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翻译名家

近现代中国翻译名家

通过介绍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12位翻译家（英汉翻译家6位；俄汉、日汉和法汉翻译家各2位，按生年排序），熟悉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研究其译学思想和主要成就，了解近现代中国翻译的发展概况，学习前辈著名译家的敬业精神和翻译经验，为丰富理论知识和提高翻译水平打下基础，拓展视野。

1严复（1854—1921），著名学者、杰出翻译家、启蒙思想家；福建福州人，毕生致力于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五四运动的动因之一。1877年由清政府派遣赴英国学习海军，潜心研读西方资产阶级经典著作；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和总办；曾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校长及译书局总办等；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迅速衰落贫穷。严复深受震撼，大力推广西学，

宣传维新思想。自1895年起的20年间，共翻译了11部西方经典名著，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严译名著丛刊”8种，即《天演论》（《进化论与论理学》）、《原富》（《国富论》）、《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群学肄言》（《社会学原理》）和《穆勒名学》（《逻辑体系》）等；这些西方学术名著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其译作率先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系统地引进到中国，对当时和“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在翻译理论方面，他在中国翻译史上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系统标准（1898），影响深远，一个多世纪以来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胡适语），其翻译实践和理论在中国文化史和翻译史上竖起一座丰碑。

2曹靖华（1897—1987），俄苏文学翻译家、散文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河南卢氏人，青年时代投身于五四运动；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学习；1927

年再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教。回国后从事俄苏文学翻译，并在大学任教；主编《苏联文学丛书》。50年代后任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1959--1964）。新时期以来，任国务院学位委员和中

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1987年获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获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关于文学翻译，他认为，文学翻译是文艺的再创造，既无窍门亦无标准，全靠专心致志，靠长期的刻苦学习和实践；翻译俄苏文学作品40余种，达300多万字，包括契诃夫《三姊妹》、《蠢货》、《契诃夫戏剧集》、绥拉菲摩维奇《铁流》、爱伦堡《烟袋》、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和《星花》、《苏联作家七人集》、瓦西列夫斯卡娅《虹》、《恐惧》、阿·托尔斯泰《保卫察里津》、卡达耶夫《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费定《城与年》、列昂诺夫《侵略》、西蒙诺夫《望穿秋水》、克雷莫夫《油船“德宾特”号》、肖洛霍夫《死敌》和《第四座避弹室》、《盖达尔选集》、《列宁的故事》、《斯大林的传说及其他》、《致青年作家及其他》和高尔基《一月九日》等；其散文作品有《曹靖华抒情散文选》和《望断南来雁》等；上述译著后辑为《曹靖华译著文集》（共11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1993）。

3梁实秋（1902--1987),著名学者、翻译家、散文家，现代中国文坛巨匠，北京人；1923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192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是以胡适和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骨干之一，主编《新月》月刊。20世纪30年代，引发并参与了中国译坛“信顺之争”的大论战。1949年去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台湾大学任教，任国立编译馆馆长；1966年退休后专门从事文学翻译；他提倡“读一流的书，译一流的书”，不为迎合世俗而创作翻译庸俗文字。其翻译观如同其人生观，传统、严谨、一丝不苟。对“信”与“顺”，“直译”与“意译”，译入语的“国化”与“欧化”等关系有精辟见解；强调“信”“顺”统一，主张以句译为基础的直译，反对“转译”，既对原文作者负责，也对译文读者负责；坚持做大量繁琐的文本及背景考证工作，严格选择原文版本，力求作到存真。他以近40年的漫漫人生翻译完成《莎士比亚全集》40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盛事，是惟一独自将莎剧全集译成汉语的译者；还译有《咆哮山庄》、《职工马南传》、《西塞罗文录》和《潘彼得》等；论著有《浪漫的与古典的》、《英国文学史》和《翻译的艺术》等；编有《最新实用汉英大辞典》和《最新实用英汉大辞典》等30多种英汉词书；散文创作如《雅舍小品》和《槐园梦忆》等。

4张谷若（1903--1994)，著名翻译家、学者，山东烟台人；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对英国作家哈代产生浓厚兴趣。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开设英国文学史和文学翻译等课程。一生笔耕不辍，共译有十余种作品，400余万字。其代表性译作是以哈代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文学名著，如《德伯家的苔丝》、《还乡》和《无名的裘德》等，是翻译和学术界的“哈代专家”；对哈代、萧伯纳、狄更斯等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丰硕，如萧伯纳《伤心之家》和狄更斯《大卫·考坡菲》和《旅美札记》等。这些译作多次再版重印，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被称为小说翻译典范。在译文注释上下了很大功夫，丰富译文内容，提高译文质量；此外还译了不少英诗和英国短篇小说。主张翻译要有高标准，译作应从内容、形式、风格与语言习惯等四个方面与原作对等，即“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在翻译中善于传达原作的意境与语言风格，再现原作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完全实践了自己的翻译主张，其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被誉为“译作楷模”。

5傅雷（1908—1966），法国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上海南汇人，1927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他仔细研究欧洲艺术大师的作品，打下坚实的艺术文化基础，期间还游历瑞士、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1931年回国后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翻译态度严谨，译著宏富，其译作传神为特色，行文流畅，富有文采，成为传世佳作；一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不堪凌辱而自尽，年仅58岁。关于文学翻译，他提出，翻译如临摹名画，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其译作共30

余种，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和《幻灭》等,后辑为《巴尔扎克全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89）；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和《扎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和《科龙巴》；莫罗阿3种：《伏尔泰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等；此外还有杜哈曼《文明》、丹纳《艺术哲学》、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和牛顿《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因在翻译和研究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其全部译作后被辑为《傅雷译文集》出版（共15卷，安徽人民出版

社，1981年起）；给长子傅聪的信辑为《傅雷家书》（1981起）多次增订重印，达110多万册，产生巨大影响。

6朱生豪（1912---1944),著名翻译家，浙江嘉兴人；1929年入杭州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副修英国文学。毕业后到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如《暴风雨》、《仲夏夜之梦》和《威尼斯商人》等。抗日战争爆发，随身只携《莎士比亚全集》及部分译稿逃离上海，历年收集的莎剧版本、考证著述及大部分译稿均毁于战火。关于莎剧翻译，他主张力求保持原作之神韵，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抗战期间，在家乡的艰苦环境中和贫病交加的状况下坚持翻译莎剧，共译出30多部莎剧，撰写了《译者自序》和《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提要。在抗战胜利前半年病逝，未能看到自己的译作出版，年仅32岁。他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执着精神，在艰苦环境中坚持莎剧翻译，死亦无悔。其莎剧译作数量多，质量高，流畅优美，文采斐然，得到国内外莎学界和戏剧界的赞誉，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其短暂而艰难的一生，为中国现代翻译史写下沉重而光辉的一页。

7杨宪益（1915一），著名翻译家、学者，原籍安徽，生于天津，1934年入燕京大学，1936年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法国和英国文学，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任重庆及南京国立编译馆编撰，主持翻译《资治通鉴》。1952年调北京外文出版社，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后任该刊主编。1980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任中国作协、中国译协和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他主张，翻译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过分强调创造性是不对的；强调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提倡保留异国情调和历史底蕴。自20世纪40

年代起，即与夫人戴乃迭合作，英译卷帙浩瀚的中国经典名著，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其突出成就是英译《红楼梦》（1978--1980），还有《离骚及屈原的其它诗作》、《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鲁迅作品选》、《聊斋志异》、《三部中国古典小说节选》（含《西游记》、《三国演义》和《镜花缘》节译）、《诗经选》、《汉魏六朝诗文选》、《唐宋诗文选》和《明清诗文选》等多种；他精通多种外文，又将世界文学瑰宝译介给中国读者，如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两种》、《古罗马戏剧选》、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和《近代英国诗抄》等，为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做出很大贡献。

8李芒〔1920--2000），日本文学翻译家，辽宁抚顺人，从小奠定日本语言文化的坚实基础。1957年起在中国作家协会《译文》杂志（现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任日本文学的翻译审校工作；自1964年起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从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和东方文学室主任，《世界文学》杂志常务编委，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译协理事，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和歌徘句研究会会长，译林出版社《和歌俳句双书》总编辑等。翻译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关于文学翻译，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学翻译的任务就是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其译作包括德永直《没有太阳的街》、《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掘田善工《鬼无鬼岛》（合译），龟井胜一郎《北京的星星》、小林多喜二《在外地主》、《万叶集选译》、三岛由纪夫《春雪》和种田山头火《山头火徘句集》等；广津和郎等《港湾小镇》(李芒译文自选集)；主要学术著作有《投石集一一日本文学古今谈》及《采玉集》等。

9许渊冲（1921—），著名翻译家，学者；江西南昌人，1938年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1948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莎士比亚与拉辛。1951年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将大量中国古诗译成英法文，也从事英译汉和法译汉工作。他的译诗融意美、音美及形美于一体，在实践中实施自己的“三美”主张。1991年退休后专事文学翻译；已出版译著70多部，故自称“书销中外七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汉译英（有些兼汉译法）诗歌选集有《楚辞》、《诗经》、《新编千家诗》、《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新译》、《唐诗三百首》、《唐宋词三百首》、《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中国古诗词六百首》、《动地诗—中国革命家诗词选》和《毛泽东诗词集》等多种。英译汉有《飞马腾空》和《埃及艳后》等。法译汉有《追忆逝水年华》、《包法利夫人》、《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托夫》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贡献，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

10草婴（1923--），俄苏文学翻译家，浙江镇海人，从少年时代开始学习俄语，40年

代为《时代》、《苏联文艺》及《时代日报》等报刊译稿，任时代出版社编译。50年代起

为多家出版社翻译俄苏文艺作品；60年代任《辞海》编委兼外国文学学科主编。曾任华东

师大和厦门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外国文学组组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兼翻译委员会主任，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国译协副会长等职。关于文学翻译，他强调五个方面：形象活泼，动作清楚，对话生动，节奏明快，音调铿锵。翻译了大量俄苏文学和理论作品，如巴甫连柯《幸福》、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等、卡泰耶夫《团的儿子》、班台莱耶夫《翘尾巴的火鸡》、《加里宁论文学和艺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列夫·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新时期以来，从1978年至1998年，系统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即《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包括3个长篇、60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其著述作品有《我与俄罗斯文学》等；所获

奖项包括前苏联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和俄中友协颁发的“友谊奖章”等。

11叶渭渠（1929--），广东东莞人，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日文专业毕业（1956）后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翻译，1972年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日本文学的编辑审稿工作，1984年后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和研究生院教授，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和中国日本学会理事等。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和京都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及日文化交流工作。翻译大量日本文学和文化作品，主要译作有山崎丰子《浮华世家》、森鸥外《雁》、小林多喜二《蟹工船》、有吉佐和子《木偶净瑠璃》和《恍惚的人》、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等。以翻译和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著称，主要译作有川端康成《雪国》、《千只鹤》、《名人》、《睡美人》、《掌小说全集》、《散文选》和《谈创作》等；相关作品汇辑成《川端康成小说选》、《川端康成散文选》和《川端康成小说百篇》等。此外，参加翻译鲁迅致日本人士书信；主要学术著作有《平安王朝的历史画卷一—评<源氏物语>》、《日本文学散论》、《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和《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等。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

日本文学部分编审，任《东方文学史》副主编；主编《世界文明》日本卷、《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等，与妻子唐月梅合著《日本文学史》（全四卷六册）和《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合著《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图库——樱花之国》等。主编《东方文化集成·日本文化篇》、《东灜美文之旅》以及《日本著名作家文集》12套，包括川端康成、

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和芥川龙之介等。其散文创作多与中日文化交流有关，如散文集《樱园拾叶》、《扶桑掇琐》和《雪国的诱惑》等。

12罗新璋（1936--），法国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浙江上虞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法文专业，自1963年起在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自1980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理论建树方面，率先提出“建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1984），即由“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等基本观念构建的理论整体。主要译作如斯汤达《红与黑》（公认为世界名著之重译佳作，并在台湾出版）、巴尔扎克《猫球商店》，莫里亚克《黛莱丝·戴克茹》，莫洛亚《栗树下的晚餐》、鲍华耶《禁止的游戏》，以及《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等；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选》。校读《傅雷译文集》全15卷；编著《翻译论集》及重要论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钱钟书译艺谈”、“释‘译作’”等，产生很大影响

推荐阅读书目：

1.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2.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辞典［Z］．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3.袁锦翔．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复习思考题：

1.近现代中国翻译名家的译学思想和翻译策略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具有哪些重要

意义？

2.近现代中国翻译名家及其译作在哪些方面为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3.近现代中国翻译名家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如何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4.以近现代中国翻译名家的翻译活动为例，简析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

5.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名家中，你最喜欢哪些翻译家及其译作？为什么？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1、林纾，字琴南。1852年生。福建闽县人。清末民国初年学者、翻译家、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因不懂外文曾借助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80余种，其中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最为有名，译笔流畅，对文学界有较大影响。专译欧美小说，收入《说部丛书》出版，先后译介了司各脱、迭更斯、美国欧文斯吐话(今译斯陀) 等作家的名作。清末民初，“林译小说”风靡于世。他能诗、工画，并曾从事小说，戏曲创作。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1924年10月9日逝世。 林琴南又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百八十余部，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多部。有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以及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等。 由于林琴南不懂外文，无法选择作品翻译，林琴南说：“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晚清的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林琴南的译书，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也都陆续收罗。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韩迪原在《近代翻译史话》说：“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因读林译小说，才接触到西洋文学”。韩迪原对林琴南还有一个很中肯的评语，她说：“因为那时国人对整个西洋文明毫无认识，必得用东方已有的事物，去‘附会’西方的观念，像林译所用的方式，才能达到早期沟通东西文化的任务。”林琴南“还打破旧中国小说的章回体，使中国的文学形成向前迈一大步。” 胡适曾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2、严复，原名宗光，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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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 姓名：学号：班级: 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着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 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 中国翻译史概述 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前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着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着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着作”②，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等。正如矛盾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 在过去，极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借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的，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有些译者甚至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一翻译，也考虑得很少。......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中国翻译名家

本帖最后由清风12 于2011-10-26 13:54 编辑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有多种译作，多为与其兄鲁迅合译之作。 陈望道浙江省义乌人。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译著有《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1920年8月），《马克思底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部分内容，1920），日本岛村抱月著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苏俄十年间文学理论研究》（日本岗泽秀虎著）等。 胡适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胡洪，字适之，汉族，安徽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中国现代哲学家、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郭沫若译著有：《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泰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务；《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泰东；《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创造社；《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上海乐群书店；《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 林语堂我国最优秀的双语作家之一。有十一部中文著作，四十部英文著作和九部翻译作品，数百篇散文小品。 朱光潜中国现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译著有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歌德谈话录》等。 丰子恺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人。中国现代漫画家、翻译家、文学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博学多能，著译甚丰，在漫画、文学、美术理论、音乐理论、翻译、书法及艺术教育诸方面有突出成就。尤以富有朴素、细腻、深沉和哲学味的散文和漫画著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董秋斯原名董绍明，笔名秋斯、求思等。河北静海人。三十年代初，出版与蔡泳裳合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士》。抗战期间，译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译著有《先知》(散文诗集)叙利亚凯罗.纪伯伦著，1931，新月、《印度童话集》印度穆.拉.安纳德著，1955，中青、《吉檀迦利》(诗集)印度泰戈尔著...。 梁实秋原名梁治华，字实秋。著名文学家、学者。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与翻译家。从20年代到80年代,他以优美的文字翻译了俄、法、英、美、日、德、意、匈牙利、波兰等国作家作品。他的作品曾先后被译成日、苏、英、法、德、匈牙利、波兰、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瑞典等国文字。译著有《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1927）、译文集《父与子》（屠格涅夫著）（1943）、屠格涅夫的《处女地》（1944）、《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1948）、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1950）、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1950）… 戴望舒浙江抗州人。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1926年发表魏尔伦的诗。翻译书目：《少女

中国翻译史及其著名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及其著名翻译家 中国翻译发展史的五个历史时期 ?古代：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 ?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 ?近代：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鸦片战争后~ “五四运动”前) ?现代：“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 ?当代：新中国成立后 一、东汉~唐宋的佛经翻译 Translation on Buddhism Scripture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鸠摩罗什：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真谛(印度佛教学者、梁武王）49《摄大乘论》 ?玄奘：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 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transl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徐光启（1562-1633）（与利玛窦）：《几何原本》 ?李之藻（1565-1630）：“晓畅兵法，精于泰西之学”，与徐光启齐名。 ?杨廷筠（1557—1627）与徐、李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 三、鸦片战争后~ “五四运动”前 Opium war~ May4th Movement ?严复（最著名）信、达、雅 ?梁启超“通学、通文” ?马建忠“善译” ?林则徐 ?林纾："译界之王"、“译才并世数严林”。不懂外文，由别人在旁边口译，他边听边以古文写作；30多人协助他口译，译出包括英、美、法等十多国家的作品近200部。 四、“五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May4th ~ foundation of P.R.C ?鲁迅：“宁信而不顺” rather to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胡适、 ?林语堂：”忠实、通顺、美“ 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 ?茅盾、 ?郭沫若、 ?瞿秋白、 ?朱生豪、（1912~1944）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莎士比亚翻译第一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 ?朱光潜 ?梁实秋 rather to be smooth than faithful

中国翻译简史

Chapter1中国翻译简史 Three peaks of translation in history 1）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classics: the first peak 支谦，鸠摩罗什，真谛，玄奘 2）the translation of book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peak 徐光启（科学译祖），李之藻 3）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classics: the third peak 1，严复 信faithfulness，意义不背原文 达expressiveness，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以最准确、最生动的译文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雅elegance，译文本身的古雅 《天演论》《法意》《原富》《名学》》《群己权界论》 2，梁启超 学术界的鸿儒用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历史 3，林纾 儆醒人心，反帝救国；开创中国翻译事业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巴黎茶花女遗事》，《王子复仇记》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919 to 1949 4, 鲁迅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重要贡献 （一）开辟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第二潮流 （二）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大变革 翻译思想 （一）“易解、丰姿”双重标准 （二）“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5，瞿秋白 大众化原则，“绝对正确，绝对白话文”的思想 翻译《国际歌》 6，郭沫若重译家责任, 重视译者主体性；强调的翻译动机 7，林语堂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的标准：忠实、通顺和美 8，朱光潜 西方美学翻译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time 9, 茅盾 “神韵说”；创造性翻译论 10，傅雷 神似说强调原文精神和韵味的重现 11，钱钟书化境论，强调译者流畅、地道的本族语 12，王佐良 以诗译诗；为读者着想, 译文要可靠、可读

(完整版)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08英本1 杨慧颖 NO.35 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 严复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鲁迅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 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中国翻译简史

百科知识—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3“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 4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五四以后---当代） 古代佛经翻译（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起步或草创阶段）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 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代表人物支谦 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支谦自译的经也偶尔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 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特点 1主要力量：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 2翻译全凭口授 3大多才有直译法 5佛经内容经常采用中国本土道家思想 古代佛经翻译 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末（发展期） 释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释道安，南北朝时高僧，翻译家。本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总结 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 张僧侣以“释”（释迦牟尼）为姓。主要监督翻译了《四阿含》等。主张直译，

不增不减，只做词序调整。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 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辩正论》里翻译要例八备十条：就是对做翻译人的具体要求和翻译要求。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鸠摩罗什（梵语Kumārajīva ）（公元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 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约在今山西朔城区）人。出生于代州（约代县） 主张直译与意译、音译的结合，著有《三法度序》 真谛（449-569）梁陈时代人，翻译《摄大乘论》 古代佛经翻译（唐朝——全盛期） 古代佛经翻译（续）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近代翻译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清朝末年，一个精通古汉语却不懂外文的文人，靠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笔译了《茶花女》等近一百多部欧美小说，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这个人就是林纾。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闽县（今）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

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娜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形响,是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纤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是与严复齐名的人物。鲁迅小时候就是林纤译作的一个极为热心的读者。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爱好的一种读物。”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就深受林纤译

第35 课翻译史--中国翻译简史

第35 课翻译史--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 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 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 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 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 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 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 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

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 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 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 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 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 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 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 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 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 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

中国翻译历史概况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中国翻译历史概况 以佛经翻译为主的古代翻译 在我国,"翻译"作为一个词出现,是在南朝的梁慧皎《高僧传》中:"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但是翻译的工作开始得比这个时间早得多.早在周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翻译的官职.《周礼》中称当时的翻译官为象胥("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礼记》则对负责东南西北四方的翻译人员给予了不同的称呼:"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北方日译." 东汉以前,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各民族为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口译.佛教传人中国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面翻译.这种佛经的翻译肇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到唐代臻于极盛,至宋代逐渐式微,入元代已近尾声.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如东晋时期的释道安,唐代的玄奘等.他们不但有大量的翻译实践,还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见解.比如释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是指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译文不同于原文,"三不易"指翻译工作中的三种难事:难得恰当,难得契合,难得正确."五失本"与"三不易''从理论上解决了"质"与"文"的关系,即既要正确表达原著的内容和义旨,又要力求译文简洁易懂.开创佛典意译新风的是鸠摩罗什(344—413).他主张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后人称道他的译品"善披文意,妙显径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到了唐代,佛典的翻译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玄奘不但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而且还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诸如增补,省略,变位,分合,替代等一些在现代翻译教科书中常讲常练的翻译技巧,在玄奘的译经中已经运用得存乎一心,十分熟稔了. 中国近代的翻译 中国近现代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清末.1894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提出"善译"的标准,要求译者对原作"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能"心悟禅解,振笔而书".简言之,译者在翻译时应做到内容与风格的高度统一.此后不久,严复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明确的翻译标准,也就是"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的翻译活动和理论建树后来成为这一时期的翻译成就的代表. 翻译的标准 我国学者所创立的本土翻译标准 如前所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翻译标准的提出者是严复.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号几道.1853年生于福建侯官.1866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攻船舶驾驶专业.1871年毕业,做军舰驾驶工作.1876年被派往英国留学,1879年毕业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同年归国并执教于母校.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纳21年病逝于故里.从1898到1911年13年间是他译介生涯的鼎盛时期.严复译介的作品多系西方资产阶级著名思想家的代表作;内容涉及进化论,哲学,社会政治学,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他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本是他本人关于翻译的感慨,但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翻译标准.这个标准今天虽然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严复之后,又有许多文学家,翻译家提出自己的关于翻译标准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人. 伟大作家鲁迅作为一位翻译实践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题未定"草》1935) 著名翻译家傅雷根据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在1951年提出翻译"神似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高老头·重译本序》) 我国通学大儒钱钟书提出的翻译标准比傅雷更进一步,他的标准(毋宁说是方法)是一个"化"字.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中国翻译史话）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

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继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的又一译经大师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也均由支谦始。 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

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2010级学生：王淑苹 学号：2009312011198 戈宝权（1913.2.15—2000.5.15），笔名葆荃、北辰、苏牧，汉族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台城，清华大学肄业，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 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曾在家乡读过多级小学、高等小学和师范。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大学时，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为他日后从事外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他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写过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的论文若干篇，主要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罗曼．罗兰与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论文。许多被译成俄、英、法、德、葡、日、西班牙和世界语及东欧各种文学，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个人作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戈宝权于1932年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解放后，按照周总理的任命，负责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1954年7月回国，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一直到现在。 成就及荣誉 戈宝权以“外交官”、学者的身份，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应邀访问与讲学。他访问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出席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

中国翻译史

H i s t o r y o f T r a n s l a t i o 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中国翻译史

《英汉翻译教程》 第一章：我国翻译史简介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多年的光辉历史。早在公元前六年西汉哀帝时代，伊存到中国口传一些佛教经句，但还谈不上佛教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两年（公元148年）开始的，译者是安世高，他是安息人（即波斯），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过些时候，娄迦谶来中国，因为他是月支人，所以又称支娄迦谶。他也译了十多部佛经，但文笔生硬，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个问题了。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又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就在那时，月支派里出现了一个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但这些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释道安设置了“译场”，成了有组织的活动，他本人不懂梵文，惟恐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在这期间他请来了天竺人（即印度）鸠摩罗什，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古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著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一个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应梁武帝之聘来到中国，他译了49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公元590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有个释彦琮，梵文造诣很深。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经三大翻译家），他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自创了“新译”。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清学”时期，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现象，但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林纾和他的合伙人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160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王子复仇记》等。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担任过北大校长），等到八国联军战役以后，他避居上海，搞翻译工作，他“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破天荒第一次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正面提出了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马建忠在他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可以说是试图说明翻译标准的一个开端。他的善译标准包括了三大要求：第一、译者首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这些要求是很有道理的，因他本人后来没搞翻译，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反被后人忽略了。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

中国翻译史1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 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依然把翻译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力武器，以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小说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

中国翻译史(英文版详细)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was born out of contact with states during the . It developed through translations of into . It is a response to the universals of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on and to the specifics of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ng from specific source languages into Chinese. It also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 The modern word fanyi"translate; translation" compounds fan "turn over; cross over; translate" and yi "translate; interpret". Some related synonyms are tongyi通譯"interpret; translate", chuanyi傳譯"interpret; translate", and zhuanyi轉譯"translate; retranslate". The contain various words meaning "interpreter; translator", for instance, sheren舌人(lit. "tongue person") and fanshe反舌(lit. "return tongue"). The records four regional words: ji"send; entrust; rely on" for 東夷"Eastern Yi-barbarians", xiang"be like; resemble; image" for 南蠻"Southern Man-barbarians", didi "Di-barbarian boots" for 西戎"Western Rong-barbarians", and yi"translate; interpret" for 北狄"Northern Di-barbarians". In those five regions, the languages of the people were 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 and their likings and desires were different. To make what was in their minds apprehended, and to communicate their likings and desires, (there were officers), — in the east, called transmitters; in the south, representationists; in the west, T?-t?s; and in the north, interpreters. (王制, tr. 1885 vol. 27, pp. 229-230) A work attributes a dialogue about translation to . Confucius advises a ruler who wishes to learn foreign languages not to bother. Confucius tells the ruler to focus on governance and let the translators handle translation. The earliest bit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y be the phrase "names should follow their bearers, while things should follow China." In other words, names should be transliterated, while things should be translated by mea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reformers such as , and began looking at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of the great translators in Chinese history. Zhi Qian (3rd c. AD) (支謙)'s preface (序) is the first work whose purpose is to express an opinion about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preface was included in a work of the . It recounts an historical anecdote of 224A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A party of Buddhist monks came to . One of them, Zhu Jiangyan by name, was asked to translate some passage from scripture. He did so, in rough Chinese. When Zhi Qian questioned the lack of elegance, another monk, named Wei Qi (維衹), responded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Buddha should be translated simply, without loss, in an easy-to-understand manner: literary adornment is unnecessary. All present concurred and quoted two traditional maxims: 's "beautiful words are untrue, true words are not beautiful" and 's "speech cannot be fully recorded by writing, and speech cannot fully capture meaning". Zhi Qian's own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texts are elegant and literary, so the "direct translation" advocated in the anecdote is likely Wei Qi's position, not Zhi Q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