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已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被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划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
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撂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徒罪李一人 呜呼可哉 2010年08月23日 09:01 中新网-华文报摘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6条
论述中日甲午战争的图书不少，记忆颇深的还是梁启超那部《李鸿章传》。
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为朝鲜东学党一事。1894年2月，全琫准领导的起义席卷朝鲜全国，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支持。日本得知朝鲜这一信息，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也向朝鲜派出兵力。此前李鸿章与日本订有协议，中国出兵朝鲜必须通知日本。
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
最后，战争以清朝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结束。
对日战争的失败，使清廷对李鸿章极不满意，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并被褫夺黄马褂。可不久，朝廷又取消了给予李鸿章的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为议和全权大使，赴日商定合约。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和谈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的谈判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自此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但那后果却犹如引爆一颗重磅炸弹，不仅我们的国土变得残破凌乱，人的精神也受到严重
挤压。我们略微看一看条约的主要内容就可以推知人们受到的刺激会达到何种程度：割让台湾全岛和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白银；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以及输入各种机器等等。
据说，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流下了苦涩的泪水。
战争以如此结果收场，李鸿章不禁老泪纵横。其实李鸿章了解中日海军的实力对比，并不主张开战。在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曾上了《覆陈海陆兵数》的奏折，其中说：“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可见，对于海军实力，李鸿章自己认为战胜日本人的把握很小，正如某些史学家说的，自守有余，作战则颇不足。自光绪十二年订购四快船后，海军经费逐渐拨修三海及颐和园，光绪十七年颐和园修成了，清政府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并令全国勇营一律裁减一成，以“筹补库储”。关于挪用军费的数目，一般认为修颐和园花了白银2000多万两，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工程，又用了五六百万两。而日本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以后，逐年购造新舰，到甲午的时候，已达九艘之多，速度与快炮设备，都远远胜于中国。因此战争一起，终成胜家。甲午战争失败后，军机大臣集体给光绪帝上了一道奏折，其中的一句话是：“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当然，军机大臣们的意见，不能代表臣民们的思想。李鸿章已成“公敌”，甲午之败带来的所有耻辱，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实际上，议和的主意，起于慈禧太后，割地赔款，也是朝廷同意的。从根本上说，甲午之败源于清帝国的腐朽，单单一个李鸿章，哪里能承担得起后果？他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的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曾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话虽有推卸责任之意，却未必不是实情。朝廷大臣之间互相诋毁不必说了，在战争初起之时，究竟是和是战，高官显宦的争论是很厉害的。给事中褚成博上疏曰：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也有七八年，技术纯熟
，行阵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亦一律坚固。“盖必能战，而后能守，乃不易之理，惟三军勇怯，全视主帅为转移。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厉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伏恳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太仆寺少卿岑春的奏折亦云，北洋军队训练已不是一天了，“区区日本，何足惧哉！”在慷慨昂扬的激情之下，主战之声占据了优势。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列出了十一条李鸿章的责任，如不明近代公法，酿成战端；战略上一再失机；用人不当，治军不严等等。然后说：“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广，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此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呜呼可哉？”
是战是和，今日重提都不再具有具体意义，具有意义的是那种思维模式，是“自视”的方式。自信是好事，但越出半步极易变为自大，这时于国未必有利。尤其腐败之水浸泡自信之后，所谓自信，不过徒具其表。李鸿章信奉曾国藩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其实腐败、腐朽横行的群体，不论是战是和，无论多么“平情说理”，哪里能不“吃亏”？《马关条约》不就是显例吗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
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马关条约》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
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