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三种思维方式

读懂中国人的三种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三大特征。

整体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之时，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一自然一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辩证思维

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子兵法》、法家的《非子》、医家的《黄帝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

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日‘玄之又玄…… (《道德经义疏上》)，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1892~1978)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朱伯昆

(1923~2007)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辩证思维。《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所谓“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也”；所谓“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

先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辩证思想多有继承与发扬，如载(1020~1077)的“一物两体”、程颢(1032~1085)的“物极必返(反)”、朱熹(1130~1200)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等。王夫之(1619~1692)继承和发展了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凡是相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传·说卦传》)。

《子兵法·势》所说“奇正”“日月”“四时……‘五声”“五色”“五味”等，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其后，《卫公问对》又补充了“奇正相互转化”的容，阐述了“奇正”和“虚实”的辩证关系，“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卫公问对》卷中)。

战国末年，非用“矛盾”故事就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描述和概括(详见《非子·难一》、《难势》)，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

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当然，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经》虽然确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但没有给阴阳下定义。明朝末年，景岳（1563~1640）为阴阳下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景岳为阴阳所下定义的“一分为二”四字，“抓住了阴阳的要领”，“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清楚地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

在中国先哲看来，阴阳虽然相互对立、关系紧，但绝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先哲还认为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的阴阳亦可互济互补，从而通过动态运动以至达“和合”的和谐状态，这“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尤其不提倡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种思维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

直觉思维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直觉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 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86~1952)。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克罗齐），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龙、后期墨家、苟况、非等人的著述中。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作为先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倡导“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保特心的虚静（“虚者，心斋也”），从而对“道”予以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庄子·人间世》)。所谓“坐忘”，就是“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即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达到“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从而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浑沌状态(“旷然与变化为体”)，以便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大全之“道”(《庄子·大宗师》郭象注)。究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佛教所讲的“般若”，其实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而一览无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成佛”理论(相对于北宗的“渐悟”而言)，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禅宗的“顿悟成佛”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先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大学章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传习录》卷中) 等等，更是直觉思维的展示。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反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居里夫人(Marie Curie，

1867~1934)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bold intuition)。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像，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岱年(1909~2004)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

糊性和神秘性”。也就是说，由直觉思维获得的认识，还必须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同时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此，方能由知识的毛坯，升华而为科学的成品。

论述性文本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阅读练习及答案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90后摄影师王嵬 7年20万公里行程只为拍火车

90后摄影师王嵬 7年20万公里行程只为拍 火车 12月28日，随着厦深铁路、西宝高铁、柳南客专、衡柳铁路、渝利铁路、广西沿海铁路等多条铁路同时开通运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一天新增约2000公里，突破10万公里大关。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英商修建的上海吴淞铁路。1881年，中国人才自主修筑了第一条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909年，中国人自己勘测、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通车。到1949年，中国勉强能够通车的铁路只有1.1万公里。从0到1万公里，中国用了大约68年，而从1万公里到10万公里，则用了64年。 但铁路对于王嵬，这位90年出生的铁路摄影师来说，是一张张美丽的照片。 1301次列车行驶在大兴安岭中 “我从小住在北京北站旁边，自家窗户前即可看到进出北京北站的火车，所以对火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感情。” 05年，王嵬开始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火车。一台尼康D80、一台尼康D300S和一个18200VR镜头，这些装备甚至入不了一些摄影发烧友的法眼。可这位“90后”却背着他们在7年间走了将近20万公里。“主要在北京周边、黑龙江、吉

林、甘肃、新疆、云南、青藏拍过火车，现在除了海南、广西、港澳台，在其他省份都拍过火车。”王嵬于2012年表示。 如此执迷于拍摄火车，除了对铁路的一份热爱，他身上也不缺少摄影师必备的勇敢、细心和好身体。 为了抵达拍摄地点，王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有慢速列车的地方就根据时刻利用慢车，有公路的地方就尽量利用汽车，如果这个地方什么交通方式都不通，就只能徒步了。” “我比较喜欢俯拍的角度，常常要上山寻找制高点。”无限风光在险峰，最佳拍摄角度也会伴随着一些危险，王嵬说，“上山时要注意不要被小路上的植物以及石头绊倒，有的小路有可能有碎石，所以要注意防滑。”此外，丛林里不时会有蛇、虫等生物，给他拍摄的也带来了不小的风险。 “拍摄前要做好了两三天内的拍摄计划。”王嵬说，“因为每趟火车的类别和颜色不同，方向也不同，适合拍摄的光线以及适合的背景也不同，所以我要计划出哪趟客车或货车，红皮车或绿皮车，在早晨、中午、晚上于某个机位向某个方向俯拍或仰拍，顺光或逆光。” 扎赉诺尔矿坑下的上游型蒸汽机车 此外，他还要克服长途跋涉带来的疲劳，“去黑龙江、内蒙、甘肃那边要十多天，二十天。我最长一次是北京、甘肃、新疆、青海、陕西、云南、贵州再回到北京，这次拍摄

(学习心得体会)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在党校学习推荐的阅读书目中，《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不为别的，就因为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伟人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评价与分析极其重要，通过对其学习和认识，我们不仅能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有所了解，还能深入的思考精神对一个民族发展的影响。 自从看了辜鸿铭老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享誉度很高的著作，书里他提及到的几个地方让我印象很深刻，感触很深刻。对于里面的一些观点，有些是表示赞同的，但有些是觉得值得推敲的。 在“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一章节里，辜先生写到的“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须得到服从的东西。”，这句话高度的褒扬了中国人民由古至今所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与此同时，他也把中国人的精神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做了对比，写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我很是赞同。他认为，西方人相信传统“性恶”的理论，进而惧怕上帝和法律，所以需要外在的强制力去进行约束，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去供养牧师，军队等，更是对人本身造成了强大的约束，这种约束进而促使人走向极端，延伸到国家机器上就形成军国主义。我想，这也是对20世纪初的列强觊觎中国的一大主因，也是帝国主义历史上发动那么多灾难性战争的一大原因。

但是中国则不一样，中国有“好公民的宗教”，即道德感的自我约束，进而延伸到其最高的义务，即忠诚的义务。中国的好公民宗教不需要通过牧师或警察就可以很好的维持国家秩序。而好公民宗教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爱的法则是爱父母，正义的法则是忠诚，忠君。于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既具有博学的智慧，又有最原始的善良，所以中华精神是源远流长，不可磨灭的。 作者另一个关于儒学的观点也十分鲜明。他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能代替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对此，作者将儒学中的“仁”“孝”“礼”“爱”分别与西方宗教中的思想进行对比，并引用了《论语》《中庸》中的大量观点和西方宗教和哲学家的言论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可以代替西方的宗教和军队来维护国家秩序的结论。需要提出的是，这或许是针对作者当代的社会环境和实际情况作出的对比与结论，但到现代，我个人不很是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我们也有军队的存在，也有法律的约束。西方的宗教对于一些国民来说，起码是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作为一种信仰，他们信仰了宗教会使他们心理感受好一点，或者这仅仅只是一种传统，而并不因为他们的道德过不去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反，有中国著名作家指出，中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贪污腐败，恰恰因为中国人缺少了信仰。 诚然，我们需要坚持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来思考问题。或者说，在辜老先生的那个年代，社会情况确切如老先生所说那样，但我们不能排除辜老先生心里上有偏心于自己祖国的爱国情愫，甚至有对西方某些地方不满而将其夸大甚至将其描述成西方普遍出现的问题的情况。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

受到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中会造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 思维方式的差异首先造成的就是言语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信息传达上，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和联想，为了使文章生动、形象，经常使用丰富的形容词和比喻，而且，在切入正题之前往往还要进行很多铺垫。而对于西方人来讲，这种做法只会减弱信息传播的效果，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空洞和夸大其词。因为西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英语的写作，比较注重逻辑的紧密和事实的陈述，一般来讲比较低调，即使是一些名人的著名演讲，也没有很多华丽的词藻。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西方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中国人由于采取整体优先与和谐至上的思维定势，因而认同集体主义，在中国人的社会氛围中，祥和、安宁、合作、顺从始终占主导地位。西方人由于主要采取分析思维与求异思维来看待事物，因而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对立面，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存在，个人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西方的民主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人们不崇信集体也不崇信任何权威，而认为不论是集体还是权威都是由契约形成的，个人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有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此外，中西方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西方人从总体来说相信那些经过分析方法证明的东西，他们相信科学实验、相信问卷调查结果，而不轻易相信经验和直觉，对于中医学他们可能感到比较神奇，出于冒险和刺激心理，有些人可能会接受如针灸和汤药等中医疗法，但是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医。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导致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西方人习惯于竞争，喜欢表现白我，崇尚冒险、刺激、新颖、花哨，而中国人则往往觉得西方人的这些表现过于张扬，为人肤浅。中国人由于注重整体优先的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分你我，工作一起干，吃饭付费往往是抢着付钱，而西方人则是明确地分清是非和你我，彼此之问保密隐私并不认为是不信任，相反，像中国人那样随便打听别人的收入、年龄和私生活，反而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总之，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西方人在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上的差异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逐渐增多，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问的差距也在逐步减少，中国文化正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西方人到中国来之后也能“入乡随俗”。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培训资料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中国人的这种依赖自然的生存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和限

浅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_姜勇

浅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姜勇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围世界的一种思维习惯。心理学将思维定义为借助语言、表象或动作实现的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认识，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在头脑中运用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经验，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的高级元认知过程。人类通过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从而形成概念和解决遇到的问题。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反映了处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和群体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的认知特性。 尽管人类的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并发展，但在心理学框架内对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却始于上个世纪。心理学家荣格的“人格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的思维特性。荣格的人格类型包括内倾与外倾，从功能上又可以组合成８种，分别为内外倾的感觉、直觉、思维和情感型。荣格的理论成为后来西方心理学家探讨思维方式问题最直接的启发者。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阿德勒提出的“生活风格”也包含了思维方式的成份。在阿德勒看来，个体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每个人都发展了一套自己独特的适应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着一个人对待他人与世界的反应方式，进而体现在个体对人生三大问题（社交、职业和恋爱）的解决上。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个人建构心理学”创始人乔治?凯利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风格的影响，他认为个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人独特的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心理学家迈尔斯等人在研究管理者人格问题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提出了著名的梅比人格类型指标，用以衡量个体的认知风格。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的“心理自我管理”理论也探讨了思维方式的问题。按照斯腾伯格的观点，我们的日常生活受许多方式的统治和操纵，这些管理我们日常的活动或使用哪些能力的方式就是思维方式，个体的思维方式随着情境要求的不同而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社会化的过程。斯腾伯格把思维方式分成了１３种，这１３种思维方式又可以汇聚到５个维度上，分别是： 功能——强调新思想的产生、管理和对问题的分析与评价，包括制定、执行和判断。 形式——强调激励的目标是单一的、层级的、竞争的或者是非系统的，包括等级、专制、独裁和无政府主义式的思维方式。 水平——包括整体和局部的思维方式。范围——包括内部人际取向和外部工作取向的思维方式。 学习——包括开放和保守的思维方式。斯腾伯格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编制了著名的《思维方式测查表》，该表是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而设计的，后来心理学家费奥纳等人又将思维方式引入管理咨询并编制了一套测量个体思维方式的量表，应用该量表可以区分出２６个维度的思维特性。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思维作为高级的元认知活动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人们普遍假设所有 人群都具有相同的诸如归类、学习、演绎、推理、归因等基本的认知过程。从１８、１９世纪欧洲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开始，到派尔盖特的认知理论、２０世纪中期的学习理论，再到现代认知科学都接受这一假设。然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基于不同本体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并不一样。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的思想、信念及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文化对人的影响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第三层次是对人们的潜在假设的影响。斯腾伯格等人编制的思维方式测量工具是针对西方人的，没有考虑到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反映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差异。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形成、塑造、影响中国人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血缘根基基础上，以儒道互补，追求内圣外王，是讲求天人合一的乐感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延续很长，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和强大，没有为诸如航海（希腊）、游牧或其他因素所削弱或冲击，虽历经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很少变动。这种血缘根基让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尊重经验，而忽视开拓创新。儒家思想正是建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适应的协调关系，天既不是人匍匐顶礼的神圣上帝，也不是人征伐改造的对象，天人合一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适应和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和崇拜。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中国人思维方式里和谐、折中、矛盾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映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信仰方面是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乐感文化”。西方文化强调人生是原罪，重个人奋斗，期望以赎罪来获得神眷。由于信奉独立上帝的存在，西方人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是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人们享乐于尘世之中，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是中国的传统精神，也即是所谓的中国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更重视整体性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视分析性的知性逻辑，认为事情总是变化的。儒家文化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就具有乐观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溶化各家，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由于有这种稳定的反馈系统以适应环境，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也反映为强调求同，所谓“通而同之”，“求大同存小异”，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国人的实用主义重视从长远的、系统的角度客观地考察和思索，而不重眼下的、短暂的得 失胜负与成败利害。这是一种历史（经验）加 情感（人际）的理性。情感不越出人际界限，理智不越出经验界限，即中庸。中国人倾向于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而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实用理性使中国人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保持一种中庸的方式：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这些传统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心理学家在研究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社会事件归因中发现美国人对事件做内归因，强调行动者，忽略其所处的环境，而中国人做外归因即强调情境因素的影响。在棒框实验中，中国人的成绩比美国人差一些，就是因为中国人把判断目标和背景当作一个整体。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他成长与生活的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与衡量。在对比中英文报纸报道卢岗（留美学生杀人事件）与ＭｃＩｌｖａｎｅ（美国一投递公司职员，因为失业而枪杀上司）事件我们发现，中文报道更多地强调环境因素对此二人行为的影响，而英文报道更多地强调个人内在特征的作用。 在对比中美大学生看待问题方式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认识论方面的差异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美大学生认识论的差异 在以中国和美国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大学生对辩证格言的评价、在解决社会冲突时所采用的方法、在与人争论时所偏好的论据形式、处理矛盾信息时的方法时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辩证思维倾向。在其中一项关于东西方辩证思维差异的实验研究中，给出了两个情境：母——女价值冲突（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３位母亲在如何教育孩子上观念不同，现在她们的女儿长大了，反对母亲的观点）和上学－－玩耍冲突（ｓｃｈｏｏｌ－ｆｕ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３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作业与考试的压力，觉得目前的教育很没意思），让被试评价在冲突中谁应负责，如果被试认为母女双方或是学生与学校双方都有责任就被认为采用的是辩证思维。从下表的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采用辩证思维方式。 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的比较我们发现，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关注个体的 （下转第１９１页）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哪些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哪些影响 一、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分析。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由于中西方民族各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不同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的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我们从整体上很难分辨其孰优孰劣，只能从它们各自的利弊来分析。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 （1）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具有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源泉，以人为尺度与标准去疏解、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奠定了家族本位、人伦本位的文化基调，因而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表现为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即以人为万物之本，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去考察万物，于是在认知方式上必然把一切“人化”，由人的价值体悟物的价值，以人的规律来取代物的规律，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它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就是以善代真，以情代理。这种思维特征的优势是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求索,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发展，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沟通与融合，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弊端是忽视对外界的探索,思维易于走向封闭化,即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在某种程序上抹杀了对象的客观性，具有泛情感化的倾向，因而不具备很强的发展后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注重整体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而不太注重事物的内部结构。这种思维方式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为有机整体，使人能下化万物，上参天地，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制天命而用之，这就能使人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客体。这一独特的

中国人乘坐高铁旅行常态化的分析

中国人乘坐短途高铁旅行时间费用的接受度 摘要：我国旅游业发展变化与交通变革带来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便捷的交通工具、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依附基础。旅游者在选择旅游的地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时空距离、交通费用与便捷程度、交通方式和舒适程度、服务水平等因素，因此，交通因素直决定旅游者消费需求与行为的选择。 文章将从旅游需求和行为两方面，分析杭甬高铁对绍兴居出游方式、对旅游目的地需求和消费行为等方面带来的预期影响，并提出若干有效的改进措施，为完善和加强绍兴高铁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高铁的意义 国务院明确将旅游业地位上升到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现代服务业战略高度。便捷的交通工具，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成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依附基础。高铁以速度快、效率高、价格低、危险小等优势，提高了市民出行的便利性、安全性和舒适性，大大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旅游业带来无限机遇与挑战，高铁也将为绍兴带来更多旅游发展机遇，对绍兴居民出游带来巨大变化。因此，绍兴市居民旅游的需求和行为将对绍兴旅游业发展方式产生怎样的预期影响，将成为浙江省旅游业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也对促进绍兴市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拉动消费，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高铁的起源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研制自己的高铁系统。在研究了各国高铁急速并和三大主流高铁系统制造商交流合作的基础上，于2007年2

月1日开始在广深线投入试运行，首发车型为CRH1，CRH1型动车组是瑞典国铁设计的ReginaC2008型电力动车组，采用交流传动及动力分布式设计，设计最大运营速度为250公里/小时，但实际运用中CRH1A的最大运营速度受动车组微机控制系统软件锁定（软件限速），初期最高运营速度为205公里/小时。 高铁对短途旅游的影响 随着沪宁、沪杭和京沪等高铁的开通之后，2013年7月国家级重点建设项目的杭雨高速铁路正式运行，这条高铁全长150 km，西起杭州东站，东至宁波火车站，车程最快只需50mni，南面可利用福厦、温福等高铁直接到达福州、台州、温州、以及厦门等城市，北面连接沪杭和宁杭高铁，通过合宁、沪宁和京沪三条专线直接到达南京和上海，大大缩短了居民出游时问，高铁使居民到附近杭州、宁波等城市只要半小时，与周边地区形成1h都市圈以及1一2h的铁路交通圈。 为更清楚了解高铁对短途旅游需求的影响，我们进行了相关调研，本次调研的主要对象是乘坐高铁的二线城市居民，课题组成员在桂林高铁站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8份有效问卷，访问居民100余人次，本次调查内容较全面，样本比例较均衡，男女比例分别为56%和44%。乘坐高铁主要年龄层为24-50岁的中青年，占总人数79%，被调查者中，高中及以下人数为29%，大专本科学历占52%，硕士及以上为19%。被调查者月收入在2 000—4 000元占46% ; 4 001—7 000元占32% ; 7 000元以上占22% 。 高铁出游的原因 选择高铁出游居民中42%的人是因速度快;35%因价格相对便宜;12%因舒适便捷;还有7%因高铁低碳环保。 首先，高铁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具有价格低、时问短、安全性强等特点。与长途车相比，同段旅程，票价几乎相同，但时间却可节省一半;与火车相比，同样可节省大量时问，且高铁比火车舒适性强很多;与飞机相比，票价几乎是飞机的三分之一。虽说飞机飞行速度比高铁快，但飞机

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课程前言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征程中，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文化、精神世界，这方面的生活水平往往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原来我们设想的是人们的经济得到满足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这样一个伟大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它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满足而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而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精神世界秩序的问题。精神世界是否需要秩序？它需要什么样的秩序？怎么样建构这个秩序？所以今天和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我们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秩序井然，显得井井有条，非常有秩序时，一切事物能够有条不紊，且能够循序渐进的发展基本保证，有条理、有顺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人才能够循序渐进，不断地得到发展，而如果失去顺序，秩序紊乱，往往容易导致混乱、倒退，甚至崩溃。历史上，秩序井然时，这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发展时期，财富得到很大的积累，人口数量在增多，而在战争和混乱、失序时，这个国家就会倒退，甚至崩溃，被新的朝代所取代。在我们古代朝代更迭时，每一个朝代的初期，往往统治者能够励精图治，并且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建立一个秩序井然，不断发展的时期。然而，封建社会，往往到一个朝代末期开始混乱，开始失序，被新的朝代所取代。所以，“有秩序——没秩序”的一治一乱的循环，这是人类社会。 其实，正如在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自然规律、自然世界的秩序，它控制自然界运动变化，水往哪里流、风怎么样刮，其实自然界背后有自然规律控制下的自然秩序。那法制伦理规范和纪律规章制度这些人类创造的文明，它约束下的社会秩序也调节着社会历史的持续发展。在自然界有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在社会界有社会秩序支配的社会发展。在精神世界里边亦是如此，精神直接的欲望、情感、认知、评价、意志和信仰等维度，它在倾向于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一定的秩序，以避免精神世界的紊乱。在精神世界领域往往向往自由、追求自由，我的欲望、情感、政治，我都想追求自由，不想被束缚，我想主动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克服不足,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辨证”为主,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浅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一)

浅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一) 论文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著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感情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感情，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1997年第2期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郭优良 提要:本文以汉字文化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认为:(1)整体性思维决定了汉字的造字法,而造字法反映了汉族人整体 思维的发展阶段。(2)直观思维使汉字字形带有明显的形象感性色彩,这种字形又强 化了汉民族的直观思维习惯。(3)意象思维促成了汉字字义的抽象化,而一些表抽象 概念的汉字的探源,则揭示出意象思维的奥秘。(4)经学思维有尊崇汉字、维护汉字 的倾向,而汉字体制的长期传承证明了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汉字文化学认为,汉字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字,特别是古汉字丰富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风尚、宗教迷信、伦理道德等,而且还以缩影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特征。汉字与传统思维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字的长期使用对中国传统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汉字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其形意融合的特征,使得人们习惯于以形求义,愿意从字形上直接把握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这种认知方式的长期刺激,势必会把人们导向直观把握的思维模式中。另一方面,传统思维也影响到汉字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先人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表意体制文字而不是其他体制的文字?汉字为何千百年来体制不变经久不衰?这些问题除了文字学本身的因素外,显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决定和制约。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汉字,建立更加科学的汉字学,本文试从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些探讨。 一、整体思维和汉字的造字方法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最根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综合概括的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汉字的造字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唐兰先生在《古 “象意”、 “形声”三书说,这三种造字类型实际上代表了汉族人整文字学导论》中提出过“象形”、 体思维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象形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观物取象”,但观物取象决非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综合概括了。从文字图画到象形字的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图形的净化,即概括性的象征取代了图画式的描绘,简洁的线条取代了投影式的块面结构。图形净化使观物取象成为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模拟,比如“牛”“羊”二字,不再是面目俱全的“写真”,而是变成以纯粹的线条“画成其物”了。象形字的产生是人类思维进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真正文字出现的一个标志。 在象意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综合取象”以获得对抽象事物表达的能力。抽象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