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doc 21页)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doc 21页)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前几年的7%以上至8%以下，回升到8.3%，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2000年算起。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经济正按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运行。预期目的就是：适当地控速降温，使经济保持既较快又平稳的运行。进一步具体地说，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从季度数据看，2003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9.9%、9.8%和9.6%。除去2003年第2季度抗击“非典”时为6.7%之外，其余均在9.6%～9.9% 之间，这是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而2004年第3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9.5%、9.4%和9.5%，这是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

二对未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起点

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

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为展开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先确立分析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卖与买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在马克思所说“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周期”称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33、694页。马克思分析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07页。马克思还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

后（称为“去趋”）的波动部分，而不研究趋势部分，不研究技术进步，将技术进步因素归入平滑的（线性的）、确定性的（非随机的）、外生的趋势项，假设它对经济波动不起作用。

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在总体分析框架方面，已逐渐由“自维持周期模式”，即认为每次繁荣都包含下一次衰退的种子，而每次衰退又包含下一次繁荣的种子，转向“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框架，即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归因于冲击因素与传导机制的作用。所谓冲击因素是指，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轨道的推动或扰动力量。但是，对于冲击的类型或来源，各学派又有不同的认识。如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包括货币冲击）；而货币主义强调货币冲击（名义冲击）的短期效应是经济波动的冲击源，认为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理性预期学派强调经济波动源于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认为在理性预期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中性的，这为后来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强调“实际冲击”（即与名义冲击相对的实际因素的冲击）埋下了伏笔。从不同的角度，冲击还可分为正向冲击（推动经济增长的冲击）和反向冲击（阻碍经济增长的冲击）、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可预见冲击（或确定性冲击）和随机冲击、国内冲击和国际外部冲击等。所谓传导机制是指，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经济系统，对冲击做出反应的过程。这种反应可以是放大、或是缓冲、或是阻止冲击的作用。决定传导机制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系统的制度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特征、需求结构特征、资源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但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传导机制的确切性质，亦有不同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两者的研究由割裂走向整合，试图同时解释它们。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冲击?传导机制”框架下，把技术冲击从原来对经济波动不起作用的长期趋势中拿了出来，作为形成经济波动的冲击源。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将经济波动的冲击因素归为供给面的技术冲击（实际冲击），这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不同，也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分别强调货币冲击（名义冲击）的短期效应或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不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以技术冲击为核心，将形成经济波动的焦点集中在外生的、随机性的技术冲击上，认为在竞争经济条件下，技术冲击的动态影响是大多数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此后，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起来，同样强调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又从不同角度回到了熊彼特理论。但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没有将技术冲击与产业变动相联系，而是强调随机冲击；内生增长理论在技术进步的原因和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方面，与熊彼特一样，没有与消费结构升级相联系，没有考虑需求制约、资源制约等约束条件。这样，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并没有把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给予解释。

为了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并综合借鉴熊彼特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包括其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其类型特点是正向技术冲击，即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其形成特点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又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其作用特点

是同时产生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具体表现为高位增长与强幅波动的双重特点。这样，可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既可说明未来推动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又可说明为应对强幅波动的新挑战，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仍需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三正向技术冲击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新一轮周期的经济推动力即正向技术冲击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的。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表现是：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升级。由此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而又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特别是基础产业的发展。这一发展态势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看，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1个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行业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即被称为“三转一响”的“四大件”。如：手表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7～1981年，由21%一路上升到29%，随后增势下降。自行车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7～1982年，由11.2%一路上升到37.9%，随后增

势下降。缝纫机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79～1982年达20%～35%，随后出现负增长。

第2个阶段：80年代中、后期。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行业让位于彩电、音箱、洗衣机、电冰箱，即被称为家用电器“新四大件”。如：彩电年产量在1982年上升到29万台，1984年突破100万台，1988年又突破1000万台；彩电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82～1988年（除1986年外）达54%～225%，随后增势下降。家用电冰箱年产量在1982年上升到10万台，1985年突破100万台，1988年达758万台；家用电冰箱年产量的增长率在1982～1988年达55%～190%，随后增势下降。

第3个阶段：90年代初、中期。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领先增长的带头行业转向房地产和轿车。就房地产来说，因缺少房地产方面的较长的时间序列资料，这里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例，在1991～1996年，从其绝对量看，每年平均以新增1.6亿平方米的规模增长；从其增长率看，每年平均增长9.5%，随后增势下降。轿车在1992年产量超过10万辆，1993～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25%，随后增势下降。

第4个阶段：21世纪初期。2002年起，房地产和轿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房地产方面来说，仍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例，在2002～2004年，从其绝对量看，每年平均以新增3.3亿平方米的规模增长；从其增长率看，每年平均增长10.7%。若以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来考察，2001～2004年，则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房屋建筑施工面

积轿车年产量在2002年突破100万辆，2003年又突破200万辆；其年产量增长率，2002年达55.2%，2003年又高达89.7%，2004年增速有所调整，为11.7%。与此同时，城市建设、IT产业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2002年起，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房地产和轿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曾有一个发展，但由于当时人均GDP水平还较低，尚处于400～700美元之间，所以只有一个初步的发展。2000年，中国人均GDP 水平达到800多美元，2003年突破1000美元，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的发展。与此同时，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镇化进程出现一个加速之势，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到2004年上升到41.8%。此外，由福利分房到住宅商品化，以及消费信贷的启动等市场化的住房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再加上1997年以来居民购买力的积蓄等，都推动了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作用具有两重性特点：一是高位增长，二是强幅波动。

1. 高位增长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

的推动力。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所带动的产业链很长。在房地产投资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及电力之间，以及进一步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产生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就汽车产业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有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石油开采及加工业、仪器仪表产业等，此外还有围绕汽车发展起来的服务业群体，如高速公路、加油站、快餐、汽车修理等。

同时，中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和汽车的潜在需求很大，会进一步促进它们的发展。从住宅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王国刚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住宅金融课题组）：《提高供给能力，推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005。在未来20年（到2025年左右），现有城镇家庭（1.55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155亿平方米，而目前城镇住宅存量为90亿平方米，两者差距为65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住宅3.25亿平方米；如果加上未来20年城镇人口以每年0.8个百分点增加，到时城镇家庭约2.61亿户，以每户100平方米计算，需要住宅260亿平方米，与目前城镇住宅存量90亿平方米相比，缺口达170亿平方米，20年内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上升为8.5亿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城镇拆迁、危房改造等，则每年需要建设的住宅应在10亿平方米左右。而近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建住宅面积只有5亿～6亿平方米，远不能满足需要。

从轿车的潜在需求看，据有关专家估算，〔美〕福格尔（Fogel, R. W.）：《全

球经济增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47 期。美国1910～1970 年对轿车的收入弹性为2.6，如果今后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收入增长对轿车需求的弹性也和美国上述时期相同的话，到2015年，中国每年将购置1000万辆轿车，而目前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只有每年150万辆（2002～2003年的平均产量）。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5年中，中国轿车的生产能力需要增加6倍。如果中国年均6%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到2024年，轿车收入弹性不变的话，到时中国对轿车的需求将达到4500万辆，相当于目前全球轿车保有量和购买量。

总之，从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自身的产业链特点及未来潜在需求看，蕴涵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

2.强幅波动

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它们还具有强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制约，特别是资源制约等。

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在其传导过程中之所以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是因为：其一，产业内的独立循环。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高，在其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与原材料、能源、矿产品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

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具有产业内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性。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中，会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滚动扩张。其二，需求的夸大。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不仅是根据其现期需求，而且是根据其预期需求进行的。在其现期需求和预期需求中，甚至还会包含投机需求。在其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市场会充满乐观的预期，由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夸大。这时，在高价格、高利润的驱使下，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盲目过度扩张。其三，金融的推波助澜。在市场前景看好的情况下，金融企业为获取自身的赢利，会从金融角度支持房地产和汽车，以及与它们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的过度扩张。

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是：

其一，需求制约。对房地产和汽车的有购买力的实际需求，是与人们一定的高收入水平、一定的收入积累、一定的信贷支持和自身负债能力，以及一定的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诸如社区服务设施、道路、停车场等）为基础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积累和负债能力是有限的；金融企业从其自身获利出发，对经济风向的变动最为敏感，信贷条件是最易变化的；同时，相关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一下子能满足的。因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购买热潮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不可能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百元级、千元级的小型和中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那样一浪紧接一浪排浪式进行。而一旦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将造成房地产和汽车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导致其投资与生产的剧烈波动，同时也带动各相关产业的连锁波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和汽车的大发展，及其后1929～

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最好的说明了这一问题。参见刘树成：《把握宏观调控的来龙去脉》，《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其二，资源制约。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还有相应的对环境的高污染。这其中有许多资源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稀缺资源，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其中某种重要资源的供给缺乏弹性或完全无弹性时，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将难以进行。当国内资源不支撑而需要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口将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样会阻止国内经济增长。在各种资源当中，特别是土地资源，涉及农业和粮食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是难以承受的。除各种自然资源外，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以及所带动的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还使用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源。据专家估计，中国每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大量资金来自银行信贷，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直接得到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以及通过卖“期房”而间接得到的居民购房消费贷款。这就容易积累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

总的看，在市场经济下，在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即一般所说的工业化中期，是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参见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中国现在正值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客观上说，正是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时期。

综合以上分析，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的高位增长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所具有的强幅波动特点，却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一种新挑战。为了既保持经济的适度高位增长，又避免强幅波动，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决不能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快速而平稳地增长。

五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体制和制度手段、法律法规手段，大力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促进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环节的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房地产和汽车业的发展不仅要“量需而行”，而且要“量力而行”，也就是说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承受度，有阶段、有节奏地推进。

2.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测算和把握，是正确分析经济波动态势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正常限度地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现实的经济运行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如果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高地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各种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就会非常严重，经济运行就会绷得很紧，产业结构失衡，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反之，若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低地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失业问题不好解决，有可能带来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各项社会事业也难以得到发展。现实的经济增长率可在一定的适当的幅度内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物价总水平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一波动幅度可称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同的测算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同时，一定时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也还需要参考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化。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单纯是一个测算问题，其中也含有经验把握问题。就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来说，一般有三种方法：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菲利普斯曲线法。

(1) HP滤波法。这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而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我们用HP滤波法，对1978～2004年中国GDP增长率进行平滑（由于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推荐使用的取值为100），由此得到趋势增

长率为一条曲线，其范围大体在8%～10%之间。我们可以将这一区间视为以9%为中线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2) 生产函数法。运用该方法估算潜在增长率，面临以下问题：很多进入生产函数的变量，并不能找到现成的数据，而需要进行估算，比如资本存量、就业人口、人力资本等，对这些变量的估算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因此结果也就很不一样。现有两个较有代表性的运用生产函数法估算GDP年均增长率的例子。一是林毅夫等（2003）的估计结果是林毅夫、郭国栋、李莉、孙希芳、王海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2003。：2004～2014年为8.56%，2014～2024年为7.08%；二是王小鲁等（2000）的估计结果是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2001～2010年为6.58%，2011～2020年为6.21%。这两个结果相差较多。有鉴于此，本文没有使用这一方法进行估算。

(3) 菲利普斯曲线法。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我们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先对样本期1980～2004年间的通货膨胀率（以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率表示CPI从1985年才公布，1985年以前的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代替。）与GDP增长率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变量。于是，可以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可得回归方程：CPI = 1.006×CPI(-1) - 0.412×CPI(-2) + 0.966×GDP - 6.558（6.3891）（?2.6316）（3.4179）（?2.1478）R2=0.71调整R2=0.67DW=2.04F=17.13方程中，为简化起见，以CPI 代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CPI(-1) 代表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CPI(-2) 代表滞后两期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上式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计量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回归方程的经济含义：其一，CPI 上涨率受其自身的影响。滞后一期（即上期）CPI上涨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同向变动1个单位，这很符合适应性预期假说；同时，滞后两期CPI上涨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反向变动0.41个单位。综合起来，过去一期和两期CPI上涨率的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同向变动近0.6个单位。其二，CPI上涨率受GDP增长率的影响。GDP增长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上涨率变动0.97个单位。反映出CPI上涨率变动与GDP增长率变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用CPI上涨率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即GDP的增长是否过快。根据这个回归方程，可以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见表1）。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通货膨胀。根据经验，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5%以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8.9%。

综合上述分析，HP滤波法得出以9%为中线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8%～10%，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56%，菲利普斯曲线法得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9%。如果我们以简单的平均递增法来计算1978～2004年GDP增长率的年均递增速度，则为9.4%。以上HP滤波法计算的样本期是1979～2004年，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预测的时间段是2004～2014年，菲利普斯曲线法的样本期是1980～2004年。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当经济增长越过9%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引起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紧张；当经济增长冲出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大幅起落；而当经济增长低于8%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根据以上各种计算

和实践经验，特别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再考虑到资源约束，一定时期内有购买力的需求约束等因素，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

但是，若从未来的更长时期看，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有所降低。这是因为：一者，消费需求的高质量化。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将从“量”的提高上升到“质”的提高。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不再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而是“从有到好”、“从多到高”。这在客观上将会抑制未来一般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二者，资源约束的强化。随着前期经济的长时间高位增长，资源约束会越来越强，在客观上就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整个经济增长质量。三者，投资预算约束的硬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使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断地“硬化”，企业需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真正负起责任。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为防止外部风险，需要不断矫正资源配置中的种种扭曲，如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隐性担保等。这些都会抑制投资冲动，减少投资的盲目扩张。四者，人口的老龄化。随着2013年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这一方面会使整个国民储蓄下降，另一方面是老年抚养比上升，都会影响经济增长?度放缓。

3.谨防新一轮经济过热和防范国际外部冲击

在前面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因素进行分类时指出，冲击还可分为持久冲

击和暂时冲击。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正向技术冲击，属于持久冲击。现在，要指出的是，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还存在着可能出现的、较大的正向暂时冲击。目前，从GDP增长率的季度数据看，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回归，经济增长的位势并不低。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有几件“大事”，如2006年开始实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7～2008年党政换届，2008年奥运会等，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大起”。以“换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几次“大起”，如1983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0.9%，1987～1988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1.6%和11.3%，1992～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也都含有“换届”因素的影响。经济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为了防止2006～2008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2009～2010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如果能够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起”，那么就能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国内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和经济波动趋于平稳的情况下，防止国际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外贸看，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由1978年的不到10%（9.8%），上升到1990年的30%，又上升到2000年的44%，2004年高达70%。在出口方面，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在进口方面，将面临国际上石油、矿产品、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价格与供给保障问题。因此，需要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进出口继续适度增

长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外资看，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更多地将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流动性”非常强。对投资者来讲，流动性强易于规避风险；但对于流入国来讲，受资本流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加紧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防止非FDI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4.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规则，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是要“政策规则”，还是要“相机抉择”，在国际学

深究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pdf

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视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的经济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宏观经济调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经济波动的规律，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

管理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

管理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 【本讲重点】 管理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 市场与企业（一） ? 管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均衡分析法边际分析法数学模型分析法 (1) 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 --是指获得最大利益的资源组合和行为选择。 企业的行为必然要受多种因素的约束，而这些因素往往是相互制约的。均衡分析方法就是在考虑这些制约的条件下，确定各因素的比例关系，使其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均衡分析方法的主要应用方向： 制定价格。企业在制定价格的时候，并不是定得越高越好。 公式：销售收入=价格×销售量 ◆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销售收入，价格太高，必然会降低销售量，销售收入不一定就高；同样，为了达成更多的销售量，企业必然要以较低的价位来刺激购买力，如果价位过低，也不能达到较高的销售总额。所

以，企业在定价的时候，总是要面对这样一个矛盾：提高价格可能会减少销售量，扩大销售量就必然要降低价格。如何既保持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又能使企业获利这就涉及到"均衡"问题。肯定有一个价格水平，能够使销售总收入达到最大。在这个价格之上或之下，都会使企业的收益减少。管理经济学就为企业提供了均衡分析的方法，帮助企业制定合适的价格。 ◆产量（规模）决策。企业规模的大小会影响其生产、销售及各种成本，进而影响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小规模生产的企业，可能致力于产品的质量，以较高的价格获得盈利。而大规模的企业则以较低的成本和较低的价格取胜。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规模，就要用到均衡分析的方法。 ◆要素组合。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需要投入各种要素。其中有些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由于各种要素的价格不一样，组合起来的要素的成本是有差异的。选择哪一个方案，也需要利用均衡分析的方法。 均衡分析方法主要应用方向制定价格确定产量确定要素组合 【自检】 你如何制定价格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边际分析方法 在经济学上，边际是指每单位投入所引起的产出的变化。边际分析方法在管理经济学中有较多的应用。它主要分析企业在一定产量水平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对总利润产生的影响。可以用以下的公式来说明。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1949-2008)

东方企业文化·策略 2011年2月 118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1949－2008） 顾纯磊 （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根据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根本不同，本文以改革开放为界把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 个大的周期，并进一步在两大周期内划分为若干小周期，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了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在如今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探讨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对于应对今日的经济危机，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键字：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 产权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1）02—0118—01 一、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恢复和发展，虽然其中遭受了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负面影响，是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进步的，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更是步入了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我国的经济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开始经历起起伏伏的周期性波动。1978年之前的经济波动幅度较1978年之后的经济波动幅度要剧烈的多，其中更是有几年经济增长率跌为了负值；而在1978年之后，经济的波动仍然有波动，但幅度却小了了很多，而且越往后，波动的幅度越小，特别地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再也没有小于零过。就其原因，最主要的应该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正是基于此，我在此以1978年为分界点，把我国的经济周期分为1949－1977和1978－2008两个大的周期，而在两个大的周期内，又分别可以划分出若干个较小的周期，根据图表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具体为：改革开放前主要划分为五个小周期，分别为1949～1957，1958～1962，1963～1968，1969～1972，1973～1977；改革开放后划分为以下几个小周期1978～1981，1982～1986，1987～1990，1991～2008。 我们应该知道，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978年之前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引起，而经济运行本身的因素影响却不大。从1949－1978年这段时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国民经济全面彻底而且不合理的干预造成了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几次大的剧烈震荡，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1978年以前的每次经济波动，我们都能找到隐藏在其背后的对应政治事件。1953年－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由于过快，过急，过粗，带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经济的第一次波动（1949～1957）；1958－1960年是“大跃进”时期，错误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最终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如今为止最剧烈的一次经济波动（1958～1962），GDP 增长率狂降27.3％；1963～1968年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所造成的；1969－1972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左倾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的运行几乎失去控制，国名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1973－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的末期，人们的斗争热情有所放缓，“左倾”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带来了国民经济缓慢的恢复。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1978之前，政治运动几乎主导了我国的经济波动。1976年“文革”的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这种政治运动主导经济波动的畸形局面逐渐扭转过来，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后，这种局面更是得到彻底扭转。这也是为何我国1992年之后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趋势的主要原因。1978年之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也逐渐转移到经济运行的自身上来，但计划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计划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波动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力量互相斗争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外资冲击以及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紧密等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具体因素。 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投资、经济体制、产权制度以及开放经济， 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波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走势预测及对策 自从加入WTO 之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目前，全球经济都处于新一轮的经济波动之中，而且是经济的衰退期，我国也不能幸免。受这场波及全球范围，猛烈程度尤胜于20世纪30年代那场的大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2008年我国的GDP 增长率据官方数据为9％，低于前几年的GDP 增长率。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说法都有，最终恐怕只能又经济危机自身来告诉我们，等到经济危机过去，一切都开始变得明朗。虽然这次经济危机的前景难以预测，但我对我国经济将很快就可以率先复苏是毫不质疑的。首先，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这是创造需求的根本，而且我国的庞大需求并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把这种巨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其次，我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投资；再次，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及时制订和出台一系列的保增长的措施。 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我们顺利渡过经济危机需要的只是信心，相信很快我国就可以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 参考文献： [1] 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0 （1）。 [2]杨帆：《中国经济周期的背景思考》， 载《发现》， 1996 （1）。 [3] 卢嘉瑞，徐圣银：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兼论第5 个经济周期[J]，经济评论，2002（1） [4]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6]高铁梅，王金明，陈飞：中国转轨时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实证分析 [J]，财经问题研究，2009（1）

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简介

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简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程度不断向纵深发展, 统计学与经济管理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通过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到经济发展规律,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而且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运用也越来越广。基于此, 文章首先对强化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意义以及必要性进行分析;其次, 详细阐述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方面及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运用;最后, 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运用提出政策建议。 统计学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主要通过对数据进行收集, 通过计量方法找出数据中隐藏的有价值的规律, 并将其运用于其他领域的一门学科。随着数据挖掘(Data Mining) 技术以及统计分析方法逐渐成熟, 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当前, 面对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以及经济市场竞争不断激烈的双重压力, 将统计学深度的融合运用于经济管理领域成为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科学决策的有效举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程度不断向纵深发展, 统计学与经济管理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通过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到经济发展规律,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而且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运用也越来越广。由此可见, 加强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运用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和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进一步分析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发展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运用, 本文首先对强化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意义以及必要性进行分析;其次, 详细阐述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方面及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运用;最后, 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运用提出政策建议。 一、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运用的意义 由于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管理内容的变化, 推进统计学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运用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宏观经济方面 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 加强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中的运用对发展经济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通过构架大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将宏观经济发展中的行业数据进行收集, 然后利用SPSS、Stata等数据分析软件对关的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对发现行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发现行业中潜在的发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及发展趋势 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1、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人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后，随着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洋纱洋布得以倾销，进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 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2、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 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的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出现。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

自19世纪60年代始，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清政府各省当局大多也创办了自己的军火生产机构。这些军事工业从外国购进设备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了中国。洋务派在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修筑了铁路，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 二、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的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840～1895 年） （1）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并非法开办企业（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 （2）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产生了中国机器工业。 （3）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冲击自然经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2．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 年） （1）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 （2）1912—1919 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3．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 年） （1）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官僚资本形成，民族工业发展。 （2）抗战期间，原有的工业在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下遭到严重摧残，近代化被打断。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特征分析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在1995年之前，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大起大落”的古典周期，而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的波动越来越小，逐渐呈现出增长型周期的特征，即平稳、持续、高速增长。对于这种趋势，其内在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继续保持，如何更好的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就成为一个不得不令人关注的问题。 1. 新特征的描述 1.1 特征之一：经济增长越来越平稳 H-P滤波法是目前分析经济周期时最广泛的应用的工具，它由Hodrick和Presott于1981年分析美国战后的经济景气时首先提出，后来于1997年正式发表。【参考文献】 假定时间序列Yt由趋势性部分τt和波动性部分c t组成，即 Y t=τt+c t，t=1，2，3，4…..，T Hodrick和Presott提出通过一个最小化公式，将趋势性部分τt 从Y t中分离出来，即： 其中λ是控制曲线平滑的乘法参数，λ越大，则趋势性部分τt 越平滑，当λ→∞时，式中第二项就只能取0，此时公式就变成了最小二乘法公式，H-P滤波就退化成最小二乘法。 我们使用H-P滤波法对1978年到2007年的GDP增长率进行分析，由于是年度数据，λ的值取6.25，得出的结果如图1.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H-P 滤波法，将Trend 近似看做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可以得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值。 1978—2007年中国潜在GDP 增长率估算结果、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差值估算结果 年份 实际GDP 增长率 潜在GDP 增长率 两者差值 年份 实际GDP 增长率 潜在GDP 增长率 两者差值 1978 11.7 9.389625 2.310375 1993 13.7 11.48151 2.218492 1979 7.6 8.715833 -1.11583 1994 13.1 11.47647 1.623533 1980 7.8 8.4117 -0.6117 1995 9.3 10.88501 -1.58501 1981 5.2 8.668354 -3.46835 1996 10.2 10.11458 0.085424 1982 9.2 9.579049 -0.37905 1997 9.6 9.319014 0.280986 1983 11.1 10.6821 0.417896 1998 7.3 8.665833 -1.36583 1984 15.3 11.45519 3.844812 1999 7.9 8.367504 -0.4675 1985 13.2 11.44284 1.757165 2000 8.6 8.417961 0.182039 1986 8.5 10.80475 -2.30475 2001 8.1 8.736341 -0.63634 1987 11.5 9.981779 1.518221 2002 9.5 9.270904 0.229096 1988 11.3 9.046016 2.253984 2003 10.6 9.868098 0.731902 1989 4.2 8.312465 -4.11247 2004 10.4 10.41102 -0.01102 1990 4.1 8.456769 -4.35677 2005 11.2 10.89989 0.300108 1991 9.1 9.496576 -0.39658 2006 11.1 11.33314 -0.23314 1992 14.1 10.75245 3.347549 2007 11.7 11.75723 -0.05723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44 8 1216Hodrick-Prescott Filter (lambda=6.25)

经济周期理论 学派观点总结 经济波动

第1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主要得益于卢卡斯（Lucas,1972, 1975）的学术贡献。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理性预期是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行为人的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由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引起的，如货币供给冲击、战争和粮食危机等，其中货币供给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源，即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非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政策建议方面，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主张利用固定规则代替相机决策。 一卢卡斯的主要观点 卢卡斯最早在《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一文中提出货币周期模型，之后又在《经济周期均衡模型》（1975）一文中扩展和补充了由货币因素引发经济波动的产生、传导和消失过程。Lucas 认为，在一个众多相互分离的竞争市场内，假设生产者并没有觉察到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对于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局部性的，则必须调整产出；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全局性的，则必须保持产出。生产者被迫面临如何在知道单个商品价格变化的基础上对总价格水平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的问题，这就是不完全信息假设的体现。一种可能的识别情形是将其视作两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合的比例取决于过去的价格波动的均值和方差。若以往的价格比较稳定，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局部性的；若以往的价格起伏较大，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全局性的，这就是市场上价格信号的提取过程。然而，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总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不能准确预测到价格是全局性上涨，而采取调整产出的行动。所以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本质上与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单个生产者的影响一样，都能引起产出、就业和投资等宏观变量同方向的运动。但这只是暂时的，人们一旦发现价格上涨是由总需求变化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趋势及新特征(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趋势及新特征(一) 摘要：改革开放“而立”之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历史上第四个经济波动期。中央防止我国经济增长过热的方针正在实施过程中，世界经济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的影响下呈现停滞甚至衰退迹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个周期性经济波动，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经济逐渐呈现出增长速度加快，波动幅度减小等趋势，市场调节作用日益明显，经济体制革新和法治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我国经济连续、稳定地增长……这些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新特征。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波动；趋势；新特征 经济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增长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且呈现出周期性变动的特征，即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经历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这种现象被称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九次经济波动，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相比较于改革开放前的五次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四次经济波动呈现出以下趋势： 第一波动幅度(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逐渐减小； 第二波动高度(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 第三波动深度(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上升； 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周期内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 第五波动扩张长度(周期内扩张期的长度)明显延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四次经济波动，也逐步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现象中总结规律，笔者总结经济波动的特点和阶段性趋势如下。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经济波动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从体制结构的变革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建设之路，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开放市场与引进先进生产力相结合，从宏观上增加了国民经济的总体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从微观上促进了市场化理念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导向的内需供给体系。 在市场化进程中，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也经历了逐渐提高和完善的过程。我国的经济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0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供不应求。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居民货币收入增长过快，社会总需求扩张速度快于总供给的增长能力，出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双缺口，物价水平全面上涨，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计划体制的模式，宏观调控的水平相对不高，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对经济运行内在规律认识不够充分；宏观调控措施相对滞后，调控措施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市场调节能力。从而导致投资规模出现较大规模的下降，引起了比较大的经济波动。 第二阶段，1991－1997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严重失衡，需求过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调节作用得到加强，微观经济体逐渐活跃，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快速升温。但是，由于新的规则未能及时建立，一些微观经济体在利益驱使下出现无序扩张和膨胀，致使经济活动处于非市场化状态，从而推动区域化产能过快升温，投资产业失调，导致局部通胀压力加大，进而破坏了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和产业链条的合理性。但此时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对市场机制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变行政手段为市场调节机制，变全面紧缩为有针对性地调控，还特别注意依靠和运用财政杠杆为经济活动注入稳定因素，从而使该周期内的经济波动幅度趋于理性，周期持续时间延长，实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良好态势。 第三阶段，1998-2000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供过于求，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在全面引入市

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国 际形势看，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已经启动，但发展前景不明朗；美国自从经历“9．11”事件之后本国经济陷入低迷，至今尚未全 面恢复；日本经济则长期低速徘徊.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积极的措施，例如：正式加入WTO；推动APEC的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合作等；但整体外部形势依然严峻。这就需要我们从内部经济入手，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在国内经济中，由于存在众多的问题，无法一一列举，所以本文试图从通货膨胀、失业、GDP的增长几个方面来探讨影响中国经济的原因，并且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对三条曲线的复合与分析 （一）三条曲线在一个坐标系中的复合：图一（% （二）三条曲线各自特点的分析 A、GDP增长率曲线 1、曲线走势：最近中国十几年的GDP增长率变动呈现前快后慢的特点。在第一个阶段，1991——1996年，GDP增长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平均达到11.6%；而在第二个阶段，1997——2001年间，GDP增长保持平稳中速的增长趋势，平均达到 7.8%。前后两个阶段平均增长率差异较大，呈现出比较明显的 阶段性特点。 2、原因

1）、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 第一，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当时称之为“市 场疲软”之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一方面澄清 了许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另一方面，他以个人的远见，在宏观上 为中国创造了一种宽松、积极的氛围，加速了经济的增长。 2）、1997——2001年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以下原因：首先，在经历了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些经济指标过热，造成诸如通货膨胀水平过高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国家在宏观上需要执行一套稳健、收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其次，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破坏，但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整体外贸环境。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东南亚国家进口市场的缩小，外贸行业整体效益的下滑，对我们这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来说，对经济增速的下降造成了实际的 压力。第三，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要求，我国陆续开放了一批部门和行业，大力下调平均关税水平；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国内原本受到很大程度保护的许多产业顿时感受到巨大 的压力，使得这些传统上的经济增长点在实际推动经济增长时显 得力不从心。 B、通货膨胀水平曲线 1、曲线走势：1992——2001年中国通货膨胀水平呈现先 高后低、先正后负的情况，同样具有阶段性的特点。1992——1996年间，平均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保持在12.2%，而1997——2001年其平均水平仅为－0.6%。两个阶段相差13%，这种有趣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2、原因

中国古代经济波动状况

中国古代经济波动状况 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一直都是不断的被破坏，破坏之后又不断的被重新恢复，破坏与恢复交替出现。 首先从不同历史阶段的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开始说起。 秦汉到三国时期，战国年间的长期战争和频繁发生的饥荒，人祸与天灾，使日益凋敝与衰落的社会经济到了秦汉之交时陷入全盘崩溃。秦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如统一交通制度、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使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但期间，秦王朝不停地对外用兵，并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工程，对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进而发展转变成为楚汉战争。西汉时期，统治者吸取前人教训，实行“与民生息”政策，恢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西汉末期的土地兼并和王莽政策的失误，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东汉末期的群雄混战和灾荒饥馑，都造成了当时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总的来说，从秦汉到三国时期，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西汉末年农民战争，以及三国之间的战争，共有三次巨大波动。 接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长达近3个世纪的战乱。曹魏时期，北方基本实现统一，但经济恢复缓慢。直到西晋初年，经济才出现“家给人足，牛羊被野”的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西晋内乱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经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直到隋统一全国，中国陷入长达280多年之久的混乱中，加上灾荒和疾疫，社会经济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 隋唐五代时期，除了在盛唐时期社会经济有过一段稳定发展时期，其他时期基本上也是混乱时期。隋是个短命王朝，再起短短的37年中，屡次对外用兵扩张，并大兴土木，开凿大运河，耗尽国力，民不聊生，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本

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十大发展趋势 希望对你有帮助 1，趋势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人民币难成自由兑换货币，稳健升值是大势所趋 未来10年，将是人民币加快走向国际化的10年。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将超过10%，在国际储备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甚至将高达15%。到2020年，在美元没有出现崩溃性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在4.2：1左右，年均升值约4.5%。 今后10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更多地受到我国经济和外贸持续较快增长的推动，人民币加快国际化将推动我国利率汇率改革、资本市场扩展、货币监管调控水平提高。 相对于我国经济规模和外贸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目前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已明显滞后，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一直受制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监管水平。本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现有主要国际货币尤其是美元的冲击，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预计今后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至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75.7万亿元左右，按目前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经济规模可能接近美国水平，超过日本一倍，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20%。 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也将年均增长8%，仍将快于全球5%的平均增速。由此，我国外贸总额至2020年将达到6.4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占届时全球贸易总额的13%。并且我国外贸将由顺差转为逆差。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将大致与我国外贸占全球贸易的比例相当，而人民币在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或许更高。 人民币国际化的羁绊依然存在。首先，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贸易和投资的双顺差阻碍了人民币的输出，而这是本币国际化的首要条件。即使外贸和投资全部以人民币结算，出口和投资双顺差也将吸干通过进口支付和对外投资流出的人民币，造成境外人民币流通的短缺，或只能以大幅增加外汇储备来支持人民币国际流通量的需要，即以美元等外汇的流入换取人民币的输出。 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还将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拓展，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较充分的可供投资的“资产池”。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将更加市场化，使得持有人民币的风险降低。资本项下的资金进出管制将放松，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投资者对投资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流动性要求。 这些趋势都将推动我国货币金融调控手段的完善。 10年之内，人民币依然难以成为自由兑换货币。但人民币稳健升值则是大势所趋。预计至2020年对美元将累计升值60%以上，先慢后快，年均升值约4.5%。 2，趋势之二：新能源助中国成汽车强国 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将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大众品牌 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仍将较大落后于美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将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汽车市场高速成长带来的能源和环保压力将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缩小与汽车强国之间差距的一个契机。

主要专利分析方法介绍

主要专利分析方法介绍： 1、技术功效矩阵分析：主要分析专利技术（包括方法、设备和操作原理）及其 功效间的对应关系，通过专利数量来有效衡量为提升技术功效而投入的技术力量，从而更明确为提升某一技术功效所必需的技术投入，再结合自身技术潜力，对发展计划实施的难易程度进行估计。另一方面，运用技术功效矩阵分析方法有利于找出技术领域内的瓶颈问题，帮助对类似技术主题和优先解决的技术障碍等问题的合理决策。 2、权利要求范围构件及其关系分析：近年来，尤其在某些技术密集工业领域， 一项新产品上市就已经受到了上百件专利的保护，因此严格规范与区分现有专利技术的权利要求、定位自己的专利空间，对新产品研发尤为重要。权利要求定位的主要作用，其一是新技术研发过程中，不断分析现有专利（特别是新近公开的）的权利要求点，从中寻找权利空白，不断调整技术研发方向，为自身新技术专利申请规划权利空间，以保证顺利获得专利并得到最大经济利益;其二是在侵权判断中的应用，新产品上市后，无论是被诉侵权还是诉他人侵权，都可以由专利、技术和法律专业人员通过对双方技术要点、权利要求点进行比对，判断是否“在被控侵权的产品或方法中，包括了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技术特征”，由此分辨侵权可能。

3、技术发展阶段测量方法：通过计算技术生长率(V)、技术成熟系数(α)、技术 衰老系数(β)和新技术特征系数(N)，根据V、α、β、N的值随时间变化情 况测算某技术领域的技术发展阶段。

4、技术生命周期分析方法：通过对专利数量与专利申请人数量进行二者的时序 变化分析。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在理论上被划分为4个阶段：技术起步期，专利申请数量和申请人数都较少，领域内研究者不多，研究成果较少，处于实验开发阶段;技术发展期，申请数量和申请人数均大幅增长，较多力量进入该技术市场，多为产品导向型专利;技术成熟期，专利数量继续增加，申请人数量维持不变，前期取得优势的有限几家公司掌握了主要技术并主导着该技术发展，技术已趋于成熟，以商品改良设计型专利为主:技术衰退期，申请数量下滑，申请人数降低，经市场淘汰仅少数优势厂商生存，商品型态固定，技术无进展，以小幅改良型专利为主。此后，技术是否能进入复活期，主要取决于是否有突破性创新为技术市场注入活力。 5、专利引证关系分析：一般而言，专利公开时间越早，被引证机率就越高，但 客观上仍可将被引证量高的专利视为本领域内核心专利。对于核心专利，不仅其技术内容值得重视，其所属国别研究也可反映出该领域关键性技术的重要研发阵地与技术市场。同时，由于专利引证率是衡量专利质量的重要指标，拥有核心专利的专利权人的研发实力与对本技术领域的整体带动作用也不可小觑。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前几年的7%以上至8%以下，回升到8.3%，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2000年算起。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经济正按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运行。预期目的就是：适当地控速降温，使经济保持既较快又平稳的运行。进一步具体地说，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从季度数据看，2003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9.9%、9.8%和9.6%。除去2003年第2季度抗击“非典”时为6.7%之外，其余均在9.6%～9.9% 之间，这是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而2004年第3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9.5%、9.4%和9.5%，这是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 二对未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起点 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

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为展开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先确立分析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卖与买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在马克思所说“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周期”称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33、694页。马克思分析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07页。马克思还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丁守海2010-09-20 摘要：关于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关系，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1）一致性波动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需要从几个维度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2）相对于非生产型工人、大企业、公共部门，生产型工人、中小企业、私人部门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更加吻合。（3）经济周期的不同冲击源会对就业产生不同后果，即便同一冲击源，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 关键 词： 就业周期，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结构性差异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最近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一些国家的就业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3月份，美国非农部门的就业岗位增加了16.2万个，出现了3年来的最大增幅。不过欧洲的就业形势并没有这么乐观。以法国为例，尽管2010年第1季度经济实现了0.3%的平稳增长，但就业形势并未好转，失业率仍在10%的高位运行。“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初露端倪的经济复苏，

就业到底会不会稳步复苏呢？这是时下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来为上述问题提供参考。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摆脱传统理论的信条，正视二者非一致波动的可能，特别是滞后波动与非对称波动的可能。二是强调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在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间的差异。三是比较不同的经济周期诱发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除技术冲击、需求冲击等传统的冲击源外，开始考虑劳动力市场行为变量的影响。 一、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动形态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就业周期衍生于经济周期，在无摩擦的传导过程中，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说与现实并不相符，对传统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也逐步展开。 （一）对一致性波动传统观点的两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