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这份年度报告以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为主题，集中讨论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背景、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设计;对于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落实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缓解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平、完成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成果。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要点

一、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

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但却与真

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

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克服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何构建生态城市和绿色人居?

(6)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7)怎样实现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 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

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

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

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

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

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 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

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

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

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

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6)本报告由于资料口径原因暂未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有关城市。

(7)本报告评价的结果仅限于以上所列城市的比较。

本报告的一些基本观点，参考了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由同一研究组所做出的结论，并且在科学发展观统帅下，对当时的认识做了相应的提高和修正，在此一并说明。

(二)

城乡区域系统与城市化研究

一、城市之间及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其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流动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城市化过程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个城市实质上是“地域(地理空间)、影响(能力空间)、组织(有序空间)、文化(人文空间)、发展(梯度空间)”的多维集合体。它本身似乎是非生命的，但是只要它存在一天其外部和内部都是生机勃勃的。这不仅仅由于组成城市的中心成分是人，也不仅仅由于城市所作用的第一主体和服务的第一对象是人，而且在城市运作及其演进轨迹中，城市本身也有太多的行为类似于一个有

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换言之，往往可以把一个有机个体在其生存与发展环境中所进行的努力，放大到一个城市在生存与发展中的进程，并可实施有效的精确模拟。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去看待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其本意在于借鉴现存的、明确的、有效的和公认的理论要点和确定规则，去面对可供参照的城市体系，再加以深度的、逻辑的、符合理性的开拓，从而将那些“概念边缘模糊、理论内涵混沌、无法观控定量、不能宏观预测”的重大命题，例如城市化战略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新的层次。

弗瑞斯特教授(Forrester,1971)、梅多斯(Meadows,1972)等著名学者很早就对世界发展模型包括城市的发展问题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们认为21世纪世界各国城市经济活动的总体增长趋势将面临三个方面的刚性约束:其一，地球上有限的空间;其二，资源稀缺的日益加剧;其三，生态服务能力与环境自净能力的限制。事实上，他们后来自己也认识到疏忽了另一个重要的约束，即人类科技水平与调控城市能力的限制(Meadows,1992)。这些约束条件的克服，是城市能力(物质能力、文化能力、意志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的集合)的优先表现。只有城市能够确保全体社会成员有足够的食物、足够清洁的水和空气，足够抵御外部伤害的掩蔽物、足够适宜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使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有效的保证，才能无可争议地将其健康地延伸到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通常被认为是“三大结构形态和四大功能效应的系统集合体”。从结构上去认识，城市首先表现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种空间结构形态;其次表现为人类发展

史中的一种生产结构形态;以及表现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种文化结构形态。从功能上去认识，城市在一个“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巨系统中，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组织效应和辐射效应的能力，寻求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地提升到现代文明的中心，表达为结构与功能不断优化的、具有等级系列特征的、作为区域发展动力的和一组整体演进的高效动态体系。简而言之，城市是在地理空间中的一组充填式布局，是被赋予等级概念的、功能互补的、具有整体效益最大化的一组集合，形成了一个结构和谐的、流通顺畅的、交互有序的、整体高效的网络系统。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体，镶嵌在一个可以提供自然资源、可以提供生态服务、可以提供人力支撑、可以提供文化范式的基础平面之上。这样，城市必然既被视作是在垂直方向上从大到小的有序结构，同时也被视作是在水平方向上同级城市的功能互补，这两大方向上的编织效应和交互影响形成了所谓具有自组织功能、自学习功能和自适应功能的特种复杂系统。

人类历史上，大约在10000年以前农业革命的出现，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人只有在稳定地改变了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之后，才具备了集聚的可能;人只有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才具备了交换的可能;人只有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才具备了分工的可能，这些可

能性不断地推动着城市的增多、扩大和发展。虽然学者们都承认第一座城市产生在6000年至7000年以前，但是世界人口的高度集中和城市的迅速发展，却是在最近50年的20世纪下半叶。1950年当时居住于城市的世界人口，约为7.5亿，到了2000年已经上升到近30亿，50年当中增加了3倍，使得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将近50,。

此处引用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华盛顿，2001)的“世界观察专论”第147号和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数据，列出公元1000年、公元1900年和公元2000

年，世界上10个最大城市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城市的分布、演变、人口增长、文明兴衰以及历史变化的轨迹:

可以看出，在1000年的时间里，世界10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了75倍，从总量214万人达到1亿6千万人。现在仅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东京，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相当于1000年以前全世界城市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人口总和的7.6倍。在100年的时间里，世界10大城市人口规模从2580万人增长到它的6.3倍。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当时世界上10大城市人口的数量更高达5亿人，出现了与现在完全不相同的“超巨大城

市”(美国《商业周刊》称之为“超级城市”)，可能占当时城市人口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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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市发展的轨迹，一方面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会发生现今人类尚未想象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巨大变革，这种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的城市发展过程，是值得中国进行深入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也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再用半个世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课题。

有了上述对于城市的理解，“城市化”的概念就有了相对清晰的表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