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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讲座用)

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短语、小句或语篇可以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程度。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曾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如下的评述: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无法从逻辑和心理方面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无足轻重。……(所以)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能简单地归为“是”或“否”的极端,而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两个概念:语言之间具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是翻译活动出现和存在的前提,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经历的共同性、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的共通性构成了世界上各种语言具有相融性和相似性,而且,语言交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深入和拓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文化间的可译性,这一点已经由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与此同时,由于各区域、各民族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文化差异,这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即翻译的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意大利语中有—句俗言:“翻译即背叛”,就揭示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既矛盾又相关的特殊关系。

我们认为,语际间必然存在可译性,但是这种可译性是有限度的。不过,不可译之处是可以通过各种翻译策略或手段加以变通,从而达到交流的最终目的的。

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linguistic translatability)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cultural translatability)。

一、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其中包括:

1、字符层(graphological level)

字符是语言的书写和记录符号,是语言形式的实体(substance)。由于字符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字符通常不能翻译或转换。例如,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英文则由拼音字母组成,两种语言在字符层几乎无任何可译性:

He knows the subject from A to Z.(他非常了解这门学科)

八字都还没一撇呢。(Not even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character 八is in sight---there’s not the slightest sign of anything happening yet.)

以上两个例句中黑体字的部分是英语和汉语中的书写字符。“A”和“Z”无法翻译为汉语中的任何一个汉字,同样,“八”也无法译为英语中的任何一个字母。

拆字是将汉字加减笔划,拆开偏旁,或打乱字体结构,是汉字所具有的独特的构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拆字游戏。合体字经拆分成两个字后,又各具新的字义,其字形和字义的变化,恐怕任何高超的翻译家也难以完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翻译如下自我介绍时,只能译出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只得略去了。“我叫李斌,十八子李,文武斌”。“I’m called Li Bin”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别无它法。又如: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为婢,女又何妨称奴。先有译者将其译为:The man who has been a monk cannot become a Buddha. /The girl who is a bond maid may be called a slave. 应该说该译文较好的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句型结构也与原文大体对应。但是,汉语中“人”和“曾”合在一起可构成“僧”,“女”和“卑”合在一起可构成“婢”,原诗句作者独具匠心的构字手法,精致独到的令人回味之处,在译文中却根本无法得以体现。该诗句后有译界前辈大为推崇的译界大师许渊冲先生载于“中

国翻译”(1991/5)的译句: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 maid. 评论说许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义,而且巧妙地以Buddhist bud和Buddha的形似关系以及maid, made和maiden的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的拆字玩艺,上下联句法对等、重音对等、长度相仿,说是达到了曲尽其妙、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步。但是,依本人短识,该译句再一次证明了拆字的可译性限度。我们从三个层面对译句进行分析:(1)仅从译这个层面,译句似乎有偷工减料之嫌。原文每一句的前半句都没有进行翻译(“人曾为僧”和“女卑为婢”),而各只翻译了后半句(“人弗可以成佛”和“女又何妨称奴”);(2)从构字手法层面,译句与原句没有可比性。原文中人+曾=僧,人+弗=佛,女+卑=婢,女+又=奴,但是译文中任何两个词合在一起均不构成第三个字,说是译句用形似关系和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匠心独具的拆字艺术,怎个“似”和“代替”二字了得?(3)从句法对称层面,原文用词讲究、对仗工整,而译文如果说A Buddhist与A maiden,cannot与may,bud与be made,a Buddha与a house maid尚算勉强对应,那么into又对应了什么,显然我们找不到答案。

以上译例表明,汉语拆字很难不打折扣地进行传译,很难用对等的形式表达原语的思想内涵,翻译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定性。

2、语音层(phonological level)

在语音层次上,以语音为表现手段的特殊语言形式,例如,双关语(pun)、字谜(riddle)、头韵(alliteration)、对联(antithetical couplet)、诗歌中的韵律(poetic rhyme)等等,很难翻译为另一种语言。

例如: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正是一场太阳雨后,两岸杨柳摇曳,青翠欲滴,江面水位初涨,平静如镜。少女心情抑郁地漫步在岸边。忽然。一阵悠扬的歌声从江上随风飘来。仔细一听。原来是久无音讯的情郎思恋自己的情歌。东边阳光灿烂西边雨绵绵,原以为是无情实则还有情。)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My-beloved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晴”与“情”的双关很难翻译,译者只有在诗中其他字句上弥补寻找韵律。

3、词汇层(1exical level)

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和所指,能够完全对应的词汇数量其实并不多。

例如:

亲家

Relatives by marriage

son's father-in-law/daughter's father-in-law

son's mother-in-law/daughter's mother-in-law

词汇层面的可译性限度常见于负载文化内涵意义的词汇(culture-loaded word)、新造词汇、专业术语等。这些词汇所指称的对象在译语没有相应的事物或概念时,就会出现有限的可译性。

例如:

点心dim sum (A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n which small portions of a variety of foods, including an assortment of steamed or fried dumplings, are served in succession.) 炒面chow mien(a Chinese food made of meat, vegetables and noodles)

上面的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和现象,无法在译语中找到,也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语。出现这

类有限的可译性时,只好用音译的办法,将陌生的概念介绍到译语文化中。

4、语法层(grammatical level)

当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差别比较大时,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也就相应地增加。例如,英语中的动名词结构(gerund)和现在分词(present participle)的形式相同,有时会产生歧义:

(14)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开飞机可能危险。

飞行中的飞机可能危险。

如果没有上下文语境,译者无法判定原文中的“Flying”一词的语法成分,也就不能提供准确的译文。

英语和汉语在语法结构方面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无论是在人称、单复数、时态、语态、否定表达,还是句型结构、转折关系等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语言使用习惯。例如,就句型的特点而言,英语和汉语表现出不同的造句手法:英语以关系词集中见长,句子结构中的关系词结集(connective-oriented nexus)突出;汉语以动词集中著称,句子结构中的动词结集(verb-oriented nexus)明显。前者侧重于形合(hypotaxis),即句子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介词(词组)、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词、非限定动词等有外显形标记的关系词来表达;后者侧重于意合(parataxis),即通过无外显形标记的动词(词组)来实现。因此,在英汉互译时,必需留意其中的差异,并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缩短和减少语言间的不可译程度。

例如: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

Absorbed in his walking,Old Chuan was startled when he saw the cross road lying distantly ahead of him.He walked back a few steps to stand under the eaves of a shop in front of its closed door.

上例的动作先后表达在英语和汉语句子里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加大了句法结构形式的可译性限度。如果生搬硬套地按照原语的句型结构逐字逐序地翻译,译文的表达一定是不堪卒读。

5、文体层(stylistic level)

我们知道,语言的交际单位不是单个的句子,而是语篇。语篇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交际目的、参与者及场合等语境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文体。例如,新闻报道的文体简洁明了,讲求时效性和信息量;法律文献的文体严谨详实,讲究规范化和形式化;文学作品的文体不拘一格,讲求创造性和感染力;科技文献的文体平铺直叙,讲求客观性和事实性。

在翻译实践中,文体风格特征的可译性也存在一定的限度,这是因为文体通常由各种形式标记来体现。这些形式标记涉及语言的各个层次,包括音系标记、词语标记、句法标记、章法标记、语域标记、修辞标记等。此外,文体还涉及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因素。正是由于语言表达形式、历史时代变迁、个人用语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文体风格是否具有可译性曾经成为翻译界争论的一个话题。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也曾指出:“虽然文体不如内容那样至关紧要,但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译者不应该将诗歌翻译成散文,也不能将说明性的文章翻译成描述性的文章……原文中一些微妙的文体风格特征通常很难在译文中体现。”(Nida and Taber)

尽管文体特征在翻译中的可译性有限,一个好的译者仍然可以在充分领会原文风格特征的基础上,熟悉和掌握译文语言中相应文体在用词、句式等方面的特征,以求译文尽量在文体风格上与原文贴近,使译文读者能够体会到类似原文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所产生的感受。事实上,中外翻译历史上都不乏重构文体风格的成功译作。这些译作的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手

段,恰如其分地在译文中将原作的文体风格表现出来,例如:

(19)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for ornament,is in discourse;and for ability,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For expert men can execute,and perhaps judge of particulars,one by one;but the general counsels,and the plots and marshalling of affairs,come best from those that are learned.……

(Francis Bacon,On Studies)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

(王佐良译,冯庆华1997:214—216) 例句选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著名散文《论读书》,该文章句式整齐、文字简洁、说理巧妙,是英语古典散文中的典范。王佐良的译文,在准确理解原文内容和文体风格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古汉语精简概括的特点,将原文的文体风格恰当地在译文中表现出来。

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一篇好的译作应使译文读者在阅读之后获得与原文读者等量的信息和艺术感受。但无数翻译实践表明,这只能是翻译实践的一个理想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确非易事。彼得·纽马克说过:“不存在完美的、理想的或者‘正确’的翻译。”因此有人将这种目标比之为“翻译学上的歌德巴赫猜想”。所以在文化翻译中存在着可译性限度的问题。

1、问候语的可译性限度

中国人早上见面时通常用“您早”来问候对方,译成英语时,很多人将它译成“Good morning”,似乎理所当然,其实这两者是不对应的。“您早”在中国多在起床后至早饭前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如果早晨10点钟见了人仍说“您早”,就很滑稽可笑。对起床晚的人说“您早”,那恐怕是讽刺挖苦的话了。所以“您早”实际上是说“您起得早”,早睡早起是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之一,见到早起的人,以此话致意,实际上是一句赞扬的话。另外,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见了熟人常爱“你吃过饭了吗?”、“干什么去?”、“你去哪儿?”问候对方,这些问候语翻译成英语时我们用“Hello!”、“Hey!”、“Hi!”来替换,但是实际上它们是不对等的。因为对于“Hello!”、“Hey!”、“Hi!”的回答,我们套原话回答即可。但是,对于象“你吃过饭了吗?”这的问候,我们一定要给出回答内容,尽管对方不在乎你是否真的吃过饭。

2、称谓语的可译性限度

汉语中有数量极多的自称谦称词,如:“晚生、小弟、弟子、愚生”等学生自谦词;“妾、贱妾、奴家、贱妻、贱内”等女性自谦词;“鄙人、鄙下、敝人、卑人、拙、寒”等本人自谦语。而英语只有自称称谓语“I”和“We”,少数场合会使用不定人称代词one或yours truly 等。“自称”比较“谦称”来说,“谦称”必须含有谦虚之义,而“自称”有时不一定含有谦虚义。不仅如此,“自称”有时还含有自负、盛气凌人轻佻的语气。因此,在汉英翻译中,汉语的自称谦称词在大多数情况下,译为英语的第一人称代词。由此,汉语的礼貌功用在翻译过程中丧失殆尽。如:

(1)雨村起身也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之客,稍候何妨。”(5红楼梦6第一回)

“Don’ t stand on ceremony, sir” said Yu-tsun rising,“I am a regular guest here , I don' t mind waiting”

(2)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If my lord believes all is lost for good, and his life is at an end, how can I live on alone, and alone in grief stand?

“礼”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石,中国人向来对己尚谦,对人重敬,因此,汉语里有为数众多的对称他称尊称词。如对有官衔的人称职务;对长辈在称呼语前加“老”、“世”等字,如“老太太”、“老(太)爷”、“老先生”、“世翁”等;对老师及夫人称“仙师”、“恩师”及“师母”、“师娘”等;对他人子女在称呼语前加“令”、“贤”等,如“令媛”、“令郎”、“千金”等。另外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对象,也是较常用的尊称,如“师兄”、“世兄”、“师弟”、“贤弟”、“贤妹”等。英语里较少使用对称他称尊称词,只是对于皇室、贵族或较高地位的官员用尊称"Your/His/Her/Highness", "Your/His/Her honor", "Your/His/Her Lordship" , " Your/His/Her ladyship" , " My lord", “礼”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得以不同程度的丢失。如:

众清客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显身成名的,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儿之态了……”

"Your Lordship is too hard on him," protested his companions who had risen "A few years at school and your worthy son is sure to show his mettle and make a name. He's not a child any more.."

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内室,见了秦氏,向贾蓉说道:“这就是尊夫人了?”(5红楼梦6第十回)

Chia Jung accompanied the doctor to Ko-ching' s bedsides. "Is this your worthy wife?" Asked Dr Chang.

这里,“世兄”和“尊夫人”的英译都用了“worthy”这个词,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worthy”是指“(某人)应受到尊敬的”,所以,“尊夫人”译成“your worthy wife”还算妥帖,“世兄”译成“your worthy son”就很大程度地不对等了。因为“世兄”内含的“世交”之义根本没有显现出来。译者做如此处理,也是出于无法找到对应词而采取的“委曲求全”之办法。

3、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

双关语即所谓的“妙语双关”。英汉两种语言都大量使用双关语来表达丰富的思想。双关语或妙趣横生,或寓意深远,这种修辞手法如运用得当,可使读者产生隽永的回味。双关语一般是通过同形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的巧妙使用来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一个词在句子里有双重或更多含义,翻译起来很难再现原文的双关修辞形式,译文不免存留许多令人遗憾难以周全之处。在英语中,同音词(homophones)极为丰富,这一特点使英语便于造成同音双关的特殊效果。原文的同音双关词一般不可能在译语中找到相应的词语,因而译文无法保留其双关意义。如:

"Not long before this dictionary went to press, we witnessed a milestone in the human saga man' s first halting steps on the moon' s surface, an event that demanded the insertion of such an entry as "mascon" and a biographical listing of Nell Armstrong whose feat and feet made history". (Advanced English, BOOK I )

在此,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同音双关(即feat和feet),突出强调了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用其双脚所创造之伟绩,刻画生动具体,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英译汉时,译语与原语没有对应形式,因此,原文的同音双关不能直接转译,译者只好进行意译。这样,原文中至关重要的音义在译文中就丧失了,译文因此无法取得等同原文的双关效果。为了对原文音义的丧失进行补偿,译者可采用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在意译的基础上,另加注释,指出原文同音双关之所在,说明原文使用了双关语这个事实,即对原文进行阐释性翻译。因此,上例可译为:“在字典付印前不久,我们看到了人类冒险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人类首次登上了月球,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要求我们将‘mascon’词条和尼尔阿姆斯特朗作为传记人物列入词典,尼尔阿姆斯特朗的业绩和双足创造了历史。[注:原文中(双足)和(业绩)起到了同音双关的修辞作用]。”

英语中同形异义词也较多,由此构成的双关可称为一词多义双关,这种词可作多解之双

关应用广泛,也构成翻译的主要障碍。如海明威的小说名A Farewell to Arms,我国的译者一般都将其译为“永别了,武器”实际上“arms”在这里也是双关语,除“武器”外,尚有“怀抱”之义,即喻指亨利的妻子卡萨琳。此书名之所以这样译,恐怕也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另一部比较出名的作品。另有一种比较老的译法叫做战地春梦。后一种译法比前一种应该更合适,因为本书写的不仅仅是武器,更有一段战地情缘。

Henry是一名参加意大利军队的美国人,是救护车运输队的长官。在他们的车队修整的时候,Henry认识了英国护士Catherain。他们两个约会过几次,但是明显的看得出来cathy 是想要从千一段恋情的阴影中走出来而找一个人代替前男友,Henry对这件love affair也不是很认真。Henry到了前线,再一次战斗中受了伤,被迫到后方去疗伤,正好Cathy也到了那家医院,二人经常在一起,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正在二人如胶似漆的时候,Cathy怀了Henry 的孩子,而Henry要伤愈归队了。Henry回到前线,发现军队里士气低落,他们接到命令撤退,在撤退途中发生了堵塞,Henry指挥车队从小路撤退,路上泥泞不堪,击毙了一个不听指挥的意军军官之后他们弃车而退。过了一条河之后他们发现好像有德国人在附近,当他们试图离开铁路沿线的时候一个伙伴遭到枪击丧命。Henry他们小心翼翼的撤到一个谷仓附近,却又有伙伴离开了他,他和一个伙伴一起撤往后方,在过桥的时候被意军抓了出来,排在他前面的人都是经过草草审判就地枪毙的,轮到Henry的时候,他极力跑到河边,从河流中逃脱了。上岸后,设法找到了Cathy,他们又在一个酒吧服务员的帮助下逃往瑞士。成功越境之后在瑞士过了几天舒心日子,结果Cathy却因为难产而死,孩子也没有活下来。Henry在雨中走回旅馆。)

4、成语的可译性限度

文学作品中往往使用很多成语,这些成语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形象。在翻译过程中,既可保留喻义又可采用其喻体的成语为数不多,如“to be on the thin ice”与汉语的“如履薄冰”,“to pour oil on the flame”与“火上浇油”,“to fish in t he troubled waters”与“浑水摸鱼”。然而,更多的情况则难以做到两全其美。当成语的喻义与喻体形象无法同时兼顾时,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保留喻义,而改换喻体形象。如:Carry this bag is a piece of cake to him. He is as strong as a horse(扛着这个袋子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他力大如牛”。译文读者读了汉语“力大如牛”以后,尽管获得了与原文读者大体相同的喻意,但各自产生的形象联想不完全相同,因为原文的喻体改换成了汉语的“牛”。

有时,考虑到译文语言表达的简洁通顺,只好舍去成语的喻体形象,仅译出成语的喻意。如:He poured out a large bumper of brandy, exhorting me to swallow “a hair of the dog that had bit me”.“他倒了一大杯白兰地,劝我喝下这杯‘解毒酒’”。当原文读者读了成语“take a hair of the dog that bit you”之后,便自然会联想到形成这个成语的古老传说:一个人如果被疯狗咬伤,用这条疯狗尾巴上的毛敷在伤口上就可以治愈。现在,这条成语用来比喻“一个人喝醉酒后,可以在第二天喝少量的酒来解宿酒;以酒解酒;以毒攻毒”。翻译时当然不可能译出这个传说,译者考虑到了译文语言的可读性,在译文中舍去了喻体形象,简练准确地传达了成语的喻义;译文读者读了译文后,完全不可能产生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想象。

某些源于历史事件的汉语成语译成英语时同样也存在着只知其义不知其源的不足。如: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陇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见金桂的丫头宝蟾有三分姿色……(《红楼梦》第八十回) Now Hsueh Pan was a living example of the saying "To cover the land of Shu after getting the region of Lung ". After marrying Chin-kuie, he was struck by her maid Pao-chan's charms. 成语“得陇望蜀”出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岑彭传》。据该书记载: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令岑彭带兵攻打陇地(今甘肃省东部)后领兵南下攻取西蜀,是谓“既平陇,复望蜀”。现用来比喻得寸进尺,贪心不足。译者将该成语译为"to cover the land of Shu after getting the region of Lung",译语读者读了之后能理解其意,但不可能了解该成语产生的历史背景知识,

特别是对"the land of Shu"和"the region of Lung"究竟指什么地方更是一无所知。如要让读者了解该成语的历史背景知识,惟一的办法就是添加注解,而注释则是翻译中受可译性限度制约而不得不采取的补救措施。

5、回文的可译性限度

回文是顺读、倒读其效果都一样的修辞法。由于它讲究形式上的绝对对称,对运用文字的技巧要求很

高,人们在母语中都很难创作,更何况是将它译成截然不同的文字了。因而回文被普遍认为是不可译的。如拿破仑被流放到爱尔巴岛所说的一句话是一个著名的回文句: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我在看到爱尔巴岛以前曾是强有力的。另一段有名的回文句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初次相见时互做的自我介绍:Madam,I’m Adam. 女士,我叫亚当/Sir, I’m Iris. 先生,我叫艾丽斯。我们可以看到英文回文汉译出来,丝毫没了回文的妙味。同样,汉语回文也很难进行翻译。如: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有译者试图将其译成He who goes to Tian Ran Ju is really a heavenly guest. 如此译文完全失去了原文的巧妙,显得索然寡味。

6、汉语对联的可译性限度

对联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汉语独特的语言形式。对联讲究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是诗词形式的一种变体。对联被自古以来注重对称美的中国老百姓所喜用,所以逢年过节免不了在自家门上挂上对联以表喜庆吉祥之意。当然,对联有时也是作文字游戏,意在诙谐。这种民族特色颇浓的对联是很难译成其它语言的。如山海关正面的那幅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其意如下: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有人曾尝试将其译成如下的英语:Sea- water tide, day to day tide, every day tide and every day ebb. / Floating clouds appear, often appear, often appear and often go. 不难看出,译者是费了心思的。就其意义而言,大致是相当的,但要论及形式,原文之妙在译文中未有体现。笔者相信,原文读者读此联的感受与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是迥然相异的,所以,译文无法达到奈达所要求的“等效翻译”的标准。

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可译性限度的表现形式也是多变的,但这种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交通的发达、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交流的不断加强以及人们心理门户的开放,超地域文化的范围日趋扩大,文化的异质越来越少,因而可译性的限度也正在日益缩小。五四时代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已经消失,到了今天,“民主”和“科学”成了十岁学童皆懂的普通词语。“迪斯科”、“丘比特”、“蒙太奇”等外来词已为常人所知而无须加注解释。几十年前,“普罗米修斯”在我国还是个陌生字眼,面对I know not where is that Promethean heat that can thy light relume. 一句(“奥赛罗”第五幕第二场),当时的译者将Promethean heat间接译出: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那天上的神火,能够燃起你的原来的光彩、(朱生豪译文)如今,直译的“普罗米修斯”已为我国读者所了解和熟悉。

由于操英汉语言的人们在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文化差异,所以翻译中可译性限度的存在是翻译实践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译者只有正视这个现实,深刻理解和把握语言深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才能准确、艺术地缩小和化解这种限度,在译文中忠实、通顺地表达原文的内容,再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和艺术形象。

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赵云龙刘慧玲 翻译中遇到不可译性的问题是常有的事。翻译是搞语言文字的转换工作,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完全是针对语言文字而官的。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而各区城民族因地理条件和文明程度等方面的迥异形成了讲言文字方面的隔腆性、冷僻性和不可理解性,也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本文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谈谈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问题。 一、不可译性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某些语言现象在译文中无法表达,属不可译性。不可译是语际转换中永远存在的一种现象.原因为任何语言都带有很大的实在性和局限性,它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翻译其他文化的问题。应该说翻译中语言本身出现不可译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和客观的。 不可译性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译入语言缺乏对等的表达形式。一种语言用某一形式表达了语义场内的某一意义,同时表达了该形式的某些特征,而另一种语言又恰好缺乏相应的形式既能表达出该意义又能表达出所要求的该形式的某些特征,不可译的问题就必然会出现.这是不可译性产生的语言学原因。翻译中的绝对不可译现象一般都是与语言文字形式相关的一些现象。如下面的两句: 1)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 B: The letter B. 2) A: 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 B: Because it makes ma mad. 句中“road,broad,ma,mad”不仅起一般词形的形式作用,而且是作为内容出现的.句中“road”,“broad”和“B”都无法译成汉语.如当英语语言形式本身充当内容时.不可译现象就可能出现.此外,还有与语言父字的形式特点有关的不可译现象。这类现象大多是利用语言文字的形式特点达到某种修辞效果。属于这类现象的有韵(尤其是头韵)、文字游戏(双关语)和某些实用意义等。汉语中那些依赖语言音形义结构的修辞手法(如双关、拆词、仿词等)几乎都是不可译的。如:好容易到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着去看.(鲁迅《故乡》) At last the end of the year came,and one day mother told me that Runtu had come,and I flew to see him.(杨宪益、戴乃迭合译) 句中“好容易”实指“好不容易”,表示难言的渴望之情,这一修辞有习用性.是不可译的。 第二种是,译文语言缺乏应有的表达形式.就是说,原文表达的思想对译文语言来说完全是新的。一个民族运用了新的词汇表达新产生的思想,而另一个民族由于地理的或社会的原因,没有产生这种新概念、新思想,当他们需要翻译这个新的词汇时.必然会遇到不可译的问题。比如,英语的“illoetionaryaet”是个新词,既有“言外之意”又有“言语目的”的意思,还带“非言语活动”的含义。汉语中一时还没有相应的词来表达它。文化差异导致的非对应也是在语际翻译上导致难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中不存在,不常见,不被注意。如“松”和“鹤”在汉语里可比喻长寿。相比之下,英语中就没有相应的隐喻。对英语接受者来说,“松”和“鹤”并不能引起与汉语接受者相同的联想.又如美国但语中称学者(如大学教授)为“egghead”,这在汉语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形式和涵义。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被污蔑为“奥老九”,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很难理解这一称呼的含义的.这几个例子说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些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无法相互取代的符号,这使语言和文化间,出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沟壑,严重障碍了彼此的交流.这是产生不可译的历史文化原因。 总的说来,不可译的东西并不等于没有确译的词句。众所周知,翻译就是把某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准确而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那么,在翻译中不可准确地再现,就是不可译性。这就是说,确译与误译在于有没有准确、完整的再现,而不可译则在于可不可能达到准确、完整。 二、可译性 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 l、可译性的理论依据 语言是思维的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外壳,但是思维的基础是现实,思维是统一的,思维的规律是一样的,

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精简)

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郑静芝咸宁学院外国语学院437100 摘要: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信息间的转换。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要准确地进行翻译,可以运用音译法、直译法等克服这些差异。 关键词:文化差异,音译法,意译法 Abstract:Translation is a bridge of two different languages.Due to different historic backgrounds, customs,traditions and cultures in two different nations,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qiuvelence of two languages,we aim to provide some techqiues to help overcome the obstacles in translation through this paper. Keywords:Cultural differences;Transliteration;Free translation 引言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人类的语言反映着人类普遍的共性,各民族语言虽然不同,但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称谓事物,解释词义。正是这种共性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为不同语言的翻译提供了可译性基础。然而,中西方文化之间由于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其生产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也就迥然而异,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些个性差异,构成了翻译的障碍。 1.文化和翻译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人类世世代代的所有共享的东西。狭义的文化则是使用特种语言表达思想的某一社群的独特生活方式及其表达形式。美国语言学家萨王尔在《语言论》中提出:“文化这名称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是什么。”《中国翻译词典》指出,“现代文化人类学家们一般把文化分为技术、经济、社会、观念和语言四个系统”。 翻译,中外学者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①“通常它是按作者的创作意图把一篇文章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描述出来的过程”。②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因为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语言所反映的对象。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翻译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交流。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提出文化翻译理论,提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问的交流,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除语言学的特点外,在宏观文化语境中审视原语和译语。文化与翻译的相互影响和特征就显而易见了④。因此,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 2.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2.1社会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2.1.1风俗传统对翻译的影响 习俗是人们在口常生活中由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习俗文化,因而翻译也就会受到传统习俗文化的影响。 比如“deaths and marriages”,如果译为“红白喜事”就不是很妥当。汉文化认为红色象征喜庆,结婚时新娘要穿红,而在举行葬礼时才穿白,所以中国人惯用“红色”表示marriage,“白色”表示death。但是西方人却认为白色是纯洁、忠贞的象征,新娘在婚礼上穿白色的婚纱,在葬礼时则穿庄重的黑色。因此,“红白喜事”并没有正确传递原有的文化信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时间:2012-03-13 15:51来源:论文网点击:次[收藏到QQ书签] [摘要]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和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英译汉和汉译英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译现象。但是我们不 能忽略语言之间的通性和文化之间的共性。我们有必要知道不可译和可译是共同存在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补偿 的方法来使不可译转换成可译(在本文不做过多的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个国家之间的障碍就越 来越小,这样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那么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密切,这样语言的障碍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关键词] 等值转换理论;翻译;不可译性 翻译的不可译性是,从本质来看,实际就是一种民族语言文化视野对另一种民族语言文化的认识能力的限定问题。诚然认识能力是相对的,变化的。不可译性随着民族语言文化视野的拓展,又将变成可译的。一、卡特福德的等值转换理论翻译的等值研究问题是20 世纪语言学派研究的中心问题。那么等值的定义是“在各自的语言中,有两个相同或者几乎相同的语篇功能的翻译单位,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所形成的统一关系”。[1]卡特福德认为,翻译就等值来看,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化成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去等值成分,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在于界定等值的本质和条件”(defining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 oftranslation equivalence)[2]也就是说,确立语言之间的等值关系是翻译的本质和基础。这种等值应该建立在动态,而非静态的双语转换机制上。实际上,翻译也就是在译语语境中,寻找最大可能与原语语境重叠的等值成分。但有时会出现等值为零的对应,如The Sun Also Rise. 译成汉语是《太阳照常升起》,英语定冠词的汉语对应为零。“形式对应”是指任何译语范畴如单位、类别、结构成分等等,在译语中尽可能占有与原语范畴在原语中同样的地位。所谓范畴就是语法中的词性以及数、格、体、人称、时态、语态、情态等的各种变化。卡特福德还提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观点。语言不可译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或单词,共用了一个语言形式;或者目的语种没有原语中能替换的词汇和语法,只有调整词序和句子结构作为补偿。二是原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入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文化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是,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却不存在。[3]等值翻译的两个限度是:其一,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及不能把一个文本的口头翻译成书面形式,反之亦然。其二,无论是 媒介层次(音位学或字符学)之间,还是语法和词汇层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语音与语法,词汇和字形是不能互换的。他提出的等值意义在于,从某

如何应对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如何应对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发表时间:2009-09-23T14:56:09.263Z 来源:《文科爱好者》教育教学版09年第3期供稿作者:张连亮 [导读]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互相转换,它对传播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焦作大学外语系河南焦作 454003) 【摘要】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互相转换,它对传播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可译性只是相对的,而不可译性却是绝对的。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源语信息的流失。我们不能把翻译的功能看得过高,同时也要不断加强文字能力去努力呈现原文的风貌. 【关键词】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1-1270(2009)3-0004-02 一、翻译中的可译性 翻译中的“可读性”是针对译文而言的,而“可译性”是针对原文而言的。“可译性”是“可读性”的存在的前提。如果翻译能够进行的话,那么源语(source language)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至少是存在着一定的可译性的。应该说,这一定的“可译性”在大部分时候是存在的,因为人类表达概念和思维时存在着广泛的同一性。比如说近义与反义的概念。高(high)的反义是低(low),安静(quiet)的近义是沉默(silent)····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在内涵、情景、逻辑三个范畴间的同一性,任何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才具有了翻译的可能。如果说英国人没有把“high”与“low”看成是一对反义词的话,那么英语里的“低”或“高”就应该是另有其词,否则英汉之间就不存在可译性了。因为这样英语就违背了以上三个范畴之间同一性。不管这两种语言的语言符号有多么的不一样,两者之间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应该说,这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有类似之处。普遍语法的一个主要的涵义是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有很多的共性,尽管两者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正是因为这种共性的存在,使得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之前头脑中就有了所有语言共同的本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去学的,是天生的。他的学习重点应该是在参数(parameter)即两种语言在语法上的不一致之处。 二、翻译中的不可译性但是,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两种语言在结构、语法、词汇、发展状况、文化背景乃至所暗含的心理因素、民族情感等方面有着太多的不同之处。这就使得可译性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即使是反复雕琢出来的佳作,它也不可免的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流失了很多的东西。如果说“He is a student”这句话算得上是百分之百的可译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在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转换之间又有多少呢?下面,我们从几个小的例子来看一看这两者之间的不可译性的一些主要表现。 (一)词汇的不可译性 英语是以字母为载体的符号系统,而汉语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两种不同的系统之间有很多的地方是不能够——对应的。比如说,英语里的助动词是非常丰富,这一点是汉语所没有的。那么在英汉翻译当中,有时英语中的几个不同的单词翻译成汉语都可能是一个意思。“is, am, are, were, was”这几上词都可以译成“是”,但他们却有不同的用法,用于不同的时态与人称。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办法通过汉语来传递出英文单词之间内涵的微妙差异。同样,英汉的称呼很多时候不可译。英语中的uncle 在汉语中的等值成分有“叔父”、“伯父”、“舅父”、“姨父”及对一般长辈的尊称,若无特定的语境,uncle是不可译的。 (二)情态、语气的不可译性 英语的情态变化也较汉语复杂,这样就为表达意思的微妙差异提供了可能。而汉语译文相对来说就不能很好的体现这种差异。试比较下面两句话。 a) We should not tell falsehoods. b) We ought not to tell falsehoods. Should 与ought to在这两句话中都可以翻译成“应该”,然而前者强调的是说话人在主观上觉得对方应做某事,后者突出的是客观上的要求。如果我们仅仅看汉语翻译的话,是不能够体会出这种差异的。同样,英语里的语气也有丰富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英语虚拟语气的变化。它的语气强弱或者时态的不同,我们都很难通过译文看得出来。 (三)修辞的不可译性 在I Swear这首歌里,有这么一句歌词: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 my love won’t age。这里用到了英文的押尾韵和修辞方法。而我们在翻译时,可能也最多只能传递出意思,而无法去兼顾尾韵。再比如,在万圣节(Halloween)里有“treat or trick”这一说法。这里面有两个谐音词。而谐音、押韵不管在什么语言当中出现,一般来说都是不可译的。我们只好将其散文化(prosaim)。毕竟这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同样,一些有汉语特色的修辞方式也很难译成英语。这在汉语的歇后语中可见一斑。比如说“小葱拌豆腐——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这都是汉语所独有的,若想翻译成英语,我们最多也只能是把意思传达到就不错了。一个不懂汉语的人是不会知道其中的味道的。而汉语中的双关、回文、拆字、对偶、顶真等待修辞手法以及诗歌、词等都天然的是属于汉语的独有的,这些东西一旦离开了它的载体,那我们就无从谈起它们的独有的内在魅力了。 三、如何面对不可译性 既然英汉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么不可译性则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不是万能的,它仅仅只是一种信息传递的介质而已。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不可译性呢? 我们以中国的古诗为例。柳宗元的《江雪》中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它在语音、词汇、句子和篇章等方面所体现的言内意义都是汉语所特有的。当翻译遭遇“民族特色”时,做好译文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但是许渊冲将之译成“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在原文中,“绝”和“灭”押韵,在译文中,flight 和sight押韵,再现了词语在语音方面的关系。同时,译文中的两句话在结构上也是完全对应的,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还原了原文意境。译者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同样,翻译汉语里的歇后语时,对于大多数喻义歇后语,由于比喻部分生动形象,喻义部分逻辑推理合乎情理,通常采用直译法,既传达源语的内容,又维持源语的形象。然而,一旦涉及到了双关或谐音,那就难翻译了。“拿锄头刨黄连——挖苦”有人把他翻成“To dig Coptis with a hoe——dig”。我们知道,汉语里的“挖苦”有两层意思,同样,dig既表示挖苦,同时在口语里也可指挖苦。 总之,翻译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一篇好的译文十分考验译者的文字功力。一方面,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另一种语言所不能替代的。很多属于本民族、本语言的特征是不能完全通过翻译去传递给说不同语言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高对文字的把握能力,加强

文化差异与翻译

文化差异与翻译 文化是一种社会范畴,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性格、思维方式等的总模式,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由于地域地貌、气候气象、自然生态、风土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文化的特征又体现为其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及继承性,但又有其具体方面,而东西文化间的差异则显得尤为突出。 一、东西方在价值观念上存在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因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价值观的支配和控制,而观念又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人权观、劳动观、婚姻观、发展观、宗教观、道德观、个体和群体观等等,这种支配和控制体现在行为上就是价值观会影响人们如何进行交际活动。最明了的即体现为西方的开放与东方的保守。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常常会因为两种文化的价值观取向不同而引起交际活动的不畅。例如:一次,一位英籍教师朋友和夫人被中方老师邀请到他们家吃顿饭,主人做了很多菜以示友好。让外教感到不解的是每次中方老师把一盘菜端上桌子时,没说几句话就到厨房做菜去了,好几次外教想说话长一些,中方老师又到厨房去做菜了。外教非常纳闷,接受邀请就是为交流彼此情感的,可晚餐中没有说多少话就结束了,有意犹未尽之感。 价值观是文化的主旋律,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差异势必引起在生活各方面的文化冲击,在表面上体现为两国文化风俗的不同,在本质上体现为文化价值观念的极大差异。如曾经一位英语老师告诉我们,她和外籍教师出去办事时,每次都是自己在路途中买点小吃给外教吃,但鲜见外教邀请她吃,充其量也只是问问而已,弄得她对自己同外籍教师间达到的友谊程度感到很困惑。东西方一些基本价值观差异的了解与认识,会增加我们跨文化交际时的敏感性,增强我们的交际策略能力,从而达到更得体的沟通交流的目的。所以熟悉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对于培养、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 各个国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决定了生活在这一国家的人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形成了该国独特的人文氛围和文化品味。好比各国的广告在创意、风格、语言应用等方面有着的不同:中国广告往往不是直接进入正题,而是用一段叙述性语言作铺垫,最后再讲出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而西方广告一般叙述性语言较少,整个广告多为一系列有所寓意的画面,只在最后给出简明精炼的广告语,画龙点睛。中国广告是螺旋式发展,符合中国人含蓄的特质,而西方广告是直线式发展,符合西方人直率的特征,中西方广告铺陈方式的不同也正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点。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

论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_饶卫民.pdf

第14卷第6期 安顺学院学报 Vol.14 No.6 2012年12月 JOURNALOFANSHUNUNIVERSITY Dec.2012 论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饶卫民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350003) 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探讨了诗歌可译与不可译的关系,指 出在二者具有相对性的前提下,译者应不断丰富诗歌翻译的方法和策略,降低不可译性,更 好地进行诗歌翻译。 关键词:诗歌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07 (2012) 06-0027-03 诗歌翻译是常见的文学翻译类别之一,诗歌翻 译的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也一直是译界讨论的热点话 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剖析诗歌翻译的可译性因 素与不可译性因素入手,对诗歌翻译的可译性与不 可译性进行探讨,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诗 歌翻译提供适当的策略和支持。 1、诗歌翻译的可译性 翻译理论认为诗歌作品可以翻译,具有可译性 的 原因主要有:人类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等各个 方面都存在着共通之处,于是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 化交流具备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成为了可译性 的基础。诗歌是人们托物言志、抒发情感、高度凝 练的文学作品形式,人类思想的共通性决定了诗歌 中的思想感情是可以通过不同语言的交流来引起共 鸣的。因此,诗歌翻译中思想、情感内容是可以传 递的,具有可译性。 一般文本的翻译,不仅要译出字面的意义,还 要译出字里行间隐含的文化内涵或具有民族文化特 色的内容。诗歌翻译更具有难度的是,在传递原文 意义的同时,还要兼顾形式之美。 形式不仅包括拼写形式,大小写、书面的排列 方式,有时还是信息的载体,形式本身也是诗歌的 内容之一。形、神、韵兼具的翻译对译者的知识素 养和语言运用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实际翻译出的作 品也和译者的综合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同一首 诗歌来说,不同的译者给出的译文不同,下面以拜 伦的 《哀希腊》中的一节译诗为例: “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 收稿日期: 2012-06-18 When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梁启超的译文是: “哎!希腊啊!希腊啊…… 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 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 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 (两神名)荣光 常照。 此地是艺术旧垒,技术中潮。 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 万般没了。 马君武的译文是: “希腊岛,希腊岛, 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 德娄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 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 斜阳。 胡适的译文是: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 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 作者简介:饶卫民 (1969~),女,福建建瓯人,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英语翻译。 ·27·

英汉诗歌可译性研究文献综述

英汉诗歌可译性研究文献综述 谭亚洁081105301 08英语3班 摘要:翻译本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而大部分诗歌是以内敛、含蓄、意味深远而为人所称道,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更是如此。这就使诗歌翻译比起一般的小说、应用文翻译显得更为艰难与妥帖。本文通过选读关于英汉诗歌可译性方面的文献篇,对中外诗歌翻译现状进行评价与分析。 关键词:诗歌翻译可行性 正文: 翻译不仅仅是表面上两种不同语言的相互转换,它更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及意义深远的文化传播。所以对译者来说这种“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活动”(实用翻译教程p1)必须具有高度责任感及技巧性。而诗歌翻译则对译者提出了更多更严苛的要求。 一、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 中华民族拥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其中诗歌是厚重历史的传播者与奠基人,而中国古典诗歌最有趣和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含蓄美与韵律感。《辞海》对诗歌的定义是:“诗歌是文学的一大类别。它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富于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正是因为严格的格律限制以及悠长的深远意味导致很多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尚且不能完全理解与领略古典诗歌的韵味和美,对于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解读它们的外国人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这其中还不包括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韵味缺失和各种翻译技巧导致的译者的再加工。 就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来说:字数精炼,平仄严格,押韵且一般是押尾韵,要求对仗。就这几点的要求对于中英诗歌译者来说就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更不用提什么“赋比兴”了。 例如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许渊冲的译文: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cloak'd man afloat,behold! Is fishing snow on river cold.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只是描述一位老人在雪中钓鱼,但是联系当时的背景,柳宗元21岁中进士,当时国家政治腐败黑暗,柳宗元和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立志改革腐败的政治,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却遭到皇帝和权臣的反对迫害,被贬到永州,当时的永州非常偏远,极度贫穷,柳宗元无职无权,无能为力。他想到自己报国的崇高理想不能实现而又无人理解,心里非常难过,非常悲愤。《江雪》这首诗,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写的。他把自己的感情色彩著在独钓的渔翁身上,使之成为孤高自得的精神化身。全诗写的是江野雪景,一个“绝”字和一个“灭”字,把一切活动着的事物全从视野中排除了,余下的便是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在这辽阔、幽冷的画面中心,唯独一只孤零的小船上有一蓑衣笠帽的渔翁在雪峰的寒江边独钓。全诗都是写景,浑成一气,景中寓情,且“雪”在片尾点出尤觉奇峭。其实诗人是在钓雪而非钓鱼。其实许渊冲老师在翻译这首诗时已经处理地相当好了,他在每句诗的末尾用了押韵,采取了对应的词和词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在阅读原文和译文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翻译中不可译性的文化阐释

如单位、类别、结构成分等等,在译语中尽可能占有与原语范畴在原语中同样的地位。所谓范畴就是语法中的词性以及数、格、体、人称、时态、语态、情态等的各种变化。卡特福德还提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观点。语言不可译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或单词,共用了一个语言形式;或者目的语种没有原语中能替换的词汇和语法,只有调整词序和句子结构作为补偿。二是原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入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文化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是,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却不存在。[3]等值翻译的两个限度是:其一,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及不能把一个文本的口头翻译成书面形式,反之亦然。其二,无论是 媒介层次(音位学或字符学)之间,还是语法和词汇层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语音与语法,词汇和字形是不能互换的。他提出的等值意义在于,从某一侧面反映翻译的本质在于等值关系的确立,对翻译学的双语转换机制的建立有借鉴作用。二、语言层面上的不可译性语言层面上的不可译性大致可以分为语音层面上的不可译性、字形层面上的不可译性、修辞层面上的不可译性三种。语音层面上的不可译性是指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音位结构,这种特点不可能被其他语言所代替。英语和汉语有太多的不同,在语音方面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上面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语音。将汉语译成英文时,汉字的语音无法保留,因此原语语音上的特点无法在译语上面体现出来。另一个由于汉语语音特点导致不可译性的现象就是古典小说的翻译。在古典小说的章节中有很多谐音部分,这些谐音部分虽说有游戏的成分,但是谐音在古典小说中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到整部作品的主旨或是思想。汉语中有很多谐音现象,如“他是典型的气管炎(妻管严)!”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直接翻译成“tracheitis”并不能达意,但如果意译也翻译不出谐音的成分,就失去了语音的效果。字形层面上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in CharacterStructure)汉语是由有意义的字符组成的,而英语是由没有意义的字母组成。汉语翻译成英文时,等于将汉语转成拼音汉字。因此,由汉语字形构成的语言现象,在拼音汉字中也表达不出来。《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写魏延夜作一梦,梦见头上忽生二角,醒来甚是疑异。次日行军司马赵直至,延请入内问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吾夜梦头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 烦足下为我决之。赵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头上有角,苍龙头上有角,乃变化飞腾之象也。”其实赵直心中知道“: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摘要]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和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英译汉和汉译英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译现象。但是我们不 能忽略语言之间的通性和文化之间的共性。我们有必要知道不可译和可译是共同存在

英汉文化的差异与不可译性

英汉文化的差异与不可译性 【摘要】:在英汉两种语言互译过程中存在着不可译现象,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由于两国间习俗文化的差异所引起的,英汉的不可译与语言的文化功能、美学功能也 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仅从文化差异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并且探讨了几种解决方案。【关键词】:文化差异;不可译;翻译策略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It’s Untranslatability Wang Xuanlan Quxian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there are untranslatable phenomena. On the emergence of this phenomenon , there are many reasons, mainly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function ,aesthetics and languag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eature.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his issue brief description and discussion of several solutions.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 Untranslatability; Translation strategy 如果说人类的语言是由历史、文化所积淀出的一座座高大的山峦,那么汉语无疑是其中 最高大、最幽深、最厚重、最绵长的一座。在运用和交流中,汉语更是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 国文化的厚重与幽深,特别是中国的习俗文化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 拥抱中国的过程中,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渐增多。英语作为全 球通行的主要语种,英语和汉语的互译尤显重要。但在英汉互译的过程中,常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由于习俗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现象。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Catford)根据不可 译性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1】本文仅从习俗文化角 度分析英汉之间存在的不可译性现象,其中涉及传统文化、风俗文化、宗教文化、地域文化 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探讨了解决习俗文化不可译问题的的些许策略。 一、英汉文化差异与不可译性的表现 (一)传统文化 不可译性的表现首先从传统文化的差异上有所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跟长辈或上级 说话与同辈或下级说话时不一样,往往要使用某些敬辞。如:令尊、贵姓、拜读、赐教等, 如果使用同样的词语,会认为用词不当而失礼,甚至显得高傲。另一方面谈话或写信提到自 己时,要用谦辞,如:犬子,鄙人,寒舍,愚见等;否则也会被认为失礼。【2】英语国家 的人同上级说话或写信时也许需用比较尊敬的语气,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词语。不论对方 年龄多大,级别或地位多高,“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当然,在英语中也有少量表示敬辞的,如his Majesty(陛下),your excellence(殿下)。如果把汉语中的谦辞和敬辞直接翻译成英文,则会很不妥,如犬子翻译成dog son,会造成很大的误解。由于不同民族有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那么不同背景下的历史典故,也就存在翻译的不可译性,如汉语中:三顾茅庐, 四面楚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愚公移山,邯郸学步,身在曹营心在汉等,这些历史典故 常常被引用来描述与典故所相似的情形,而且我们也可以引用典故里的人物形象来描述特定 的人物。在英文中,我们虽可以直译出典故的寓意,却无法表达出成语典故中特定语境下的 含义。所以,将这些成语典故翻译成英文表达,具有不可译性。 (二)风俗文化 英汉文化的不可译性同样在风俗文化方面也有所体现,以中国自古所传承下来的悠久饮 食文化为例,全国的八大菜系中仅烹饪方法就有三十多种:煎、炒、烹、炸、贴、酥、溜、

翻译论文—论诗歌的不可译性

论诗歌的不可译性 吴斐 (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师范)10801班湖北 434023) 摘要:谈到诗歌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不同的译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美国诗人Robert Frost 认为诗是翻译中漏掉的部分。而本文将从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共同语言——感觉出发,来追寻诗歌不可译性的根源。总所周知,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对于诗歌翻译,纯粹的意义相对容易表达,而与意义和语言形式都有联系的情感、修辞与风格则常常使译者束手无策,而后者正好是一首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因此,本文将从诗歌的外在形态——形美、音美和意义情感两方面进行分别阐述诗歌的不可译性。 关键字:诗歌翻译、可译与不可译、感觉、外在形态—形美和音美、意义情感 一、引言 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同时,作为一种艺术美的特殊存在,是个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再现,而且是诗人在“万能规律”之上苦苦思索而创造出来的独属于自己的东西,它是诗人内心孤独的产物。因此,诗歌同其他文体,如政府公文,学术论文等相比,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可概括为:第一,高度集中、概括的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同时,正如埃利蒂斯说:“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共同语言是感觉”,我们不妨将诗歌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感觉,诗人所要抒发的感情作为一首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因此,诗歌是否可译将与翻译能否准确的表达原诗的灵魂,即感觉、感情息息相关。 二、诗歌的不可译性 众所周知,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语言的扞格,文化的差异,译者与作者在社会时代、民族心理、知识架构、写作风格等方面的距离,决定了翻译实践不可能产生绝对忠实的译文。而翻译的求“信”或求“似”中,“似”的内容大致包括思想、情感、修辞、风格等方面。其中思想内容的“似”以至准确是对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较容易做到,但情感、修辞与风格,求“似”已不易,完全的对等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也就是说,纯粹的意义相对容易表达,而与意义和语言形式都有联系的情感、修辞与风格则常常使译者束手无策。因此,对于将情感作为灵魂的诗歌而言,其情感的载体—形美、音美、意义的翻译,难度可见一斑,甚至可由此将诗歌视为不可译。 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看,双语转换是一种认知心理现象,其过程蕴含了日常言语交际所具有的感知、理解、产出等认知心理现象,其中的感知可理解为对源语的感觉和知觉。随之,对应在诗歌中,对于感知的理解,本文将从诗歌的外在形态——形美、音美和意义情感两方面进行分别阐述。 2.1外在形态的不可译性 2.11形美的不可译性 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系,具有完全不同或大不相同的发音、书写和意义系统,它们之间没有丝毫的渊源与联系,除开英汉字形与发音的不同外,这里的“形”主要是指诗歌的体裁方面,或者说诗歌的格律。如,唐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是按照一定的格律来写作的,主要分为律诗和绝句两种。律诗在字句方面,每首限定八句,五字一句为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讲座用) 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短语、小句或语篇可以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程度。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曾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如下的评述: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无法从逻辑和心理方面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无足轻重。……(所以)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能简单地归为“是”或“否”的极端,而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两个概念:语言之间具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是翻译活动出现和存在的前提,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经历的共同性、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的共通性构成了世界上各种语言具有相融性和相似性,而且,语言交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深入和拓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文化间的可译性,这一点已经由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与此同时,由于各区域、各民族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文化差异,这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即翻译的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意大利语中有—句俗言:“翻译即背叛”,就揭示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既矛盾又相关的特殊关系。 我们认为,语际间必然存在可译性,但是这种可译性是有限度的。不过,不可译之处是可以通过各种翻译策略或手段加以变通,从而达到交流的最终目的的。 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linguistic translatability)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cultural translatability)。 一、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其中包括: 1、字符层(graphological level) 字符是语言的书写和记录符号,是语言形式的实体(substance)。由于字符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字符通常不能翻译或转换。例如,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英文则由拼音字母组成,两种语言在字符层几乎无任何可译性: He knows the subject from A to Z.(他非常了解这门学科) 八字都还没一撇呢。(Not even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character 八is in sight---there’s not the slightest sign of anything happening yet.)以上两个例句中黑体字的部分是英语和汉语中的书写字符。“A”和“Z”无法翻译为汉语中的任何一个汉字,同样,“八”也无法译为英语中的任何一个字母。 拆字是将汉字加减笔划,拆开偏旁,或打乱字体结构,是汉字所具有的独特的构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拆字游戏。合体字经拆分成两个字后,又各具新的字义,其字形和字义的变化,恐怕任何高超的翻译家也难以完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翻译如下自我介绍时,只能译出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只得略去了。“我叫李斌,十八子李,文武斌”。“I’m called Li Bin”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别无它法。又如: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为婢,女又何妨称奴。先有译者将其译为:The man who has been a monk cannot become a Buddha. /The girl who is a bond maid may be called a slave. 应该说该译文较好的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句型结构也与原文大体对应。但是,汉语中“人”和“曾”合在一起可构成“僧”,“女”和“卑”合在一起可构成“婢”,原诗句作者独具匠心的构字手法,精致独到的令人回味之处,在译文中却根本无法得以体现。该诗句后有译界前辈大为推崇的译界大

论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其不可译性_刘娟

2013年 Vol.28 No.2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外语研究收稿日期:2013-01-16 作者简介:刘 娟(198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助教,从事英语教育方向的研究。 一、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 语言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发展而来的,每个国家的语言都是和当地的地理环境、人文风情、语言习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习语的形成兼具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因素,所以两种习语比较起来就有很大的差异,为了弄清楚这些差异造成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从两个国家的生存环境、习俗、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等方面来进行了解。 1.生存环境的差异。习语的使用和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从事的生产和生活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英国位处于亚欧大陆的西侧,而我国处于亚欧大陆的东侧,这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活动,所以在习语的运用上也大有不同。英国三面环海,其曾经一度为海洋霸主,航海业非常发达,所以其很多习语就和航海业相关,诸如plain sailing,它的意思是一帆风顺;all at sea,它的意思是不知所措。而虽然我国也属于临海国家,但是由于我国的土地面积相对辽阔,没有征服海洋的必要性,我国的航海业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我国的习语很少有与航海相关的。但是我国深处内陆,植物种类相对丰富,我国自古的文人雅士就喜欢研究花草,梅兰竹菊等都能融入其诗中,或者是自我激励,或者是自喻品格高尚,所以很多和竹子有关的习语,诸如“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就形象的体现了我国人民对竹子的喜爱之情。相对的,英国由于没有竹子,竹子没有融入其生活当中,自然就不会产生相应的习语。 2.宗教信仰的差异。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和历史文化因素影响。英国主要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其语言里面经常会出现上帝“God”,所以在其很多的习语里面都有上帝,诸如“god bless me”,意思是上帝保佑我,而在我国的表达里就是“天助我也”这样的词汇。我国信仰天,我国处于封建社会统治的时间比较长,长期所谓的君权神授,皇上也被称为天子。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天神,诸如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这实际上是我国的道教体系,天在我国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我们常用的习语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命所归”、“天各一方”、“天南海北”“天涯海角”等。但是天在英文中是“heaven”,其在英语出现的频率就先对比较少,god的含义也就和我们说的“天”差不多,都是万能的,诸如“god helps those help themselves”,其意思是上帝帮助那些自我帮助的人;“oh my god”表示的是惊叹、吃惊、气愤等含义。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也会造成习语表达的差异。 3.历史文化的差异。很多习语都来源于历史文化当中,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能耳熟能详的话,对于一些习语就难以理解。诸如在英文中有“meet one’s Waterloo”的说法, 其中文的意思是一败涂地,不理解历史文化的人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见到滑铁卢就是一败涂地呢,其实这是有因由的。滑铁卢是拿破仑战败的地方,拿破仑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建立的帝国在这次战役后被彻底打垮,所以英语习语就把见到滑铁卢,比喻为一败涂地。而我国的一些习语对于那些不懂我国的历史文化的人来说也是不好理解的,比如我们说的破釜沉舟,怎么把船弄沉了呢,其代表什么意思呢?从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无法理解,其实只要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就很好理解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了救赵国,过了渡河之后,就把船击沉,这样就象征着不给自己留退路,要决一死战。而英国相应的表达方式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用的表达方式是“to cross the Rubicon”,这个用法和英国的具体的历史相关,所以历史文化的差异也是习语运用不同的重要原因。 4.风俗习惯的差异。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不但在中英两个国家之间不同,就算在我国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因此只有充分理解两个国家之间的风俗习惯才能对这个国家的习语有更好的了解。我们经常会在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两个目的的时候,说“一箭双雕”,但是同样的意思在英文的习语里就是“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用我们的话理解就是“一石二鸟”。我国的弓马骑射的风俗相对对我们影响比较深,而英国的文化,用石头砸鸟这种风俗对他们影响比较深刻,所以在理解的时候,应该了解每个地方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喜恶,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两个国家的习语的差异。我们说喜欢一个事物,进而连同它联系的事物也喜欢,我们这样表达“爱屋及乌”,但是在英国的风俗习惯里,却不是这样表达的,相同的意思英语的表达方式却是“love me,love my dog”。习俗的不同,对社会的兼爱的对象也就不同,在理解英汉两国习语的时候要充分了解两国的语境和风俗习惯的差异。 二、英汉习语不可译性的解决办法 由于存在以上方面的原因,在对其历史文化、生活生产、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方面都不能很好了解的情况下,英汉习语实际上存在着相对的不可译性,所谓相对的不可译性就是从字面意思上很难进行突破,这就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办法来进行合理的翻译。 1.对这些可能造成习语翻译错误的地方的知识要进行相关的学习或者相关的了解。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发达,很多的典故、历史知识、习语由来等都有相对详细的解析,我们一面要提高自己知识面,另一方面也要选择合适的手段,毕竟不能因为存在着难度就不去做,要克服困难,就要迎难而上,对可能 论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其不可译性 刘 娟 (内蒙古集宁师范学院外语系 内蒙古乌兰察布 012000) 摘 要:语言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语是传承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的重要的媒介,英语和汉语的习语的形成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不能对这些文化差异进行了解的话,很容易造成表意上的混乱,并且也由于这些文化差异使得很多英汉的习语不可译,本文通过对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可译问题的成因进行了论述,旨在能够对英汉习语翻译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英汉习语;文化差异;不可译性;原因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57(2013)02-0133-01 (下转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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