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学派之令狐文艳创作

翻译文化学派

令狐文艳

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

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文化转向”观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按此，文化研究应该进入“翻译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界使用得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得更为普遍。这当然跟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出现并完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西方译学界对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使用的是另外一些名称，譬如“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个名称是由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术语后来已演变成一个学术一“翻译学”的名称，如果再用它来指称某一具体的翻译研究流

派，容易产生混淆。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 )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而著称。因为这一学派非常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更多致力于从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所以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的研究称为“目标语中心翻译研究”( target-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所以在有些场合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这一研究流派。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 ( polysystem approach)或“系统研究”( systemic perspective }，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根据这一学派的几个主要成员的国籍(比利时、荷兰)、任职以及几次重要会议的所在地(特拉维夫、卢汶)，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称为“低地国家学派”、“特拉维夫学派”等。赫曼斯还曾提出过“操纵学派”这一名称，这是根据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勒菲弗尔提出的核心概念“操纵”( manipulation)以及赫曼斯自己编纂的该学派论文集《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而命名的。

“描述研究”、“目标语中心研究”、“多元系统研究”、“系统研究”以及“操纵学派”这一系列的名称，实际上正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该学派各学者的研究特征。正是这

些共同特征，使得上述学者代表的各个流派能够统一在一个大的学派当中。文化学派的学者都把文学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都相信理论模型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都对文学翻译进行以译入语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和系统的研究，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当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一言以蔽之，该学派的共同特征就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

翻译文化学派注重翻译与源语及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问题，而需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翻译文化学派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方法属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我国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始于国际文化翻译的同时，重点在于对一般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语处理的研究。近年来，我国翻译研究力图借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对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从而，翻译的文化特点和跨文化桥梁作用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开始得以重视。

所谓“文化翻译”，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涵盖了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后者主要体现在“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的讨论是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实践”篇。

二、翻译研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文化学派的核心研究范式是：“描写/系统/操纵范式”，其发展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1.初级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荷兰一美国学者霍尔姆斯，捷克学者列维、波波维奇(Anton Popavic)以及米科(Frantisek Miko)由于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共同兴趣而产生学术联系。列维和波波维奇的早逝使捷克学派退出。然而，70年代以后又有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和图里以及低地国家的三位学者朗贝尔(Jose Lambert }、凡·登·布罗克(van den Broeck )、勒菲弗尔与霍尔姆斯有了学术接触。霍尔姆斯于1972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划分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其中纯理论范畴下的描述研究和理论研究分支成为该学派研究遵循的方向。

2.形式主义阶段：借助形式主义的概念发展自己的研究路径，

埃文一佐哈有多元系统理论，图里有实证研究，朗贝尔则有大型翻译史研究计划，勒菲弗尔有对哲学科学的关注，而霍尔姆斯的综合探讨则跨越翻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这一阶段有三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1976卢汶会议、1978特拉维夫会议和安特卫普会议

3.鼎盛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和赫斯曼的《文学操纵》的出版为标志。

4.文化转向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展趋势，并认为翻译研究已从形式主义阶段走出，从而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翻译像其他各种“改写”一样，创造出他者文本的新形象。文化转向逐渐摆脱并超越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但与此同时带来的研究范式的根本变化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意义上文化学派的消解。

代表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

伊塔玛·埃文-佐哈 (Itamar Even-Zohar)，

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

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西奥.赫斯曼 (Theo Hermans)

詹姆斯·霍尔姆斯(1924-1986)是美籍荷兰学者,英-荷诗歌

的杰出翻译家,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整理的集子《文学翻译和翻译学论文集》(1988)里。1972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霍尔姆斯宣读了其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在该文中，霍尔姆斯着解决了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首先是给学科命名，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其次是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在文中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 )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 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 Translation 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确立了“描述”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派的成立宣言，是翻译研究派的奠基之作。是翻译研究学派成立的标志。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及翻译理论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他的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起到了理论莫基的作用。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当今世著名的翻译理论学家，他发展了特拉维夫学派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建立在多元系统理论之上的描述性研究有几种，最有影响的是图里的描述性研究。图里的主要著作有《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和《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等。他把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勾画出来的翻译学研究范畴图示进行改造，重新划分，从而使翻译学的学科范畴、研究分支更加清晰。在《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一书中,图里系统地阐述了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原籍比利时，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授，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与《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等，另有与苏珊·巴斯奈特合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一文学翻译论集》。勒菲弗尔的学术观点同样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但他对以色列学者未曾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提出“折射”与“改写”理论，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的操纵，他的描述研究的方式是将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

响翻译策略的各个层面。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进行描述性研究的具体实例。而他的改写理论更是成为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以他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也因此被称为“操纵学派”。

三、苏珊.巴斯奈特

1、多元的文化背景及宽广的学术研究视阑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活跃在当今英国甚至整个世界翻译界的著名翻译理论家和著名诗人，翻译研究派（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英国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比较文学与翻译学教授、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于后来兼任大学副校长一职。巴斯内特是一位思想活跃而阅历丰富的学者。她早年求学于丹麦、葡萄牙和意大利，获得意大利语和英语的文学学士和法语的哲学博士学位。她精通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熟悉德语和葡萄牙语，还懂拉丁语、丹麦语、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捷克语等十余种语言。先后在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德国、冰岛、印尼、意大利、日本、波兰、葡萄牙、新加坡、瑞典、土耳其、美国、委内瑞拉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香港)任教或讲学，讲学内容主要包括文学翻译、翻译理论、西方翻译史、莎士比亚戏剧、女性文学、性别研究、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而她的学术研究范围和成就也主要涉及这些方面。对欧洲各国文学和文化有较深刻的研究。在欧洲多国的教

育背景，给她奠定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基础。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又使她在翻译研究方面建树颇多。通过对于多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接触和认识，并通过对于包括诗歌、戏剧在内的文学翻译以及翻译理论问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巴斯内特在翻译思想上逐步显露了她的文化取向。她在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的思想影响下，将翻译置于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来考察，并把这种文化理念贯穿在她与美国学者勒弗维尔共同主编、在西方译界极具影响的《翻译研究论丛》之中，从而逐步确立了她作为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重要代表之一的地位。

巴斯奈特在女性主义研究方面可谓成绩不菲。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巴斯奈特在成长过程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认定个人的需要是和无数人的需要辨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巴斯奈特也积极地投身其中，为妇女的利益奔走呼号，并把自己在意大利、美国、英国以及东德参加女性主义运动的这段经历写在《女性主义者的经历—四种文化中的妇女运动》CFeminist Experiences-The Women's Movement in Four Cultures)一书中。当然，有着极深文学学养的巴斯奈特也不会忽略利用文学批评作为武器对男性霸权发起攻击。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一文中，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分为两类:第一类关涉的是作为读者的妇女，即作为男人创造的文学作品的消费者，此为“女权批评”。这种批评方法注重对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分析，其课题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文学批评中对妇女形象及作用的忽视与歪曲，以及男性建构文学史时的种种有意或无意的疏漏。第二种关涉的是作为作者的妇女，此为“女性批评”。它研究作为生产者的妇女，研究妇女创作的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妇女创造性的心理动力学、语言学和妇女有关的问题，个别女作家或女作家集团文学生涯的轨迹，文学史，当然也包括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王晓元，2002: 619)。巴斯奈特在“女权批评”和“女性批评”两个领域皆有贡献。

2.巴斯内特是一位多产的翻译理论家

主要作品：

《翻译研究》（1980)

《翻译、历史与文化》（1990与勒菲弗尔合编)

《英国文化研究导论》(1997)

《比较文学导论》(1993)

《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1998与勒菲弗尔合编)

《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与特利维狄合编）

《翻译研究论丛》（与勒菲弗尔合编)

《翻译专题论丛》（与根茨勒合编）

巴斯奈特笔耕不辍，其专著和编著多达40余部。她不仅是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而且在教学、翻译中实践自己的理

论，她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对翻译研究、文学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为这些领域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建议。同时其论文范围涵盖翻译研究、妇女文学、莎士比亚戏剧、文化研究、语言研究等多个方面，多达96篇。

3.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地位

香港学者陈德鸿、张南峰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里，把霍尔姆斯、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图里(Gideon Toury )、兰姆伯特(Jose Lambert )勒菲弗尔、巴斯奈特、甚至于斯内尔一霍恩比一并归入文化学派，认为他们都强调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反对用“对等”来描述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而潘文国在其《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的长文中，则指出香港学者仅对西方翻译理论做了粗线条的分类，对当代新理论的不同观点未能细分。作为补充，他把上述人物再细分为以埃文一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以图里为代表的“描写”或“常规”学派、以斯奈尔一霍恩比为代表的“综合”学派，以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解构”学派、以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和尼兰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以及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如此一来，不管是宽泛的划分，还是细致的分类，巴斯奈特都被归入文化学派，并且是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点译学界实无异议。而文化派在当今的西方翻译研究多元系统中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多位学者的论述也可以为证。如张南

峰认为，“文化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进西方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中心，从专著、论文的数量以至于学者的知名度，均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张南峰，2004: 60 )“在西方，令翻译研究取得学科地位并走到学术研究系统的中心的，是多元系统论以及其他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模式”C ibid: 64 )。赵彦春也说:“自‘翻译研究’这一提法问世30多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种颇有意义的转向: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的翻译转向。而今，顺应这一潮流的翻译界已是学派林立，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如莱斯、费米尔、诺德等人的功能派理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格特的关联翻译论，巴斯奈特和勒斐维尔为首的文化派翻译理论，及其相关的女权主义派和操纵派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可谓不落巢臼，也的确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中赢得了中心地位，而处在中心之中心的当是文化派的翻译理论”。

巴斯奈特最早的学者身份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不仅巴斯奈特如此，一大批自20世纪70年代始活跃在国际译学界且至今仍在此领域有着重大影响的翻译研究学者，他们的另一重身份都是比较文学家。巴斯奈特丰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实践以及广博的文学知识决定她切入翻译研究的路线必然是文艺路线或比较文学路线，这一点也清晰地体现在巴斯奈特的各种著述中。在《翻译研究》的第三部分，巴斯奈特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文学翻译的具体问题”

4.巴斯奈特翻译思想

巴斯奈特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是对勒菲弗尔提出的“应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这一说法的积极响应，在2002年的第三版修订版中作者还回顾了翻译研究在“文化转向”之后20多年以来的发展。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巴斯奈特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的七个主要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在讨论语台与文化的关系之前，巴斯奈特首先否定了传统的语言学的翻译方法，即把翻译认为是一种借助于字典和语法就可以把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的活动，她指出，翻译过程还包括一系列语言以外的内容。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认为: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语境而存在，文化也必须以语言为核心才能存活。巴斯奈特很赞同这一观点，向我们说明了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关系，就是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绝不可能单独存在。

(二)翻译的类型

雅各布森(Jakobson)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将翻译分为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语际翻译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翻译:从一种语言(源语)到另一种语言(目标语)的转换。但是巴斯奈特认为，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翻译类型，都不可能实现翻译的完全等值，因为“每一个语言单位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无法传达的相关意义和指称意

义”(廖七一，2001:3 43)。

(三)解码与重组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个解码与重组码的过程。译者如要决定在译入语的合适表达，就必须做到:

1.在语言层面上接受源语短语在目标语中的不可译性;

2.接受目标语缺少与源语文化相似习俗的现象;

3.考虑目标语中可使用的对应语，并考虑源语说话者的阶级、地位、年龄、性别、与听话者的关系，还有相遇时的场景;

4.考虑短语在特定语境的特殊意义;

5.在特定的语篇系统和语篇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中，用目标语代替源语短语中的恒定信息(Bassnett} 2004: 29-30)0此外，根据巴斯奈特的看法，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价值体系强加在目标语文化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译者应该要尊重目标语文化，对目标语的读者负责。

(四)等值问题

等值问题历来是翻译界争论不体的话题之一，不同的学者对它的定义及分类持有不同的观点。对巴斯奈特来说，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关系、符号所指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最终等值，但是不论是哪个层面上的等值，都不能脱离文化及时空的背景。

(五)意义的丧失与获得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语义的丧失与获得，因为“同一性”在两种语言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要处理翻译

中的丧失与获得，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承认世界各国文化与语言所存在的差异”(廖七一，2001:354)

(六)不可译性

根据巴斯奈特的观点，文体的不可译性是翻译者首遇的翻译难题，译者应该想办法解决翻译中的难题，解决办法也许会各不相同。在给定的参照体系中译者决定什么才是“恒定信息”，这是一项具有创造力的活动。她比较赞同波波维奇的界定，后者在界定不可译性时没有把语言与文化相分离，他将不可译性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字而和所指意义，源语的语言要素无法用译语的结构、线性表达、功能或者语义进行替换;第二类超越了纯语言学的范畴，指源语的意义表达关系(即表达对象与表达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译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语言表达”

(七)科学还是“次要活动”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次要的非创造性活动。一方面，翻译理论的存在是为了研究翻译过程，指导翻译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另一方面，翻译其实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非一种次要的非创造性活动。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在1990年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巴斯奈特论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内容:

1.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

文化翻译观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它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将字、词、句、篇作为翻译单位的说法，认为文化才应该是翻译单位。

2.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一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

巴斯奈特把翻译分为文化内翻译和文化间翻译，不论是哪一种翻译都“是一个交流的行为”，是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的交流的行为。

3.翻译不应局限于对源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

巴斯奈特认为，对于不同的源语文本，“文化会赋予其翻译以不同的功能，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廖七一，2001: 365)

（巴斯奈特功能等值、奈达功能对等、弗米尔功能观）

巴：不同文化的功能等值是手段，文化转换才是目的

奈：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再现是目的，对等是原则和手段

弗：强调复制原语文本信息

4.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这此原则和规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她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翻译研究放在一

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加以探讨,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她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她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了思维空间。此外,她对文学翻译的重视,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都使得翻译、译者的地位提高,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胸襟和气度。

总观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化学派的翻译观:第一，文化学派从文化这一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第二，文化学派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否定了传统意义上将翻译工作视为低等活动的说法，提高了翻译与译者的地位。第三，文化学派强调了文化才是翻译的单位，这就彻底否定了先前的认为字、词、句、篇是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

5、小结

巴斯奈特是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其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是译界的一笔宝贵财富，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她系统地介绍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用辨证发展的眼光审视该学科中的己有论断和不利于翻译研究发展的问题，为翻译研究向前发展解除了枷锁;她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翻译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加以探讨，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她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她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思维空

间。此外，她对文学翻译的重视，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都使得翻译、译者地位提高，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胸襟和气度。然而，巴斯奈特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方法似乎过于笼统，缺乏切实可行的划分标准，其研究也只局限在欧美各国的语言上，若能把东方语言纳入翻译研究范围将更有助于翻译研究的发展。

四、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的“是”与“非”

(一)不足之处

文化学派及其翻译思想“文化转向”自形成以来，虽然有很多人支持(张静，李树春，2006)但反对的呼声也是不少(姜艳，2006;张健稳，梁海波，2007)。他们有的认为“文化转向”消解了翻译本体论，有的认为文化学派的翻译观不能充分解释文学翻译。的确，反思文化学派及其“文化转向”的翻译思想，确实存在着不足:

1.文化学派对传统的语言学派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文化学派看来，传统的对语言层面上‘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对文化语境下文化与翻译互动的研究才是积极、正而的。文化学派认为，其之前的翻译研究一直停留在‘对等与否’的文字层面上，只是在条条框框、固定模式下的纯客观的运动，始终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因此提倡应以‘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传统的‘忠实’、‘对等”，(曾文雄，2006: 46)，这在哲学上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采

取辩证否定而非彻底否定的态度，而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也就是批判继承。恩格斯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所以，文化学派对语言学派的彻底否定和颠覆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明确的一点是:“翻译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它只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Wilss，1996: 7）。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文化翻译阶段出现的新译学是丰富、深化原有的译学观，给传统译学观带来的是冲击，而不是取代、更不是推翻传统的译学观”(孙会军，2000;谢天振，2004;吕俊，2004)。

2.“文化转向”从传统的“语言转换”转向“文化转换”，过分强调翻译的文化功能;它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它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读者、主流诗学等方面讨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认为翻译从选材到译本发挥作用都受到这此因素的影响，但它对这些因素只是做简单的经验归纳，这些因素之间可能相互发生冲突，或有相互重叠、相互兼容，难以构成各自明确的概念，这就难免导致不可知论和无政府主义”(曾文雄，2006: 46)。

(二)存在意义

虽然文化学派与“文化转向”翻译思想存在不足之处，但早在1996年，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就指出了“文化转向”的意义:“‘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 西方的翻译活动#若从公元前(世纪%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问世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古罗马的西赛罗!)*+,-."’贺拉斯!/.-01*23"以来#翻译学学派林立#学说纷繁$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各自的阐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西方翻译学史就是一部学派的传承与更替’聚合与交锋的历史$国内对于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与评价也有三十年的历史了#由于不同学者对西方翻译流派划分时所依据的标准不同#一度出现了流派名称混乱的情况$有人把文化学派归于(翻译研究)学派的框架之下456(5%(7#也有人用(文化学派)来统称(翻译研究)学派!张南峰’陈德鸿##$$$"$同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人把它归为(解构学派)或译者中心学派456(7%(8#也有人把它归为翻译研究学派4#6$本文通过对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的梳理与评价#一方面呼吁国内学者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正名)#以方便学术界的理论交流*另一方面希望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获得启示#以促进国内翻译理论流派的形成$ 一对翻译理论流派的概括和梳理是翻译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许多翻译理论家都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尤金+奈达!5&8!"根据各流派所关注的焦点将当代翻译理论分为四个基本流派,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9*:0;5&’7"$埃德温+根茨勒!<:=0-:>,?1@A,-"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 B5&&(C中#根据二战至九十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态#依据各流派所采用的研

究方法和依据的理论来源将当代译论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五大流派$香港学者张南峰’陈德鸿!#$$$"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中将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分为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派!并且在大流派下分出小流派的划分方法比较合理"首先!他划分的目的明确#$$为了强调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其次!这种方法以时间为线!把各个流派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姻亲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脉络分明"他的缺陷是在当代翻译理论的划分方法上显得有点混乱!而张南峰的划分更易于被学术界所接受"当然!要想得出公正合理的划分还是得考察一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渊源" 二从古代的西赛罗到!"#"年!可以叫做传统的翻译学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学科意识!理论均零碎而不成系统!作者大多是翻译实践家!理论大多是经验性的"&潘文国!$%%$’%从!"&"年雅可布逊&’()*+,*-(./(+’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开始到0"1$年!可以叫做现代的翻译学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有朦胧的学科意识!认为需要加强翻译学的理论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科学+"人们把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称之为*语言学派+&陈德鸿,张南峰!$%%%’或*科学学派+&23+45637!0""8’%从0"1$年霍姆斯发表里程碑性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开始至今!可以叫做当代的翻译学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当代的翻译学阶段是翻译研究最为繁荣的阶段!也是最有争议的阶段%而最大的争端就是*翻译研究学派+之*名+与*实+的问题% 霍姆斯及赞同他主张的一批学者一度被称作*翻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2001：l）认为，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史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对等，这一曾经至关重要的概念，逐渐淡化，并最终消解。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翻译活动更加频繁，各种文本类型的翻译需求迅速增加，非文学文本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德国功能翻译学派应运而生。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贾斯特·赫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ntt?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代表理论有：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即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赫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由于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与原文文本至高无上观念紧密相关的等值标准逐步被侧重目标系统（target system）的观念所取代。 １．２．１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 卡尔·布勒于1934年提出了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对功能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为赖斯的文本类型学和弗米尔的目的论奠定了基础。 １．２．１．１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 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包含以下组成因素： 语境（context）：语言的“表现功能”，涉及符号与世界的关系； 说话者（speaker）：语言的“表达功能”，涉及符号和说话者的关系； 受话者（hearer）：语言的“感染功能”，涉及符号与受话者的关系； 符号（sign）。 布勒根据语言工具模式中的组成成分及其关系，区分了三种语言功能：信息功能（the information function）、表达功能（the expressive function）、感染功能（the appellative function）。他进而提出依据文本主要功能对文本进行分类（张美芳2005：65）。有一些文本明显试图影响读者的观念，一些文本意在产生某种美学效果，另一些则只是传达信息。布勒据此区分出三大文本类型：意动型文本（conative）、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和信息型文本（representative）（周桥2006：81）。 １．２．１．２雅各布逊的语言功能模式 雅各布逊发展了布勒的语言工具模式，提出了语言功能模式。这个模式有六个组成要素：信息、语境、信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接触渠道、代码和话语功能。他根据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把话语功能分成五类：信息功能、表情功能、感染功能、寒暄功能和诗学功能（张美芳2005：67）。 １．２．２译功能翻学派的主要理论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弗米尔则以文本目的（skopos）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发展了功能派最主要的理论：目的论（the skopos theory）。而曼塔利比弗米尔更进一步地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的理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针对包括文本转换在内的所有跨文化转换形式，而重点放在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个方面。 １．２．２．１赖斯的文本类型学

德国的翻译功能主义学派

德国的翻译功能主义学派 马梦琪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 如果我们谈论当代德国的翻译学派，特别是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翻译的功能学派，也就是深具德国特色的翻译目的派。这是20世界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功能主义学派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行为，单靠语言学不能解决翻译的所有问题。翻译目的决定翻译实践中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译者应优先考虑的是文本的功能和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预期。翻译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有赖斯、汉斯·威密尔等。 二、功能派翻译理论提出的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学同步发展的。翻译理论家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待翻译。在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是尤金?奈达(EugeneA．Nida)的对等理论。1964年奈达提出了翻译过程三阶段的模式：分析、转换和重组。他还详尽地论述了自己提出的与形式对等相对立的“动态对等”概念，指出:“动态对等是指译文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信息的反映基本相同。”虽然在80年代奈达又修正了“动态对等”论并提出了“功能对等”概念，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兼顾，但是奈达在解释翻译的性质时说:“翻译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语义上的对等，其次是风格上的对等。可见，尽管奈达主张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并把这种翻译方法叫做社会语言学方法，却依然是把翻译圈定在语言层次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认识到翻译的本质不仅是纯语

言方面的转换，而是建立在语言形式上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然而,20世纪60-70年代的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欧洲翻译理论界并没有充分重视上述问题的解决。随着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发展，语言学派也逐渐意识到其内在的弱点。出于对这种纯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不满，70年代西方已经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打破了以前文本中心论的翻译研究传统，使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更多地关注译文的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赋予了翻译更多的涵义。 三、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功能派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KantharinaReiss)、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HolzManta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等提出的翻译理论。它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其颇具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是赖斯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functionalcategoryoftranslationcriticism)，汉斯·威密尔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Skopostheorieandbeyond)，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oftranslationaction)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plusloyalty)。 第一阶段：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Reiss,1923-），毕业于海德尔博格大学翻译学院。在她1971年出版的论着《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翻译质量评价的类型及标准》中首次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把“功能类型”这个概念引入翻译理论，并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她提出翻译应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brief)和基于原语和译语功能关系的功能批评

翻译文化学派

翻译文化学派 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 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

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文化转向”观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按此，文化研究应该进入“翻译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界使用得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得更为普遍。这当然跟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出现并完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西方译学界对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使用的是另外一些名称，譬如“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个名称是由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术语后来已演变成一个学术一“翻译学”的名称，如果再用它来指称某一具体的翻译研究流派，容易产生混淆。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而著称。因为这一学派非常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更多致力于从目标

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 仲伟合

?国外翻译理论? 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 仲伟合　钟　钰 翻译早在公元前就已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公元前罗马帝国的翻译学家们对“词对词”翻译与“意义对意义”翻译展开辩论至今,翻译理论领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是近代,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新的翻译理论不断涌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就出现一派翻译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功能派认为翻译(包括口、笔译)是一种行为。其理论的重点表现在如下三方面:(1)对翻译实质的阐释(2)对翻译过程参与者的角色分析(3)功能翻译原则的提出。本文拟从这三方面入手,介绍功能派翻译理论。1.功能派的形成及重要理论谈到功能派,就不得不提及三位功能派翻译理论杰出的贡献者凯瑟林娜?雷斯(K atharina Reiss )、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 )、贾斯塔?赫滋?曼塔利(Justa H olz Manttari )。雷斯首先于1971年在她的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 ssibilities and L imitation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一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当时,雷斯的理论建立在对等理论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关系实际上指的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对等。雷斯的学生威密尔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以文本目的(skopos )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发展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skopostheory )。威密尔所提出的目的论(sko 2postheory )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 是希腊词,意思是“目的”。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 )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发起者出于某个特殊原因需要译文。在理想状况下,他会给出需要译文的原因,译文接受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有的功能以及与原因有关的细节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 )。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而译者并非被动接受一切。他可以参与决定译文的目的,特别是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它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 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除了目的法则之外,目的论还有两个法则:连贯性法则(coher 2ence rule )和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 )。连贯性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 )的标准。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受 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intertextual coherence )。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 的理解决定。而曼塔利比威密尔更进一步地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的理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针对包括文本转换在内的所有跨文化转换形式,而重点放在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个方面。2.翻译的基本概念与实质在以上对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形成、主要人物和目的论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功能派将目的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也体现在功能派对翻译概念的定义和对翻译实质的阐释中。 功能派认为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 )和翻译(translation )是两个不同概念。翻译行为这个概念是由曼塔利提出的。功能派赋予行为(action )以特殊的涵义:行为具有目的性。功能派沿用了学者莱特(G eory Henrik Von Wright )对行为的定义:“行为是有目的地把事物的一种状态改变或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行为也可被称为相互行为(interaction )。曼塔利将“翻译行为”定义为“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而翻译只是以原语文本为基础的一种翻译行为。”具体一点说,翻译是一种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交际性的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或两者兼有)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如果说翻译行为指译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可做的工作,那么翻译就是他转换文本时所做的工作。例如,一名译者建议他的德国顾客不要把寄给新加坡一家小公司的信翻译成英文,而是译成中文,因为该译者知道新加坡虽然是个双语国家,但小公司里的人不一定熟识英文。他的行为属于翻译行为,而当他具体把这封信转换成中文时,他的行为就称为翻译。 7 4《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 C hines e T r anslato rs Jo u rnal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及代表人物

翻译学必读 1语文和诠释学派 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 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 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 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 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 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 4目的学派 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Reiss，Vermmer，Nord 等。Reiss（1971，1988，2000）强调的是文本层面的对等，主张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 Holz-Manttari（1984）则认为在翻译过程是一个交际、互动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Vermmer（2000）继承并发展了Reiss的观点。 5文化学派the Culture School Even-Zohar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将文学翻译视为文化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过程或系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的是更加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其中，Lefevere （1992）逐渐从系统理论转向文化学研究，将翻译看作‘重写’的过程，审视围绕着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课题。Simon(1996) 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重点研究文化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方向的代表人物是Bassnett和Trivedi (1999)，他们认为，无论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还是在被殖民的社会，翻译都十分活跃。文化学派的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各自的侧重点，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6解构学派 本雅明本人不属于解构学派，但他的著作《译者的任务》通常被看作解构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和根据。本雅明率先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翻译过程已经改变了原作，况且，没有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后起的生命’。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在目标语中复制原文，而是颠覆原语的体系，把潜藏于原文的精神内容表达出来。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巴别通天塔》中，翻译被看作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学界认为德里达将翻译研究对‘忠实’的盲目追求中解放出来（陈德鸿，2000）。 7口译研究

文化与翻译

《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1期(总第127期)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教　授　孙致礼 文化与翻译 以前,人们常说我国翻译界存在两大流派: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前者强调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因而把“传神”、“入化”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后者则将语言学的某些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上,要求译作与原作“等值”、“等效”。但是,令人可喜的是,近些年来,我国翻译界又悄然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化学派。他们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相交流,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的交流。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蕴意的理解。因此,他们主张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① 中外学者对翻译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张今先生的定义尤为惹人瞩目:“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②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这正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和最大意义所在。 从我国翻译界目前的状况来看,文化学派似乎尚未形成堪与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并驾齐驱的势头。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下面,笔者就从文化与翻译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点肤浅体会。 一、“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③什么叫“异国情调”呢?显然,鲁迅指的不是在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文化传真”可以说是在“更大语境”下做翻译。有时,从语言的角度考虑,可以得出一个译法,而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可能得出另一种译法,而且可能是更高一筹的译法,例如: (1)“Y ou don’t want to lose Larry altogether,do you?” She shook her head.(S.Maugham:The Razor’s Edge, p.256) “你不想完全失掉拉里,是吗?” 她点头。(周煦良译《刀锋》,p.245) 在回答否定疑问句时,英美人着眼于所问的内容是否属实,而中国人则着眼于问话本身是否正确。如果仅仅从语言的角度考虑,周先生的译文无可指摘;然而,从文化的角度考虑,似乎有些“失真”:原文明明是“摇头”,译文为何改成了 “点头”?笔者认为,这两句话改一个译法,则可达到“文化传 真”的效果: “你并不想完全失掉拉里吧?” 她摇摇头。 “文化传真”的反义词是“文化误导”。如果我们光在文 字上作文章,不考虑其文化内涵,有时难免会破坏原文的“异 国情调”,代之以不伦不类的“本国情调”。例如: (2)“I bet you can’t spell my name,”says I. “I bet you,what you dare I can,”says he. “All right,”says I,“go ahead.” “G eorge Jaxon-then now,”says he.(Mark Twain:The A 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Ch.17) “我敢说你准不知道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说。 “我敢说你这可难不住我,我知道,”他说。 “好吧,”我说,“你说说看。” “荞麦的荞,自治的治,清洁的洁,克服的克,孙子的孙— 怎么样,”他说。(张友松、张振先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 记》,p.116) 上面两位译者用心虽好,结果却是弄巧成拙:使不懂洋 文的读者误以为英文用的也是方块字。如果这种译法在50 年代还可说得过去的话,现在却是万万要不得的,而应老老 实实译成: ①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外语与翻译》,1998年第2期。　②张今:《文学翻译原理》,第8页。　③《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第246页。

功能派翻译理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 一·主要观点： 1．理想的翻译应该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都与原文对等 2·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是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此外，翻译还应遵循“语内连贯法则”(the intratextual coherence rule)和“语际连贯法则”(the intertextual coherence rule)，前者指译文必须内部连贯，在译入语接受者看来是可理解的，后者指译文与原文之间也应该有连贯性，有时称作“忠实法则”(the fidelity rule)。 3·将翻译视作受目的驱使的、以翻译结果为导向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把翻译看作包括文本、图片、声音、肢体语言等复合信息传递物(message-transmitter compounds)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迁移，用“翻译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来代替翻译(translation) 将翻译分为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和纪实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工具翻译的目的是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而纪实翻译是对作者和源语文本的读者之间的交际所做的记录 二·代表人物，代表作及突出观点： 1. 凯瑟林娜?赖斯(Kantharina Reiss)的翻译标准的功能分类说(the 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1971年凯瑟林娜?赖斯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中首次提出翻译功能论(functional approach)，把“功能类型”这个概念引入翻译理论，并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她提出翻译应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 和基于原语和译语功能关系的功能批评模式，有时因特殊需要，要求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原文本与目标文本在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几个层面与原文建立起对等关系。这本《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也被认为是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形成的起点。值得强调的是她的这种理论观仍是建立在以原文作为中心的“等值”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指的是寻求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等。 2. 汉斯?费米尔(Hans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 赖斯的学生费米尔则进一步打破了对等理论的局限，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提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活动的第一准则，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费米尔根据行为理论提出翻译(包括口译、笔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并且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一般共性——这是一种受特定背景影响的有目的的活动。费米尔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行为”，而“任何行为都具有目的”，“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

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 1.西方翻译理论发轫于公元前1世纪，以古罗马帝国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Cicero,前106—43）发表的《论演说术》x标志。 2.中世纪时期从西罗马帝国崩溃起（476年）至15世纪文艺复兴止。代表人物曼里乌?波伊提乌。 3.文艺复兴时期从14世纪末起至17世纪初止，代表人物：德西德利乌?伊拉斯谟，马丁?路德和乔治?查普曼。 4.近代时期从17世纪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黄金时代）。代表人物：约翰?德莱顿，夏尔?巴托，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莱尔马赫， 施雷格尔（August Sxhlegel,1767--1815）和洪堡。 5.现当代翻译理论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至今。“翻译范围之广，形式之多，规模之大，成果之丰，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谭 载喜?《西方翻译史》1991），四大学派： a、布拉格学派: 创始人是马西休斯,特鲁贝茨考伊和雅可布逊. 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和吉里?列维、乔治?穆南、冉佩尔特、维内. 主要论点 是：（一）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二）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 b、伦敦派: 创始人是弗斯. 代表人物弗斯、卡特福德、萨瓦里和纽马克. 主要论点是：译文的选词是否与原文等同，必须看它是否用于相同 的言语环境中. c、美国结构派； d、交际理论派。 6. 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介绍有六大学派： a、语言学派：代表安德烈?费道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 b、交际学派：现于7、80年代，代表奈达和雷伯恩。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 c、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 d、文学—文化学派； e、结构学派； f、社会符号学派。 7.布拉格学派： 创始人是马西休斯（Vilem Mathesius,1882—1938）和两名俄国移民特鲁贝茨考伊（Nikolay S·Trubetskoy,1890--1938）和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6--1982）。主要代表人物有解渴的雅可布逊和吉里·列维（Jiri Levy）、法国的乔治·穆南（George Mounin）、德国的冉佩尔特（R·Jumpelt）、加拿大的维内（Jean-Paul Vinay），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曼·雅可布逊和列维。主要论点是：a.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认知功能、表达功能等b.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 8.伦敦学派： 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创始人弗斯（J·R·Firth,1890-1960），主要代表人物弗斯、卡特福德（John Catford）、萨瓦里（Theodore Horoace Savory）和纽马克（Peter Newmark）。该派的主要论点：译文的选词是否与原文等同，必须看它是否用于相同的言语环境中。弗斯认为，（一）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二）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三）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甲语言中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是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乙种语言的。但两种语言的文化越是接近，社会环境是相似，翻译的困难就越小，原语和译语之间的桥梁就越易架构。萨瓦里则在归纳总结翻译家们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项翻译指导原则：（一）必须译出原文文字；（二）必须译出原文意思；（三）必须译得读起来像原作；（四）必须译得读起来像译作；（五）必须反映原作风格；（六）必须带有译者风格；（七）必须译成与原文同时代的作品；（八）必须译成与译者同时代的作品；（九）可以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十）不可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十一）诗体必须译成诗体。这是六对相互矛盾的翻译原则，一者可以根据本人所好，根据原文，语文及读者的要求，分别选用不同的原则。纽马克提出了“交际翻译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和“语义翻译法”(semantic approach)的概念,提出了“关联翻译法”（associative approach）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 9.语言学派： 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5、60年代，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一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早年的奈达（Eugene A·Nida）和前联邦德国威尔斯（Wolfram Wilss,1925--）。 10.交际学派 交际学派出现于7、80年代，以奈达和雷伯恩为代表（Nida& Reyburn），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11．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 60年代初，美国依阿华大学首次开设翻译培训班安格尔（Paul Angel）的积极倡导与推动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也于70年代后期成立，出版了题为《翻译》的学术杂志。代表人物有诗人兼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等；该派以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兹（Richards）的理论为依归，注重文学翻译实践，以及通过翻译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与古代的语文学派比较相像。 12. 学—文化学派：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简介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简介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提出的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学同步发展的。翻译理论家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待翻译。在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是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对等理论。1964年奈达提出了翻译过程三阶段的模式：分析、转换和重组。他还详尽地论述了自己提出的与形式对等相对立的“动态对等”概念，指出:“动态对等是指译文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信息的反映基本相同。”虽然在80年代奈达又修正了“动态对等”论并提出了“功能对等”概念，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兼顾，但是奈达在解释翻译的性质时说:“翻译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语义上的对等，其次是风格上的对等。可见，尽管奈达主张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并把这种翻译方法叫做社会语言学方法，却依然是把翻译圈定在语言层次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认识到翻译的本质不仅是纯语言方面的转换，而是建立在语言形式上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然而,20世纪60-70年代的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欧洲翻译理论界并没有充分重视上述问题的解决。随着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发展，语言学派也逐渐意识到其内在的弱点。出于对这种纯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不满，70年代西方已经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打破了以前文本中心论的翻译研究传统，使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更多地关注译文的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赋予了翻译更多的涵义。 二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功能派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Kantharina Reiss)、汉斯?费米尔(HansVermeer)、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a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提出的翻译理论。它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其颇具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是赖斯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费米尔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Skopostheorie and beyond)，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 1. 凯瑟林娜?赖斯(Kantharina Reiss)的翻译标准的功能分类说(the 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1971年凯瑟林娜?赖斯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中首次提出翻译功能论(functional approach)，把“功能类型”这个概念引入翻译理论，并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她提出翻译应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 和基于原语和译语功能关系的功能批评模式，有时因特殊需要，要求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原文本与目标文本在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几个层面与原文建立起对等关系。这本《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也被认为是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形成的起点。值得强调的是她的这种理

功能派翻译理论综述

2010年1月第29卷第1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 l ofH e ilongji ang Coll ege of Educati on Jan .2010Vo.l 29No .1 收稿日期:2009-11-03 作者简介:迟明彩(1985-),女,黑龙江东宁人,2008级硕士研究生。 功能派翻译理论综述 迟明彩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摆脱了自古以来的语言形式对等的局限性,把翻译定义为 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它是对传统/等值0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和重要补充,并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角。通过综述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以及主要理论可以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翻译行为的本质,使我们的翻译实践有更好的衡量标准,提高翻译水平和翻译质量。 关键词: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法则;忠诚原则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0)01-0130-02 一、形成阶段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流派始于70年代的德国,它的出现 是以1971年凯瑟林娜)赖斯的5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6(P ossi b iliti es and Li m itatio n of Translati on C riticis m )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基本上把翻译看做一个类似密码转换的活动。这种以原语文本为中心的基于等值或对等的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注重的是原语文本以及在译语文本中保存原语文本的特征。然而,等值理论被功能翻译理论者认为不但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而且在某些情形下是不必要的。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经过了两代翻译理论家的发展(Nord ,1997)。第一代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倡导者中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一个里程碑式人物是凯瑟林娜)赖斯和她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在她的5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6一书中,把功能的范畴引入了翻译批评。虽然没有摆脱以等值为中心,但其翻译批评模式是建立在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功能关系基础上的。赖斯认为理想的翻译应当与原文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与原文对等,即她所谓的/综合性翻译0(i n tegra l co mmun i cati ve perfor m ance)。功能翻译理论的第二个里程碑式人物是汉斯)威密尔。他是赖斯的学生,但是他对以文本为中心的等值论的决裂要比他的老师彻底得多。他创立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翻译目的论(Sko post heory)。威密尔的这种摆脱翻译的语言学方法的想法在他的5普通翻译理论框架6(F ra m e work for a Genera lT ransl a ti on Theory ,1978)一书表露无遗。他认为仅仅靠语言学是不能建立翻译理论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过程,因此必须探寻其他方法。威密尔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交际符号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活动。因此,翻译是一种人类行为。威密尔认为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发生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所以翻译是一种有目 的、应达到一定结果的行为。由此,威密尔确立了他的/翻译目的论0。Skopos 是一个希腊词汇,意思是目的。在翻译中决定翻译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众或称为预期的目的语接受者或听众,每一个翻译作品都是针对预期中的听众的。很显然,源语文本在目的论中的地位比在等值论中的地位要低。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第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 olzM anttari 。她也是一位从事翻译培训的教师和翻译学者。她将功能翻译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她避免使用翻译这个名称,而将翻译的外延扩大至各种跨文化转换。曼塔利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翻译行为是她的核心基础理论。她区别了/翻译translati on 0与/翻译行为translatio na l actio n 0两个概念。曼塔利认为/翻译(translatio n)0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涉及原语文本的使用。而/翻译行为(transl a ti ona l acti on)0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涉及译者为翻译所做的一切,包括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文化或技术上的参考意见。 第二代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倡导者包括Christiane Nord ,M a rgret Amm ann ,Paul Kuss m au,l H ans H o n i ng ,Kupsch 2Losre 2it ,H e i drun W itte 等,其中尤以克里斯蒂安)诺德为代表,她是德国马格德堡理工大学(P olytechn i c ofM agdeburg)应用语言学和翻译学教授,因为她不但著有翻译工作者培训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作品数部,而且是德国功能翻译派里首位用英文著书5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6(Translati ng As a Purpose f u l Acti vity 2Functi ona list Approaches Exp l a i ned ,1997,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分析和总结功能翻译理论的学者。诺德主张功能与忠诚相结合/f unc ti on plus l oya lty 0(Nord ,1997)的翻译原则,从而完善了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二、功能翻译的核心理论和概念 11目的论(sko post heory) ) 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