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赵云龙刘慧玲

翻译中遇到不可译性的问题是常有的事。翻译是搞语言文字的转换工作，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完全是针对语言文字而官的。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而各区城民族因地理条件和文明程度等方面的迥异形成了讲言文字方面的隔腆性、冷僻性和不可理解性，也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本文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谈谈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问题。

一、不可译性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某些语言现象在译文中无法表达，属不可译性。不可译是语际转换中永远存在的一种现象.原因为任何语言都带有很大的实在性和局限性，它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翻译其他文化的问题。应该说翻译中语言本身出现不可译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和客观的。

不可译性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译入语言缺乏对等的表达形式。一种语言用某一形式表达了语义场内的某一意义，同时表达了该形式的某些特征，而另一种语言又恰好缺乏相应的形式既能表达出该意义又能表达出所要求的该形式的某些特征，不可译的问题就必然会出现.这是不可译性产生的语言学原因。翻译中的绝对不可译现象一般都是与语言文字形式相关的一些现象。如下面的两句:

1)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

B: The letter B.

2) A: 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

B: Because it makes ma mad.

句中“road，broad，ma，mad”不仅起一般词形的形式作用，而且是作为内容出现的.句中“road”，“broad”和“B”都无法译成汉语.如当英语语言形式本身充当内容时.不可译现象就可能出现.此外，还有与语言父字的形式特点有关的不可译现象。这类现象大多是利用语言文字的形式特点达到某种修辞效果。属于这类现象的有韵(尤其是头韵)、文字游戏(双关语)和某些实用意义等。汉语中那些依赖语言音形义结构的修辞手法(如双关、拆词、仿词等)几乎都是不可译的。如:好容易到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着去看.(鲁迅《故乡》)

At last the end of the year came，and one day mother told me that Runtu had come，and I flew to see him.(杨宪益、戴乃迭合译)

句中“好容易”实指“好不容易”，表示难言的渴望之情，这一修辞有习用性.是不可译的。

第二种是，译文语言缺乏应有的表达形式.就是说，原文表达的思想对译文语言来说完全是新的。一个民族运用了新的词汇表达新产生的思想，而另一个民族由于地理的或社会的原因，没有产生这种新概念、新思想，当他们需要翻译这个新的词汇时.必然会遇到不可译的问题。比如，英语的“illoetionaryaet”是个新词，既有“言外之意”又有“言语目的”的意思，还带“非言语活动”的含义。汉语中一时还没有相应的词来表达它。文化差异导致的非对应也是在语际翻译上导致难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中不存在，不常见，不被注意。如“松”和“鹤”在汉语里可比喻长寿。相比之下，英语中就没有相应的隐喻。对英语接受者来说，“松”和“鹤”并不能引起与汉语接受者相同的联想.又如美国但语中称学者(如大学教授)为“egghead”，这在汉语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形式和涵义。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被污蔑为“奥老九”，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很难理解这一称呼的含义的.这几个例子说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些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无法相互取代的符号，这使语言和文化间，出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沟壑，严重障碍了彼此的交流.这是产生不可译的历史文化原因。

总的说来，不可译的东西并不等于没有确译的词句。众所周知，翻译就是把某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准确而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那么，在翻译中不可准确地再现，就是不可译性。这就是说，确译与误译在于有没有准确、完整的再现，而不可译则在于可不可能达到准确、完整。

二、可译性

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

l、可译性的理论依据

语言是思维的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外壳，但是思维的基础是现实，思维是统一的，思维的规律是一样的，不管人们所利用的语言如何不同，它们总是反映出实际生活，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同样的实际。因此，人们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的，这就是可译性的依据。

可译性当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前提，某些形式上的个别因素在翻译时如能面面俱到，兼收并蓄，当然是最理想的，但不得已时也只好牺牲，不然会犯形式主义的毛病。这种牺牲事实上并不影响整个原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因为翻译并不是简单地和机械地复制原文内各单独要素的总和，而是将它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介绍的。

2、诗的可译性

诗歌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也有人认为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形式.有翻译家认为诗歌是根本无法翻译的，提出了诗歌的不可译理论(nontranslatabilityofpoetry).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绝对化，是不符合实际的。各国的诗歌虽然所用的语言不同，但是诗人的灵感却是息息相通，并不受国界的限制的。只要对原诗的思想、感情、意境、韵味有深切的感受，引起心灵的共鸣，同时，对于本国语言及其韵律又能够很好地掌握，运用自如，那么把外国诗歌在保持原有的风味的前提下翻译过来(或把中国的诗歌翻译过去)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翻译诗歌应该把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要在两种语言中体现同样的意境，要把诗的一切从一种语言植入另一种语言，要把原诗完善地传达给读者，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显然，汉诗中的字数限制，以及平仄、对偶等等，肯定是无法译成英文的。翻译时，决不能用逐字逐句地死译的方法，而应运用本国语言及其韵律之美，把原诗的思想、感情、意境及韵味等重新表现出来。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再创作”。正如许渊冲先生所说:“译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等于原诗，也不能不留下再创造的痕迹。”他认为译诗不大存在可译性的间题，而只有可译度的问题。

3、习语的可译性

习语虽然是语言中的特殊材料，但它是全世界民族语言的一部分，是固定的、表达一定意义的语言成分，所以它在原文中的作用和一般语言材料没有什么不同，是同样具有可译性的。由于习语能最集中地体现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各种修辞手段，在翻译时那些为一种语言的习语所特有而为另一种语言所不具备的不同表达手段和形式丁t寸上造成很困难，其中确有某些个别要素无法或难干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如汉语俗语:“孩儿离开娘，瓜儿离开秧”，字字相

对，匀称押韵，但直译成:“When a child leaves his mother，he is like a melon tron off the vine.”虽然把内容和形象都传达了，却失掉了原文的那种紧密对仗的形式和韵脚。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轻率地得出习语是不可译的结论.有的习语孤立地处理是很难翻译的，但如果把个别成分看成其它成分、与整体相联系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习语和原文的内容结合起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在上下文用二定的语法和词汇材料来表达它们的。

4、文体的可译性

文体的可译性间题是我国翻译界长期争论而未得解决的问题。近年来著名的翻译家对这个问题意见仍有分歧，如翁显良先生认为文体是可译的，而周煦良则认为不可译.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金是先生和奈达(Eugene Nida)合著的《论翻译》(On Translation)中的观点倾向于文可译的观点。该书第五章中强调文体对应(Stylistic Equivalenee)的重要性，甚至说“在高度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中，文体的特性往往对于译文的是否被接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文体的因素甚至比内容的忠实性更为重要。"(P98)但是，在另一方面，该书又强调译文的文体必须适应读者的吸收能力(Channel capacity of receptor)，甚至说，同一篇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的读者对象，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译文.笔者认为，作者的论点是矛盾的。译文的文体究竟以何者为准.原文的文体?还是读者所接受的文体。该书的理论中未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5、风格的可译性

风格的可译性也是翻译界长期有争论的，一方面传统上有时把一些名诗名著的风格说的神乎其神，给风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有些原著的风格确实难以捕捉。所有的文章都是有风格的。至于风格文体的构成，诚然主要在于语言表现的特点.但又与作品的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既然文章有风格，翻译时译者就应按忠实的原则，撇下自己的风格，使译文处处紧跟原著.以避免使自己的文字特

色取代原菩的特色。就风格的构成的具体分析，是解决风格的可译性的理论基础。如果这些构成因素大体可译或荃本可译，风格的翻译便有了根据.钟如，讽刺作品几乎是无国界的.无论是以平易、淡泊清新为特征的分析性风格，还是以丰繁、绚丽、隐约为特征的综合性风格，都是操不同语言的读者所能感应的。就修辞来讲，风格的不可译者终归是少数，如诗歌的韵律、双关语等。绝大多数，例如比喻、借代、设问、排比等的运用，各种语言之间还是相通的，因而也就可译。只要译者力求忠实，不自作主张、另起炉灶，而从思想感情到行文用语，步步紧跟原文，原著的风格一定会透过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隔阂，而在相当程度上顽强地吧复现于译文之中。如刘容庆先生指出的:歼我们不能将原作风格意义在译作中的丧失(Loss)或减色(deeoloring)不加分析地归咎于风格的可译性限度，更不能得出结论说风格是不可译的.”以外译汉而论，许多世界名著和名家的风格早已通过各种译本而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成为学术界研究、讨论，学者和作家参考借鉴的对象，也充分说明风格的可译性早以被实践所证明。

三、不可译性与可译性

翻译中的可译性间题，从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来看，实际上就是一民族语言文化视野对另一民族语言文化的认识能力的限定问题。诚然认识能力是相对的，变化的。可译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不可译成分，不可译成份随着民族语言文化视野的开拓，又可以变成可译的。

大部分人们称之为“不可译”的其实只是不可能译出语言符号的全部意义而已。不可译者夸大了语言意义上的差异，而没有看到人类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占多数这一事实。德国语言学家洪堡(Humboldt)说:“所有的翻译看来都只是一种要解决的不可解决问题的尝试。”英国的女翻译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说:“译者只能给我们一个模糊不清的对应物。”这些都是太绝对的说法。实际上，各种语言之间彼此株两悉称的说法也是很容易找到的。例如:莎士比亚剧本《维多那两绅士)中的“A Pissing while”，同中国北方的粗俗语“撤泡尿的工夫”如出一辙，《创11悍记》里的“You threeinch fool”同《水浒》里的“三寸丁”也像天造地设的一对。事实上，不是翻译不可能，而是如何提高可译程度。译者的任务是对原语和译语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尽力找出最大限度地传达原语信息的方法。

不可译的幅度有强有弱。一般来讲，涉及社会、思想和意识方面的不可译性较难处理，少数的情况的确构成了死点，即绝对不可译性。其余的大都属于相对的不可译性，是可以采用曲折手段将不可译性转化的。

不可译性的转化是指翻译工作者采取必要的、创造性的手段，变不可译为可译，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不可译转化为可译，关键在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如果译者对原文、原文的地理、社会与文化都十分熟悉，那么就能抓住不可译性的症结，然后调动自己母语的一切能动作用，找出比较合适的翻译手段。这些手段包括还原(restoring to the basic meaning)、阐释(annotating)、融合(blending)、引伸(expandign)、反转(reversing)、替代(substituting)、拆离(splitting)、增补(adding or amplifying)、省略(omitting)、重组(recasting or reconstructing)和移植(transplanting)等等。

原语与目的语都基于一个外部世界，因此双语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性，思维结构存在着同构关系，因而存在可译性。不可译性是相对的。但由于我们不可能测定语义信息的定量，在语际的转换中就不可能不存在保证“等值”的方程式，因此转换的结果就只能是非定量的、相对的“可变体”，转换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意义丧失”.翻译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充分地认识原语表面的和深层的意义及其文化和社会背景，从中尽可能地领悟和发掘原语所蕴含的意义，以达到翻译出较完美的作品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

②张培差:《习语汉译英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8月。

③劳陇:“诗的翻译气《翻译通迅》，198。年第5期.

④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⑥张成住:“不可译的存在与转化”，{中国翻译)，1988年第4期.

⑧刘毖庆:《现代翻译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

〔作者单位:赵云龙:河南师大外事办新乡市453002

刘慈玲:河南省教委科外处郑州市450005]

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赵云龙刘慧玲 翻译中遇到不可译性的问题是常有的事。翻译是搞语言文字的转换工作，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完全是针对语言文字而官的。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而各区城民族因地理条件和文明程度等方面的迥异形成了讲言文字方面的隔腆性、冷僻性和不可理解性，也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本文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谈谈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问题。 一、不可译性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某些语言现象在译文中无法表达，属不可译性。不可译是语际转换中永远存在的一种现象.原因为任何语言都带有很大的实在性和局限性，它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翻译其他文化的问题。应该说翻译中语言本身出现不可译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和客观的。 不可译性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译入语言缺乏对等的表达形式。一种语言用某一形式表达了语义场内的某一意义，同时表达了该形式的某些特征，而另一种语言又恰好缺乏相应的形式既能表达出该意义又能表达出所要求的该形式的某些特征，不可译的问题就必然会出现.这是不可译性产生的语言学原因。翻译中的绝对不可译现象一般都是与语言文字形式相关的一些现象。如下面的两句: 1)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 B: The letter B. 2) A: 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 B: Because it makes ma mad. 句中“road，broad，ma，mad”不仅起一般词形的形式作用，而且是作为内容出现的.句中“road”，“broad”和“B”都无法译成汉语.如当英语语言形式本身充当内容时.不可译现象就可能出现.此外，还有与语言父字的形式特点有关的不可译现象。这类现象大多是利用语言文字的形式特点达到某种修辞效果。属于这类现象的有韵(尤其是头韵)、文字游戏(双关语)和某些实用意义等。汉语中那些依赖语言音形义结构的修辞手法(如双关、拆词、仿词等)几乎都是不可译的。如:好容易到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着去看.(鲁迅《故乡》) At last the end of the year came，and one day mother told me that Runtu had come，and I flew to see him.(杨宪益、戴乃迭合译) 句中“好容易”实指“好不容易”，表示难言的渴望之情，这一修辞有习用性.是不可译的。 第二种是，译文语言缺乏应有的表达形式.就是说，原文表达的思想对译文语言来说完全是新的。一个民族运用了新的词汇表达新产生的思想，而另一个民族由于地理的或社会的原因，没有产生这种新概念、新思想，当他们需要翻译这个新的词汇时.必然会遇到不可译的问题。比如，英语的“illoetionaryaet”是个新词，既有“言外之意”又有“言语目的”的意思，还带“非言语活动”的含义。汉语中一时还没有相应的词来表达它。文化差异导致的非对应也是在语际翻译上导致难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中不存在，不常见，不被注意。如“松”和“鹤”在汉语里可比喻长寿。相比之下，英语中就没有相应的隐喻。对英语接受者来说，“松”和“鹤”并不能引起与汉语接受者相同的联想.又如美国但语中称学者(如大学教授)为“egghead”，这在汉语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形式和涵义。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被污蔑为“奥老九”，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很难理解这一称呼的含义的.这几个例子说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些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无法相互取代的符号，这使语言和文化间，出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沟壑，严重障碍了彼此的交流.这是产生不可译的历史文化原因。 总的说来，不可译的东西并不等于没有确译的词句。众所周知，翻译就是把某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准确而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那么，在翻译中不可准确地再现，就是不可译性。这就是说，确译与误译在于有没有准确、完整的再现，而不可译则在于可不可能达到准确、完整。 二、可译性 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 l、可译性的理论依据 语言是思维的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外壳，但是思维的基础是现实，思维是统一的，思维的规律是一样的，

文本翻译的互文性研究

文本翻译的互文性研究 摘要：在文本的互文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对翻译的互文性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并结合翻译的互文性提出了一些翻译策略以供译者参考。 关键字：文本互文性；翻译互文性；翻译策略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物，它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翻译研究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Intertextuality 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ntertexto, 意思是“纺织时线与线的交错纵横”。在文学领域内最早提出互文性概念的是保加利亚裔的法国符号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马赛克似的引文拼嵌而成，每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是建立在其他文本的基础之上的，是其他文本的延伸和发展。任何一个文本都处在与其它文本的关系网络之中：或是与同时代的其它文本存在相通之处，或是与历史上的特定文本相呼应。除了在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中的运用，互文性研究对翻译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仅要考虑原文所要表达的情感，还要考虑原文中涉及到的其它文本的内涵。此外，译者还要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考虑进来，将源语言中的一些特有的文化意象替换成目的语使用者所熟知的意象，这样的译文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要想完成这样的翻译工作，译者就必须考虑原文的互文性，还要兼顾译文的互文性。本文将对翻译时应考虑的这两种互文性加以分析，并提出解决这些差异的翻译策略以供广大译者参考。 一、文本与翻译 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某位作家的原创，而是对多个文本中包含的元素的整合，所以对某一文本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它的文本中的信息。例如：对于广告品牌的理解就需要涉及很多文本：中国的“白象”方便面在迈出国门走向国外的超级市场的时候并不畅销。仔细调查之后才发现：产品的名字“white elephant”就是罪魁祸首。由于“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意为“大而无用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产品又怎么可能收到欢迎呢？这里对于白象的理解就涉及了一个典故：暹罗王国(即今天的泰国）里白象是一种极为罕有的动物，所以只有国王才有权利驾驭。倘若哪位官员惹恼了国王，国王就会借着赠送一匹名贵的白象之名来惩罚他。之所以说赐予白象是惩罚是因为大臣对于国王的赏赐是不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时间:2012-03-13 15:51来源:论文网点击:次[收藏到QQ书签] [摘要]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和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英译汉和汉译英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译现象。但是我们不 能忽略语言之间的通性和文化之间的共性。我们有必要知道不可译和可译是共同存在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补偿 的方法来使不可译转换成可译（在本文不做过多的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个国家之间的障碍就越 来越小，这样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那么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密切，这样语言的障碍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关键词] 等值转换理论；翻译；不可译性 翻译的不可译性是，从本质来看，实际就是一种民族语言文化视野对另一种民族语言文化的认识能力的限定问题。诚然认识能力是相对的，变化的。不可译性随着民族语言文化视野的拓展，又将变成可译的。一、卡特福德的等值转换理论翻译的等值研究问题是20 世纪语言学派研究的中心问题。那么等值的定义是“在各自的语言中，有两个相同或者几乎相同的语篇功能的翻译单位，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所形成的统一关系”。[1]卡特福德认为，翻译就等值来看，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化成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去等值成分，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在于界定等值的本质和条件”(defining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 oftranslation equivalence)[2]也就是说，确立语言之间的等值关系是翻译的本质和基础。这种等值应该建立在动态，而非静态的双语转换机制上。实际上，翻译也就是在译语语境中，寻找最大可能与原语语境重叠的等值成分。但有时会出现等值为零的对应，如The Sun Also Rise. 译成汉语是《太阳照常升起》，英语定冠词的汉语对应为零。“形式对应”是指任何译语范畴如单位、类别、结构成分等等，在译语中尽可能占有与原语范畴在原语中同样的地位。所谓范畴就是语法中的词性以及数、格、体、人称、时态、语态、情态等的各种变化。卡特福德还提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观点。语言不可译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或单词，共用了一个语言形式；或者目的语种没有原语中能替换的词汇和语法，只有调整词序和句子结构作为补偿。二是原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入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文化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是，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却不存在。[3]等值翻译的两个限度是：其一，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及不能把一个文本的口头翻译成书面形式，反之亦然。其二，无论是 媒介层次(音位学或字符学)之间，还是语法和词汇层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语音与语法，词汇和字形是不能互换的。他提出的等值意义在于，从某

如何应对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如何应对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发表时间：2009-09-23T14:56:09.263Z 来源：《文科爱好者》教育教学版09年第3期供稿作者：张连亮 [导读]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互相转换，它对传播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焦作大学外语系河南焦作 454003） 【摘要】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互相转换，它对传播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可译性只是相对的，而不可译性却是绝对的。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源语信息的流失。我们不能把翻译的功能看得过高，同时也要不断加强文字能力去努力呈现原文的风貌. 【关键词】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1-1270(2009)3-0004-02 一、翻译中的可译性 翻译中的“可读性”是针对译文而言的，而“可译性”是针对原文而言的。“可译性”是“可读性”的存在的前提。如果翻译能够进行的话，那么源语（source language）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至少是存在着一定的可译性的。应该说，这一定的“可译性”在大部分时候是存在的，因为人类表达概念和思维时存在着广泛的同一性。比如说近义与反义的概念。高（high）的反义是低（low），安静（quiet）的近义是沉默（silent）····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在内涵、情景、逻辑三个范畴间的同一性，任何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才具有了翻译的可能。如果说英国人没有把“high”与“low”看成是一对反义词的话，那么英语里的“低”或“高”就应该是另有其词，否则英汉之间就不存在可译性了。因为这样英语就违背了以上三个范畴之间同一性。不管这两种语言的语言符号有多么的不一样，两者之间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应该说，这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有类似之处。普遍语法的一个主要的涵义是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有很多的共性，尽管两者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正是因为这种共性的存在，使得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之前头脑中就有了所有语言共同的本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去学的，是天生的。他的学习重点应该是在参数（parameter）即两种语言在语法上的不一致之处。 二、翻译中的不可译性但是，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两种语言在结构、语法、词汇、发展状况、文化背景乃至所暗含的心理因素、民族情感等方面有着太多的不同之处。这就使得可译性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即使是反复雕琢出来的佳作，它也不可免的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流失了很多的东西。如果说“He is a student”这句话算得上是百分之百的可译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在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转换之间又有多少呢？下面，我们从几个小的例子来看一看这两者之间的不可译性的一些主要表现。 （一）词汇的不可译性 英语是以字母为载体的符号系统，而汉语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两种不同的系统之间有很多的地方是不能够——对应的。比如说，英语里的助动词是非常丰富，这一点是汉语所没有的。那么在英汉翻译当中，有时英语中的几个不同的单词翻译成汉语都可能是一个意思。“is, am, are, were, was”这几上词都可以译成“是”，但他们却有不同的用法，用于不同的时态与人称。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办法通过汉语来传递出英文单词之间内涵的微妙差异。同样，英汉的称呼很多时候不可译。英语中的uncle 在汉语中的等值成分有“叔父”、“伯父”、“舅父”、“姨父”及对一般长辈的尊称，若无特定的语境，uncle是不可译的。 （二）情态、语气的不可译性 英语的情态变化也较汉语复杂，这样就为表达意思的微妙差异提供了可能。而汉语译文相对来说就不能很好的体现这种差异。试比较下面两句话。 a) We should not tell falsehoods. b) We ought not to tell falsehoods. Should 与ought to在这两句话中都可以翻译成“应该”，然而前者强调的是说话人在主观上觉得对方应做某事，后者突出的是客观上的要求。如果我们仅仅看汉语翻译的话，是不能够体会出这种差异的。同样，英语里的语气也有丰富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英语虚拟语气的变化。它的语气强弱或者时态的不同，我们都很难通过译文看得出来。 （三）修辞的不可译性 在I Swear这首歌里，有这么一句歌词：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 my love won’t age。这里用到了英文的押尾韵和修辞方法。而我们在翻译时，可能也最多只能传递出意思，而无法去兼顾尾韵。再比如，在万圣节（Halloween）里有“treat or trick”这一说法。这里面有两个谐音词。而谐音、押韵不管在什么语言当中出现，一般来说都是不可译的。我们只好将其散文化（prosaim）。毕竟这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同样，一些有汉语特色的修辞方式也很难译成英语。这在汉语的歇后语中可见一斑。比如说“小葱拌豆腐——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这都是汉语所独有的，若想翻译成英语，我们最多也只能是把意思传达到就不错了。一个不懂汉语的人是不会知道其中的味道的。而汉语中的双关、回文、拆字、对偶、顶真等待修辞手法以及诗歌、词等都天然的是属于汉语的独有的，这些东西一旦离开了它的载体，那我们就无从谈起它们的独有的内在魅力了。 三、如何面对不可译性 既然英汉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么不可译性则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不是万能的，它仅仅只是一种信息传递的介质而已。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不可译性呢？ 我们以中国的古诗为例。柳宗元的《江雪》中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它在语音、词汇、句子和篇章等方面所体现的言内意义都是汉语所特有的。当翻译遭遇“民族特色”时，做好译文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但是许渊冲将之译成“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在原文中，“绝”和“灭”押韵，在译文中，flight 和sight押韵，再现了词语在语音方面的关系。同时，译文中的两句话在结构上也是完全对应的，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还原了原文意境。译者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同样，翻译汉语里的歇后语时，对于大多数喻义歇后语，由于比喻部分生动形象，喻义部分逻辑推理合乎情理，通常采用直译法，既传达源语的内容，又维持源语的形象。然而，一旦涉及到了双关或谐音，那就难翻译了。“拿锄头刨黄连——挖苦”有人把他翻成“To dig Coptis with a hoe——dig”。我们知道，汉语里的“挖苦”有两层意思，同样，dig既表示挖苦，同时在口语里也可指挖苦。 总之，翻译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一篇好的译文十分考验译者的文字功力。一方面，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另一种语言所不能替代的。很多属于本民族、本语言的特征是不能完全通过翻译去传递给说不同语言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高对文字的把握能力，加强

论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_饶卫民.pdf

第１４卷第６期 安顺学院学报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６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ＳＨＵ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２０１２ 论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饶卫民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探讨了诗歌可译与不可译的关系，指 出在二者具有相对性的前提下，译者应不断丰富诗歌翻译的方法和策略，降低不可译性，更 好地进行诗歌翻译。 关键词：诗歌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５０７ （２０１２） ０６－００２７－０３ 诗歌翻译是常见的文学翻译类别之一，诗歌翻 译的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也一直是译界讨论的热点话 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剖析诗歌翻译的可译性因 素与不可译性因素入手，对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 可译性进行探讨，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诗 歌翻译提供适当的策略和支持。 １、诗歌翻译的可译性 翻译理论认为诗歌作品可以翻译，具有可译性 的 原因主要有：人类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等各个 方面都存在着共通之处，于是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 化交流具备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成为了可译性 的基础。诗歌是人们托物言志、抒发情感、高度凝 练的文学作品形式，人类思想的共通性决定了诗歌 中的思想感情是可以通过不同语言的交流来引起共 鸣的。因此，诗歌翻译中思想、情感内容是可以传 递的，具有可译性。 一般文本的翻译，不仅要译出字面的意义，还 要译出字里行间隐含的文化内涵或具有民族文化特 色的内容。诗歌翻译更具有难度的是，在传递原文 意义的同时，还要兼顾形式之美。 形式不仅包括拼写形式，大小写、书面的排列 方式，有时还是信息的载体，形式本身也是诗歌的 内容之一。形、神、韵兼具的翻译对译者的知识素 养和语言运用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实际翻译出的作 品也和译者的综合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同一首 诗歌来说，不同的译者给出的译文不同，下面以拜 伦的 《哀希腊》中的一节译诗为例： “ Ｔｈｅ ｉｓｌ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ｔｈｅ ｉｓｌ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１８ Ｗｈｅｎ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ａｐｐｈｏ ｌ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ｇｒｅｗ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Ｄｅｌｏｓ 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Ｐｈｏｅｂｕｓ ｓｐｒｕｎｇ！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ｍｍｅｒ ｇｉｌｄｓ ｔｈｅｍ ｙｅｔ， Ｂｕｔ ａｌｌ，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ｎ， ｉｓ ｓｅｔ． 梁启超的译文是： “哎！希腊啊！希腊啊…… 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 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 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 （两神名）荣光 常照。 此地是艺术旧垒，技术中潮。 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 万般没了。 马君武的译文是： “希腊岛，希腊岛， 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 德娄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 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 斜阳。 胡适的译文是：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 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 作者简介：饶卫民 （１９６９～），女，福建建瓯人，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英语翻译。 ·２７·

互文性与诗歌翻译_刘军平

作者简介:刘军平(1962-),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比较文化 收稿日期:2002-10-11 2003年第1期 总第166期 外语与外语教学 F 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 eaching 2003,№1Serial №166 互文性与诗歌翻译 刘军平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本文审视了互文性与诗歌翻译的关系。互文性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个 文本都是用马赛克般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本文认为,中西诗歌翻译在音韵、意象及意向性方面具有大量的互文性特点,作为译者既要充分认识到中外诗歌中互文特点,又要采取适当的策略传递互文的契合。 关键词:互文性;诗歌;文本;翻译;意象;意向性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textuality and poetry translation.Intertextuality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understanding all texts and it highlights the inter 2dependence and impact on the intertext.By quoting Julia K risteva ’s view that 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 osaic of citations and every text is an absorption and trans formation of other texts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re exist abundant intertextualities in East 2West poetry in terms of verse rhythm ,imagery and intentionality.As a translator ,on the one hand ,one must be appreciative of the intertextualities in poet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must adopt adequate strategies to convey faithfully the inter 2textual affinities.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study between intertextuality and poetry translation will shed new perspective and light on translation studies. K ey words :intertextuality ,poetry ,text ,translation ,image ,inten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3)01-0055-05 1.概述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指文本间的相互关系。Basil Hatim (1996)认为,广义互文性是所有文本理解的先决条件,它包括作为符号学整体的甲文本对其它文本的依赖。其他文本作为一个预先独立存在的文本,可能与甲文本发生联系、产生影响。互文指涉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存在于文本之内的互文关系(内互文性);第二类是存在于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外互文性);第三类是通过滑稽模仿提出相反观点的反互文性指涉(contratextuality )。本文探讨的重点是第二类。 朱丽亚?克里丝蒂娃(Julia K risteva ,1941— )于1969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她认为先前话语的存在是所指行为的前提条件。 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在《符号学》和《诗歌语言革命》中用互文性、现象文本、生成文本(intertextualit ′e ,phenotexte ,geno 2texte )等术语说明文本间相互补充和交流。她认为互文性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的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hip ),又包括此时文本与彼时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association rela 2tionship ),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她说:“任 何语音链都具有一种发送源,它使身体与其生物学的和社会 的历史相联系,任何文学史、美学或风格学,如果它们仍囿于 彼此分割的状态的,都是不可想象的。” (张首映,1999:442)解构主义赋予互文许多独特的使命和意义,藉此取代结构主义锲而不舍地追寻的模式。解构主义希望批评家同时阅读多种文本,在不同文本之间印证某种相似性和类似性。因为世界上没有绝然独立的作品,也没有单一的独创性作品。传统所说“第一部”、“独创的”、“无与伦比的”等评价作品的形象性词语,不仅言过其实,而且不符合“互文性”特点。解构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双重解读”、“双重文本”、“双重批评”,才能呈现“互文性”。罗兰?巴特扩展了文本理解的条件,互文性对巴特来说不仅仅包含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意义,而且超越了“语言代码”概念的中立意义。巴特(1970)说:“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一个新织 体。” (王一川,1994:222)罗兰?巴特的这一观点与克里丝蒂娃(1969)的原意不谋而合: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 osaic of citations ,every text is

英汉诗歌可译性研究文献综述

英汉诗歌可译性研究文献综述 谭亚洁081105301 08英语3班 摘要：翻译本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而大部分诗歌是以内敛、含蓄、意味深远而为人所称道，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更是如此。这就使诗歌翻译比起一般的小说、应用文翻译显得更为艰难与妥帖。本文通过选读关于英汉诗歌可译性方面的文献篇，对中外诗歌翻译现状进行评价与分析。 关键词：诗歌翻译可行性 正文： 翻译不仅仅是表面上两种不同语言的相互转换，它更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及意义深远的文化传播。所以对译者来说这种“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活动”（实用翻译教程p1）必须具有高度责任感及技巧性。而诗歌翻译则对译者提出了更多更严苛的要求。 一、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 中华民族拥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其中诗歌是厚重历史的传播者与奠基人，而中国古典诗歌最有趣和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含蓄美与韵律感。《辞海》对诗歌的定义是：“诗歌是文学的一大类别。它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富于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正是因为严格的格律限制以及悠长的深远意味导致很多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尚且不能完全理解与领略古典诗歌的韵味和美，对于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解读它们的外国人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这其中还不包括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韵味缺失和各种翻译技巧导致的译者的再加工。 就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来说：字数精炼，平仄严格，押韵且一般是押尾韵，要求对仗。就这几点的要求对于中英诗歌译者来说就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更不用提什么“赋比兴”了。 例如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许渊冲的译文：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cloak'd man afloat，behold！ Is fishing snow on river cold.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只是描述一位老人在雪中钓鱼，但是联系当时的背景，柳宗元21岁中进士，当时国家政治腐败黑暗，柳宗元和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立志改革腐败的政治，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却遭到皇帝和权臣的反对迫害，被贬到永州，当时的永州非常偏远，极度贫穷，柳宗元无职无权，无能为力。他想到自己报国的崇高理想不能实现而又无人理解，心里非常难过，非常悲愤。《江雪》这首诗，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写的。他把自己的感情色彩著在独钓的渔翁身上，使之成为孤高自得的精神化身。全诗写的是江野雪景，一个“绝”字和一个“灭”字，把一切活动着的事物全从视野中排除了，余下的便是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在这辽阔、幽冷的画面中心，唯独一只孤零的小船上有一蓑衣笠帽的渔翁在雪峰的寒江边独钓。全诗都是写景，浑成一气，景中寓情，且“雪”在片尾点出尤觉奇峭。其实诗人是在钓雪而非钓鱼。其实许渊冲老师在翻译这首诗时已经处理地相当好了，他在每句诗的末尾用了押韵，采取了对应的词和词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在阅读原文和译文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如单位、类别、结构成分等等，在译语中尽可能占有与原语范畴在原语中同样的地位。所谓范畴就是语法中的词性以及数、格、体、人称、时态、语态、情态等的各种变化。卡特福德还提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观点。语言不可译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或单词，共用了一个语言形式；或者目的语种没有原语中能替换的词汇和语法，只有调整词序和句子结构作为补偿。二是原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入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文化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是，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却不存在。[3]等值翻译的两个限度是：其一，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及不能把一个文本的口头翻译成书面形式，反之亦然。其二，无论是 媒介层次(音位学或字符学)之间，还是语法和词汇层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语音与语法，词汇和字形是不能互换的。他提出的等值意义在于，从某一侧面反映翻译的本质在于等值关系的确立，对翻译学的双语转换机制的建立有借鉴作用。二、语言层面上的不可译性语言层面上的不可译性大致可以分为语音层面上的不可译性、字形层面上的不可译性、修辞层面上的不可译性三种。语音层面上的不可译性是指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音位结构，这种特点不可能被其他语言所代替。英语和汉语有太多的不同，在语音方面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上面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语音。将汉语译成英文时，汉字的语音无法保留，因此原语语音上的特点无法在译语上面体现出来。另一个由于汉语语音特点导致不可译性的现象就是古典小说的翻译。在古典小说的章节中有很多谐音部分，这些谐音部分虽说有游戏的成分，但是谐音在古典小说中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到整部作品的主旨或是思想。汉语中有很多谐音现象，如“他是典型的气管炎（妻管严）！”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直接翻译成“tracheitis”并不能达意，但如果意译也翻译不出谐音的成分，就失去了语音的效果。字形层面上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in CharacterStructure）汉语是由有意义的字符组成的，而英语是由没有意义的字母组成。汉语翻译成英文时，等于将汉语转成拼音汉字。因此，由汉语字形构成的语言现象，在拼音汉字中也表达不出来。《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写魏延夜作一梦,梦见头上忽生二角,醒来甚是疑异。次日行军司马赵直至,延请入内问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吾夜梦头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 烦足下为我决之。赵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头上有角,苍龙头上有角,乃变化飞腾之象也。”其实赵直心中知道“: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摘要]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和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英译汉和汉译英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译现象。但是我们不 能忽略语言之间的通性和文化之间的共性。我们有必要知道不可译和可译是共同存在

翻译论文—论诗歌的不可译性

论诗歌的不可译性 吴斐 （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师范）10801班湖北 434023） 摘要：谈到诗歌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不同的译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美国诗人Robert Frost 认为诗是翻译中漏掉的部分。而本文将从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共同语言——感觉出发，来追寻诗歌不可译性的根源。总所周知，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对于诗歌翻译，纯粹的意义相对容易表达，而与意义和语言形式都有联系的情感、修辞与风格则常常使译者束手无策，而后者正好是一首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因此，本文将从诗歌的外在形态——形美、音美和意义情感两方面进行分别阐述诗歌的不可译性。 关键字：诗歌翻译、可译与不可译、感觉、外在形态—形美和音美、意义情感 一、引言 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同时，作为一种艺术美的特殊存在，是个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再现，而且是诗人在“万能规律”之上苦苦思索而创造出来的独属于自己的东西，它是诗人内心孤独的产物。因此，诗歌同其他文体，如政府公文，学术论文等相比，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可概括为：第一，高度集中、概括的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同时，正如埃利蒂斯说：“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共同语言是感觉”，我们不妨将诗歌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感觉，诗人所要抒发的感情作为一首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因此，诗歌是否可译将与翻译能否准确的表达原诗的灵魂，即感觉、感情息息相关。 二、诗歌的不可译性 众所周知，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语言的扞格，文化的差异，译者与作者在社会时代、民族心理、知识架构、写作风格等方面的距离，决定了翻译实践不可能产生绝对忠实的译文。而翻译的求“信”或求“似”中，“似”的内容大致包括思想、情感、修辞、风格等方面。其中思想内容的“似”以至准确是对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较容易做到，但情感、修辞与风格，求“似”已不易，完全的对等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也就是说，纯粹的意义相对容易表达，而与意义和语言形式都有联系的情感、修辞与风格则常常使译者束手无策。因此，对于将情感作为灵魂的诗歌而言，其情感的载体—形美、音美、意义的翻译，难度可见一斑，甚至可由此将诗歌视为不可译。 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看，双语转换是一种认知心理现象，其过程蕴含了日常言语交际所具有的感知、理解、产出等认知心理现象，其中的感知可理解为对源语的感觉和知觉。随之，对应在诗歌中，对于感知的理解，本文将从诗歌的外在形态——形美、音美和意义情感两方面进行分别阐述。 2.1外在形态的不可译性 2.11形美的不可译性 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系，具有完全不同或大不相同的发音、书写和意义系统，它们之间没有丝毫的渊源与联系，除开英汉字形与发音的不同外，这里的“形”主要是指诗歌的体裁方面，或者说诗歌的格律。如，唐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是按照一定的格律来写作的，主要分为律诗和绝句两种。律诗在字句方面，每首限定八句，五字一句为

文学翻译和外互文性反思

文学翻译和外互文性反思 近年来，互文性之于翻译的作用与意义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与探讨(杨衍松，1994;蒋晓华，1998)。笔者在学习研究这些成果时，发现关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析多从源语文化角度展开。具体说，就是将外互文性(extl习textuallty)之于翻译的探讨定格在源语文化的框架之内来阐述如何在译人语中转存源语文本中的外互文因素。然而，关涉到两种语言转换、两种文化传通的翻译活动是在译者这一能动因素的参与下进行的，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为提高译文的表达效果，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常常诉诸于“跨文化互文”这一手段，即译者将外互文性定格在目的语文化的框架内。 这是翻译实践中转存外互文性因素的另一类文化互文现象，值得研究与探讨。 所谓外互文性，是指互文性被看作是不同文本之间的参照关系，在这种互文参照里融进了文化内涵与知识结构(B田tlles，1970;玩.人e，1985)。翻译实践中，外互文性之于源语文化文本与目的语文化文本的功能是相似的，都旨在增加言外之意、增强感情色彩、引发读者的联想，从而深化读者对原作题旨的感悟与解读。 但其实质则有差别，外互文性之于源语文化文本是源语文本本身

所固有的，是源语文本作者的创造;而外互文性之于目的语文化文本并非指源语文本中存在的外互文性因素在目的语文本中的转存，而是指译者在不失原作题旨的情况下，为影响和感染目的语读者而创造出来的与目的语文化形成互文的东西，即前面所说的“跨文化互文”因素。因此，此时此地的外互文性因素不再是源语文化文本所固有的。以下从词语、短语/句子、篇章等几个层面对文学翻译中跨文化互文因素作尝试性讨论。 一、词语的跨文化互文 词语是表情达意最基本的语言材料，语言的文化意义也最易于在词语层面上体现出来。 词语的意义一般分为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 前者是其本身原有的意义;后者则与其历史沿革有紧密关系，有时其涵义经前人提炼、加工和创造变得较为固定而在语言实践中相递沿袭下来，成为被人们所接受的一种情韵符号。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为了取得更好的达意传情效果，往往会对这些承载着诸多情韵的语词符号十分喜爱，特别在诗歌翻译中更是如此。

什么是不可译性

最初框架： 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汉英民族思维和心理差异）。 英汉互译文化的不可译性在动植物名词的不同联想意义上也有所体现。 补救：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注释法，代换法， 诗歌的不可译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各民族交流加深，文化差异缩小，不可译性的限度缩小，当文化交流达到某种程度时，不可译性有可能转化为可译性。因此不存在完全的不可译现象，任何语言现象是基本可议的，即可译性是绝对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 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不可译性的四种因素： 1、历史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不可译性， 2、地域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不可译性， 3、习俗文化差异、、、 4、宗教文化差异、、、 文化不可译性的具体表现： 1、修辞不可译 2、习语不可译 3、文化负载词不可译 得出文化差异和文化不可译性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Cause of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Different history background： 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典故，成语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表达，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三个臭皮匠，john） Differen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 position： 中国人以右为尊，以南为尊，西方国家由于地理位置不同，说法与中国相反。英格兰岛国，由此产生相关说法，中国是农业大国，有很多农业相关的成语。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的历史和发展比语言的长，语言的变化源于宗教思想的变化（举例）。外国人说god，中国人说天，用以表示震惊。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和对外国人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天父地母，翻译中中国人翻译god用中国的词，外国人翻译天用god（例子，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天和神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基督教神是真理，good，beautiful。中国人不像外国人一样尊敬天，而是埋怨天。Devil基督教里是丑陋的，坏的，中国的ghost鬼不一定是坏的（例子）。龙在中外也有不同含义，（例子）。 文化不可译性研究及其解决方法

可译性论文不可译性论文：对翻译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探讨

可译性论文不可译性论文：对翻译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探讨摘要：翻译的可译性简单来说是指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程度，它开创性地将语言学与哲学结合,对翻译中遇到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翻译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交流的工具。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展开，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更加频繁。翻译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活动中日益增长的地位促使人们投入到对翻译的研究与讨论当中，由此翻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理论化的专业学科。各种翻译理论相继诞生，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又对翻译实践发挥着导向作用。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便是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颇有争议的观点之一，长久以来翻译家们对此争执不休，对它的研究从未停止。本文将从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主要内容、理论依据及理解价值方面进行探讨。 一、可译性及不可译性 语言的可译性及不可译性并不是绝对的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简单来说它是指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程度。可译性及不可译性涉及的问题很多，如思维认识论、语义系统同构原理、思维形式问题以及可译性限度等。 18世纪末，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首次提出了

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概念，拉开了这一理论的讨论大门。他认为各种语音在精神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不能抹杀，因而翻译在原作上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他也认为，翻译是一种做解释的过程，包括所谓的原始语言在内的一切语言都有一种可从多方面发展的表达能力。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讨论当中。尤金·奈达在他的《对等的原则》一文中说：“即便是同一语言内，语言交际中的绝对等同形式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指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而卡特·福特不但认同语音具有不可译性，而且根据不可译性的内容将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上进行探讨。 二、理论依据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语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和手段，使语际转换变得可能，但这种条件并不时刻存在，又使可译性具有一定的限度。洪堡特既是语言学家又是哲学家，他所提出的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理论与哲学结合，因此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下面我们从哲学角度分析该理论的理论依据。 1.同类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具有相似性 世界是客观的，语言描述的对象便是这客观的物质世界，不管语言形式如何，所反映的对象都是一致共通的，这

浅谈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aa6334626.html, 浅谈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 作者：张朦朦魏雪春 来源：《神州·上旬刊》2017年第03期 摘要：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去关注类似文本特征或类似语类特征。文本之间或者类似的语类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即互文性。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对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的分析和翻译的研究之中。本文从互文性的缘起出发，重点探讨互文性同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关系。 关键词：互文性；翻译；文本；关联性 1互文性的缘起及界定 任何特定文本，从表面上看似乎自成一体，与其他文本没有任何联系，但实际上，它们总是具备互涉文本的维度。换句话说，它们总是要么暂时以强化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文本的方式，要么是从侧面联系当代其他文本的方式，向自己赖以生存的其他文本扩散。文本的这种特性就是“互文性”。“互文性”，亦称“文间性”、“文本互涉”、“互文关系”或“文本互指性”，是篇章语言学中的七个重要概念之一。互文性这个概念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首次提出的。她在将巴赫金对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西方的同时，发展了巴氏的理论，并在她晚期出版的《词语、对话与小说》一文里，首创了这个术语。 2互文性同翻译研究的关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就已经将翻译同互文性研究联系在一起了。人们认为，除了其他类型的互文性关系如引用、仿拟、摘要、改编等之外，翻译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中的其他文本之间同样具有互文性。这是因为，“翻译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包含语言之间、文本之间、意义之间的转换，而且诸多原文和诸多译文还在更广阔的时空进行着互相补充、互相指涉，从而创造出比单纯的翻译或是复制更为丰富的意义”。 首先，作为译文的文本，正如巴赫金在其作品中所强调的，具备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性”。巴赫金认为，由于一个文本总是给先前的文本提供答案，同时也为后续文本提出问题，因此，一个文本总是被迫同其他文本发生着互文性的联系。克里斯蒂娃也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系列文本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回应、吸收和转化中生成的。 其次，译文同文本一样，都可以被看作言谈。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该言谈在具体情景中的运用，理解到其内在的规约和法则，能够辨明它如何嵌入到某一特定文化和观念形态中，并且尤其重要的是，知道该言谈与过去的内容相关时，言谈才真正地具有意义。 再者，就像任何文本一样，译文本身也不是作为封闭的、独立自足的实体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