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简介
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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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作品名称经世致用
创作年代明清之际
作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名称来源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
目录
1概述
2简介
3历史渊源
4引用概述编辑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
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
经世致用
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
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作者注）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
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正是有了陶澍、魏源等一批深受王夫之思想影响的湖湘士人，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风气，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这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贯彻。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对近代的影响又不可谓不大，其中以湖南为最，单一湖南，便有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胡耀邦乃至朱镕基至今，其影响不可谓不大。[1]
附：明代经世致用的思潮及其特点
明末，由于王阳明后学的盛行，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已达极点。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所谓
"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被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李颙、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提倡的程度和方面，各有不同）。从地域上说，当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江、浙一带，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等是其代表：一个是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孙夏峰、李颙、傅山、颜元、李塨、王源等是其代表。他们的社会学说是一致的，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然而，在哲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有的是唯物论者，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信仰程朱，有的信仰陆王，有的折衷程朱、陆王，有的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呈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潮。该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世致用思潮的一般特点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点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 甲申革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总结明亡之经验，他们深感书生空谈误国。黄宗羲说："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 赵翼总结明末书生之弊说："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
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 ，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这种新学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一）"务当世之务"。
顾炎武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务当世之务"，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者的为学宗旨。朱之瑜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生民之不遂。" 他们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内容。李颙说："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 这种康济时艰的精神，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显明界限。
（二）勇于任事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潘耒称道顾炎武说："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黄宗羲说："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 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他们认为，圣贤与佛、老的区别，正在于此。颜元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矫言性天，其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 因此，颜元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刘献庭甚至认为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就不能称为人。
（三）致力创新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们要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绝不蹈袭古人。顾炎武批评明代学风弊病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强调凡所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颜元则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他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同异。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激烈地反对蹈袭古人。他说："言，我之言也。名，我所称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 所以唐甄一生"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 他的《潜书》能和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齐名，并非偶然。不袭古人，独立思考，贵在创新的精神，使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家幻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别开生面，取得巨大成就。
（四）注重调查研究。
经世致用学者比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刘献庭、顾炎武、顾祖禹为其代表。如刘献庭"脱身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他用这种调查访问的办法"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而成为"清初一大学者"。再如顾炎武，可以说是清初学者中推崇调查研究的典范。"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他遍游北方，心怀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一年之内半宿旅店"。"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穷一生之功，写出"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的《日知录》等名著。地理学家顾祖禹则"舟车所往，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这种调查研究之风，在清初学者中比较盛行，成为清初学风的一大特点。
（五）研究范围广大。
经世致用学者们"引古筹今"，研究范围宏伟广大，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等。如李颙"倡'匡时要物'，少时著《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著》诸书，'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 黄宗羲则"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 顾炎武"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 王源说刘献庭"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就是在学术上仍属程朱派的学者，也已经跳出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扩大了研究课题，陆世仪说："今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讲。" 最具有典型性的，可能是颜元的所谓"六府三事之学"。根据李塨的解释是：
"六府三事，此万事亲民之至道也。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大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正德，正此金木水火土谷之德；利用，利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用；厚生，厚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生也。"
从以上列举的几个人看，他们研究的课题，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理学、甚至经学的范围，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研究范围的扩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和动向。
从以上五点，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学者们在清初所开创的一代新风的概貌。
二、经世致用思潮的社会、政治思想
下面我们将论述经世致用学者们的政治思想。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发表时论，并苦心孤诣地设计了各种社会改革方案。
（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明清时代，封建君主专制已发展到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清初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经世致用派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接触了这个问题．并认真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明清之际掀起的关于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大讨论，实质是关于明清政治制度的讨论，其核心是关于君权的问题。
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方面，黄宗羲和唐甄是经世致用思想家中的两员健将。黄宗羲的可贵在于揭露了历来封建君主的自私，指出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他们取得帝位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取得帝位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奉我一人之淫乐" ，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实为一切罪恶之根源；黄宗羲的这些"横议"成为中国近代反封建专制的先声。唐甄则从人本学的角度批判了封建的造神学，揭露了对封建君主的偶象崇拜，认为君主也是普通人，无异于常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 这对君权神授是个致命的打击，对封建的造神愚昧是一种启蒙。顾炎武、王夫之、颜元虽然不象黄、唐那样激烈，但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君主专政的不满。顾炎武严格区分"国"与"天下"两个概念，说"易姓改号"只能叫亡国，而"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才叫亡天下。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易姓改号"的所谓亡国，而是"匹夫虽贱，与有责耳矣"的亡天下。这种把"国"与"天下"、"匹夫"与君主加以区分的思想，带有近代思维的很大特点。对于君主独裁，顾炎武则批评说?quot；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机之广，固非一之人所能操也。" 在这一点上，颜元、李塔塨与顾炎武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对"人主"自私天
下"，"天下之权必欲总揽于一人"的君主专制独裁也表示不满，颜元"复封建"的政治主张，就有限制君主权力的意思。王夫之的"公私论"，也有些类似顾炎武，王夫之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他的结论是"天下非一家之私"。"公私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是他们批判君主专制伪有力武器。
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只停留在限制君权的阶段，离提出废除君主制或更进一步提出民主制还差得很远。为防止"一人总揽"的"独治"，他作了各种设计，如黄宗羲、颜元都主张加强宰相制，黄宗羲还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的主张，把学校作监督王权的机构，以公议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顾炎武、唐甄则提出"庶民干政"的主张。顾炎武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 唐甄要求要允许"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
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思考--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批判，要求限制君权的强烈愿望，同情人民的热烈感情，都是这一时代的先进思想。
（二）土地方案
明末清初，土地高度集中。清初的思想家们大都激烈地反对土地兼并，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看待。他们构想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以反对土地兼并为中心，又涉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以黄宗羲、颜元、李塨、王源为代表，来分析经世致用学者的土地思想。
黄宗羲设想的解决土地兼并的方案是恢复"井田制"。历史上的"井田制"究竟如何，能不能恢复，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必讨论。黄宗羲在古代"井田制"的外衣下所表露的土地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针对明代官田所有制，提出平均授田，提倡土地平均使用，"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
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这实质上就是均田的思想。二是均田之目的是"遂民之生"，让人民有生活出路，"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这无疑是针对封建赋税盘剥的苛重。
在经世致用学者当中，颜李学派是比较重视，也比较多地研究了土地问题的一个学派。颜元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原则，激烈地反对。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的严重土地兼并现象，抨击"令万人之产而给一人"的不合理制度。同黄宗羲一样，颜元也主张"复井田"。他也为"复井田"设计过种种方案，而其实质仍着眼于均田：颜元说："使予得君，第一义在均田，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 李塨也说："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 以均田对抗土地兼并，在清初几乎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很多思想家都持有均田的思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颜李学派的重要成员王源，他的土地思想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近似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和主张。王源说："谓民之不得其养者以无立锥之地，所以无立锥之地者以豪强兼并。今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官无大小皆无可以有田，惟农为有田耳。天下之不为农而有田者，愿献于官则报以爵禄，愿卖于官则酬以资，愿卖于农者听，但农之外无得买?quot; 王源的这种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中国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刚好衔接。
（三）教育思想
明末，科举制流于形式，八股时文成为士大夫的进身工具，"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因此形成"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 科举八股给社会造成很大祸害。清初经世致用学者都激烈地批判科举制，对八股制役，尤深恶痛绝。顾炎武说："废天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生员而百姓之用苏，废天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生员而用进之材出。" 几乎把一切社会弊病，一切社会恶习都归结为生员制度。黄宗
羲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 对八股时文，他们不愿为。也不屑为，因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学问，而是封建士大夫功名利禄的工具。朱之瑜说："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借此于进。彼何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 顾炎武说"时文"，"五尺之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因此，八股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土，官不成官，将不成将。" 李塨曾痛斥时文之害说："自明之末世，朝庙无一可依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请。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荼毒，谁实为之，无怪颜（习斋）先生之垂泣而道也。"
他们批判科举八股，并非说他们轻视教育。他们都认为教育为"政事之本"，"人材之本"，对讲学尤为注意。李颙说："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此人生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 这虽然对教育的作用未免夸大，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教育的足够重视。他们认为工农胥商人人可学可教，没有"不可以学"，"可以不学"之人。孙夏峰说："良以天下无不可以学，可以不学之人，而农、工、胥、商，苟能用力于人纪，而尽其职之所当为，即此可以为人之学矣。" 因此他自己"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族，有就见者，必诱进之。" 他们施教的对象显然已超出了封建士大夫的范围，大有扩及平民的倾向。至于他们施教的内容，我们可以从李颙所提倡的"体用全学"和颜习斋晚年主持的"漳南书院"看出来。
李颙倡"体用全学"。他的"体用全学"分"体"和"?quot；两类。他为"适用类"开过这样一些书目：《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纲》、《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这些书目，全是经世类。在《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诸项
下，李颙自注："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然读书易，变通难。赵括能读父书，究竟何补实际?神而明之，明乎其人，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夫岂古板书生所能办乎！" 他教育的内容侧重适用、贵变通、反对古板书生。
颜元晚年亲自主持漳南书院，以实现他的教育主张。我们从漳南书院的课程设计，可以看出颜元教育的内容。漳南书院课程设置有："文事课"："内分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课"："内分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课"："内分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课"："内分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从以上看，颜元教育的内容，在经世致用方面占有重要比重。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教育的轨道，但对封建传统教育作了当时所能作到的修正。这在当时说已经是最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了。颜元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一个"动"字，反对"静"字。自理学盛行以来，提倡修身养性，特别强调"静"。这个"静"字，造成士子们"闭户塌首，如妇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钱谷，曾俗吏之不如"。颜元不然，他重视动。他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这种动中求强的思想，是符合现代教育精神的。梁启超总结颜元的教育思想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实，动、活三个字的确能够概括颜元的教育思想，也大致能概括清初经世致用学者的教育思想。实、动、活与理学的虚、静、死形成鲜明对照。
三、经世致用思潮的哲学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哲学思想是各不相同的，呈现出一种异常复杂的现象。
孙夏峰既以"阳明王氏为宗" ，又"潜心于宋朝濂、洛诸儒"。兼采程朱、陆王，在哲学上具调和色彩，属唯心论。李颙深明体用之学，明理学之体，矫理学之用。他主张"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白沙、阳明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后取二程、朱子……之书玩索，以
尽践履之功。" 哲学上基本倾向陆王。黄宗羲在哲学上受王阳明影响很深，不仅他的名著《明儒学案》的编写以王阳明为中心，而且很多地方发挥了王学的"心外无理"的观点。但黄宗羲在批判程朱理学时，也容纳了一些"无气则无理"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明代唯物主义者王廷相等人的影响，表现出一定唯物主义倾向。顾炎武的哲学观点，明显地褊袒程朱，反对陆王，"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是也。" 但他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学风，使他又自发地倾向唯物论。他在哲学上没有系统的建树。王夫之、颜元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皆属唯物论，但其发挥的方面不同：王夫之博大精深。长于理论思维，所以能把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推向高峰，理论上的建树特大。而颜元；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 ，理论的思维深度不够。但在哲学上他开辟了向实践接近的新方向，"物物习之"就是这个新方向的概括。李塨、王源与颜元大致相同，所以能组成"北方之强"的颜李学派。唐甄尊"阳明良知之学，直探心体，不逐于物"，哲学上属陆王心学派。伹他特别强调了王阳明的事功思想，矫正王阳明后学的空疏，反对只讲心性不谈事功，"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 ，"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 陆世仪常于"理气之间，尽心体验"，"始知太极为理，两仪为气，人之义理，本于太极，人之气质本于两仪。理居先，气居后，理为主，气为辅。" 在哲学上是程朱派。但在学风上，他对程朱有所矫正，"先生之学，主子身体力行，不尚空知空论，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实。举凡天文、地理、礼乐、农桑、井田、学校、封建、郡县、河渠、贡赋、战阵、刑罚、荐举、科目、乡饮、宾时、祭祀、丧纪，非惟考核之详明，实乃体认之精审。" 朱之瑜远处异国（日本），与国内思想家的交流较少，但他"攻击道学之士不惟无益反有害，故绝口不为耳" ，他一生"不佞以人事为主，其恍惚渺茫之事不入言论"，强调"巨儒鸿土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没有系统的哲学观点。傅山"有从正统思想解脱时代束缚的倾向"，他欣赏
《庄子》，反对正统理学，"老夫学老庄者也，子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哲学上他仍属唯心论体系。其他如魏禧、刘献庭、顾祖禹，则哲学思想甚少。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学者们在哲学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们之中，有的是唯物论者，如王夫之、颜元、李塨等。有的是唯心论者。如孙夏峰、唐甄、李颙、陆世仪、傅山等。有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如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等。在唯心论者中，有的倾向陆王，如唐甄等，有的倾向程朱，如陆世仪等，有的兼采程朱陆王，如孙夏峰等。他们虽然有各自的哲学理论，各自的理论信仰，但在经世致用、不务空谈这一点上都比较一致。可见经世致用是一个时代的思潮，是当时思想家共同考虑的重大课题之一。这众多的思想家讲经世致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quot；主实"而论，他们之中也还有"实行"、"实读"、"实想"的区别，此不细论。这与他们各自信奉的哲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第二，他们之中，除少数人，如王夫之、颜元等人外，大多数在哲学上或受程朱影响，或受陆王影响，未跳出程朱陆王的范围。因此哲学上缺少独创性，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在哲学理论思维上贡献有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虽然还未从根本上脱离程朱陆王，但却对程朱陆王理学的空疏、不务实际表示不满，对程朱陆王作了一定程度的矫正，所以他们仍然是一个时代的先进思潮的代表人物。
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对中国近代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确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清初经世致用学者们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除具有那个时代的意义之外，今天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对我们今天搞学术研究有没有一些启发、借鉴作用呢？这是我们思考的。
简介编辑
中南大学校训。发布于2006年3月2日。
“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校训“经世致用”，一是体现了这所学校的文化传承，有湖湘特色，并与孙中山先生早年为湘雅的题词“学成致用”一脉相承。二是有利于引导中南学子把远大理想抱负和锲而不舍努力结合起来，既要志存高远，敢为天下先，又要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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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历史渊源编辑
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但金华学派对朱陆理学的争执却采取了调和折衷的态度。而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空谈，作了猛烈的批评。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①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如黄宗羲“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庶民干政”的主张。②经济上，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贯串着“均田”的精神。他们提出的“均田”虽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有根本不同，但表现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和同情。③教育上，他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举制和八股时文，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有用人才。④哲学上，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创，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
清末，封建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他们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从先秦至清
近代常用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下.属于一种主张，或者价值观.当时的清王朝积贫积弱，外夷入侵，要何去何从有大致两派，一派坚持旧的传统，抵抗便宜好用的洋货，痛恨洋务派，却无
法抵抗洋货的蔓延.另一派属于洋务派，即所谓"新派",讲究"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包括技术，经营模式，科学文教等等.洋务派的观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要实际操作，学习新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否颠覆传统，反正要实际.
引用编辑
以下是一些引用：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
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家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
关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略谈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
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的经世之学及其意义 儒家在中国已有近2600年的历史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本身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各以其自身立场阐发各自的儒学思想，而且儒学宏富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亦使研究者对儒学的了解颇感困惑，从而引发了许多误解和争论。其实，无论儒学经历过多少时代，我们对儒学的理解首先应该弄清儒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儒学的目的、儒生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笔者认为，从此契入最应紧紧扣住经世精神及其意义来了解、体认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 儒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之学，儒家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世精神。所谓“经世”，即“经世致用”。“经世”有时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意义相同。“经世”是指称儒家极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祈求迗到天下治平的一种观念。“经世”概念最早见之于《庄子?齐物论》，其言有 曰：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对于这里提到的“经世” 一词的含义，学者说法不一，如章太炎认为应解作“纪年”；梁启超则以济世致用之义视之，他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为诸生订立学约十条，其中第九条即为“经世”，并解释道：“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凡学焉而不足为
世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查“经世” 一词，历史上也有用为“入世”的同义词，以与佛教“出世”观念相区别，如南宋陆九渊谓：“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故近世学者有认为庄子之言是“由道家出世的观点，反衬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庄子“经世”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姑且可以置之不论，但经世观念确实代表着儒家入世和通过为政以达到致天下于太平、登万民于圣域的态度与抱负。 儒家的经世并不是因职责所需而体现的。刘师培认为儒家的经世精神渊源有自：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亲民治事、化民成俗本为司徙应有天职，儒家由此转化而成学派。刘氏所说在孔子以前也许是事实，但到孔子时，儒家的经世已绝非为了“尽职”，而是作为儒者或社会良心承担者无可旁贷的责任。这从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孔子言行的《论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孔子阐述其最为强调的“仁”的观念时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迗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有弟子问何为儒家的理想人格__ “君子”，孔子的回答也是经世的：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顾炎武的教育思想
顾炎武的教育思想 摘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这句名言就是出自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他不仅仅这样教学生，而且自己也做到了。他的“经世致用②”的进步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强调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 关键词：顾炎武；明末思想家；教育家；代表作《日知录》；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是明末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三大进步爱国思想家、教育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出自他的代表作《日知录》。 顾炎武在教育方面提倡“经世致用”，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很进步的教育理念，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启发。“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能运用于实际。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在封建社会时期，许多读书人一股劲的钻研“八股文章”和诗词，但这些知识除了能够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实用价值不高。所谓的社会人才、国家栋梁，都是迂腐、脱离现实、空谈主义者。而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体现了顾炎武希望后世的读书人能够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这一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包括清末维新运动中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他非常支持和鼓励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直到清末，终于废除了科举制度，读书人开始投身实业建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如孙中山，通过学医和在国外接触民主社会，回到国内后先是医学救人，后来参照美国先进的民主制度，领导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 经世致用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作为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就是为了今后走出社会能将知识运用到社会建设中，范围缩小一点的话，就是为了能够用自己所学来谋生、甚至打拼一番事业。考试只是一个形式、一次对自己一段时间乃至整个大学学习以来的一次总结考评。我们在大学里追求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不挂科、拿到文凭，而更应该利用这些时间，学习更多有用的东西。文凭只是一把敲开未来的钥匙，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才是自己将来打拼事业、建设国家的资本。 今天许多大学生将许多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了玩电脑游戏、看网络小说等吃喝玩乐的事情上，晚上熬夜玩游戏、看小说，白天上课睡觉，到了考试的时候再通过各种方法让自己不挂科。这样就算你在网络世界里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看过了多少小说，顺利拿到了文学文凭，将来走出社会，你会发现这些大部分都运用不到你的工作中，那时候才会突然醒悟，假如大学将玩游戏的精力用来例如学习制作网页学到精通、将看小说的时间用来看例如学习、研究顾炎武的《日知录》，或者一些英语文章等。将来能运用到的范围也是很广的。 2006年著名的中南大学将“经世致用”作为了校训，让每位求学的大学生铭记于心中。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所以，我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要做到“经世致用”！ 顾炎武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不忘告诉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顾炎武不仅仅这样教学生，自己也做到了。 明末爆发了农民起义，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了北京城。关外的满清国趁虚而入，侵略中
2020年高考历史热点单元突破专题三：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含答案解析).docx
专题03 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 【重难点梳理】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1.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原因 (百家争鸣，启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它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①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是百家争鸣出现的根本原因，为学术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②社会变革和各国纷争的局面促成了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 ③私学兴起，教育相对普及，培养了大批人才 ④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竞相礼贤下士，重用人才 2.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 ●儒家： 孔子哲学思想——思想核心是“仁”、“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 政治思想——①主张为政以德(含民本思想)②提出“正名”主张 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评价： ①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②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被推崇为“圣人” 孟子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 哲学思想——“性善说” 道德思想——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评价： ①《孟子》一书被当作经典，后列为“四书”之一 ②建立一套系统的政治学说“仁政”，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 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被尊为“亚圣”，对传统文化产生很大影响。荀子哲学思想——①“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唯物主义) ②“性恶论”(但教育可使人由恶变善) 政治主张——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 评价： ①基本继承了儒家思想，但不为正统儒家重视。 ②作为战国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中国哲学影响深远。 ●道家： 老子哲学思想——①“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否定“天命论” ②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面及转化) 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评价： ①中国第一个探讨宇宙本源的哲学家 ②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子哲学思想——“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逍遥”(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 天与人“不相胜”，人必须顺从自然 ●法家：
经世致用简介
经世致用 编辑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作品名称经世致用 创作年代明清之际 作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名称来源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 目录 1概述 2简介 3历史渊源 4引用概述编辑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
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 经世致用 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资料讲解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思想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我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它对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其范围包括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儒家思想不仅在道德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特有的法律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法律的制定及其有效地实施。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创立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当时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中，孔子一向推崇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全面崩溃，因此他当仁不让的充任了旧制度的继承者和卫道士，提倡“礼治”，“德治”。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三，随着法律儒家化的逐步深化，至隋唐法律同儒家思想的礼高度融合，法律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议》，从而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将
高考备考资料_经世致用(整理精校版)
经世致用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作品名称 经世致用 创作年代 明清之际 作者 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名称来源 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 概述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原因
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 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
经世致用
我对史学“经世致用”的看法 “经世致用”一个我们经常会提及的词语，一个我们在谈及史学文学功能时常常使用的词语。那么什么是“经世致用”呢？首先我们需要为这个词语下一个定义。 《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颇深，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历史。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创立了影响后世千余年的儒家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周游列国，教授门徒三千，就是为了宣扬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以求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局面。并且儒家思想很实际的教导人们该怎样为人处世。可见，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强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也一直影响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经世为己任，自觉地关心时政，积极参与国政。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兴盛，此学强调“修身”，在实际实践中将“修身”与“经世”割裂开来，并且此学将“理”的思想僵化，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理学兴盛时期处于低谷。而继理学兴起的心学也只致力于“心学”本身，不注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而到了清代，在中央专制集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经世致用”思想更似乎是走到了尽头。 而在整个“经世致用”思想处于低谷时期时，也纷纷有人站出来呼吁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空谈。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就反对空谈，倡导“实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清末，鸦片战争爆发，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其中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 其实可以说，从先秦时期起，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一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兴
浅谈顾炎武的政治思想
浅谈顾炎武的政治思想 摘要：顾炎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屏弃宋明理学的空谈，提出了“兴实学、经世致用”、“引古筹今”等思想观点。他的进步思想在于在当时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他提出了“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并对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这样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面对当时社会道德的下滑，他主张“以名为治”，即“行教化、正人心、厚风俗”，试图从社会道德入手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他终身不易的反抗精神，强烈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积极思想以及广博宏富的学识，对后世影响深远，也倍受世人赞誉。 关键词：实学经世致用君主专制分权风俗 一、生平与著作简介 顾炎武，初名继绅，后更名绛，字宁人，生于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1862年，江苏昆山人。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以后，由于他敬仰南京爱国志士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故更名炎武。他的家乡有个亭林湖，他的故居在此，所以后人又称他为“亭林先生”。顾炎武出生于“江东望族”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曾在明朝政府中担任过南京兵部右侍郎，但他的父亲并未取得什么科举功名，从此他的家业便开始渐趋衰落，在政治上也受到豪强的欺凌。 他的嗣祖顾绍芾从小就对顾炎武进行启蒙教育并且产生了较深 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许多重要历史著作，如《左传》、《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也读过《孙子》等兵法书籍①。他不仅从书本上学“实学”，他还在实践中学习“实学”。他于1626年参加了“复社”的活动。复社是一个富有政治性的学术组织，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呼吁改良朝政。 明朝灭亡以后，他投身到了抗清斗争的洪流之中。顾炎武在苏州、
2019年高考历史二轮复习专题03古代中国的文化练含解析
专题03 古代中国的文化 1.练高考 1.（2018年江苏卷历史21）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主体。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中国文化发生过三次历史性融合。汉代学者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整理和发挥，这属于本土文化内部的综合提升。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第二次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属于东方文化的局部交流。随着佛教文化的渗入，特别是唐代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佛教经典，开辟了传统秦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时代。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国佛教、精密深邃的佛教哲学，并对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以深刻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融合。明代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科学工艺。这是中国文化第三次融合的开始。 ——摘编自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材料二佛教的禅宗一支，是儒学演进到宋明理学真正的阶梯。宋明理学的出现，说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到空前成熟的时期。它极大地深化了传统的儒学，进一步巩固和凸显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儒、释（佛教）、道的界分变得不那样重要了。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理学的新天地中得到了升华，并进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进入了社会生活……王阳明的学说虽然没有像朱熹那样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在士林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特别在晚明几成笼罩之势。 ——摘编自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等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从文化区域的角度，指出中国文化三次融合的对象有何不同。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宋明理学为例，就中国文化的“包容力”和“生命力”写一篇小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280字左右） 【答案】（1）不同：第一次：本土文化内部的融合；第二次：东方文化内部的融合（与东方局部地区文化的融合）；第三次：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西方文化的融合）。 （2）略。 【解析】第（1）问，依据材料一中的“汉代学者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整理和发挥，这属于本土文化内部的综合提升……第二次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属于东方文化的局部交流……明代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科学工艺”可以得出，从文化区域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融合是本土文化内部的融合，第二次融合是东方文化内部的融合，第三次融合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夏、商、周得资料不多,从零星记载瞧,夏、商主要就是宣扬“受命于天”得神权法思想。周实行宗法制度,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得宗法思想。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旦总结商纣王残酷镇压人民导致灭亡得教训,提出“明德慎罚”,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礼坏乐崩,权力下移,诸侯、大夫异政。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得政治家、学者纷纷发表政见,形成了“百家争鸣”得局面。由于留下得史料较前代为多,不少著述表述得主张较为系统,成为思想史、也就是法律思想史得重要源头。史称“百家”,主要就是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得法律思想。儒家创始人就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与荀况。孔丘得代表作就是《论语》,贯穿其中得就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得得思想体系。她主张“礼制”、“德治”与“人治”,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伦理等级秩序。她说:“道(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她还说:“为政在人”。孟轲就是仅次于孔子得儒家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其发展了孔子“仁”为核心得“德治”理论,明确提出“仁政”。她说“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她得重民思想很突出,在孔丘爱人思想得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她也主张“人治”,在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出“贤人政治”。她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贤者在高位,就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况被列为儒家,留有《荀子》一书,但其内容与孔丘与孟轲得主张不完全相同。她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她说:“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意思就是以礼作为立法与类推得根本原则。她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论证应以刑罚惩治犯罪。她得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就是战国末期著名得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得学说开创了汉代礼刑(法)合一,儒法合流得先河。 第二,墨家得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她就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得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就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她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得“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她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她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第三,道家得法律思想。道家得代表人物就是老聃与庄周,现存有《老子》与《庄子》。老聃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庄子生于战国后期。老子得法律思想就是“道法自然”,她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治理国家以自然为法,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既反对儒家得“礼”,也反对法家得“法”,主张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她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小心,不要折腾百姓。越折腾百姓,国家越难安宁。她得这种思想对汉初统治者有相当影响。
浅论顾炎武思想
浅谈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1、启蒙思想 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这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缓慢转变的开始，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近似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顾炎武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启蒙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儒家的“仁道”思想与日益扩散和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自私自利的市民价值观协调起来，提出了“仁寓于私”的新仁道观，这种新儒学思想的实质不在于崇尚“私情”，而在于把“仁道”解释得合于人之“常情”，从而使儒家“仁道”获得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弘扬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顾炎武的经济思想仍属于农本思想范畴，认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但他已然具有浓厚的重商意识，提出了“必疾耕，必通商”的经济主张。（参见：《田功论》）他不仅对商人毫无世俗偏见，还专门为一位生前专营盐业的徽商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在另一篇墓志铭中更将“商贾”跟“豪杰之士”和“古之君子”相提并论，对商人做出了很高评价。（参见：《歙王君墓志铭》、《富平李君墓志铭》）他还曾亲自“下海”经商，这在当时启蒙思想家中尤为罕见。他批判“有公而无私”之论，认为对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主张把“私”与“公”统一起来，利用“私”来成就“公”。（参见：《日知录.言私其豵》、《郡县论》） 顾炎武对他最为关切的农业发展问题曾作过诸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如主张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参见：《亭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又如强调不能尽占一切土地作为耕地来使用，而是应当留足余地，坚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夏、商、周的资料不多，从零星记载看，夏、商主要是宣扬“受命于天”的神权法思想。周实行宗法制度，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的宗法思想。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旦总结商纣王残酷镇压人民导致灭亡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礼坏乐崩，权力下移，诸侯、大夫异政。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家、学者纷纷发表政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留下的史料较前代为多，不少著述表述的主张较为系统，成为思想史、也是法律思想史的重要源头。史称“百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的法律思想。儒家创始人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和荀况。孔丘的代表作是《论语》，贯穿其中的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他主张“礼制”、“德治”和“人治”，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等级秩序。他说：“道（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还说：“为政在人”。孟轲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其发展了孔子“仁”为核心的“德治”理论，明确提出“仁政”。他说“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他的重民思想很突出，在孔丘爱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他也主张“人治”，在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出“贤人政治”。他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贤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况被列为儒家，留有《荀子》一书，但其内容与孔丘和孟轲的主张不完全相同。他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说：“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意思是以礼作为立法和类推的根本原则。他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论证应以刑罚惩治犯罪。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荀况的学说开创了汉代礼刑（法）合一，儒法合流的先河。 第二，墨家的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他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的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他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的“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他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他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专制和礼教)、继承(孔孟民本)和创新(民主、经世致用)学案
第四讲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专制和礼教）、继承（孔孟民本）和创新（民主、经世致用）学案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 刘立春 第一部分 提前预习——微观分解，步步为“赢” 【阅读】分析明清之际思想批判时代背景时大致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角度进行。在晚明的思想界，理学占据统治地位，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八股取士使思想界呈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习气。为了功名利禄，广大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空谈心性义理，“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这一方面对思想界造成严重束缚，另一方面又形成空谈误国的学风。于是便有了李贽鞭挞程朱理学、否认孔、孟思想权威、学贵自得的思想和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反对理学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思想主张。经济上，明中期以后,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大批工商业城市兴起，逐利拜金之风在社会上日益兴盛，传统义利观，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受到极大冲击。于是便有李贽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束缚，肯定物质享受，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主张也有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反对抑商，主张“工商皆本”的思想。而明末清初的政治形势对其时思想家的影响更大。明末清初基本的政治形势是君主专制日益强化腐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最后导致明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清军入关，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政府逐步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在当时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看来，这绝不仅仅是改姓易号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事关民族和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大问题，是“天崩地裂”,从而促使他们深刻地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思考的结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学风问题，即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和八股取士，无法解决当时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空谈误了国；一是政治制度上的问题，即明朝君主专制的强化和腐朽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其典型的表现是明开宦官当权，残害忠良，欺压百姓，是君权空前强化误了国。于是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提倡以史为鉴主要是明朝灭亡为鉴，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倡导“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 主张用各种办法来限制、分散君权，促进政治的和谐发展。而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以及“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思想也是明末清初这种政治形势的产物。 问题：据材料概括明清之际活跃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 （一）根本原因：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促进社会转型，导致各种新旧矛盾空前尖锐。 （二）具体原因： 1.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及缓慢发展受到落后封建制度的阻碍；土地 兼并严重， 赋役沉重。 2.政治上：封建制度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废丞相，设军机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 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帮会、西方殖民入侵）促了人们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怀疑批判；市民商业者经济实力增强，势力壮大，要求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3.思想上：传统理学下的封建传统礼教摧残人性、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禁锢人们的思想， 阻碍社会进步；人们竞相逐利、重利轻义的思想促使社会风俗改变，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冲击；进步士人试图冲破四书五经的束缚，藐视礼法，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和发展经济；西学东渐兴起，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 4.进步人士作用：一批正直清廉，爱国爱民、参与抗清的学者努力探索改革社会的方案。 二、主要代表人物和基本主张 （一）明朝晚期：李贽的离经叛道和自称异端——反封建思想的先驱。 1.人物简介：26岁中举人，20多年为官，晚年辞官专门讲学和著书，死于狱中。（求学→做 历 史背景
浅论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
浅论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 【摘要】：经世致用思想囊括的内容繁多,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等,其核心内容皆饱含“实学”,即实实在在的学问,贯穿这一“实学”思想则是经世致用精神。黄宗羲是明清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政治思想方面贡献对明清经世思想的推动尤为突出,他的主要政治思想集中在他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中,其主要政治主张即设相分权、君臣共治、学校议政、地方自治,提出这些政治主张的根本目的乃是对于君主(政府)权力的限制,这是对君主专制的集权时代的巨大冲击,同时,这也是黄宗羲民本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的区别之处,所以学界有称黄宗羲政治思想为传统民本思想通向近代民主思想之桥梁。本文主要通过研究黄宗羲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去解析其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通过其限制君主(政府)权力的政治主张,根据其尊重人性本私、民为本的立场,依托其崇尚法治的治法思想,竭力挖掘其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宪政雏形,寻找其政治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关联。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政论文来讲,正是结合了儒家传统经世的眼光以及对实践“天下大治”的理想与抱负的,是对传统的扬弃与继承,这种既尊重传统,又着眼于现实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我们需要借助古代先贤的眼光来审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同时也要放眼于世界,看到全世界国家的政治潮流。【关键词】：黄宗羲经世致用民本思想政治思想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B249.3 【目录】：中文摘要6-7ABSTRACT7-9引言9-11第一章黄宗羲经世致用政治思想历史渊源11-201.1儒家政治思想11-181.1.1孔孟荀之儒学11-151.1.2汉唐宋之治道15-181.2宋明经世思想18-20第二章黄宗羲经世致用政治思想基础20-292.1人性本私20-212.2民本思想21-242.3治法思想24-29第三章黄宗羲经世致用政治思想之宪政雏形29-383.1宪政雏形略论29-303.2权力分立制度30-323.3朴素议会制度32-343.4地方自治制度34-38结束语38-39参考文献39-40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40-41致谢41-42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42-44 本论文购买请联系页眉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