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与今文经学

龚自珍与今文经学

龚自珍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提倡今文经学的功绩，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但近人对此却每多非议，甚或以龚氏的今文经学著作为毫无价值的糟粕。什么是今文经学？龚自珍在什么情况下提倡今文经学？他所提倡的今文经学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本文试就上述问题做

一些粗浅的探讨，纰谬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清朝的经学概况与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原因

秦火以后，先秦典籍大都亡佚。汉时搜求经书，出现了两种传本，一是西汉初年由一些儒生所传授的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的今文经，一是后来陆续发现的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古文经。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主要不同在于对经书的解释方面，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今文经学则侧重于探索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西汉时，今文经学是统治者所提倡的官学。到东汉时，古文经学同今文经学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获胜，今文经学日趋衰落。六朝以后，汉代今文经学著作率多泯没，唯东汉何休所著《公羊解诂》一书尚存，是以后世或称今文经学为公羊学。

此后今文经学很少有人问津，在经学研究中，形成了古文经学的一统天下。

清代文字狱迭兴，汉族知识分子为了避祸远害，纷纷趋向训诂考据一途。这种研究虽对中国古籍的整理、校勘、考订、注疏以及古汉语、古音韵的研究颇多建树，但是却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往往为一个字的意义，一段话的句读就辩论不休，根本谈不到对经义有什么怀疑和批判。因此，清朝统治者认为这是笼络羁縻汉族知识分子的妙计良策，故特加提倡，褒以盛名，赐以高位，于是士大夫“家谈许郑，人说贾马”，汉学霈然勃兴。

训诂考据的繁荣却给古文经学本身也带来了危险。清初，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了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均系伪书，由此引起了学者对经书的怀疑。此后，胡渭著《易图明辨》证明了河图洛书是宋代邵雍所作，与《易经》了无关涉。又有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怀疑《周礼》、《诗序》、《孝经》、《易传十翼》并非先秦著作，于是古文经书的地位日渐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被冷落的今文经学就又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乾隆时，庄存与开始研究今文经学，著《春秋正辞》等书，阐发公羊家的微

言大义，他的孙子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继承他的门户，因他们都是常州人，被人们称为常州学派。其中以刘逢禄成就最大，他著有《公羊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释例》、《发墨守评》、《箴膏肓评》等大量今文经学著作，竭力鼓吹公羊家法，颇多发明。他又著《左氏春秋考证》，证明《左传》乃是汉人把战国时的《左氏春秋》一书离合增补以附益《春秋》，溷入经传之伍，其实并非解经之作，一时引起了人们的震动。这样，古文经书又受到了打击，今文经学逐渐有昌明之势。尽管如此，因为这时正是汉学即训诂考据之学的极盛时期，高谈性理的宋明理学也具有极大的势力，今文经学的影响仍是很有限的。

龚自珍自幼随他的外祖父汉学大师段玉裁学习，家学渊源，有广博的名物训诂知识，如果继承家学努力做一个训诂考据家，很可能通过经师这个阶梯爬上名臣的高位，但龚自珍并没有这么做。他在二十八岁时，毅然尽弃其所学，去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皈依了今文经学。他在诗中写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从此，他和刘逢禄、宋翔凤、庄绶甲等人过从密切。孜孜研讨公羊家的微言大义，并用很大精力写出了《春秋决事比》、《大誓答问》、《左氏决疣》、《五经大义终始论》等今文经学著作，并根

据所谓公羊义写出了《古史钩沈论》、《壬癸之际胎观》、《尊隐》等一系列充满变革思想的著作，使今文经学的阵容顿改旧观。以后他的好朋友魏源也加入今文学者的队伍，今文经学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龚自珍为什么要提倡今文经学，可以从今文经学的特点来分析。

首先，今文经学所谓微言大义，便于牵强附会，发明己意。

今文经学不甚重视名物训诂，而认为经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寓有圣人的褒贬，寓有所谓微言大义，他们可以通过探索这微言大义去揣摩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或对未来的预言。特别是《春秋》被认为是“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是“圣人本据乱而作”，其中“一字之褒，宠愈华衮之赐，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因此，“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只要懂得了《春秋》里圣人之微旨，就可以据以治国平天下。这样，今文经学同古文经学相比，对于经义的解释就具有不可比拟的自由，只要对某个字解释为褒或贬，就可以推论出圣人对事物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也就便于牵强附会。

戊戌变法时，顽固派反动大地主叶德辉曾经指责康有为“不知经义之宏深，谨据刘申受、龚定庵、魏默深诸家之书，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以自行

其私”。叶德辉的观点虽然是反动的，但却从反面道出了问题的本质。龚自珍和后来继承他的康有为之所以提倡今文经学，正是为了抹杀历代经学中的传注，以阐发自己的新思想。正如现代有些学者所指出：“公羊学对龚自珍来说，主要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提倡经世致用所披的一件合法外衣，是他表达自己社会改革的政治观点的一种依托形式。”

其次，今文经学具有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可供利用和发挥。

今文经学产生的时代较早，汉初的儒生们由于经历了秦汉之交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又因为要为新兴的刘汉王朝服务，在他们的著作中就表现为对变革的承认和肯定。这一点在《公羊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春秋》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按照古文经的《左传》的说法，不论天子诸侯都可以称元年，可是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只有周天子才能称元年，诸侯不能称元年。鲁隐公是诸侯，为什么也称元年呢？这就说明孔子看到周室衰微、天命将移，所以“托王于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而托王于鲁就是预言“春秋当兴王”，炎汉当兴。这样短短的六个字就可以解释成孔子寄托了“绌周王鲁”的微言大义。在所谓“新周故宋，绌周王鲁”的说法中，具有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表现了对

历史发展的肯定，而这种变易进化的观点正是龚自珍所需要的，他可以据以发挥引申自己的历史观。

第三，今文经学书短易习，便于推倒维护封建统治的汉学和宋学，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龚自珍的启蒙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是矛盾的，但在思想禁锢那样残酷，文网那样绵密的时代，他只能借用旧躯壳以容纳新灵魂。而今文经学经书不多，文字简略，可以用一部经书抹杀几十部经书、几千种传注，这正好适应了他的需要。叶德辉的反动嗅觉是很灵敏的，他说：“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沈文起所谓书短而易习，义浅而易推者……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亦正坐蹈斯病”，“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致举国若狂，不可收拾，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能毋惧之与？”又说：“六经之道，扫地尽矣。诗曰：‘谁为厉阶，至今为梗？’是则龚氏之过也。”激烈地指斥龚自珍是提倡今文经学使六经之道扫地以尽的乱阶祸首。

综如上述，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为了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统治，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充分利用了今文经学书短易习，便于牵强附会的特点，又充分利用了

今文经学中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用以宣传他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思想。这就是龚自珍之所以要提倡今文经学的原因。

二、龚自珍今文经学著作的内容和特色

龚自珍所提倡的今文经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首先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

（一）具有发展观点的进步的历史观

龚自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今文学者，他并不完全遵守公羊家法，而且对今文经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对传统的今文经学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说：“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徙相万万，世变名实徙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春秋》，有专条者十一二，无专条者十八九，又皆微文比较，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因此他认为不能把《春秋》当作预言，而要从《春秋》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谓“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其殊统，考之孤文只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以大救俾当世”，这就是他研究《春秋》的目的。他对于《春秋》“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大迂回者，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等公

羊家的理论，从而引申出他的具有发展观点的进步的历史观。

《春秋》中所说的三世，是“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公羊家引申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又加以发挥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认为自古“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所谓“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这种变的思想，正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针锋相对的挑战，并被龚自珍直接用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他宣称当时的满清社会已经到了“衰世”，所谓“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到了“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的“乱亦竟不远矣”的时刻。根据三世说，衰世之后就是乱世，就要“当兴王”，“以俟踵兴者之改图”，他据此宣称一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即将到来。在《尊隐》一文中，他引公羊义把每天分为蚤时、午时、昏时，说清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有“山中之民”起来，一啸百呤，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他用这样的语言，讴歌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今文经学就是他的理论依据。公羊家认为社会制度有所谓三统，即帝统、王统、霸统，王统用文家治天下，霸统用法家霸天下，这就是所谓的“文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这种理

论实际是受了韩非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龚自珍把这种三统循环论中的变易进化的成分加以发挥，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变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的，坚决否认社会制度是圣人创造的。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他认为语言、文字、数学、历法、方位、医药以及宗族、婚姻、法律、政治制度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自然形成的，都是“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帝统、王统、霸统也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变革，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鼓吹“改图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理想中闪烁的反封建的光芒。

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他认为现实世界一切灾难的来源都在于“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所以应该有“四挹四注”，所谓“挹彼注兹，可以奔□”。

在解释《论语》中的“齐之以礼”时，他竟然说：“齐者何？齐贫富也。又齐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可见，龚自珍主张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且他

的思想已经超出了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均贫富”的思想，已经考虑到人格的平等的问题。在《论私》、《宥情》、《病梅馆记》等文章中，他强调个性的解放，巧妙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二）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在《春秋决事比》这一重要著作中，龚自珍援引《春秋》发挥了他反对封建纲常的进步主张。可惜这一著作已经亡佚，仅存其序和答问，但就从这点残文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对封建专制的抨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封建统治的三条巨大的绳索，一直被奉为天经地义，不能触犯。龚自珍却勇敢的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说：“《春秋》何以作？十八九为人伦之变而作。大哉变乎！父子不变，无以究慈孝之隐；君臣不变，无以穷忠孝之类；夫妇不变，无以发闺门之德。”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可以变动的。他说：“《春秋》张三大，治三细，其处三大也恒优，劾之也反厉，处三细恒惬，劾之也反恕。”这里说的三大就是君、父、夫，三细就是臣、子、妇。也就是说，因为三大是处于优越的主导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不尽君道、父道、夫道，那就应该严厉地谴责处置；相反三细由于处于卑弱随顺的

地位，所以如果他们不尽臣道、子道、妇道，那就应该宽恕。按照清朝的法律，父亲杀了儿子，罪过比杀平常人要轻。龚自珍按照《春秋》则认为应该比常人更重，他举“春秋晋侯杀其世子，书诡诸卒，不书葬”为例，说明“杀世子、母弟，罪加杀命卿一等”。显然这是对父为子纲的否定。他说：“母预弑父”，“《春秋》不立子仇母之文”，是因为“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父母对于儿子都具有同样的地位，这与“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也是水火不容的。

晋国的里克弑其君之子夷齐，弑其君卓子，龚自珍根据“晋杀其大夫里克，称国以杀，不去官，不去氏”，说明《春秋》对里克“是再三恩原之”。为什么要再三恩原之呢？是因为“二幼君之立也本不正，大夫惟不忘正，不从君于昏”，所以可以原谅。对于没有君命就称兵君侧的赵鞅，龚自珍说这是“除君侧之恶人”，就应该允许，并且说：“外臣之有兵柄者，当如是矣。”龚自珍根据所谓公羊家法，在古老的经书中找到了反对君为臣纲的理论依据，把自己的叛逆思想通过古老的经学语言表达出来。在他的著作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语言触目皆是。他说：“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他说：“王者取天下”，

“要必有阴谋焉”。他说：“圣帝哲后，明诏大号，劬劳于在原，咨嗟于在庙，史臣书之。究其所为之实，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揭露帝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己一姓之私利。在龚自珍的时代，这些言论的尖锐锋利的确是罕见的。

龚自珍在《撰四等十仪》一文中，繁征博引书史，主张天子与群臣坐而论道。有些同志认为这只不过是些细枝末节的改良措施，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因为废跪拜之礼，就是废君臣之义，不成其为君为臣纲了。

即使是《大誓答问》这样的纯粹经学著作，也仍然寄托着他的反对封建专制的微言。他引经据典千方百计地证明《古文尚书》中的《大誓》不是孔子所订的古《大誓》，好象只是为了说明“今文大师之不可厚诬”，这似乎并无什么意义，殊不知他是用几句短短的《大誓》遗文，抹杀了圣贤的经传，而这几句被他誉为“瑰伟渊奥”的《大誓》遗文，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如“独夫受”，“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又恰恰可以发挥他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所以他才这样赞扬不已。

（三）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

龚自珍发挥了《公羊传》中的“异内外”之论，作为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思想武器。他说鄙弃夷狄是“春秋之家法，异内外之大科”，暗指清王朝是夷狄入主中国，而夷狄是“不可理者，理之而益棼，不可教者，教之而益犯”；又说“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义得去，去则绝”，暗示清王朝只是诸侯之君，对汉人来说不存在君臣之义。

在《壬癸之际胎观》中，他用《春秋》笔法，寄托了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仇恨。他说：“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例，域中之言有例。有以天为极，以命为的；有不以天为极，不以命为的。”在这里，他以“异内外”之旨，隐晦地指出清王朝与汉族人民的利害是对立的。所谓域外之言，是指满语，域中之言，就是指汉语。他认为清王朝应该顺从的天命，汉人就不应该顺从。“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则立宗为先，及其有天下，师彼农夫，谓将以传福禄于后昆。呜呼！既报之后身，又禄之身后，不亦劝乎？既报之于后身，又芟刈其身后，不亦伤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瞀，而惟为善之是坚。”这段话也是同样隐晦地指出了汉族人民应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坚持反抗清统治者的斗争，这就是善，应该为此而互相鼓励劝勉，不要迷惑动摇，因为这是既报之后身，又禄之身后的

事业。如若不然，不但自己将是千古罪人，而且要遗祸子孙。这些话为什么晦涩难解呢？这是因为“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毫无疑问，这大忧大患就是民族被奴役被压迫的大忧大患，这大仇大恨就是对清统治者的大仇大恨。他又说：“道莫高乎能容，事莫惨于见容。”他把清统治者笼络汉族人民，使之忘记民族仇恨的手段，称作“见容”，他指出这种手段是屠戮灵魂的“心刑”，因为这会使人们失去斗争的意志。他说“报大仇、解大难、谋大事、医大病、学大道皆依心之力”，就是企图用“心力”去战胜“心刑”。

在《古史钩沈论》中，他也是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反清思想。他说：“王者，正朔用三代，礼备六代，书体载籍备百代，夫是以宾宾，宾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遗也。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寿□也。”大意是：清朝政权气数已尽，它开国时本族的英雄豪杰已经完了，现在该轮到异姓的宾，也就是汉族的英雄豪杰们，该他们“当兴王”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是他抨击封建专制，昌言社会改革，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理论武器，它实质上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启蒙思想。梁

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人人大率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簿”，就说出了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这里之所以“若受电然”，就是由于龚自珍的思想带有突出的反封建的启蒙性质，“稍进乃厌其浅薄”，乃是由于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感觉到龚自珍的思想的幼稚与粗糙。这种启蒙思想之所以幼稚与粗糙，乃是因为今文经学的古老形式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它的内容，使它仍旧具有某些封建色彩甚至封建因素。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还非常微弱，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龚自珍就不可能提出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的今文经学也只能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启蒙思想。

三、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意义

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把许多知识分子从汉学的琐屑考订和宋学的性理空谈中解放出来，从事经世致用的学问的研究，使他们的眼界从故纸堆中移向生民疾苦和国家大事、世界潮流。龚自珍的今文经学又直接孕育了戊戌变法一代的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曾受过他的巨大影响和深刻启示。他不仅使他们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引导他们去追求新的思想，而且为他

们提供了一个宣传新思想的方法和形式。康有为等人后来在戊戌变法中所依据的今文经学理论，实质是龚自珍的理论的直接发展，而这种发展导致了传统经学的彻底破坏。封建思想的卫道者把“六经之道，扫地尽矣”的始作俑者归于龚自珍，就说明了龚自珍的巨大贡献。不仅如此，龚自珍的今文经学中的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思想，对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的许多志士仁人发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总而言之，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龚自珍通过提倡今文经学，同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曾经为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战场，准备了阵地，这就是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战斗意义。龚自珍自称：“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但开风气不为师。”这首诗虽然很有些自负，但他的启蒙思想对当时沉闷胶固的思想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从而开创了一代风气，却是符合事实的。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什么是经学 我们要研究经学及其对后来者的影 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经学。经学的历史很 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孔子所在时期，距今 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春秋末年，儒家创 始人孔子在仕途受挫之后无奈返回鲁国， 开始编订整理传统文献，这便是六经（关于 六经是否是孔子所做，存在争议），即《诗》、 《书》、《礼》、《易》、《乐》、《春秋》。在此之后， 儒生们就以六经为准研习儒家思想。到了 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并称显学，但是儒家的 影响更大，六经已经被人们公认为经典。但 是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大 量经书典籍失传，后来说的儒家经典，一般 指后人经过口耳相传整理得到的儒学十三 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 孝经、尔雅、孟子。 所谓经学，就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当中的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的道理的学问。经学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两汉时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经学产生于西汉，而随后在汉代统治下共400多年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统治者对教育不同的要求。下面我们就来总结经学是怎么样逐渐演变的，期间发生了哪些标志性事件。 二、两汉经学的演变过程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建立之初，随着秦朝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儒、道两家的学说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外戚、功臣等的大力提倡，还由于道家“黄老之学”的“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以法为符”、“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思想更有利于稳定汉初的政治形式并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所以道家应时而成了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汉初几十年道家政治的实行，的确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此基础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愿意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恭俭无为”、“贵柔守雌”了，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武帝不仅要独揽大权，而且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忧与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到这时以“无为”为标榜的道家思想已经成为了思想上的阻碍。于是公羊学大家董仲舒的以鼓吹“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为主旨的儒家学说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由子学上升而成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设立太学，专置五经博士，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博士都罢 免掉，正式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政策。 （二）经学会议及谶纬之学的兴起 除了在学校传授研究之外，也有一些 皇帝召集儒家讨论对经学的解释，以表示 提倡经学，且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其中，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皇帝亲自 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 观讨论五经之同异。这次讨论的初衷一是 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 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 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 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 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 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 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这场大讨论的结果被班固等人整理而成《白虎通义》。这本书综合了今文经学各家的主张，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把封建的三纲六纪法典化了，今文经学向着繁琐与迷信两个方向发展，大大有利于进一步的统制思想和巩固封建统治。从西汉末年谶纬之学逐渐盛行，到了东汉尤加提倡，成为主要的上层建筑。 （三）古文经学的发展和今古之争 秦朝虽然“焚书坑儒”，但是书没有烧光，儒生也没有绝迹。古文经在汉初时期重新流传于民间，尽管当时今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汉初今文家也不废古文，因为“博士未立，不以经学为禄利之途，故说经者杂引今古文。” 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别主要在于二者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 第一次古文今文之争出现在西汉后期，以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为开端。当时的皇帝哀帝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辩论，最后以刘歆的失败告终。到了东汉，著名的今古之争又发生了三次。直至东汉肃宗，今古文经的融合已经成为了经学发展的主流，小的争端已经无法对其构成影响。 三、两汉经学对后世的影响 [摘要]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关键词]两汉经学演变今文经古文经思想基础 闵强(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新乡 453007) 【黑龙江史志2009.17（总第210期）】 25

中国古代教育之汉代教育

汉代以来，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渐渐封建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并得到巩固，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统一的学说思想为其服务。 汉武帝继位后，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进一步谋求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大一统。肯定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建议，确认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学派所宣扬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被尊崇为“经”，不仅学校以经学为教材，实行“尊孔读经”。儒家学说思想之所以能取得独尊的地位就是儒家在政治上宣扬贵秩序、扶阳抑阴、尊君抑民；在经济上鼓吹先富后教、为民制产、强本节用。所有这些不仅有利于巩固集权主义的统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稳定。可见，在当时的是条件下，儒家学说思想较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汉朝的学校教育体系 汉朝的学校教育相当发达，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系统--官学和私学。 一官学又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指设在都城的官办学校。主要有太学、官邸学(亦称“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 1. 【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当时只招50人。这是一所学习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汉代太学是在汉代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之上，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汉董仲舒建议兴建太学以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西汉太学设在长安。东汉太学设于洛阳。汉代太学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经学博士几人和博士弟子50人。在汉昭帝时人数增至100 人，到汉宣帝时增至200人。西汉后期，“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太学生增至1000人。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即政府遇到疑难问题，博士要提供咨询意见，博士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此外博士还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 汉代在博士之上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祭酒由太常“差选”，由“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学术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其对博士的要求更为严格，被保举的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后来东汉皇帝颁发的诏书又规定博士的年龄限制，规定博士之选，年龄须在50岁以上。但此项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对学行卓著者，可有变通。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不乏鸿师硕儒。由他们执教太学，对提高太学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汉代学者杨雄在《法言?学行》篇里把“模”与“范”二字联为一词，主张教师应当是世人的模范，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光辉命题，成为汉代太学“严于择师”传统形成的理论依据，对后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师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

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 导读：语文阅读题是很多考生的畏惧的一道大题，因为语文阅读题不仅占分比高，对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的要求也较高，难度较大。以下是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欢迎阅读。 本试题卷分第Ⅰ卷(单项选择题)和第Ⅱ卷(非单项选择题)。第1卷l至3页，第II 卷4至6页，共6页。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考生作答时，须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本试题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第1卷 (单项选择题共27分) 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将所选答案对应的标号涂黑。 第1卷共3大题，9小题。每小题3分。 一、(12分，每小题3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A.暂时zàn 埋怨mái 谆谆告诫zhūn 引吭高歌háng .... B.豆豉骨huái 踉踉跄跄cāng 按图索骥.chǐ踝...jì C.梗概gěn 删改shān 炊烟袅袅皓齿móu ...niǎo 明眸. D.搁浅gē解剖崇suì不屑一顾xia ..pōu 鬼鬼祟.. 【答案】D 【解析】A项mái应为mán ;B项cāng应为qiàng;C项gěn

应为gěng 试题分析：本题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的能力，涉及多音多义字和形声字。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妨碍功夫片钟灵毓秀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B.梳妆吊胃口瞠目结舌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C.辐射入场券循章摘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D.蜚然直辖市秘而不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答案】A 【解析】B项“驰”应为“弛”;C项“循”应为“寻”;D项“蜚”应为“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的能力。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A.“2015年度中国文化跨界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企业家和媒体人围绕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热点进行了交流。 B.对于那些熟稔互联网的人来说，进行“互联网+”创业，最难的可能并不是“互联网”这一部分，而是“+”什么以及怎么“+”的问题。 C.这家民用小型无人机公司一年前还寂寂无闻，一年后却声名鹊起，其系列产品先后被评为“十大科技产品“2014年杰出高科技产

汉代经学 论文

71从汉代经学的兴衰看汉儒的 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 李　岩 (通化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通化134002) 摘要: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一时儒生云集,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和政治舞台上。文章试对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伴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汉代经学的发展和走向深刻影响着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这一规律。 关键词:汉代经学;儒生;价值追求;人格理想 中图分类号:B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7-0017-04 两汉是经学的昌盛时代,经学几乎覆盖了一切学术研究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汉代的儒家经学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知识分子入仕行政的通道与工具。儒家经学在汉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和诱惑,自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以经学为主导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氛围。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确立其统治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汉代开明经入仕之途,通经是当时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儒家经学成为唯一可以用来谋取功名利禄的学习内容,这也促使汉代知识分子纷纷学儒诵经,获取功名,儒家经学很快在社会上发展起来。本文试图从汉代经学的初起、独尊与繁盛、衰落这样三个典型的阶段来考察汉代儒生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 一、初起阶段———儒生的现实忧患意识、积极用世精神,追求独立人格 从刘邦建汉到景帝末,是汉代经学发展的初起阶段。这一阶段天下初定,战国诸子之学稍稍复出,却已无昔日气象,而在此时黄老思想一度为王朝所重视。黄老之学适应了汉初的政治需要,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效,但久而久之,又成了地方豪强和诸侯势力的理论工具,不利于中央政治集权的巩固。而在此时,儒家经学的影响正悄然增长,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西汉初年儒家思想非常活跃。 西汉政权建立后,对士人的制约有所减轻,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各家各派的士人活动于侯门大姓之间,有着一定的自由度。经过秦始皇焚坑之难,汉初儒生们明白,在大一统的现实面前,君权的无上性是不容侵犯的,故而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规划现实的时候,大都是以批评秦政,总结亡秦经验教训的方式进行的。这和先秦的儒生们相比,从理想层面回到了现实之中,其主张和建议均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汉初儒生们不再一味地以道相高,是古非今,而是立足现实,根据现实需要,变通所学,在可能的范围内,参与现实的政治建设,探索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简言之,即汉初儒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 接下来再看汉儒的积极用世精神。所谓用世,是指士人积极投身社会,自愿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作者简介:李岩,通化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刘歆与汉代古今文经学之争(初稿)

刘歆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摘要：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是汉代经学的基本内容。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聚讼不休。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而问题在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一直以来学界互争是非，莫衷一是。一者主政治之争，目的在于学官，在于禄位；一者主学术之争，目的在于学统，在于门户。而笔者认为，此二者虽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然皆未得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本然。故欲以刘歆为切入点，细究今古文经学之异同，精析《让太常博士书》之要义，旨在说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关键字：刘歆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学术与政治 一般而言，经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之学，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在《新书·六术》所言：“《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是故皮锡瑞认为，经学时代开辟，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①。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基本内容是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史称“今古文经学之争”。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学术之中兼有政治。它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缘起与分歧 经学今古文之别，缘起于汉代。究其原因，有历史之缘，亦有人为之因。历史之缘者有二：一是道术分裂，“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②；二是经本失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③。人为之因者，盖孔子口说相传至汉，遭秦焚书，诸经多失其本，汉儒恐久而失真，于是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之，著于竹帛。及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左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而《周官》亦出于山岩石室，此诸书皆蝌蚪文。为区别二者，汉儒以今文、古文之名号别之。故经学今文、古文之称，实乃汉儒后加。对此，皮锡瑞有言：“今古文之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径》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在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771页。 ③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45页。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史　学　月　刊 一九九八年 第三期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张　涛 内容提要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关键词　汉代　经学　选官制度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封建政权的选官制度也打上了深深的经学烙印。经学成为选拔各级官吏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本文拟对汉代经学与选官制度的关联,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任何政权的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都需要有一支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的官吏队伍。官吏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能否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统治。我国历代政权都十分重视选官制度及其指导思想的确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春秋以前的族邦时代,主要实行世官制度,选贤与能一般也仅限于宗族贵族内部。战国之世,出于形势的需要,各国的选官方式主要有招贤、养士和军功、吏进,开始注重仕进者的实际才能和贡献。秦始皇统一天下,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主要利用法家思想来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在选官制度上,除了继续实行传统的养士、征召、军功等方式外,吏道、通法这两种仕途被迅速极端化、普遍化、绝对化,却未能适应统一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的社会政治形势。这种由统治思想、指导方针确立不当而导致的选官制度的严重失误,也成为秦王朝短祚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代秦后,儒家的势力和影响悄然增长,并迅速显示出自己的优势。我们知道,儒家力主入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它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一系列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学说,更是有利于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对于选官制度,儒家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在主张“亲亲”、“贵贵”的同时,孔子倡导“举贤才”,孟子要求“尊贤”,荀子则力倡“论道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儒家经典中这方面的具体记述亦有不少。如《周礼?地官?乡大夫》云:“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 《荀子?君道》。

中国古代文学史两汉文学

两汉文学 历史文化背景 文学发展分期 汉代史传文学：史记、汉书 汉代诗歌与赋体文学 第一讲秦汉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1、秦：燔灭文章，历史空白 2、汉初：无为之治 文学：反思历史关注现实 3、武帝：文化交流与思想一统 文学：散体赋、史记大气磅礴 4、西汉后期：社会危机 文学：复古思潮注重模拟 5、东汉前期：强化思想统治 文学：客观严整由文转质 6、东汉后期：社会危机加重 文学：抒情小赋发现自己 第二讲汉代散文概说与桓宽的《盐铁论》 一是汉初的政论文:讨论国策，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 二是以董仲舒文章为代表:内容注重解释封建君主集权的合理性,在形式上则崇尚质拙朴实； 三是历史散文巨著《史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成一家之言” ； 四是在西汉末年复古之风:这场复古之风始于刘歆的学术复古，而文章复古是由扬雄完成的;汉代论辩文代表作桓宽《盐铁论》; 五是东汉初期王充《论衡》，对天人感应、灾异祥瑞之说以及今文经学者媚附政治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同时反对复古，主张独创,文章深入浅出，反复论证，表现出浓厚的哲学思辩色彩； 六是东汉初年班固父子所著的《汉书》，它明显地适应新的封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在思想上维护当时的儒学统治，在形式上注重语言的锤炼，文风洗练谨严。 桓宽的《盐铁论》： 记录“文学”、“贤良”与“臣相”、“御史”关于盐铁问题辩论的论文集，堪称汉代论辩文的代表作。 主要观点：“国不与民争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论辩艺术：一是针锋相对，言语直率； 二是铺陈排比，情采并重； 三是暗合戏剧、小说因素；

第三讲司马迁与《史记》 一、生平 20岁以前阅读古籍,接受儒家思想; 1.壮游天下（壮游路线）：“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 宋代马存说：“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噁，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见《史记评林》） 2.入仕为官 奉使西征巴蜀; 参加封禅大典; 接受遗命:“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序》）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自序》) 38岁继任太史令。 3.遭遇宫刑 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主张 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或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或从时代政治的影响上，或从个人的遭遇上，以各自的体会，从不同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这一理论。 [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唐]韩愈《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 [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三、《史记》的结构体例 1、《本纪》十二篇 2、《表》十篇 3、《书》八篇 4、《世家》三十篇

中国哲学史教案第2章两汉经学.

章节二、两汉经学课时6 教学目的了解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的原因和目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的过程及起因。把握儒学在汉代地位的转变，即由先秦时期与诸子平等的学术地位转变为独尊的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明晰随着儒学的独尊，儒家六经的被表彰，有了儒学经学化的过程，由此也就产生了两汉时期的主要哲学形态——经学。清楚经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及这两种经学学派的各自特点。掌握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及东汉时期王充的理性哲学思想。 教学重点及突出方法教学重点：明确汉初的黄老之治及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目的及理论自身的支撑因素。了解儒学由先秦至汉代地位的显著变化，及儒学形态的逐渐转变，把握经学内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论争要点及各自的优劣之处。掌握汉代经学大儒董仲舒的哲学观念及东汉王充的理性哲学。 突出方法：历史演进中的分析法。如从分析历史背景着眼，追溯理论产生的历史根源，探析由汉初的黄老之学到后来儒学独尊的原因，阐述儒学由先秦时的子学上升为经学的历史演变。分析儒学经学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学内部的纷争；以及东汉时期王充理性哲学形成的理论背景等。 教学难点及突破方法教学难点：儒学由子学向经学的形态转变对儒学自身的影响；经学内部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争论的原因；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论说，即天人感应论的理解，及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王充对东汉“虚妄”之说的批判。 突破方法：对比分析法。如将汉初的黄老之治与汉武帝时的儒学独尊对比，由此挖掘儒道思想运用于政治产生的不同效果；对比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

相关内容素材教材：《中国哲学史》，第125—170页。 参考教材：《中国古代哲学史论》，第113—127页。《中国哲学智慧》，第61—73页。 教教师授课思路、设问及讲解要点

国学 两汉经学介绍

国学两汉经学介绍 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以降，又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儒学便一步步从包含革命性的原始儒学摇身一变，成为僵化的制度化儒学，匮乏创新却饱浸陈腐。其后，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直至宋朝扩充为“十三经”。由汉初至清末的2100年中，经部书籍不断增加，在《四库全书总目》达1773部20427卷，经学成为烦琐哲学。 正如经学专家周予同先生所说的那样，随着儒学的经学化和制度化，“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来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孔子的真相若何？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

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专家。” 第一今文经学 历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后，刘邦入关，萧何努力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却未顾及《六经》典籍，当时的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汉初欲复兴儒家文化，只得求诸故秦博士记忆口颂和民间匿藏。秦博士或官吏，如伏生、叔孙通、张苍、浮丘伯等口授，由汉初时人按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典籍，便是“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因其时《乐经》已无人传授，也不见古文秘籍，汉初只有《五经》流传于世。其一为《诗》，诗分三家，《鲁诗》传人为荀况弟子浮丘伯，《齐诗》传人为齐人博士辕固，《韩诗》传人为燕人博士韩婴。其二为《书》，传人为济南博士伏生。其三为《易》，传人为齐人田何。其四为《礼》，传人为叔孙通、高堂伯。其五为《春秋》，战国时即有“三传”，《左氏》无今文，《公羊》、《榖梁》创于战国而写定于汉初，属今文。《公羊春秋》写定者为汉初齐人公羊寿与胡母生，《榖梁春秋》传人为鲁申公。 “今文经学”作为名称则是东汉时的事，当时因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彼此各树一帜。

汉代经学传承

汉代经学师承 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雠授张禹、琅琊鲁伯，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又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子轶传昆业。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由是孟有翟、孟、白之学，洼丹世传《孟氏易》。梁丘贺传子临，子临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欧阳歙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授济阴曹曾，传子祉，又陈留陈弇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后林尊事欧阳高，授平陵平当、梁陈翁生，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国龚胜，平当授九江硃普公文、上党鲍宣；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时周堪、孔霸俱事大夏侯胜，堪授牟卿及长安许商长伯，霸传子光，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张山事小夏侯建，授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三家皆立博士。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申公卒，韦贤治诗，由是《鲁诗》有韦氏学。王式事免中徐公及许生，授山阳张长安幼君、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高诩世传《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后苍授翼奉、萧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赵子事韩生，授同郡蔡谊，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食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又薛汉授杜抚，抚授赵晔。鲁、齐、韩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谢曼卿授卫宏。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传《礼》，孟卿事萧奋，授同郡后苍、鲁闾丘卿，苍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中兴已后，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建武中，曹充习庆氏学，传其子褒，遂撰《汉礼》，事在《褒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赢公，赢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授琅琊王中，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安乐授淮阳泠丰次君、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论文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古学必尚兼通。,"}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着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已暗合七言之体。 史传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比较《史记》与《汉书》，可以看出《汉书》的语言已大为简炼。司马迁属于私家着史，较少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在写作时融人了个人的满腔情感，“发愤以抒情”，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倾注了作者的正义评判。班固则不然，他着史属于官修，受到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没有司马迁那么深沉，《后汉书·班固传》说他陈述史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与《史记》明显不同。宋人程颐评论二人之不同，说:“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peso，司马迁与班固的分歧，也正是时代风气使然。 第二，古文经学者不谨守家法师法，不重一家一人之说，治经也不拘泥于一经，而能博采众长，他们“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f4](P179)今文经学者固守于五经经典，所涉不出经典之外，而古文经学者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受此影响，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尚通脱的特点，不拘一事一理。作家将视野拓宽到各个领域，出人经史，把文学所能涉及到的事、物、情、景等都齐拢笔端，俯拾皆是，文笔悠肆汪洋。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所描绘的面极广，诸如地理形制、都城宫殿、物产形胜、田猎娱乐、歌舞宴飨、宗庙祭祀、朝会聘享、市民生活、商贸集市等，举凡耳目之所享、声色之所好，都汇聚笔下，这与作家博闻强识分不开，也是以学识为赋观念的反映。 由于抛开了家法的限制，作家索性纵情所致，刘舞《文心雕龙·杂文》说“七体”作家的创作，

两汉经学的兴起与衰落

2011年5月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语言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1－05－26 作者简介：王爱青（1967—），女，淄博职业学院图书馆馆员，讲师，研究方向为图书管理与经济管理。 浅论两汉经学的兴起与衰落 王爱青 （淄博职业学院图书馆，山东淄博255000） ［摘要］两汉经学的确立、发展、衰微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经学虽被立为官学，但仍逃脱不了由昌盛到衰落的历史规律性。两汉时经学极盛，作为官方哲学的经学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学术思想现象，并对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传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经学；儒学；确立；衰微［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专辑－0005－02 经学是两汉主流的学术思潮。既然是学术思潮就具有时代性， 就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以及衰落的过程。与先秦的原始儒学大不相同的是，两汉的儒学是以经学的形式呈现于世。孔孟荀论道则从合理的生活方式、合理的治国方式两个方面，为经学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两汉经学的兴起 两汉经学是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随着其自身思想的积极演进而发展成为的儒家经学。儒家学说在汉代以经学的形式出现，这与先秦原始儒学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主要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首先，从内在理论上说，经典，顾名思义，其作者的身份和地位必须具有不容置疑性，尤其表现在“五经”即《诗经》、《尚书》、《礼》、《易经》、《春秋》。这些都是上古三代的政治、历史、文学、宗教、制度等文献资料汇编，是儒家继承和弘扬上古三代的价值理想和完整价值观的系统理论存在形式，儒家思想就是随着整理和解释上古三代文献而产生的。经典内容还具有真理性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性。儒家经典不是简单的文字资料， 而是中华民族发展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先秦诸子时代思想家们将自己投身于国家政治当中，力图使自己所在地国家国富民强，使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作用于现实社会。儒家王道思想经历了“礼坏乐崩”和各国统治者的多次婉拒之后，适应了汉王朝政治统一需要，进而逐步使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高居显学，成为官方哲学和意识形态。《五经》的文字内容毕竟有限，但因其内涵丰富，内容涉及广泛，有继续发挥和学习的必要性。要使有限的经书文字提供无限的理论资源，这必然要通过继续注释、解释经典达到其多意性。孔孟荀都通过解释经典继承五经的文化沉淀 和总结，且为后世的儒家思想者提供了阐发自己思想的路径， 注经解经，后辈相继效仿。其次，从外在表现上说，汉代儒家经学的兴起不仅是原始儒学自身思想的积极演进，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由于秦王朝彻底的执行法家的治国政策，实行严刑酷法，丧失民心。“焚书坑儒”导致文化断层，使得统一六国的秦王朝迅速灭亡。汉王朝以秦为前车之鉴，通过运用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使民众从无休止的战乱中休养缓冲过来， 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复苏和发展。并且汉统治者认识到政治上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来收拢民心，巩固统治者的权威。而儒家的思想理论和治国之道则能帮助汉王朝达成长治久安和稳定民心的政治目的。在社会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只有儒家能够让汉王朝得到最迅速的扩大和发展，而汉王朝对儒家学说的需要和认可也成为经学地位确立的外在推动力。 儒学的复兴和经学的兴起过程复杂，众多儒士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在汉初黄老盛行的政治中，叔孙通提出“舍桴鼓而立一王之仪”（《佛陆朱村叔孙传》），根据儒家思想为汉朝制订了一套朝廷礼仪， 为儒学的复兴和经学的兴起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而陆贾以“行仁义、法先圣”和“长久之术”谏言，在叔孙通的基础上加强了经学实用性和政治性的进谏（《肆陆味刘叔孙传》）；贾谊则提出“定制度、兴礼乐”的主张，构架出一整套实用的治国方略，这些都潜移默化的被统治者的接受，这都为经学的兴起立下了汗马功劳。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尊崇效法尧、舜、文王、武王等先圣，以“六经”为主要教学内容，综合儒家、法家、阴阳家以及秦汉之际方士神秘汉化的“阴阳五行”学说， 吸纳和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的经典思想和民间信仰，5

汉代经学三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汉代经学三题 朱渊清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古文经之别是常识，今文学、古文学之别也多有人论述，另外一个差别尚未被认识，就是口头语、书面语的差别。今试作论述,并略及前两项差别。考虑题目未定，姑且暂命以《汉代经学三题》。 一．今文经和古文经 汉武帝设立国家官学，西汉学官五经博士用的文本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文本，称今文经。汉惠帝除挟书律后，一些为避秦火而藏在民间的或是通过某种秘传途径流传下来的用战国文字写经书文本重新被发现，这些的经书文本则称为古文经。如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发现了数十篇古文字经书，1河间献王所得民间藏书，2鲁国淹中所出《礼》古经，3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书，4民间壁中得《尚书?太誓》。5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6颜贞上献《孝经》，7文帝时魏乐人窦公献《周官?大宗伯》的《大司乐》章，8李氏得《周官》上献河间献王。9东汉时古文经仍有发现，如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10今文经立于学官，古文经出现后，争立学官，从而引发了今古文经之争。 刘歆因校勘国家典籍，最早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哀帝令其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遭冷遇。刘歆于是写《移书太常博士》，批评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结果被诸儒攻击。光武帝时，韩歆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遭博士范升反对，韩歆、陈元等与之辩论，虽立左氏学，旋立旋废。章帝时，贾逵向章帝讲《左氏传》、《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今文家李育《难左氏义》，章帝诏诸儒论经白虎观，仍是今文学胜。前三次今古文经之争都以古文经告负。桓、灵间，何休、郑玄就《公羊》、《左氏》又展开辩论，此次争论纯粹在民间进行。仅就知识学习看，东汉书籍流布传授较广，学者得以博综兼览，已不必赖于立官之博士，这是当时一 1数十篇古书篇名各书记载略有出入，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有《逸礼》39篇，《书》16篇。《汉书?艺 文志》说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说文解字叙》说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论衡正说篇》说“得百篇《尚书》”。 2《汉书?景十三王传》。 3《汉书?艺文志》。 4《论衡?正说》。 5《尚书序》疏引刘向《别录》、郑玄《书论》。 6《说文解字叙》。 7《经典释文?序录》。 8《汉书?艺文志》。 9《隋书?经籍志》。 10《后汉书?杜林传》。

汉代经学的发展

汉代经学的发展 ——今古文经之争 【摘要】汉武帝把儒学奉为正统学说，这一学说的儒家典籍被定为“经”。围绕着“经”的研究所形成的学问，称为经学。而西东两汉，在古今经文的认识上，各派学者有不一样的见解，而这一文学争辩便是史上著名的“今古文经之争”，在这场文化争辩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也随之有所影响。 【关键词】古今文经特点历史意义 (一)今古文之争从争执中走向相互融合 今文经是指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记录的儒家经典,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写成的儒家经典。西汉今文学派在学术上占优势,汉武帝时所立的博士都属今文派,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逐渐衰微。一直处于私学地位的古文经学,随着今文经立为博士以及《孔壁古文》的出现,向今文经学提出挑战,两派的分立日渐加深。西汉末期,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东汉时期,由于古文经学派兼采今文经说,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就结束了。今古文经学不只是经籍字体书写上存在不同,而且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不同。它们之间的论争,实际经历了一个彼此对立、消长和融合的过程。 今文经学简单而言就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

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 今文经学的特点,首先,在学风上,今文经学表现为烦琐说经和狭隘的门户之见;其次,在学术与政治倾向上,今文经学主张大一统,主张独尊儒术,带有文化专制的色彩;此外,今文经学还以谶纬迷信附会经旨,以及神化孔子,神化皇权,迎合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因而得到官方的支持,拥有官方的地位。 但同时也应看到,今文经学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历史发展趋势,自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天人感应学说在当时背景下,仍不失为一种正言曲说的言说方式,刘向、谷永、蔡邕等人的奏疏,都曾借以批评时政。 在今古文的论争中,今文经学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比如,东汉章帝时,他让高才生授《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古文经学者,虽不能立于学官,但政府承认了他们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合法地位。同时古经文家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往往援附于今文经学。因而东汉时期今古文学派之间互相融会,成为经学发展的一大趋势。 在汉代今古文的斗争中,古文经学以其较强的理性精神战胜了多诬妄之说的今文经学,但它同时也吸收了今文经学的不少糟粕。而无论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毕竟也还都是儒学,一样地注重外在政治事功,较少关注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在西汉后期逐渐兴起的玄学思想,正继起而救当时儒学之偏弊。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方法上有“笃守师法”与“通训诂，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