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山水诗探析

谢灵运山水诗探析

张媛媛

(2005级学员)

内容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开启了新的一代诗风。他把自然界的山水美景融入诗中，有意识地把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用典丽富艳的辞采加以表现，从而引起山水诗创作的勃兴，也深深地影响了其身后的历朝历代诗人和他们的山水诗作，现在让我们独赏谢诗的风容与寂寞。

关键词：山水诗；风容；寂寞

20世纪60年代，山水诗的研究出现高潮，学者们对山水诗的“阶级性”和“起源”进行了论争，这些论争结合了玄学、庄园经济、隐逸风气等因素来追溯中国山水诗的历史发展进程。在相关的研究中，尽管把山水诗的起源上溯到的先秦时期，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东晋中后期为山水诗的真正形成期，直至南朝宋谢灵运开启山水诗创作的新局面。

谢灵运的山水诗开启了新的一代诗风。他把自然界的山水美景融入诗中，有意识地把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用典丽富艳的辞采加以表现，从而引起山水诗创作的勃兴，也深深地影响了其身后的历朝历代诗人和他们的山水诗作，因此清朝学者沈德潜、王士祯等人，现代学者朱光潜、林文月等，皆无庸置疑地认为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始祖。如于洋云：“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划山水之词。务穷幽极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状，昔人所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齐以下，率以康乐为宗。至唐王摩诘、孟浩然、杜子美、韩退之、皮日休、陆龟蒙之流，正变互出，而山水之奇怪灵闭,刻露殆尽;若其滥觞于康乐,则一而已矣。”[1](P115-116)林文月认为文学史上对“山水诗”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山水诗”就是指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南朝宋齐时期的风景诗。[2](P26)

据考证，谢灵运传下的诗不过仅有八十余首，除去几首模古乐府的作品，写山水的诗几乎占了他作品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谢灵运的诗篇通篇好的很少，但是却不乏名句，中国几千年璀璨的文学长河中，他的山水诗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散见在各诗篇中的“名章迥句”。例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衰”（《岁幕》）等，的确是像鲍照所形容的“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另一些佳句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等，则出于精心雕琢，表现他“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艺术技巧。但是，像“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石门新营所住》）这类句子，虽然观察事物比较细致，在表现上却因过于拘于对仗而使诗句不太易懂，形象并不鲜明。[3](306-307)另外，谢诗中还有一些句子被后人提出来品评，如“悲矣采薇唱，苦哉有余酸”（《苦行寒》）；“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石浅水潺缓，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七里濑》）等这类借景或直接述理的句子，来表达诗人内心对郁闷，排遣自己的寂寞。

从这些诗句中不难看出谢诗是多元化的凝结，艺术、思想、社会、历史等外在因素内化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其诗独特的艺术空间，风容之中蕴涵着诗人一颗寂寞之心。现代学者叶嘉莹在其《从元遗山论诗绝句谈谢灵运与柳宗元的诗与人》引论开篇即引用金元之际元遗山

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的一首，“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未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谢客即谢灵运，从钟嵘《诗品》中可知谢灵运生于会稽，从小寄养于钱塘杜家，故乳名客儿，世称谢客。柳州即柳宗元。叶嘉莹在对谢柳山水诗的比较中论析了此诗中的“风容”与“寂寞心“。今抛开柳氏，独赏谢诗的风容与寂寞。

一、侬丽之极而反若平淡

谢客“风容”之美，有两个切入点。谢灵运的诗一方面辞采繁丽，语言雅致，精心雕琢，极尽“富艳”之容；另一方面其诗意境清新。灵山秀水之间挥笔描墨，极尽“自然”之美。正如王士祯《读书后》卷三中说：“谢灵运诗‘至侬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馀子所可及也’。”

第一，风容之雕琢呈富丽。钟嵘《诗品》序中称：“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从。”又说：“谢客为元嘉之雄。”[4](P33)谢诗为了反映自然景物的多姿多采，常运用富艳的词语。例如《入彭蠡湖口》中“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绿野、白云相互衬托，色彩鲜艳，清新喜人。如前所说谢灵运的诗中佳句颇多，且炼字精工，如《过始宁墅》“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这里的“抱”、“媚”二字极富表现力，把景物写的极其生动。《石室山诗》中“莓莓兰洛急”句，陈胤倩评曰：“莓莓”字甚新，祥义当是草逐水流，根定叶漂，长条披偃，翠带摇轻，似与俱去也。[5]此句充分显示诗人锤炼字句的精深造诣。谢笔下的山水景物，极富生色之美，如《晚出西射堂》“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青、翠、红、白，色彩错杂纷陈，参差掩映，眩人眼目，宛如一幅笔浓色艳的风景画，背景是暮色苍茫中连绵起伏的山岭峰峦，近处是一残阳夕照下色彩绚丽的霜枫红叶，整个画面雄伟深沉，气势辽阔。正是这些精致的字词句篇，这些绚丽多姿生意盎然的画面美，成就了谢诗的“典丽”与与众不同。

然而，谢诗虽有“富艳”之美，后人仍认为其诗有时过于繁重，有堆砌辞藻，雕琢失真的弊病。钟嵘《诗品》中论及谢诗，批评说：“尚巧似，颇以繁复为累。”[4](P33)不过，钟嵘仍为他的缺点辩护说：“嵘谓若人与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复宜哉。”更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如有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4](P33)故对谢诗的评价一直都褒贬不一，且看其诗《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宵愧浮云，栖川怍渊沈。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屙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钦。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祈祈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徴在今。[4](P349-355)

此诗是卸任永嘉太守时作。题中的池是谢灵运居住的园池，后人称为“谢公池”。全诗分为叙事、写景、说理三个层次。前八句写官场失意的苦闷之情，与潜虬、飞鸿相比，说自己进退维谷，无奈到永嘉做官，飞鸿、潜虬自比，又是说自己既不能像飞鸿那样高飞进取，也不能像潜虬那样深潜保身，因而自愧于飞鸿的薄宵浮云，惭于潜虬的栖川沉渊。中间八句描写楼上所见到的景色，初春时节，风和日丽，春回大地，生气勃勃的景象令人耳目一新。后六句抒写内心的活动、生活的孤寂，意欲归隐的心情。

这首诗作者托物起兴，全篇除“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外，都是偶句，平板少变化，有些偶句还显得累赘，词句过分地雕琢。而像这样的诗在谢诗中过之的还有很多。因此胡适批评他“把自然界硬裁成骈俪的对子”。陆侃如也同样说他“把不自然的骈句来写自然的美”是很“可爱”的，“雕琢则有之，自然尚未”。[7](P375-383)这首诗之所以重要，只因为在其精雕细琢中有一句清丽之音“池塘春草，园柳变鸣禽”。谢氏自己曾说：“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8](P119-121)所谓神助，正是无所用心自然天成，然与境相遇，然此语也道出谢氏作诗的一贯风格——精工雕琢，苦思冥想。王若虚《滹南诗话》中就这句诗进行探析曰：“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神助。《石林诗话》云：‘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精之所能到。’冷斋云：‘古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连，而梦中得之，此当论意，不当泥句。’张九成云：‘谢灵运平日好雕镌，此句得之自然，故以为奇。’”[9](P150-151)以说谢灵运此诗正是在雕琢之精、辞藻之美的底色下突现了此句的天籁之美。

虽然谢诗的富丽精工受到某些学者批评，但是前人对谢灵运的推崇还是是主要的。谢诗徜徉山水之间，用精丽之词摹写自然，纵然极尽富丽雕琢、鲜艳华丽，但是谢灵运却能在这瑰丽奇美中让读者感到清新自然，使其诗“侬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从而创一代诗风，故而钟嵘《诗品》中将其诗列入上品。

第二，风容之天然出芙蓉。与谢灵运同时期的诗人颜延之，当时他们二人齐名，并称“颜谢”。《南史·颜延之》中曾记，颜延之与谢灵运辞采齐名，而快慢不同，宋文帝刘义隆有一次命题让他俩作诗，颜很快交了卷，而谢则好一会儿才完成。颜延之曾问诗人鲍照：“我与灵运相比优劣如何？”鲍照回答说：“灵运的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你的诗则铺锦列秀，也是雕缋满眼。”从此记事中，不难看出颜谢之诗兼雕琢，但是谢灵运的诗却有清新自然之美。钟嵘将颜氏之诗列为中品，并评说：“其源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入固踬矣。”[10]他的诗“尚巧似”与谢诗相同，但他比谢诗更加锤炼雕饰，凝练规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缺乏自然的情致。因而钟嵘《诗品》中引用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这里得注意，古人所谓“芙蓉”又称“芙蕖”，指的是荷花，亦称莲花，而不是今天通常所说的芙蓉花，那是木芙蓉。前人用“芙蓉出水”、“出水芙蓉”或“初发芙蓉”、“芙蓉初发”形容诗文词句的清新可爱，美妙自然，谢灵运得此殊荣可见其诗在前人心目中的确如“芙蓉出水”般风韵盎然。他的诗中曲曲弯弯的溪流，青翠透明的山色在四季的湖水清风间倾泻着清新的风韵，倾吐着自然的情怀，书写着芙蓉的灵美。

谢灵运对自然的审美感极其敏锐，能够形象地描绘客观自然的千姿百态，他的诗富丽精工，善于组合景物，并显示不同的山水特色，构成清丽的画面；他的诗写山水的色彩、音响、气象使诗歌多姿多彩，而又自然清纯；他的山水诗不仅有瀑布湍流，青岩密林的奇美，也有莺飞草长、空灵的清秀美，他兼容这两种美，在奇幽的境界中，又辅之以柳暗花明的清美画面。如《过始凝、宁墅》中“山行穷登顿，水涉尽迥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6](P349)先概写跋山涉水之况，继总结岩峭岭叠，洲萦渚连之雄奇曲折的地理形势，末尾托出白云环抱幽石，绿筱媚映清涟，为以上内容顿增灵奇秀丽之姿，显示

清新秀丽之美。因此必须指出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或“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主要是表现大自然清秀之美的诗句，即“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之类清新俊秀的诗句，这种审美意趣是谢氏对东晋玄佛诗人清澄明朗之美的继承。

第三，谢灵运与陶渊明诗中的“自然”。说起谢诗的“自然”，是有奇异之处的。他不同于谢氏之前的诗人们的情起之作，而是在经营安排、琢磨凝练中的风流自然，而这正是其诗的过人之处。论起谢诗的“自然”，古今学者常将其与陶渊明作比较。沈德潜说：“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说诗晬语》卷上）

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他对自然的描写多在其田园诗中，陶氏归隐后，写了不少田园诗，他的诗平易自然，而又韵味隽永，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写诗是他个人生活情感最直率最自然的流露。他的诗不似谢诗辞藻富丽，而是用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表现恬静优美的田园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的情趣，是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的自然倾诉。如其《归园田居》其一语言质朴、平淡、自然，用近乎白描的语言，把自然景物写入诗中，但却能充满奇趣。陶氏的诗是把其人格融入生活，也由此形成陶氏美学观的核心：自然与真。在他诗中美的创造不是刻意的追求苦思锤炼，而是带着恬适悠游的心境观物，主体之意与客体之境偶然遇合而成，意与境是一种随机的审美创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一直为后人推崇，其妙在无意见山，心与物遇，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朱熹《朱子语类》中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

与之相比，谢灵运山水诗中的自然之美自有千秋。谢氏之诗切磋雕琢，字字用力，写山水之景实为客观摹象，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其“极貌写物”。他善于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注重景物的精心刻画，是对自然印象的反映，显得富丽清俊。谢氏之诗语言精炼华丽，语必精奇，辞多骈俪，也全异与陶诗的质朴平淡之美。然谢诗的自然清新正是在这极尽侬丽的诗篇中如“芙蓉出水”脱颖而出，如前所引“譬如青松之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现代学者王瑶在陶谢二人诗作比较中，总结说：“我们并不想评论这两种境界的高下，只是要说明陶谢的不同是由他们的生活决定的。谢诗对自然的态度只是观赏，而陶却是感受。因为地位心境的不同，写作的对象态度也不同，所以谢诗精工，而陶诗则以自然胜了。”[7](P182)从陶渊明到谢灵运诗风的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氏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氏就是开一代诗风的先驱者。昔人云：“陶谢在晋宋之交，正如李杜在盛中唐之际。均未可以高下论之。”

二、士族文人的寂寞之心

谢灵运曾经有几句诗自叙其寂寞之心与山水之相结合说：“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4](P35)这首诗的标题是《斋中读书》，据李善注云：“永嘉郡齐也。”诗中意思是说他喜欢山水，即使从前在京做官，也没有放弃过多丘壑的游赏，何况来到永嘉这一个山水郡城，特的寂寞的心情与当地的山川融合，有了更深的体会。

谢灵运生于晋宋易代之交，当时刘裕和士族的斗争直接影响谢氏的人生轨迹。永初三年（422），他出守永嘉郡，此时他怀着沉郁的心情来到永嘉，内心压抑愤懑，无心政务，相当

消沉，正如《宋书》中叙其至永嘉后的生活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诉，不复关怀。”[11]这样不理政事，正是他对当时现实政治的反抗，寄情山水，更是企图借山水的灵气来洗涤心头的烦恼与忧愁，此去永嘉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这一时期正是其诗歌何以把美丽的山水与寂寞的情怀相结合到一起的主要原因。且看其诗《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逶迤傍隈奥，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

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沈深，菰薄冒清浅。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服。

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6]

这首诗前半篇记叙诗人清晨起出游时过涧越岭溪行的经历，诗人以客观的笔法刻画景物，一路上山谷幽深，晓晨清丽，山岩上云烟缭绕，野花上露水盈盈，苹萍漂浮深潭，菰蒲覆盖清流，同时，诗人使用骈偶的句子，不失其诗精美富艳的特色，而其后半篇则呈现诗人创作的另一种心态——寂寞思愁的隐喻的倾吐。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这句乃是前半篇的一个过渡，因为它一方面承接着前面诗人对沿途景物的描写，叙述他曾经企足于山石之上来挹取飞溅的山泉；另一方面，通过句子中“企”、“挹”、“攀”、“摘”表示强烈的追求和寻取热情的这些动词，与“飞泉”、“叶卷”这种雅致的词相结合，使诗句在写景之外有着隐喻的意蕴。所以下面“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服”二句引用《楚辞·山鬼》的想象，非常自然，丝毫无突兀之感。所谓“山阿人”只是谢灵运心中的一种向往而已，想象虽美，然而并非实有其人，下面的“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二句，就接着叙写了求而不得的落空的悲哀，而其句中的意象，则仍然出于《楚辞》。黄节就曾引用《楚辞·山鬼》的“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和《大司命》的“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来做为诗句的注解。在前面所引的《楚辞》中，两个“遗”字都是馈赠之意，而“兰”与“麻”则是两种芳香名贵的植物，谢诗所谓“握兰勤徒结”其意虽满握兰草殷勤结为花饰，然而无可馈赠，不过徒劳而已。至于“折麻心莫展”则谓虽然折取美好的疏麻，然而也无以为赠，心中抑郁终不得展。这两句原都是借用《楚辞》的物象来喻为一份不得知觉的寂寞之情。所以下面接着说“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即人之常情皆以得所赏识为美，然而当事物有所蒙昧，不能得所赏爱，无谁能为之辨明。以上四句都是写寂寞失意之情，这种情怀正是谢灵运到永嘉后的真正情怀，只是谢氏也不愿为此哀感所拘束，故而表现一种超然的修养，抛掉对世俗的思虑，引《庄子》的话说“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这末两句是说观赏了此种美好的景物，可以遗忘世间事物之忧虑，一旦解悟之后，则可以完全排遣幽思是非，而达到庄子的寄情山水，逍遥自得的心境。[4]从这首诗看，可见谢氏在寂寞失意之中，纵然他寄情山水以排解忧虑，他还是有一种极高标自赏之情，力求超脱世俗的约束，追求一份脱俗的心境，故而他的诗作的寂寞之心是隐喻的，深藏在富艳的风容之中。

谢灵运在永嘉一年，即“称疾去职”，回到会稽始宁别墅，并开始他的逍遥自得生活。谢灵运此举有着一种归隐倾向，但是他太过狂傲，再加上他特殊的士族身份，是无法真正归

隐山林，离群寡居的。《南史·谢灵运传》记载：“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到都邑，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10]然而，不论诗人在山水吟颂中表现出对自然怎样的亲和与热爱，他因失意而寂寞的心境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隐喻的出现在其诗作中。他在其《山居赋》中描述了他的庄园中包含了人间的美池良田和大自然的胜山佳水，兼得草木、水石，显得无忧无虑，他在山水美境中找到了精神寄托的心怀。然而，一片繁华中，他还是感受到了远隔世事的寂寞，面对自然，他把寂寞的心怀情绪以对话和移情的方式投射入诗作中。在《登池上楼》中，“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今。”这里诗人对浪迹自然，僻避人世的苦闷有着清醒的认识，故而内心更加烦闷，寂寞之中何以解忧？唯有山水天地矣！只有在山水清音中他的寂寞的情怀尚可得以安慰。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

元嘉八年（431）春天，经过一番政治风波，他出任临川内史，一路上他创作了一批山水诗。他乘船溯江而上，只身漂泊，前途渺茫，内心充满孤愤，在《初发石首城》中曰：“故山日以远，风波岂还时？迢迢万里帆，茫茫终何之？”诗人此去临川，实为外放，可想他的心境，茫茫江河中他将寂寞抛向天地山水，这是社会、历史赋予他的苦难，他作为士族文人的代表必须承受。

因而陆游认为谢灵运和其他名家一样，其诗作之所以成功乃在于：“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轼、李陵、陶潜、谢灵运、李白、杜甫，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渭南文集·澹斋居士诗序》）[9](P241)

三、风容与寂寞的土壤

谢灵运山水诗所表现出的风容之美不是诗人与生俱来的，他的寂寞也不是生而有之的，这些都是在后天的环境、教育中得以培育的，它们有着自己生根发芽的土壤，现分述如下。

第一，特殊的宗族家庭。谢灵运祖籍陈郡阳夏，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据《宋书·谢灵运传》的记载，他的祖父是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谢玄。谢灵运父亲早卒，18岁时他袭封康乐公，食邑两千户之多，因此谢灵运年少时便养成奢豪任性的性格。谢氏一门，不但是权势显赫的“钟鸣鼎食之家”，也是一个文风极盛的“诗书簪缨之族”。他们是当时的士族阶层，具有稳固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控制上层建筑，掌握文化知识。他们的子弟不仅享有世袭特权，而且既有与生俱来的爵禄。谢灵运自幼寄养钱塘杜明师家，受其教导博览群书，工诗善文，在建安谢家府邸，他除了享受荣华富贵之外，还生活在文学氛围很浓的环境里，经常与谢琨等人诗酒唱和，谢家长辈对谢灵运赋予殷切期望，在文学上给予栽培。当时东晋文化已经转移到民间，谢氏家族作为名门望族，藏书丰富，这些成为谢灵运文学才气得以生长的优渥的土壤。家族历史的浑厚，环境的富丽，作为一种感受呈现在其作品中，使他的山水诗“丽典新声”，开一代诗风。

然而，在动荡的环境中，士族是无法久安的。谢灵运承其爵位，很早入朝为官，及至公元420年，晋宋易代，他从康乐公降为康乐侯，食邑减至五百户，虽然在朝为官，实无政权，因为由此开始了他与南朝宋朝廷的冲突。当时刘裕为缓和与士族的矛盾，拉拢士族，谢灵运自然首当其中，然而他得不到朝廷的真正信任。《宋书》记他情况说：“灵运生性偏激，多衍

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10]知，谢灵运内心的抑郁不平之愤，他心灵寂寞的土壤就是当时社会士族阶层与朝廷的矛盾冲突，这一冲突伴随谢灵运之后的人生路途。“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对于谢灵运来说，他身袭显赫的家族权势，并由此获益，也由此将他的命运推向寒冷寡助的万丈高空。他的寂寞只有隐于山水之中，孤影独徘徊。

第二，历史浪端的政治生命。谢灵运一生经历三个朝代七个皇帝，饱尝了动乱不安的时代带来的痛苦与不幸。作为一名士族的代表，在那样风云多变之际，他无力掌舵人生，更何况政治生命，他的地位、性格决定了他的官途是难以一帆风顺，飞黄腾达的。

谢灵运不满二十踏入仕途，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由于社会混乱黑暗，朝政腐败不堪，他的政治地位极不稳定，他的一生大半在晋末宋初上层统治斗争的旋涡里沉浮，至使他内心痛苦不安。公元420年，刘裕集团打击士族势力波及谢灵运，从而使他和新朝的政治关系貌合神离，极其脆弱。然，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都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谢灵运也不例外，即使他对刘宋朝极大不满，他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又无明确的政治理想，因而稍后他与刘裕次子刘义真的结友，也多因文学关系。想：一个是满心抱负才盛狂傲的少壮之士，一个是政治上颇为幼稚而又志大才疏的皇帝少年，他们的结合在政治上无疑是极不成熟的，故而不久归于失败，灵运因此被赶出京师，就职于永嘉。经过这番风波，谢灵运对政治的失望转变为一种寂寞的追求，积压于心间，于是永嘉任上他遨游山水，在寂寞烦乱的心情中，想要获得慰解，这使得谢氏山水诗未能使精神与自然合一，达到陶氏忘我的空灵境界，而是在末尾用几句哲理化的诗句来隐喻自己寂寞的心情。

永嘉一年后，他辞官回家，徜徉山水，潜心研佛理。公元426年，刘宋王朝的政变再次将他推向风涌的政治浪端。宋文帝刘义隆招他进京，重新启用谢灵运其实就是承其父“以文义处之”的原则，这使谢公原本打算在政治舞台上有所抱负的心愿再次落空，失望之余他以游山玩水来发泄对朝廷的怨愤。不久他再次告假回家，很快被免去官职，自此他的政治生命已不能再有大作为。于是乎他又转向开拓地主庄园经济，因他与孟觊的私人恩怨未能实现，反而直接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为了监视谢灵运，当他因孟觊诬陷进京申辩时被扣京师，不久任命他为临川内史（实为外放），割断他与浙东士族的联系，谢灵运与刘宋王朝的矛盾进入高潮，最后兴兵反抗被擒，与广州行弃市刑。

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谢灵运脆弱的政治命脉，成为一个政治上完全的失败者。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因为政治的不得意，使他寄情于山水，徜徉山水，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并融入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奠定了他在山水诗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为文学上的集大成者。

第三，中国隐含的文化氛围。山水诗的形成与勃兴是文学积淀的产物，不是诗人自己的创造。东晋以前的文学中已不乏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正是这些萌芽阶段的山水描写为东晋山水诗的形成及谢灵运山水诗的勃兴创造了必备的肥沃土壤。

早在《诗经》中，一些诗篇就出现了自然景物的描写，用以比喻物象，渲染气氛，但是《诗经》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只是引发诗人感兴的媒介，它们作为文学的形象是单纯而质朴的。如清代王士祯在为宋牧仲《双江倡和诗》写的序中说：“诗三百篇，于兴观群怨之旨，下逮鸟兽草木之名，无弗备矣，独无刻画山水者；间亦有之，亦不过数篇，篇不过数语，

如汉之广矣，终南何有之类而止。”（《带经堂诗话》）[1]正如他所说《诗经》中关于山水的个别描写，全诗中占很少，当时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描写不具备审美心态，而是当作抒情言志的辅助手段，但是这一点却影响中国许多山水诗作。

比之《诗经》，《楚辞》中的自然山水的描写分量明显变多。楚国地处南方，自然山水格外秀丽，屈原《湘夫人》中描写凄迷的山水物色别具特色，山水描写与那相爱又不得相见的愁思凝结一体，物与情的结合使抒情色彩更浓厚。但是像这样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从人对自然的认知出发，仍不具备自觉的审美心态。《楚辞》中的山水景物，也只是衬景和比兴象征的媒介。[11]

汉赋的写景承自南楚文学传统的辞赋。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对文人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和控制，儒学作为汉代的正统思想，具有极强的社会功利色彩，推崇文学“经世致用”、“道德教化”的功用，此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山水描写，目的是为政为德为人生，旨趣在人事。这种思想延续到东汉末年，由于统治阶级腐朽，社会盛世难再，文人无力回天，于是开始认同中国千百年来文人逃避世俗的庄老思想——“吾入山林欣欣然乐矣”。（《庄子·刻意》）失意的知识分子归隐山林，借愉乐吟诵山水排解内心的失落寂寞，从而成为谢灵运山水诗勃兴的土壤中不可缺少的养分。

魏晋之际，民族、阶级等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带来文学轻松多元的学术空间。隐逸之风、玄学思想借助动态的社会在文人的思想中得以充分自由的发展，于是，如朱德发所说：“魏晋文人自我意识觉醒，高标个性，吟咏情感的同时，向外则逐渐发现了自然美，游赏山水，蔚然成风。中国文人的自然审美意识从此开始真正敞开门扉，山水作为诗歌的一种表现题材开始汩汩流动了。”[11]此间，建安文人对自然的“美”的认识是直接的，最重要的是这时期的文学采用叙事—写景—抒情的结构形式，句式讲究偶对、炼字，色彩艳丽，曹丕《典论·论文》中直接提出“诗赋欲丽”，这些都深深地反映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初发芙蓉”的清新可爱。

魏晋时招隐诗、游仙诗、游宴诗中都写到山水的清音与美貌，东晋时期，士人失却建功立业的抱负，不经政务，崇尚玄学，以至东晋玄风弥漫，玄言诗盛行，他们将玄学与山水融合，表现自己清虚闲脱的精神状态和澄净的胸怀，山水诗的审美意识突现出来，宋之际，山水诗审美意识更加深厚，为谢灵运的山水诗创造了优秀的先决条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总结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

从《诗经》的兴观群怨，到《楚辞》的比兴象征，中国文学已经具备了其特有的表现形式-——隐喻，外在文字的背后有其精神内核。含蓄而深沉的文化积淀影响中国历代文人。看谢诗的精工富丽、自然清新、寂寞情怀前人皆有之，因此，不得不说谢诗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民族精髓的延续，是谢灵运在前人提供的生存土壤中，吸取精华，另辟蹊径创一代诗风而造就的文学典型。

谢灵运之世，正值玄风、佛学兴盛的年代，也是人伦品鉴、隐逸山水盛行的时代。同时，各种艺术如书法、绘画、文学都有所突破。谢灵运成功地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出来，加强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他身后的众多山水诗人，为他们开启新的诗歌表现形式，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在文学史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清〕王士祯. 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林文月. 山水与古典.中国山水诗的特质[M]山水与古典.台北:三民出版公司,1996.

[3]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 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5] 钟优民.谢灵运论稿[M].济南:齐鲁书社,1985.

[6]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黄霖主编,羊列荣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 [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

[8]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诗词曲部分)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0]沈约.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李文初等著.中国山水诗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