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主要是、和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媒介研究进路》这本书只选了“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这一节，论述了宴会、沙龙、咖啡馆在上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由此可窥豹一斑。

目录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概述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图：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社会。由于哈贝马斯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因此，不少学者对其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是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源头在于美籍德裔犹太血统的政治(HannahArendt)。阿伦特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action)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所谓行动是指人们之间不借助于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动，它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人类自律。阿伦特认为，劳动与工作都属于私人领域，劳动的特点在于不留下永久的客体，它的结果一

经产生立即被消耗，劳动仅仅是满足生命必需性的手段，它服从生命的本能活动。工作虽然比劳动高一层次，它产生了耐久的客体，并以此作为首要目标；工作使人产生了，但是工作者面临的仍然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只有行动才面临人的世界，行动不仅通过他人在场确立了个人认同和自我存在，而且提示着个体惟一的自由。人生的意义在于什么呢?阿伦特认为，就是要参与到公共领域中，与同类一起行动，从而超越劳动与工作达到不朽，政治就是教会人们如何达到伟大与辉煌的艺术。一个忙于劳动和工作而无暇参与行动的人，绝不可能是真正自由、幸福的。由此，阿伦特推论道，自古以来，西方政治就不再配称为政治，因为私人领域日益扩张，公共领域却日益萎缩，只有劳动而无行动，只有行政而无政治。行动总是以语言为中介的，阿伦特认为，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参与政治，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和其他的人发生关联，才能成为交往共同体的成员。默默无言的行动者不能算是行动者，他简直就是虽生犹死。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制度如代议制等都令人失望，原因就在于“经济利益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私人领域的膨胀，最终取代吞噬了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继承了阿伦特把公共领域视为观点的竞技场的思想，同时对公共领域的兴衰作了历史考察，提出了“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等不同的概念，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公共领域理论。从字面上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Mcsphere)和阿伦特的公共领域(publicrealm)相差不大，都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但实际上还是有着重大差别的。“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从政治的概念而来，而政治是在人们之间产生的，不同的人的自由和人的自发性是‘人之间’这个空间产生的前提，一人或者同质的人群不会有‘人之间’，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它依据人的多样性这个前提，只有不同质的人才产生对公共空间的需要，而这个公共领域又保证哈贝马斯们的多元与不同。多元与差异是政治的本质，也是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是指作为公众的私人聚集在一起，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最后形成意志，达成共识。”阿伦特强调观点与意见的异质性，而哈贝马斯则强调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两种公共领域的最大的差别。

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杜耀明，1997：14～15），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Dahlgren,1995：7）。“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Schumpeter,1918）和（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Aerndt,1958,阿伦特的用语是public domain。）和更早的（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百科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的公共领域反对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和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

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这种报刊和咖啡馆、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哈氏以上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的公共领域。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哈贝马斯，1999b：35）：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和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为标志），主义渐趋强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哈氏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liberalcapitalism）转变为他所谓的“当下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有人译为“晚期资本主义”，本人认为不妥）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发达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氏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氏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哈贝马斯，1999a：170～171）。哈氏在《公共领域》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易名为“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可能更恰切）。哈氏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的公众”、“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诸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其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哈氏指出，在报刊与公众之间，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哈贝马斯，1999a：187～205）。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氏认为，随着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一方面，商业性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因此，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但是与20世纪新传媒——电影、广播和电视——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在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和控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德新社和法新社）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这样，传媒最初的基础——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哈贝马斯，1999a：221～231）。而20世纪初首先起于美国的行业。表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地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公众注意力(几乎与哈氏同时，美国历史学家创造了“假事件”(“pseudo-event”)一词，后演变成“”(“media event”)（Boorstin，1961）。)，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于是出现了政治推销业，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在竞选时定期出现，很容易就具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哈贝马斯，1999a：248～249）。对哈氏而言,公关俨然成了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化身,因为公关所建构的公众注意力和好感,其效果远远越过销售本身,因为它还建构出公共权威,成为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半政治力量.公关技巧越成熟,操纵民意就越彻底,诉诸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cal)的公众领域也就消解于无形了(,1999a：208～209)。

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些评价

英语世界在赞叹哈氏思想体系博大的同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得失进行了多层面的探析。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公共领域》一书一问世便招来争议，并且可能继续引发争议(该书出版之初，国内的一些左翼青年抨击它排斥了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未能充分把握发达中的日常生活（包括大众传媒），夸大了被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潜能（Garnham，1992：8）)，但是没有一本书能产生像它那么多的教益。卡尔霍恩也指出，《公共领域》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地对“古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有组织的”或“当下的”资产阶级的后转型（postrans formation）公共领域一视同仁。“哈贝马斯倾向于以和的眼光评判18世纪，以马克思和（Mill）的眼光评判19世纪，以典型的郊区电视观众的眼光来评判20世纪。”因此哈氏并没有认真对待20世纪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复其作品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这正是他对17、18、19世纪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相反，他没有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既无理性、也无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耸人听闻的犯罪和丑闻故事的小报。其结果也许是夸大了公共领域在20世纪的退化。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公众的复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公共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领域》一书中所指称的那么消极，就可选择的民主性媒介而言，也许其空间比哈氏所意识到的要大（Cahhoun,1992：33）。英国中央伦敦理工专科学校的尼古拉斯·加纳姆则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更多的肯定态度。他将学术界《公共领域》一书的批评归纳如下：（1）哈氏忽视了当代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行的平民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的发展；（2）哈氏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化了。近期研究揭示了早期印刷市场的结构，而这个不是由致力于公共启蒙的能够自由交流的知识分子所控制；（3）哈氏将家庭和经济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4）哈氏的理性主义公共交流模式使他不能形成多元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5）《公共领域》的后半部分带有鲜明的精英文化取向，因而过于倚重的文化工业模式（cultural industries），它夸大了文化工业控制者的操纵力量，忽视了信息领域中国家干预的公益模式。（6）哈氏的交往行动模式虽然已经成为公共交流的准则，但是它忽视了并非寻求共识的其他交往行动；（7）因此，他在信息与娱乐之间划上了一条过于鲜明的界线，忽略了两者的联系，这一点在思考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时具有特殊的重要（Garnham1992：359~360）。加纳姆认为，尽管这些批评有助于完善哈氏的理论，然而它们并不能贬低《公共领域》的三大优点：（1）它聚焦于大众公共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2）它注重任何公共领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3）它避免了“/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而这种二分法在欧美支配着传媒方针研究。出于两个原因，上述优点在今天可能比当年更有。其一，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和全球性中心地位的确立，民族国家的基础正在动摇；而在传统上，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内，公民权问题以及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和公民权的性质。为了民主地控制全球经济和政治，我们必须培育新的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其二，传统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有如下特点：增强；在文化方面改革既有的公共服务模式；电视机成为越来越个人化、家庭化消费方式的中心；市场上出现享受昂贵的专门化信息和文化服务的信息富人（thein formation-rich）和接受日益同质化的大众性娱乐服务的信息穷人（thein formation-poor）；信息和文化领域从国内转向国际以及随之而来的音像的激增；国家电信的和私营化；赞助商对体育和艺术的渗透；在削减公共开支的压力下教育和科研机构转向私人筹措；将视为提供的标准。这一趋势的结果将改变文化界中市场与公益之间的平衡（Garnham,1992：360~363）。圣迭戈分校的迈克尔·舒德森教授则以美国为个案，以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往这两个公共领域的要件入手，探讨了在美国有无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在18世纪的时期，没有出现今天成为美国政治特点的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批判的讨论，有政治意图的骚乱要多于关于政治原则的讨论。在19世纪，政治交流并没有随着政治参与的实质性进展而变得更具有理性和

批判性。如果我们根据刊登在报纸上的《》来推断18世纪的政治、根据1858年的—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大辩论来推断19世纪的政治，那就像以1974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总统的辩论电视直播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讨论来描述1970年代的政治一样不可靠。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反映各自时代的正常政治交流。因此如果说开展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流的公共领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美国欣欣向荣，那是缺乏根据的（Schudson,1992：160、146）。针对一些附和哈氏的学者抬高政党报刊(哈氏称之为传播“信念”的报刊（哈贝马斯，1999a：221）)、贬低当代主流商业性报刊的观点，舒德森没有像美国新闻史名家弗兰克·莫特（FrankL. Mott）那样，称政党报刊时期为“黑暗时期”，并将1830年代大众化商业报纸的兴起誉之为如日初升，但他指出，早期报刊躲避政治讨论和争议，甚至回避本地新闻。而在1840到1900年间，尽管有不少报纸附属于政党，但是报纸上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新闻的比重大大增加，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最高水平。而当代大众传媒上的某些专栏和节目发表的不同意见在某种形式上更接近于理性—批判的政治交流。因此他认为，就美国的情形而言，传媒“今不如昔论”站不住脚，换言之，哈氏对早期报刊有过誉之嫌（Schudson，1992：152—156）。同加纳姆一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哈氏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Verstraeten，1996：348）：1．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2．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3．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从以上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与传媒有关的重要结论（Verstraeten，1996：348~349）：（1）公共领域概念决不可以同公共广播电视法规混为一谈，因为西欧的大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提供了许多公共领域受控制的实例。（2）上述结构特点恰恰表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充其量只有某种“萌芽”，既然如此，就无所谓公共领域的衰落与退化。因此我们对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探讨与怀旧复古、回归19世纪无涉。恰恰相反，我们首先需要立足于当代的社会情境，使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现实的意义（Verstraeten，1996：348~349）。韦斯特拉滕认为，有鉴于此，不能对公共领域中的理性作出过于狭窄的解释。尽管这与当代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播、合理性和主体性——相关联，因而极为复杂。如果这种理性指涉的只是关于各种“严肃的”社会性主题的理性的和理由充足的讨论，那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即只有传媒的功能才受关注。事实决非如此，传媒提供娱乐的功能（这在电视上居支配地位）在促成公共领域的转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Verstraeten，1996：352~353）。韦斯特拉滕强调，当代传播学者似乎应重新认识和他的老师哈罗德· 英尼斯（HaroldInnis）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应以媒介技术研究为重要。视听媒介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电信不应被视为一种在两个分离的“地位环境”之间达成快速的技术手段，而应被视为大大改变社会地位的媒介。有了电信，人们对于其他的“不在场”（“off-stage”）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电信将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公共领域将有更大的动力，不再仅仅以“在场”（“on-stage”）的行为为基础（Verstraeten，1996：354~355）。看看哈氏自己后来的评价也是颇有意思的。到1990年代初，他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Cahhoun,1992：40），转而比较认同西方社会的传统了(他在1999年北约—中的立场表明了这一点（哈贝马斯，1999c）)。他在1990年3月为《公共领域》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中承认，“如果我今天重新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也许，与当初写作本书不同的一点在于，我的评述会少一点悲观色彩，我所假定的前景会去掉一些固执的成分”。的巨变转型使他重新看到了“福利国家大

众民主”(“welfarestatemassdemocracy”)的活力和他过去小视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民主德国、和巨变构成了链形事件，它不仅是电视转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作用。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不同，电视使得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转变成为无所不在的在场，因此，它们展现出了革命力量。由于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精深、国内研究的有待深入和笔者的能力所限，在这里只能提一些个人的浅见。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公共领域》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给出了某种权威性的论断，而在于它作为一部硕果累累、灼见四射的发电机，不断激励着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论（Calhoun，1992：41）。欧美学者对它的褒扬和批评都证明着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和法治，推进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首先，一个合理而健康的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其次，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三，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第四，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第五，传媒研究的方法仍就是一个基本方法，但是必须有所发展；第六，传媒与高新技术和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对传媒和社会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简述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简述 摘要: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即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诉求是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规范政治权力、促进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启示人类解放的途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各种形态的国家主义。在西方,打着凯恩斯主义旗号的国家干预政策逐渐大行其道,名学宿儒绞尽脑汁为新兴的国家主义寻找学理上的论证和支撑;东方一些国家则以列宁主义为核心,建立起国家覆盖和管理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新制度。然而,当国家主义的弊端尽显无遗的时候,当国家和社会都不堪重负的时候,学术界又开始寻找一度迷失的市民社会理念,试图重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现代性理想依然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如何发挥市民社会的自治和自主量、如何复兴公共领域的理性的批判性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学术界重点探讨的问题。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1)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阶段。它主要包括古希腊和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就既有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意思,又指文明社会和道德社会。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和家庭做出的区分,成为后世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先声。受古典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近代早期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都提出了在政治社会和自然社会二分中界定市民社会的主张。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在自然社会里,或者充满争斗,或者无法永远保持自由和平等的状态,所以人们需要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来克服前政治和前国家的自然社会的弊端。(2)经济社会阶段。主要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们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自组织生活。他们的理论也是对现代社会日益被划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解放并不是人类的解放,市民社会的解放充其量不过是有财产的人的解放,而人类的解放需要通过市民社会的自我扬弃来实现。(3)文化社会阶段。主要包括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从事文化批判和建构的学者与学派。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所包括的不是‘整个物质关系’,而是整个思想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关系’,而是整个知识和精神生活”。葛兰西开辟的市民社会理论成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基础。哈贝马斯是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而且建设性地研究了公共领域的发展路径和结构转型,为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媒介研究进路》这本书只选了?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这一节，论述了宴会、沙龙、咖啡馆在机制上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由此可窥豹一斑。 目录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概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传媒的功能退化 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些评价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概述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图：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由于哈贝马斯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因此，不少学者对其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是西方哲学家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源头在于美籍德裔犹太血统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阿伦特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action)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所谓行动是指人们之间不借助于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动，它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人类自律。阿伦特认为，劳动与工作都属于私人领域，劳动的特点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哈贝马斯_生活世界_与_系统_理论解读

②但据笔者观察，国内法学专业人士能够理解其理论的，并不算多。这对国人了解西方，与西方对话，都是十分不利的。而对于党内的精英而言，要了解西方的同志的研究成果，对于自身思想武器的装备都是具有必要性的。 正如上文所言，哈氏的理论表述带有德国人传统的表达方式晦涩难懂的特点，以及东、西方语境的差异，这会导致国人难以读懂其理论的精髓——或是囫囵吞枣，或是失去兴趣，甚至有人失去信心，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是本文希望能够尽力去克服的。了解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关系，是深入学习哈贝马斯所有理论的前提，是其理论的精华，本文通过生活中的常见例子，解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理论。 一、生活世界 本文首先要介绍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常用到的“生活世界”概念的内涵。因为生活世界与系统是哈氏的社会哲学理论分析各种社会因素的基本框架，而生活世界又是系统的前提。 （一）生活世界的内涵 通俗来讲，生活世界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互相交流，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对外界得以了解，“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 这三个因素——文化、社会、个性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实现再生产的，互为中介使生活世界不断理性化。 “再生产”即价值观、世界观会越来越文明，制度会越来越人性化，而人们会越来越在社会化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学习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例如人们通过实践之后的交往的论证，得知法治是优于人治的；公司的制度比以前更讲究尊重员工的人格；人们比以前撑握了更多的沟通技巧、自我意识更强烈等等。 “理性化”即指生活世界中的构成是越来越可以被精确区分的，一种知识与另一种知识的界限是越来越清晰的，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也越来越明显，而手段的选择也越来越使得利益趋向最大化的状态。例如知识分化为科学（对应文化）、道德（对应社会）与艺术（对应个性），并且各自的差别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有可能导致殖民化，但并非必然。 （三）实现理性化的客观事实——工具性行动与交往行动 而这种理性化只是结果，其本身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的，它可以是工具性行动，也可以是交往行动。以下，本文介绍工具性行动与交 学术前沿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学者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二、主要内容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这部著作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 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

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看网络论坛在公共话语构建中的作用

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看网络论坛在公共话语构建中的作用 ——以发展论坛为例 史娜 摘要：本文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开始，论述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及其演化过程，然后以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为例解析网络论坛对拓展公共领域的积极意义，之后又用哈氏的理论分析网络论坛对公共话语构建的局限性，最后表明网络论坛已经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网络论坛公共话语 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当代的黑格尔”。1961年，他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这一书中，他充分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和建筑学的综合思维方式，对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丝毫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本书竟然成为人们炙手可热的认识对象，他在该书中提到的公共领域理论也被封为传播学的圭臬之一。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公众可以快捷、方便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之中，网络论坛给公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但是由于一些局限，网络论坛还不能真正承担起构建公共话语的责任。 一、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解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德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之后熊彼得、布鲁纳和杜威等人又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此问题。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立足于批判的立场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结构、功能做了透彻的分析和展望。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看成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他的定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的、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①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在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有别于私人领域，只限于具有批判力量的私人所构成的针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批判的领域，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哈贝马斯在论述公共领域概念的同时，也对公共舆论的媒介进行了分析，作为载体的媒介使得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对话有了交流的空间，对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哈氏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总的说来，公共领域就是政治权力之外，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它不仅使等级制度阶梯的下层人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接触，而且通过越来越多的横向共享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消弱权威，而且它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对，其产生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一

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理论

一、认识与兴趣 1、为什么要研究认识与兴趣 （1）哈贝马斯认为，原来理论和实践是紧密联系、相互结合的，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18世纪以后，随着历史哲学的不断发展，理论才专门从事历史规律的概括，理论才逐渐与实践相分离。 （2）现实本身又处于异化之中。这样，必须发挥理论的批判功能、反思功能，去批判、超越和反思现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在认识论层面上反省理论自身，也就是开展认识的批判。 （3）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对“认识的批判”一直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题。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哲学都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反省，主题都在探讨“认识何以可能”问题。但是，这些思想家的视角都是错误的，都忽视了认识与兴趣的关系 2、兴趣是认识活动的起点 哈贝马斯认为，兴趣就是一种乐趣，表示着人具有明确的具体目标指向性，是一种有明确指向性或目的性的主观愿望，是对某种行为怀有乐观希望的积极心理状态。 （1）兴趣与经验过程直接联系，是一种非概念性的认识形式，它以“表象”把握目标并指引着人们的行动。 （2）兴趣产生于任的实践活动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 （3）兴趣与人的特定生存环境密切联系，并且表达着根据生存环境和生存需要产生的评价与选择。 3、兴趣的类型 在《认识与兴趣》这本书中，哈贝马斯首先对兴趣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兴趣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哈贝马斯 一、认识与兴趣 二、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 三、交往行为理论 四、现代性

（1）原初的兴趣也叫基本的兴趣。这是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发挥作用的兴趣，是人认识世界、参与实践的、尚未分化的原初兴趣。 （2）次级的兴趣：这是从基本的兴趣中分离出来的、指导人的认识活动的兴趣。哈贝马斯认为，次级的兴趣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技术的认识兴趣。它在“事物或现象”领域当中发挥作用，它通过“劳动”这个媒介形成的，它所关心的是用各种可操作化技术手段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在生产领域中发挥作用的认识兴趣，它试图解决自然界的不可认识性以及不可理解性问题。 二是实践的认识兴趣。这是存在于“交往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兴趣，借助于“语言”这个媒介形成的，它所关心的是人际之间的理解、沟通，其作用是为人们的交往行为规定方向，试图把人们从僵死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起到人际沟通以及建立共同兴趣的作用。 三是解放的认识兴趣。这是以自我解放为目的的兴趣，通过“支配”这个媒介形成的。其作用是通过自我反思提高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能力，引导社会成员摆脱制度化的压制与控制，也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兴趣，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二、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 1、为什么提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之所以会提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是基于以下几个观点： （1）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在古代社会是界限明确、功能明确的，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自由民组成了公共领域，个人拥有私人领域。 （2）当时，公共领域负责公共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他们在广场上集中讨论，而生产、经济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在私人领域里进行。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最初与经济活动是无关的。 （3）可是到了近代以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共领域不断向私人领域渗透。这就产生了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 2、结构转型类型 （1）广场型的公共领域。这是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哈贝马斯指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生活在广场进行，但不固定；公共领域既建立在对谈之上，又建立在共同行动之上。”因此，公共领域的原初形态具有下列特征： 一是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有明确的界限，公共领域的活动形式主要是对话与交往，在话语沟通中发挥舆论的作用； 二是公共领域涉及的公共事务主要是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以及体育和武力竞技等；而生产劳动以及经济活动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里的事情。 三是公共领域最初是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实质上就是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 （2）代表型公共领域。“这是古希腊广场型公共领域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中间环节。它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公私界限趋向模糊。哈贝马斯指出，封建领主所有权作为一切统治权的总和，集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劝于一身，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都被封建专制所控制着，私人因其经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西方政治思潮》期末论文题目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年级2011级 学号222011********* 姓名曾婷 指导教师黄其洪 成绩 2014年 6 月17 日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曾婷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有名气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敢于正视传统理性的分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交往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认为应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重建理性以拯救理性，从而建立以重建交往理性、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为目的的交往行为理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顺应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走向融合的潮流，对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等进行了一次大综合与创新。因此，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进行探究，对于推动我们个人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如行动的概念、普遍语用学、生活世界和系统以及对该理论的评价。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系统生活世界 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尤其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金钱交往”、“地位交往”侵蚀和影响着人们的内心，诱惑、欲望更多，导致的矛盾冲突也就更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产生了变化，互相的猜疑，不信任，社会的诚信危机以及过度的放大自我价值观等现象的出现。人和人的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有深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研究“交往”更有助于审视人际关系、端正人们的价值观，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论，旨在构建一个具有和谐价值的世界，这样就为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交往奠定了和谐的基础，也为人权的保障提出了基本的目标和准则。那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哪些主要内容，而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评价它呢？这都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交往行动的概念 哈贝马斯基本上在他所有著作中都使用过“交往行动”这一概念。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哈贝马斯对交往行动概念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如在20世纪60年代他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

公共领域的关注背景：个体化、代议制（对古希腊政治生活的向往） 公民社会：国家——社会二元制 公共领域的理论综述：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历史渊源：一体——分化——融合（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发展现实：多主体、多中心治理（公民社会的高潮）（舆论领域——行动领域） 新媒介的发展——微博、论坛——既是机遇，也存在困境。 边界问题：不可能截然分开。存在着虚拟世界的自由进出，二者融合。但是理应存在二者边界，否则造成公共问题私化，或者私人问题公共化。(虚幻的繁荣（网络）、泛政治化) 可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是否在一定程度是参与式民主对抗精英式民主的一把利剑？ 其次，关于中国的公共领域问题，在深受“大政府主义“以及”集权主义“影响的中国是否能够孕育出自己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民理性到底是何种程度？ 最后，国家——社会两者的关系是否真如大家所说是一种对立和抗衡的状态？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探讨 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探讨，较早涉及的是汉娜.阿伦特。尽管《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和《革命论》构成了阿伦特共和主义传统的完整理论链条，但是公共领域思想确实贯通这一理论大厦的主线。在她所描绘的古希腊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反差极大地历史长卷中，透露着她对已逝去的雅典公共政治生活的眷恋。 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不断深入，自由主义与工商精神盛行于这个世界。我们逐渐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个体自由不断增加，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所锻造的社会秩序不断衰微，个体自我实现的理想在社会中处于有利位置，人们选择和决定塑造其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的原作者，而将磋商公共问题视为浪费时间。托克维尔指出，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因为无论个体聚集起来做什么公共事务，都会限制他们自由地追求自认为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且现代社会的个体往往对“公共利益”、“美好社会”、“公正社会”疑虑重重，除了对满足个体人身财产安全的事情之外，个体对“公共利益”是漠不关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中的“公域”正被“私域”侵占了。 在面临着这样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特征，阿伦特特别关注公共领域的复兴。公共领域是行动的场所，是行动者通过言行自我彰显、取得意义的空间，公共领域的遮蔽意味着主体的存在意义无处寻找。阿伦特认为，在公共领域健康发展的古希腊城邦中，经济活动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中，公民在公共领域中能够平等对话，共同参与政治事务。这不仅易于形成共同观点，达成社会共识，而且也使个人在行动中获得了自由，从而使社会得以进步。但近代以来，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个人的独特性无法展现，政治蜕变成经济，代议制取代了公众协商。这不仅使相互孤立隔绝的个人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而只能接受同一化的观点和规则，从而变成了“无思”“无能”的“单一化”的人，而且也使社会的共识因个人对政治的冷漠和被“代表”而无法通过协商得以形成，这是现代宪政危机的主要表现。而解决现代宪政危机并且铲除极权主义的根源，除了通过“革命行动”，复兴公共领域之外别无他途。 阿伦特根据人类活动的不朽性程度把人在世界中采取主动性的方式分为“劳动”（Labou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三种类型，与之相对应，人类活动的领域可分为私人领域（劳动）、社会领域（工作）和公共领域（行动）。在她看来，“劳动”是相应于人体生理过程的活动，它为生命过程供给生活必需品；“工作”是相应于人类存在的一种非天赋、非自然的个人创造性活动，它营造的是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

从哈氏_公共领域_到网络公共空间

1“公共领域”的提出 按照“公共领域”概念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比利时的社会学家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认为，公共领域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①公共空间是一个公共论坛。它对社会公众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意见、经验；②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讨论展开交锋，让公众作出自由的判断和选择；③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共领域的首要任务。 这种公共领域在15、16世纪的西方，主要的场所是咖啡馆和各种沙龙（家庭聚会方式），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这种形式的讨论在近代报纸诞生以后，逐渐被独立出版社或者规模较小的报纸所取代，因为这种小型报纸更为人所知，更加方便地进行更大规模的传播。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咖啡馆或沙龙里的讨论是口头交流，人们或即兴发言，缺乏深思熟虑，或争论不休，难免感情用事，发言很情绪化。 在报纸上进行书面语言的讨论，在其措辞行文中更理性化。所以，早期报纸很快取代咖啡馆、沙龙，成为最主要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很具约翰·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倡导的＂意 见自由市场＂的境界。 按照西方学者的认识，“交流是民 主的灵魂”。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公共领 域内，公民可以自由地交流意见，平心 静气地讨论问题，多元思想得以充分表 达。这样的公共领域成为市民社会的象 征；形成和国家政权既对立又相互依存 的关系；形成了真正代表市民的社会舆 论，成为维护公众利益的屏障。正如美 国的一位政治学家迪萨德所说：“正确 的结论是由大众的声音聚合而成的，而 非权威的选择。尽管从许多方面而言， 这确实愚蠢，但这是我们所有人借以依 靠的东西。”首先，交流的参与者是深思 熟虑的公众话题的制造者，而尽是现代 意义广的咖啡馆里的“大杂烩”；这种话 题不是无聊的小道消息或者绯闻，而是 一种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题，从 而实现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让理想的讨 论达到对国家最理想的境界”。其次，大 众传媒作为民主交流的社会平台，它必 然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其最高宗 旨，以专业理念运作媒体，要求客观、公 正、平衡、全面，要求多样、开放、保证文 化质量、保护弱势群体。 2“公共领域”与传统媒体 但纵观当今社会和大众传媒，令哈 贝马斯和西方一批学者失望的是，这样 的理想条件在西方各国已荡然无存，而 且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正如哈贝马斯所 说的那样，大众传媒的公共原则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尤其在国家权力的扩张和 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很少能够完全 实现，尤其随着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和舆 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在根本上改 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当市场法 则渗透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理性一 批判论争逐渐被消费取代，公众交流的 网络消费为个人行为，不过这种接收方 式却是整齐划一的”。在当前，政府、企 业、编辑为了他们各自利益在大众传媒 上所设置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 受众对政治的认识和他们日常生活中 的话题。大众传媒的集团化使得传媒 “千台一声”、“千报一面”，非主流的意 见一般难以进入主流媒体，即使有不同 声音，也微弱得难以让人听见。铺天盖 地的大众传媒形成了“符号暴力”—— — 拒绝自由交流，使得媒体只能在固有思 维的轨道上运作。不是现代人懒于思 考，而是大众传媒强行要代替公众进行 思考，并且把“结果”批量生产发售。受 众变成媒体产品的被动消费者，丧失了 对权力的批判作用。由于大众媒介主要 控制在占据了主流并且拥有公共权威 的阶层的手中，这样势必造成公共权威 思想上的暴力侵犯。因此，西方学者所 从哈氏“公共领域”到网络公共空间 罗志洋涂迎春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汉娜·阿伦特提出公共领域理论以来，经过哈贝马斯的概念化并详细阐述后，公共领域理论便逐渐深入到欧洲主流思想的体系中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密不可分，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则成为公共领域的载体。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传播和接收信息 的方式，网络公共空间建构了“公共领域”的优势，网络传播凸显了公共领域在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也使我们看到了网络传播方式构建公共领域的前景。 关键词：公共领域；网络公共空间；传统媒体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1－03－24 理论视野 149 P I ONEERING WITH SCIENCE&TECHNOLOGY MONTHLY NO.62011

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积极 关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他认为最早的“公共领域”理论起源于奴隶制时期的广场集会，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对话基础之上。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角色截然不同。真正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催生的资产阶级内部。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市民间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而不能干预。 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 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后半部分，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从19世纪末开始，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财富不均衡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不平等控制。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国家，逐渐控制了原本为公共服务的媒介，媒介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诸多免费的公共服务机构转为私有开始收费，“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微博的出现) 由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媒介集团被意识形态所操纵，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向国家社会一体化。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框架遭到来自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依仗国家权势的双重过程的夹击而致瓦解。 1、核心问题：传媒的管理体制。 传统的大众服务性传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电视和报刊的私营化程度日益提高，由此导致媒介越来越多地受市场和国家控制，其原有的政治、文化功能遭受严峻的挑战。 传媒是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公共领域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作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传媒对社会的民主实现起着重要作用：既鼓励和保障大众参与公众生活讨论、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利，又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功能。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控制，保障和推动公共领域的功能日渐式微。 归根结底就要探讨传媒的管理体制问题。 市场化：只有市场化才能保持其自由和独立，才能防止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和干涉。 后者批判传媒的市场化，认为市场制造垄断，私人控制传播意味着对自由权利的妨害，传媒的市场化导致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差别消灭。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可保护传媒不受垄断控制，当垄断产生威胁，甚至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竞争、抑制垄断。 我们对于哈贝马斯是热情大于理解，被动接受大于积极挑战，为此，我们应该研究理论，同时，也不抛弃实践。

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 李佃来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男,汉族,山东安丘人,武汉大学人文 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 [摘 要]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和 生活世界的视域内,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构筑起交往理性概念。 交往理性能够弥合理性的裂缝,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反对意识哲 学的泛滥,破除传统哲学的理性神话和理性霸权。同时,交往理性 又成为哈贝马斯思考人的解放,展望人的未来的方案。与后现代 主义哲学家无情消解理性的话语相比,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更充 满辩证的张力,更具有思想的解释力。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生活世界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关注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思路:分析批判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之处,但并不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力图以语言和生活世界互动的交往来重建理性,以此拯救理性。由此,交往理性成为哈贝马斯理性观的中心范畴,对交往理性的构建成为他一生的心愿。 一 相比前现代社会来说,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各个价值领域发生分裂,统一的实体理性变得分崩离析。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社会层面上,更表现在理论层面上。理论上,对价值领域和理性的分裂作出经典规定的是康德。康德批判了统一的理性观,指出,不同的知识和行为领域遵循不同的内在逻辑,承载不同的理性原则。他的三大批判指认了在三大领域中存在的三种理性原则: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认知领域,起作用的是理论理性;在社会领域,人要遵循实践理性;在思维领域,审美理性起决定性作用。康德对三大理性的区分,实际上将价值领域和理性的分裂最终确立下来。 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分裂,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中,他对这种分裂作出了如下确认:“通过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所表达的实体理性,交错地表现在因素中,这些因素只是通过论证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流传下来的问题,在真实性,规范正确性,实在性或美的特殊观点下划分,并且可以作为认识问题,正义性问题,趣味性问题对待,区分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价值领域。在相应的文化行动体系中,进行着道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第5期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批判的社会哲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他一方面继承了波普的多元实在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记和帕森斯的行为主义理论，形成了他自己对世界、行为以及这二者的关系的见解；另一方面在继承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吸取了释义学、发生认识论、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了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顺应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走向融合的潮流，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大创新。因此，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渊源的考察，实质上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关于交往及其相关问题的一次梳理。 1、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生活世界”原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主要概念。这一概念反映了胡塞尔对传统思辩哲学和现代英美科学主义以僵硬、冰冷的逻辑取代人的生存的不满。胡塞尔从两个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一个是经验层面上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称之为“日常生活世界”。他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一卷中明确地说：“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①另一个是在超验意义上使用的“生活世界”，它较之“日常生活世界”概念更为“原始”，也更为重要。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必须在其整个经验现象学方法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它是“前科学的”、“前要领的”和“前理论的”，属于先验的原发境域。其后继者海德格尔，舍勒尔都渐渐舍弃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超验本性，放弃了理性追向精神，由超验现象学转变为经验现象学，直接将生活世界看成是客观意义上的永恒客体。而这一切在胡塞尔看来，恰恰预示着整个欧洲现代文明危机的到来，也意味着根植于欧洲文化传统中超验精神的失落。 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一方面他认为胡塞尔从他的现象学哲学角度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生活世界”的自明确性（或非课题性）特征和奠基性特征。因此，哈贝马斯像胡塞尔一样，强调生活世界的奠基性和匿名性特性。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为科学和人的其它活动提供价值和意义的奠基性世界，是科学知识的真实性，明证性的来源，而一切科学则是为生活世界所“设计”的理性工具或预言方式。受该思想启发，哈贝马斯进而指出，“生活世界表现为自我理解力或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储畜库”。它是“由一种向来已经知道的文化知识储存组成的”，是前反思的——非论题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有效影响 ①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社会学探索

2004年第4期(总第153期) 学　习　与　探　索 S tudy&Exploration N o.4,2004 G eneral.N o.15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社会学探索 高　和　荣 (扬州大学经济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摘　要: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异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促进交往与社会进化。但是,这种理论构建仍然无法摆脱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哈贝马斯所寄希望于生活世界的回归仍然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交往理性;公共领域;结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4-0052-03 哈贝马斯不仅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者社会批判思想家。他在社会学领域内最为核心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本文拟从社会学角度对其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全面的探究,以寻求其思想的逻辑必然性。 一、交往行为理论提出的缘由 哈贝马斯通过分析西方工业社会中公共领域内的结构转型,提出交往与社会进化思想致力于建构交往行为理论,是有其明确针对性的。 第一,他针对的是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全面抑制和科技文明给人类造成的异化。近代以来,理论受到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等社会实践的压制和扭曲,理论认识变成一种技术的论证和单纯的操作程序,出现了机器统治人的现象,从而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功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全面的批判,以期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 第二,他针对的是马克思、马尔库塞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诠释、分析和批判。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无条件的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和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仅和他的劳动、和他的劳动工具、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还直接导致人和人的异化”[1]。所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只有拿起武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变成了见物不见人的“单 收稿日期:2003-07-11 作者简介:高和荣(1969-),男,江苏兴化人,扬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保障研究。 向度的社会”,其中的人也变成了没有否定精神、没有超越精神、没有思想和理想的“单向度的人”,因此,要以理性为基础打破旧世界,重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哈贝马斯则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末日,现实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也没有出现如马克思所说的武装斗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更替,资本主义的末日远未到来,甚至还出现了许多似乎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如白领工人的出现,工人的普遍持股以及福利国家的兴起等等。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结构变迁的表现形式,即“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当然,由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专制,造成了公共领域内的沟通困难重重,那种“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被政治权力压制着,使得这种结构转型成为异化了的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因此哈贝马斯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一异化状况,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开展正常、健康、有效的理性交往,寻求有效的沟通,为人类社会重新找回失去了的精神家园。于是他以《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与社会进化》以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的形式直接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思想。 第三,他针对的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教条化。众所周知,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将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理论内容表述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发展”,“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可是,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符合处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实际情况。所以,只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寻求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第四,他自觉和不自觉地针对了吉登斯、贝尔以及利 ? 2 5 ?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舆论的观点分1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舆论的观点分析 哈贝马斯角度下的网络论坛公共舆论分析 摘要：文章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入手，论述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舆论的概念在网络中的表现以及网络舆论的意义等，以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天涯，猫扑以及微博和热门事件进行举例分析，不断地用哈氏的理论分析网络论坛对于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以及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性。 关键词：网络舆论；公共舆论；公共领域 Abstract:this paper habermas "public sphere", then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habermas about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performance and network opinion significance, etc,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most sought-after tian ya, independent and micro Po and popular events for example analysis, constantly with ahab's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etwork for the public domain BBS important functions and form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Public domain 1

目录 引言 (3) 一：“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概念理解 (4) 二：网络公共领域中公共舆论 (5) （1）“我爸是李刚”一个典型公共舆论案例的实现 (6) (2) “日记局长”雇人删帖，欲盖弥彰入牢房 (7) （3）我国微博用户注册量超1亿改变公共舆论走向 (8) 三、网络身份的虚拟性及参与者素质良莠不齐，引起对网络公共舆论是否为哈贝马斯所说的质疑 (10) 结语 (13) 参考文献： (13)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