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用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2课文翻译1-10单元
Un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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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已经不再特别了
有这么一种说法：“要是你能记得20 世纪60 年代的任何事情，你就没有真正经历过那段岁月。”对于在大麻烟雾中度过大学时光的那些人，这话可能是真的。但是，20 世纪60 年代有一件事人人都记得，那就是：上大学是你一生中最激动人心、最刺激的经历。20 世纪60 年代，加州的高校把本州变成了世界第七大经济实体。然而，加州大学的主校园伯克利分校也以学生示威、罢课以及激进的政治氛围而著名。1966 年，罗纳德·里根竞选加州州长，他问加州是否允许“一所伟大的大学被喧闹的、持不一意见的少数人征服。”自由派人士回答说，大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容忍喧闹的、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在欧洲的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以新的姿态和激情地投入到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去，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引发了他们与当权者之间日益升级的暴力冲突。许多抗议是针对越南战争的。可是在法国，巴黎大学的学生与工会联盟，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最终导致了戴高乐总统辞职。
20 世纪60 年代大学生活的特点并不仅仅是激进的行动。不论在什么地方，上大学都意味着你初次品尝真正自由的滋味，初次品尝深更半夜在宿舍或学生活动室里讨论人生意义的滋味。你往往得上了大学才得以阅读你的第一本禁书，看你的第一部独立影人电影，或者找到和你一样痴迷吉米·亨德里克斯或伦尼·布鲁斯的志同道合者。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自由时光，你一生中最无拘无束的时光。
可如今那份激情哪儿去了？大学怎么了？现在，政治、社会和创造意识的觉醒似乎不是凭借大学的助力，而是冲破其阻力才发生的。当然，一点不假，高等教育仍然重要。例如，在英国，布莱尔首相几乎实现了到2010 年让50％的30 岁以下的人上大学的目标，（即使愤世嫉俗的人会说，这是要把他们排除在失业统计数据之外）。不过，大学教育已不再是全民重视的话题了。如今，大学被视为人们急于逃离的一种小城镇。有些人辍学，但大多数已经有些麻木，还是坚持混到毕业，因为离开学校实在是太费事了。
没有了20 世纪60 年代大学生发现的令人头脑发热的自由气氛，如今的大学生要严肃得多。英国文化促进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外国留学生在决定上哪所大学时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从高到低依次是：课程质量、就业前景、学费负担、人身安全问题、生活方式，以及各种便利。大学已变成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在就业市场上增加就业几率的一个机会，上大学本身不再是目的，它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暂时想象一下：你能够改变世界。童年与大学之间的距离已缩小了，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在一个没有保障的世界里，现在的许多孩子依赖父母资助的时间比以前的孩子更长。21世纪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根本无法自立门户，因为那太昂贵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通讯革命。儿子或女儿每学期往家里打一两回电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大学生通过手机与父母保持着脐带式联系。至于寻找痴迷无名文学或音乐的同道好友嘛，没问题，我们有互联网和聊天室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在那黎明时分活着是至福，
但年轻就等于身在天堂！”
华兹华斯的诗句说的可能是法国大革命，但是对于20 世纪60 年代的大学生而言，这样的诗
句同样真实生动。可是为什么对于如今的大学生来说，它们怎么就不真实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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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切的一代
弗兰克·托马斯是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学生，主修文学理论专业。他希望当人权律师。我从没指望通过上文学理论课来了解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或了解美国大学是如何在变化的。这门课是让你在课堂上扮酷的——带着一丝熬夜太多的困劲儿，穿着一件T 恤衫，上面印着“去过那儿，干过那事儿，对，这就是那件T 恤衫”或诸如此类带有讥讽意味的俏皮话。我是这样在课上消磨时间的：一边费力地听着性别理论和后殖民主义这样艰深的话题，一边用我的iPod 检索着好听的音乐。可是当我开始学习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我突然咔嗒一声开了窍。我提起精神，开始重新审视大学生活。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很难说，从定义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几乎是无法定义的……就是有点儿否定和反对先前的一切的意思。这就让人很难看清它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一术语是在1949 年被首次使用，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断定，对于文化或社会的未来，后现代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对我来说，它令我感到好奇，因为后现代似乎说的正是我那些酷劲十足、困兮兮的和冷嘲热讽、穿T 恤衫的朋友们。我们在那么多方面都是“后”的：后冷战，后工业时代、后生育高峰、后9.11。我们这一代人来自所谓的短世纪（1914—1989），生于其末尾。这个世纪充满了战争和革命，它改变了人类文明，推翻了强权政府，给我们留下了非同寻常的机会和特权，我们所得到的机会与特权比从前任何一代人都要多。可是我们该干什么呢？我们该像历代大学生那样去造反、叛逆吗？我们要上街去一遍又一遍地高喊“不看到变化，我们决不离开”吗？不，我们做着相反的事情：我们去参战，根本不问为什么；我们放弃自己的公民自由权，我们每天在晚间新闻中观看破坏和死亡。在大学里，我们在请愿书上签名，加入各种组织，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各种邮件通讯录中，戴为癌症研究义捐的标志腕带，观看电视转播的为非洲饥民募捐明星义演音乐会和为全球气候危机募捐明星义演音乐会――甚至去音乐会现场，假如能搞到票的话。可是我们代表什么呢？就像真正的后现代一代那样，我们无法描述我们的政治抱负，我们没有可以激发灵感、鼓舞斗志的领袖人物，我们没有哲学，我们没有方向或主题。我们只是被我们之前的一切所定义，我们是切·格瓦拉T 恤衫的一代。这是一场运动，好像是鼓励个人集体表现自我，似乎是在等待革命。作为年轻人，人们期待我们愤怒，因为那是年轻人的正常行为。但是，我们如何反叛怀念革命的父母一代？我们如何去反叛有时候比我们更想闹革命的父母？我们不反叛。不反叛就是我们的反叛。我们真正的精力不是放在校园里，而是放在互联网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断发展的交流思想和受挫感的机会。我们不再游行示威；我们不再到街上去，我们去聊天室。“我们以往所知的美国大学即将终结。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与激进主义相关的是基地组织，而不是气象员组织。“校园接管”听起来不大像1968 年的伯克利分校，却更像2007 年的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歌词的寓意则属于另一个时代，并不反映当今的现实。可是，科技革命就像20 世纪60 年代的革命一样真实而深刻——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它是正在推进中的未完成的事业，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也许等到我们的父母不再说他们样样都好而我们一无是处时，他们也许会明白，后一切的一代说的话也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在书写革命，我们在用自己的语言书写革命。
Un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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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是怎样表露的
霍普才九个月大，一见到另一个婴儿摔倒，泪水就涌了出来。她爬到妈妈身边寻求安慰，就好像是她自己摔疼了。15 个月大的迈克尔去把自己的玩具熊拿来给正在大哭的朋友保罗；保罗不停地大哭的时候，迈克尔替保罗捡回他的安乐毯。这些小小的表示同情和关爱的举动被接受记录同感行为训练的母亲们观察到了。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同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的婴儿期。实际上，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婴儿们在听到其他婴儿哭闹的时候就会觉到不安——有些人认为这种反应是同感的最初先兆。成长心理学家发现，甚至在充分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之前，婴儿们就感受到了同情的痛苦。甚至在出生后几个月，婴儿就
会对周围人的烦躁不安做出反应，就好像他们自己的烦躁不安一样，看到别的孩子哭也跟着哭。到了一岁左右，他们开始意识到痛苦不是他们的，而是别人的，可是他们对这样的事情似乎还是感到不知所措。例如，在纽约大学的马丁·L·霍夫曼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一个一岁的孩子把自己的妈妈拉来安慰哭闹的朋友，却忽视了同在一室的朋友的妈妈。这样的困惑在其他一岁大的孩子身上也能看到，他们模仿别的孩子的痛苦，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例如，如果别的婴儿伤了手指，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就会把自己手指放进嘴里，看看自己是否也感觉到痛。看到自己的妈妈哭，婴儿即使没有眼泪，也会擦拭自己的眼睛。这种所谓的运动神经模仿就是“同感”这个词于20 世纪20 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E·B·铁钦纳首次使用时的原始技术含义。铁钦纳的理论是：同感萌发自对他人痛苦的一种身体模仿；这种模仿继而在自己心里引起同样的感受。他当时在寻找一个与同情有所区别的词；同情是针对他人的一般困境而发的，无须分担他人的任何感受。小孩两岁半左右就渐渐不再有运动神经模仿行为，那时他们会意识到别人的痛苦与自己的不同，会更有能力安慰别人。下面是摘自一位母亲日记里的典型事例：一位邻居的婴儿哭了，珍妮走近前去，试图给他一些小甜饼。她跟着他转，开始带着哭腔低声自言自语。她然后试图抚摸他的头发，可是他躲开了……他平静下来，但是珍妮仍然面带忧色。她继续给他拿来玩具，轻拍他的头和肩膀。在这个年龄，幼儿对于他人感情波动的总体敏感度开始有所不同，有些像珍妮一样，感同身受，有些则麻木不仁。国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的玛丽安·拉德克－亚罗和卡罗琳·察恩－瓦克斯勒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种在同感关注方面的不同大部分与父母怎样教养子女有关。她们发现，如果在家教中让孩子特别注意他们的恶作剧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比如对孩子说“瞧你让她多伤心啊”，而不是说“你真调皮”，孩子就比较有同感心。她们也发现，观看他人遇到痛苦时别人的反应，儿童的同感心也会受到影响。通过模仿亲眼所见，儿童能培养出一套同感反应行为，尤其是在帮助那些苦恼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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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是桑迪
我的朋友向生人介绍我的时候，虽然我嘴上从不说什么，但我心里喜欢。我喜欢他们说“这位是桑迪——她是聋子”的时候脸上那副骄傲和荣耀的表情，就好像我证明了他们的仁德善心。我也喜欢生人脸上那瞬间的震惊表情、匆忙的微笑和他们竭力装出的“正常脸色”。如果他们这套仪式做得够好，我就会微微转过头，把头发掖到离他们较近的那只耳朵后面。他们总会说些好话，夸我的粉红色助听器，我的朋友们则一旁灿烂地微笑着。实际上，我在考虑开始收藏助听器。它们是比耳环更好的首饰。我曾经看到过一款“一夹得”带罩助听器的广告图片，产品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颜色，绝对时髦。那就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埃斯特的爸爸给她买的精美昂贵的手袋一样。那时，我们其他人只有羡慕的份儿，却无法仿效，因为我们的老爸没那么多钱去娇惯我们。而现在，只有我能戴助听器。朋友们也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说实话，我挺喜欢耳聋的。在那次车祸和愚蠢的安全气囊破裂之后的头几年，日子不好过，但是现在，耳聋让我在朋友中间显得很特别。我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是听力残障的，因为我不是天生耳聋，在我失去听觉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朋友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热心积极地参加这场“表演”。你知道，在你谈论朋友时，你会把称他们为“酒吧侍者德鲁”、“女权主义者卡罗尔”、“能用舌头给樱桃梗打结的家伙格雷格”等等。我是“聋女桑迪”。我喜欢这个称呼。我没有任何其他突出的个性或能耐。从来没有过。还不仅仅是与众不同。我确信，假如我不戴粉红色的助听器的话，我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或产生同样的结果。例如，跟柯林之间的事儿。我初次遇见柯林是在一次公寓派对上。女权主义者卡罗尔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之后，我把头发拢到两耳之后，凑得更近些，不是因为他把那套仪式做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是个情种。谁都能注意到在不可避免的惊讶之后他脸上恢复的微笑。握手之后，我们去拿喝的。在临时搭建的吧台和沙发之间的某个地方，卡罗
尔不见了。“你通常都像这样读口形吗？还是也用手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告诉他说：“我多数时间只读口型，因为这比用手语更容易，尽管这不是我一直盯着你的嘴唇的唯一原因。”他大笑起来。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后来，主人放大音乐的音量，调暗“舞池”的灯光；我不得不凑近他，很近很近，以便能在昏暗中接着读他的口形。我的确读到了他的口型。我们照例交换了电话号码。一周之后，柯林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打来了电话。我们出去玩了，发现对方在大白天依然好看，因此彼此感觉满意。我又读了更多的口型。在两个月之内，柯林和我就开始约会了。
Un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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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的身份
“弗兰克从未上过飞行学校、医学院、法学院……因为他还在上高中。”这是2002 年的电影《有种来抓我》的剧情简介。影片讲述了弗兰克·小阿巴格纳尔（列奥纳多·迪卡普里欧饰演）的故事，影片主人公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年轻骗术大师，曾在不同时间扮演医生、律师和飞行员的角色，在26 个国家伪造了价值六百万美元以上的支票。他成了联邦调查局伪造罪头号通缉令名单上最年轻的人。在影片中，阿巴格纳尔被虚构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卡尔·汉拉提（汤姆·汉克斯饰演）追捕，但后来逃脱了。他最终成了联邦调查局专攻白领犯罪的顾问专家。那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但那种事情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吗？其实，《有种来抓我》是根据弗兰克·阿巴格纳尔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他的行骗生涯持续了六年；被抓住后，曾三次逃脱监管（有一次是从飞机上的厕所逃走的）；在法国、瑞典和美国的监狱中总共度过了六年时光。他现在开办了一家咨询事务所，为企业界提供防造假咨询。他挣到了足够的钱，赔付了所有的受害者，如今是一位数百万富翁。2003 年以来，身份盗窃案变得越来越常见。很少有人会想象到，为了防止改变人生的犯罪，像把邮件拿到邮局去寄而不是丢在信箱里等人来取、把文件切碎而不是直接把它们连同垃圾一道扔出去，甚至使用价值一两块美元的笔之类的事情已经变得多么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变成身份盗窃案的无名受害者。我们花费许多时间和金钱，去努力挽回我们的名字、我们的信用、我们的钱和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来保护自己。我们可以增加防止此类犯罪的机会，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这不仅仅是要求我们列一份“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的单子，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心态。虽然网上银行现在很常见，但国内有一大群人——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占人口的15％——还是更喜欢用纸。而且，30％的诈骗案都发生在这群人当中。支票上有身份盗贼所需的你的所有信息。如果你用圆珠笔，笔迹可以用一般的家用化学药品除去，钱数可以改变。每天发出的有问题的支票高达一千两百万以上，平均每秒13 张以上。支票造假是个大产业……每年以25％的速率增长。犯罪分子指望我们犯错误，好让他们更容易得手。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身份盗窃发生之前就防范它呢？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不要把你的邮件留在邮箱里过夜或过周末。小偷就等着危险信号的出现，以便通过你向外投寄的邮件找寻有用的个人信息或支票。用签字笔填写支票和重要表格，签字笔的墨水会渗进纸张的纤维中，无法用化学药品除去。还有，切碎或撕碎含有个人信息的所有文件，然后再把它们丢进垃圾桶。记住，网络上有大量机会可以被小偷利用来根据你自己的身份伪造假身份。我们都知道黑客行为和木马软件对电脑数据库中个人信息的威胁。但是在谷歌上搜索某人也会透露大量个人信息，在线社交网站如“我的空间”、“相册”和“毕波”也一样。正如我们离开办公室去厕所时要随身带上钱包一样，注销你的电脑以防临时起意的盗窃也是值得的。最后一点，假如你遭遇较传统方式的抢劫——在大街上——挂失你的信用卡显然是要做的第一件事。但是别忘了，即使挂了失，信用卡也可以用作身份证来获得购物卡……那你就有了犯罪记录。身份伪造可以肆行多年而不为受害者所知。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现在的诈骗者觉得身份犯罪简直是太容易了。如果你的身份尚未失窃，那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对你动手。就会轮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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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数量而言企业需拥有大量的资讯可供随时调用，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那样的话，亚马逊就知道你阅读什么，能够给你提供你喜欢的书，而不是试图让你买你不喜欢的书。那么，有什么不妥吗？要是我正走在大街上，有人主动过来要卖给我什么东西的话，是不是很吓人？也许没没那么吓人。人们试图卖给我东西并不很吓人。就算他们不停地试图卖给我东西——显然他们已经老于此道，或者他们推销的方式令人不太舒服，也没什么吓人的。推销并不吓人，除非你是推销员。要是我走在大街上，我的面孔被一个推销员的照相机拍照，这是不是很吓人？那也许令人恼火，也可能是合法的。吓人吗？也许不。推销员对面孔背后的人又了解多少呢？要是我走在大街上，我的面孔被一个推销员的照相机记录下来，而那照片可以与某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档案上我的正面相片自动比对，这是不是很吓人？这样的话，那推销员就可能了解我大量的底细：我的姓名、我在哪家银行存款、我住在哪儿等等。如果照相机不是推销员的，是不是很吓人？在日益集权化、全球化、网络化的经济格局中，信息到处流通。迟早它会到达它的主人——或目前拥有它的任何人——能够随意处置它的地方。对方也许是遵守道德规范的——也许。假如说我们从恐怖分子那里——更不用说从动作电影那里——学到了一招，那就是，工具也是武器。全球通用的信用卡和支持它们的数据库是去除商业摩擦的工具。换句话说，它们是以让各方最省事的方式从人们那里取钱的工具。所以，如果他们是想卖给我东西，那没什么问题。如果对方是亚马逊，那也没问题。但如果都不是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我还没有提到身份盗窃，但这肯定是朝着那方向发展的。身份盗窃是指未经许可使用我的身份信息来行骗。我的信息流传得越广，可以找到它的地方就越多，发生盗窃的可能性就越大。与一个标识符相关的信息越多，一桩身份盗窃案所造成的改变也越多。在我们的社会里，虽然没有人因此而丧命或被它毁掉，身份盗窃是很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有比身份盗窃更糟糕的事；通用标识符也会导致那些更糟糕的事情。无论通用身份的前景如何，我们尚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无论我身在何处，一切都可能与我有关联。我们尚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世界给予我们的无可置疑的方便及我们在面对一切组合、强化（要是合理的话那该多好啊）的信息时所感到的危险之间保持平衡。这危险模糊，但显然很近。Un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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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
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以头条报道同一新闻的情形并不很常见。这样的事件得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这正是2001 年9 月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塔之后发生的情形。从那一刻起世界改变了模样，这样说也许并不夸张。但是，使9/11 值得纪念并（用媒体喜欢的话来说）具有新闻价值的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性和国际性。还有震惊和恐惧。这一消息极度震撼，极具爆炸性。事发多年以后，许多人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时身在何处和当时正在做什么。他们能记得自己的反应：对全世界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第一本能是去把这一消息告诉别的人。这就证实了那句老话：“坏事传千里”。一切重大新闻都是如此。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脸色煞白地向一班吃惊的七岁孩子通报说，肯尼迪总统死了。我并不知道肯尼迪总统是谁，但是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不安，后来就跑回家去告诉了父母（当然，他们已经知道了）。事实上，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那么，新闻到底是什么？一个事件光有客观重要性显然还不够——世界上有大量全球性的大问题，都会造成戏剧性的后果，从贫困问题到全球变暖问题——但由于它们都是进行中的，并不都集中在同一天上头条。对比之下，9/11 不仅具有国际性，而且奇特怪异、出人意料，还（可能使读者对身陷那场悲剧中的人们的困境感同身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具人性。奇特怪异并不意味着重大。就拿今天的《中国日报》上关于一只老鼠延误了一架从越南飞至日本的航班这条消息为例吧。在河内机场有人发现那只老鼠在一架飞机的过道里奔跑。它最终被12 名技术人员合力逮住，他们
怕它会咬破电线，造成短路。飞机晚点了四个多小时才起飞。你也许会说，这并不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除了少数乘客到另一国赴约迟到以外）。但是全球却颇有反响，从亚洲经苏格兰到美洲的电子版报纸都有转载（《爱丁堡晚报》的标题是“捉老鼠延误航班”）。另一个新闻价值的元素是即时性。这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近。一周前发生的事件一般来说就不是新闻了——除非你刚刚读到它。“何时”是受训记者常被教导用以勾勒新闻故事的五个“Wh （何）”问题之一（其余是何人、何事、何地和何故）；今天、今晨、昨天很可能在新闻报道所使用的时间副词中名列前茅。同样，即将发生的事件（今天、今晚或今夜）也可能具有新闻价值，虽然，从定义上讲，它不出人意外，也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说到即时性，能够实时播报新闻的媒体，如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就比报纸的优势大多了。眼看着事件在你眼前展开与次晨早餐时在报上读到它的感觉大不相同。但是，电视新闻未必比报纸报道更客观或更可靠，因为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图像是经记者或编辑根据特殊的目的，或至少是按照预定指示筛选过的；它们是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展现给观众的。如果把相机移到别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通常会谈到“媒体霸权”——或多或少隐蔽地影响公众的权力。但也许到了30 世纪，这种权力将有所减弱，或至少下放给普通民众。个人博客的大量出现，通过像“任你漂流”这样的网站自我广播的可能性，以及权限开放网页（wiki 网）的增长都意味着任何人有任何话要说——或有任何东西要展示——现在都能立刻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和电视即将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在永不休止的搜寻有趣新闻——奇特怪异、出人意外和极具人性的新闻——的过程中，它们将越来越多地转向网站收集资料，为全球信息网提供令人称奇的具有地方色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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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会消失吗？
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报纸击中前门、窗户或邻居的狗的叫声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对着一杯咖啡，也许还有早餐，读报的仪式是风暴之前的平静，是工作日开始之前愉快平静的一刻。可是，在所有讲英语的国家，报纸编辑们正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发行量下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读者转向互联网阅读新闻了。这意味着广告收入也在下滑，而报纸定价却在上升，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挣到一样多的钱。当然，像报纸这样价格敏感的产品可能会失去读者；恶性循环会不断加剧。那么将来会发生什么呢？报纸会消失吗？这种下滑是20 多年来的长期趋势，在互联网问世前就出现了。五分之四的美国人曾经读报。如今，似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读。1990 至2000 年间，成年人中每天读报的人数从52.6% 下降到37.5%。年轻人中，情况更遭：只有19％的18 至34 岁的人自称每天读报。仅有9% 的人相信报纸上的信息。互联网广告的运作方式与报纸广告的不同。广告商可以逐分逐秒地监视广告是否在起作用，而不需要再依赖报纸的发行量。互联网可提供的更多的窗口鼓励着为增加广告收入所进行的激烈竞争，同时印刷和生产成本已无情地上涨了。结果，《纽约时报》公司旗下各种报纸裁减了700 份工作。《巴尔的摩太阳报》即将关闭其住外新闻机构。在英国，多数报纸都缩小了开本，意在吸引年轻读者，但是因为“小报”具有廉价商品的含义，有些报纸就称新开本为“缩编版”。所有发行量大的报纸都建立了强大的网站。互联网为任何有意见的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窗口；报纸编辑最喜欢的莫过于给他们提供各种不同的反馈和意见，他们能从中得到安慰。如今十几岁的少年已不记得曾过过没有互联网的日子了；只有在写关于印刷新闻这一特定媒体的作业时他们才去读报。不可否认报纸对环境的影响。世界上每年有近40 亿棵树木被砍伐用来造纸，约占全部木材砍伐量的35%。毫无疑问，许多用来造纸的树木是在特别的种植园出产的，它们是定期栽种和砍伐的。而且，昨天的报纸常被回收再生，变成今天的报纸。尽管如此，在美国，造纸厂是对空气、水体和土地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日报或周报依然是个伟大的传统。“没有周日版报纸的周日就不是周日，”这样的评语常见于在英国所做的调查。其他意见则让人注意到报纸比便携式电脑更方便：“我
的报纸的电池永远不会没电，”“假如我的报纸掉到地上，它不会摔破，”“空姐从来不会叫我把报纸收起来，”还让我们想到英国全国的外卖食品的传统包装纸，“你可以用它们来打苍蝇，还可以用来包鱼。”如此看来，报纸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将来报纸发展的趋势包括对本地新闻需求的日益增长，而始于20 世纪80 年代晚期的对生活方式新闻的持续开发利用——尤其在个人理财和旅游方面——将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有些评论者建议，报纸不应粗制滥造（这是增加市场份额的通常做法），而应该精工细做。也就是说，尊崇以正直、诚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从事新闻报道的原则。具有为读者所敬重的办报立场的报纸肯定比互联网上逐一阅读的同类报道享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声望。此外，小城镇报纸对于为人父母者总是意味深长，因为其子女的照片也许会在上面登几天，成为新闻。人人都放假的时候，坐在扶手椅上读传统的周日版报纸将是难以打破的习惯。但是这样就够了吗？或者，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看到报纸的消亡？
Un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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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一座小岛上的美军基地里。虽然流血和破坏的场景揭示了一些战争的恐怖，但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小说。没有英雄或英雄行为，敌人并不真是德国人（在故事中并未出现），而是能致你于死地的任何人——包括你自己的长官。《第二十二条军规》主要是一部滑稽小说，其主要人物，一名叫约萨里安的飞行员，只有一个目标——活到战争结束，然后回家。他以为通过装疯就能做到这一点。那是个粗鲁的玩笑，可是达尼卡大夫并没有笑，直到约萨里安又执行了一次任务之后，再次来求他要求停飞——尽管这没有任何指望。达尼卡大夫窃笑了一下，很快又沉浸到他自己的麻烦中去了，这包括怀特·哈夫特指挥官那天早上一直在向他挑战，要和他比印度式摔跤，而约萨里安则恰恰在彼时彼地决定要发疯。“你这是在浪费时间，”达尼卡大夫不得不告诉他。“你难道不能让疯子停飞吗？”“哦，当然。我必须。有一条军规说我必须让疯子停飞。”“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停飞？我疯了。问问克莱温格去。”“克莱温格？克莱温格在哪儿？你把克莱温格找来我就问他。”“那就随便问谁吧。他们会告诉你我有多疯。”“他们疯了。”“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停飞？”“他们为什么不要求我让他们停飞？”“因为他们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当然疯了，”达尼卡大夫回答。“我刚才告诉你他们疯了，不是吗？你不能让疯子来断定你是否疯了，对吧？”约萨里安冷静地看着他，换一种方法说。“奥尔疯了吗？”“他肯定疯了，”达尼卡大夫说。“你能让他停飞吗？”“我当然能。不过他得先请求我。这是军规的一部分。”“那他为什么不请求你？”“因为他疯了，”达尼卡大夫说。“要在无数次死里逃生之后还坚持执行战斗飞行任务，他一定是疯了。当然，我能让奥尔停飞。不过他得先请求我。”“他要想停飞就只需做这些吗？”“就这些。让他请求我吧。”“那你就可以让他停飞了？”约萨里安问。“不。那我就不能让他停飞了。”“你是说有卡子？”“当然有卡子，”达尼卡大夫回答。“第二十二条军规。任何想要逃避作战任务的人都不是真疯。”只有一个卡子，那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它规定：在面对真正的、紧迫的危险时考虑到自身安全是理智的思维过程。奥尔疯了，因此可以停飞。他只须提出请求；而一旦他提出请求，他就不再是疯子，就得去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如果去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奥尔就是疯了，如果不去他就不疯，但如果不疯，他就得去执行飞行任务。假如他去飞，他就是疯子，就无需飞；但假如他不想飞，他就是正常的，就不得不飞。约萨里安被这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绝对简单深深地感动了，不由得充满敬意地吹了声口哨。“第二十二条军规，可真是个卡子，”他说。“它是所有军规中最好的一条，”达尼卡大夫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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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弗兰克日记的故事
“1944 年6 月13 日。又一个生日过去了，我现在15 岁了。我收到了不少礼物：一本艺术史、一套内衣、两根腰带、一幅手帕、两罐酸奶、一罐果酱和两小块蜂蜜饼干……彼得和我在配楼里待了两年了——我们经常谈论将来、过去和现在，可是……我想念外面真实的世界，而且我知道它存在。”安妮·弗兰克在她现已出名的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话，当时她和她的家人躲在“秘室”里，那是她父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后面的几间屋子。弗兰克一家实际上是难民，是从德国移民到荷兰的犹太人，定居在阿姆斯特丹以逃避纳粹的迫害。但是在1940 年5 月，当德国军队入侵并占领了荷兰之后，对荷兰犹太人的迫害也很快就开始了。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安妮和姐姐玛戈被禁止去上学、骑自行车，甚至坐汽车。他们只被允许进某些店铺，任何时候都要在衣服上戴着一颗黄星以表明他们是犹太人。大卫王之星，一种重要的宗教象征，被纳粹变成了一种耻辱的标志。到了1941 年，纳粹开始大量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往劳改集中营，劳改集中营很快就变成了死亡集中营。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把他的家人和他的生意伙伴的家人藏起来。1942 年7 月6 日，就在安妮开始写日记数周后，弗兰克一家躲了起来；一周后，范·佩尔一家人也加入进来。在其后的两年里，八个人就关在六个小房间里，绝不能外出。没有足够的吃的，两家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在躲藏的日子里，安妮一直坚持写日记。她逐日叙述“秘室”里的日常活动，也记述自己的梦想和憧憬。她很难设想未来；她和别的人都清楚，犹太人被捉住会有什么下场。“我们的许多犹太人朋友和熟人都被成群地带走了。盖世太保对他们非常粗暴，用运牲口的拖车把他们运送到德伦特最大的集中营威斯特伯克，他们把所有犹太人都遣送到那里。……如果说在荷兰都这么糟，那么在德国人送他们去的那些遥远的蛮荒之地又会是什么样呢？我们猜想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被杀害。英国广播说他们正在被毒气熏死。”——1942 年10 月9 日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是个普通的十几岁少女，好奇、自我批评而且喜怒无常，安妮还是个相当有天赋的诚实的作者，为生存的权利而斗争着。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她的日记如此强大的力量：“我没有放弃所有理想，这简直是奇迹；它们显得那么荒唐和不切实际。然而，我紧紧抓着它们，因为我仍然相信，不管怎么样，人们的内心都是真正善良的……我必须坚持我的理想。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的理想会实现。我完全不可能把我的生活建立在混乱、苦难和死亡的基础上。我眼看着这世界正慢慢地变成荒野；我耳听着那逼近的雷霆，终有一天也会把我们摧毁；我感受着数百万人的苦难。然而，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觉得一切都将变好，这残酷的现实也将结束，和平和安宁将再度回归……我必须捍卫我的理想，因为也许我能够实现它们的时候就要到了。”——1944 年7 月15 日安妮写这些话，并非在展示简单幼稚的乐观主义。那是她的信念和人类尊严权利的宣言。它传来的是一个孤独少女的声音，她为自己写作，但同时也是所有无辜受邪恶迫害者的呐喊，他们的命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难。这就是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被誉为犹太人大屠杀（其间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之声的原因：她的话代表了全人类的心声。1944 年8 月，他们的藏身处被突袭了，纳粹官员逮捕了每一个人。他们被带往一个过渡性集中营，被迫做苦工。从那里，他们又被用火车送往奥斯威辛。一个月后，安妮和玛戈被转移到德国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俩均于1945 年3 月死于斑疹伤寒和饥饿。安妮·弗兰克时年15 岁；她的姐姐19岁。在躲藏的八个人中，唯一幸存者是奥托·弗兰克。他在战后发现了女儿的日记，设法出版了它，以表彰她的勇气。当安妮在日记中写下“我希望你对我会是极大的支持和安慰”这句话时，她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她的文字也会是对全世界的支持和安慰。
Un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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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成真
当夜幕降临悉尼时，雨也开始悄悄地从夜空中飘落。几百盏灯把澳大利亚体育场照得灯火通明，场内的声音震耳欲聋。走向跑道时我看了一眼四周看台上无数的脸，但我的注意力还是
很集中。再过几分钟奥运金牌的归属就要见分晓了，它悬挂在远处，很诱人。我心在剧烈地跳动，口干舌燥，肾上腺素猛增。童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令人非常兴奋，又胆战心惊。我知道，为了确保能梦想成真我必须强迫自己超越已知的极限。我极力保持镇静，告诫自己不要紧张，要坚持按原计划做，按自己的节奏跑。我知道那些俄罗斯姑娘起跑很快——这场比赛我落后俄罗斯运动员叶莲娜·普罗科霍洛娃不能超过十秒。如果我做到这一点，冠军就是我的了。我望着四百米跑道的起跑点，屏住了呼吸。这些年来，在世锦赛、英联邦锦标赛以及欧洲锦标赛的八百米赛跑中我屡战屡败，饱受挫折。现在，它再次横在我与奥运冠军头衔之间。我的英国支持者在为我欢呼，声音特别大，就好像看台上只有他们是粉丝。我听到他们喊我的名字，为我鼓劲加油，听到他们充满希望的呐喊。宽阔美丽的体育场上到处飘扬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旗，我感觉自己和观众融为了一体：我们有着同样的期盼，同样的梦想。几个小时前，我的脚踝在跳远时受了伤，缠上了绷带，但是我忘掉伤痛，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观众身上。他们的叫喊声势浩大，使我精神振奋，我感到镇定自若。我知道自己会全力以赴，拼尽全力跑完全程。我感觉自己已经进入最佳状态。我只要跑两圈就行了，就两圈。跑完这两圈，过去两天以及28 年来所有情感和身体上的辛苦付出就将被胜利或者失败所淹没。这一跑真是生死攸关。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也就是跑两分钟，谁都能跑两分钟。发令枪响了，比赛正式开始。第一圈还好，我跟其他人跑得一样快，但我觉得比平时要累得多，比我预想的要累得多。这次锦标赛赛前长达数周的艰苦训练以及这两天激烈的比赛所带来的疲劳在我的赛跑过程中显现出来了。精神和肉体的疲倦开始向我袭来，我不得不反击。普罗科霍洛娃一开始就领先。最重要的是我不能被她甩得太远，我得紧紧地跟着她。最后一圈的铃声响起时，我比她落后2.3 秒。只剩最后一圈了，就一圈，我能赢，我必须坚持跑下去。到最后150 米的时候我听见观众高声叫喊，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加油助威——这时我的腿疼得要命，我看见我和那个俄罗斯运动员之间距离正在拉大。令人欣慰的是，我的脚还在继续向前迈步，这时候就全靠精神毅力来支撑了。普罗科霍洛娃正在向前冲，我不能让她甩开了，我必须跟上她。我开始倒数剩下的距离：60米、50 米、40 米、20 米。我看得见计时器了，我能赢，但成绩会很接近。最后终点线出现了，我冲了过去，累得精疲力竭。我跑完了。冲过终点线时我最初的念头是这次赛跑比预期的要艰苦得多，记得八周前我以2 分12.2 秒的成绩打破了个人最好成绩。然后，我的心思转向了比赛成绩：我赢了吗？我想我是赢了，过终点线时，我知道其她运动员的位置，我肯定我赢了。但是，如果我不是亲眼看见记分牌上的成绩，我就无法让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当我站在那里，抬头望着记分牌等待确认成绩时，我竭力打消脑子里消极的念头，但是我还是禁不住想：如果我再次与冠军失之交臂怎么办？如果我经历了这些磨难却又一次失败了，那该怎么办？Unit 6 Sporting life190我听见远处转播比赛的解说员在谈论两天来的艰难赛事，我好像听见有人说：“我觉得她做得够好了。”接下来，来自德国的萨拜因·布劳恩走过来告诉我我赢了，他们在我之前打听到了消息，她问我当奥运冠军是什么滋味。我笑了，但还是不敢肯定。接下来的那一刻将让我铭记一生：计分牌上我的名字亮了。那一刻我惊呆了。如释重负，平静了一会儿，感谢我内在的自我帮我度过了这两天。我感到全身一阵振颤，这时候该做的事是：高举双手，紧握双拳。我向粉丝们望去，他们正兴高采烈地挥舞旗帜，鼓掌呐喊。我是奥运冠军，奥运会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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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足球的短
波尔多：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在最近的一次晚餐宴会上说起垒球时哈哈大笑：“当两个队友在场上来回投球时，另外七个小伙子在边上站着无事可做。”我知道，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小就接触某项外来的运动，他就很难对它感兴趣。现在我正遭遇同样的文化壁垒。6 月9 号世界杯足球赛就要开始了，而我对球员在“球场”上干些什么却一无所知。看起来这是给这个
所谓的精彩赛事揭短的一次大好机会。我看足球也有好几年了，我所看到的就是22 个穿着短裤的成年人在场上疯狂地奔跑，力争踢到球，互相绊倒对方。我猜想他们的目的是要把球踢进网里（也叫球门），可是，如果不是碰巧的话，球是很难靠近球门的。看起来，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项靠运气取胜的运动。整整一个半小时，球场上一片混乱：球飞来飞去，球迷们在哼着一首悲伤的曲子，让人想起纳布卡的“奴隶合唱团”。双方队员好像都失控了。记分法说明了一切：多数球赛都是以0-0、1-0 或2-1 结束的，这意味着球赛结果倾向于平局，如果比赛结束时一方胜出了，那只是因为他们运气好。为了粉饰这种现象，他们称这样的比赛为“激烈”或“有悬念”。足球新人——大多是美国人——或许不知道有多少种得分法。除了用脚踢球之外，在空中用头顶球也是允许的。可医生会告诉你，这可不是脑袋的最大用途。老实说，很多进球是从某个无意中挡住球的球员身上反弹进球门的。观众喜欢这种进球，尤其是放守队员——当然是偶然地——把球送进了自家的网内。射门最好地说明了这种比赛的碰运气性质：百分之九十的射门（被称为“机会”，或在无望的情况下，称为“半个机会”；在法国称为opportunités）或被挡住，或因为射得太偏球直接飞上了看台。万一球碰巧瞄准了，穿过长满毛的队员的腿滑进球门，那纯粹是运气。射门的人，亦称“前锋”，会因为纯属偶然的进球而独揽所有的赞誉，他会脱掉球衣，绕着圈猛跑，四、五个队友会扑到他的背上阻止他，让他穿上球衣。接着又恢复了混乱，看台上的观众又开始哼歌曲，而计时器则在滴答声中慢悠悠地走向漫长的90 分钟的尽头。足球与垒球或篮球不一样，（对足球来说），准确的控球并不是最重要的，蒂埃里·亨利和几个巴西球员例外。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上帝从未想让我们大多数人在全速跑动时用脚来控制皮球。时不时地会有球员脸上挨了一肘，躺在草地上痛苦地翻腾。这时会暂停计时，几个提着黑包的小Sporting life Unit 6191个子男人会跑过来按摩他那假装、胡说的受伤部位，然后他又活蹦乱跳地站起来。那位肘击他的球员会得到一张叫做“黄牌”的东西：一种温和的惩戒。怎么会有战术和规则都如此模糊不清的运动呢？除了“伤停时间”之谜，还有那个被称为“越位”的规则，大概是指除非有两位对方球员在他的前头，否则前锋不能接队友的传球。为什么不能呢？这让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不必担心——即便是职业解说员也往往对此感到语塞。BBC 的足球名嘴约翰·莫特森认为对越位规则“不存在国际通用的解释”。想想真正的足球（即美国人的橄榄球—译注）对“持球触地”没有一致的解释会有什么后果吧。为何你们典型的足球比赛看上去如此失控呢？很简单，因为球场上只有一名裁判，他要负责管束22 名极度兴奋的运动员。他不允许球员提出异议（否则就给他一张“红牌”，让他冲个澡走人）。但是，大多数的犯规，如推人、出拳打人、使绊、用膝盖顶人、手球都是在他看不到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是球迷都看见了，于是引发了观众席上更多的抱怨。有一个迷一直解不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蜂拥前去观看这项比赛呢？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关键的东西。
Un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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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瑟伦要去日本学木工手艺，临走前他问我能否收留他的狗霍根。我说：“当然可以，它可以保护我。”最近我们家附近常有抢劫案发生，我在马塞诸塞州的房子北面靠湖，西面被树林环绕，晚上坏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瑟伦哈哈大笑。他说：“有陌生人进门时，霍根也不一定会叫。如果来了个夜贼，他或许还会去舔他。”不过，霍根感觉到他跟我的关系与他跟瑟伦的关系有所不同。瑟伦体格强壮，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勇敢，他并不需要太多的保护。匆忙赶路时，瑟伦会像抱小孩那样一下子把霍根抱到皮卡的货箱上。我可抱不动他，我的体重和霍根差不多，而且他还比我年轻力壮。作为女人，我所面临的危险是瑟伦和霍根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在我这里生活了一周之后，只要一有陌生人靠近家门，霍根就开始吠叫。我们之间的保护关系其实早就存在了，起初我是保护者。瑟伦第一次把霍根托付给我看管时，
他Animal planet Unit 7225还只是一只七个月大的小狗，它只在我家里过了一个周末。那是11 月底一个寒冷的早晨，湖水刚开始结冰。湖面上的一层薄冰能托得住吹落的树叶和细小的树枝，但是还太脆弱，远不能承受动物的爪子。那时我正在后院晾衣服，长长的晒衣绳拴在房子旁的一棵参天橡树和湖边的一棵云杉之间。一条淡蓝色的床单随风飘起，眼看着就要掠过湖面飞上天空。当我奋力地用衣服夹子夹床单时，霍根正在我腿边玩得气喘嘘嘘，一段两英尺长的橡树枝成了他的宝贝，被他叼来叼去。由于一心只想着揪住床单，让它平整伏贴地悬挂在晒衣绳上，我心不在焉地捡起那段树枝，朝山坡下将我们家院子与湖水隔开的围栏方向扔了过去。我以前也经常这样为他扔木头。根据木头的不同重量和我的动作的大小，我知道它们大概能飞多远。但这块木头赶上了一阵疾风，朝着床单想去的方向飞过了院子，越过了围栏，最后以溜冰高手般的优美动作滑进湖水里。我抬头一看，只见霍根飞速穿过院门，以一个漂亮的飞跃撞破薄冰，落入水中，他差一点就够得着那段木头了。时间凝固了，我站在晒衣绳边，心想：瑟伦把这孩子交给我看管，他可是我的第一个孙子，我必须救他。我深知11 月底那片湖水的危险性：我曾经掉进那水里，当时是靠着镇定和缓慢移动才逃过了一劫。我知道在惊恐中霍根很可能会用爪子抓我，把我拖进水里，我们俩可能会因此一同葬身湖底。接下来的一瞬间我已经站在水里，霍根用前爪破冰朝我游过来。一路上冰块的侵扰似乎让他受了些惊吓，但他绝对能控制得住自己。我尽量向前趟，直到我的双脚陷进湖底的烂泥，冰冷的湖水浸透了我的夹克。我站在那儿等着。他游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脖子，我把小狗的身体托起来，带他离开了湖水。他好像知道了刚才的危险。当我们穿过院子进屋时，他一直静静地呆在我的臂弯里，而不像平常那样扭动着身体想挣脱。在屋里我用毛巾在他身上揉擦了很长时间，后来他跑到我扔在地板上的那堆湿衣服旁边察看，他喜欢我的衣服带有湖水的气味，喜欢我们俩所都有那种沼泽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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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吗？
大象照镜子时到底看到了什么？显然是它自己。以前，人们认为这样的自我意识仅存于人类、灵长类动物以及动物智慧世界的明星——海豚。在这项大象和镜子的研究里，大象起初只把镜子当作物品来把玩。最后，它们可能意识到它们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它们会反复触碰画在它们头上的印记，如果没有镜子的话它们就不可能看见这些印记。亨特大学的戴安娜·雷斯认为，这是自我意识的很有力的说明。过去，科学家认为动物和机器一样，能根据事先编排好的程序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它们被认为不具备感受和思考能力，绝对没有理解抽象概念的能力。但是，养狗的人是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他们在宠物狗的眼睛里看到了爱，知道它有情感。狗能通过训练接受指令做有益的事情。它会认人、选择食物、识别道路。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有思维能力呢？如果有的话，又如何证实呢？我们对动物的认知是经过过滤的，是建立在人类对世界的理解的基础上的，我们常常把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最早研究动物心智的科学家之一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在1871 年出版的《人类的起源》一书中，他质疑是否只有人类才具有高级思维能力——如自我意识和记忆。达尔文猜测人脑和动物脑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他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面对相同的常规挑战和相同的基本需求：寻找食物和伴侣，在天空、Unit 7 Animal planet226森林和海洋中旅行时不迷失方向。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有解决问题和甄别分类的能力。例如鸟类必须有分辨颜色的能力，以确定果实什么时候成熟，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了解捕食动物的形状能帮助它们避开危险，有数字概念有助于他们了解本鸟群的情况，了解哪些鸟已有伴侣。从1977 年起就从事动物智慧研究的艾琳·佩珀伯格认为，所有这些技巧不仅需要本能，还需要认知能力。她研究一只叫“亚历克斯”的非洲灰鹦鹉，从它一岁开始整整研究了30 年。鹦鹉以模仿语言的能力著称；在她的实验里，佩珀伯格利用鹦鹉这方面的才能来了解亚历克斯对世界的理解。她的目标是教会它英语语音，以便能够和它对话。“我想如果它学会如何
交流，我就可以问它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了”。记忆、语言、自我意识、情感和创造性是高智力的关键标志。科学家已经一点一滴地揭示并记录了其他物种在这些方面的才能。佩珀伯格发现亚历克斯不仅能够数数，还能分辨形状、大小、颜色及材料（如木头、羊毛和金属）。直到最近，只有高等哺乳动物，如灵长类，才会被认为具有理解“相同”和“不同”这些概念的能力。但鹦鹉和灵长类一样长期生活在复杂社会里，因此抽象的智力对它们而言似乎是有价值的生存技巧。达尔文认为，动物的心智和它们的身体一样因为要适应环境而进化了。他甚至说：即便是虫子也有一点点智慧，因为他观察到虫子能判断什么样的叶子适合用来堵它们的洞口。许多20 世纪的科学家轻视这些发现，认为它们“不可靠”，是受了拟人说的影响，即根据人的特征来判断动物。但是，现在舆论的天平已经不再向那些认为动物像机器一样没有智慧的观点倾斜了，而是向达尔文的观点倾斜。大范围的动物研究表明：智慧之根在动物界的分布既深又广，变化多端。人们吃惊地发现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都很聪明，它们会制造工具。红毛黑猩猩能用树叶当斗笠挡雨；在爬带刺的树时，它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手。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拥有共同祖先这一事实。但是，现在让他们吃惊的是：智慧似乎并不仅仅体现在与人同祖的物种身上。进化似乎能够在不同物种身上重新创造出相似的意识形式。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智慧并非高等哺乳动物的专利。目前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动物具有情感和智力，这会改变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吗？
Un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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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消遣（节选）
1 一位天才美国心理学家说过：“烦恼是感情的发作；此时大脑缠住了某种东西不肯放手。”在这种情况下，和头脑争论（让它放手）是无用的。愿望越强烈，与之争论就越是徒劳。
你只能温和地将另一种东西慢慢灌输到痉挛状态的头脑中。如果（这一东西）选得恰当，而且它真的从另一领域的情趣中受到启迪的话，那么逐渐地，往往也是迅速地，原先不适当的“不肯放手”就会慢慢放松，恢复和补救的过程就会开始。
因此，对于公众人物而言，培养业余爱好和新的兴趣才是上策。但这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单凭意志力就能做到的事情。精神情趣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想在需要的时候可随手摘取充满生机的果实，种子就必须精挑细选，必须播种在肥沃的土壤里，还必须辛勤地护理。
要想真正快乐，真正安全，一个人至少应有两三种业余爱好，而且必须是实际可行的。到了晚年才开始说：“我会培养对这或对那的兴趣”，这是没有用的。这种愿望只能加剧精神紧张。一个人可能会获得大量与其日常工作无关的知识，却不能从中得到任何益处或宽慰。做你喜欢做的事没有用，你要喜欢你做的事。泛而言之，人可以分为三类：极其劳累的人，极其操心的人，极其无聊的人。对于卖了一周力气、流了一周汗水的体力劳动者来说，让他们在星期六下午踢足球或打垒球是不合适的。同样，对于工作了六天、一直为公务操心的政界人士、专业人员或商人来说，在周未再让他们为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操心劳累也是无益的。那些能够支配一切、能够肆意妄为、能够染指一切追求目标的人是“不幸的”。对于他们而言，多一种新的乐趣、多一种新的刺激只是增加一分厌腻而已。
他们到处奔乱跑，企图靠喧闹和骚动来摆脱无聊对他们的报复，但这么做是徒劳的。对他们来说，某种形式的纪律约束是最有希望让他们走出困境、走上正道的。
可以这样说，理智的，勤劳的、有用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人认为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第二类人认为工作和娱乐是一回事。这两类人当中，第一类人占大多数。他们是能够得到补偿的。在办公室或工厂里长时间工作给他们带来了报酬，这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使
他们对寻找快乐充满了渴望，哪怕是最简单、最质朴的快乐。
但是，幸运之神偏爱的是第二类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自然的和谐。对他们来说，工作时间永远不会太长（永远都不够长），每一天都是假日，而当普通节日来到时，他们会感到厌恶，因为这强行打断了他们埋头从事的工作。然而对这两种人来说，换换脑子，改变一下气氛，转移一下注意力都是不可缺少的。其实，把工作当作乐趣的人，很可能是最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工作放下，让头脑放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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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无为——或如何歇着无所事事
数百年前，人们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因为人人都在辛苦劳作。在19世纪的英国，人们有了较多闲暇，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歇着无所事事是一种罪过。于是为了避免诱惑，他们发明了足球、橄榄球和板球。人们开始从事更温和的休闲活动，如观鸟、园艺、收集火车头号码。他们甚至可能只是观看一项运动，给人一种有事可做的印象。
其中一个例子是板球。这是一种规则怪异的奇特游戏，如果五天之内毫无进展，玩家往往就会决定双方战平。而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人人都对这毫无结果的比赛感到心满意足。这是个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闲暇无为的好例子。
渐渐地，近年来闲暇无为中的互动变得甚至更少了。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休闲物种进化成功，它认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体育节目或数码影碟是它们能做到的最令人兴奋的无为了。这就是沙发土豆。
那么，谁想当沙发土豆呢？嗨，事实上，许多人想，理由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今天你休息，也许你刚下班或放学。也许你累了，只想放松。对沙发土豆来说，任何活动都太麻烦，懒散是一门艺术。
怎样才能变成沙发土豆呢？那很容易。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例如一张躺椅、一个豆袋或……你知道接下来就是……一张沙发。可别坐在土豆上。确保你拥有所需的一切：零食（尤其是土豆片——严肃的沙发土豆不会吃别的）、饮料、杂志和电视。
最重要的装备当然是遥控器了。没有无需离开沙发就能换频道的自由，沙发土豆就配不上这个称号。事实上，没有遥控器看电视有变成近似体育锻炼的危险，或许是应当避免的。
现在，就开始看电视吧。每隔十秒钟换一次频道，然后继续换。别太热心，尽量不要对任何节目太感兴趣，因为这会威胁到你的沙发土豆身份。（记住，你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只有马利斯派铂马铃薯那么长。）最后，请别人帮你做事，如拿更多食物，或租影碟。但是对他们态度要好！如果你态度不好，你就很可能得亲自动手了。
但是，对于每种新时尚，都会有反对者。英国广播公司最近报道，英国农民对“沙发土豆”这一叫法感到愤怒，因为它败坏了土豆的形象。英国土豆协会称，土豆是天然有益于健康的，它们将要组织抗议活动，要求把“沙发土豆”一词从《牛津英语词典》中删除。
你瞧我没说错吧！沙发土豆是健康的。
当然，对于真正的沙发土豆来说，固有的危险还是有的。也许最大的危险来自缺乏锻炼，其后果被专业沙发土豆称为电视肚。然而，有些人则视自己的电视肚为专注闲暇无为的标志，骄傲地把它系在裤腰之上。（有趣的是，这是一种极为时尚的穿法，叫做松糕顶。下次泡星巴克的时候去弄明白为什么吧。）
可是时间在推移，到了21世纪，我们现在又有了沙发土豆的翻版，特指电脑在线活动。这叫做鼠标土豆。鼠标土豆在电脑显示器前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他们的表兄沙发土豆一样缺乏对外界的兴趣。鼠标土豆痴迷于与世界各地的块茎同伴玩在线游戏。事实上，离开电脑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使你受到世界上较亮时区的鼠标土豆对手的威胁。
休息期间，他们通常广泛搜索互联网或加入在线聊天室，在虚拟世界到处留下缺乏见识和拼写拙劣的意见，一般来说是对人家智力的污辱。
对于更具冒险精神的鼠标土豆来说，你甚至可以登陆沙发土豆旅游网站，去周游世界，造访列国，如果没有该网站你可能永远也去不了这些地方。通过记录你的鼠标旅行的距离，你还可以算出你在电脑上花了多少时间。这叫做鼠标英里数，所有好的电脑商店里你可以拿它换更多的土豆片。
就这样，费最小的劲，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闲暇无为。变成一个沙发土豆吧！养一个那样的电视肚吧！作为鼠标土豆刻苦训练，挣鼠标英里数吧。今天就开始吧。时间那么多，而要做的事情却那么少。
Un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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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适合做这个工作吗？
过去，大学生活很轻松。那将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年，你知道这一点。你是这样消磨时光的：在咖啡馆和酒吧里与新结交的朋友聊到深夜，在壁球场和板球场上尽情地挥舞球拍，或是作为大学戏剧社的大腕在舞台上昂首阔步。不管你有什么爱好，大学生活都能为你创造条件。而且，别忘了，你的学习还总能跟得上，能完成指定的阅读，并在最后一分钟匆忙草就那一周的文章。你唯一没有时间考虑的是过完这激动人心的三年后要做什么。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考虑，因为无论选择什么职业，都有一大堆公司排着队来聘用你。
那是过去英国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情形，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最近一项对英国各大跨国公司的研究表明，即使拥有一个优良的学位，大学生再也不可能一毕业就得到最好的工作了。今天的大学数量比30年前翻了一番，40%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由于并不缺少大学毕业生，拥有一个优良的学位对找工作就变得尤其重要了。竞争很激烈，结果是如今的大学生花了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时间来复习功课，为那些可怕的期末考试做准备，做报酬低的兼职以偿还债务。
然而，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英国二百多家公司的经理认为，学生花在学习或挣钱维持生计上的时间太多了。他们本应该去参加各种俱乐部，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如团队合作和现场演示。这些经理还说，他们宁可让职位空缺，也不愿意聘请那些缺乏必要技能，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占领商机的毕业生。
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经理们相信，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学位课程里增加社交能力的训练。有的大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南安普敦大学历史系学生必须做一个为期十二周、六人一组协同工作的项目——通常与当地的生活有关。项目内容包括：做一次演示、写一篇集体论文、做一项公众服务——可以是给中、小学生讲课，或做一期有关中、小学教学的广播节目。
毫无疑问，这种合作学习法能帮助许多学生培养有助于改善就业前景的个人技能。公司在面试应聘者时使用的最有名的人格测试之一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简称MBTI），这种分类法把外向/内向性格两分法置于它所分析的人格特征列表之首。测试中没有“正确答案”，但是它认为：性格外向者更适合做团队工作或与他人打交道的工作。
南安普敦大学项目中同样有趣的一个理念是：学生应该关注比校园更广阔的社区，并设法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当今越来越小的世界里，学生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学并不是与社会现实问题完全脱钩的学术象牙塔。正相反，大学本身可以促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学学位课程之前、期间、之后，学生们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成为志愿者。正如我们所知，大学课程需要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一般人会选择腾出上大学前或大学毕业后
的一年时间作为实践年。
通常，志愿者工作指帮助病人或老年人、在假日营里招待贫困儿童、在第三世界国家教书，或者做农业或环境研究项目。
对那些选择在这些方面施展才能的学生而言，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可以把他们获取的丰富经验写进个人履历里，而未来的雇主是不会不注意到这些经验的。不过提醒一句：你应该记住自己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曾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了两年的谢恩?欧文指出：“志愿者的工作能教给你宝贵的职业技能，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只想着通过志愿者工作来给自己的履历表增添光彩——你做志愿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想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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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志愿者
世界上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种志愿者工作的经历。不同的工作、地点和文化都会使志愿者在其志愿活动中的得到和付出有所不同。另一个影响志愿活动的重要因素是你做志愿工作时间的长短。我们决定采访近期的志愿者，了解他们做志愿工作的真实故事,希望能帮你判断志愿工作是否适合你。
莉萨·金斯堡在南加州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参加志愿活动，这使她产生了去孟加拉国当两周和平志愿者的想法。
作为志愿者你做了些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
我与和平志愿者一同前往孟加拉国，我们在达卡集合，然后坐八小时的长途车到迪纳杰布尔村。和平志愿者与迪纳杰布尔村当地的一家机构并肩工作，我们帮他们搭建每年一度的白内障治疗营地，为当地老年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或为有需求的人检查眼疾。我们帮他们在学校里安装设备，打扫环境，将教室变成外科手术室，称为"手术教室"。头两天帮忙做眼科手术，后五天在白内障营地帮忙。在诊所的最后一天，我们帮着给患者解除绷带，每位患者都得到一副特配眼镜，不过他们得到的眼镜都是一模一样的。其他的工作还包括修建厕所。我们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去了不同的村庄，在地上挖个坑把蹲式马桶和水泥环放进去。
志愿工作与在国外旅游或工作有何不同？
我不得不承认这项工作比较辛苦。过去我出去旅游都住在青年旅社，条件还不错，因为环境相当整洁干净。做志愿工作时，我有时要打扫厕所。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到底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宁可干别的事儿。”我不得不承认有时生活条件也有很大的不同：床只是一块木板，连床垫都没有。我们也无法享受旅游的灵活性。当你单独或和别人一起旅游时，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累了就休息。但这是工作，我们得早早起床干活，但很有乐趣。
你出发前觉得志愿工作是什么样的？对它有什么期待？你的看法有改变吗？
我觉得志愿工作符合我的期望。我从小就想当医生，这也是我选择医疗作为志愿项目的原因。其他项目有做研究的，也有做考古挖掘的，但是我想和医疗工作者和医生一起工作，而这正是我所做的工作。
你参加的志愿活动要求志愿者付参加费，对于免费为别人工作还要自己掏钱，你是怎么想的？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必须自己掏钱这件事。这不像我每周都参加的业余爱好，我当然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会有一些花费，我攒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真的很想去，我对这个项目充满热情。虽然到世界的那个角落旅费很贵，但我从来就没觉得那是个负担，我只是提前计划并为此攒钱。
对于志愿者组织的有效性有很多争议，你认为你的加入给这个组织带来什么变化了吗？在哪些方面？
我不知道我是否带来了什么变化，可我在出发之前就知道:在两周的时间内我不可能改变世界。我知道，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愿意帮助他们，我们花时间来为他们
做些事情，这让他们很高兴。离开医院和学校操场时，他们的人都哭了。我们在短短的几大内建立了感情。
你在志愿者工作中经历的最糟糕和最好的事是什么？
我这个项目里最糟糕的事情是等待。因为项目主任对某些事情没把握，没有事先计划好，让我们做了很多不必要的等待。他们做事不太有条理，如果地力机构与和平志愿者组织之间能够更好地相互沟通的话，事情就会顺利-些。最好的经历是与其他志愿者建立友情，地方机构尽量给我们分配不同工种的活。我们玩得痛快，干得卖力。我们走访了许多民居、家庭和学校，并结识了很多当地人。毎当想起骑车穿过稻田应邀去当地人家喝茶时的情景，我就会发自内心地微笑。
Un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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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中穿行
小说中的时间旅行
伍迪?艾伦作有一篇格调轻快的短篇小说，题为《库格马思趣事》，写一个名叫库格马思的男人利用魔术师珀斯基发明的时间旅行盒去拜访文学作品中的著名人物。他发觉自己被瞬间遥运到19世纪的法国，与包法利夫人开始一段艳遇。可是，在另一个世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对埃玛?包法利感到厌倦了，就要求回到现时。珀斯基同意了。不可避免地，库格马思又感到厌倦了，就要求回到包法利夫人那里去。可不幸的是，他刚进去盒子就爆炸了。库格马思发现自己并未回到文学世界，而是落入一册名叫《西班牙语补习》的旧课本里，被一个不规则动词追得到处跑。
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梦幻故事，自1895年H. G.威尔斯写《时间机器》以来，类似的故事在许多小说中出现过。
祖母悖论及其他反驳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瞬间遥运和时间旅行可能发生吗？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挑战着科学家。认为时间旅行不可能的主要论点是祖母悖论。假如你回到过去，你就可能阻止你的祖母遇见你的祖父，那么你的母亲就不会出生，你也不会出生。
另一种反驳是，假如我们能够制造一台时间机器，我们就能够到未来任何地方去，然后回到我们的起点。可是在时间机器造好之前，我们无法用它回到过去。
爱因斯坦、万有引力与黑洞
可是，近来量子物理学的发展结合爱因斯坦的研究成果暗示，时间旅行也许不限于虚构世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创造了四维的空间时间概念。空间时间是平的，除非有一个重物，比如太阳，把它压弯。这种变形效果即产生万有引力。因为宇宙充满了产生万有引力的重物体，所以空间时间不是平的，而是一连串不规则的弧形。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天文学家能看见理应被较近的物体遮蔽的遥远的恒星。从这些恒星发出的光不是沿直线运动的，而是绕过阻碍直线运动的物体沿弧线运动。
爱因斯坦的等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一步暗示，恒星到达生命的终点时，会向内塌陷，其构成物质会缩聚成一个比原来要小得多的密度极大的物体，即变成一个黑洞，任何物体也无法从中逃脱。黑洞中心是一个密度无限大的点，叫做奇点，在其中一切正常的物理学定律都不管用。一切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都被吸引向奇点，然后瞬间从另一边出去，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叫做平行宇宙。
量子理论和爱因斯坦
根据量子理论，量子物体如电子或光子有时表现得像波浪，或像微粒，但绝不同时既像波浪又像微粒，从而支持着这种平行宇宙观念。想想当一束电子波通过电视屏幕塌陷成一个微粒点时会发生什么。有些科学家一直对塌陷前后瞬间的情况感兴趣。现在
把这一想法扩大到黑洞，我们就能明白，在黑洞之外可能存在另一个宇宙。
现在，根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时间可以缓慢地穿过黑洞——令人吃惊的是，正是从这一点，我们开始看到时间旅行的可能性。假如说量子物体在一时一地缓慢地穿过黑洞，那么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它们正穿过另一黑洞。
量子理论还说明，当量子物体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宇宙便分裂开来，以使其选择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当一个宇宙中具有一套相对维度的量子物体能够进入另一个具有另一套相对维度的宇宙时，两个宇宙间的干扰就可能发生。这导致宇宙自身分裂成无数小宇宙的观念。
平行宇宙
那么我们如何解答祖母悖论？假如我们旅行到过去，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平行宇宙中的新的未来之中。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对我们自己的现在宇宙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也回答了千百年来的古老问题：“未来是前定的吗？”
当然，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们尚未掌握必要的技术，目前还无法制造出可使我们克服黑洞的非凡力量在时间中旅行的机器。但是在物理学中没有什么样的定律可以阻止我们在未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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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事实还是虚构？
学生已今非昔比。如今，似乎有些学生从来就没有翻开过书本。这是科普作家斯蒂夫?琼斯在其《单螺旋线》一书中描绘的令人沮丧的情景，他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现代通讯系统。讯息即媒介；从前有书本，可是现在，琼斯说：“媒介是，或者说似乎是，一切，但绝不是纸上印的一行行字。”许多学生就是不再习惯读书了——书是老掉牙的通讯方式。
那么怎样使他们学习科学呢？咳，你要是走进校园书店，就会找到办法。那里有生物化学家的歌本，其中化学分子式被配上乐曲以便记忆。相对论是用电子游戏来解释的，那是个虚拟乘火箭在空间旅行的游戏：你可以在火箭加速或减速飞行时在上面打网球。还有卡通，它们使哪怕最艰涩的科学话题都变得有趣易懂。
可是就连这些激发兴趣的方法也已变得老套了。更激进的方法是一个物理学教授提出来的：从科幻电影的错误中学习科学。有些电影也许糟透了，但其中隐藏有大量有益的信息。学生只需舒舒服服地坐着、放松、欣赏电影，同时吸收一点科学知识。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教授的想法。在《地球着火之日》（1961）中，两颗同时爆炸的原子弹把地球推向太阳。可是这违反了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即，作用和反作用力相等且方向相反。既然地球重达六千艾吨，那就需要特大的爆炸才能把它推入正确的方向。假设爆炸将一亿吨岩石和碎渣抛入宇宙，那么这个炸弹的威力要比任何以往的炸弹都要大。但是，稍做运算就能说明，这样一场爆炸除了会把地球上的生物全部杀死之外，充其量也只能让地球偏离轨道大约四分之一英寸。
所以，这部电影是没有科学含量的虚构作品。 1986年出品的电影《异形》也是同样。在这部影片中，宇航员们在宇宙飞船中走来走去，就好像在地球上的家里一样——而实际上他们应当在无重力环境中漂浮才对。《异形》的制片人会在大学一年级的物理学考试中不及格，但是《2001：太空漫游》背后的智囊斯坦利?库布里克和亚瑟?克拉克却会在同样的考试中以高分通过。宇宙飞船上有一巨大的轮子转动着，产生向心力，并给船上的宇航员一种“起伏”感。
科幻电影中对相对论的处理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以《星舰迷航：回家之旅》（1987）为例：宇宙飞船围绕太阳飞行，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竟然飞回到了历史之中。但这是瞎编乱造，而不是相对论。正如琼斯所说：“爱因斯坦说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但没有
说如果你跑得够快，钟表就会倒转。”就连《超人》（1978）也被此概念所困惑。他在瞬间往逆时针方向绕地球一周去救地震受难者洛伊斯?雷恩。琼斯说：“时间不像汽车，它没有倒档。”
最后，1977年根据H. G. 威尔斯的小说拍摄的《蚂蚁帝国》里的那些巨型昆虫又如何呢？问题在于它们的肺，或者说，它们根本没有肺。蚂蚁没有肺，它们是通过身体组织吸收而获得氧气的。蚂蚁越大，吸收氧气的时间就越长——这样它们身体的各部件就不能良好地运作。所以像人那么大的蚂蚁更可能老是在大口喘气，而不是把冒失少年的脑袋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