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与中华民族的融合

秦、秦汉时期的民族移徙与迁都

中华民族是历史融合的产物，而民族融合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民族迁徙。民族迁徙打破了民族的地域界线，进而造成民族杂居的局面，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机缘。民族迁徙的过程，也是民族政权经营重心转移的过程，必然会引起都城的变迁。都城变迁适应了民族迁徙的要求，推动着民族融合的步伐，反映着民族关系的变化。有人把中华民族的融合比喻为滚动的雪球，她以华夏——汉民族为核心，以中原地区为始点［1］，以国都运动方向为路径，不断地滚动，越滚越大，最终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其中的黄帝、炎帝、蚩尤、颛顼等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华夏族的产生就始于这些部落间的战争、交往和融合。据《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黄帝原居轩辕之丘，后迁居涿鹿，他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战胜炎帝后，徙都于轩辕之丘、彭城、曲阜等地。后炎、黄两部融合，形成华夏族。东夷颛顼族西移与华夏族融合，建都于帝丘。在尧舜时代，尧都平阳，舜先后以蒲坂、平阳、潘、涿鹿为都，禹都安邑，后徙都阳城、阳翟。远古时期都城变迁反映了中原先民各部落在向外发展中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夏、商两代，都城变动不居。夏先后都有阳城、阳翟、斟寻、原、老丘、西河、洛内等地。商朝更是“不常厥邑”，立国前迁都八次，灭夏后又迁都五次。“商人屡迁，前八后五”，先后有蕃、商、砥石、西亳、傲、相、邢、殷、朝歌等地做过商朝的都城［2］。都城变迁是民族迁徙的确证，反映了部族征服的需要和民族融合的趋势。民族迁徙带来都城转移，都城的转移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因为只有这种强势部落的不断流动，才能把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远播四方，才能吸纳、同化、融合众多的部落或方国，最终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同时，都城又是民族关系的纽带与民族融合的熔炉，它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活力提供了舞台，又迫使一切民族不得不接受现成的经济方式和文化成果。它把无序的民族碰撞整合为有序的民族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夏商两代的都城位置不超出中原地区，说明这里是华夏民族融合的腹地，华夏民族正是立足于此，以其强大的融合力和先进的经济文化，逐渐向四周发展的。杨东晨认为，周人起于泾水上游，兴盛于渭水流域，利用两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丰富资源，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势力，进而取商而代之。周先后以邰、、岐、程、丰、镐为都，至周平王时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周朝的70多个封国，遍布黄河、辽河、长江、珠江流域，这些封国的国都到后来也发展为相当规模的都城。如赵都邯郸、燕都蓟城、鲁都曲阜、越都会稽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各国都城迁往徙来，蓬勃发展。都城的多元扩散，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众多支点。正如孙乃民所言，经过长期的战争兼并和文化经济交往，中原四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华夏族融合，形成“五方之民共构天下”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汉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真正建立。秦并六国，在六国都城的基础上建造起气势恢宏的统一帝国的都城——咸阳；继秦而起的汉王朝先后以长安、洛阳为都，使统一国家的都城稳定在关中、关东的东西轴线上，这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由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而成的汉民族共同体在秦、汉时期基本形成。

少数民族移徙与迁都

一般说来，在统一时代，民族关系相对稳定，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巩固并稳步发展，都城定于一尊。虽然也有民族碰撞，但多是局部战争。一旦王朝分裂，民族关系就会急剧变动，民族迁徙异常活跃，都城蓬勃发展，多元并存，迁移频繁，民族融合进入高涨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三国鼎立拉开了民族大融合的序幕，到了西晋末年，北狄、西戎后裔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入居中原，由这

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使东北、内蒙、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居民与中原居民得以广泛深刻地交往、融合，从而把民族融合推向高潮。当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统治带有其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野蛮性，由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带来的民族融合不可避免地伴随剧烈的民族冲突、民族屠杀和生产力的大破坏。“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这是对“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4］这一永恒历史规律的最好说明，野蛮的征服者一旦与文明社会相结合，就取得了文明社会的一定社会地位，从而受文明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支配，适应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他们自身也就从野蛮状态下蜕变出来。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主要有：匈奴贵族刘渊所建前赵(始称汉)的都城离石、平阳、长安；羯族石勒所建后赵的都城襄国、邺城；鲜卑贵族慕容氏所建前燕的都城龙城、蓟、邺；氐族首领苻坚的都城长安；羌族首领姚苌的都城泥阳、长安；西燕都城长子；后燕都城中山、龙城；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之统万城；后凉都城姑臧等。从少数民族政权所建都城的区位看，多在汉民族腹里地区，且多沿用汉族政权的都城及大、中城市。这意味着民族地域的打破，少数民族离开了本族的原来区域而进入到汉民族地区，而汉民族则打开了自己地域的大门，容纳了少数民族，这便为民族融合准备了充分的地域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得不适应统治区域内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生活，建立起与汉族先进经济方式相适应的统治方式。

少数民族从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渡到以都城为中枢的定居生活，这本身是一个历史转折，是对其原初民族特征的一种否定。其都城由偏远边城到汉族故都的迁移则割断了它与原初民族地域的联系，更是一项根本性变革，必然会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起推动作用。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拓跋鲜卑所建北魏的都城迁移。拓跋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山地，东汉初年南迁呼伦贝尔草原，后再由草原南迁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立国之初都于盛乐，拓跋圭时徙都平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北方统一战争的完成，北魏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适应他们面临的中原封建文明，实现对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广大中原农耕地区的稳固统治，如何使自己的政治符合中国文明的传承关系，取得华夏正统地位。孝文帝以迁都洛阳为契机，对北魏社会实行全面汉化改革，通过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改籍贯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内迁鲜卑人走上了全面汉化道路，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迁都洛阳，彻底割断了南迁拓跋鲜卑与其原初游牧地区的有机联系，使其进入到华夏文化的中心区域，并逐步稳定于中原农耕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从而使其完全融合于中原汉族的共同地域。钱国旗认为，随着这种民族地域的变迁，南迁拓跋鲜卑的其他民族要素也纷纷瓦解，最终融合于汉民族共同体之中。由此可见，拓跋鲜卑的南迁过程，也是其逐步封建化、农业化的过程，是鲜卑、汉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样道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也是其逐步汉化的过程，立国于中原的匈奴、羯、氐、羌及鲜卑各族，毫无例外地融入到汉民族共同体之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融合的时代。在经历了一段民族碰撞的阵痛之后，空前强大的隋唐帝国把汉民族的活动空间推向更广阔的地域。隋唐两代的都城仍稳固在关中、关东的华夏文化中心带。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从统一国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看来，有这样一种明确的趋势，这就是首都的地点是跟着时间的流转而变动的。一般说来，帝国缔造者起初是从一个对自己方便的政府地点来统治他们的领土，或者是他们祖国的旧都，或者是在征服地的边境上而便于和帝国缔造者的本国往来的新基地。

但随着时间的进展，由于帝国行政的经验或情势的逼迫，原来的帝国缔造者或他们的继

承者，往往会选择一个新地点作为首都，这不是为了帝国创始国的方便，而是为了整个帝国的方便。”［5］不仅北魏都城的变迁贯穿着这种趋势，而且后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元、清都城的变迁也是如此。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早期都城多位于原初民族地域，远离中原农耕经济区，当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中原地区时，其都城也逐渐由边疆民族地区向中原推进。辽初都上京临潢府，当其疆域扩大到中原时，随即将燕京升为南部政治中心。金朝立国时以上京会宁府为都，在占有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后，便迁都至燕京，后又移鼎开封。蒙古人立国之初都和林，忽必烈继位后移都开平，不久又迁都燕京。清朝立国时建都赫图阿拉，后数次徙都，1644年入关后，定鼎北京。这种由北向南、由边疆向中原的都城运动，决不只是简单的都城位置的变化，它表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面临着与北魏相同的问题，迁都是他们解决相同问题的一致途径。通过迁都，实现了对原初民族地域的超越，改变了原初民族的特征，拉近了它与中原封建文明空间的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城运动的方向还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是一种向心运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腹地，汉民族是其核心。中原农耕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吸引周边少数民族做向心运动。迁都符合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顺应了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农业化、汉化的历史潮流。因此说都城的运动方向与融合的方向相一致，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方向相一致。

都城推动民族人口迁徙

民族的迁徙带来都城的运动，都城的迁移反过来又推动了民族人口的大流动。都城运动和民族迁徙的过程，就是民族人口大流动、大碰撞、大杂居和大融合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初期，都城随东西两大民族集团的迁徙、碰撞与融合，呈现出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发展的趋势。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向内地迁徙，黄河流域的汉人大量南徙，都城发展的方向，呈现出从北向南推进，五代十国及南宋亦然，元代更是如此。明代由南而北，清朝由东北入关，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则又从南向北，呈现出南北相向运动的态势。每次都城的变动，都会带来一次人口的大流动和大聚合。几次规模较大的迁都如晋室南渡、北魏迁洛、宋迁临安、明代由南京北迁燕京、清由盛京迁北京等，都伴随着民族人口的大变动、大杂居和大融合。西晋末年，晋室南迁，避乱南来的汉族人口约有百万之众，建康城的迁居者超过了土著人口，这对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北魏迁都洛阳，迁居洛阳的鲜卑人，总数约有四五十万［6］。这对鲜卑人的汉化和民族融合具有决定性意义。清朝移都北京，二十多万满族人入居京师，猛然拉近了她与汉民族的距离，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准备了条件。也正因为都城位置西、东、南、北的往来运动，才把中国境内各地方与各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7］，把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熔铸而成今天的中华民族。

都城整合各民族文化

都城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它为各民族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场所，为民族杂居提供了一个院落，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才智提供了一个舞台。各个民族在这里汇合，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它是民族碰撞的界碑，文化交融的媒介，社会联系的纽带。它也像是一个历史磨坊，不断地碾碎民族间的差异，碾平各民族的畛域。都城的特殊功能和区位条件，为吸纳和汇聚各族人口提供了一个理想场所。各民族人口汇聚都城，无论这种汇聚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密切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为民族融合铺平道路，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8］生活在一个都城之内的民族更是如此。共同的地域，

广泛的交往，密切的社会联系，生活习俗的接近，民族文化的交融，其结果必然会走向民族融合。而且都城的辐射力、影响力和榜样师范作用，也必然会促进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都城不但是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常是一国的人口重心，历代统治者出于种种政治军事考虑，常会在都城保持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都城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战败的民族或异族政权的上层人士及被灭政权的俘虏、政府官员及贵族。尤其是民族政权的都城，少数民族在都城中所占人口比例较之汉族掌权的都城更高［9］。西周初年，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就迁来大批“殷顽民”，以加强控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徙天下豪富12万户入咸阳。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先后徙乌丸部落、雍秦华戎等民户数百万口至都城襄国或后来的都城邺及其附近地区。前秦在灭前燕、前凉的过程中，也先后徙鲜卑、关东豪杰及诸杂夷百万口至都城长安。唐贞观四年，唐军灭东突厥后，有数万突厥人口入居长安。辽上京临潢府的居民大多是从燕、蓟、幽、渤海等地掳掠或强制迁来的。强盛王朝的都城还会以其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吸引各族民众。西汉的都城长安就有常住的外国客、胡人和西夷［10］。北魏的洛阳建有四夷馆，《洛阳伽蓝记》卷三说：“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唐长安更是以开放的胸襟接纳八方子民，盛唐时期，有大批非汉族人口移居长安，进而形成了五方杂处、各族共和的局面。号称“人烟百万”的元大都居民中，有多种少数民族与汉人错杂而居。其中来自新疆的魏兀儿人、哈刺鲁人、于阗人、哈密力人等在大都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还有吐蕃的僧俗人士及高丽等族人也共居一城。西夏都城兴庆府有汉、党项、鞑靼、契丹等各族人民。各民族交错杂居，同在一个地域内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彼此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在历史磨盘的长期碾压下，民族间的域和差异逐渐消失，最终融合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众多的都城就像是民族融合的集结点，境内各民族在这里集结、沟通、交流和融合。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等著名古都就是这种结点的代表。以北京为例，她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都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适应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需要。她的发展史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险固的地理形势、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开放的文化体系等使她最有资格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民族融合的集结点。北京地处中原农耕经济与西北草原经济、东北山林经济三大经济区域和地理区域的交会地带，依山面海，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三大区域在这里交会，农牧民族在这里交替，海陆空间在这里转换，平原山地在这里过渡，不同经济方式在这里互补。这里既是一个历史的结点，又是一个地理的结点。草原民族的南下与中原民族的北进，都在这里歇脚。正如张荣秀所言，不论和平时期的友好交往，或战争时期的铁马金戈，都会造成民族间相互交融的机会。从经济文化方面把南北民族紧密地连接一起，也许是北京对于中华民族融合的主要贡献。虽然北京的发展是循着民族矛盾发展的路径前进的，但她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民族的融合。卢培元认为，从秦汉到隋唐，中国的主要民族矛盾由原来是中央对周边的格局转变为主要集中在南北方向上，集中体现为汉族的中央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斗争上。修建万里长城就是证明，北京位于长城一线，是中央政权抵御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前哨阵地。同时，北京也是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进行交往融合的地点之一，成为重要的边贸中心。宋、辽、金时期，民族矛盾演变为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立和斗争，斗争的重心由西北地区转向东北。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开始上升，由原来的边贸中心成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这既是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又是民族融合趋势的必然反映。元、明、清时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和巩固的时期。特别是元、清两代的中央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加强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作为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中央政权的统

治中心，北京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她为最终奠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如果说中原地区的早期都城阳城、阳翟、斟寻、原、老丘、西河、洛内、蕃、商、砥石、西亳、傲、相、邢、殷、朝歌等民族融合的初始结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开创之功的话，那么秦汉以来的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则是民族融合的中流砥柱，对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大融合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宋、辽以后的北京则集民族融合之大成，将境内各民族淬于一炉，熔铸而成今天的富于活力和创造精神的中华民族。

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发展

1北京城市轴线的演变和发展 1.1第一阶段——元、明、清时期（1206—1911年）北京城市轴线的形成 北京的城市轴线基本成型于元大都的建设时期。元大都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后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宫的中心阁[2]，这就是北京中轴线的雏形。 在这条轴线上及两侧，布置着内中书省、宫城、也里可滋十字寺、大天寿万宁、中心阁等一些核心功能区。 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毁去元大都宫室，却保留了包括城市轴线在内的城市格局，改建过程中，先将中心阁改建为鼓楼，作为城市轴线的终点，扩建外罗城时，亦通过永定门的改造，确定了中轴线的南起点。从外城南门永定门直至钟鼓楼构成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经过笔直的街道，九重门阙直达三大殿，并延伸到景山和钟鼓楼。 在中轴线两侧，分别布置着天坛和先农坛、衙门和官署、“T型广场”和千步廊、太庙和社稷坛、宫城、景山、钟鼓楼。 明代中轴线除了继承元代的思想之后，最主要的就是它建了景山，原来的中轴线上景山位置上有圆形建筑，上面没有山。景山是挖湖堆出来的山，其巧妙之处在于，使景山成为中轴线上的全城制高点，增加了城市景观，也丰富了城市轴线的内容。中轴线的末端是钟鼓楼，钟鼓楼的作用和皇城不一样，它是给老百姓报时的，是为民服务的，这体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1.2第二阶段——民国时期（1912—1949年）北京城市轴线的演变 自明中叶北京大规模添建直至民国，北京的城市轴线格局未有大的变化。古代北京的中轴线上是皇家的建筑，所有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性、宗教性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民国以来，由于皇家禁区的整修开放，大规模改造和拆除城墙、增辟城门，中轴线两侧建筑的皇权意义淡化并最终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这些封建禁地成为市民化的公共空间，皇权空间轴线转变为单纯体现北京旧城风貌的空间轴线[3]。 1.3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年至今）北京城市轴线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景山以北和前门以南段轴线在城市建设中逐渐模糊，但与此同时建设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及毛主席纪念堂却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中段轴线，使原先封闭的轴线具有了开敞特性，生长出一种新的空间特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亚运会的举办，北二环至北三环间中轴线上的道路被打通。这次中轴线一反“南面为王”只向南延长的传统，第一次向北延长。在日后的规划中，北京

洛阳,行走在历史上的文明古城-综述洛阳城历史沿革与变迁

洛阳，行走在历史上的文明古城 ——综述洛阳城历史沿革与变迁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黄河中游南岸。它北靠邙山，南对伊阙，东屏嵩岳，西依崤函，四面群山环绕，中为狭长盆地，因地处古洛水北岸而得名，洛阳又称洛邑、雒阳、东都、东京、神都、洛京、京洛、洛都。洛阳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最早、最多的都城。洛阳，是雄踞东方，文明古国的古都，是中华文化的读本。洛阳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一、夏商时期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知道，早在五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洛阳已成为人类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在市区发现有多处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夏代太康为王时，赶走了在洛阳居住的一个部落斟鄩族，定都斟鄩。斟鄩为城名，其遗址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斟鄩打开了洛阳为都之先河，奠定了洛阳在七大古都中为都年代最早之地位。 夏代洛阳城位置 商朝时期的都城有两座，分别称为“东亳”，“西亳”，即现存的郑州商城和洛阳商城。商都西亳同样也位于偃师县，建于洛水北岸，坐北朝南。考古勘探、发掘揭示出偃师商城遗址分为早期小城和晚期大城。早期小城四面中部各辟一门，小城中部偏南置宫城，小城西南部为府库建筑区遗址。晚期大城是在早期小城基础之上扩建而成的，与此同时在宫城东北部

修建了新的府库建筑群。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二、周朝时期 商王朝为周王朝所取代，周武王灭商后，都城丰、镐均位于今日陕西西安西北，早毁于西周末犬戎入侵之际。夏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灭商而建的周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地区建立了“成周”。“成周”建成之后，都城镐京改称“宗周”，“成周”与“宗周”同时作为西周王朝的都城。及东周平王东迁，乃正式奠都于此，“成周”更名“王城。后因年久废弃，汉代又建河南县城于其上，原貌遂湮没难寻。但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可见成周的范围不小。 从华夏地理的角度来说，洛阳恰好位于“天下之中”，即“五岳四渎”的核心位置。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国家的都城刚好位于其控制区域的核心，不仅体现了对周围领土控制的优势，也表现出一种居中而治的象征性意义。而此后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多选择洛阳为都，从这一时期开始，洛阳作为国家的核心，也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播及发展的源头。

概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概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发展的民族文化。民族种类也是无法比拟的，就当前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不难发现，中国已发展有五十六个民族，并且和各个民族相互融洽，相互团结的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历史阶段。纵观中国历史她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状况的呢？这须从中国古代历史说起。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秦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建立 秦朝的确立，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自从有了人类，就决定了人种的不同，即发展成后来的民族。在夏商周时代，各个部落的存在，每一个部落都是按照一定的血缘关系组成的，说明了组成部落的人种不同，不同的人种，形成了各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大不相同，再加上诸侯兼并，势必会引起矛盾。为了生存，他们连年征战，广大农民不分民族深受其害，苦不堪言。人们迫切要求统一，结束这种局面。应时代需求，秦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和赢政的带领下，经改革，励图治，平息了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把各族统一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的民族融合、民族大团结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北魏的民族大融合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经秦、西汉以后，东汉时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出现内迁。此后，朝代出现了分裂，魏蜀吴三分天下，乃至两晋时期国家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但在两晋时期由于司马家族的努力，出现的两晋的短期统一，而此时出现少数民族的内迁(内迁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即“五胡内迁”)，少数民族的内迁，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相处，逐渐融合，对祖国北方的生产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两晋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时至北朝时期，鲜卑族兴起，后统一黄河流域，建立北魏，结束了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在此时，居住的北方少数民族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改变了过去本民族的游牧生活习惯。当然汉族人民也向少数民族人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各族劳动人民在反对各民族统治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互相支持，促进了融合，到孝文帝继位后，由于改革的完成，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于是在孝文帝的领导下，落实实施了汉化政策，让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混杂相处，通婚、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同时也加速了北方封建化的进程。 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元朝的民族大融合 自古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隋唐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使封建社会达到顶峰时期，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至藩镇灭唐以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强盛起来，国家和社会一片混乱，鱼龙混杂，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后来随着蒙

中国历代首都列表完整版

中国历代首都列表完整版【五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初～公元前2070年）『黄帝』有熊（今河南郑州新郑） 『颛顼』帝丘（今河南濮阳） 『帝喾』帝丘（今河南濮阳）、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尧』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舜』永济（今山西运城永济） 【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东） 阳翟（今河南禹州） 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 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西） 原（今河南济源西北） 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北） 西河（今河南安阳东南）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 亳（今河南郑州）

嚣（今河南郑州西北） 相（今河南濮阳北、安阳内黄南；一说今河南安阳洹水北） 邢（今河北邢台） 庇（今山东郓城北、梁山西南） 奄（今山东曲阜） 殷（今河南安阳） 朝歌（今河南淇县）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西北） 成周（今河南洛阳） 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东南） 南郑（今陕西渭南华县）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 雒邑（河南洛阳）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秦』：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南）、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东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楚』：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陈丘（今河南淮阳）、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 『齐』：临淄（今山东淄博）

『燕』：临易（今河北雄县）、蓟（今北京城西南） 『宋』：商丘（今河南商丘南）、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 『鲁』：曲阜（今山东曲阜） 『郑』：新郑（今河南新郑） 『赵』：晋阳（今山西太原）、中牟（今河南鹤壁西）、邯郸（今河北邯郸） 『魏』：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今河南开封） 『韩』：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宜阳（今河南洛阳宜阳西）、阳翟（今河南禹州）、新郑（今河南新郑） 『卫』：沫（今河南淇县）、曹（今河南安阳滑县东）、楚丘（今河南安阳滑县东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 『陈』：陈（今河南淮阳） 『蔡』：上蔡（今河南上蔡） 『曹』：陶（今山东定陶） 『吴』：吴（今江苏苏州） 『越』：会稽（今浙江绍兴） 『杞』：杞（今河南开封杞县） 【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西楚』（公元前207年--公元前202年） 彭城（今江苏徐州） 『南越』（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0年） 番禺（今广东广州）

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

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民族：中原的华夏民族；北方的匈奴和东胡；西方的戎；南方的越形式：经济文化交流（最基本形式）；频繁的战争（直接动力）影响：为后来秦统一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民族关系方面：“华夷”观念削弱，华夏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征伐和生产中逐渐开始了融合 二、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 比较张骞通西域和班超经营西域】 目的结果影响 张骞 第一次出使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 奴 促进了西汉和西域的相互了解①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 成一体。②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 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 ③为西域都护的设置和丝绸之路的 开通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出使为了加强同西域的联系 沟通了西汉与西域的关系，促进了中 原与西域的交往 班超 加强东汉政府同西域的联系，恢复对西域地区的统治 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班超被任命 为西域都护 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第二轮复习之

例 1 [2010 ·重庆卷 ]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 “张骞在公元前 127 年发现西域，其当时对中国人的刺激， 正像后来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对于欧洲人的刺激是一样的。 ”翦伯赞观点的正确性是因为其看到了 ( ) A ．张骞开辟了通向西域的殖民道路 B ．哥伦布发现美洲同张骞发现西域影响完全相同 C ．张骞的行动对于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D ．张骞来到西域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 【秦汉时期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特点、原因和影响】 (1) 民族关系发展的特点 ①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 如秦始皇平定南越后， 设三郡进行管理； 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郡， 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等。 ②加快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如秦开发珠江流域，匈奴开发蒙古高原等。 ③各族人民友好往来和各民族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如昭君出塞，密切了汉匈关系，互市兴旺起来，文化 往来增多。张骞通西域密切了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 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2) 民族关系发展的原因 ①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展。 ②统治者采取了有效政策，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3) 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 ①促进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②带动了对外关系的发展，如丝绸之路的开辟等。 例 2 汉武帝时，细君公主居乌孙作诗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你能从诗中获取的信息有 ( ) ①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政治联姻 ②细君公主对生活不习惯 ③细君公主远嫁异国，促进了两国经济往来 ④反映了当时西域的生产、生活情况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 三、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二者 的共 同点 ①加强了内地同西域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 出流 ②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③对中外友好交流贡献突

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的演变特征

2013 – 2014学年第一学期《城市发展史》期末论文 中国古代都城道路 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引言 人类建造道路的历史至少有几千年了，几乎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出世界上第一条道路是在何时或在何处建成的。远古时代，人们经常沿着动物的足迹或是最省力的路径即别人走过的路来行走，结果被经常践踏的地方就成为小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径逐渐发展，成为一般的道路。在公元前20世纪的新石器晚期，中国就有记载使役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相传，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发明了车轮，于是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了车辆。故尊称黄帝为“轩辕氏”，继而产生了行道。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中国古代在不同的朝代出现了许多繁华的都城，道路也随着都城的发展而发展，形成的道路系统也不断完善。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古代都城道路与交通 道路因交通的需要而产生，道路的主要功能是交通。在我国古代的城市中，道路有明显的交通功能。如周代的城市道路是以“轨”作为表示道路的等级和宽度的基本单位。《考工记》中记载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说明道路的宽度因交通的大小而不同，市内主要干道最宽，环城道路较窄，城郊道路更窄。还有记载：“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说明按城市的等级不同，道路的宽度也不同。以轨为单位说明城市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以道路将城市划分为许多坊里，以通向主要城门的道路为干道，而商业集中在特定的靠近干道的市内，这种城市道路显然也是以车马交通为主的。汉长安发掘的宣平门，及其门内的大街，三条道路并列。 古代都城道路性质和道路分工的变化 隋唐长安城及洛阳城，道路系统规则更明显的突出了道路系统的功能。道路

中国历代首都一览表(完全版)

中国历代首都一览（完全版） 【五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初～公元前2070年） ?『黄帝』有熊（今河南郑州新郑） ?『颛顼』帝丘（今河南濮阳） ?『帝喾』帝丘（今河南濮阳）、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尧』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舜』永济（今山西运城永济） 【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东） ?阳翟（今河南禹州） ?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 ?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斟?（今河南洛阳偃师西） ?原（今河南济源西北） ?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北） ?西河（今河南安阳东南）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 ?亳（今河南郑州） ?嚣（今河南郑州西北） ?相（今河南濮阳北、安阳内黄南；一说今河南安阳洹水北）?邢（今河北邢台） ?庇（今山东郓城北、梁山西南） ?奄（今山东曲阜） ?殷（今河南安阳） ?朝歌（今河南淇县）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西北) ?成周(今河南洛阳) ?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东南) ?南郑(今陕西渭南华县)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 ?雒邑（河南洛阳）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秦』：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南）、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东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晋』：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新田（今山西侯马）、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端氏（今山西沁水东北） ?『楚』：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陈丘（今河南淮阳）、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 ?『齐』：临淄（今山东淄博） ?『燕』：临易（今河北雄县）、蓟（今北京城西南）?『宋』：商丘（今河南商丘南）、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鲁』：曲阜（今山东曲阜） ?『郑』：新郑（今河南新郑） ?『赵』：晋阳（今山西太原）、中牟（今河南鹤壁西）、邯郸（今河北邯郸） ?『魏』：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宜阳（今河南洛阳宜阳西）、阳翟（今河南禹州）、新郑（今河南新郑） ?『卫』：沫（今河南淇县）、曹（今河南安阳滑县东）、楚丘（今河南安阳滑县东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陈』：陈（今河南淮阳） ?『蔡』：上蔡（今河南上蔡） ?『曹』：陶（今山东定陶）

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 城市规划1001班王萱 201017020111 摘要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其影响因素来自于古代城市的规划发展，古代城市的规划发展又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与推动。从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朝代都城规划管理思想切入，从而了 解中国古代居住形式的演变。 关键词古代城市居住形式规划演变 城市是依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合起来的居民点。所谓的居住形式, 主要是指居住生活的实体形式、空间环境以及人们的居住行为和构筑行为, 还有其中表露出的礼法、习俗、信仰、审美等观念层次的东西。中国古代居住文化给人们留下一个自然的生活住房的概念。自然园林、青砖汉瓦、土石为材，依势而建。在特定时空下的住居形式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这种偶然蕴藏着必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范式, 深刻影响和限定着居住形式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拿古代都城举例，纵观其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都城规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演变,而在都城这一庞大的居民点中,民房规划与居住习俗亦在相应地变化,大致有一条自成系统的发展线索。这正是近现代中国城镇民居规划与居住习俗的重要源头,而探索这一演变脉络的积极意义也就在于此。 一、夏商周——规划的起源 夏、商至西周时代的都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这个时期的城市无城墙，规划性不强，西周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中的宫殿基址、宗庙建筑、居住遗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均较为分散,彼此不相连属，以郑州商城为例，其居住遗址则遍布城四周。与后世城市的民居习俗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居情况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种分散的居住方式，应与自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聚族而居的习俗有密切关系。其次,在这些都城的居住区内所发现的生产工具电农具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这显然说明不少居民还从事农业生产,而这正是城乡,分化不久所特有的状况。 二、春秋战国——礼法体系的建立

中国古代都城构造

中国古代都城构造和布局 浪漫咸阳——离宫别馆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力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这些措施对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与六国技术成就，在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历史著名的阿房宫、骊山陵，至今遗址犹存。 秦始皇时咸阳城进行不断扩建，据记载，他每灭亡一个国家，就在咸阳附近按各国宫殿图样建造一处宫殿（即六国宫）。统一六国后，为防止叛乱，又将各国富户集中在咸阳。原有城市容纳不下，就在渭水南岸新建阿房宫。阿房宫规模宏大，穷奢极侈。 秦都咸阳的布局是有独创性的，它摒弃了传统的城郭制度，在渭水南北范围广阔的地区建造了许多离宫，“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木衣绨锈，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三辅旧事》）。反映了秦始皇穷奢极欲的状况。 秦人借驰道，复道等将咸阳周围二百里内大批宫馆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摹拟天体星象，环卫在咸阳城外围，更加显示“天极”咸阳宫的广阔基础，也突出了它的尊严。秦人又推行不建外廊的革新措施，采取宫自为城，依山川险阻为环卫，使咸阳更增添了辽阔无垠的雄伟气概。 西汉长安——七星伴月 汉长安是在秦咸阳原有离宫——兴乐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后汉高祖又建造了未央宫，作为西汉长安的主要宫殿。惠帝以后，由兴乐宫改成的长乐宫供太后居住。长安的城墙则到汉惠帝五年才修建起来。汉武帝时，在长安大兴土木，建桂宫、明光宫、建章宫及园囿、明堂、坛庙等建筑，使长安的建设达到极盛时期。 由于长安城是利用原有基础逐步扩建的，而且北面靠近渭水，所以城市布局并不规则，未央宫偏于西南侧，正门向北，形成一条轴线。大臣的甲第区在北厥外；大街东西还分布着9个市场；未央宫东厥外是武库和长乐宫。北侧靠近渭水地势较底处，布置着北宫、桂宫、明光宫以及市场和居民的闾里。 长安城每面都有三座门，其中东面靠北的宣平门是通往东都洛阳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一带居民稠密。向北经横桥去渭北的横门，正对未央宫正门，又是去渭北各地的咽喉，所以街市特别热闹。 汉长安的另一特点是在东南与北面郊区设置了7座城市——陵邑，所谓“七星伴月”，这些陵邑都是从各地强制迁移富豪之家来此居住，用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长安城的街道有“八街”“九陌”的记载，现经考古探明，同向城门的8条主干道既是“八街”，这些街都分成了股道，用排水沟分开，中间为皇帝专用的御道——驰道，其它人即使是太子也不能使用。街两旁植树，街道排水沟通至城门，以涵洞排泄雨水。 北魏洛阳——城郭严谨 洛阳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由于地理位置适中，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有重要地位，因此多朝均建都于此。洛阳成为全国或北方的政治中心达300年之久。 北魏洛阳是在西晋洛阳的废墟上重建的。建设工程参照西晋洛阳都城宫室遗迹，营造1年余，规模初具。7年后，才于京城四面筑居民里坊及外郭。 城市的总体布局，宫城位于京城偏北，京城居于外郭的中轴线上。官署、太庙和永宁寺9层木塔，都在宫城前御道两侧。城南还设有灵台、名堂和太学。市场集中在城东的洛阳小市和城西的洛阳大市两处，外国商人则集中在南郭门外四通市。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居民有10万9000余户，加上皇室、军队、佛寺等，人口当在六七十万以上。城郭之间采用里坊制，里坊的规模是1里300步见方，每里开4座门，每门有里正二人，吏4人，门士8人，管理里中住户，可见当时对居民控制是很严的。 北魏洛阳城内树木也是很多的，登高而望，可以看到“宫厥壮丽，列树成行”。古水所

2019届高三历史人教版一轮复习考点集训：考点30 古代商业的发展

考点30 古代商业的发展 一、选择题：（共20题，共50分。） 1、汉武帝时期，朝廷任用商贾子弟东郭成阳、孔仅、桑弘羊等，相继“以赀”入朝为官。其主要原因是（） A. 农本商末政策发生逆转 B. 落实政府经济政策的需要 C. 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D. 政府以财产作为选官标准... 2、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随着唐宋时期城市“坊市制”的崩溃，在“农村——农村市场——半农村城市——中小城市产生”的反复过程中，包括工商城市在内的城市经济网日益稠密，使农村经济走向依存于市场的方向。这说明，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变迁( ) A. 促使城市功能完全经济化 B. 使商品生产规模空前扩大 C. 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商品化 D. 使农村经济实现了商品化 3、北宋科学家沈括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在此他强调( ) A．货币流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B．稳定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 C．人口流动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D．国家发行的货币越多流动就越快 4、唐朝武德四年宣布废止五铢钱，改行“开元通宝”钱，这种钱制不仅成为有唐一代的定制，而且持续流行了近千年，也被作为后世“钱制”的楷模。“通宝”钱制流行反映出( ) A．中国古代货币开始走向规范化 B．年号铸钱强化了货币经济功能 C．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增强 D．标志我国金属铸币制度的成熟 5、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并提出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遵循“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原则。据此可知，司马迁（） A．赞同汉武帝的商业政策 B．反对逐利致富的社会风气 C．强调商业发展顺其自然 D．颠覆了儒家推崇的义利观 6、陶朱公范蠡在经商过程中信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观点,提出“务完物,无息币”。材料主要是指（） A.主张商业投资多元化 B.加速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周转

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摘要

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 陈玉屏 四川民族出版社 前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民族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四次民族大融合：先秦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天下万国”——为数众多的族群不断聚散分合，但其趋势是一些主要的族群规模不断扩大，而族群数量减少，到了周初，以“周礼”的形成为标志，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继而四夷各族逐步形，经春秋战国，四夷中一大批民族或族群融入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完成，秦汉时期，民族融合出现了“互动”现象，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相互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五胡政权的建立和南方经济的大发展，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前所未有的大交融，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后果产生了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峰的盛唐王朝，辽宋金元时期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清朝时期，经济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流动大规模进行，我国历史上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完成 建立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共同文化 达到相当的理性高度的文化认同，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华夏族最终形成理论意义上的民族是在周朝初期，周礼的形成和同遵同礼，此后的发展趋势是华夏族——汉族犹如滚雪球越滚越大 融合是民族从产生直至消亡的严演进过程中的永恒主题 本书目的：客观的系统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汉族占主体，少数民族占部分这种独特的民族融合现象，科学的分析其原因，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时实践价值 1、儒家民族观与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儒家的民族观具有凯敏包容的时代特点 强调夷夏之分的意识源于实践——夷夏碰撞的社会现实 孔子首创了自觉的、系统的民族理论——孔子以他的仁学为出发点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归宿，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不分民族、世界大同的社会，孔子十分推崇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泯灭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孔子的民族观，有事与他提倡的仁和主张的德政密切联系，孔子对人生命的重视——当时战乱连连的现实，孔子的民族观有着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的因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民族同化思想——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儒家以礼仪作为标准来区分夷夏 重夏轻夷的倾向，华夷存在这较大的差别和摩擦冲突，轻视落后的优越感 孔子“夷不乱华”的主张中包含了在夷夏冲突中保护现金的华夏文明，不能倒退到“披发左衽”的落后状态的意愿，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民族是孔子民族观的重要内同，孔子提出一种以文化心里素质为记住、部分族类、一视同仁、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民族观，正确总结了华夏族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春秋时代民族关系进程的主流，这是合乎理性的明智选择，更是他的仁学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逻辑结论，孔子主张行仁德之政和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民族观对后世处理民族问题上有着积极的影响 战国时儒家民族观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对四夷的看法又进了一步 秦汉时期的民族观是以坚持大一统的主张为基础的 大一统观念的成熟标志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董仲舒完成 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汉儒认为只有华夷统一的国家，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主张“爱及四夷”，强调对四夷以仁义道德的感怀和礼制，进一步发展孔子修文

中国历朝都城历史变迁

中国历朝都城历史变迁 夏朝（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东。 商朝（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都城在毫，今河南商丘北。[ 转自铁社区 https://www.sodocs.net/doc/8d8425330.html,/post_3396898_1.html/ ] 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 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都城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都城在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s://www.sodocs.net/doc/8d8425330.html,/ ] 三国（公元220年至280年）魏的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蜀的都城在成都，今四川成都； 吴的都城在建业，今江苏南京。 西晋（公元265年至316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东晋（公元317年至420年）都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南北朝（公元420年至589年）南朝经历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北朝的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s://www.sodocs.net/doc/8d8425330.html,/ ] 东魏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西魏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北齐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周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隋朝（公元581年至618年）都城在大兴，今陕西西安。 唐朝（公元618年至907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

中国历代都城选址因素

我国历代都城位置图 1.夏朝（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东。 2.商朝（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都城在毫，今河南商丘北。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 3.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 4.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都城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5.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都城在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6.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7.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8.三国（公元220年至280年）魏的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蜀的都城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吴的都城在建业，今江苏南京。 9.西晋（公元265年至316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10.东晋（公元317年至420年）都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11.南北朝（公元420年至589年）南朝经历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北朝的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东魏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西魏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北齐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周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12.隋朝（公元581年至618年）都城在大兴，今陕西西安。 13.唐朝（公元618年至907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 14.五代（公元907年至960年）梁、汉、周的都城在今河南开封；唐的都城在今河南洛阳。 15.北宋（公元960年至1127年）都城在东京，今河南开封。 16.南宋（公元1127年至1279年）都城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17.元朝（公元1271年至1368年）都城在大都，今北京。 18.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都城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后迁往北京 19.清朝（公元1644年至1911年）初期都城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顺治帝迁都京师，今北京。 北京(明清)；西安(汉唐)；南京(南朝各代,那时叫建康或金陵)杭州(南宋)；洛阳(北朝各代)；开封（大梁、宋朝）；沈阳(后金,清朝入关前)；广州(南粤王)；成都(蜀,后蜀)；大理(在理国)；兰州(西夏)。 六大文明古都分别是：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杭州。 一、北京为五朝帝都（辽、金、元、明、清）：春秋战国时期为燕国国都，当时称为蓟。辽代为陪都，称燕京。金朝（1115年-1234年)自金世宗起至1217年为中都。元朝为大都。明朝自永乐帝起为首都，称为京师。清朝入主中原后亦把北京作国都。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称北平。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之所以历来成为军事重镇、政治中心，这与其地理形势有关。它地处华北平原与西

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合题

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合题 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合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管彦波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讲到民族关系时，民族融合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语。那么，什么是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几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民族融合的具体过程、途径和方式又如何？今天，正确地把握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

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 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民族融合

二、我国古代三次民族融合的概况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最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友好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之间有矛盾、斗争甚至战争，民族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不能说成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在中国古代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状况，各民族的长期交往是民族融合的最主要原因。 1、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取得更多的土地和人民，相互之间进行频繁的战争，大国兼并小国。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更为频繁，政治格局变化无常。春秋战国时期，各民族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和频繁的战争，逐步融合。这一融合兼并过程，为后来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了基础。 2、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族融合现象。蜀国诸葛亮注意改善同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积极发展当地经济，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吴国征服、招降和笼络越族，越族同汉族的生活方式已经差别不大。大批中原人口南迁，更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北魏孝文帝改革，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为各民族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3、宋元时期，战争虽一度频繁，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宋辽、宋夏、宋金议和后，双方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局面，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元朝时，民族融合达到高潮。汉族人民大量迁居到边疆地区，带动先进生产技术，开发了边疆经济。边疆各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辽金时期入居黄河流域的契丹和女真人，与汉族杂居，在元朝已被视为“汉人”；唐朝以来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国一些地区定居。元朝时更有大量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和汉、蒙、畏兀儿等民族长期杂居、通婚，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中国古代都城变迁

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 城市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即社会进入奴隶占有制的标志。我国城市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而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在国家生活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迁都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各朝各代都城的分布情况。 从夏、商到西周、春秋，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夏朝400 多年，迁都10 余次，其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伊、洛流域和晋南。商朝600 多年（公元前16 世纪至前11 世纪），商都也多次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共达13 次之多。其实商汤以前的8 次不能算迁都，因为那时商族还没有建立政权，只是居住地的变换而已。“先王”时代的5 次迁都：沃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周人起源于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周人迁都也很频繁，其中邰（武功县渭河北岸）、豳（陕西彬县）、岐（沂水、汘水附近）、丰和镐（均在沣水中游）为人们所公认的。 奴隶社会时期的都城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中国古代以河运为主，为了生活用水方便，又利于交通运输，往往把都城建在河流附近或河流的交汇处。国都的四周围有城墙，城墙外是乡下，以农牧业为主；城墙内是行政中心，也有商贸场所、统治者居住的宫殿等。 我国从战国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有2000 多年的历史。战国时代，群雄争霸，齐、楚、秦、燕、赵、魏、韩诸国都城都多次迁徙。以秦为例，秦国的祖先因功封于秦邑（甘肃清水县西北）。周平王东迁之后，秦人的势力逐渐发展到关中地区的西部，沿渭水东下，曾居于沂（沂水之滨），迁平阳（陕西宝鸡市东），再迁雍（陕西凤翔南）。雍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系东西交通的枢纽和通住巴蜀的咽喉。秦人在此建筑城邑和宫殿，居住达294 年之久。为了同东方的魏争霸，秦献公二年（前383 年）又东迁栎阳（陕西临潼县东北），栎阳的战略地位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史记·货殖列传》）它作为秦都有34 年之久。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就是先在栎阳开展的。后来，秦又迁都于渭水之滨的咸阳。咸阳北依高原，南临渭水。渭水、黄河航运，给秦人以莫大的便利。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定都咸阳。咸阳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宫殿林立，楼阁相邻，四通八达，表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宏伟气魄。刘邦灭项羽后，不是在秦都咸阳的灰烬中重建新都，而是在渭水之南，龙首原之西北兴建新都。入主关中，营建长安。 西汉末年，长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东汉建都洛阳，且没有迁都过。三国鼎立时，曹魏都洛阳，蜀汉都成都，东吴都武昌（湖北鄂城）后迁建业（南京）。后来的东晋、南朝（历宋、齐、梁、陈四朝）均定都南京。西晋（265 年至316 年）仍都洛阳，它是在曹魏都城的基础上重建的。 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又东移到洛阳。“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洛阳遭到破坏，东晋（317 年至420 年）都建康（南京）。当时，战乱不断，山河破碎，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北朝的北魏先都平城，后迁洛阳；东魏、北齐均都邺（河北临漳县）；西魏、北周均都长安。随后的隋唐两代，均都长安。五代十国时期：后梁都开封，后唐都洛阳，后晋、后汉、后周均都开封。十国中的吴国都扬州，南唐西都江陵府（南京）、东都江都府（扬州），吴越都杭州，楚国都长沙，闽都长乐府（福州），南汉都兴王府广州，前蜀、后蜀均都成都，南平都江陵府（江陵），北汉都太原。建隆元年（960 年）正月，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汴州为都城称东京开封府。从此我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不在太行山以西。而后，东北地区女真族兴盛起来，建立金，都城在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南）。靖康二年（1127 年），北宋王朝被金国灭亡。康王赵构建立南宋，迁都临安（杭州）。金为了牢固地统治华北并进一步吞并江南，将它的统治中心迁到了中都燕京（北京）。元统一中国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都北京。1356 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克集庆（金陵）后，就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作为统一全国的根据地。他称帝后，犹豫了很久才确定建都南京。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冬，明成祖朱棣下诏迁都北京。清沿袭明制，仍定都北京。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过迁都的例子，而迁都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因素，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和东移以及交通的变迁。

中国历代都城

中国各朝代，帝王，都城 夏朝（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东。 商朝（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都城在亳，今河南商丘北。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 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都城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都城在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三国（公元220年至280年）魏的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蜀的都城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吴的都城在建业，今江苏南京。 西晋（公元265年至316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东晋（公元317年至420年）都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南北朝（公元420年至589年）南朝经历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北朝的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东魏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 西魏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北齐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周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隋朝（公元581年至618年）都城在大兴，今陕西西安。 唐朝（公元618年至907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 五代（公元907年至960年）梁、汉、周的都城在今河南开封；唐的都城在今河南洛阳。北宋（公元960年至1127年）都城在东京，今河南开封。 南宋（公元1127年至1279年）都城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元朝（公元1271年至1368年）都城在大都，今北京。 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都城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公元1421年，明成祖把都城从应天迁往北京。 清朝（公元1644年至1911年）初期都城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顺治帝迁都京师，今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