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波：晨光初现的正当程序原则
何海波：晨光初现的正当程序原则
作者：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原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原标题：“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摘要】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但是，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的程序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能否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去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文章通过统计《人民法院案例选》上行政判决所用的法律依据，分析田永案件、刘燕文案件、张成银案件等十余个有关行政程序的代表性案例，结合对法官所做的访谈，勾勒了一幅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图景。在过去十多年中，《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已经成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根据，法官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时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的意识和信心也不断增强。通过个案判决的“涟漪效应”，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审查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开始成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显示了中国法院在相对局促的空间里的能动主义立场，以及由个案判决所推动的一种法律发展的特殊路径。文章也指出了这种立场和路径的局限。关键词：行政诉讼正当程序原则司法能动主义法律发展导言半个多世纪以前，正值英国一场法律变革的前夜，年轻
的公法学者韦德写下了“自然正义的黄昏”，作者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英国法院在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上的倒退。[1] 而几年后彻底刷新英国司法审查面貌的的那场变革，恰恰是以程序正义原则的勃兴为开端的。[2] 再过几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发动了“正当程序革命”[3]，不但扩张了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也推动了行政法的整体发展。此后，随着最高法院整体上变得保守，行政程序的扩张似乎也出现了逆流。[4] 而在大陆法传统的日本，行政程序也成为行政法日益重要的一部分。[5] 不同的故事讲述同一个主题：正当程序是法律发展的一部分，也是法律发展的一面镜子。今天，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法律传统中，我们将看到一个精神相似的原则——我们称之为正当程序原则——正在中国蓬勃生长。在涉及正当程序的多个司法判决中，江苏省高级法院2004年的一份判决尤其值得注意。该判决声称：“《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6] 在中国法律发展喧闹杂乱的背景中，这是一个微小却鲜亮的举动：在没有制定法依据的情况下，法院公然引入了正当程序原则。它昭示正当程序原则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获得了明确的身份，也暗示法院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能动主义的姿态。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程序观念的稀薄、程序制度的简陋几乎
是公认的。当清末和民国时期，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开始植入中国，却不包含正当程序的概念。[7] 即使到1980年代，行政法学重建之初，中国学界对正当程序还完全陌生：在法学辞典里，法律程序仅仅指诉讼程序[8]；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行政程序可以不置一词[9]。当时中国的多数行政法学者也许要等到龚祥瑞和王名扬两位学者介绍[10]，才了解英美法上的“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理论。最近十几年，正当程序的概念至少在学术界变得耳熟能详，确立正当程序原则也呼声四起。在立法层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行政程序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1986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规定治安行政处罚必须经过“传唤、讯问、取证和裁决”四道程序，就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此后，大体与刑事、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同步，行政程序的法制化迅速开展。继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可以撤销之后，《行政处罚法》（1996年）和《行政许可法》（2003年）对告知、申辩和听证等程序做了比较完备的规定。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程序正当”被列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11] 与之前后，制定一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被提上议事日程。以2008年《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代表，行政程序法典化在局部地方试水。中国行政程序制度的发展正在催生出一种有关正当程序的
总体概念。但是，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下，正当程序概念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自动地适用该原则判决。依照正统的观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由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界定的，法院的职能是正确适用法律、法规来审查行政行为，法律制度的完善（包括程序制度的发展）不是法院应当考虑的事。对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确立的“违反法定程序”这一司法审查标准，主流观点认为，违反法定程序就是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文规定的程序；凡是不违背上述制定法明文规定的，就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范围，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12] 受此观点影响，对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审查的目光基本停留在现有的程序条文上，完善行政程序的希望被寄托在今后的行政程序立法上。尽管最近几年在对行政法原则的研究热潮中[13]，有部分学者主张正当程序原则应当成为我国法律的一部分，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可以直接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处理，但这种主张在正统理论面前仍然显得根基不足。对于多数法官来说，在没有具体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判决，那只是一个英美法上的传说，而不是中国法律的一部分。为此，有些学者试图通过扩充解释《行政诉讼法》第54条“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滥用职权”，或者从宪法条款中为正当程序原则寻找实定法上的根据。[14] 但是，到目前为止，法院能否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甚至法院可以援
用《行政诉讼法》第54条哪一个项目引入正当程序，仍然是一个困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问题。对正当程序原则正当性的焦虑暗示，正当程序原则作为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直接适用的法律原则还没有确立。在上述背景下，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可以成为观察中国法院现实态度和实际职能的一个窗口。总体上，中国法院职能有限、权威不足、形象暗淡，行政诉讼常常被人描述为“鸡蛋碰石头”、“夹缝中求生存”。[15] 但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相关的制度建设至少在技术层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6]；而在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似乎累积了一定的权威[17]。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应用，再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具有多大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对于实现个案公正、推进法律发展能起到多少作用？法律的发展又是通过什么
样的途径取得的？本文将通过阅读有关行政程序的判例，结合对法官所做的访谈，勾勒一幅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图景。我希望这些案例能够展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正当程序原则已经晨光初现，正在冉冉上升。在此过程中，中国法院显示了他在局促空间里维护正义、发展法律的积极姿态和能动立场。这种司法能动主义的冲动暗示了中国法律发展的特殊路径，它也可能给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带来新的紧张。本文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讨论，不是“法教义学”的阐释，而是一个法律实践经验的考察。这种写作在中国法学界仍然
是不常见的。中国学界对正当程序原则或者其它法律原则的讨论，多数是介绍外国经验，或者论证和呼吁立法和司法应当如何如何。中国法院在实践中如何适用和推动法律原则，很少被人关注，更少近距离的精细观察。[18] 除了学界还不太习惯这种写作方式，司法案例的稀缺也是一个原因。虽然中国法院运用法律原则判案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19]，但那些案例基本上是零散的、孤立的，不足以描画法律的发展。在依然短暂的行政诉讼实践中，正当程序案例大体先后承接，形成了一段法律发展的清晰的“景深”。我的介绍大体以案件时间为顺序。我所运用的案例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案例选》，以及我本人曾经参与、在网上所寻找和法官所推介的案件。这些案例不一定能够代表中国行政诉讼的一般水平，但有助于说明行政诉讼实践的进展。判断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向度：第一，法官是否在制定法明文规定之外审查行政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是否公开承认制定法的欠缺、公开使用“正当程序”的标准；第二，程序问题在司法判决中的份量，即它是一条附带的理由还是独立成立的理由，是撤销行政行为的多重理由中的一种还是一个核心的、乃至唯一的理由；第三，适用正当程序原则是对具体案件个别化的决断，还是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要求。这三个向度的观察将分散在对具体案件的描述中。在本文中，正当程序概念粗略地指行政行
为应当遵循的程序要求，它包含但不限于制定法明文规定的程序。本文着重关注的是，在制定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如何适用这一行政法上的一般原则。至于正当程序应当具有的内涵、在司法适用中的边界以及在特定案件中是否妥当，是一个规范层面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目的。一、“法定程序”及其初步实践在讨论正当程序这个一般法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前，让我们先看看法定行政程序在行政诉讼中的状况。在中国的行政诉讼中，先有“法定程序”这一法律条文，后才有“正当程序”的一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法定程序”的规定为“正当程序”提供了一个合法性基础，从“法定程序”的实践中生长出正当程序的要求。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破天荒”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该条款沿用至今。然而，“违反法定程序”条款在司法审查中的应用状况似乎还少有人关注。下面，我将首先通过统计《人民法院案例选》上撤销行政行为的司法判决所运用的法律根据，来揭示“违反法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分量；然后，我将通过几个代表性案例来阐述“法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及其局限。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人民法院案例选》，为我们提供了统计中国法院行政判决情况的难得样本。这套由各地法官选送的“大案、要案、疑难案，以及反映新情况、新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编者前言），虽然不足以代表
法院权利保护的一般状况[20]，但就本文讨论的司法判决的根据这一点上，不存在明显的取样偏见。因为法官在选送案件的时候，主要关心的是案件类型的新颖性、判决结果的正确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一般不会刻意关心他根据的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中的哪一目。在此前提下，法官对“违反法定程序”这一判决根据的使用频率，能够大体反映法官对程序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对程序理由的倚重程度。《人民法院案例选》第1-58辑（第25-28辑暂缺）刊载了从《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初到2005年期间共614个行政案例（不含司法赔偿），其中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的（包括部分撤销）297个。[21] 下面的分析就以这297个案例为样本。在判决撤销的案件[22]中，法院援引《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3目（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判决依据的有97个，占撤销判决总数的33％（见上表）。这一使用频率虽然低于“主要证据不足”（53％）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40％）两项，却高出“超越职权”（26％）和“滥用职权”（8％）。在前述案件中，违反法定程序为唯一的判决依据的有36个，占撤销判决总数的12%。程序理由在撤销判决中比较高的出现频率，足以说明程序合法性已经成为中国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武器，说明“违反法定程序”这一审查标准已经在司法实践中立住了脚跟。以后的案例还表明，“违反法定程序”的实践也培育了法官有关正当程序的信念。上面
的分析可能掩盖了“违反法定程序”标准在不同阶段司法审查实践中的变化。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初期，由于“违反法定程序”被普遍理解为违反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程序，而当时的法律、法规往往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这一条款很少实际应用，行政行为因为程序违法被撤销的案例很少听闻。1996年出台的《行政处罚法》是行政程序法定化的一个里程碑。该法对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和执行程序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对听证程序的规定在我国法律中尚属首次。[23] 比较《人民法院案例选》上的行政案例在该法实施前后的处理情况，不难看出该法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巨大影响。《人民法院案例选》第22、23辑大体上可以看作《行政处罚法》1996年10月施行之前和之后案例的分界线。前22辑中，122个撤销判决中有28个案件使用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依据，占总数的23％；而在后面案例选中，175个撤销判决中有71个案件使用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依据，占总数的41％，将近提高了一倍。以程序理由作为撤销判决的唯一依据的，在前22辑中有7个，占同期撤销判决总数的6％；后面辑录的案件中达29个，上升到16％。至少在32个撤销判决中，法院援引了《行政处罚法》的有关条款；其中有13个案件，法院是以《行政处罚法》为主要依据撤销行政行为的。可见，虽然《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违反法定程序”这一审查标准，
但真正落实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行政程序的具体规定。在法院高频率地援引程序理由撤销行政行为的背后，是法院对行政程序问题的重视。《行政处罚法》施行后，相当多的行政处罚决定因为在作出前没有告知当事人有关事实或者权利、没有履行听证程序或者其它法定程序，而被法院撤销。汪如凤诉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治安警告处罚决定案[24]就是众多此类案件中的一个。该案中，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笔录》有瑕疵，既没有当事人签字，也没有写明具体的告知时间。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这样的证据不能证明公安机关在做出处罚决定前已经告知当事人有关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据此判决撤销了该处罚决定。《行政处罚法》为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前述法院在此坚定地贯彻了法定的程序要求。为一个看似细微的程序瑕疵而撤销一种如此轻微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行政处罚法》做依据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有了《行政处罚法》，没有对正当程序的高度重视，也是不可能的。《行政处罚法》的施行不但提高了法院对程序问题的审查力度，也增强了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理由审查行政行为的自信。让我们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两个先后颁布的权威案例作说明。发生在1991年的陈迎春诉离石县公安局收容审查决定案[25]，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提到行政程序问题的第一个案例。在该案
中，公安机关认定陈迎春是一个匿名“诽谤件”的打印者，将其收容审查。从判决书来看，公安机关的决定超越了法定的收容审查条件，而且其认定似乎没有确凿证据，显然是违法的。不但如此，“被告所属工作人员身着便服，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将原告诱离工作岗位后，强行押至离石县信义派出所，让原告在一张传唤证上签名。3月12日，被告又让原告在3月10日填写的《收容审查通知书》上签名。”在论述公安机关的行为构成“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后，判决书继续写道：“被告对原告的收容审查，在执行程序上也是违法的……”法院主要指的是被告先决定（收容审查）、后传唤，顺序颠倒。判决书中这个“也”字很有意思。它一方面表达了法院“程序违法也是违法”的态度；另一方面，它也传达了“程序违法相对次要”的观念，听上去象是法院根据实体理由做出决定后附带提及程序问题。但无论如何，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在审判实践中得到了关注。与上述案件相呼应，《行政处罚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平山县劳动就业管理局不服税务行政处理决定案[26]，则显示了法院对于违反法定程序异常鲜明的立场。在该案中，平山县地方税务局认为劳动就业管理局（原平山县劳动服务公司）收取劳务管理费、劳务服务费等等而没有依法纳税，两次通知其限期交纳却没有效果，于是决定对其罚款9万多元。该案首要的争议是，就业管理机构作为承担部分行政职能的
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应否纳税。然而，法院把矛头指向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的一个严重疏漏：税务部门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没有举行听证。法院据此撤销了被告的处罚决定，并且宣布，“程序上违法便可撤销，无须继续对实体性争议进行审理”。虽然平山县法院的动机似乎是尽量避免卷入两个政府部门
之间重大、实体问题的争议，虽然法院“无须继续对实体性争议进行审理”的观点值得商榷[27]，但是，法院“程序上违法便可撤销”的断言把程序合法性提到了独当一面的地位，与实体合法性同等重要。最高法院选取该案作为在《行政处罚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第一个行政案例，显示它对实施行政处罚法定程序的重视，也体现了法院关于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的自信。叙述到此为止，“违反法定程序”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乃至发展，都没有突破制定法的框架，法院以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还是司法审查的不二法门。从《行政诉讼法》生效至今，该法确立的司法审查标准在立法层面没有任何变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没有显著的推动。1991年和2000年两次有关行政诉讼法的全面解释，都没有涉及司法审查标准。在中国加入WTO后，学界认识到WTO对行政程序的要求比中国现行法律要更严格，但最高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仅仅照抄《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并没有对“法定程序”做出阐述，更没有提及正当程序。[28] 此外，最高法院个别司法解释文
件涉及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认为行政机关作出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前，也应当给予听证的机会。[29] 该答复澄清了《行政处罚法》有关条文的含义，坚定地捍卫了《行政处罚法》关于程序保障的精神。但是，就正当程序这个一般原则的发展而言，不算有太多突破。实际上，直到1990年代末的田永案件和刘燕文案件以前，行政诉讼的原告似乎很少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外，提出程序主张。即使原告提出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程序主张，似乎也不太可能得到认真对待。即使法官认识到行政行为背离他心中的程序准则，通常也不太可能把它作为判决理由。[30]在广东省药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有资产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中[31]，制定法以外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异常罕见地被明确地提出来，然而广东省高级法院与正当程序原则擦肩而过。该案被告财政部的一纸文件称，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行政复议委员会作出的一个行政复议
决定，“不符合《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决定予以撤销”。在广东省药材公司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财政部的决定被判决撤销。在诉讼中，原告代理人、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陈端洪提出了程序的正当性问题。然而，两级法院的反应并不相同。一审法院认为，该决定没有列举事实证据、法律依据并说明法律理由，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被告在作出撤销决定之前，不仅没有将其对复议决定再予审查的情况告知
原告，没有调查取证，没有向国资局调卷，也没有给原告提供陈述意见的机会，总而言之,“没有遵循基本的行政程序，属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基本同意第一点理由，认为该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判决予以撤销是正确的。至于财政部的撤销决定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二审法院持相反意见。二审法院采纳了财政部的意见[32]，认为：“上级主管机关撤销下级部门作出的复议决定应遵循的程序，目前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其（财政部）按照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工作原则和通常做法进行，不违反行政程序。药材公司主张认定财政部的程序违法，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不宜采纳。原审判决认定财政部作出的撤销决定程序违法不妥，依法应予纠正。”我们可以相信财政部说的是实情，它做出撤销决定经过了一套内部程序，这套程序大致符合“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工作原则和通常做法”。然而，就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黯淡无光的时刻：一个严重损害当事人利益的重大决定，竟然可以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对于这样一个明显违反程序公平原则的行为，法院居然团手不顾。与我们将要提到的一些创造性案件相比，广东高院的判决也许代表了当时行政程序实践的一般水平。它说明了“法定程序”对于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依赖，说明正当程序原则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生命。二、田永案件中一笔带过的程序论据《最高人民法院
公报》上刊登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33]，是正当程序原则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案例。该案的一个重大影响是扩张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推动了“学生告学校”的诉讼。在这里讨论的行政处分程序问题上，它的意义在于，海淀法院在没有制定法根据的情况下，提出了程序合法性的要求。这一要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登时，又得到了强化。田永案件的基本案情是：田永曾因在考试中夹带与考试课程内容相关的纸条，被学校作退学处理。但在部分老师的庇护下，他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继续在校学习。等到他修完学业并通过了论文答辩，学校发现了这个情况，于是拒绝向他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田永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北京科技大学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著名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教授代理田永参加诉讼。1998年，海淀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基本上支持了田永的诉讼请求（关于学位证书，法院要求被告重新组织评定并做出决定）。该判决获得二审法院的认可。海淀法院的判决理由是多重的：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做退学处理”与法无据，而且退学处理决定程序也有瑕疵，学校有关部门容许田永继续在校学习的事实更应视为学校自动撤销了该退学处理决定。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海淀法院一审判决原文中涉及退学处理决定程序的一段话：“而且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
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而被告既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也未实际给原告办理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34]这段文字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告有义务将退学处理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法院没有指明这一理由的法律依据。事实上，在被告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这一程序要求。[35] 可见，法官们没有依据具体的条文判案。如果把“依法判决”的“法”仅仅理解为法律、法规、规章等有特定国家机关制定并载于纸上的文字规定，那么，法院的这一条理由可以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法院自己“创造”或者说“捏造”的（这取决于评论者的立场）。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法院的这一理由很自然地与英美法上正当程序原则联系在一起。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法院的判决被普遍地理解为“适用法律、法规”的今天，是什么促使法官在该案中运用正当程序的原则？法官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
段文字的？探究这些问题，需要考察具体情境中法官的现实处境及其思考方式。为此，我曾经走访本案一审的审判长王振峰副院长、主审法官饶亚东女士以及其他参与者。[36] 没有证据显示，法官们在判决时拥有英美法中关于正当程序原则的充分知识，也没有证据显示，法官们在判决时具有运用正当程序原则的明晰意图。但我有把握地说，他们有着朴素
的程序正义的观念，正是这种朴素的观念形成法官判案时的信念。在讨论本案的判决理由时，时任海淀法院副院长的审判长王振峰承认有些地方没有条文依据，而是根据“法律精神”处理。他跟我谈起“法律精神”在司法中的作用，谈起立法的缺陷与法官的补救。[37] 在交谈过程中，两位法官还不约而同地谈到《行政处罚法》必须听取被处罚人陈述和申辩的规定。尽管本案判决并没有适用《行政处罚法》，我们也不好说法官“类推适用”了《行政处罚法》的有关程序规定；但仍然可以看出，这部法律深刻地影响了法官判决时的考虑。由于勒令退学等纪律处分与行政处罚性质上非常相似，法官在审理时很自然会进行联想和比附。可以想象，比附的结果是增加了法官对自己持有的先见——被告应当听取当事人申辩——的信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海淀法院曾向部分行政法学专家、学者咨询对田永案件的意见。座谈会上，当主审法官饶亚东女士提出被告退学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性问题，
何海波：晨光初现的正当程序原则
何海波：晨光初现的正当程序原则 作者：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原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原标题：“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摘要】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但是，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的程序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能否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去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文章通过统计《人民法院案例选》上行政判决所用的法律依据，分析田永案件、刘燕文案件、张成银案件等十余个有关行政程序的代表性案例，结合对法官所做的访谈，勾勒了一幅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图景。在过去十多年中，《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已经成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根据，法官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时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的意识和信心也不断增强。通过个案判决的“涟漪效应”，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审查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开始成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显示了中国法院在相对局促的空间里的能动主义立场，以及由个案判决所推动的一种法律发展的特殊路径。文章也指出了这种立场和路径的局限。关键词：行政诉讼正当程序原则司法能动主义法律发展导言半个多世纪以前，正值英国一场法律变革的前夜，年轻
的公法学者韦德写下了“自然正义的黄昏”，作者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英国法院在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上的倒退。[1] 而几年后彻底刷新英国司法审查面貌的的那场变革，恰恰是以程序正义原则的勃兴为开端的。[2] 再过几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发动了“正当程序革命”[3]，不但扩张了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也推动了行政法的整体发展。此后，随着最高法院整体上变得保守，行政程序的扩张似乎也出现了逆流。[4] 而在大陆法传统的日本，行政程序也成为行政法日益重要的一部分。[5] 不同的故事讲述同一个主题：正当程序是法律发展的一部分，也是法律发展的一面镜子。今天，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法律传统中，我们将看到一个精神相似的原则——我们称之为正当程序原则——正在中国蓬勃生长。在涉及正当程序的多个司法判决中，江苏省高级法院2004年的一份判决尤其值得注意。该判决声称：“《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6] 在中国法律发展喧闹杂乱的背景中，这是一个微小却鲜亮的举动：在没有制定法依据的情况下，法院公然引入了正当程序原则。它昭示正当程序原则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获得了明确的身份，也暗示法院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能动主义的姿态。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程序观念的稀薄、程序制度的简陋几乎
论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论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摘要】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通常又被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ofClause）或者正当程序条款。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程序性的正当程序和实质性的正当程序。从戈德博格诉凯利案开始一直发展到马修斯诉埃尔德里奇案，美国联邦法院基本上确立了如何衡量正当程序标准的方法。这种功能主义的利益衡量，具有适用上和功能上的灵活性，已成为今天处理程序性正当程序的主导模式，并在美国宪法解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正当程序；美国宪法；利益衡量；程序标准 一、正当法律程序的概述 （一）正当法律程序之辩思 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通常又被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ofClause）或者正当程序条款。从美国法律辞典对其界定来看，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至少包含以下的内容：一是正当程序
的目的是保障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在美国宪法中被概括抽象为“生命、自由和财产”。二是正当程序的限制是针对政府行为和政府权力。三是限制的方式是通过法律确立的原则和程序。[i] （二）正当法律程序类型之嬗变 正当法律程序最初的含义仅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其最初来源于英国的《大宪章》和普通法。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原来适用于司法领域，是指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采取的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进行的措施或手段。后来其扩展到行政领域，开始专注于政府政策执行的方法和程序，保证政府施加管制或惩罚的过程的公正性。行政法学上所讨论的正当法律程序，是就宪法上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而言。[ii]后来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正当程序又发展了另外一种含义即实质性正当程序。实质性正当程序着眼于法律本身是否公正、理性并具有充分的正当理由，而不考虑实施该法律的程序是否公正或充分。在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语境下，法院只审查执行法律的过程和方法是否合宪。而实质性正当程序则检验据以执行的法律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正当程序原则案例
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运用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评析 [案例问题] 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有没有法律效力？该不该适用于审判实践？公权力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应该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才是适当的？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一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有何必要性?以及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下适用的局限性以及亟待解决的缺陷有哪些？ [案情介绍] 1998年底，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田永一纸行政诉状将自己的母校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判令学校按规定向自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办理相应的毕业手续，并赔偿因为延迟颁证所遭受的损失3000元。田永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但在临近毕业时，被告却以原告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校方解释说：田永曾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学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① [法院判决] 一审受理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原告田永没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永已被按退学处理，没有了学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中，第（四）项明文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由此可见学籍管理也是学校依法对受教育者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审查田永是否具有学籍，是本案的关键。 原告田永经考试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该校学习的资格，同时也应当接受该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4.
简述程序正当原则
简述程序正当原则 摘要：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封建专制传统较长，程序法律意识缺乏，但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发展，在我国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离不开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 关键词：行政程序；正当；法律程序 在学习行政法学这半年，让我了解了很多法律知识。在一个法治国家，我们要知法、懂法，才能遵法、守法、用法。在法律意识淡薄的社会，我们应加强法律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程序、法律程序、正当法律程序、行政程序等等是耳熟能详的法学概念，然而在行政法、特别是在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中，将正当性与行政程序结合起来分析，尤其是将其结合为一个专有名词来研究目前来说是不多见的。“正当行政程序”概念决不是简单的文字组合，而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概念，正如从程序到法律程序再到正当法律程序一样，从程序到行政程序再到正当行政程序，是符合法律逻辑原理的演进，具有和行政法治的演进相吻合的路径。 显而易见，程序不一定必然正当，“程序有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正当程序是‘正当’的，或者‘合适’的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程序要求，这对权力有非常重要的约束意义”。行政程序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所希望运行的行政程序是正当的行政程序，学界有关行政程序研究的重点也是在具有正当性的行政程序之上，因此“正当行政程序”的概念本质上切合了理论与实践的要求。过去我们在行政法学法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一提到行政程序，就当然的认为是具有正当性的行政程序，没有对其是否具有正当性问题作出严格的甄别，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原理，也可能会造成研究成果的逻辑性与严密性之欠缺。除法学研究中对正当性关注不足外，行政行为实践中往往也不太注重行政程序的正当与否，这在我国缺乏程序理念与传统的背景之下，后果恐怕尤为严重，所以必须在行政立法、执法及行政监督救济等各领域加强正当行政程序理念的普及，树立不仅仅要遵守行政程序，更要遵守正当行政程序的理念，如此方能有效规范控制行政权，更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关于正当行政程序的含义。广义的程序含义是指“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或“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
论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论文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 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行政当程序原则 作者：成贤 学校：广播电视大学 专业：法学 年级： 13春法学本科 学号： 02 指导教师：温 2016 年 5月
目录 论文摘要 (1) 一、行政当程序的其本含义与渊源 (2) （一）行政正当程序的基本含义 (2) （二）英国正当程序的法律渊源 (2) （三）美国正当程序的确立与发展 (2) （四）大陆法系国家的正当程序演变与发展 (2) 二、行政当程序的理论基础 (3) （一）行政程序工具主义 (3) （二）行政程序本位主义 (3) （三）程序主义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 (3) 三、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构建 (4) （一）避免偏私原则 (4) （二）行政参与原则 (4) （三）行政公开原则 (4) （四）监督制约原则 (4) 四、行政正当程序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的发展 (4) （一）从开放式到发条式的发展 (4) （二）影响流转的两个重要因素 (5) 参考文献 (6)
论文摘要 论文从行政当程序历史发展渊源以及理论基础上结合行政正当程序我国行政法上的构建以及行政正当程序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的发展。对“行政当程序原则”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论述“行政当程序”这一原则。论文具体容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当程序的基本含义于渊源。分析的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涵以及历史渊源。2、行政当程序的理论基础。论文论述了行政程序的工具主义、本位主义、程序主义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为行政当程序提供了理论基础。 3、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构建。即避免偏私原则、行政参与原则、行政公开原则、监督制约原则四个要素。 4、行政正当程序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的发展。论文以开放式到发条式的发展、影响流转的两个重要因素为线索。论述了行政正当程序我国行政法中的适用以及发展。总之，论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探讨，力求体现行政正当程序在我国行政程序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作用，明确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制中的核心地位。 关键词：行政程序、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理论基础、构成要件、行政法适用的发展
行政管制合法性判断中的正当程序原则
行政管制合法性判断中的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程序法中可以具体化为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它通过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救济制度等具体的行政程序制度得以体现[1]。公民作为相对人参与行政执法程序,作为申请人参加行政复议、作为当事人或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维护个人利益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参政议政、表达民意的过程,是一个形成和保护公共利益的过程。 根据现代行政平衡理论,行政过程模式应当是一种新型的沟通—(协作)合作—服务模式,注重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协商、合作与沟通,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利益的共存空间,使二者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之中[2]。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行政相对方在现代行政法中地位的提升,已经使其逐步以平等的博弈者身份,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同行政主体就最大化各方利益的行政决策进行充分有序的讨价还价,由此使得合意的均衡成为可能[3]。很显然,在政府管制中,要实现学者所倡导的这种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新型的沟通—合作—服务模式,使行政过程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实现行政过程和行政关系的平衡,那么就必须逐步提高行政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能力。而这样的介入能力,又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设置来保障。程
序法律对行政决策在外部程序上的要求是,扩大公众参与程度的充分性,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广泛搜集信息、听取意见,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说明制度,结果要公开等[4]。 行政管制的目的,是在于维持社会生活的秩序,从而最终体现在公民生活的自由上。自由本身是目的,同时也是达到自由,维护平等的手段。 中国仍然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促进经济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所以为了发展的紧急任务而集中和聚合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事[5]”。对用行政权力行使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度依赖,使得自由裁量权难以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全国整体利益一元化,变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各个行政单位都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不仅代表着公共利益,还代表着本部门的利益。政府管制的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但在管制活动中,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被管制的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破坏了原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行政过程,并说服政府对其所在的行业作出限制竞争的决定,从而实现了对管制机构的“捕获”,这些利益集团总是试图从规模经济以外的途径来获利,其原因是管制本身通过对竞争的限制能够把商品价格始终保持在边际成本之上,根据其最大的净收益而非生产成本来固定价格
论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论文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 作者：郑成贤 学校：新疆广播电视大学 专业：法学 年级：13春法学本科 学号：1365001211902 指导教师：郑温 2016 年5月
目录 论文摘要 (1) 一、行政法正当程序的其本含义与渊源 (2) （一）行政正当程序的基本含义 (2) （二）英国正当程序的法律渊源 (2) （三）美国正当程序的确立与发展 (2) （四）大陆法系国家的正当程序演变与发展 (2) 二、行政法正当程序的理论基础 (3) （一）行政程序工具主义 (3) （二）行政程序本位主义 (3) （三）程序主义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 (3) 三、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构建 (4) （一）避免偏私原则 (4) （二）行政参与原则 (4) （三）行政公开原则 (4) （四）监督制约原则 (4) 四、行政正当程序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的发展 (4) （一）从开放式到发条式的发展 (4) （二）影响流转的两个重要因素 (5) 参考文献 (6)
论文摘要 论文从行政法正当程序历史发展渊源以及理论基础上结合行政正当程序我国行政法上的构建以及行政正当程序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的发展。对“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论述“行政法正当程序”这一原则。论文具体内容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法正当程序的基本含义于渊源。分析的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以及历史渊源。2、行政法正当程序的理论基础。论文论述了行政程序的工具主义、本位主义、程序主义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为行政法正当程序提供了理论基础。3、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构建。即避免偏私原则、行政参与原则、行政公开原则、监督制约原则四个要素。4、行政正当程序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的发展。论文以开放式到发条式的发展、影响流转的两个重要因素为线索。论述了行政正当程序我国行政法中的适用以及发展。总之，论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探讨，力求体现行政正当程序在我国行政程序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作用，明确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制中的核心地位。 关键词：行政程序、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理论基础、构成要件、行政法适用的发展
浅析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1c6947149.html, 浅析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 作者：张峥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12期 摘要：正当程序原则是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它在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等方面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当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美国行政法将其发扬光大，其内容包括行政公开、主持者中立、行政参与、说明理由和案卷排他等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已成为我国行政法的重要原则，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关键词：正当程序；程序正义；行政法 一、正当程序原则的涵义 正当程序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法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它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作为一项程序性原则，它是英国法治的核心，是英国法官控制行政行为及公共行为的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在英国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听取对方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避免偏私的必要程序原则。行政裁决回避制度和法官回避制度是这一程序规则的反应和体现。正当程序原则发轫于英国1215 年的《大宪章》，它原本只适用于司法判决，直到20世纪初，逐渐被适用于行政法之中，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法律原则。正当程序是指行政权力运行应当符合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标准。具体来讲，是指行政权力的运行应当符合高于法律规定的方式、形式、步骤和时限，符合正当合理的操作规则，从而为人们提供一种体现最低限度公正的权益保障。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遵守“正当程序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二、正当程序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程序工具主义 程序工具主義认为，程序不是作为自主和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它只是实现实体法的功利手段，评价一种法律程序的好坏就是看它实现良好结果的有效性。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边沁认为：程序只是工具，程序法只是附属的法，它本身不具有任何独立的内在价值。边沁的功利主义程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律程序在保障实体法目标得以实现方面的工具性价值。但是这种理论片面地将程序作为手段的属性推到一个极端。 （二）程序本位主义 程序本位主义认为，程序并不只是实现某种实体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结果有效性亦并非法律程序的惟一价值，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应当立足于程序本身是否具有某些独立于结果的“内在品质”，也就是过程价值有效性。易言之，法律程序的根本价值在于程序本身的正义，而不是结果的有效性。程序本位主义事实上就是一种程序正义或程序公正理论。
从“辛普森”案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从“辛普森”案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摘要：“辛普森”案作为“世纪审判”，以其被告人名望之高、耗资之大、历时之久、判决结果与公众预期之冲突成为当代“英美法系”法学研究的经典案例。此案涉及宪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与证据学等诸多学科，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材料，本文将以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视角，人权建构理论为基础，比较论证为方法，针对“程序正义”原则的七个核心规则展开论证，达到集思广益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地目的。 关键词：辛普森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无罪推定陪审团制度 1994年美国著名影星奥伦萨尔．詹姆斯．辛普森（Orentnol ．G. ．Sympson ）因涉嫌谋杀其前妻妮可．辛普森被起诉，在检方握有优势证据，社会舆论倾向于被告有罪的前提下，陪审团一致裁定辛普森被告罪名不成立。该判决给全球法学界以强烈震撼，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体现与运用引起诸多思考。反观我国佘祥林在狱中度过了11载铁窗生涯，我们不禁疑问，是什么导致了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李久明等诸桩冤案？是执法人员的素质使然还是刑事诉讼制度自身存在重大缺陷？在强调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先进理念统领之下，在同样拥有完整的刑事诉讼组织体系和审判监督机制的我国，冤假错案不断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同样是疑点重重的杀妻案，为什么佘祥林与辛普森的境遇如此不同？在辛案审结十五年以后，本文旧事重提，旨在以辛普森案为基础探索“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法理蕴涵及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Due Process of Law）的内涵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定义和法源 美国宪法并没有对正当法律程序涵义做明确界定，对正当程序的理解，主要依靠联邦最高法院对其适用的解释，从而赋予这种宪法的弹性条款以实际应用的意义。丹宁勋爵认为：“我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即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的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的使用，法律援助顺利的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1〕在现代法治的话语体系中，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并具有实质和形式的双重含义：即在实质意义上，是指除非依据适当的法律，权利和自由不可被剥夺；在形式意义上，意味着一旦要由法律来决定的行为，就必须遵循适当的程序。 收稿日期：2010- 10 - 01 作者简介：曹雪辉（1973—），男，河北容城人，硕士，河北大学讲师。
罪刑法定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的关系及其宏观比较(一)
罪刑法定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的关系及其宏观比较(一)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是两大法系中比较重要而且颇具特色的法律原则，各大法系对这两大原则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基本上是局限于各自的内部研究，而对二者的关系及宏观比较却颇为少见。本文首先试图对两大原则的思想渊源、立法沿革和发展阶段或体内差异进行知识性展开，进而衍生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和暗含。接着从理论基础、价值蕴含和微观制度三方面进行宏观考察，从而得出各自的异同，本文力图通过这六大范畴的宏观比较来揭示两大原则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六大范畴；历史考察；宏观比较 【正文】 一、思想渊源、立法沿革和发展阶段的宏观考察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立法沿革和发展阶段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本文不严格区分主义和原则，下同），其经典解释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①]此语首创于1801年费尔巴哈的《刑法学教科书》，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从而开创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成文化和法典化纪元。②]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思想家总是以前人留下来的思维资料为前提建立自己的新学说的，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根基，其思想渊源其实颇深。罪刑法定主义，是相对于罪刑擅断主义而提出来的。根据德国学者修特兰达1911年发表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历史的展开》一文的研究，认为罪刑法定的渊源是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③]这一观点为后世学者奉为通说，但是也有学者如日本的泽登佳人、横山晃一郎等持反对意见。其反驳理由是：普通法的英国如果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渊源的产生地，则英国应该是成文法国家，且应当排除判例法这一习惯法作为法律的直接渊源，但是这与英国的现实不符，因此通说是有问题的。④]然而更多的学者如日本学者如木村龟二等还是支持通说，认为费尔巴哈罪刑法定主义的概念不是罪刑的成文法规主义，也不必以成文化为必要，而是一种随着历史发展的思想理念，罪刑法定主义是人权思想支配下的法律理念，因此仅以上述观点是不能否定《大宪章》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思想渊源。⑤]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罪刑法定的思想和罪刑法定原则。这样才能既避免上述不必要的争论，也有助于深入研究。⑥] 即英国《大宪章》之后，罪刑法定的思想在人权思想的引领下，在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中都分别得到了确认。随后又被北美殖民地1774年的宣言和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所采纳，美国1791年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了“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并在1868年的修正案第1条中再次细化并最终在宪法中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⑦]可见，英美法系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主要从程序方面加以规定，即现在常说的实质罪刑法定主义，通过程序来保障人权。⑧] 如果说罪刑法定的思想在以普通法为主体的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程序方面加以规定，那么大陆法系中以法国为首的国家则首先在实体上予以规定。⑨]法国在其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犯罪行为前已经制定、公布和合法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这一规定为1791年法国宪法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再次采用，其刑法典第四条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之刑罚处罚之。”之后1809年《瑞典宪法》、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条、1882年《日本刑法》第1条、1889年《意大利刑法典》第1条、1917年墨西哥宪法和芬兰宪法等都纷纷效仿该规定。⑩]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从其立法模式看，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仅规定在刑法典中，如中国；二是仅规定在宪法中，如美国；三是宪法和刑法典中都有规定，如德法。11]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后及
程序正当原则
简述程序正当原则 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一班王俊霞 110201017 摘要：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封建专制传统较长，程序法律意识缺乏，但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发展，在我国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离不开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 关键词：行政程序；正当；法律程序 在学习行政法学这半年，让我了解了很多法律知识。在一个法治国家，我们要知法、懂法，才能遵法、守法、用法。在法律意识淡薄的社会，我们应加强法律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程序、法律程序、正当法律程序、行政程序等等是耳熟能详的法学概念，然而在行政法、特别是在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中，将正当性与行政程序结合起来分析，尤其是将其结合为一个专有名词来研究目前来说是不多见的。“正当行政程序”概念决不是简单的文字组合，而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概念，正如从程序到法律程序再到正当法律程序一样，从程序到行政程序再到正当行政程序，是符合法律逻辑原理的演进，具有和行政法治的演进相吻合的路径。 显而易见，程序不一定必然正当，“程序有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正当程序是‘正当’的，或者‘合适’的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程序要求，这对权力有非常重要的约束意义”。行政程序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所希望运行的行政程序是正当的行政程序，学界有关行政程序研究的重点也是在具有正当性的行政程序之上，因此“正当行政程序”的概念本质上切合了理论与实践的要求。过去我们在行政法学法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一提到行政程序，就当然的认为是具有正当性的行政程序，没有对其是否具有正当性问题作出严格的甄别，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原理，也可能会造成研究成果的逻辑性与严密性之欠缺。除法学研究中对正当性关注不足外，行政行为实践中往往也不太注重行政程序的正当与否，这在我国缺乏程序理念与传统的背景之下，后果恐怕尤为严重，所以必须在行政立法、执法及行政监督救济等各领域加强正当行政程序理念的普及，树立不仅仅要遵守行政程序，更要遵守正当行政程序的理念，如此方能有效规范控制行政权，更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关于正当行政程序的含义。广义的程序含义是指“事
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运用
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运用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本案案情,本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市北仑区金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淑华（徐成兵之妻）.原审被告：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2003年7月6日，徐成兵经案外人杨某介绍到金鑫公司处工作，与金鑫公司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2004年7月7日，徐成兵自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前村暂住地骑自行车至金鑫公司处上班途中，与机动车发生碰撞致死，并抛尸在宁波市北仑区富春江路南段桥边。2005年6月14日，彭淑华向宁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认定徐成兵该次事故伤害为工伤。宣告后金鑫公司不服，与同年9月9日向北仑区政府申请复议。2005年11月8日，北仑区政府在未通知彭淑华参加行政复议的情形下，作出复议决定，撤销了北仑劳动局作出的涉案工伤认定决定。彭淑华不服行政复议决定，于2005年12月28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彭淑华诉称：1. 2004年7月7日晚，徐成兵骑自行车上班途中与机动车发生刮檫后致死，驾驶员逃逸。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该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北仑区政府以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出具的证明不合法为由撤销涉案工伤的认定，事实不清。2.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北仑去政府有通知彭淑华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的义务，然北仑区政府未履行该义务。（认为行政复议决定违反程序，无效）
北仑区政府答辩称：1.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出具的证明只是一种推测，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徐成兵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伤害的事实。2. 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进行，行政复议法未给行政复议机关设定通知厉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的义务。（认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金鑫公司述称：徐成兵是被他人谋杀，由刑事犯罪引起，不能认定为工伤。 一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可能不利于具有厉害关系第三人行政复议决定的，应当通知具有厉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以保障其行政复议中的权利。本案中，北仑区政府在未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的情形下，撤销了北仑区劳动局作出的涉案工伤认定决定，未有效保障彭淑华陈述，申辩，知情等行政复议权利。北仑区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的公开原则和设定第三人制度的意旨。因此北仑区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法院的判决如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三目之规定，判决撤销北仑区政府于2005年11月28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北仑区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行政复议和公开原则的两个名词意思.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
自然正义与正当法律程序的比较分
自然正义与正当法律程序的比较分析 -------兼述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影响 摘要:自然正义起源于古老的英国，可以溯源于《大宪章》，是英国法治的核心内容，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英国普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被视为权利与自由的基石。后来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使内容更为丰富与发展。我国行政程序立法过程中有必要对其核心内涵进行汲取与学习。 关键词: 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行政程序立法 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概念，是英国行政法上最基本的程序原则，在美国被称为“正当程序”，为美国法所继承与发展，两者虽然都体现了程序正义的理念，但实际上，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与区别。作为法治社会中的核心内容，此原则对英美经济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处于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处于法治社会的进展中，作为最古老重要的行政法原则，我国在行政程序立法过程中要汲取自然正义的内涵，进行正确的把握与认识，进而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 一自然正义与正当法律程序的起源与区别 自然正义原则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所体现的程序公正根植于古罗马法时代的“自然正义”( natural justice ) 。最初意义上的自然正义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分类。他认为自然正义是指以人类固有的自然本性之生命发展原理而成立的实质正义。要求人类追求善, 并成立各种社会制度, 以实现社会福利。自然正义于人性未变时对人类起普遍支配作用, 而在具体社会生活条件要求下, 可因时因地发生变化, 衍生出适合该社会的共同的“善”。在立法方面, 自然正义是指导的原则和依据。在司法方面, 在追求法律稳定性与妥当性上也有相同的功能。它对法官造法、解释法律、形成法理均有指导和批评的作用。自然正义实际上就是法律的基本精神，它是法官造法、法律解释以及形成法理的依据。只有赋予法律实现自然正义的功能，我们才能在制度方面从根本上保护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 自然正义是英国普通法中一项古老的法原则。它是自然法的产物, 是人的理性、公平、正义等观念的结晶。①在英国, 正当程序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215 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第39 条。它规定: “凡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 或经国法( Law of theLand) 判决, 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 我们不得违反这些规定而为之。”依学者的见解, “经国法判决”一词语与“正当程序”属同一意义。②正当程序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公布之伦敦自由律第3 条, 该条规定“任何人, 无分身份( state ) 或地位( condition) , 非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予以放逐、处死、没收其财产, 或剥夺其继承权”③虽然在成文法上出现了“正当法律程序”, 但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一直为人们所关注。20 世纪丹宁勋爵对它作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为的各种方法: 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 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 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 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④由此我们看到, 自然正义和法律正当程序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 “自然正义原则的本质要求是中立不偏和申诉辩解,而法律的正当程序则要求司法机构在行使权力之时, 应当按照公正的程序采取公正的方法进行。”⑤当然, “正当法律程序”在成文法上的出现, 它并不意味着替代了自然正义的地位, 章剑生认为“自然正义”的一种人定法的言辞表达。自然正义作为一种法律理念支持正当法律程序发挥世俗法的功能, 而不是为正当法律程序所替代。⑥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英国的正当程序观念不仅融入美国法律之中而成为一
试述程序正当原则
试述程序正当原则 摘要：在中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已被正式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并在草拟过程之中。从制度源流与理论基础两个层面对程序正当原则进行系统考察,力求为科学地揭示该原则的基本内容提供系统的理论论证,并为科学地构建中国行政法上之程序正当原则提供理论依据。从制度上考察,程序正当原则起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正义”发达于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法律程序”。到了20世纪,包括许多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纷纷进行行政程序立法,通过立法将程序正当原则确立为行政法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程序正当、行政法、基本原则、法律 在英国程序正当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第39条。首次以法令形式明确提到并解释了“程序正当”这一词语。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英国法院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在英国,程序正当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保持最低限度的公正,亦具体包括公平听证和避免偏私两项规则。避免偏私要求行政行为必须由没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公平听证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不利于公民的行政决定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后者主要又包含三项具体内容:一是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二是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的论点和根据的权利;三是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美国内战前期,汉密尔顿在1787年的纽约州批准宪法会议上提出“程序正当”一词,该会议予以采纳并提出“人权法案”。它构成了美国宪法程序正当条款的起源”。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要求政府的“正式行动必须符合对个人的最低公正标准,如得到充分通知的权利和做出裁决之前的有意义的听证机
正当程序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作用和地位
正当程序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作用和地位 摘要：正当程序是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指导性原则之一，公安机关的所有执法活动都是在这个原则下进行的，因此明确行正当程序在公安执法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以正当程序的涵义为出发点，结合因缺少正当程序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实例来探讨其在公安行政执法活动的作用和地位，以期更好地提高公安执法水平。 关键词：正当程序公安行政执法作用执法效果 引言：公安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时必须要遵守一定的合法程序。但就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虽然已经具备了按照正当程序行使职权的条件，但是在一些地区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违反正当程序要求的现象还时有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将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正当程序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正当程序和公安行政执法的含义 程序正当,又称为正当程序原则,主要是指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作出行政行为应当遵守的最低限度的要求。i程序正当是行政执法活动过程的根本原则和重要保障。行政执法意味着由国家行政机关或由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行使职权权，贯彻实施立法机关及各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 公安行政执法指的是：各级公安机关及其派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法定程序、行使其职权，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内容，其范围上具有广泛性以及具有特殊的强制性。 二、公安行政执法中程序违法的四种表现及实例分析 （一）当前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程序违法的可划分为四种基本的表现形态： 1步骤欠缺。即公安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须依法律规定的步骤进行,但公安机关违法而未采取或履行相应的步骤。 2顺序颠倒。即公安机关违反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构成的违法。 3形式违法。即公安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当采取某种法定形式而未采取,或采取了法律禁止的形式,构成程序违法。 4时限违法。即公安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超过法定的时间限制,从而构成违法。 （二）程序违法的实例 2009年10月14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18岁男子孙中界开着公司车因好心意外搭乘一名乘客，不料这名乘客竟是上海交警队“钓鱼执法"的工具。孙中界也因”非法营运“遭到罚款。他回公司后又遭到同事等指责，他为了表示自己清白一怒之下便自断小指，并上诉法院。直到10月26日，上海浦东新区终于迫于舆论压力做出了判决。这就是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上海市“钓鱼执法”案件。 （三）“钓鱼执法”事件的不良影响 通过“引诱违法”的手段来查处“黑车”，其执法的方式无疑是不正当的。行政执法的正当程序要求我们在对相对人作出不利的决定之前，必须事先告知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必须
试述程序正当原则
试述程序正当原则 摘要：构建法治社会的实质要求就是依法行政，程序正当是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原则，某种意义上说，行政程序发达与否，是衡量一国行政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构建的重要方面。不断的规范程序正当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本文从程序正当原则的含义、要素以及规范程序正当原则的意义出发，阐述了程序正当原则。 关键词：依法行政；行政程序；程序正当 法律程序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顺序、形式和手续，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形式和必要条件。[1]它既包括解决纠纷中所适用的由“形式法”所规定的一切程序，如诉讼程序、仲裁程序、行政复议程序等，也包括实体法中所规定的一切程序，如合同订立的程序、合同解决的程序、行政行为所遵循的程序等。[2] 所谓程序正当，蕴涵了“最低限度公正”这一程序正义基本理念，就是指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从程序正当的适用看，法院并没有明确指出程序正当要求行政机关以何种程序行使权力,但指出如果程序不能满足“某种标准”,就是不可接受的。[3]“最低限度的公正”体现着一种理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不可放弃的。否则不论该程序的其他方面如何,人们都可以感受到程序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 对于行政程序具体来讲，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避免偏私原则。避免偏私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进行过程中应当在参与者各方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和地位，不得受各种利益或偏私的影响。它是程序中立性这一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在行政程序中的具体体现。程序中立要求行政主体排除利益的干扰，居于中立的立场，从而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裁决。其核心要求是“避免偏私”。即是没有利益牵连、没有个人偏见的行政行为。因此，许多国家的法律明确禁止在正式的听证程序中单方面的接触。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如果在正式听证程序中出现了单方面接触，这种接触的内容必须被制作为听证记录的一部分，并且行政官员可能因此受到制裁。 2. 行政参与原则。行政参与原则是指受到行政行为结果影响的行政关系人有权
正当程序原则案例
正当程序原则案例
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运用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评析 [案例问题] 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有没有法律效力？该不该适用于审判实践？公权力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应该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才是适当的？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一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有何必要性?以及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下适用的局限性以及亟待解决的缺陷有哪些？ [案情介绍] 1998年底，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田永一纸行政诉状将自己的母校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判令学校按规定向自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办理相应的毕业手续，并赔偿因为延迟颁证所遭受的损失3000元。田永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但在临近毕业时，被告却以原告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校方解释说：田永曾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学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① [法院判决] 一审受理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原告田永没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起因是北京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