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2014)

·标准与指南·

中国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2014）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5.06.001通讯作者：严静，

Email ：zjicu@https://www.sodocs.net/doc/d87527367.html,

脓毒症（sepsis ）是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SIRS ）

，可发展为严重脓毒症（severe sepsis ）和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 ）

。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重症医学面临的重要临床问题，随着人口的老龄化、

肿瘤发病率上升以及侵入性医疗手段的增加，

脓毒症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每年全球新增数百万脓毒症患者，

其中超过1/4的患者死亡［1-6］

。中

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2007年组织编写了《成人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血流动力学监测与支持 指南》

，为脓毒症的诊治提供了规范和指导，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重症医学工作者对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治疗，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组织专家应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制定了本指南。1 定 义

脓毒症是指明确或可疑的感染引起的SIRS 。

严重脓毒症是指脓毒症伴由其导致的器官功能障碍和/或组织灌注不足。脓毒性休克是指脓毒症伴由其所致的低血压，虽经液体治疗后仍无法逆转。2 诊断标准

脓毒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诊断标准见

表1～2。表1

脓毒症诊断标准

一般临床特征： （1）发热 （体温＞ 38.3℃）； （2）低体温 （体温＜ 36℃）； （3）心率＞ 90次/min ，或大于不同年龄正常值的2个

标准差； （4）气促； （5）精神状态的改变； （6）明显水肿或液体正平衡 （24 h 超过 20 mL/kg ）； （7）高血糖症〔血糖＞ 7.7 mmol/L （＞140 mg/dL ）〕且无糖尿病史。

炎症反应指标： （1）白细胞增多 〔WBC 计数＞ 12×109/L （＞12 000/μL ）〕； （2）白细胞减少 〔WBC 计数＜4×109/L （＜4 000/μL ）〕； （3）WBC 计数正常但幼稚白细胞总数超过10%；（4）血浆C-反应蛋白大于正常值的2个标准差； （5）血浆降钙 素原大于正常值的2个标准差。

血流动力学变量：低血压〔SBP ＜90 mmHg （1 mmHg ＝0.133 kPa ），MAP ＜70 mmHg 或成人SBP 下降超过40 mmHg 或低于年龄段 正常值的2个标准差〕。

器官功能障碍指标：

（1）动脉低氧血症（PaO 2/FiO 2＜ 300 mmHg ）； （2）急性少尿（即使给予足够的液体复苏，尿量仍然＜ 0.5 mL ·kg -1·h -1

且至少持续2 h 以上）； （3）血肌酐上升＞44.2 μmol/L （＞0.5 mg/dL ）； （4）凝血功能异常（INR ＞1.5或

APTT ＞60 s ）； （5）肠梗阻（肠鸣音消失）； （6）血小板减少〔血小板计数＜100×109

/L （＜100 000/μL ）〕； （7）高胆红素血症 〔血浆总胆红素＞70 μmol/L （＞4 mg/dL ）〕。组织灌注指标：（1）高乳酸血症（＞1 mmol/L ）； （2）毛细血管再灌注能力降低或瘀斑形成。

注：WBC 为白细胞，SBP 为收缩压，MAP 为平均动脉压，PaO 2/FiO 2为氧合指数，INR 为国际标准化比值，APTT 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表2

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诊断标准

3 检索方法

本指南针对相关重要临床问题进行文献检索。

文献检索时间为1993年1月到2014年12月。文

献检索首先确定包括脓毒症、

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及特定问题的合适关键词，

在MEDLINE 、EMBASE 和 Cochrane Library （Cochrane 系统评价数

据库，

CDSR ）、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等综合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文献质量要求为Jadad 评分大于等于 3分，

Jadad 评分标准见表3

。指南手机版电子书

GRADE 系统将推荐强度分为强（1级）或弱

（2级）。决定推荐强度的影响因素见表5。将推荐

等级分配为强或弱的临床意义比证据质量分级更大。我们评估推荐项目的有利效果是否优于其不良效果，

推荐强度反映该评估可信度及专家的意见：推荐的有利效果（有益健康、

更低的医护人员和患者负担、

节省的费用）将明显优于不良效果（有害健康、更高的医护人员和患者负担、更高的费用）。在低质量证据下进行强烈推荐时，

其潜在不利之处亦需进行斟酌。弱推荐等级表明推荐的有利效果很可能将超过不良效果，

不过专家对这些推荐的权衡把握不足——这是因为某些证据质量较低（因此优势和风险仍存在不确定性）或其优点和缺点接近平衡。强推荐等级用“推荐”表示，而弱推荐等级用 “建议”表示。

对于不宜按照GRADE 分级进行推荐的意见，

本指南给予了单独列举的说明并且显示“未分级” （UG ）。表4

证据质量的确定

2.非常大的作用的重要性（相关风险＞ 5 且不会影响有效性） （通过两个水平）

3.剂量-反应梯度

注：RCT 为随机对照试验

表3 Jadad

评分标准

0分：没有提到退出与失访。

表5

确定强推荐和弱推荐的因素

4 推荐等级

我们按照推荐等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系统

（Grades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 ）的原则，指导证据质量评估 〔从高（A 级）到极低（D 级）〕，确定推荐等级

（表4～5）［7-9］。

GRADE 系统的建立首先需对证据质量进行连

续评估， 然后评估疗效与风险之间的平衡、负担以及费用，根据这些评估情况确定治疗推荐等级。证

据质量和推荐强度的明确分级是 GRADE 系统评价方法的关键及典型特点。本系统将证据质量分为高

（A 级）、中（B 级）、低（C 级）、极低（D 级）。随机试验最初为高质量证据，但可能因试验实施过程的限制、结果的不一致或不精确、证据为间接证据以及可能的报告偏倚而造成证据质量下降 （表4）。间接证据包括研究人群、干预措施、结果的评定以及这些因素与相关问题之间的关联情况。

意见不一致时，采用下述投票程序：（1）对持续存在分歧的部分，推荐或反对某一干预措施（和特定的替代措施相比较）至少需要50% 的参与者认可，少于20% 选择替代措施（选择认为是平等的）。未满足此项标准将不产生推荐意见。（2）一个推荐意见被列为强推荐而非弱推荐，则需要得到至少70% 的参与者认可［10］。

初始复苏

推荐意见1：推荐对脓毒症导致组织低灌注（经过最初的液体冲击后持续低血压或血乳酸≥4 mmol/L）的患者采取早期目标导向的液体复苏。在进行初始复苏的最初6 h内，下述复苏目标可以作为规范化治疗的一部分：（1）中心静脉压8～12 mmHg；（2）平均动脉压（MAP）≥65 mmHg；（3）尿量≥0.5 mL·kg-1·h-1；（4）上腔静脉血氧饱和度或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0.70或0.65。（1B）

Rivers等［11］研究发现，早期定量液体复苏可提高急诊科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存活率。最初6 h达到以上推荐中的生理标准，可使患者28 d 病死率降低15.9%，此治疗策略称为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arly goal-directed therapy，EGDT）。我国8家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314例脓毒症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显示，EGDT组28 d 病死率（75.2%）较对照组（57.5%）降低17.7%［12］。然而，ARISE研究将51个临床研究中心的1 60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随机分为EGDT组和常规治疗组，并未发现两组间28 d 病死率、ICU病死率、院内病死率存在统计学差异［13］。我们对6项RCT［11-16］研究进行Meta分析显示，EGDT可降低脓毒症患者的短期（院内、ICU或28 d）病死率。

然而，两项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ProCESS研究和ARISE研究）显示，EGDT组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远期（60 d或90 d）病死率并无明显改善。ProCESS研究将美国31个急诊中心的1 341例脓毒症患者随机分为程序化EGDT组、程序化标准治疗组（不置入中心静脉导管，但可应用升压药物和/或输血）和常规治疗组，结果显示，3组间60 d 病死率无显著差异〔21.0%、18.2%、18.9%；程序化标准治疗组比常规治疗组：相对危险度（RR）＝1.04， 95%可信区间（95%CI）＝0.82～1.31，P＝0.83；程序化EGDT组比程序化标准治疗组：RR＝1.15，95%CI＝0.88～1.51，P＝0.31〕，3组间90 d 病死率、 1年病死率和呼吸支持治疗率也无显著差异［17］。ARISE研究发现，EGDT组（18.6%）和常规治疗组（18.8%）90 d 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98，95%CI＝0.80～1.21，P＝

0.09）［13，18］。而Rivers等［11］的研究发现，EGDT组60 d 病死率（56.9%）较标准治疗组（44.3%）降低12.6%（RR＝0.67，95%CI＝0.46～0.96，P＝0.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我们对以上3项RCT研究［11，13，17］进行Meta分析显示，EGDT组和对照组对脓毒症患者远期（60 d或90 d）病死率无差异。

另外，由于ProCESS研究和ARISE研究涉及到常规治疗（Usual Care）的概念，即由实施治疗的临床医生自主决定复苏目标及监测方法。我们对目前为止设立EGDT组和常规治疗组的3项RCT研究［14-15，17］进行Meta分析发现，两组间患者的病死率无差异。然而，由于多年来EGDT的广泛推广，常规治疗组的临床医生可能已经接受了较好的脓毒性休克的治疗训练，掌握了治疗技术并且明确了有效的复苏目标［18］。

综上所述，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EGDT可降低脓毒症患者的短期病死率（院内病死率、ICU 病死率或28 d 病死率），尚无证据显示EGDT增加脓毒症患者的远期（60 d或90 d）病死率。因此推荐，对脓毒症诱发组织低灌注的患者可采用EGDT 进行液体复苏。

推荐意见2：推荐在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液体复苏过程中，乳酸和乳酸清除率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1D）

研究表明，血清乳酸水平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是组织低灌注的标志之一［11，19-20］。而脓毒症诱发持续低血压但无高乳酸血症的患者病死率并不高［21］。研究表明，血清乳酸水平＞1.5 mmol/L的脓毒症患者病死率有所增加［22］，是独立于临床体征和器官功能障碍之外的脓毒症预后因素［23］。血清乳酸水平的降低标志着全身组织缺氧情况的改善，与病死率降低相关［24］，是较准确的预后指标之一［25］。Jansen等［26］研究发现，对入住ICU的高乳酸血症（＞3.0 mmol/L）患者进行以乳酸为导向的治疗（lactate-guided therapy，在初始8 h 内使血清乳酸水平每2 h下降≥20%），其院内病死率较对照组（无乳酸测量值）明显降低〔风险比（HR）＝-0.61，95%CI＝0.43～0.87，P＝-0.006〕，并建议在初始8 h内每2 h监测血清乳酸水平，之后每8～12 h监测血清乳酸水平。

然而，由于患者不同的机体基础状态（如肝脏、肾脏基础，及既往药物使用史），单纯监测某一时刻的血清乳酸水平不能准确反映组织氧供、氧耗

的动态变化。因此，临床为了准确评估机体组织细胞的灌注和氧代谢情况，以及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动态监测血清乳酸水平的变化，将乳酸清除率作为评估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急诊医学休克研究网络协作组（Emergency Medicine Shock Research

Network，EMSHOCKNET）对166例脓毒症患者进行液体复苏的观察性研究发现，复苏6 h内乳酸清除率＞10%的患者院内病死率为19%，6 h内乳酸清除率＜10%的患者院内病死率为60%（P＜0.001）［27］。Nguyen等［24］通过对111例脓毒症患者进行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发现，复苏6 h内乳酸清除率≥10%者与＜10%者相比，前者院内病死率、 30 d 病死率、 60 d 病死率均明显降低。Jones 等［28］通过对300例脓毒症患者液体复苏的研究发现，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0.70者的院内病死率为23%（95%CI＝0.17～0.30）， 6 h内乳酸清除率＞10%者的院内病死率为17%（95%CI＝0.11～0.24）。因此，复苏6 h内乳酸清除率≥10%可能预示脓毒症患者的较低病死率［24， 27-29］。但仍缺乏关于乳酸清除率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综上所述，血清乳酸水平是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之一，复苏6 h内乳酸清除率≥10%可能预示脓毒症患者的较低病死率。因此推荐，在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液体复苏过程中，乳酸和乳酸清除率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

液体与液体反应性

推荐意见3：推荐晶体液作为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首选复苏液体。（1B）

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初始液体复苏时首选晶体液与胶体液，对患者的病死率无影响。Bansal 等［30］对7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31-37］进行Meta分析显示，初始液体复苏选用晶体液（生理盐水、乳酸林格液）与胶体液（白蛋白、6%或10%羟乙基淀粉或其他胶体液）对脓毒症患者28～30 d病死率无影响。CRISTAL研究的亚组分析显示，脓毒症患者进行液体复苏时应用晶体液（226/779例死亡）与胶体液（215/774例死亡），28 d 病死率无显著差异（HR＝0.95，95%CI＝0.78～1.10）。我们对4项RCT 研究［33，36-39］进行的Meta分析显示，分别以晶体液（生理盐水、乳酸林格液）与胶体液（6%或10%羟乙基淀粉或其他胶体液）作为初始复苏液体，两组脓毒症患者的90 d 病死率无显著差异。由于胶体

液相对晶体液对病死率改善无明显受益，且价格较贵，因此推荐，对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液体复苏首选晶体液。

推荐意见4：不建议使用羟乙基淀粉进行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液体复苏。（2B）

Bansal等［30］对Veneman、VISEP、CRYSTMAS、FINESS、 6S、 CHEST 6项RCT研究［33-37，39］进行的Meta分析显示，羟乙基淀粉与生理盐水、醋酸林格液比，对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28～30 d病死率（OR＝1.21，95%CI＝0.98～1.48）、 90 d病死率（OR＝1.29，95%CI＝0.90～1.82）无改善。CRISTAL 研究显示，羟乙基淀粉组与生理盐水组比，两组间28 d 病死率（28.00%比28.19%；HR＝0.97，95%CI＝0.76～1.25）、 90 d 病死率（32.00%比35.37%；HR＝0.89，95%CI＝0.71～1.11）无显著差异［38］。我们对以上RCT研究［33-39］进行Meta分析显示，羟乙基淀粉较其他复苏液体对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病死率无改善。Perner等［40］进行了一项平行对照、双盲随机、多中心研究，纳入804例严重脓毒症患者，在液体复苏时分别选用6%羟乙基淀粉130/0.42和醋酸林格液，两组间6个月病死率（53.3%比47.5%；RR＝1.12，95%CI＝0.98～1.29，P＝0.10）、 1年病死率（56.0%比51.5%；RR＝1.09，95%CI＝0.96～1.24，P＝0.20）无差异。因此，脓毒症患者在液体复苏时选用羟乙基淀粉不能改善近期和远期生存率。

CHEST研究对近7 000例ICU危重病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分别选用6%羟乙基淀粉130/0.42和生理盐水进行复苏，羟乙基淀粉组患者对肾脏替代治疗（RRT）的需求较高（7.0%比 5.8%；RR＝1.21，95%CI＝1.00～1.45，P＝0.04），且肾损伤发生率更高（38.0%比34.6%，P＝0.005）［39］。Schortgen等［41］的一项多中心随机研究发现，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应用6%的羟乙基淀粉200/0.60～0.66较3%明胶液有较高的急性肾损伤（AKI）发生率（42%比 23%，P＝0.028）。我们对6项RCT研究［33-36， 39， 41］进行Meta分析显示，羟乙基淀粉与晶体液相比，前者可增加脓毒症患者的AKI发生率及RRT的需求。因此不建议使用羟乙基淀粉作为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的复苏液体。

推荐意见5：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液体复苏时可考虑应用白蛋白。（2B）

SAFE研究显示，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液体复苏时输注4%白蛋白很安全且效果与0.9%生理盐水无显著差异（合并脑外伤患者除外，脑外伤亚组病死率：白蛋白组比晶体组为24.5%比15.1%；

RR＝1.62，95%CI＝1.12～2.34，P＝0.009）［42］。Delaney等［43］对17项相关研究进行Meta分析显示，白蛋白可能降低脓毒症患者28 d 病死率（OR＝0.82，95%CI＝0.67～1.00，P＝0.047）。一项纳入1 818例严重脓毒症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的ALBIOS研究显示，应用20%白蛋白联合晶体液进行液体复苏，患者28 d 病死率与仅用晶体液组比无显著差异（31.8% 比32.0%；RR＝1.00， 95%CI＝0.87～1.14，P＝0.94），90 d病死率、新器官衰竭发生率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然而白蛋白联合晶体液组7 d内的液体正平衡量明显低于仅用晶体液组，平均心率低于仅用晶体液组，MAP高于仅用晶体液组［44］。我们对CRISTAL研究（4%或20%白蛋白）、ALBIOS研究（20%白蛋白）、SAFE研究等5项RCT研究［30，37-38，42，44］进行Meta分析显示，应用白蛋白进行液体复苏并不会增加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 病死率。因此，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进行胶体复苏时可考虑应用白蛋白。然而目前的结论显示，液体复苏时使用白蛋白并不能降低患者病死率，且由于其价格较为昂贵，建议医师在治疗时认真考虑患者病情、药品价格及供应情况等社会因素。

推荐意见6：液体复苏时可考虑使用限氯晶体液复苏。（UG）

研究发现，大量使用生理盐水或以其为溶媒的液体进行液体复苏将导致稀释性高氯性酸中毒的发生［45-46］。一项前瞻性、非盲、序贯试验对773例干预期（限氯液体治疗组，脓毒症患者 55例）和760例对照期（不限氯液体治疗组，脓毒症患者75例；P＝0.08）的危重患者的研究发现，限氯液体治疗组患者平均肌酐（14.8 μmol/L）升高水平低于不限氯液体治疗组（22.6 μmol/L，P＝0.03），其肾脏损伤或衰竭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不限氯液体治疗组（8.4% 比14%，P＜0.001），其需进行RRT的患者数量也明显少于不限氯液体治疗组（6.3% 比10%，P＝0.005），而两组间的院内病死率、住院时间、ICU住院时间及出院患者RRT治疗率无明显差异［47］。Shaw等［48］分析美国电子病历（US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EHR）中近11万例全身炎症反应患者输入晶体液的相关资料发现，血清氯离子水平的增加与院内病死率增加相关。血清氯离子水平轻微增加（0～10 mmol/L）时的病死率及液体中总氯负荷低（100～200 mmol）时的病死率最低，校正液体容量和疾病严重性后这种相关性仍然成立；校正晶体液容量后，容量校正氯离子负荷为105～115 mmol/L

时病死率最低（2.6%）；校正疾病严重性后，液体中氯离子负荷超过105 mmol/L与病死率增加有关（OR＝1.094，95%CI＝1.062～1.127）。因此，可考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限氯晶体液进行液体复苏。

推荐意见7：对无自主呼吸和心律失常、非小潮气量（V T）通气的患者，可选用脉压变异度（PPV）、每搏变异度（SVV）作为脓毒症患者液体反应性的判断指标。（UG）

Marik等［49］对29项研究进行Meta分析发现，PPV判断补液反应性的敏感度为89%，特异度为88%，诊断OR值为59.86，其最佳敏感度及特异度阈值为（12.5±1.6）%〔补液反应阳性组的PPV基线水平为（16.6±2.9）%；无反应组的PPV基线水平为（7.1±1.5）%，P＜0.001〕；SVV判断液体反应性的敏感度为82%、特异度为86%，诊断OR值为27.34，其最佳敏感度及特异度阈值为（11.6±1.9）%〔补液反应阳性组的SVV基线水平为（15.3±3.4）%；无反应组的SVV基线水平为（8.4±1.9）%，P＜0.001〕。Yang等［50］对纳入807例V T≥8 mL/kg、无自主呼吸和心律失常的机械通气患者的22项研究进行Meta分析发现，以每搏量（SV）或心排血量（CO）≥15%作为液体反应阳性标准，PPV判断液体反应性的敏感度为88%（95%CI＝81%～92%），特异度为89%（95%CI＝84%～92%）。Drvar等［51］对46例窦性心律、接受机械通气〔间歇正压通气（IPPV），吸入氧浓度（FiO2）0.4，V T 7 mL/kg，呼气末正压（PEEP）5 cmH2O（1 cmH2O ＝0.098 kPa）〕、左室射血分数（LVEF）≥0.45的脓毒症患者的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发现，以SV≥15%作为液体反应阳性标准，SVV 用于区分容量反应组与容量无反应组的阈值为10%〔敏感度为96.15%，特异度为100%，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AUC）＝0.960，95%CI＝0.859～0.996〕，PPV用于区分容量反应组与容量无反应组的阈值为12% （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100%，AUC＝1.00，95%CI＝0.93～1.00）。

因此对无自主呼吸和心律失常、V T≥8 mL/kg 的机械通气患者，可选用PPV和SVV作为脓毒症患者补液反应性的判断指标。然而由于临床个体差异及单一指标的局限性，可应用一种以上血流动力学指标指导液体复苏治疗［18］。

推荐意见8：机械通气、自主呼吸或心律失常时，可选用被动抬腿试验（PLR）预测脓毒症患者的液体反应性。（UG）

PLR是一种功能性血流动力学监测方法，指通

过监测PLR前后心排血量的变化来预测机体的容

量反应性［52］。通过抬高患者的双下肢，可使回心

血量增加300～400 mL，增加心脏前负荷，如CO增

加10%以上，定义为容量反应性阳性。Cavallaro

等［52］对9项［53-58］PLR预测成人ICU患者容量反应性和准确性的临床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结果显

示，353例ICU患者中有容量反应性者占52.9%，PLR预测容量反应性的敏感度为89.4%（95%CI＝84.1%～93.4%），特异度为91.4%（95%CI＝85.9%～95.2%）；亚组分析显示，PLR预测容量反应性的价值在窦性心律与心律失常、机械通气与自主呼吸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腹内压增高的患者，PLR预测容量反应性的价值低［59］。

综上所述， PLR后SV或CO增加10%以上可作为脓毒性休克患者预测液体反应性阳性的指标。

碳酸氢钠

推荐意见9：对低灌注导致的高乳酸血症患者，当pH值≥7.15时，不建议使用碳酸氢盐来改善血流动力学状态或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2B）

两项双盲交叉RCT对用等当量生理盐水和碳酸氢盐治疗乳酸血症的效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在血流动力学状态或血管活性药物需求方面无任何差异，但这些研究中pH值＜7.15的患者数量较少［60-61］。

血制品

推荐意见10：建议对无组织灌注不足，且无心肌缺血、重度低氧血症或急性出血的患者，可在血红蛋白（Hb）＜70 g/L时输注红细胞，使Hb维持在目标值70～90 g/L。（2B）

目前认为脓毒症患者输注红细胞会增加氧输送，而通常不会增加氧耗。虽然缺乏关于严重脓毒症患者最佳Hb的研究，但通过对重症患者的研究显示，Hb 70～90 g/L与100～120 g/L相比，患者病死率无显著性差异［62］。

推荐意见11：对无出血或无计划进行有创操作的脓毒症患者，不建议预防性输注新鲜冰冻血浆。（2D）

尽管无临床研究评估输注新鲜冰冻血浆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影响，但当证实有凝血因子缺乏〔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或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延长〕、活动性出血或在外科手术或侵入性操作之前，加拿大医学会、意大利输血协会已推荐使用新鲜冰冻血浆［63-64］。但无研究证实在其他情况下预防性输注新鲜冰冻血浆对无出血患者有益。而近年两项共包括80项RCT的系统性综述均未发现，预防性或治疗性应用新鲜冰冻血浆有显著益处［65-66］。

推荐意见12：当严重脓毒症患者血小板计数（PLT）≤10×109/L且不存在明显出血，以及当PLT≤20×109/L并有明显出血风险时，建议预防性输注血小板。当存在活动性出血或需进行手术、有创操作的患者需要达到PLT≥50×109/L。（2D）输注血小板的指南来源于专家共识意见和化疗引起患者血小板减少症的经验［67-68］。严重脓毒症患者与化疗患者一样很可能一定程度地限制了血小板的生成，此外，外周血小板的消耗可能也明显增加［69］。推荐意见考虑了血小板减少症的病因、血小板功能异常、出血危险以及伴随的出凝血功能紊乱。严重脓毒症患者的出血风险增高，可能需要更高的PLT，但目前暂无相关RCT研究支持。

缩血管药物

推荐意见13：推荐缩血管药物治疗的初始目标是MAP达到 65 mmHg。（1C）

由于休克的根本病理生理改变在于组织、细胞甚至线粒体水平的氧供/需平衡失调，休克治疗的终点为改善全身和器官组织的灌注状态。经过充分的液体复苏后仍然存在着组织低灌注或面对致命性低血压时，应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达到一定水平，建议血压治疗的初始目标是MAP达到65 mmHg［70-71］。近期SEPSISPAM研究［72］发现，脓毒性休克患者维持较高MAP组（80～85 mmHg）与低MAP组（65～70 mmHg）相比，提高MAP水平未能显著改善28 d 或90 d病死率，而心房颤动（房颤）的发生率有所升高。

最佳MAP 应根据患者个体化情况而定，有高血压基础的脓毒性休克患者可能需要维持较高的MAP。SEPSISPAM研究还发现，有高血压基础的脓毒性休克患者维持较高的MAP水平（80～85 mmHg）需要RRT较少。

推荐意见14：推荐去甲肾上腺素作为首选缩血管药物。（1B）

脓毒性休克患者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均能通过收缩血管而升高MAP，与多巴胺相比，去甲肾上腺素对心率和SV的影响较小，却能更有效地改善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低血压状态［73］。近期有8项RCT［74-81］的Meta分析显示，脓毒性休克患者使用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在28～30 d 病死率无

明显差别（RR＝0.92， 95%CI＝0.84～1.00）。但去甲肾上腺素组室性或室上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明显低于多巴胺组（RR＝0.46，95%CI＝0.38～0.56，P＝

0.15）［74-75，79，81］，因此推荐去甲肾上腺素作为脓毒性休克患者的首选血管升压药物。

推荐意见15：建议对快速性心律失常风险低或心动过缓的患者，可用多巴胺作为去甲肾上腺素的替代缩血管药物。（2C）

多巴胺通过提高脓毒性休克患者的SV和心率提高MAP和CO，可能对心功能低下的患者更有效［82］，但与去甲肾上腺素相比，多巴胺具有更高的心律失常（如心动过速、室性或室上性心律失常）发生率［74-75，79，81］。De Backer等［83］对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多巴胺会增加患者心律失常的不良风险，因此建议，对无快速心律失常风险或存在绝对或相对缓脉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使用多巴胺作为去甲肾上腺素的替代血管升压药物。

推荐意见16：当需要使用更多的缩血管药物来维持足够的血压时，建议选用肾上腺素（加用或替代去甲肾上腺素）。（2B）

尽管一些研究显示，肾上腺素对内脏循环有不良作用并会导致高乳酸血症，但这些作用是短暂可逆的，尚无临床证据表明肾上腺素会导致更差的预后［84］。脓毒性休克中使用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使MAP以及其他血流动力学指标达标的时间无差异［85］。有4项RCT［84-87］将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进行对比研究显示，两者间的病死率无差别（RR＝1.04，95%CI＝0.83～1.30）。因此，当需要使用更多的血管升压药来维持足够的血压时，建议肾上腺素作为去甲肾上腺素的首选替代药物。

推荐意见17：可考虑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小剂量血管加压素以升高 MAP 或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用量（2B）；较大剂量的血管加压素应用于挽救治疗（使用其他缩血管药物却未达到足够的MAP）。（UG）

研究显示，脓毒性休克早期，血管加压素水平升高，随着休克的进展，血管加压素在24～48 h内会降至正常水平，称之为血管加压素相对缺乏，因为血压降低时，体内血管加压素水平应升高［88］。小剂量血管加压素（0.03 U/min）可用于其他升压药治疗无效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以提高MAP或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的用量［89-92］。VASST［93］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单用去甲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联合血管升压素（0.03 U/min）的病死率及不良事件，结果显示，两组28 d（35.4%比39.3%）和90 d （43.9% 比 49.6%）病死率无明显差异（P＝0.26，P＝ 0.11），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无显著差异（10.3% 比10.5%，P＝1.00）；但在病情较轻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中，去甲肾上腺素联合血管加压素的28 d病死率较低（26.5% 比 35.7%，P＝0.05）；在病情较重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中，28 d 病死率无差别（44.0% 和42.5%，P＝0.76）。VASST后续研究也表明，对伴有急性肾衰竭的脓毒性休克患者，应用小剂量血管加压素联用去甲肾上腺素较单用去甲肾上腺素更受益［94］。我们对7项［93-100］RCT进行Meta分析显示（1 717例），脓毒症患者应用小剂量血管升压素或其类似药特利加压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相比，两者28～30 d病死率无显著差异（RR＝0.96，95%CI＝0.85～1.08；RR＝0.95，95%CI＝0.85～1.07），不良事件发生率亦无差异（RR＝0.95，95%CI＝0.66～1.36）。因此建议，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小剂量血管加压素，以升高 MAP 或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用量。

研究发现，大剂量血管加压素（0.06 U/min）可明显提高MAP并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的用量［100-103］。但较大剂量的血管加压素不良反应较多［104］，如心肌缺血、内脏灌注减少、胆红素升高、血清转氨酶增高、PLT降低等。因此，较大剂量的血管加压素仅作为其他血管升压药无效时的替代治疗。

特利加压素是血管加压素的类似物，具有类似的升压作用，但药效慢［105］。一些研究［106-111］显示，特利加压素因其具有高选择性的V1受体和较长的半衰期，升压作用更加有效，维持时间更久。一项针对脓毒性休克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TERLIVAP）显示［96］，持续低剂量的特利加压素（1.3 μg·kg-1·h-1）较血管加压素（0.03 U/min）能更有效地减少儿茶酚胺的用量，以及更低的心律失常发生率，但两者的预后无差别。

推荐意见18：不建议应用苯肾上腺素治疗脓毒性休克，除外下述情况：（1）应用去甲肾上腺素引起严重心律失常；（2）持续的高CO和低血压；（3）当正性肌力药/ 缩血管药物与小剂量血管加压素联合应用未能达到目标 MAP 时，应用苯肾上腺素进行挽救治疗。（2C）

苯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一样能改善MAP，苯肾上腺素仅作用于α-肾上腺素受体，较少导致心动过速，但由于其可减少SV，应用范围有限，不常规应用于脓毒性休克治疗，下述情况除外：（1）去甲肾上腺素引起严重心律失常；（2）已知存在高CO，但血压仍较低；（3）当其他血管升压药未能达到目标 MAP 时，应用苯肾上腺素进行挽救治疗［112-113］。

推荐意见19：不推荐将低剂量多巴胺作为肾脏保护药物。（1A）

一项大型随机临床试验和Meta分析［114-115］在比较低剂量多巴胺和安慰剂的作用时发现，不论是主要疗效指标（如血清肌酐峰值、RRT需求、尿量等），还是次要疗效指标（如患者生存率、ICU治疗时间、住院时间、心律失常等）均无差异。因此，不推荐使用小剂量多巴胺保护肾功能。

推荐意见20：对所有需要应用缩血管药物的患者，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置入动脉导管测量血压。（UG）

在休克状态，使用有创动脉导管监测血压比无创袖带血压计测量更准确、及时，且可进行连续的数据监测，有助于医务人员迅速评估患者的休克状态，指导治疗。

正性肌力药物

推荐意见21：存在下述情况时，建议以2～20 μg·kg-1·min-1的速度输注多巴酚丁胺：（1）心脏充盈压升高、CO降低提示心肌功能障碍；（2）尽管已取得了充足的血容量和足够的MAP仍出现灌注不足征象。（2C）

以往的研究表明［116-120］，多巴酚丁胺可提高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的SV、CO、心排血指数（CI）。液体复苏后仍存在低血压的脓毒症患者，其CO可能降低、正常或升高。如果有CO降低，多巴酚丁胺是首选强心类药物。多巴酚丁胺可通过增加心肌收缩力提高氧输送，改善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血清乳酸水平等全身灌注指标，如果患者的血容量和MAP达到足够水平，而组织灌注不足却持续存在，建议增加心肌收缩力药物作为备选方案。但近年有研究表明［121］，多巴酚丁胺虽改善了全身血流动力学指标，却并未改善组织微循环（舌下微循环）情况，脓毒症患者多巴酚丁胺的应用需更多循证医学支持。

推荐意见22：如果充足的液体复苏和足够的MAP，CO仍低，可考虑使用左西孟旦。（2C）

脓毒性心肌抑制是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严重并发症，约50%的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存在心功能抑制［122］。多种机制参与导致心肌功能的抑制和损伤［123-125］，如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和过度兴奋，儿茶酚胺大量释放致心肌毒性，毒素和炎性因子的直接损伤，细胞内钙转运失调和钙敏感性的降低等，使心肌细胞肿胀、凋亡、坏死，导致心脏扩大、收缩或舒张功能障碍、心律失常等。

左西孟旦作为一种钙增敏剂，可使SV、CO、CI增加，而心率和心肌耗氧无明显变化［126-129］。LIDO ［130］、 CASINO ［131］、 REVIVEⅡ［132］、 SURVIVE ［133］、RUSSLAN［134］等多项大型研究显示，对合并急、慢性心力衰竭的重症患者及心脏手术患者，左西孟旦在疗效和改善预后方面较安慰剂或对照组有优势。一项左西孟旦与安慰剂的随机对照研究证实［135］，左西孟旦除改善血流动力学状态外，还能改善脓毒症患者的组织微循环状态。我们对5项比较左西孟旦和多巴酚丁胺治疗脓毒症患者的小规模RCT进行Meta分析发现［136-141］，左西孟旦较多巴酚丁胺在提高CI（RR＝0.58，95%CI＝0.37～0.80，P＝0.000 7）、改善氧供指数（RR＝30.13，95%CI＝5.83～54.44，P＝0.02）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但并未改善生存预后，两者28 d 病死率无明显差异（RR＝0.82，95%CI＝0.63～1.07，P＝0.14）。基于脓毒性休克患者中的低血压风险，建议在充分液体复苏和MAP已达标的患者中使用左西孟旦。

推荐意见23：不推荐使用增加CI达到超常水平的疗法。（1B）

两项大型前瞻性临床试验将ICU重症患者的CI和氧输送量通过多巴酚丁胺达到超常水平并未获得更好的生存预后，高CI组与正常CI组的病死率无显著差异（RR＝0.84，95%CI＝0.53～1.31，P＝0.07）［142-143］，因此不推荐将CI提高到超常水平。

β受体阻滞剂

推荐意见24：如果充足的液体复苏后CO不低、心率较快，可考虑使用短效β受体阻滞剂。（UG）脓毒性休克时往往伴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激活，儿茶酚胺大量释放、心肌抑制及血管低反应性等［144-145］。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增加了心肌负荷和氧耗，限制心室舒张时间，减少冠状动脉的灌注，β受体阻滞剂能抑制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降低心率［146］。Morelli等［147］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纳入了177例充分液体复苏、心率＞95次/min的脓毒性休克患者，采用去甲肾上腺素维持MAP≥65 mmHg，其中77例受试者接受持续短效β受体阻滞剂（艾司洛尔），将患者在ICU期间的心率维持在80～94次/min；另77例受试者接受标准治疗；结果显示，艾司洛尔组所有患者均达到目标心率，治疗期间心率显著低于标准治疗组（P＜0.05）；艾司洛尔组28 d 病死率为49.4%，而标准治疗组为80.5%；两组间不良事件无明显差异。鉴于β受体阻滞剂的负性肌力等作用，如果充足的液体复苏后

CO不低、心率较快的脓毒性休克患者，可考虑使用短效β受体阻滞剂。

感染

推荐意见25：建议对有潜在感染的重症患者进行常规脓毒症的筛查，确定是否发生了严重脓毒症/ 脓毒性休克。（2C）

有研究表明，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早期识别及早期治疗能改善预后，降低脓毒症相关病死率［17，148-149］。同时也有证据表明，缩短严重脓毒症/ 脓毒性休克的诊断时间是降低脓毒症所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病死率的重要手段［26， 28］，但目前尚无相关的RCT研究。

具体的脓毒症筛查工具的研究也只是观察性研究，结果提示，应用脓毒症的识别体系及评分系统（如：Robson识别工具、脓毒症筛查表格、脓毒症早期识别卡片等，其主要包括：临床表现、感染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脓毒症的病死率［150-158］，但目前无RCT研究证明某项具体筛查工具的有效性。

推荐意见26：推荐在抗菌药物应用前，均需留取恰当的标本进行需氧瓶、厌氧瓶的培养或其他特殊的培养。（1C）

留取恰当的标本进行细菌学培养有助于脓毒症的病原学鉴别及抗菌药物方案的确定。因为在首次给予抗菌药物治疗后的几小时内细菌可能被杀死，所以血培养标本必须在抗菌药物应用前抽取。建议同时留取2个或2个以上不同部位的血培养，以提高培养的敏感性。建议留取2套血培养标本，至少1份外周血标本，每个血管通路装置内留取1份血标本（48 h内置入的血管通路除外），不同部位的血培养应同时抽取。其他部位培养（最好定量培养），如尿、脑脊液、伤口分泌物、呼吸道分泌物或其他可能的感染源标本，也应在抗菌药物应用前留取［159］。建议对留置超过48 h的血管通路至少留1份血标本。建议抽血量应≥10 mL［160］。注意不能因留取标本时间过长而延误抗菌药物治疗的时机。

推荐意见27：当感染病原菌的鉴别诊断涉及侵袭性真菌病时，建议采用1，3-β-D葡聚糖检测（G试验）（2B）和/或甘露聚糖（GM试验）和抗甘露聚糖抗体检测。（2C）

重症患者是否合并系统性真菌（通常是念珠菌）感染的鉴诊断具有挑战性，快速的诊断方法如采用G试验或GM试验和抗甘露聚糖抗体检测有助于重症患者检测念珠菌病［161-170］。

我们对10个临床试验［161-170］进行Meta分析显示，应用G试验诊断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AUC为0.89，敏感度为78%（95%CI＝76%～81%），特异度为81%（95%CI＝80%～82%）。对两个临床试验进行Meta分析显示，应用GM试验诊断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AUC为0.69，敏感度为59%（95%CI＝44%～66%），特异度为71%（95%CI＝62%～78%）。这些测试通常早于标准培养方法，但单纯定植可导致检验结果的假阳性［168］。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外开展的G试验和GM试验的检测试剂及判定折点各不相同，导致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不统一。

推荐意见28：建议应用降钙素原对可疑感染的重症患者进行脓毒症的早期诊断。（2B）

脓毒症的早期诊断非常重要。一项包含30个临床试验的Meta分析显示，应用降钙素原诊断脓毒症的敏感度为77%（95%CI＝72%～81%），特异度为79%（95%CI＝74%～84%），AUC为0.85（95%CI ＝0.81～0.88），提示降钙素原是重症患者脓毒症早期诊断的有效指标［171］。

近期有研究发现，肝素结合蛋白是可疑感染的重症患者早期诊断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有效指标。前瞻性研究发现，发热患者中，高水平的血浆肝素结合蛋白有助于识别具有快速进展为脓毒症循环衰竭危险的患者［172-175］。我们对上述4个RCT［172-175］进行Meta分析发现，肝素结合蛋白作为诊断脓毒症的敏感度为80%（95%CI＝76%～84%），特异度为81%（95%CI＝77%～84%），AUC为0.87 （95%CI＝0.86～0.88），提示肝素结合蛋白也是重症患者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早期诊断的有效指标。

推荐意见29：推荐一旦明确诊断严重脓毒症/ 脓毒性休克，应在1 h内开始有效的静脉抗菌药物治疗。（1C）

一旦确诊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尽早静脉应用抗菌药物至关重要［176-177］。对脓毒性休克患者而言，每延迟1 h应用抗菌药物将增加病死率［148，176，178-180］，无论是否伴有休克，严重脓毒症患者均应尽早应用抗菌药物［148，176，178-184］。

推荐意见30：推荐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采用覆盖所有可能致病菌（细菌和/或真菌）且在疑似感染源组织内能达到有效浓度的单药或多药联合治疗。（1B）

目前有多项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的有关研究，我们对9项临床试验［176，179，185-191］进行Meta 分析显示，如果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未采

取恰当的抗菌药物治疗，将增加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发病率和病死率（OR＝0.38，95%CI＝

0.23～0.62）。因此，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应采用覆盖所有可能致病菌（细菌和/或真菌）且能进入疑似感染源组织内并达到有效浓度的单药或多药联合治疗。脓毒症患者常伴有肝肾功能异常及体内液体异常分布，必要时需检测血药浓度来确保达到有效药物浓度及减少药物毒性［192-193］。

推荐意见31：推荐一旦有明确病原学依据，应考虑降阶梯治疗策略。（1D）

目前有几项观察性研究结果显示，抗菌药物的降阶梯治疗能降低病死率［194-195］。而且有一项针对严重脓毒症的对比抗菌药物的降阶梯治疗与延续经验性治疗的多中心非盲随机非劣性试验显示，经验性抗菌治疗基础上的降阶梯抗菌药物战略导致了脓毒症患者ICU停留时间延长，降阶梯治疗组的住院天数为9 d ［5-22］，抗菌药物应用天数为9 d（7～15 d）；延续经验性治疗组的住院天数为8 d（4～15 d），抗菌药物应用天数为7.5 d（6～13 d），降阶梯治疗未导致脓毒症患者病死率升高及ICU住院时间延长［196］。因此推荐，一旦有明确病原学依据，应考虑降阶梯治疗策略。

推荐意见32：建议应用低水平的降钙素原作为脓毒症停用抗菌药物的辅助手段。（2C）

近期多项RCT研究显示，应用降钙素原作为脓毒症停用抗菌药物的辅助手段可减少抗菌药物应用时间且不增加病死率［197-205］。多项观察性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结论［206-207］。

我们对9项［197-205］脓毒症及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RCT进行Meta分析发现，采用降钙素原指导抗菌药物应用可减少患者的抗菌药物应用天数（RR＝-2.00，95%CI＝-2.37～-1.64），且不增加ICU 住院时间（RR＝-0.83，95%CI＝-2.35～0.70）及住院病死率（RR＝0.92，95%CI＝0.62～1.39）。

推荐意见33：建议脓毒症患者的抗菌药物的疗程一般为7～10 d。（2C）

对脓毒症患者抗菌药物的应用、更换和停用均应依据临床医师的判断及患者的临床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建议抗菌药物的疗程7～10 d［208］，但对临床反应缓慢、感染灶难以充分引流和/或合并免疫缺陷者可适当延长疗程［209-210］。如粒细胞缺乏患者并发脓毒症时，用药时间可适当延长；如存在深部组织感染及血流感染＞72 h的粒细胞缺乏患者，抗菌药物的疗程需延长至＞4周或至病灶愈合、症状消失［209］。

推荐意见34：对流感病毒引起的严重脓毒症/ 脓毒性休克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UG）

一些观察性研究发现，对疑似或确诊流感、严重流感引起的脓毒症，早期应用抗病毒治疗有可能降低病死率［211-215］。常用抗病毒药物为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奥司他韦或扎那米韦）。研究发现，双倍剂量的奥司他韦抗病毒治疗流感病毒引起的脓毒症未显示出优越性，建议应用常规剂量治疗［216］。但尚无相关的RCT研究。

推荐意见35：建议对可能有特定感染源（如坏死性软组织感染、腹腔感染、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脓毒症患者，应尽快明确其感染源，并尽快采取恰当的感染源控制措施。（2C）

研究结果提示，脓毒症感染源控制原则包括感染源的早期诊断和及时处理（特别是脓肿引流、感染坏死组织清创、处理可能感染的装置等）［217］。对可以通过手术或引流等方法清除的感染灶，包括：腹腔内脓肿、胃肠道穿孔、胆管炎、肾盂肾炎、肠缺血、坏死性软组织感染和其他深部间隙感染（如脓胸或严重的关节内感染），均应在复苏成功后尽快清除［218］。如考虑感染源为血管通路，应及时清除［219-220］。以上研究均为观察性研究，无相关的RCT研究。

机械通气

推荐意见36：推荐对脓毒症诱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进行机械通气时设定小V T （6 mL/kg）。（1B）

对ARDS患者应进行肺保护通气策略，设置较小的V T。4项RCT的Meta分析显示，ARDS患者机械通气时设定较小的V T（6 mL/kg比12 mL/kg左右），可改善ICU病死率［221-224］。6项RCT的Meta 分析显示，ARDS患者机械通气时设定较小的V T （6 mL/kg比 12 mL/kg），可改善住院病死率［221-225］。更小的 V T（如3 mL/kg）可能减少呼吸机相关肺损伤，但对生存率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证实［226］。

推荐意见37：建议测量ARDS患者的机械通气平台压，平台压的初始上限设定为30 cmH2O以达到肺保护的目的。（2B）

一项Meta分析提示，对确诊ARDS患者采取限制气道压和V T的方法可以降低病死率［227］。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即使平台压≤30 cmH2O也应降低V T［228］，因为小V T会降低住院病死率［229］。

推荐意见38：对脓毒症诱发ARDS的患者应使用PEEP防止肺泡塌陷。（1C）

对ARDS患者提高PEEP可以保持肺单位

处于开放状态，防止肺泡塌陷，有利于血气交换。6项RCT的Meta分析显示，ARDS患者使用较高PEEP与较低PEEP比，不改善住院病死率，但可以改善ICU病死率［223，230-234］。对其中3项研究进行亚组Meta分析显示，中度或重度 ARDS（PaO2 /FiO2≤200 mmHg）患者使用较高PEEP后，住院病死率也有所下降［223，233-234］。避免呼气末肺泡塌陷有助于在使用相对较高平台压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呼吸机引起的肺损伤。

推荐意见39：建议对脓毒症诱发的中重度ARDS患者使用俯卧位通气，尤其适用于PaO2/FiO2 ＜100 mmHg患者（2B）。

俯卧位通气可降低胸膜腔压力梯度，提高胸壁顺应性，促进分泌物的清除，从而改善ARDS患者的通气。9项RCT的Meta分析显示，针对ARDS患者采用俯卧位通气时可改善28～30 d病死率［235-243］。亚组的Meta分析显示，俯卧位通气对轻度ARDS （200 mmHg＜PaO2/FiO2≤300 mmHg）患者28～30 d 病死率改善不明显［235-241］，但可以改善中度ARDS （100 mmHg＜PaO2/FiO2≤200 mmHg）患者28～30 d 病死率，对重度ARDS（PaO2/FiO2≤100 mmHg）患者28～30 d 病死率改善最明显［236，239-241］。在实施俯卧位通气时应结合肺保护性通气并较长时间（如＞17 h）的实施才可能获益。同时，需注意避免致命的并发症，如气管插管和胸管意外脱出的发生。

推荐意见40：建议对脓毒症诱发的轻度ARDS 试用无创通气（non-invasiv ventilation，NIV）。（2C）

NIV避免了气管插管，可降低感染发生率，减少镇静用药。4项RCT的Meta分析显示，与氧疗相比，NIV可降低ARDS患者30 d住院病死率［244-247］。亚组的Meta分析显示，NIV可以改善轻度ARDS （200 mmHg＜PaO2/FiO2≤300 mmHg）患者ICU再插管率和病死率［246-247］；NIV可以降低中度ARDS （100 mmHg＜PaO2 / FiO2≤200 mmHg）患者的ICU再插管率［244-245，248-249］，但不能改善ICU病死率［244，248-249］。不同的NIV方式中，双水平气道内正压通气能降低ICU再插管率［246，247-249］和ICU病死率［247-249］；持续气道内正压通气能降低ICU再插管率，但不能降低ICU病死率［244，246］。

推荐意见41：高频振荡通气不能改善脓毒症ARDS患者病死率。（2A）

虽有研究显示，高频振荡通气可改善ARDS患者的氧合［250-251］，但包括2013年两项大型多中心RCT研究在内的6项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高频振荡通气不能降低ARDS患者的病死率［250-255］。对高频振荡通气在ARDS中的应用时机、适应证及方式还有待进一步的RCT研究来增加证据。

推荐意见42：建议无组织低灌注证据的情况下，对脓毒症所致的ARDS使用限制性液体策略。（2C）肺水肿的机制包括毛细血管渗透性增加、静水压增加和胶体渗透压降低。血管外肺水增多与肺损伤评分及脓毒症患者发生ARDS的风险相关，监测血管外肺水并采取限制性液体策略对降低脓毒症患者ARDS的发生率有益处，在发生脓毒性休克的12 h以内，血管外肺水指数的下降意味着生存率的提高［256］。小样本的研究显示，对重症患者采用限制性液体策略与采用液体正平衡策略相比，病死率更低，机械通气时间更短，住院时间更短［257］。对1 000例急性肺损伤的患者进行研究［258］发现，与开放液体治疗组相比较，限制性液体治疗组患者60 d 病死率未见明显改善，相对于开放液体治疗组而言，限制性液体治疗组的患者氧合改善，肺损伤评分降低，机械通气时间缩短。另外既往认为，肺动脉导管（PAC）可以提供患者容量状态的相关信息，然而其应用结果并非十分理想。Heresi等［259］对1 000例ARDS 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与深静脉导管相比，使用PAC指导治疗并不能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和器官功能，且会带来更多的并发症。此外，在其他不同类型的重症患者［259-262］，常规使用PAC并无明确益处。因此建议，对脓毒症所致的ARDS，采用限制性的液体策略，但不建议常规使用PAC。

镇静与肌松

推荐意见43：建议在脓毒症患者使用机械通气时，使用程序化镇静。（2A）

程序化镇静是指以镇痛为基础，有镇静计划和目标，并根据镇静深度评分调节镇静剂用量的系统镇静。使用程序化镇静可以既达到镇静目标，又减少镇静剂的用量。对3项RCT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使用程序化镇静，虽不能缩短ICU患者机械通气时间，但可以缩短ICU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并可以降低病死率［263-265］。有理由认为，脓毒症患者会从中受益。

推荐意见44：建议脓毒症所致严重ARDS可早期短疗程（≤48 h）应用神经肌肉阻滞剂。（2C）2013年一项纳入3个早期、PaO2/FiO2＜150 mmHg 或200 mmHg的ARDS患者的随机临床试验的Meta 分析显示，与安慰剂相比，短疗程（≤48 h）连续输注顺阿曲库铵可以降低28 d和90 d病死率，降低机械通气所致气压伤风险，但并不延长机械通气时间及不会增加ICU获得性肌无力的风险［266］。

免疫调理

推荐意见45：不建议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成人患者常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2B）

脓毒症患者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其中炎症失衡及免疫功能异常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包括一系列细胞因子、补体等的激活与释放，期中涉及到免疫系统的激活、免疫应答等多个过程［267］。2013年Cochrane开展的一项系统回顾分析，纳入了脓毒症患者使用免疫球蛋白的RCT研究，确定了10个多克隆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试验（1 430例）和7个富含IgM的多克隆IVIG研究（528例）［268］。与安慰剂相比，IVIG 显著降低了住院病死率（RR＝0.81，95%CI＝0.70～0.93）。同样，与安慰剂相比，7个富含IgM的IVIG试验也显示出了病死率显著下降（RR＝0.66，95%CI＝0.51～0.85）。但剔除其中的低偏倚风险的试验分析表明，使用多克隆IVIG不会降低病死率（RR＝0.97，95%CI＝0.81～1.15；5个试验，945例）。这些研究中3个试验使用了标准的多克隆IVIG［269-271］，两项使用了富含IgM的IVIG［272-273］。此外，Karnad等［274］的研究发现，以28 d病死率作为主要观察终点，与安慰剂相比，使用乌司他丁的脓毒症患者其28 d病死率明显降低。国内管向东教授的团队［275］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对严重脓毒症患者使用胸腺肽α1治疗也能降低28 d病死率，因此认为，对脓毒症患者进行免疫调理以改善其免疫麻痹的状态有一定意义。

深静脉血栓预防

推荐意见46：建议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推荐对严重脓毒症患者应用肝素进行深静脉血栓的预防。（2B）

脓毒症导致凝血功能紊乱的机制包括内毒素及致炎因子将组织因子和血小板激活，导致血小板、内皮细胞之间的黏附、聚集，从而使血液凝固，血栓形成；抗凝血酶系统、蛋白C系统等生理性抗凝系统的减弱；纤溶系统作用减弱等，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因此，相对于普通ICU患者，严重脓毒症患者发生静脉血栓的风险更高，如果发生肺动脉栓塞等情况可能会致命。3项RCT研究［276-278］及2项Meta 分析［279-280］显示，对无禁忌证的脓毒症患者，低分子肝素可以有效降低静脉血栓的发生率（RR＝0.61，95%CI＝0.46～0.79）及肺动脉栓塞的风险。因此深静脉血栓的预防非常必要。

营养支持治疗

推荐意见47：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复苏后血流动力学稳定者尽早开始营养支持（48 h内），首选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小剂量血管活性药物不是使用早期EN的禁忌证。（2C）

早期EN可维持肠道黏膜完整性，并防止细菌移位和器官功能障碍，虽然并未观察到早期EN对病死率的影响［281-283］，但有证据表明血流动力学稳定（能维持全身氧代谢和器官功能正常的循环状态，包括应用小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的情况）者早期EN可降低感染发生率［281，283-288］，缩短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285-286］。针对脓毒症患者是否可以开始早期EN（定义为＜48 h），检索近年来相关文献，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主要由于研究对象的异质性，以及干预手段的多样性。多项RCT 研究均发现，24～48 h对包括创伤在内的ICU患者给予EN可以显著降低病死率，且可以显著减少ICU患者的住院费用［289-291］。

推荐意见48：存在营养风险的严重脓毒症患者，早期营养支持应避免过度喂养，以83.68～104.60 kJ/kg（20～25 kcal/kg）为目标。（2C）

将重症患者接受早期全热量和较低热量的EN 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病死率未受到任何影响［292-295］，6个月或12个月的生存率及器官衰竭均无显著差异［296］。虽然有研究发现，全热量喂养感染性并发症降低［292］，但腹泻和胃潴留症状有所增加［294-295］。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给予EN的情况下，喂养量越多病死率越高［297］。因此认为，患有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最初1周，不建议过度喂养，采用允许性低热量/渐进性喂养的非全量喂养〔以83.68～104.60 kJ/kg（20～25 kcal/kg）〕为目标，蛋白摄入量建议为1.2～1.5 g·kg-1·d-1， 3～5 d 不低于50%目标量，5～7 d不低于80%目标量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营养支持策略［294，297-298］。

推荐意见49：对有营养风险的脓毒症患者，接受EN 3～5 d 仍不能达到50%目标量，建议添加补充性肠外营养（parenteralnutrition，PN）。（2C）对于何时开始PN，在存在早期EN相对禁忌证的脓毒症患者中，相关研究均提示早期EN并未改善ICU病死率和住院病死率。一项纳入1 372例重症患者的前瞻性多中心RCT研究（EPaNIC，2011）发现，早期提供（24 h内）PN未缩短ICU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但也未增加60 d 病死率［299-301］。近期在英国进行的多中心研究（CALORIES Trial）也

提示，在重症患者早期营养的给予途径上，无论是肠外还是肠内途径，30 d病死率（33.1%比 34.2%，P＝0.57）、感染并发症、90 d病死率以及其他14项次级指标均无显著差异，但肠外途径营养组低血糖和呕吐显著减少［302］。

补充性PN是在接受EN后3～5 d仍不能达到目标喂养量时开始，可以减少院内感染，且可以改善肠内营养不足的ICU患者的临床预后。Heidegger 等［303］发现，入住ICU 4 d 后开始补充性PN，可以减少院内感染发生率，且可以改善EN供给能量不足ICU患者的临床预后。

推荐意见50：对脓毒性休克患者不推荐使用谷氨酰胺；（UG）应用含鱼油的脂肪乳剂能缩短脓毒症合并ARDS患者机械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但对降低病死率并无影响。（2C）

研究发现，低谷氨酰胺水平与重症预后较差相关，外源性补充谷氨酰胺可以改善肠道黏膜萎缩和渗透率，减少细菌移位；并且有增强免疫细胞功能，减少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及提高谷胱甘肽水平和抗氧化能力的作用［304-305］。早期多项随机对照研究及Meta分析显示，补充谷氨酰胺可能降低感染风险，缩短住院时间，并降低死亡风险［306-310］。近年来多项大型临床研究结果对在重症患者中使用谷氨酰胺提出了质疑，SIGNET研究显示，静脉给予低剂量谷氨酰胺对接受PN的患者无益处［311］。REDOXS 研究显示，早期接受PN联合肠内谷氨酰胺治疗重症患者的病死率增加［312］。

由于存在研究偏倚和终点事件影响因素不一，仍有待更多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明确了PN 添加谷氨酰胺的作用。虽然目前对谷氨酰胺的剂量、使用时间等仍有争论［313］，根据现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对脓毒性休克患者不添加谷氨酰胺［314］。

ω-3脂肪酸十二碳五烯酸（EPA）和次亚麻油酸（GLA）均为类花生酸的前体。研究发现，EPA/GLA可使脓毒症患者病死率显著下降，非机械通气天数增加，并且降低新发生器官功能障碍的风险［315］。随后多项研究虽未再观察到脓毒症患者病死率下降［316-317］，但证实其可缩短脓毒症患者ICU 住院时间。对需要机械通气的急性肺损伤或ARDS 患者，近期进行的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添加EPA和GLA的饮食能改善重症患者氧合和临床预后，降低病死率［318-320］。因此应用含鱼油的脂肪乳剂有助于改善疾病严重程度，但对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的预后影响尚需更大规模的研究进一步明确。

血糖

推荐意见51：伴有高血糖〔连续两次血糖＞10 mmol/L（＞180 mg/dL）〕的严重脓毒症患者，应控制血糖≤10 mmol/L（≤180 mg/dL），并建议采用规范化（程序化）血糖管理方案。（1A）

严重脓毒症患者连续两次血糖＞10 mmol/L （180 mg/dL），应考虑高血糖。既往多项研究提出，强化胰岛素治疗能减少感染发生率，降低病死率，尤其是外科ICU患者获益较多［321-322］。多项随机对照试验［323-327］及几项关于血糖控制范围的Meta 分析［328-332］显示，强化胰岛素治疗〔3.89～6.11 mmol/L （70～110 mg/dL）〕与传统血糖控制〔10～11.1 mmol/L （180～200 mg/dL）〕相比，并未降低外科、内科或综合ICU患者的病死率，反而增加了严重低血糖事件〔≤2.2 mmol/L（40 mg/dL）〕的发生。几项针对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研究也同样得出上述结论［325-326，333-334］。近期对不同类型ICU患者的血糖控制目标进行Meta分析［310，321-323，325-327，335-341］显示，重症患者住院病死率及ICU病死率差异不大，而强化胰岛素组低血糖的发生率却明显增高，因此不推荐对重症患者采用强化胰岛素治疗。鉴于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将血糖控制在6.11～7.78 mmol/L （110～140 mg/dL）比7.78～10 mmol/L（140～180 mg/dL）对预后有显著改善作用［342-344］，建议血糖上限目标应≤10 mmol/L（≤180 mg/dL），各医疗单位应采用合适的规范化（程序化）血糖管理方案进行血糖管理。

推荐意见52：建议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每1～2 h监测一次血糖，直至血糖和胰岛素用量稳定后可每4 h监测一次。（UG）

2010年Holzinger等［344］对持续动态血糖监测（CGMS）的回顾性研究发现，CGMS的低血糖发生率仅是对照组（2 h监测血糖）的1/7，但两组血糖低于6.11 mmol/L（110 mg/dL）、8.33 mmol/L（150 mg/dL）的发生率、平均血糖值、ICU住院时间及病死率等并无差异。CGMS有助于降低低血糖事件发生，但不同皮下组织间液血糖浓度的差异、不同血糖测定仪、病理性肥胖等因素，均可能使测定的准确性下降，此外CGMS设备常使医疗花费增加。多项关于强化胰岛素治疗的研究［322，324-326，335］阐述了初期血糖监测间隔多为每30 min～1 h或每1～2 h，血糖相对平稳后每2～4 h、每4～6 h监测，但对此尚无较强的证据支持，尽管均是脓毒症患者，但其糖代谢状态并非相

同，具体监测间隔也应以具体病情为基础，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应用儿茶酚胺等情况下需注意低血糖的发生，多数患者1～2 h的监测间隔应能满足血糖调整，又能避免低血糖的发生；血糖较稳定可延长监测时间，持续血糖监测应更有助于血糖的安全有效管理［344-349］。需注意可能影响床边末梢血糖快速检测准确性和可重复性的因素，包括仪器类型和型号、操作者间差异，以及患者的因素，如红细胞比容（贫血时假性升高）、动脉血氧分压（PaO2）和药物，尤其是高血压和使用儿茶酚胺的患者［350-351］，必要时测血浆血糖水平。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

推荐意见53：建议脓毒症合并肾衰竭的患者，如需RRT，应采用CRRT。（2D）

CRRT治疗适应证主要是两大类：一是重症患者并发肾损害，二是非肾脏疾病或肾损害的重症状态。包括：急性肾衰竭、全身感染、SIRS（重症急性胰腺炎、创伤）、心脏手术后、重度血钠异常、顽固性心力衰竭、横纹肌溶解、中毒等。

CRRT与间歇性肾脏替代治疗（IRRT）：近年有9项研究未发现何种RRT模式更为有利。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认为，CRRT相对间歇性血液透析而言，前者进展为慢性透析的可能性较小［352］。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了104例ICU患者，比较了间歇性血液透析（3～4 h一次，每日1次）与CRRT （18～35 mL·kg-1·h-1）对远期预后的影响，结果显示，两者28 d生存率及总生存率未见明显差异。该研究认为，两种方法互补：间歇性血液透析适合于快速电解质和废物清除，CRRT适合于高热量需求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353］。美国一项多中心前瞻性RCT研究认为，CRRT与IRRT对ICU内AKI患者的结局无明显影响［354］。法国21个医疗中心、跨学科的ICU内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患者（包含63%脓毒症患者）的前瞻性随机试验发现，间歇性血液透析组与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组28、 60、 90 d生存率及RRT时间、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均无明显差异［355］。两项关于CRRT与延长的IRRT的研究认为，延长的IRRT与CRRT同样安全、有效，并未增加病死率［356-357］。一项研究比较了CRRT和IRRT结果显示，两种方法的住院病死率及总住院病死率、肾功能恢复、住院时间均无明显差异，但CRRT对血流动力学稳定有较好的耐受性［358-359］。另外两项包括部分脓毒症患者的研究未

发现何种RRT模式更有利［360-361］。

CRRT的时机：法国12个ICU的80例患者的前瞻性随机、多中心研究认为，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早期使用CRRT是有害的［362］。美国一项多中心观察性研究（PICARD）认为，尿素氮〔＞4.22 mmol/L（＞76 mg/dL）〕较高时再行RRT生存率将降低［363］。来自23个ICU的观察性队列研究（RENAL）发现，早期〔达到RIFLE-I（急性肾损伤的诊断和分级标准1期）到CRRT的时间间隔〕应用CRRT并未提高28 d及90 d 生存率［364］。有研究认为，早期使用2 L/h的持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并不能减少脓毒症相关的炎性介质，如白细胞介素（IL-6、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也不能改善脓毒症引起的器官功能障碍。对无严重急性肾衰竭的MODS患者不建议行CVVH治疗［365］。

推荐意见54：不建议使用高容量血液滤过治疗脓毒症合并AKI。（2B）

有关RRT的剂量，我们对5项针对脓毒症或脓毒症为亚组的RCT进行Meta分析显示，标准容量血液滤过组（≤35 mL·kg-1·h-1）与高容量血液滤过组（＞35 mL·kg-1·h-1）相比，两组病死率无明显差异，死亡相对风险为0.73（95%CI＝0.46～1.16）［366-370］。2013年发表的研究显示［371］，无充分证据推荐对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进行高容量血液滤过治疗，需要进行更大的多中心及相关结局资料的研究。2014年发表的高容量血液滤过对脓毒症引起AKI 治疗效果的Meta分析显示［372］，无充分证据支持对脓毒症引起的AKI患者进行常规高容量血液滤过治疗有益处。

关于标准容量血液滤过（≤35 mL·kg-1·h-1），有2项RCT研究比较了相对高剂量血液滤过组（35 mL·kg-1·h-1）和相对低剂量血液滤过组（20 mL·kg-1·h-1），结果显示，两组重症患者病死率无差异。其中一项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含63% 脓毒症患者）比较了强化RRT组（35 mL·kg-1·h-1，每周6次）和低强化RRT组（20 mL·kg-1·h-1，每周2次），结果显示，两组重症患者60 d病死率无差异（RR＝1.19，95%CI＝0.88～1.62）［373］。另一项包含了54%脓毒症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标准容量血液滤过组（20 mL·kg-1·h-1）与高容量血液滤过组（35 mL·kg-1·h-1）的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治疗对ICU住院时间和30 d 生存率无明显差异［374］。

对高容量血液滤过（＞35 mL·kg-1·h-1），有3项研究认为更高剂量的血液滤过对脓毒症预后无益处。一项前瞻性随机多中心IVOIRE研究，包含18个ICU的140例严重脓毒症合并AKI的患者，比较了35 mL·kg-1·h-1血液滤过与70 mL·kg-1·h-1血液滤过的结果显示，两者28、 60、 90 d病死率均无明显差异［375］。一项针对280例脓毒症合并AKI患者的单中心随机临床试验，比较了特大容量血液滤过（85 mL·kg-1·h-1）与大容量血液滤过（50 mL·kg-1·h-1）的结果显示，两者对28 d、90 d 病死率无明显差异［376］。一项小规模（33例）随机对照试验显示，高容量血液滤过（100 mL·kg-1·h-1）与相对低容量血液滤过（35 mL·kg-1·h-1）治疗脓毒症患者6 h，两者60 d 生存率无差异，但发现早期高容量血液滤过有利于清除血浆中某些炎性介质，如IL-6等， 20 d时炎性介质则无明显差异［377］。

有2项研究显示，高容量血液滤过可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其中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43例）比较了高容量血液滤过（65 mL·kg-1·h-1）与高容量血液滤过（35 mL·kg-1·h-1）的结果显示，前者可增加尿量，减少血管活性药物，但两者病死率无差异，由于该方案不是盲法，尚需大规模试验证实［366］。另一项单中心随机交叉试验（11例），比较了高容量血液滤过（6 L/h）与标准容量血液滤过（1 L/h）治疗脓毒性休克患者8 h的结果显示，高容量血液滤过能明显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用量（10.5 μg/min降至1.0 μg/min），但该研究未比较病死率的情况［378］。

糖皮质激素

推荐意见55：不推荐常规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脓毒性休克。（1B）

糖皮质激素应用于治疗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但低剂量糖皮质激素是否预防重症患者严重感染和脓毒性休克的发生目前尚无定论。对低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脓毒性休克，我们对15项RCT进行Meta分析发现，糖皮质激素组（1 058例，死亡353例）和安慰剂组（1 032例，死亡359例）病死率无显著差异，糖皮质激素不能降低病死率（RR＝0.96，95%CI＝0.86～1.07，P＝0.44）［379-393］。其中一项RCT为欧洲一项大规模多中心试验（CORTICUS），选取了无持续休克、死亡风险较低的严重脓毒症患者，且不考虑血压对血管活性药物是否敏感，结果显示，糖皮质激素未降低病死率［389］。有研究认为，糖皮质激素会引起休克复发、消化道出血的可能性［379］。

两项回顾性研究［394-395］及两项小规模RCT ［388，396］证实了使用低剂量糖皮质激素可缩短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的时间。英国一项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提示，糖皮质激素可缩短住院时间，但不会影响病死率［393］。德国的双盲随机对照交叉试验选择了有血管活性药物依赖的脓毒性休克患者，结果显示，氢化可的松可使血流动力学恢复稳定，并减少肾上腺素用量［397］。德国的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显示，应激剂量的氢化可的松可降低脓毒性休克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但未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的用量，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无改善［398］。

应激性溃疡

推荐意见56：建议使用H2受体拮抗剂（H2RA）或质子泵抑制剂（PPI）预防有出血危险因素的严重脓毒症患者发生应激性溃疡。（2B）

在包括20%～25%的脓毒症的ICU住院患者中开展的多项研究证实了，应激性溃疡的预防可减少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399-402］。这种获益同样适用于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3项Meta分析显示，应激性溃疡的预防虽然未被证实可降低病死率，但可减少上消化道出血的风险［403-405］，我们对21项RCT进行Meta分析显示，预防性应用PPI/H2RA能减少上消化道出血［406-426］。一项包含13项比较预防性使用PPI/H2RA的医院获得性肺炎风险RCT的Meta分析显示，预防性使用PPI/H2RA 可增加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发生［407-428］，对病死率却未见明显改善［407-415，419-422］。

推荐意见57：应激性溃疡的预防，建议优先使用PPI。（2C）

Meta分析证据表明，PPI较H2RA能更有效地预防上消化道出血［405，428-430］，而对住院时间及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发生率、病死率无明显差异。预防上消化道出血的同时，需警惕因胃内pH值升高而致感染风险增加的可能。加拿大的一项系统性评价表明，抑酸剂与肠源性感染的增加有关，尚需进一步研究其是否有因果关系［427］。美国一项系统性回顾研究亦表明，应用PPI可增加肠源性细菌感染的易感性［431］。美国一项Meta分析和德国一项回顾性观察研究发现，ICU患者PPI与难辨艰难梭菌感染（CDI）的发生可能有关联，PPI是难辨梭菌相关性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一危险因素在抗菌药物与PPI联合用药时危险性增加［432-433］。

中医中药治疗

脓毒症属于祖国医学“外感热病”“脱证”“血证”“暴喘”“神昏”“脏竭症”等范畴。其发生主要由于素体正气不足，外邪入侵，入里化热，耗气伤阴；正气虚弱，毒邪内陷，络脉气血运行不畅，导致毒热、瘀血、痰浊内阻，瘀阻脉络，进而令各脏器受邪而损伤，引发本病。

脓毒症治疗的要旨是在脓毒症初期阶段即截断其病势，防止向严重脓毒症方向发展，这与《黄帝内经》提出的“治未病”理论不谋而合。目前临床多分为“四证四法”：毒热证与清热解毒法、腑气不通证与通里攻下法、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法、急性虚证与扶正固本法。其中热证又分热邪之轻重、病位之浅深、病势之缓急，并结合具体脏腑进行分型治疗；瘀证分病情轻重、虚证分阴虚阳虚分别予以不同治疗。

1 辨证施治

1.1清热解毒法：症见高热持续不退，烦躁，神昏，恶心呕吐，舌质红绛，脉数等。临床常用清热解毒中药及热毒清、热毒平、清瘟败毒饮、清气凉营汤、黄连解毒汤、凉膈散等清热解毒的方药治疗。中成药有清开灵、醒脑静注射液等［434］。

1.2通腑泻下法：症见腹胀，呕吐，无排便排气，肠鸣音减弱或消失，舌苔黄腻，脉弦等。代表方大承气汤能显著降低MODS患者病死率，用于脓毒症的治疗可减少炎性介质的产生、抑制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功能，同时还具有抗菌作用［435］。

1.3活血化瘀法：症见高热，或神昏，或疼痛状如针刺刀割，痛处固定不移，常于夜间加重，肿块，出血，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脉沉迟或沉弦等。常予以红花、赤芍、川芎、当归、丹参等活血化瘀中药及血府逐瘀汤等方药治疗。中成药以复方丹参注射液和血必净注射液为代表，而血必净治疗脓毒症显示出一定的疗效特点，但缺乏严格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其疗效、安全性和作用机制，应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436-437］。

1.4扶正固脱法：阴脱症见意识恍惚或烦躁不安，面色潮红，两眶内陷，皮肤皱褶，身热心烦，口渴欲饮，少尿或无尿，舌红干燥，脉细数等，临床常用生脉注射液［438］或参麦注射液以益气养阴固脱；阳脱症见冷汗淋漓，四肢逆冷，忽尔昏愦，面赤唇紫，口开目闭，手撒遗尿，舌淡或紫，脉微欲绝或散大无根等，临床常用参附注射液以益气温阳固脱。阴阳俱脱而症见急病重病，突然大汗不止或汗出如油，精神疲惫不支，声短息微，遗尿失禁，舌卷少津，脉微细欲绝或脉大无力等，可联用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及参附注射液。2 单味药

2.1大黄：单味生大黄可治疗严重脓毒症，具有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黏膜、促进内毒素排出、减少细菌及毒素移位及抗炎抑菌作用［439-440］，对MODS 有显著的预防治疗作用，能提高累及4个以上脏器MODS的存活率［441］。

2.2丹参：丹参的水溶性成分具有良好的抗血栓形成和改善循环作用，从而减轻脏器功能的损害。体外实验发现丹参有肯定拮抗脂多糖（LPS）作用，其对肺的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或减少TNF-α等细胞因子在血及肺组织中的表达，减轻了由此介导的肺部急性炎症反应。

2.3人参：诸多实验研究证实［442］，人参多种有效成分对内毒素结构的直接破坏作用不明显，但对其引起的发热、白细胞骤降及休克、死亡均有较强的拮抗和防护效果。

近年来动物实验显示，一些单味中药及提取物如黄芪、丹参、银杏叶制剂、雷公藤提取物、三七总皂苷、黄芩提取物等，可减轻组织或器官的炎性损伤。

3 针灸

电针足三里穴具有抗炎和减轻脏器损伤的作用，可降低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患者的腹腔压力，改善胃液潴留，促进胃肠蠕动。

中医药治疗脓毒症尚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是现有文献报道多限于简单的疗效观察，缺乏前瞻性、大样本、多中心RCT资料的支持。研究结果虽然有疗效，但对其产生疗效的机制认识的并不太清楚，结果可信度不高，尚需进一步研究。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指南制定专家组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于凯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马晓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春亭（山东省立医院）；艾宇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刘大为（北京协和医院）；安友仲（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许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严静（浙江医院）；李建国（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李维勤（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邱海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何振扬（海南省人民医院）；宋青（解放军总医院）；陈德昌（上海长征医院）；周发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振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秦英智（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钱传云（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徐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席修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黄青青（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曹相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康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管向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黎毅敏（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指南制定工作组成员：蔡国龙（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陈进（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虞意华（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胡才宝（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蔡洪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李立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蔡华波（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李茜（浙江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王灵聪（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童洪杰（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郝雪景（浙江省中医药大学）；沈毅（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参考文献

［1］Angus DC，Linde-Zwirble WT，Lidicker J，et al. Epidemiology of severe sepsis in the United States：analysis of incidence，

outcome， and associated costs of care［J］. Crit Care Med， 2001，

29（7）：1303-1310.

［2］Dellinger RP. Cardiovascular management of septic shock［J］.

Crit Care Med， 2003，31（3）：946-955.

［3］Martin GS，Mannino DM，Eaton S，et al. The epidemiology of sep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79 through 2000［J］. N Engl

J Med， 2003， 348（16）：1546-1554.

［4］Linde-Zwirble WT，Angus DC. Severe sepsis epidemiology：sampling，selection，and society［J］. Crit Care，2004，8（4）：

222-226.

［5］Dombrovskiy VY， Martin AA， Sunderram J，et al. Rapid increase in hospitalization and mortality rates for severe sep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trend analysis from 1993 to 2003［J］. Crit Care Med，

2007， 35（5）：1244-1250.

［6］Dellinger RP，Levy MM，Rhodes A，et al.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2012［J］. Intensive Care Med， 2013，39

（2）：165-228.

［7］Faller S，Foeckler M，Strosing KM，et al. Kinetic effects of carbon monoxide inhalation on tissue protection in ventilator-induced lung

injury［J］. Lab Invest，2012，92（7）：999-1012.

［8］Guyatt GH，Oxman AD，Kunz R，et al. What is "quality of evidence"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to clinicians？［J］. BMJ，

2008，336（7651）：995-998.

［9］De Prost N，Dreyfuss D. How to prevent ventilator-induced lung injury？［J］. Minerva Anestesiol，2012，78（9）：1054-1066.［10］王瑞兰，许建宁，盛志勇，等. 机械通气动态通气参数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犬肺损伤的影响［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6，18（6）：334-337.

［11］Rivers E， Nguyen B， Havstad S，et al. Early goal-directed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 N Engl

J Med，2001，345（19）：1368-1377.

［12］浙江省早期规范化液体复苏治疗协作组.危重病严重脓毒症/ 脓毒性休克患者早期规范化液体复苏治疗——多中心、前瞻

性、随机、对照研究［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0，22（6）：

331-334.

［13］Peake SL， Delaney A， Bailey M，et al. Goal-directed resuscitation for patients with early septic shock［J］. N Engl J Med，2014，371

（16）：1496-1506.

［14］Lin SM，Huang CD，Lin HC，et al. A modified goal-directed protocol improves clinical outcome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Shock，

2006，26（6）：551-557.

［15］王晓芝，吕长俊，高福全，等. 目标指导下治疗脓毒性休克的疗效观察［J］.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06 ，18（11）：661-664.［16］陈仲清，金英慧，陈辉，等. 早期目标指导治疗对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发病率、严重度及死亡率的影响［J］. 南方医科大学

学报，2007，27（12）：1892-1895.

［17］Yealy DM，Kellum JA，Huang DT，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protocol-based care for early septic shock［J］. N Engl J Med，

2014，370（18）：1683-1693.

［18］Cecconi M，De Backer D，Antonelli M，et al. Consensus on circulatory shock and hemodynamic monitoring. Task for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J］. Intensive Care

Med， 2014，40（12）：1795-1815.

［19］Jansen TC， van Bommel J， Bakker J. Blood lactate monitoring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a systematic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J］. Crit Care Med，2009，37（10）：2827-2839.

［20］Bakker J，Nijsten MW，Jansen TC. Clinical use of lactate monitoring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Ann Intensive Care，

2013，3（1）：12.

［21］Hernandez G，Castro R，Romero C，et al. Persistent sepsis-induced hypotension without hyperlactatemia：is it really septic

shock？［J］. J Crit Care，2011，26（4）：435.

［22］Wacharasint P， Nakada TA， Boyd JH， et al. Normal-range blood lactate concentration in septic shock is prognostic andpredictive ［J］.

Shock， 2012 ，38（1）：4-10.

［23］Mikkelsen ME，Miltiades AN，Gaieski DF，et al. Serum lactate is associated with mortality in severe sepsis independent of organ

failure and shock［J］. Crit Care Med，2009，37（5）：1670-1677.

［24］Nguyen HB，Rivers EP，Knoblich BP，et al. Early lactate clearance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outcome in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 Crit Care Med，2004，32（8）：1637-1642.

［25］Marecaux G， Pinsky MR， Dupont E，et al. Blood lactate levels are better prognostic indicators than TNF and IL-6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J］. Intensive Care Med，1996，22（5）：404-

408.

［26］Jansen TC， van Bommel J， Schoonderbeek FJ，et al. Early lactate-guided therapy in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a multicenter，

open-label，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0，182（6）：752-761.

［27］Arnold RC，Shapiro NI，Jones AE，et al. Multicenter study of early lactate clearance as a determinant of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presumed sepsis［J］. Shock，2009，32（1）：35-39.

［28］Jones AE，Shapiro NI，Trzeciak S，et al. Lactate clearance vs 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as goals of early sepsis therapy：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2010，303（8）：739-746.

［29］Puskarich MA，Trzeciak S，Shapiro NI，et al. Prognostic value and agreement of achieving lactate clearance or 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goals during early sepsis resuscitation［J］. Acad Emerg

Med，2012，19（3）：252-258.

［30］Bansal M，Farrugia A，Balboni S，et al. Relative survival benefit and morbidity with fluids in severe sepsis —a network meta-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therapies［J］. Curr Drug Saf，2013，8（4）：

236-245.

［31］Mira JP，Charpentier J. Early albumin resuscitation during septic shock［EB/OL］. https：//https://www.sodocs.net/doc/d87527367.html,/ct2/show/

NCT00327704.

［32］Finfer S，Bellomo R，McEvoy S，et al. Effect of baseline serum albumin concentration on outcome of resuscitation with albumin or

saline in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saline versus albumin fluid evaluation （SAFE）study［J］. BMJ，

2006，333（7577）：1044.

［33］Brunkhorst FM， Engel C， Bloos F，et al. Intensive insulin therapy and pentastarch resuscitation in severe sepsis［J］. N Engl J Med，

2008，358（2）：125-139.

［34］Guidet B，Martinet O，Boulain T，et al. Assessment of hemodynamic efficacy and safety of 6% hydroxyethylstarch 130/0.4

vs. 0.9% NaCl fluid replacemen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the CRYSTMAS study［J］. Crit Care，2012，16（3）：R94.

［35］McIntyre LA， Fergusson D， Cook DJ，et al. Fluid resuscit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early septic shock （FINES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feasibility trial［J］. Can J Anaesth，2008，55（12）：

819-826.

［36］Perner A，Haase N，Guttormsen AB，et al.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2 versus Ringer's acetate in severe sepsis［J］. N Engl

J Med，2012，367（2）：124-134.

［37］Veneman TF，Oude Nijhuis J，Woittiez AJ. Human albumin and starch administrat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Wien Klin Wochenschr，2004，116

（9-10）：305-309.

［38］Annane D，Siami S，Jaber S，et al. Effects of fluid resuscitation with colloids vs crystalloids on mortalit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hypovolemic shock：the CRISTAL randomized

trial［J］. JAMA，2013，310（17）：1809-1817.

［39］Myburgh JA， Finfer S， Bellomo R，et al. Hydroxyethyl starch or saline for fluid resuscitation in intensive care［J］. N Engl J Med，

2012，367（20）：1901-1911.

［40］Perner A，Haase N，Winkel P，et al. Long-term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randomised to resuscitation with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2 or Ringer's acetate［J］. Intensive

Care Med，2014，40（7）：927-934.

［41］Schortgen F，Lacherade JC，Bruneel F，et al. Effects of hydroxyethylstarch and gelatin on renal function in severe sepsis：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study［J］. Lancet，2001，357（9260）：

911-916.

［42］Finfer S， Bellomo R， Boyce N，et al. A comparison of albumin and saline for fluid resuscitation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J］. N Engl

J Med，2004，350（22）：2247-2256.

［43］Delaney AP， Dan A， McCaffrey J，et al. The role of albumin as a resuscitation fluid for patients with sep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rit Care Med，2011，39（2）：386-391.

［44］Caironi P， Tognoni G， Masson S，et al. Albumin replacemen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or septic shock［J］. N Engl J Med，

2014，370（15）：1412-1421.

［45］Rochwerg B，W?udarczyk A，Szczeklik W，et al. Fluid resuscitation in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fluids

used in randomized trials［J］. Pol Arch Med Wewn，2013，123

（11）：603-608.

［46］Guidet B，Soni N，Della Rocca G，et al. A balanced view of balanced solutions［J］. Crit Care，2010，14（5）：325.

［47］Yunos NM，Bellomo R，Hegarty C，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a chloride-liberal vs chloride-restrictive intravenous fluid

administration strategy and kidney injury in critically ill adults ［J］ .

JAMA，2012，308（15）：1566-1572.

［48］Shaw AD，Raghunathan K，Peyerl FW，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intravenous chloride load during resuscitation and in-hospital

mortality among patients with SIRS［J］. Intensive Care Med，

2014，40（12）：1897-1905.

［49］Marik PE，Cavallazzi R，Vasu T，et al. Dynamic changes in arterial waveform derived variables and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Crit Care Med，2009，37（9）：2642-2647.

［50］Yang X，Du B. Does pulse pressure variation predict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rit Care，2014，18（6）：650.

［51］Drvar Z，Pavlek M，Drvar V，et al. Stroke volume and pulse pressure variation are good predictors of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sepsis patients［J］. Acta Med Croatica，2013，67（5）：407-414.

［52］Cavallaro F，Sandroni C，Marano C，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passive leg raising for prediction of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adult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linical studies［J］.

Intensive Care Med，2010，36（9）：1475-1483.

［53］Thiel SW，Kollef MH，Isakow W. Non-invasive stroke volume measurement and passive leg raising predict volume responsiveness

in medical ICU patients：an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J］.

Crit Care，2009，13（4）：R111.

［54］Boulain T， Achard JM， Teboul JL，et al. Changes in BP induced by passive leg raising predict response to fluid loading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Chest，2002，121（4）：1245-1252.

［55］Lafanechère A， Pène F， Goulenok C，et al. Changes in aortic blood flow induced by passive leg raising predict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Crit Care，2006，10（5）：R132.

［56］Monnet X， Rienzo M， Osman D，et al. Passive leg raising predicts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the critically ill［J］. Crit Care Med，2006，

34（5）：1402-1407.

［57］Lamia B，Ochagavia A，Monnet X，et al. Echocardiographic prediction of volume responsivenes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ly breathing activity［J］. Intensive Care Med，2007，

33（7）：1125-1132.

［58］Maizel J，Airapetian N，Lorne E，et al. Diagnosis of central hypovolemia by using passive leg raising［J］. Intensive Care

Med，2007，33（7）：1133-1138.

［59］Monnet X，Osman D，Ridel C，et al. Predicting volume responsiveness by using the end-expiratory occlusion in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J］. Crit Care

Med，2009，37（3）：951-956.

［60］Cooper DJ，Walley KR，Wiggs BR，et al. Bicarbonate does not improve hemodynamic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ho have lactic

acidosis. A prospective， controlled clinical study［J］. Ann Intern

Med，1990，112（7）：492-498.

［61］Mathieu D，Neviere R，Billard V，et al. Effects of bicarbonate therapy on hemodynamics and tissue oxygenation in patients with

lactic acidosis： a prospective， controlled clinical study［J］. Crit

Care Med，1991，19（11）：1352-1356.

［62］Holst LB，Haase N，Wetterslev J，et al. Lower versus higher hemoglobin threshold for transfusion in septic shock［J］. N Engl

J Med，2014，371（15）：1381-1391.

［63］ANON. Guidelines for red blood cell and plasma transfusion for adults and children［J］. Int J Risk Saf Med，1997，10（4）：255-

271.

［64］Liumbruno G，Bennardello F，Lattanzio A，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ransfusion of plasma and platelets［J］.

Blood Transfus，2009，7（2）：132-150.

［65］Stanworth SJ， Brunskill SJ， Hyde CJ，et al. Is fresh frozen plasma clinically effectiv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Br J Haematol，2004，126（1）：139-152.

［66］Yang L，Stanworth S，Hopewell S，et al. Is fresh-frozen plasma clinically effective？ An update of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Transfusion，2012，52（8）：1673-1686.

［67］Van der Linden T，Souweine B，Dupic L，et al. Management of thrombocytopenia in the ICU （pregnancy excluded）［J］. Ann

Intensive Care，2012，2（1）：42.

［68］Schiffer CA， Anderson KC， Bennett CL，et al. Platelet transfusion for patients with cancer：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J］. J Clin Oncol，2001，

19（5）：1519-1538.

［69］Thiolliere F， Serre-Sapin AF， Reignier J，et al. Epidemiology and outcome of thrombocytopenic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J］. Intensive Care

Med，2013，39（8）：1460-1468.

［70］Hollenberg SM， Ahrens TS， Annane D，et al. Practice parameters for hemodynamic support of sepsis in adult patients： 2004 update

［J］. Crit Care Med，2004，32（9）：1928-1948.

［71］LeDoux D，Astiz ME，Carpati CM，et al. Effects of perfusion pressure on tissue perfusion in septic shock［J］. Crit Care Med，

2000，28（8）：2729-2732.

［72］Asfar P，Meziani F，Hamel JF，et al. High versus low blood-pressure target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J］. N Engl J Med，

2014，370（17）：1583-1593.

［73］Agrawal A，Gupta A，Consul S，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dopamine and norepinephrine in the management of septic shock

［J］. Saudi J Anaesth，2011，5（2）：162-166.

［74］De Backer D，Biston P，Devriendt J，et al. Comparison of dopamine and norepinephr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hock［J］.

N Engl J Med，2010，362（9）：779-789.

［75］Grahe JJ， Patel GP， Elpern E，et al. The safety of dopamine versus norepinephrine as vasopressor therapy in septic shock［J］. Chest，

2005，128（4）：21-20.

［76］Guérin JP， Levraut J， Samat-Long C，et al. Effects of dopamine and norepinephrine on systemic and hepatosplanchnic

hemodynamics，oxygen exchange，and energy balance in

vasoplegic septic patients［J］. Shock，2005，23（1）：18-24.

［77］Marik PE，Mohedin M. The contrasting effects of dopamine and norepinephrine on systemic and splanchnic oxygen utilization in

hyperdynamic sepsis［J］. JAMA，1994，272（17）：1354-1357.

［78］Martin C，Papazian L，Perrin G，et al. Norepinephrine or dopam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dynamic septic shock？［J］.

Chest，1993，103（6）：1826-1831.

［79］Patel GP，Grahe JS，Sperry M，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opamine versus norepinephrine in the management of septic shock

［J］. Shock，2010，33（4）：375-380.

［80］Ruokonen E，Takala J，Kari A，et al. Regional blood flow and oxygen transport in septic shock［J］ . Crit Care Med，1993，21（9）：

1296-1303.

［81］Bartel B. Norepinephrine vs. dopamine： new recommendations for initial vasopressor selection in septic shock［J］. S D Med，2014，

67（5）：200-201.

［82］Regnier B，Rapin M，Gory G，et al. Haemodynamic effects of dopamine in septic shock［J］. Intensive Care Med，1977，3（2）：

47-53.

［83］De Backer D，Aldecoa C，Njimi H，et al. Dopamine versus norepinephr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ptic shock： a meta-analysis

［J］. Crit Care Med，2012，40（3）：725-730.

［84］Levy B，Bollaert PE，Charpentier C，et al. Comparison of norepinephrine and dobutamine to epinephrine for hemodynamics，

lactate metabolism，and gastric tonometric variables in septic

shock：a prospective，randomized study［J］. Intensive Care

Med，1997，23（3）：282-287.

［85］Myburgh JA，Higgins A，Jovanovska A，et al. A comparison of epinephrine and norepinephrine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Intensive Care Med，2008，34（12）：2226-2234.

［86］Annane D，Vignon P，Renault A，et al. Norepinephrine plus dobutamine versus epinephrine alone for management of septic

shock： a randomised trial［J］. Lancet，2007，370（9588）：676-

684.

［87］Seguin P， Bellissant E， Le Tulzo Y，et al. Effects of epinephrine compar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dobutamine and norepinephrine

on gastric perfusion in septic shock［J］. Clin Pharmacol Ther，

2002，71（5）：381-388.

［88］Sharshar T，Blanchard A，Paillard M，et al. Circulating vasopressin levels in septic shock ［J］. Crit Care Med，2003，31

（6）：1752-1758.

［89］Patel BM，Chittock DR，Russell JA，et al. Beneficial effects of short-term vasopressin infusion during severe septic shock［J］.

Anesthesiology，2002，96（3）：576-582.

［90］Holmes CL， Patel BM， Russell JA，et al. Physiology of vasopressin relevant to management of septic shock［J］ . Chest，2001，120（3）：

989-1002.

［91］Malay MB，Ashton RC Jr，Landry DW，et al. Low-dose vasopressin in the treatment of vasodilatory septic shock［J］.

J Trauma，1999，47（4）：699-703.

［92］Holmes CL，Walley KR，Chittock DR，et al. The effects of vasopressin on hemodynamics and renal function in severe septic

shock：a case series［J］. Intensive Care Med，2001，27（8）：

1416-1421.

［93］Russell JA，Walley KR，Singer J，et al. Vasopressin versus norepinephrine infusion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J］. N Engl

J Med，2008，358（9）：877-887.

［94］Gordon AC，Russell JA，Walley KR，et al. The effects of vasopressin on acute kidney injury in septic shock［J］. Intensive

Care Med，2010，36（1）：83-91.

［95］韩旭东，孙华，黄晓英，等. 垂体后叶素与去甲肾上腺素治疗感染性休克比较的临床研究［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2，

24（1）：33-37.

［96］Morelli A，Ertmer C，Rehberg S，et al. Continuous terlipressin versus vasopressin infusion in septic shock （TERLIVAP）：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study［J］. Crit Care，2009，13（4）：

R130.

［97］Morelli A，Ertmer C，Lange M，et al. Effects of short-term simultaneous infusion of dobutamine and terlipressin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the DOBUPRESS study［J］. Br J Anaesth，

2008，100（4）：494-503.

［98］Lauzier F，Lévy B，Lamarre P，et al. Vasopressin or norepinephrine in early hyperdynamic septic shock：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Intensive Care Med，2006，32（11）：1782-

1789.

［99］Albanèse J，Leone M，Delmas A，et al. Terlipressin or norepinephrine in hyperdynamic septic shock：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study［J］. Crit Care Med，2005，33（9）：1897-1902.

［100］Dünser MW，Mayr AJ，Ulmer H，et al. Arginine vasopressin in advanced vasodilatory shock：a prospective，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J］. Circulation，2003，107（18）：2313-2319.

［101］Luckner G， Mayr VD， Jochberger S，et al. Comparison of two dose regimens of arginine vasopressin in advanced vasodilatory shock

［J］. Crit Care Med，2007，35（10）：2280-2285.

［102］Luckner G， Dünser MW， Jochberger S，et al. Arginine vasopressin in 316 patients with advanced vasodilatory shock［J］. Crit Care

Med，2005，33（11）：2659-2666.

［103］Dünser MW， Mayr AJ， Ulmer H，et al. The effects of vasopressin on systemic hemodynamics in catecholamine-resistant septic

and postcardiotomy shock：a retrospective analysis［J］. Anesth

Analg，2001，93（1）：7-13.

［104］Dünser MW，Mayr AJ，Tür A，et al. Ischemic skin lesions as a complication of continuous vasopressin infusion in catecholamine-

resistant vasodilatory shock：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J］. Crit

Care Med，2003，31（5）：1394-1398.

［105］O'Brien A，Clapp L，Singer M. Terlipressin for norepinephrine-resistant septic shock［J］. Lancet，2002，359（9313）：1209-

1210.

［106］Maybauer MO，Maybauer DM. Vasopressin analogues and V1a receptor agonists in septic shock［J］. Inflamm Res，2011，60（5）：

425-427.

［107］Kampmeier TG，Rehberg S，Westphal M，et al. Vasopressin in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 Minerva Anestesiol，2010，76（10）：

844-850.

［108］Rehberg S， Ertmer C， K?hler G，et al. Role of arginine vasopressin and terlipressin as first-line vasopressor agents in fulminant ovine

septic shock［J］. Intensive Care Med，2009，35（7）：1286-1296.

［109］Singer M. Arginine vasopressin vs. terlipressin in the treatment of shock states［J］. Best Pract Res Clin Anaesthesiol，2008，22（2）：

359-368.

［110］Lange M， Ertmer C， Westphal M. Vasopressin vs. terlipressin in the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failure in sepsis［J］. Intensive

Care Med，2008，34（5）：821-832.

［111］Ertmer C，Rehberg S，Morelli A，et al. Current place of vasopressin analogues in the treatment of septic shock［J］. Curr

Infect Dis Rep，2008，10（5）：362-367.

［112］Jain G，Singh DK. Comparison of phenylephrine and norepinephrine in the management of dopamine-resistant septic

shock［J］. Indian J Crit Care Med，2010，14（1）：29-34.

［113］Morelli A，Ertmer C，Rehberg S，et al. Phenylephrine versus norepinephrine for initial hemodynamic support of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a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J］. Crit Care，

2008，12（6）：R143.

［114］Kellum JA， M Decker J. Use of dopamine in acute renal failure：

a meta-analysis［J］. Crit Care Med，2001，29（8）：1526-1531.

［115］Bellomo R，Chapman M，Finfer S，et al. Low-dose dopamine in patients with early renal dysfunction：a placebo-controlled

randomised trial.［J］. Lancet，2000，356（9248）：2139-2143.

［116］Gutierrez G，Clark C，Brown SD，et al. Effect of dobutamine on oxygen consumption and gastric mucosal pH in septic patients［J］ .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1994，150（2）：324-329.

［117］De Backer D，Moraine JJ，Berre J，et al. Effects of dobutamine on oxygen consumption in septic patients. Direct versus indirect

determinations［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1994，150（1）：

95-100.

［118］Vallet B，Chopin C，Curtis SE，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dobutamine test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syndrome and normal

lactate values：a prospective，multicenter study［J］. Crit Care

Med，1993，21（12）：1868-1875.［119］De Backer D，BerréJ，Zhang H，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xygen uptake and oxygen delivery in septic patients：effects of

prostacyclin versus dobutamine ［J］ . Crit Care Med，1993，21（11）：

1658-1664.

［120］Jardin F，Sportiche M，Bazin M，et al. Dobutamine：

a hemodynamic evaluation in human septic shock［J］. Crit Care

Med，1981，9（4）：329-332.

［121］Hernandez G， Bruhn A， Luengo C，et al. Effects of dobutamine on systemic，regional and microcirculatory perfusion parameters in

septic shock：a randomized，placebo-controlled，double-blind，

crossover study［J］. Intensive Care Med，2013，39（8）：1435-

1443.

［122］Flierl MA， Rittirsch D， Huber-Lang MS， et al. Molecular events in the cardiomyopathy of sepsis［J］. Mol Med，2008，14（5-6）：

327-336.

［123］Rudiger A， Singer M. The heart in sepsis： from basic mechanisms to clinical management［J］. Curr Vasc Pharmacol，2013，11（2）：

187-195.

［124］Rudiger A，Singer M. Mechanisms of sepsis-induced cardiac dysfunction［J］. Crit Care Med，2007，35（6）：1599-1608.

［125］Antonucci E，Fiaccadori E，Donadello K，et al. Myocardial depression in sepsis： from pathogenesis to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treatment［J］. J Crit Care，2014，29（4）：500-511.

［126］Archan S，Toller W. Levosimendan：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J］. Curr Opin Anaesthesiol，2008，21（1）：78-84.

［127］Parissis JT，Rafouli-Stergiou P，Paraskevaidis I，et al.

Levosimendan： from basic science to clinical practice［J］. Heart

Fail Rev，2009，14（4）：265-275.

［128］Rognoni A， Lupi A， Lazzero M，et al. Levosimendan： from basic science to clinical trials［J］. Recent Pat Cardiovasc Drug Discov，

2011，6（1）：9-15.

［129］Pinto BB，Rehberg S，Ertmer C，et al. Role of levosimendan in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J］ . Curr Opin Anaesthesiol，2008，21

（2）：168-177.

［130］Follath F，Cleland JG，Just H，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travenous levosimendan compared with dobutamine in severe

low-output heart failure （the LIDO study）： a randomised double-

blind trial［J］. Lancet，2002，360（9328）：196-202.

［131］Cleland JG，Ghosh J，Freemantle N，et al. Clinical trials update and cumulative meta-analyses from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WATCH，SCD-HeFT，DINAMIT，CASINO，INSPIRE，

STRATUS-US， RIO-Lipids and cardiac resynchronisation therapy

in heart failure［J］. Eur J Heart Fail，2004，6（4）：501-508.

［132］Packer M，Colucci W，Fisher L，et al. Effect of levosimendan on the short-term clinical course of patients with acutely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J］. JACC Heart Fail，2013，1（2）：103-111.

［133］Mebazaa A，Nieminen MS，Packer M，et al. Levosimendan vs dobutamine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

the SURVIVE Randomized Trial［J］. JAMA，2007，297（17）：

1883-1891.

［134］Moiseyev VS，P?der P，Andrejevs N，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 novel calcium sensitizer，levosimendan，in patients with

left ventricular failure due to a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randomized，placebo-controlled，double-blind study

（RUSSLAN）［J］. Eur Heart J，2002，23（18）：1422-1432.［135］Morelli A，Donati A，Ertmer C，et al. Levosimendan for resuscitating the microcirc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J］. Crit Care，2010，14（6）：R232.

［136］Torraco A， Carrozzo R， Piemonte F，et al. Effects of levosimendan on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 randomized trial［J］. Biochimie，2014，102：166-173.

［137］Morelli A， Teboul JL， Maggiore SM，et al. Effects of levosimendan on right ventricular afterload in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 pilot study［J］ . Crit Care Med，2006，34（9）：

2287-2293.

［138］Morelli A， De Castro S， Teboul JL，et al. Effects of levosimendan on systemic and regional hemodynamics in septic myocardial

depression［J］. Intensive Care Med，2005，31（5）：638-644.

［139］Alhashemi JA，Alotaibi Q. Levosimendan versus dobutamine in septic shock［J］. Crit Care，2009，3（24）：e14-15.

［140］Vaitsis J，Michalopoulou H，Thomopoulos C，et al. Use of levosimendan in myocardial dysfunction due to sepsis［J］.

Crit Care，2009，13（Suppl 1）：165.

［141］方明星，董士民. 左西孟旦对脓毒性休克患者血流动力学及心功能的影响［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4，26（10）：692-

696.

［142］Hayes MA，Timmins AC，Yau EH，et al. Elevation of systemic oxygen delivery in the treat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N Engl J Med，1994，330（24）：1717-1722.

［143］Gattinoni L，Brazzi L，Pelosi P，et al. A trial of goal-oriented hemodynamic therap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N Engl J Med，

1995，333（16）：1025-1032.

［144］Annane D，Bellissant E，Cavaillon JM. Septic shock［J］. Lancet，2005，365（9453）：63-78.

［145］Benedict CR，Rose JA. Arterial norepinephrine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J］. Circ Shock，1992，38（3）：165-172.

［146］Rudiger A. Beta-block the septic heart［J］. Crit Care Med，2010，38（10 Suppl）：S608-612.

［147］Morelli A，Ertmer C，Westphal M，et al. Effect of heart rate control with esmolol on hemodynamic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2013，

310（16）：1683-1691.

［148］Levy MM，Dellinger RP，Townsend SR，et al. The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results of an international guideline-base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rogram targeting severe sepsis［J］.

Intensive Care Med，2010，36（2）：222-231.

［149］Moore LJ，Moore FA. Early diagnosis and evidence-based care of surgical sepsis［J］. J Intensive Care Med，2013，28（2）：107-

117.

［150］Horeczko T， Green JP， Panacek EA. Epidemiology of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J］. West J Emerg Med，2014，15（3）：329-336.

［151］Berger T，Green J，Horeczko T，et al. Shock index and early recognition of sepsi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pilot study［J］ .

West J Emerg Med，2013，14（2）：168-174.

［152］Goerlich CE， Wade CE， McCarthy JJ，et al. Validation of sepsis screening tool using StO2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J］.

J Surg Res，2014，190（1）：270-275.

［153］Fitzpatrick D，McKenna M，Rooney K，et al.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and care of people with sepsis［J］. Emerg Nurse，

2014，22（1）：18-24.

［154］Guerra WF，Mayfield TR，Meyers MS，et al.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by prehospital personnel ［J］ .

J Emerg Med，2013，44（6）：1116-1125.

［155］Wallgren UM，Castrén M，Svensson AE，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dult septic patients in the prehospital setting：a comparison of

two screening tools and clinical judgment［J］. Eur J Emerg Med，

2014，21（4）：260-265.

［156］Cinel I，Dellinger RP. Current treatment of severe sepsis［J］.

Curr Infect Dis Rep，2006，8（5）：358-365.

［157］Moore LJ， Jones SL， Kreiner LA，et al. Validation of a screening tool for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sepsis［J］. J Trauma，2009，66

（6）：1539-1547.

［158］Subbe CP， Kruger M， Rutherford P，et al. Validation of a modified Early Warning Score in medical admissions［J］. QJM，2001，94

（10）：521-526.

［159］Weinstein MP，Murphy JR，Reller LB，et al.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ositive blood cultur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500 episodes of bacteremia and fungemia in adults.Ⅱ.

Clinical observ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actors influencing

prognosis［J］. Rev Infect Dis，1983，5（1）：54-70.

［160］Mermel LA，Maki DG. Detection of bacteremia in adults：consequences of culturing an inadequate volume of blood［J］.

Ann Intern Med，1993，119（4）：270-272.

［161］Hanson KE，Pfeiffer CD，Lease ED，et al. β-D-glucan surveillance with preemptive anidulafungin for invasive candidiasi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a randomized pilot study［J］.

PLoS One，2012，7（8）：e42282.

［162］León C，Ruiz-Santana S，Saavedra P，et al. Value of β-D-glucan and Candida albicans germ tube antibody for discriminating

between Candida colonization and invasive candidiasi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bdominal conditions［J］. Intensive Care Med，2012，

38（8）：1315-1325.

［163］Lamoth F，Cruciani M，Mengoli C，et al. β-Glucan antigenemia assay for the diagnosis of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of cohort studies from the Third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ections in Leukemia （ECIL-3）［J］. Clin Infect Dis，2012，54

（5）：633-643.

［164］Onishi A，Sugiyama D，Kogata Y，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serum 1，3-β-D-glucan for pneumocystis jiroveci pneumonia，

invasive candidiasis， and invasive aspergillo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Clin Microbiol，2012，50（1）：7-15.［165］Held J，Kohlberger I，Rappold E，et al. Comparison of

（1，3）-β-D-glucan，mannan/anti-mannan antibodies，and

Cand-Tec Candida antigen as serum biomarkers for candidemia ［J］ .

J Clin Microbiol，2013，51（4）：1158-1164.

［166］Oliveri S， Trovato L， Betta P，et al. Experience with the Platelia

Candida ELISA for the diagnosis of invasive candidosis in neonatal

patients［J］. Clin Microbiol Infect，2008，14（4）：391-393.

［167］Sendid B，Poirot JL，Tabouret M，et al. Combined detection of mannanaemia and antimannan antibodies as a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of systemic infection caused by pathogenic Candida

species［J］. J Med Microbiol，2002，51（5）：433-442.

［168］Sendid B，Jouault T，Coudriau R，et al. Increased sensitivity of mannanemia detection tests by joint detection of alpha- and beta-

linked oligomannosides during experimental and human systemic

candidiasis［J］. J Clin Microbiol，2004，42（1）：164-171.

［169］Sendid B，Dotan N，Nseir S，et al. Antibodies against glucan，chitin， an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mannan as new biomarkers

of Candida albicans infection that complement tests based on C.

albicans mannan［J］. Clin Vaccine Immunol，2008，15（12）：

1868-1877

［170］Yera H， Sendid B， Francois N，et al. Contribution of serological tests and blood culture to the early diagnosis of systemic

candidiasis［J］. Eur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Dis，2001，20（12）：

864-870.

［171］Wacker C，Prkno A，Brunkhorst FM，et al. Procalcitonin as a diagnostic marker for sepsi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J］. Lancet Infect Dis，2013，13（5）：426-35.

［172］Linder A，?kesson P，Inghammar M，et al. Elevated plasma levels of heparin-binding protein in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 Crit Care，2012，16（3）：R90.

［173］Linder A，Christensson B，Herwald H，et al. Heparin-binding protein： an early marker of circulatory failure in sepsis［J］. Clin

Infect Dis，2009，49（7）：1044-1050.

［174］Holub M，Beran O. Should heparin-binding protein levels be routinely monitored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 Crit Care，2012，16（3）：133.

［175］Linder A，Soehnlein O，Akesson P. Roles of heparin-binding protein in bacterial infections［J］. J Innate Immun，2010，2（5）：

431-438.

［176］Kumar A，Roberts D，Wood KE，et al. Duration of hypotension before initiation of effective antimicrobial therapy is the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survival in human septic shock［J］. Crit Care

Med，2006，34（6）：1589-1596.

［177］Morrell M， Fraser VJ， Kollef MH. Delaying the empiric treatment of candida bloodstream infection until positive blood culture results

are obtained：a potential risk factor for hospital mortality［J］.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2005，49（9）：3640-3645.

［178］Ferrer R，Artigas A，Suarez D，et al.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s for severe sepsis：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observational study ［J］ .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9，180（9）：861-866.

［179］Barie PS， Hydo LJ， Shou J，et al. Influence of antibiotic therapy on mortality of critical surgical illness caused or complicated by

infection［J］. Surg Infect，2005，6（1）：41-54.

［180］Castellanos-Ortega A， Suberviola B， García-Astudillo LA，et al.

Impact of the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protocols on hospital

length of stay and mortality in septic shock patients： results of a

three-year follow-up quasi-experimental study［J］. Crit Care

Med，2010，38（4）：1036-1043.

［181］Puskarich MA， Trzeciak S， Shapiro NI，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iming of antibiotic administration and mortality from septic shock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a quantitative resuscitation protocol［J］.

Crit Care Med，2011，39（9）：2066-2071.

［182］El Solh AA， Akinnusi ME， Alsawalha LN，et al. Outcome of septic shock in older adult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psis "bundle"

［J］. J Am Geriatr Soc，2008，56（2）：272-278.

［183］Gurnani PK，Patel GP，Crank CW，et al.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psis protocol for the management of fluid-

refractory septic shock： A single-center， before-and-after study

［J］. Clin Ther，2010，32（7）：1285-1293.

［184］Barochia AV，Cui X，Vitberg D，et al. Bundled care for septic shock： an analysis of clinical trials［J］. Crit Care Med，2010，38

（2）：668-678

［185］Leibovici L， Shraga I， Drucker M，et al. The benefit of appropriate empirical antibiotic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

［J］. J Intern Med，1998，244（5）：379-386.

［186］Ibrahim EH，Sherman G，Ward S，et al. The influence of inadequate antimicrobial treatment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s on

patient outcomes in the ICU setting［J］. Chest，2000，118（1）：

146-155.

［187］Lee CC，Lee CH，Chuang MC，et al. Impact of inappropriate empirical antibiotic therapy on outcome of bacteremic adults

visiting the ED［J］. Am J Emerg Med，2012，30（8）：1447-1456.

［188］Lee CC，Chang CM，Hong MY，et al. Different impact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empirical antibiotics for bacteremia among

(Word版)中国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急诊治疗指南(2018)

中国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急诊治疗指南（2018）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急危重症医学面临的重要临床问题，全球每年脓毒症患病人数超过1900万，其中有600万患者死亡，病死率超过１/４，存活的患者中约有300万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早期识别与恰当处理可改善脓毒症患者的预后。近年来，国内外对脓毒症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临床实践及证据不断增加，2016年美国重症医学会（SCCM）与欧洲重症医学会（ESICM联合发布脓毒症３.定义及诊断标准，新定义的出现及临床证据的积累都会对临床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急诊与危重症医学工作者对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治疗，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和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休克与脓毒症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循证医学的方法制定了《中国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急诊治疗指南（2018）》（以下简称为“本指南”）。 1检索策略（略） 2推荐等级（略） 3投票过程（略） 4定义 脓毒症是指因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脓毒性休克定义为脓毒症合并严重的循环、细胞和代谢紊乱，其死亡风险较单纯脓毒症更高。 本指南虽然更新了脓毒症的定义，但是在制定时选用的临床证据还是沿用了之前定义的脓毒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 5诊断标准 对于感染或疑似感染的患者，当脓毒症相关序贯器官衰竭评分较基线(ｔ)上升≥2分可诊断为脓毒症，见表６。由于SOFA 评分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临床上也可以使用床旁快速SOFA （quick SOFA）标准识别重症患者，见表７，如果符合qSOFA标准中的至少２项时，应进一步评估患者是否存在脏器功能障碍。脓毒性休克为在脓毒症的基础上，出现持续性低血压，在充分容量复苏后仍需血管活性药来维持平均动脉压（MAPP）≥65mmHg（1mmHg＝0.133 kPa）以及血乳酸浓度＞2mmol/Ｌ。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临床诊断流程见图１。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治疗流程图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治疗流程 一、诊断 脓毒症3.0定义：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控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衰竭 脓毒症休克：指脓毒症患者尽管充分的液体复苏仍存在持续的低血压，需要使用升压药物维持平均动脉压65mmHg以上，血乳酸2mmol/L以上。 二、入科或诊断后一般处理 卧床休息，头低位；开放气道并保持通畅，必要时气管插管 建立大静脉通道 吸氧，保持sPaO295%以上 监护心电、血压、脉搏和呼吸 留置导尿，有条件行中心静脉置管测中心静脉压（CVP） 记每小时出入量（特别是尿量） 三、检验与检查 急查：血培养（双侧双瓶）、可疑感染部位或途径的样本留取、血气分析+电解质、血常规、DIC、降钙素、急诊生化+急诊肌酐、心梗三项、BNP； 非急查：G试验、G-M试验、淋巴细胞亚群监测、白介素-6、CD64感染指数、CRP、生化、尿液常规、大便常规+潜血。 急查：心电图（新入、心脏病情变化时）、可疑或感染部位的检查（X-R、CT、超声）。 非急查：床头胸片、心脏超声、下肢静脉超声、上肢静脉超声、肝胆胰脾肾超声、胸腔积液超声等。 四、沟通病情、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入重症医学科告知书、病危病重告知书、常用自费药品耗材知情同意书 有创操作相关知情同意书（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深静脉置管、动脉置管等）、特殊治疗、监测相关耗材知情同意（血液净化自费耗材知情同意书、PICCO耗材等）、特殊治疗相关知情同意书（血液净化等） 五、治疗

1小时内给予广谱抗感染药物 早期容量复苏：3小时内给予至少30ml/Kg晶体液 早期容量复苏下仍持续低血压则给予血管活性药： MAP<65mmHg：5%GS 45ml+去甲肾上腺素10mg-----3ml/h起始，据病情、血压调泵速5%GS 40ml+去甲肾上腺素20mg 加：5%GS 30ml+多巴酚丁胺200mg------3ml/h起始，据病情、血压调泵速 加：血管加压素（最大剂量0.03U/min） 加：肾上腺素0.9%NS 40ml+肾上腺素10mg------3ml/h起始，据病情调泵速纠正酸中毒：机械通气和液体复苏无效的严重酸中毒则考虑碳酸氢钠100～250ml （PH≤7.15） 存在消化道出血危险因素： 应用PPI或H2RA：0.9%NS 100ml+奥美拉唑40mg qd或bid 洛赛克 耐信 0.9%NS 100ml+西咪替丁0.6g bid 糖皮质激素：充分的液体复苏以及血管活性药物治疗后，无法达到血流动力学稳定，建议静脉使用氢化可的松，剂量为每天200mg。 Hb <7g/dl时→输注去白悬浮红细胞; PLT<10×109/L+无明显出血征象or<20×109/L+出血高风险→预防性进行血小板输注;活动性出血、外科手术、侵入性操作，PLT需达到≥50×109/L。 镇痛与镇静：机械通气的患者最小化连续性或者间断性镇静 0.9%NS 46ml+右美托咪定400ug------2ml/h起始（注意HR、BP） 丙泊酚400mg-----3ml/h起始（可静推，小于5ml/次） 血糖控制：2次血糖＞10mmol/L时→启动胰岛素降糖+QH或Q2H测血糖 0.9%NS 47.5ml+胰岛素100U------2ml/h起始（据血糖水平调泵速和起始泵速） 血栓预防：无禁忌时低分子肝素预防 低分子肝素（齐征）5000U QD 皮下注射 或：依诺肝素1支QD 皮下注射 营养：早期TPN不可行→前7天静脉葡萄糖+可耐受的肠内营养； 尽早启动足量肠内或滋养型、低热量肠内营养。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

2016年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 根据新的定义，脓毒症是指因感染引起宿主反应失调而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脓毒性休克是脓毒症的一种，存在循环、细胞/代谢功能异常，具有比较高的病死率。全球每年有数百万人罹患脓毒症，其中1/4甚至更多的患者死亡。与多发伤、急性心肌梗死及卒中相似，在初始几小时内尽快识别与恰当处理可改善脓毒症患者的预后。 拯救脓毒症运动（SSC）自2004年发布首部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以来，分别在2008年、2012年进行更新，2016年的更新于2017年1月正式发布。本指南旨在为成人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处理提供指导，但所推荐的内容不能取代临床医师的决策。 本指南推荐的级别包括强、弱2级，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很低4级，无法分级的强推荐则为最佳实践声明（BPS）。具体的推荐内容如下所述。点击进入指南下载页面>>>2016年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 一、初始复苏 （1）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临床急症，推荐立即开始治疗与复苏（BPS）。（2）对脓毒症所致的低灌注进行液体复苏，需要在起始3h内输注至少30mL/kg的晶体液（强推荐，低证据质量）。

（3）在完成初始液体复苏后，需要反复评估血流动力学状态以指导进一步的液体使用（BPS）。 （4）如果临床检查无法得出明确的诊断，推荐进一步的血流动力学评估（例如评价心功能）以判断休克的类型（BPS）。 （5）建议尽可能使用动态指标而非静态指标来预测液体的反应性（弱推荐，低证据质量）。 （6）对于需要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的脓毒性休克患者，推荐初始的目标平均动脉压为65mmHg（1mmHg=）（强推荐，中等证据质量）。 （7）乳酸升高是组织低灌注的标志，对此类患者建议使用乳酸来指导复苏，使其恢复至正常水平（弱推荐，低证据质量）。 二、脓毒症筛查与质量改进 推荐医院和医院集团建立脓毒症的质量改进计划，包括对急症、高危患者进行脓毒症的筛查（BPS）。 三、诊断 对于可疑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的患者，推荐只要不明显延迟抗微生物治疗，应先常规进行包括血培养在内的合适的微生物培养（BPS）。 四、抗生素治疗 （1）在识别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后，推荐在1h内尽快静脉给予抗生素治

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

第三章细菌感染 第十三节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 学习要求： 了解脓毒症常见病原体；熟悉脓毒症的诊断；掌握脓毒症的治疗；熟悉脓毒症休克的发病机制；熟悉脓毒症休克的诊断依据；掌握脓毒症休克的治疗。建立对临床出现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的患者进行相应的针对性检查项目并做出诊断。 脓毒症（sepsis）是指由任何病原体（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SIRS是指感染或非感染性损害因子引起的全身过度炎症反应及其临床表现（见表1）。 脓毒症临床表现为寒战、高热、呼吸急促、心动过速、皮疹、肝脾大及白细胞升高等。细菌栓子可随血流出现迁徙性炎症，形成多发脓肿。严重者出现脓毒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弥散性血管内溶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及多脏器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 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又称感染性休克。是由微生物及其毒素等产物直接 或间接引起急性微循环灌注不足，导致组织损害，无法维持正常代谢和功能，甚至造成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危重综合征。 链接：需要强调的是，有些传染病，如鼠疫、炭疽、伤寒等病程中的败血症期或型，不包括在脓毒症范围内。目前，临床文献越来越多地以SIRS取代毒血症，以脓毒症取代败血症等称谓。 表1 SIRS的诊断 诊断依据 1.体温>38℃或<36℃ 2.心率>90次/分 3.呼吸>20次/分或过度通气,或PaCO2<32mmHg 4.血白细胞计数>12×109/L或<4×109/L，或白细胞总数虽然正常，但中性杆状核粒细 胞>10% 。 除运动、贫血、失血等生理及病理因素影响外，上述指标≥2项，临床即可诊断。

脓毒症患者护理查房

时间：2018年10月24号 地点：ICU 参加人员: 主持人：郝开红 郝开红：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就是急危重症医学面临得重要临床问题，全球每年脓毒症患病人数超过１９００万，其中有６００万患者死亡，病死率超过１／４，存活得患者中约有３００万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2018年10月17日我科收住一名脓毒症患者，今天针对这位患者，我们进行一次护理查房。主要解决一下现存得护理问题，进一步了解脓毒症得护理，学习脓毒症救治得最新进展，下面由曹江峰介绍一下病例。 曹江峰：患者闫帅，女，32岁，主因“发烧伴恶心、呕吐4天”于2018－10－17入院 治疗，患者4天前出现发烧，最高40℃，伴恐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随后就诊于当地诊所予退烧、输液等治疗（具体不详），后因治疗效果不佳，仍间断发烧，而就诊于我院急诊科，急诊科予请普外一科会诊后，考虑部暂无阳性体征，于抽血化验、胸CT，后考虑“发热、恶心、呕吐待查”，需进一步维持生命而收入我科，患者本次发病以来，精神整，睡眠尚可，食不振，大便减少，小便减少，体重无明显变化。查体T36℃，P100次／分，R17次／分，BP86／54mg，神志模糊，查体欠合作，双侧脸结膜无苍白，球结膜无水肿，巩膜黄染，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诊断为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入院时鼻导管吸氧，突然出现呼吸困难表现，立即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模式：SIMV ＋PSV，潮气量：450ml，同步频率：16次／分，Fi02：55％，PS10cmHz0，PEP：3cmH0。咪达唑仑、舒芬太尼镇静镇痛，去甲肾上腺素持血压，血压低，加用多巴胺维持血压。双瞳孔等大，直径得2．0mm，对光反射灵敏。2018-10-20实验检验报告：血细菌培养加药敏检查报告：大肠埃希菌，给予接触隔离。2018-10-22为明确颅内情况，于病房行腰椎穿刺术，测脑压为160mmHg。目前患者意识模糊，丙泊酚联合舒芬太尼锥持镇静镇；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胰岛素调控血糖；多巴胺联合确酸甘油持续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2016)》解读-2021年华医网继续教育答案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2016）》解读-2021年华医网继续教育答案 备注:红色选项或后方标记“[正确答案]”为正确选项,更多问题答案请访问https://www.sodocs.net/doc/d87527367.html, (一)《处理脓毒症与脓毒症休克指南（2016）》解读（一） 1、有关脓毒症诱导的低灌注补液量是（） A、根据中心静脉压补液 B、开始3小时内给晶体液30ml/kg[正确答案] C、初始1小时给500ml晶体液。 D、先给胶体液500ml E、开始5小时内给晶体液30ml/kg 2、有关脓毒症与脓毒症休克的液体治疗，首选（） A、胶体液 B、白蛋白 C、贺斯 D、晶体液[正确答案] E、以上都是 3、治疗脓毒症休克，首选血管活性药物是（） A、去甲肾上腺素[正确答案] B、肾上腺素 C、多巴胺 D、血管加压素 E、以上都是 4、处理脓毒症与脓毒症休克国际指南，首版是（） A、2000年 B、2004年[正确答案] C、2008年 D、2012年 E、2014年

5、指南中有关早期定向目标治疗的最新叙述是（） A、可降低死亡率 B、对危重病人有害 C、不降低死亡率[正确答案] D、宜用于轻症病人 E、以上都是 6、多巴胺适用于下列哪一项病人（） A、快速型心律失常风险很低 B、相对或绝对心动过缓 C、符合A与B项病人[正确答案] D、低血压病人均适合 E、以上都是 7、经补液或适用血管活性药物后，仍低灌注，可使用（） A、多巴酚丁胺[正确答案] B、多巴胺 C、肾上腺素 D、654-2 E、去甲肾上腺素 8、有关脓毒症与脓毒症休克，不推荐下列哪种液体（） A、白蛋白 B、晶体液 C、羟乙基淀粉[正确答案] D、平衡晶体液 E、生理盐水 9、治疗脓毒症休克需要大量输晶体液时，可用（） A、万文 B、贺斯 C、白蛋白[正确答案] D、低分子右旋糖苷 E、胶体液

脓毒症患者护理查房

时间：2018年1０月24号 地点:ＩＣU 参加人员: 主持人:郝开红 郝开红：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急危重症医学面临的重要临床问题,全球每年脓毒症患病人数超过１9００万,其中有60０万患者死亡，病死率超过1/４，存活的患者中约有３０0万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20１8年10月1７日我科收住一名脓毒症患者,今天针对这位患者,我们进行一次护理查房。主要解决一下现存的护理问题，进一步了解脓毒症的护理,学习脓毒症救治的最新进展,下面由曹江峰介绍一下病例。 曹江峰：患者闫帅，女,３２岁，主因“发烧伴恶心、呕吐４天”于２０1８－1０-1７入院治疗,患者4天前出现发烧,最高40℃，伴恐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随后就诊于当地诊所予退烧、输液等治疗(具体不详),后因治疗效果不佳,仍间断发烧，而就诊于我院急诊科,急诊科予请普外一科会诊后,考虑部暂无阳性体征，于抽血化验、胸CＴ，后考虑“发热、恶心、呕吐待查”,需进一步维持生命而收入我科,患者本次发病以来,精神整,睡眠尚可，食不振,大便减少，小便减少，体重无明显变化。查体T36℃，P1０0次／分,R17次/分,BP86/54mg,神志模糊,查体欠合作，双侧脸结膜无苍白，球结膜无水肿,巩膜黄染,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诊断为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入院时鼻导管吸氧,突然出现呼吸困难表现,立即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模式：SIMV＋PＳV,潮气量:450mｌ,同步频率：16次／分,Fi0２:５5％,PS１0cmHｚ0,PEP:3cmH0。咪达唑仑、舒芬太尼镇静镇痛,去甲肾上腺素持血压,血压低,加用多巴胺维持血压。双瞳孔等大，直径的2.0ｍm，对光反射灵敏。2018-１０-2０实验检验报告:血细菌培养加药敏检查报告：大肠埃希菌，给予接触隔离。2018-１0-２2为明确颅内情况,于病房行腰椎穿刺术，测脑压为160ｍｍHg。目前患者意识模糊，丙泊酚联合舒芬太尼锥持镇静镇;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胰

2012年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治疗国际指南

拯救脓毒症运动（SSC） 2012年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治疗国际指南2004年，全球11个专业组织的专家代表对感染与脓毒症的诊断及治疗发表了第一个被国际广泛接受的指南。这些建议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治疗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的指南，但不能取代医生面对患者病情独特变化而做出的临床决定。指南中大部分建议适用于ICU及非ICU中的严重脓毒症。专家们相信，对非ICU科室及紧急情况下医师如何救治严重脓毒症患者的培训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当然，不同国家或救治机构资源的有限性可能会限制内科医生对某些指南建议的实施。 欧洲危重症医学学会(ESICM)，国际脓毒血症基金会（ISF）联合美国重症监护医学学会（SCCM）在休斯敦2012年美国重症监护医学学会上对2004及2008版《重症脓毒血症和脓毒血症休克的治疗指南》进行修订，详细可参详会议内容。 本指南所依据的新GRADE分级系统将推荐等级分为1（强力推荐：做或不做）、2（弱度推荐：可能做或可能不做）两级，将证据分为A[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RCT）或荟萃分析研究]、B（中等质量RCT 或高质量观察性及队列研究）、C（完成良好、设对照的观察性及队列研究）和D（病例总结或专家意见，低质量研究）。 第一部分严重脓毒症的治疗 A 早期复苏 1、脓毒症所致休克的定义为组织低灌注，表现为经过最初的液体复苏后持续低血压或血乳酸浓度≥4mmol/L。此时应按照本指南进行早期复苏，并应在确定存在低灌注第一时间、而不是延迟到患者入住ICU后实施。 在早期复苏最初6小时内的复苏目标包括：①中心静脉压（CVP）8-12mmHg；②平均动脉压（MAP） ≥65mmHg；③尿量≥0.5ml/（kg·h）；④中心静脉（上腔静脉）氧饱和度（S cv O 2 ）≥70%，混合静脉氧 饱和度（S v O 2 ）≥65%（1C）。 2、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在最初6小时复苏过程中，尽管CVP已达到目标，但对应的S cv O 2 与 S v O 2 未达到70%或65%时，可输入浓缩红细胞达到红细胞压积≥30%，同时/或者输入多巴酚丁胺[最大剂 量为20μg/（kg·min）]来达到目标（2C）。 3、此外，研究人员指出，在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早期复苏阶段的，缺乏监测中央静脉氧饱和度设施下，乳酸(组织灌注不足的一个标记)水平升高的患者，应尽快使乳酸水平降至正常（弱度推荐；2C级） B 诊断 1、如果在得到培养结果之后再使用抗生素不会给患者带来有临床意义的延误，我们推荐在开始使用抗生素治疗之前先获取适宜的培养标本。为更有效地培养得到病原微生物，推荐对患者至少采集两处血液标本，即经皮穿刺及经留置超过48小时的血管内置管处的血液标本。 在未及时应用抗生素不会给患者带来有临床意义的延误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在使用抗生素之前留取其他培养标本，包括尿液、脑脊液、伤口、呼吸道分泌物或可能为感染源的其他体液（1C）。 2、推荐为患者进行快速及时的影像学检查以早期确定潜在的感染病灶。一旦明确了感染病灶的存在，就应立即取得其标本。但有些患者由于病情不稳定而不能接受有创操作或无法被转运至ICU，此时床旁超声是最有效的方法（1C）。 3、对于真菌严重脓毒症高危患者，建议可通过以下试验，如：1,3-β-D-葡聚糖试验（2B级）、甘露聚糖及抗甘露聚糖抗体试验（2C级），对侵入性念珠菌病做出早期诊断（弱度推荐）。 C 抗生素治疗 1、推荐在确认脓毒性休克（1B）或严重脓毒症尚未出现脓毒性休克（1D）时，在1小时内尽早静脉使用抗生素治疗。 在应用抗生素之前留取适合的标本，但不能为留取标本而延误抗生素的使用（1D）。

2008脓毒血症治疗指南

2008脓毒血症治疗指南 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治疗指南2008 A 初期复苏 1. 脓毒症导致休克（定义为存在组织低灌注：经过初期的补液试样后仍持续低血压或血乳酸浓度≥4mmol/L）的患者应该制定复苏计划。一旦证实存在组织低灌注后应该尽早开始实施复苏计划，而且不应该因为等待入住ICU而延迟复苏。在复苏的前6小时，脓毒症引起组织低灌注的早期复苏目标应该包括以下所有指标： 中心静脉压（CVP）：8～12mmHg 平均动脉压（MAP）≥65mmHg 尿量≥0.5mL/（kg?h） 中心静脉（上腔静脉）或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分别≥70％或65％ 2. 在重症脓毒血症或脓毒血症休克复苏的前6小时，如果通过液体复苏使CVP达到复苏目标而SCVO2或SVO2未能达到70％或65％，此时可以输注浓缩红细胞使红细胞压积≥30％和/或输注多巴酚丁胺（最大可达20μg/（kg?min））以达到治疗目标。 B 诊断 1. 只要不会导致抗生素治疗的显著延迟，在使用抗生素之前应该进行合适的细菌培养。为了更好地识别病原菌，至少要获得两份血培养，其中至少一份经外周静脉抽取，另一份经血管内每个留置导管抽取，除非导管是在近期（＜48h）留置的。只要不会导致抗生素治疗的显著延迟，对于可能是感染源的其他部位，也应该获取标本进行培养，如尿液、脑脊液、伤口分泌物、呼吸道分泌物或者其他体液（最好在合适的部位获得足量的标本）。 2. 为明确可能的感染源，应尽快进行影像学检查。应该对可能的感染源进行取样，以便明确诊断。但是部分患者可能病情不稳定以至于不能接受某些有创操作或搬运至ICU以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床旁检查（如超声检查）比较有效。 C 抗生素治疗 1. 在认识到发生脓毒症休克和尚无休克的重症脓毒症的最初1小时内，应该尽可能早的静脉输注抗生素。在使用抗生素前应该进行适当的培养，但是不能因此而延误抗生素的给药。 2a.初始的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应该包括一种或多种药物，其应该对所有可能的病原体（细菌和/或真菌）有效，而且能够在可能的感染部位达到足够的血药浓度。 2b.抗生素治疗应该每日进行再评估，以确保获得最佳的疗效，同时可以防止耐药的发生、减少毒性并降低治疗费用。 2c.对已经或可能由假单孢菌感染引起的重症脓毒症患者应该联合使用抗生素。 2d.对伴有中心粒细胞减少的重症脓毒症的患者应该经验性地联合使用抗生素。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诊断标准

JAMA：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最新诊断标准 脓毒症/ 全身性感染（Sepsis）是感染导致的生理性、病理性和生物化学性异常综合征。2011 年占全美住院费用的%（200 亿美元）。目前，脓毒症的发病率仍在升高，成为世界范围内死亡和病危的主要原因。患者即使存活下来，也会存在长期的生理、心理及认知障碍，对医疗卫生和社会有重要影响。 近期，脓毒症定义工作小组的研究成果在JAMA 上发表，大幅更新了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 感染性休克（Septic shock）的定义和临床标准。 1991 年会议共识提出最初的脓毒症定义：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性休克定义为：经充足补液后，仍持续存在脓毒血症性低血压。 脓毒症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而是一组综合征，目前没有明确的临床诊断标准。对脓毒症患者进行早诊断、早干预可改善预后，故可准确量化的诊断标准尤为重要，可为临床医生判断可疑感染发展至危及生命的状态提供更好的依据。 脓毒症的定义? 脓毒症定义为针对感染的宿主反应失调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这一新定义强调了感染引发的宿主非稳态反应的重要性，超出感染本身的可能致死性，以及及时诊断的必要性。正如后面所提到的，当怀疑存在感染时即使中等程度的器官功能障碍也伴随10 % 以上的住院病死率。因此，及时诊断以采取迅速而适当的干预措施尤为重要。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非特异性诊断标准（如发热或白细胞增多）仍有助于一般感染的诊断。可与感染的某些特异性表现（如皮疹、肺实变、尿痛、腹膜炎）共同提示最可能的感染部位及病原。脓毒症可引起器官功能障碍，提示其病理生理机制远较感染及其伴随的炎症反应更为复杂。所谓「重症脓毒症」就显得多余了。 脓毒症的诊断标准? 器官功能障碍指感染引起的SOFA 评分（见表）在基线水平上升高≥ 2 分。对于无基础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SOFA 的基线为0 分。对于可疑感染的住院患者而言，SOFA 评分≥ 2 分提示总死亡风险约为10%。即使中度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病情也可进一步恶化，这强调了病情的严重性和及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通过床旁qSOFA 评分（即出现神志改变，收缩压≤ 100 mmHg，或呼吸频率≥ 22 次/ 分）能够迅速鉴别重症患者。 表1. SOFA 评分（Sequential [Sepsis-Related]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core）

脓毒血症及脓毒性休克简介

脓毒症即是由感染所致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脓毒性休克是指在严重脓毒症基础上给予足量液体复苏后仍无法纠正的持续低血压状态，即微循环功能障碍未能纠正，伴或不伴组织灌注不良的表现，如酸中毒，意识障碍等，它是严重脓毒症的一种特殊类型。脓毒性休克属于分布性休克，微循环功能障碍和心脏功能受抑制是循环系统损害的重要组成部分1.血管内皮损伤时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血管内液体分布到血管外间隙，造成有效循环量下降2.血管内皮损伤部位血小板，炎性细胞聚集及有效循环血容量下降后血液浓缩，血液淤滞造成微循环内血栓形成 3.血管内皮损伤时内皮素与输血管因子两者间平衡失调造成血管张力改变 4.脓毒性休克时心脏功能均受到抑制，脓毒性休克分为高排低阻与低排高阻两个阶段，首先休克发生时，循环血压迅速下降，引起代偿性微动脉收缩，心脏代偿性做功增加以提高心输出量，此时微动脉对舒血管物质，收缩血管物质及内皮介导的收缩反应降低，即是高排低阻阶段，微循环功能障碍时酸性物质堆积，造成代谢性酸中毒以及氧气在血液和组织细胞间的弥散距离增加，效率降低，造成组织缺氧，心肌细胞缺氧，酸中毒与心肌细胞缺氧可造成心肌收缩力下降，心脏功能受抑制，随着病程发展，心脏收缩功能进入失代偿期，心脏收缩功能进一步下降，心排量减少，并且微循环内血栓形成，即进入高排低阻阶段。其中血管内皮损伤后内皮细胞活化异常是脓毒性休克时循环功能障碍的重要因素。血管内皮损伤时血管通透性增加内皮细胞（EC）屏障功能丧失是脓毒性休克时微循环的核心特征，此时内皮细胞活化异常，循环内皮细胞（ECs）增加，此外大量炎症介质释放是EC 屏障功能丧失的重要因素，其中肿瘤坏死因子增加EC的通透性。炎症介质与内皮细胞相互作用可诱导机体呈促凝血的特征，造成微循环血栓形成。大量炎症介质释放，如肿瘤坏死因子，氧自由基等可诱导内皮细胞凋亡，内皮细胞通过产生舒血管因子一氧化氮（NO），前列环素（PGI2），收缩血管因子血栓素A2，内皮素（ET）和血小板活化因子（PAF）调节小动脉张力并调控血压。脓毒症时舒血管因子与缩血管因子平衡失调造成血管张力异常，其中NO与ET产生增多，且血浆ET水平与脓毒症组织损伤程度成正比，PGI2生成减少。 综上所述微循环功能障碍的重要因素是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内皮损伤后内皮细胞活化异常，大量炎症介质释放造成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EC平屏障功能丧失，炎症介质还可以使内皮细胞凋亡，与EC共同作用造成微循环血栓形成，EC产生的舒血管因子与缩血管因子平衡失调造成血管张力异常，以上因素共同造成微循环内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在此基础上合并心脏收缩功能下降造成脓毒症时休克发生。 休克的本质是微循环功能障碍。休克时组织缺血缺氧，无氧糖酵解发生，机体产生乳酸，因此可通过监测动脉血乳酸了解休克程度，判断预后。在轻微细菌感染时降钙素原（PCT）4h开始升高，8-24h达高峰，较C反应蛋白更为敏感，SIRS时PCT升高更为明显，PCT水平可判断脓毒症程度及预后。因此，脓毒性休克时监测血乳酸与PCT有指导治疗作用及判断病情预后。对于脓毒症性休克治疗除病因治疗和给予足量的液体复苏，还应阻断血管内皮损伤因素，清除炎症介质，抑制EC与白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降低血管内皮通透性恢复血管内皮屏障功能，防治微循环血栓，清除氧自由基，稳定线粒体功能，拮抗内皮细胞凋亡及增强心肌收缩力。针对以血管内皮为靶向的治疗是关键，乌司他汀，血必净等药物有清除炎症介质，减轻SIRS作用，糖皮质激素激素可能有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作用，对改善伴随脓毒血症发生的免疫失调的瀑布反应有益，脓毒症患者相对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发生率高达50%～70%。针对该情况，应用应激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可能是合理的，并得到研究的证实，能够减少升压药的使用，病死率降低10%。而对那些肾上腺功能正常的病人却不能提高其存活率经足够的液体复苏治疗仍需升压药来维持血压的感染性休克病人，推荐静脉使用中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氢化可的松200～300 mg/d，疗程一般5～7天。，糖皮质激素还有有稳定细胞膜与线粒体功能的作用。维生素C可通过清除氧自由基与逆转脓毒症时微循环氧化反应从而达到拮抗EC凋亡目的。在增强心肌收缩力治疗时血管活性药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诊断标准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诊 断标准 Hessen was revised in January 2021

JAMA：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最新诊断标准 脓毒症 / 全身性感染（Sepsis）是感染导致的生理性、病理性和生物化学性异常综合征。2011 年占全美住院费用的 %（200 亿美元）。目前，脓毒症的发病率仍在升高，成为世界范围内死亡和病危的主要原因。患者即使存活下来，也会存在长期的生理、心理及认知障碍，对医疗卫生和社会有重要影响。 近期，脓毒症定义工作小组的研究成果在 JAMA 上发表，大幅更新了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 / 感染性休克（Septic shock）的定义和临床标准。 1991 年会议共识提出最初的脓毒症定义：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性休克定义为：经充足补液后，仍持续存在脓毒血症性低血压。脓毒症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而是一组综合征，目前没有明确的临床诊断标准。对脓毒症患者进行早诊断、早干预可改善预后，故可准确量化的诊断标准尤为重要，可为临床医生判断可疑感染发展至危及生命的状态提供更好的依据。 脓毒症的定义? 脓毒症定义为针对感染的宿主反应失调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这一新定义强调了感染引发的宿主非稳态反应的重要性，超出感染本身的可能致死性，以及及时诊断的必要性。正如后面所提到的，当怀疑存在感染时即使中等程度的器官功能障碍也伴随 10 % 以上的住院病死率。因此，及时诊断以采取迅速而适当的干预措施尤为重要。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非特异性诊断标准（如发热或白细胞增多）仍有助于一般感染的诊断。可与感染的某些特异性表现（如皮疹、肺实变、尿痛、腹膜炎）共同提示最可能的感染部位及病原。脓毒症可引起器官功能障碍，提示其病理生理机制远较感染及其伴随的炎症反应更为复杂。所谓「重症脓毒症」就显得多余了。 脓毒症的诊断标准? 器官功能障碍指感染引起的 SOFA 评分（见表）在基线水平上升高≥ 2 分。对于无基础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SOFA 的基线为 0 分。对于可疑感染的住院患者而言，SOFA 评分≥ 2 分提示总死亡风险约为 10%。即使中度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病情也可进一步恶化，这强调了病情的严重性和及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通过床旁 qSOFA 评分（即出现神志改变，收缩压≤ 100 mmHg，或呼吸频率≥ 22 次 / 分）能够迅速鉴别重症患者。

脓毒性休克的护理体会

脓毒性休克的护理体会 目的总结脓毒性休克的护理措施。方法将符合入選标准的6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30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同时给予呼吸和循环系统、泌尿系统、休克、皮肤、细菌学监测等护理。结果观察组30例中抢救成功28例（93.33%），死亡2例（6.67%）；对照组30例中抢救成功26例（86.67%），死亡4例（13.33%）。观察组抢救成功率高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同时给予呼吸和循环系统、泌尿系统、休克、皮肤、细菌学监测等护理措施有助于脓毒性休克的早期复苏。 标签：脓毒性休克；护理措施；常规护理；效果 脓毒性休克是临床常见的危急重症，指在重症脓毒症基础上给予足量液体复苏仍无法纠正的持续性低血压状态，临床常以血容量、心脏前负荷和心输出量减少及组织血供和氧供不足为特征。笔者经临床观察发现合理的护理措施有助于患者早期复苏，现对3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护理措施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1月～2011年12月在本院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的脓毒性休克患者60例为观察对象，按治疗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观察组30例，男16例，女14例；年龄最小3岁，最大86岁，平均48.5岁；原发病：肺部重症感染9例，大面积皮肤撕脱伤伴感染5例，急性化脓性胆管炎4例，腹腔感染3例，车祸胸腹联合伤伴感染3例，重症胰腺炎3例，其余3例；早期液体复苏时间：最短1 h，最长6 h，平均2.3 h。对照组30例，男18例，女12例；年龄最小4岁，最大82岁，平均47.8岁；原发病：肺部重症感染8例，大面积皮肤撕脱伤伴感染6例，腹腔感染4例，急性化脓性胆管炎4例，车祸胸腹联合伤伴感染3例，重症胰腺炎2例，其余3例；早期液体复苏时间：最短1 h，最长6 h，平均2.1 h。性别、年龄、原发病、早期液体复苏时间等临床资料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入选标准 1.2.1 纳入标准（1）所有病例均符合2001年世界脓毒症大会制定的标准[1]：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性反应，收缩压＜12.00 kPa，在充分补液的情况下血压不能纠正，或比原水平下降＞5.33 kPa，同时有低灌注的临床表现。（2）符合知情同意原则。 1.2.2 排除标准（1）排除不符合知情同意原则者；（2）排除资料收集不完整者；（3）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1.3 护理措施 两组均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同时给予呼吸和循环系统、泌尿系统、休克、皮肤、细菌学监测等护理。 1.3.1 呼吸和循环系统的护理对于脓毒性休克患者取半坐卧位，并定时给患者拍背、吸痰，以防止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同时在早期应采用较低的潮气量，使吸气末保持在 2.94 kPa以下，用呼气末正压通气防止呼吸末肺泡塌陷。 1.3.2 休克的护理对于脓毒性休克患者应使用小剂量镇静剂，但应用镇静剂后血压会很快下降，因此需严密观察患者血压的变化，随时调节升血压药物的

重度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

严重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 在医学领域，脓毒症是最古老复杂的综合征之一。希波克拉底认为脓毒症是使肉体腐烂、产气及伤口溃烂化脓的过程。1随后，伽林认为，对于机体而言，脓毒症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对伤口的愈合是必须的。2但随着病菌学说被赛梅尔维斯和巴斯得等人所证实，脓毒症被人们所重新认识，它是全身性的感染，经常将其描述为“血毒”并被认为是致病菌侵入宿主体内后播散到全血的结果。然而，随着现代抗生素的到来，病原菌学说并不能全面地解释脓毒症的发病机理：尽管成功地将侵入机体的致病菌清除，许多患有脓毒症的患者依然死亡。自此，研究者认为，脓毒症的发病机理不在病原菌，而在宿主。3 1992年，一个国际会议小组将脓毒症定义为机体对感染所作出的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多种感染因素都可引起脓毒症，所以败血症既非伤口愈合必须的条件，也非是一个有益的词汇。相反，该小组建议将严重脓毒症一词用于描述脓毒症伴有急性器官衰竭，同时他们认为脓毒性休克是脓毒症伴有难治性低血压或高乳酸盐血症。2003年，又一个国际会议小组认为这些概念中的大部分所提到的能够反映全身炎症反应的临床症状的警示，比如，心动过速、白细胞计数增高，而这些警示在在感染和非感染的情况下均会出现，因此这些警示对脓毒症的鉴别诊断是没有意义的.5因此，“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有时被交替使用来描述伴有急性器官障碍的感染综合征。 发病率和病因 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取决于急性器官功能障碍如何被定义以及这种器官功能障碍是否会造成潜在性的感染。器官功能障碍常常是需要进行支持治疗（例如，机械通气）的指征，而且流行病学调查统计的也是“治疗率”而非实际的发生率。在美国，仅2%严重脓毒症患者被收入院治疗，而在这2%的患者中，又有一半被收入ICU治疗，占所有ICU患者的10%。6,7在美国，每年有超过75万的患者7且近年来这个数字呈攀升趋势。8然而，这几个因素—国际疾病分类第九次修订的标准、对败血症与脓毒血症二者区别的混淆、重症监护能力的提升以及监护和意识的增强—将当今对败血症和严重脓毒症的认识混为一谈。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国际处理指南(2016版)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国际处理指南（2016版） 拯救脓毒症运动2017年1月17日在critical care medicine杂志在线发布2016版脓毒症以及脓毒症休克国际处理指南。急诊医学资讯火凤凰翻译组组成翻译小组对指南推荐意见进行翻译，并结合急诊医学资讯既往发布的文章简要介绍原理解读。现将指南分享如下： 背景 脓毒症以及脓毒症休克是危重症领域的重大难题，每年至少有1/4的患者丧命于此。与多发伤，急性心肌梗死以及卒中相似，在初始几个小时，早期识别以及合理的处理是可以改善预后的。 新的概念 “脓毒症 3.0”定义：针对感染的失调的宿主反应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 脓毒性休克：指脓毒症患者尽管充分的液体复苏仍存在持续的低血压，需要使用升压药物维持平均动脉压65mmHg以上，血乳酸2mmol/L以上。 注：本指南仍然依据脓毒症2.0进行制定。 脓毒症指南发布时间轴 2004——2008——2012——2016 指南主体 SCCM+ESICM 中文指南翻译

江利冰、李瑞杰、张斌、刘孜卓、蒋守银 证据质量 best practice statements (BPSs) appear through-out the document; these statements represent ungraded strong recommendations and are used under strict criteria A. 早期复苏 1.脓毒症以及脓毒性休克是医疗急症，我们推荐治疗以及复苏应该立即尽早开始（BPS）。 2.我们建议，对脓毒症诱导的低灌注，在开始的3h内，给与至少30ml/Kg的晶体液（强推荐，低证据质量） 3.我们推荐，在完成初始液体复苏后，需要反复进行评估血流动力学状态指导进一步的液体使用（BPS）。 4.如果临床检查无法得出明确的诊断，我们推荐进一步的血流动力学评估（例如评价心功能），判断休克的类型（BPS）。 5.我们建议，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和静态指标相比，倾向使用动态指标预测液体反应性（弱推荐，低证据质量）。 6.对于脓毒性休克需要血管活性药物的患者，我们推荐初始目标平均动脉压为65mmHg（强推荐，中等证据质量）。 7.对于乳酸水平升高，提示组织低灌注的患者，我们建议进行乳酸指导性复苏，并将乳酸恢复正常水平（弱推荐，低证据质量）。 原理 早期有效的液体复苏对于稳定脓毒症诱发的组织低灌注或脓毒性休克来说至关重要。关于初始复苏液体量的问题，SSC指出PROCESS和ARISE试验采用的是30ml/L，而PROMISE试验用的是约2L。大多数患者远远不止这个量，所以提出，需要根据患者血流动力学测量结果确定是否需要继续补。 CVP不能单独用于指导液体复苏，尤其是其值还在相对正常的范围时（8-12mmHg）。 对于目标平均动脉压的问题。SSC列举了几项RCT研究，关于65mmHg和85mmHg的比较。两者在生存率，尿量、肾功能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另外85mmHg发生心律失常的风险更高，但亚组分析表明既往有高血压的患者85mmHg需要肾脏替代治疗的需求更低，而在老年人的一项研究发现60-65mmHg相比75-80mmHg死亡率前者更低。这些证据强烈支持SSC将目标平均动脉压设为65mmHg。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 脓毒症综合征是一个具有不同预后的临床连续体。脓毒性休克是脓毒症最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高。作为对一种激发剂的反应，免疫系统的促炎和抗炎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激活相一致，这些细胞通过病原体识别受体与内皮细胞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细胞因子、蛋白酶、激肽、活性氧和一氧化氮作为这种反应的主要部位，内皮细胞不仅受到微血管损伤，而且激活凝血和补体级联，进一步加重血管损伤，导致毛细血管渗漏。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脓毒症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以及从脓毒症到脓毒症性休克的进展。平衡促炎反应以消除入侵微生物的能力与控制整个炎症级联的抗炎信号的能力最终决定了患者的发病率和/或死亡率。明智和早期使用抗菌药物、脓毒症集束化诊疗以及早期目标导向治疗对脓毒症相关死亡率有显著和积极的影响。然而，早期识别仍是脓毒症治疗和管理的最佳治疗手段。 病因学 2009年欧洲重症监护感染率（EPIC II研究）确定，革兰氏阴性细菌感染是脓毒症综合征最常见的病因，其发病率远远超过其他病因，其次是革兰氏阳性感染，占47％。后者的患病率增加可能归因于更具侵入性的操作的执行以及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增加。患者中分离出的主要微生物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20％），假单胞菌（20％）和大肠杆菌（16％）。感染的主要部位包括呼

吸道（42％），血液（21％）和泌尿生殖道（10％）。在了解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从未培养阳性培养物的情况下，需要评估这些数据。 大型荟萃分析说明了细菌菌株和感染部位对死亡率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革兰氏阴性感染总体上与更高的死亡率有关。然而，不动杆菌革兰氏阳性菌血症或葡萄球菌引起的肺炎的死亡率为40％，假单胞菌肺炎的死亡率最高，为70％。 由耐多药细菌菌株（耐甲氧西林的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VRE）引起的脓毒症综合征正在上升，目前的发病率高达25％；病毒和寄生虫引起的病例要少得多，在2％至4％的病例中被发现。 流行病学 每年，脓毒症发病率几乎增加了9％。在过去十年中，脓毒症和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从2000年到2008年每年从大约60万例住院治疗上升到每年超过100万例。伴随这种趋势的是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使脓毒症成为最昂贵的医疗保健状况在2009年占美国医院总费用的5％。由于拯救脓毒症运动在脓毒症管理方面的进展，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一直在下降。从2009年到2012年，美国全国住院患者样本（NIS）的死亡率从16.5％下降到13.8％。

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

2016年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 根据新的定义，脓毒症是指因感染引起宿主反应失调而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 脓毒 性休克是脓毒症的一种，存在循环、细胞 /代谢功能异常，具有比较高的病死率。全球每年 有数百万人罹患脓毒症，其中 1/4甚至更多的患者死亡。与多发伤、急性心肌梗死及卒中相 似，在初始几小时内尽快识别与恰当处理可改善脓毒症患者的预后。 拯救脓毒症运动（SSC 自2004年发布首部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以来， 分别在 2008年、2012年进行更新，2016年的更新于2017年1月正式发布。本指南旨在为成人脓 毒症和脓毒性休 克的处理提供指导，但所推荐的内容不能取代临床医师的决策。 本指南推荐的级别包括强、弱 2级，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很低 4级，无法分级的强推 荐则为最佳实践声明（BPS 。具体的推荐内容如下所述。 点击进入指南下载页面 >>>2016年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 一、 初始复苏 （1）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临床 急症，推荐立即开始治疗与复苏（ BPS 。 （2） 对脓毒症所致的低灌注进行液体复苏，需要在起始 3h 内输注至少30mL/kg 的晶体液 （强推 荐，低证据质量）。 （3） 在完成初始液体复苏后，需要反复评估血流动力学状态以指导进一步的液体使用 （BPS 。 （4） 如果临床检查无法得出明确的诊断， 推荐进一步的血流动力学评估 （例如评价心功能） 以判断休克的类型（BPS 。 （5） 建议尽可能使用动态指标而非静态指标来预测液体的反应性（弱推荐， 低证据质量）。 （6） 对于需要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的脓毒性休克患者， 推荐初始的目标平均动脉压为 65mmHg （1mmHg=0.133kPa ）（强推荐，中等证据质量）。 （7） 孚L 酸升高是组织低灌注的标志，对此类患者建议使用乳酸来指导复苏，使其恢复至正 常水平（弱推荐，低证据质量）。 二、 脓毒症筛查与质量改进 推荐医院和医院集团建立脓毒症的质量改进计划， 包括对急症、高危患者进行脓毒症的筛查 （BPS 。 三、诊断 推荐只要不明显延迟抗微生物治疗， 应先常规进行包 BPS 。 推荐在1h 内尽快静脉给予抗生素治疗（强推荐，中等 证据质量）。 （2） 对于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推荐使用一种或者更多的抗生素进行经验性的广谱治 疗，以期覆盖所有可能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及可能的真菌或者病毒（强推荐，中等证据质量）。 （3） 推荐一旦确认病原微生物并获得药敏结果和（或）临床情况已充分改善，需要缩小经 验性抗生素治疗的范围（BPS 。 （4） 对于非感染原因引起的严重炎症状态（如严重胰腺炎，烧伤），不推荐持续的全身预 防性抗生素（BPS 。 （5） 对于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 抗生素的剂量优化策略应基于目前公认的药效学 /药代 动力学原则及药物的特性（BPS 。 对于可疑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的患者, 括血培养在内的合适的微生物培养（ 四、抗生素治疗 （1）在识别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