础成立的党小组，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以多个居民小组形成网格，由社区网格员进行管理服务。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单元长、楼栋长和党小组，这样对每个

网格的管理进行了延伸和细化，形成从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党小组→网格员问题逐级解决和信息末端收集的“3+2”社会治理新模式，可以有效增强了社区社会治理和信息报送的及时性，以期达到小矛盾不出“网格”，大矛盾不出社区；辖区发生的任何信息也能通过信息末端单元长、网格长和居民小组长及时获取，并采取相应措施。二、加快党群融合，树立居民主人翁意识，增强群众获得感为展示党员的先进性，让党员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将党支部建在院坝上，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通过党小组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邀请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和居民共同参与，一方面加强邻里之间的沟通促进领里和谐，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在活动过程中形成一套有效的政策宣传和矛盾排解机制体制，通过不断为居民成功解决问题，让单元长、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在居民中获得信任感，引导辖区居民增强主人翁意识，激发居民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居民的问题由居民来解决。三、转变活动形式，营造和谐氛围，增强主人翁意识在组织活动方面，以居民为中心，打破传统的号召式参与的形式，采用问访式的形式，即社区在每年年初罗列开展活动的项目形成“活动心愿清单”，如小品、相声、快板、歌曲、舞蹈等向辖区居民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或者通过单元长、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收集意见，通过分类比较，找出居民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并组织开展。通过这种方式让居民的呼声可以得到有效回应，也增加了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地方经验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地方经验研究作为当代公民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单元。以宜兴市宜城街道为个案，分析了新形势下宜城街道在创新社区治理领域所做的努力与探索，并提出以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标签：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管控；服务 1 理论溯源：从“管控”到“治理”重塑政府理念随着城市社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作为一个全新、专业化的概念被提出和发展；而社区治理则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再一次被强调，并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要求我们在改变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这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关键。而这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要求我们首先在理念上从传统的“管控”与“统治”转向以“服务”为核心的“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合作、协商，立足“服务”本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最终实现“善治”目标。 2 地方经验：以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宜兴市是隶属无锡市的农业大市，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也在快速提升，当前宜兴市城市化率水平已经超过60%，位列江苏省前茅。宜城街道作为宜兴的城市中心，2006年经过行政区划调整撤镇设立街道办事处，通过撤村建居、村居合并等形式，开始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目前宜城街道辖区面积为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6万，下辖30个社区居委和4个行政村。经过短短6年时间，宜城街道社区建设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了全国县级城市社区建设的典范。在新一轮的社会治理创新行动中，宜城街道立足县级城市社区实际，牢牢把握“服务”这一社区治理的本源，在街道与社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围绕提高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加强社区党建，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发展社区自治服务，全力推进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社区和谐稳定，良性发展。（1）更新理念：以“服务”为核心推动社区治理转型。宜城街道作为县级中心城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区向现代城市社区、从街居制社区向自治社区的转变。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摸索中，街道办事处顺利地实现了从经济建设者、农村管理者向城市治理者的转变，围绕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以“服务”为核心创新社区治理。治理理念的更新和服务意识自上而下的全面推行为宜城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2）培育主体：构建“街道——社区党组织——社区自组织——市场主体——社区居民”五位一体的社区治理队伍。

中国企业医院创新合作模式)

中国企业医院创新合作模式 ——让合作者层层受益、让企业家跳过龙门各类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资金和资源的输入或输出。会挣钱的企业被资金和资源追着跑，不会挣钱的企业被资金和资源躲着跑。“投一出多、快进快出”的项目才是资金和资源逐鹿的对象。五花八门的“资本对接”、“资源整合”，有如帮助不会恋爱的人写情书，好不容易感动对方见面后，谈不了多久就被“淘汰”——情书上的“才华”无法瞒过见面后“准备托付一生”的审查。帮助企业构建“投一出多、快进快出”系统的中国企业医院应运而生。一、面对企业家走不出来的“怪圈” 微型老板——擅用观念忽悠员工潜能小型老板——配备工具助推员工潜能中型企业家——用商业模式挖掘员工潜能大型企业家——靠高效系统放大员工潜能投融资机构评价的基点：企业经营管理与持续竞争能力——运用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能力层级靠经验形成的观念盈利靠专业的作业工具盈利靠商业模式盈利靠高效系统盈利 1、配备观念不如配备工具算盘打得再快，也快不过计算器，自行车骑得再快，也跑不过宝马。无论怎样借鉴帝王治理之术、诸子百家之法、宗教智慧之道，来约束人们的思维和调动人的积极心理，都无法替代在经济发展周期和运行规律中形成的科学工具。因为，不是员工不想干，而是不会干。再会干,也干不过科学工具。靠思想来统治别人行为的年代过去了，信仰短缺时代谁还信思想？搬来古代的管理冷兵器，在已经被国际化的中国市场比划，雕虫小技！ 2、配备工具不如构建体系。中小民营企业经过了10年“观念泛滥期”，听了多家课，就是不会做，取来八方经，仍然行不通。又一头扎进“工具泛滥期”和“资本泛滥期”。中小民营企业到处购买泛滥工具。还是大型民营企业聪明，他们知道凭市场机会和胆量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本土经验编成的管理工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柳传志组团去欧洲学习构建体系。二、成功系统移植——中国企业医院服务功能企业在不同阶段，都存在不同内容的创业过程。小微企业着重创业成功，中型企业着重创业成长，大型企业着重创业扩展。关键内容决定经营管理的战略导向。小微企业的创业成功：就是先活下来——创业者很多，不可能都活。微利积累遇到“寒冬”就死，只有找到“多重盈利”工具，才能走出“风险期”。中国企业医院的“多重盈利六步法”商业工具，能使企业走出“一个项目，一次盈利”的低效盈利误区，实现“一个项目，六次盈利”。中国企业医院把企业经营外部市场的部分称为“外科”；中型企业的创业成长：就是超过竞争者的发展速度，从低利润区进入高利润区，否则，慢进则退——因为竞争者的多数超越，你被动降级。中型企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为了赢得竞争常常顾经营而失管理。只有谋求到运行中对接的“成功系统移植”的外力，才能有效解决这一矛盾。中国企业医院的“获取投融资的公式密码——成功系统移植”模式，被行业誉为“复利式经营，傻瓜版管理”系统。能改变企业“一个人的活，两人干。两天的工作，三天完”的现状，变成“两个人的活，一人干。三天的工作，两天完。独立的部门，被并连”的

创新社会治理经验交流材料

一、致力改革创新建新制，增添治理动力。一是注重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县情出发，按照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建设的要求，突出整体设计、科学布局，实行阶梯推进、分类施策，着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大力推动创新治理，确保社会运行健康良性。二是注重体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防治、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公共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治理体系建设，以适应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三大基本历史性转变，为推动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安康提供更好的制度体系保障。三是注重机制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规范性。二、致力工作创新造氛围，凝聚治理合力。一是在宣传教育中凝心聚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新策。作为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广泛宣传，掌握政策。把社会治理课题纳入县委中心组学习的议程，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提高他们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结合禁毒宣传“三进”和“一村一警、三员联村”活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熟悉新政、转变观念、跟上节奏，自觉投入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热潮中。二是在树立典型中凝神聚气。按照典型示范带动、知名品牌促动的思路，抓好先进典型、亮点品牌培植，塑造一批模范代表，打造一批响亮名片。深入开展社区(村)警之星、年度十佳社区（村）民警、年度十佳公务员等评选活动，为党员干部融入社会治理搭建平台，激发全县创新治理的精气神。积极推进“4+x”社区管理、“一村一警、三员联村”农村服务等模式的创新升级、推广施行。三是在组织创新中凝力聚智。着重把牢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重点在合作共治上下苦功夫、真功夫，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社会治理。三、致力观念创新依法治，提升治理能力。一是牢树法治思维，促进自觉守法。努力克服思维惯性，创新工作模式，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习惯，切实做到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用法治手段推动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走上法治轨道。二是健全法治体制，促进规范用法。加快推进法治xxxx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法治县和第二批基层法治示范县区创建活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普法教育机制，增强群众法治观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加快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步入法治轨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健全司法权力运行、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监督等制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严格依法行政，促进公正执法。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必公，本着立法利民、执法为民、善治惠民的要求，对群众的诉求坚持“一碗水端平”，依法公正受理、审理、处理各类案件，坚决打击刑事、治安、涉毒等各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着力推进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建设，公开、透明、依法审判各类案件，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四、致力方式创新抓防控，化解治理压力。一是创新社区治安防控，打造幸福小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换挡期、刑事犯罪的高发期，社区矛盾呈现日益多发、复杂化的态势，必须加快创新点线面结合、打防管并举、人物技联用的立体防控体系，积极预防和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骗等违法行为。大力创新“4+x”社区警务模式，充分调动社区选配民警、辅警、防控队、公益巡逻队4种力量和机关单位等各种治保力量的积极性，全面加强社区治

调研报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乡贤与现代乡村治理调研报告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乡贤与现代乡村治理调研报告一、乡贤与新乡贤乡贤是指在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它还有一种名称叫“乡土精英”。乡贤的“乡”不是单指“乡村”而是有“本土”、“故乡”的意思。在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中，县以下的区域是没有国家权力组织的，从县衙到底层民众之间存在巨大权力真空，主要依靠一些特殊的管理人员来填补。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传统“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现在人们说的“乡贤”，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和声望层面，而是扩展到了包括在经济、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取得非凡业绩的精英名流。央视节目“走基层我眼中的乡贤”，当中的主角有回乡培育乡村文化的赤脚教授，有担任村第一书记调解村民纠纷的退休司令员，有散尽钱财为农民找井打井的退休地质专家，还有自造农民电影的文化站站长。从这些先进人物身上，我们会发现“乡贤”在今天的概念较传统意义上

有所变化。“新乡贤”主要指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才，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回乡后以他们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道德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当前，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致富能手等先进典型，正在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二、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前提（弘利教育）现代社会中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前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能性。（一）必要性：现代乡村治理模式面临的困境 1、“私”的观念抬头，“公”的问题涌现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县政绅治”、新中国成立初的“乡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每家每户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来经营，不再是推行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时间久了，“私”的观念逐渐抬头，公家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去过问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村民中“私”的观念的出现，因为这种观念是人性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