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彩山导游词
叠彩山导游词
一、叠彩山名字的由来
叠彩山位于桂林市区偏北，是桂林市主要风景名胜之一。主峰明月峰海拔223米，是市区中一个较高的山峰，相对高度73米。
叠彩山之得名，最早见于唐会昌四年（844年）诗人元晦（huì 音会）的《叠彩山记》石刻中：“按图经，山以石文（纹之别字）横布，彩翠相间，若叠彩然，故以为名。”元晦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zhěn音枕）的侄子，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他被任命为桂管观察使（地方行政长官，唐代广西设桂管、邕管、容管三个省一级以下的行政区域）。唐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元晦始建叠彩山，修道路，建亭阁，会昌四年七月竣工。他认为，山石层层横断，就像一匹匹彩缎堆叠起来一样，因此给山起名为“叠彩山”。
叠彩山由二山（于越山、四望山）和二峰（仙鹤峰、明月峰）组成。它本是海底里奇形怪状的岩石，其升出海面的年代大约是三亿六千七百多万年前。由于沉积的石灰岩中有厚层、薄层之分，使峰岩层层叠加起来。升出海面的叠彩山，受到长达千百年的风化，地表水沿着溶岩表面裂缝溶蚀，岩石裂缝面参差不齐、色彩各异，就像彩色绸缎整齐地堆叠在一起。
二、于越山
叠彩山南麓有登山石道，沿石级上，举目便见“叠彩亭”。此亭原为清光绪年间临桂知县秦焕所建，1958年重修。亭柱上悬挂着新写的秦焕以“风洞”为上下联首字的对联：
风景大文章，流水潭烟空万象
洞天古图画，诗人名士共千秋
由叠彩亭东上为于越山，曾在此建“于越亭”，解放后改为“于越阁”。登阁远眺，景色迷人。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到此吟诗作赋，抒发情怀。唐代诗人元晦作《于越山记》和《越亭二十韵》诗，盛赞这里的风光美景。据古籍记载，“于越”（有人说是“干越”之误）是古代百越 (古时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少数民族) 民族的一支，秦汉时期活跃在南方，三国时吴国派遣大将步骘（zhì音智）征服了于越，因此以百越人的一支“于越”给山命名。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于越山已经是一个游览胜地，山下建有楼阁寺宇，颇为壮观。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古迹早已湮没。至今可以游览的，在于越山北侧山腰有个“素洞”，东麓有“康岩”。这是清代名人康有为（号长素）在桂林讲学时发现的，并分别以他自己的号和姓氏来题名。
三、四望山
（1）《四望山记》
四望山位于叠彩亭之西，山上树茂林密，呈现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旧时，山上长着很多的桂树，每当金秋时节，桂花盛开，香气四溢，因此
原先叠彩山又有“桂山”之称。由叠彩亭沿着风景道行数十步，在四望山东面的悬崖上可见“四望山”三个篆字。题榜之下，刻有《四望山记》。这两则题刻同属晚唐诗人元晦，在会昌初年（841年）任桂管观察使时的作品。记中写道：“山名四望，故亭为销忧。”当时山上建有“销忧亭”，是游人云集的地方。因年代久远，现已湮没。有人认为，元晦引用东汉诗人王粲(càn 音灿)《登楼赋》中“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的典故，表达他强烈的思乡之情。
（2）羽卿和李少莲的题刻
四望山以山石奇特而著名，那光怪陆离的石块，好像一个用玑珠翠玉堆成的蓬莱仙岛。那山崖上的“江山会景处”和“玉叠蓬壶”的巨幅题刻，更显得此山的峻美可爱。“江山会景处”五个大字的落款是“万历乙巳秋日羽卿”，题词者名王鸣鹤，字羽卿，明代江苏淮阴人。他曾任广西征蛮大将军，爱好诗文山水，桂林的隐山、白龙洞、七星山、阳朔等地都有他的诗作题刻。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王鸣鹤与时任广西巡抚的扬芳等好友七人同游桂林，登上叠彩山，为这里迷人的风光所吸引，于是挥毫写下“江山会景处”五个大字。意思是告诉人们，桂林山青水秀的美景几乎都汇集在这周围，而叠彩山超群拔萃，是桂林山水荟萃之地。
清人李少莲，字景山，今广西桂平人，大学士。道光乙巳年（1845年），他游叠彩山后，被其奇异的风景所吸引，心情特别愉快，于是写下“玉叠蓬壶”四个大字，以表达他对叠彩山的赞美之情。《拾遗记》书中说，相传古代海上有神仙三岛：蓬莱、方丈、瀛洲，又因这三岛“形如壶器”，又叫蓬壶、方壶、瀛壶。他认为，在此眺望叠彩山的明月峰，犹如巨型碧玉壶，很像白玉堆砌起来的“蓬壶” 仙境，即传说中的蓬莱仙岛一样。“玉叠蓬壶”四字，字体浑厚，笔力刚劲，给人以美的享受。
四、仰止堂
进入叠彩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直立的青石碑，上刻：“常熟瞿忠宣江陵张忠烈二公成仁处”三行楷书大字，落款是“道光庚子（清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抚粤使者（广西巡抚）梁章钜立石”。瞿（qǘ 音渠）式耜（sì音伺，古代称犁上的铧），字起田，号稼轩，江苏常熟人，是南明政权永历皇帝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工部尚书。张同敞，字别山，湖北江陵人，是明神宗时期的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的曾孙，为南明永历皇帝时的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但不久清兵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权。明亡之后，在长江以南的广大
地区，先后出现了好几个由明朝皇族建立与清朝对峙的政权，史称南明政权，统称“南明”。这几个政权分别是：明朝福王朱由崧，于1644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南明弘光政权，1645年被清兵攻灭；明朝鲁王朱以海，于1645年在浙江绍兴就监国位，其监国政权不到一年时间就归于失败；同时，明朝唐王朱聿键，于1645年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这时南明有了两个并存的政权，至1646年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告终结；明朝桂王朱由榔（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于1646年在广东肇庆建立最后一个南明永历政权，坚持抗清十余年，至1661年灭亡。
明永历四年（1650年），清军在明朝降将定南王孔有德的指挥下，逼进桂林城，明军将领四散逃跑，桂林成为一座空城，形势万分危急。瞿式耜的部下劝他逃走，以待来日东山再起。但瞿式耜决心与城共存亡，与清军血战到底。总督张同敞曾是瞿式耜的学生，本来在前线督师，兵败后，他没有和其他将领一起逃走，而是从别处赶来，与瞿式耜一起共守危城。桂林城被孔有德的清军攻破后，瞿张二人同时被捕，被关押在叠彩山下的民房里，共四十余日。清将孔有德以高官厚禄劝降，瞿张二人严词痛斥，宁死不屈。孔有德恼羞成怒，对瞿张二人施以酷刑。瞿张二人在关押的日子里于狱中赋诗唱和，互勉坚贞。永历四年农历闰十一月十七日（1650年1月8日），孔有德终于将他们杀害在叠彩山的风洞前。他们忠于职守，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受到人们的敬仰。后人把瞿张二人就义前在狱中的唱和诗共49首，辑成《浩气吟》专集传世。瞿张二人被害成仁125年之后，即清道光二十年（1895年），福建福州人梁章钜任广西巡抚（省级地方政府长官），有感于瞿张二人的忠贞，在当年他们就义处，特立碑石纪念。在此之前，乾隆皇帝曾为瞿张二人封赐“忠宣”、“忠烈”谥（shì）号（封建时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所给予的称号）。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也希望清朝大臣学习瞿张二人的忠贞精神，为国尽忠，以巩固清朝的统治。
叠彩门右边一平房，名为“仰止堂”，表示对瞿张二公的英烈事迹的敬仰。堂门向西，正对着碑石。堂内的北壁，嵌有瞿张二公的线刻画像碑和《浩气吟》中的两首诗碑，供游人瞻仰。1963年，郭沫若先生来桂参观“仰止堂”时，为瞿张二公写了像赞诗，也嵌于壁间。
五、仙鹤峰
叠彩门左侧的石级通往仙鹤峰，仙鹤峰上有仙鹤洞，又名碧霞洞、白鹤洞、瞻鹤洞。相传洞内曾有白鹤住过，后人于洞内篆刻白鹤一对，因而得名。也有人说，从西面看，仙鹤峰宛如蹲在地面上
的仙鹤，尾朝南，头朝北，仙鹤洞似大眼睛，昂首遥望，炯炯有神。白鹤洞分上下两层。上洞东西穿透，在夜晚，从洞口向西望去，那灯火通明的街景，构成一幅美妙的夜景。下洞宽敞，如一大厅，高明爽朗，景色格外宜人。各壁间有古人题刻多件，其中有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的“白云深处”四大字，书法清新秀丽。
六、风洞
（1）“风洞”名称的由来
风洞位于叠彩山山腰，洞呈葫芦形，南北贯通，中间洞口较为狭小，仅能过一人。南来北往的暖气流和凉气流，在此都能畅通无阻。明代诗人刘台刻在风洞中的《叠彩山》诗云；“嵯峨 （cuō é）怪石倚云间，洞锁烟霞六月寒。”所以，风洞中长年清风习习，虽在盛夏，久立则不胜寒。置身洞中，令人心旷神怡。正如叠彩门上楹联所书：“到清凉境，生欢喜心。”这是清代任广西布政使（省级最高行政长官）的张祥河所撰。由于风洞空气流畅，这些风向来柔和、清新、凉爽。和风送爽，使人感到十分的惬意。“叠彩和风”是清代桂林的新八景之一。因此，叠彩山过去也叫“风洞山”。
古人把风洞分为南北两岩洞，北称“北牖（yǒu音有，窗户）洞”，因为它像向北的窗户。南称“叠彩岩”，是依山而名。唐代元晦在《叠彩山记》中说：“其西岩（即叠彩岩）有石门，中有石像，故曰福庭。”在唐代，叠彩岩也称“福庭”，意思是说岩内石壁皆镌佛像，因此得到佛的祈福，此处是神灵护佑的门庭。风洞文物古迹荟萃，摩崖造像云集，有20龛98尊摩崖佛像。石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诗文、题名、题榜及绘画等。风洞的叠彩岩正上方刻“叠彩山”三个大字，此三字是由桂林文管会写信向沈尹默先生求索，沈老于1964年8月写好之后寄来，经放大然后刻石。沈尹默（1883—1971年）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诗人，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解放前曾任北平大学校长。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很高，尤以行书擅长。他精于用笔，清圆秀润中有劲健遒逸之势。
“叠彩山”三字旁刻有陈毅元帅的千古名句：“愿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1963年2月，陈毅副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桂林时，写下了《游桂林》一诗，上述的题刻出自该诗。他通过形象的比喻，对桂林之美给予极高的评价。
（2）风洞里的弥勒佛
在风洞里，叠彩岩有一尊小的石雕弥勒卧佛，北牖洞有一尊大的铁铸弥勒坐佛，。从前叠彩山有十八尊于明代铸造的铁罗汉，其中十七尊都于抗日战争期间毁于战火，仅剩存的一尊后来也遭毁坏，现在看见的弥勒坐佛是1991年重铸的。弥勒佛袒胸露腹，笑口常
开，样子确实逗人喜欢。在寺庙里弥勒佛两旁常有这样一副对联，生动有趣，极富哲理，是寺庙楹联中的上乘之作。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是梵文Maitreya的音译，意思是“慈氏”。这原是佛教的菩萨名，跟佛还差着一等。据说他出生在古印度的一个贵族家庭，慈氏是他的姓，名叫“阿逸多”意思是无能胜。他后来成了释迦牟尼的弟子，侍立一旁听法。通常在庙宇中供奉着“三世佛”，俗称“横三世佛”，这是为了有别于“竖三世佛”。“竖三世佛”则按时间前后而言，左边是过去佛燃灯（Dipamkara），中间是现在佛释迦牟尼（ Sakyamuni ），右边是未来佛弥勒 ( Maitreya )。释迦牟尼预言，弥勒将继承自己的佛位为未来佛，即法定接班人。要在释迦寂灭后，经过四千岁（天上一昼夜相等于人间四百年，即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才能下生人间，目前正在兜率天宫（“候补佛休养院”）中待命。在《西游记》里，兜率天宫是太上老君居住和炼丹的地方，但在佛经里，兜率天却是弥勒的乐园。释迦牟尼的生母摩耶夫人死后即往生于此。为了盼望弥勒早些出世，从南北朝时开始，一直到宋、元、明、清人们大造弥勒佛像。在中国历史上确有此人。唐末五代的后梁时期，浙江奉化出了个怪和尚，名叫“契此”。他长得矮胖，肚子奇大。常用锡杖挑着个大布袋在闹市中出现，面带笑容，四处化缘。他言语无常，四处坐卧。因其总负一布袋，乞得之物就装在布袋内，故称“布袋和尚”。他能预报天气，为人说祸福，都很灵验。契此的疯颠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此名噪一时。契此圆寂时端坐在一块磐石上，说偈 (jì 音寄，佛经的唱词)语道：
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
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他圆寂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胖大和尚就是弥勒佛的化身。以后，人们便按照他的摸样塑成了中国式的大肚弥勒佛，供奉在天王殿正中，受人膜拜。这位“冒牌”的弥勒佛，千百年来取代了佛经中正统的弥勒佛，而名扬四海，家喻户晓。而佛国中真正的弥勒，倒鲜为人知了。“正统”的弥勒造像身着菩萨装，常戴天冠。传说，谁要摸一下弥勒佛的大肚皮，就能消灾除病，保佑平安。
（3）康有为两住风洞山
风洞外东侧竖有一石碑，上刻《康有为讲学处遗址》。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怡，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等为首的有识之士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
多人中的203人，签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拒绝与日本和议，变法图强。康有为起草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因为变法的这一年（1898年）是旧历戊（wù）戌 (xū)年，因此这次变法称作“戊戌变法”。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维新（政治上的革新、改良）变法”的风云人物，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
康有为两次来桂林，为显示他清高不凡，择居叠彩山风洞前的景风阁，因为景风阁前有厅，后有室，环境清幽，是居住、讲学的好地方。景风阁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农历甲午年，即1894年）十二月第一次来桂林，后在风洞北口石壁上，题刻25个字：“光绪甲午之腊（腊月），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被议，游于桂山，居风洞月余。”“著书被议”，这是康有为来桂的主要原因。康有为于1891年为变法制造议论而写了《新学伪经考》一书，反对泥古不化的古文经学保守思想，提出因时而变的今文经学思想，这是他实行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古文经学是经学研究中的一个流派。汉代学者传述儒家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为依据，而由战国以来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是谓古文经学。由于康有为引导知识分子离经叛道，他的学说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非议和攻击，并由当时两广总督李翰章出面，下令焚毁《新学伪经考》一书。康有为经受这一打击之后，心情十分沉重。正在这时，桂林开明学士龙泽厚慕名到广州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接纳了龙泽厚，在与龙泽厚交谈中得知，台湾巡抚唐景崧因失意回到桂林。康有为很想结识唐景崧，还想到桂林后，找到更多“新学”的支持者。康有为在龙泽厚的邀请下，便来到桂林。“维新变法”运动很快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朝廷守旧势力镇压下去，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一日，这是他在北京“公车上书”失败后来到桂林的。康有为两次来桂，收徒讲学，重点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学生明白“变法维新”的重要意义。
康有为在桂林的两次讲学活动，引进了西学，活跃了思想界和学术界，促进了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尽管后来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日本，但他关心国家命运、立志变法图强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为祖国奋发图强。
（4）反字碑
在叠彩山风洞附近，《康有为讲学处遗址》之旁，有一块高145厘米、宽65厘米的石碑，所刻碑文除
右侧“广西护卫前千户所武略将军张穆”14字之外，碑上其他所有文字都是反刻的，俗称“反字碑”。为什么碑上这些文字要反刻？原因究竟何在？至今尚无一致说法。
在“反字碑”的背面是《香田碑记》，这是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云贵总督范荣施舍银两为寺院置香（火）田，寺院的和尚启正为之立碑纪念。整块“反字碑”从上至下分为三部分。上部在反刻的“南无阿弥陀佛”通栏标题下，竖两线、横两线，分为九个方格，每格内有个边缘密布小点的环。上排三环内刻菩萨像，中排三环内刻罗汉像，下排三环内中间刻一个双手合十的佛像，左边刻一朵莲花，右边刻一个双手合十的莲花童子。中部是对“三品九生”的说明。下部是当年曾居住在西安弘福寺的玄奘法师献给唐太宗李世民皇帝的“十二月礼佛灭罪文”。碑文上说，若有善男善女在每年的十二个月份，按照每月每日的时辰及方向礼拜佛数次，只要净心伺候时辰礼佛三五年，便可灭掉罪恶，功德圆满，若有所求皆遂心。
什么是“三品九生”？按照佛教的说法，佛所居住的国土清净无染，相对于世俗人所居的“秽土”而言，称为“净土”。《观无量寿佛经》认为，发誓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人，即“西方极乐世界” (梵文Sukhavati，这里无任何悲痛和苦恼，居民们可以尽情享受诸种快乐，所以叫“极乐”) 他们各自对佛教信仰的程度及修善恶断的程度而分成三品九级，由于品、级的不同，各自在往生净土时所受到的待遇也不同，乘不同的莲花台座往生“西方净土”。凡属上品上生者，只要发“三种心念”，即至诚之心、深信之心、回向发愿心（意为把自己所修功德施往某处），必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临终时都由“西方三圣”前来迎接，但每级的坐具不同。阿弥陀佛及其左胁侍司慈悲的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右胁侍司智慧的大势至菩萨 (Mahasthamaprapta)，这三尊合称“阿弥陀三尊”，又叫“西方三圣”。净土宗是专修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的一个宗派。由于其简单易行，没有深奥的理论和繁琐的修行方法，所以自唐代以来，在中国广泛流行。净土宗把愿意往生“净土”的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上辈”，他们出家为僧尼，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临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将亲自率众前来迎接。
上品上生的人，坐具为“金刚台”，到了净土之后，上品上生的人马上可以见到佛。上品中生的人，坐具为“紫金台”，到了净土之后，上品中生的人过一夜才能见到佛。上品下生的人，坐具为“金莲花”，到了净土之后，上品下生的人要过七天后，才得以去见佛，
又经过三七二十一天后，才能真正看清楚佛。一般的人，如能坚持戒行，不作恶事，均可列为中品，净土宗称第二种人是“中辈”。他们虽然没有出家，但奉持斋戒、诵经念佛，并且广结善缘，诸如修建佛寺、建立佛塔、建造佛像、献花烧香等，临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将化身前来迎接。中品上生的人，临终时有阿弥陀佛来迎接，到了净土七宝池（以黄金铺地，以金银等七种宝物作装饰，池里充满具有澄洁、甘美等八种功德的水）莲花中之后，中品上生的人所投生的莲花马上就开放，马上能听到说法之声。中品中生的人，临终时有阿弥陀佛来迎接，但要在七宝池中呆七天后，莲花才开放，然后才能听到说法之声。中品下生的人，要过七天，才有可能遇到观音与大势至，听到两位菩萨的说法之声。下品的人都是曾犯戒造恶业的人，净土宗称第三种人是“下辈”。下品的人临终时只有“西方三圣”或佛和菩萨的化身去迎接。他们没有出家，也没有条件做各种善行，但能够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而不生疑惑之心，临死的时候，会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也能往生“西方净土”。下品上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中，经过七七四十九天，莲花才开放，然后才能见到观音和大势至两菩萨，并听到他们的讲经说法。下品中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中，则要经过六劫的时间，莲花才开放，才能听到观音和大势至的讲经说法。下品下生的人，则要在七宝池中停留，等满了十二大劫，莲花才会开放，才能听到观音和大势至两菩萨的讲经说法。
佛教把“劫”分成大、中、小三种。一“小劫”为1680万年。20个小劫为一中劫，一“中劫” 为 33600万年。四中劫为一大劫，一“大劫”为13亿4400万年。天上一昼夜，相当于人间400年。
（5）马相伯夫子像
在风洞南口，有一幅慈祥老者的头像。在画像的右边，有两行醒目的题字：“心赤貌慈，人瑞人师，形神宛在，坚弥高弥。”这位老者就是被人称为“爱国老人”的马相伯先生。马相伯（1840—1939年），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号华封老人，今江苏镇江人。他掌握拉丁文、法文，亦在数学、天文学和神学方面造诣颇深，他是当时颇为盛名的教育学家和学者。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历任使馆参赞、领事。1905年，他曾为复旦大学的校长。1913年，他一度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年10月，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马相伯应当时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等邀请，移居桂林，住在叠彩山风洞前的景风阁里，长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不顾高龄，还参加抗日宣传。1938年冬，日本
飞机对桂林进行狂轰滥炸，桂林面临日军的进攻，出于安全考虑，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请他赴昆明。1938年11月，马老先生动身前往昆明，途中因病留居越南谅山。1939年11月4日，马老病逝于越南谅山，终年已届百岁，故人称“百岁老人。”1940年4月，马老生前知交和学生林素园在风洞的岩壁上为马老刻像，以作永久纪念。林素园题写马相伯的夫子像赞，绘画人是林乐义（美术家、建筑师），兴安刘保虚刻石。碑刻以精练的语言，高度赞扬了马相伯先生正真的人品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出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6）李秉绶的兰竹图
穿过叠彩山的风洞，到达北牖洞，便会见到不少古代的碑刻，给人印象最深的数李秉绶的兰花图和墨竹图。李秉绶（1748—1823年）是清代著名画家兼诗人，字云莆，号竹坪，祖籍江西临川。他的父亲叫李宜民，在乾隆末年来桂林谋生，成为富商。李秉绶随父亲来桂，后任工部都水司官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李宜民曾据浙江杭州圣恩寺里唐末五代僧人贯休所作的“十六尊者”（罗汉）像刻本勒石，碑原置桂林西山的隐山华盖庵，今存七星公园桂海碑林处。李秉绶的墨竹图，枝叶繁茂，布局匀称，行笔优美，潇洒逸脱，有密而不繁、疏而不漏之感。相传墨竹图的创始人是元代的管仲姬，名道升，字仲姬，浙江吴兴人。她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fǔ 音俯）之妻，多才多艺，画墨竹兰梅，独出手眼。据说管道升画竹子的方法比较特别，当时管道升的窗前种有许多青竹，每当阳光将竹影映在窗帘上时，她便用墨照窗上的竹影勾画下来，成了一幅形象逼真的青竹图，于是“墨竹画”就成了一种艺术流派流传下来。
梅、兰、竹、菊自宋以来就被称为“四君子”，象征清高、幽洁、虚心、隐逸。封建社会的文人当国家民族处于逆境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常借用它们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李秉绶的兰花图，叶箭怒放，朵朵争艳，修长的兰叶衬托着美丽的兰花，生机勃勃，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这就自然有了更多的含义，更赋予了生命力，表现了他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傲岸精神。位于李秉绶的兰竹图上下还刻有两首诗，这是清代诗人吕坚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所题，高度赞扬了李秉绶兰竹图的水平。
李秉绶在桂林的兰竹图石刻共有八幅，除了在叠彩山风洞这两幅外，在伏波山的望江阁、七星公园里普陀山上的四仙岩和虞山公园里的韶音洞内，分别刻有两幅。
（7）“来风”作者刘心源
在风洞北口的北牖洞篆刻有“
来风”两字，它的作者便是清末民国初年著名书法家、金石家、文字学家刘心源。刘心源（1848—1917年），名文申，字亚甫，号冰若，又号幼丹，晚年号龙江先生。刘心源的书法，博采百家之长，严谨有创新。他长期钻研金文、石鼓文，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都精通，尤以新体魏碑体见长。“来风”两字，是他1905年任桂林知府时留下的墨宝，显出其非凡的艺术功力。字体歪刻，表示风洞之风强劲，以至把碑刻都吹歪了，如此独特的构思，令人拍案叫绝。
（8）郭司经的寿字碑
郭司经，字修文，汾阳人（今山西省静乐西），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无从查考。刻于叠彩山风洞的北牖洞口的一大“寿”字，是郭司经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书写的。其中蕴含着“壹百”二字，因此有人称它为“壹百寿”。此外，郭司经还在独秀峰刻有“福”、“寿”两字和一副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七、明月峰
（1）“明月峰”名称的由来
风洞的北牖洞口，可供游人憩息眺望。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在此建“叠彩楼”，它是一座观景楼，历经数代风雨，屡坏屡修，解放后重建，改名“迎风楼”。出迎风楼，依山而行，途中经过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望江亭”。亭后的崖壁上刻有“探奇处”三字，其意有二：一是于亭中可望见漓江的奇特景色，二是由此沿石阶登二百余级，便到达明月峰顶，更有奇景可探，鼓励游人继续攀登。
明月峰是叠彩山的一座主峰，海拔223米。据志书记载，五代时楚王马殷曾在峰顶筑台，后人称之为“马王台”，故此山又称“马王山”。宋代理学家张栻在桂林任静江知府时，亦在此筑“尧山”（代表土的资源）、“漓水”（代表水的资源）二坛，作为岁时祭祀之用。明月峰，含登高可揽明月之意。在明月峰顶的旧址上建有“拿云亭”，意为在亭内可伸手拿到云，形容山峰之高且景致优美。于峰顶眺望市区，山城美景尽收眼底，是观赏桂林市全景的最佳之处，古人所谓“江山会景处”即指此，正如宋代著名的诗词家刘克庄所咏叹的“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
（2）朱德与徐特立的唱和诗
1963年1月29日，七十七岁的朱德委员长和八十七岁的徐特立（毛泽东主席的老师，全国人大委员）游桂林时，曾健步登上了明月峰顶，并留下了唱和（hè 音贺，特指依照别人诗词的格式或意思写作诗词）诗，诗的手迹刻在峰顶的崖壁上。
朱德委员长《登叠彩山赠徐老》诗云：
徐老老英雄，同上明月峰；
登高不用杖，脱帽喜东风。
徐特立《步朱德同志韵
》诗云；
朱总更英雄，同行先登峰；
拿云亭上望，漓水来春风。
从诗中，可以看出两位革命老人乐观的生活态度、豪迈的革命气慨和高尚的革命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