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 亲热
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亲热-冷战-热战-回暖
发布时间:2011-08-28 09:14 作者:李景贤/口述，黄薇/整理
回想中苏关系那噩梦般的一二十年，我常问自己：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两大民族，怎么会干出此等荒唐之事，而且还不是一件两件，时间跨度又大，并非一年两年!痛定思痛，深感中俄两个伟大民族，只有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以邻相依，才能扫此荒唐，不让那段不幸历史再次重演。
从新中国1949年成立到苏联1991年解体，中苏关系历经42年零86天。钱其琛外长曾把这段历史概括为“四个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对话。在中国驻苏联（俄罗斯）大使馆工作长达12年之久的李景贤，更愿意改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说法：十年“亲热”、十年“冷战”、十年“热战”、十年“回暖”。
十年“亲热”：领袖互访
从1949年到1959年这第一个十年，用“亲热”二字形容中苏关系并不夸张。1949年10月2日，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函周恩来外长，宣布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0月6日，毛泽东主席任命王稼祥同志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2月16日，他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为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
我高考填志愿时，第一个是北京俄语学院，那是1956年，苏联很吃香，“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等口号满天飞，当时我好想去苏联留学；第二个是北大中文系。结果让俄语学院录取了。1960年秋，我以“全优”（全都是“5”分）毕业。当年，外交部派人去学校选人入俄语翻译班第三期，我被选上，在校培训，为期四年。
1957年4-5月份，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对我国进行了长达2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间隔7年后，对毛主席访苏的回访。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主席陪同下，乘敞篷车缓缓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了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我们外语学院（此时俄语学院已与北京外语学院合并）的学生们也去欢迎伏老，队伍排在北京饭店前面。毛主席陪伏老坐敞篷车经过北京饭店时，我们这帮学生看得真真切切，车队开过后，仍兴奋不已，久久留在原地不肯离去。
十年“冷战”：毛泽东发表“九评”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将赫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之图谋，坚决加以抵制。此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苏联专家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很大损失。从1960年到1968年，在将近10年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渐渐变得冰冷起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反目成仇，相互“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
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赶上了中苏“大论战”。毛主席指示要发表十篇文章，名为“批修”，
实则要“整垮”赫鲁晓夫。但发表了九篇文章后，赫鲁晓夫就于1964年10月14日被人赶下台了。有人诙谐地说，此公是让毛主席给“批”下去的。“批修”文章于是便有了一个“历史定位”，叫“九评”。当文章发表时，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晨六点半开始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出，由著名播音员夏青或齐越朗读，一读就是三四十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他们读得铿锵有力，“反修”味道特浓。同学们坐在大教室里一起收听，感到特别带劲，特“扬眉吐气”。在1962、1963年，我们这些学生还感觉不到中苏关系有大的异样，到了1964年就可嗅得出来，同“老大哥”闹翻了，但当时怎么也没有料到，后来两国军队竟在边界上打大仗，而且还真正地、狠狠地往死里打。
1963年秋，我到外交部工作。从那时起，中苏之间的来往就少了。高层来往几乎中断，省部和司局两级交往也很少。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访，我被对外文委借去当翻译。周总理会见苏方客人时，我有幸当翻译。记得周总理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告诉总理，现在中苏间人员往来少了，每年才几次，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周总理说这个办法好。这是当年来访的苏联七八个团组之一。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双边来往便彻底中断了。
那时中苏双方相互抗议不断，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都觉得不够“解恨”。使馆人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递交“抗议照会”，有“不抗议不上门”一说。有时候夜里，国内让使馆去苏联外交部递交抗议照会，领导总是让我去执行。因为是非上班时间，只能把抗议照会送到人家收发室。第一回还不错，人家签收了。第二回就不行，因为苏外交部主管官员事先给收发室打了招呼：“中国人来者不善，拒收！”我怎么说人家就是不收，无奈中只好把照会送到苏联外交部大门内的值班警察处，他们也已被打过招呼：“拒收”。我必须完成任务，便把照会扔到警察脚下，立马就跑，人家警察眼疾手快，把照会扔了出来，我捡到后又扔回去，立即上车就要开走。警察气急败坏地拉着车门的把手，想打开车门把照会塞还给我，我猛踩一脚油门就跑了。过了不到一刻钟，苏联警察开车来到使馆收发室，要把照会还给我们。我当时还留在收发室以观后续动静，见此状告便告诉收发员：不开门，别理他。警察拍门拍了十几分钟，无奈中把照会扔在收发室门下，就开车走了。如今回想起来，这类做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十年“热战”：冲突和示威不断升级
1969年到1978年这将近10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用“热战”二字来形容也未尝不可。在这段时间，毛泽东淡化了与苏方的“真假马列”之争，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预防、消除“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上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春夏，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两国军队打了三大仗，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
我是从1967年“红场事件”后，第一次作为随员被派到苏联常驻，先后三次赴苏，一共待了大约十二年。从1966年“文革”开始，直到1982年，在长达十五六年时间内，中苏人员“老死不相往来”。在两国之间，只保留着二馆（双方在对方的大使馆，而且在两三年时间内，双方实际上把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三线（北京—莫斯科之间每周各开一班飞机、一趟国际列车，保留两国政府间的高频电话专线，即“热线”）和一丁点儿贸易，每年只有两百多万瑞士法郎。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说，这一小点儿贸易额，如果转化为人民币，分到中苏两国老百姓手里，每人大概只能得到两毛钱。
1969年3月2日、15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两次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我“造反派”两次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每次长达两三天，苏馆人员不敢迈出使馆大门一步。“示威者”在几辆广播车带领下，不断高喊“砸烂苏修狗头！”“油炸勃列日涅夫！”等口号，有人还当众烧毁“稻草人勃列日涅夫”。
相应的游行也两次发生在莫斯科。每次有两三百苏联人从使馆门前走过，稀稀拉拉地举着反华标语牌。许多人只是当作个任务来完成，“示威”时边走边聊，有的人甚至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远远没有北京那帮“造反派”那么狂热。我和同事们在使馆主楼七层向下看“热闹”。发现有个情况特别有意思：在使馆临街房子前面，苏联警方用一大排大巴士严密地挡着，以免“示威者”向使馆房子扔石头、墨水瓶，损坏、弄脏使馆的窗户玻璃和墙面。从此可以看出，人家是“被动还招的”，而且“动作”远比当时在北京那些“反修”行为“文明”。
按国际法准则，一国驻外使、领馆的土地，是其国土的间接延伸，俗称“界外领土”，哪怕只占国土面积几万亿分之一。但是，这片特殊国土处于驻在国领土包围之中。驻外使、领馆被监视、监听，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窃听、窃看的办法也不断翻新，安放窃听器，已是半世纪前的“笨招”了。对此，我们使馆采取了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美国人的“防窃”办法也极为给力。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新馆舍的施工人员全部从美国派来，全部建筑材料，包括一钉一线都从国内运来，只有用的水是例外，那是莫斯科市的自来水。试想，从美国把水运来，那得装多少艘大船！横跨大西洋万里迢迢运水，成本太昂贵，况且，至今还没有发现，可以用水来搞窃听、窃照的。”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日夜被苏联军、警、特包围，馆员一出门就会被特工人员紧紧盯梢。我们严格遵守“两人同行”的规定，夫妻算作是一人，而且必须乘坐使馆的车出行。在驻苏使馆旁边的“大学街”上，苏方跟踪的车排成一行，我们的车出一辆，他们就跟一辆，盯得死死的。有一次，我开车猛跑，过了一两个红绿灯，往后视镜一看，很得意，甩掉啦！可是，过不了一会儿，又发现后面有便衣坐的车跟上。原来，当时他们已用上“大哥大”了，人家分段跟，你根本就跳不出他“如来佛”的手心儿。
一开始，被便衣车跟，我很气恼，被跟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啦。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最大的书店买书，一便衣（“熟人”啦）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拿着小本子在装模作样地记。不过，他们这样做，只是在传达一个信号：我在跟着你。还有一次，我开车跑在莫斯科郊外，发现发动机声音有点异常，便停车打开车的前盖儿看个究竟，突然从后视镜发现，离我十一二米处，有个穿便服的人，也打开车的前盖儿在装模作样地看。我细看了一下，此公认识，过了三四分钟后，我把车盖儿放下，向这名便衣招了招手，用俄语说了一声：“咱开路吧！”不过，苏方派人跟随我们使馆人员，不排除另有用意，防止中方人员受袭击提抗议，反而被动。
那时候，使馆与苏联官方真是不吵不见面，正常交往无法进行，这种反常状况一直持续了好些年。我们几乎天天“关”在馆内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没有机会能见到个苏联高官。我们在使馆院内，几次捡到“斯大林小组”从三米多高的院墙上空扔过来的材料。“斯大林小组”由一些对苏联现状不满的异见人士组成。他们提供的材料，主要是揭露苏联的现实问题，我们使馆对这类材料并不感兴趣。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位于“麻雀山”友谊街6号，在莫斯科大学对面，在我国两百多个驻外使、领馆中，论环境和“硬件”，都名列榜首。我们使馆占地11公顷，被公认是莫斯科市区最大最好的氧吧。此地原是个炮兵阵地，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赫鲁晓夫为了取悦毛主席，划出20公顷作为新馆舍用地。当时，我们外交部嫌地方太大，只要了11公顷。后来，我们挺后悔的，要求苏方再给使馆9公顷土地。我们与苏方谈了十几年，他们根本就不予理睬。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我方旧事重提，与苏方继续谈。莫斯科市政府最终同意再划出9公顷土地给我们，作为“补偿”。此地就在使馆的西北角，处于大片林木之中。可惜苏联不久后就解体了，“还地”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文革”期间，使馆日常生活单调，但几乎每晚都放电影，不是歌舞大片《东方红》，就是几个样板戏电影，久而久之，不少歌词和戏词，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每周六则放映苏产原版电影，由全馆懂俄语的人员轮流现场口译解说。个别高人翻译得添油加醋的，特别精彩，常被大家点名来译。也有不少人俄语基础差，“赶鸭子上架”，翻得结结巴巴的，有时银幕上的角色对话半天，译者从嘴里还挤不出一两句汉语来，观众觉得扫兴，纷纷退场，边走边嘟囔：亏他敢上，臭不可闻，该回北京去休息！这些观众不懂俄语，不知道现场解说原版电影有多难。
记得还有件“苦差事”。我经常为馆长“早读”，有《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十多份，清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浏览当天报刊，就像香港凤凰卫视“新闻早班车”的播报人员一样。
三次中苏边界谈判，我都参加了
新中国成立后，举行过三次中苏边界谈判，我有幸都参加了。前两次谈判，名为“边界”谈判，实则是“务虚”性质的政治谈判，而且各讲各的，往往是你批我驳的，逆向而行。虽如此，双方参与者都不恼，因为习惯了，政治任务嘛，得想办法应付才好。
1987年春，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举行。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双方成立一个划界联合专家组，中方由我出任组长，你别看这个组长官不大，要是搁在清朝，那可是个“划界大臣”！我带领十多位中苏边界问题专家，来往穿梭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我与苏方组长各手拿一张张大比例尺地图，一公里一公里地艰苦在谈。谈判的主要依据是中俄合法政府从前签署的界约。界约有好几种文本，拉丁文本的，满文本的，俄文本的，彼此之间有些差异，需要双方互谅互让，协商加以解决。我同苏方组长谈了两年多，才把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线大体上划定下来，只留下两个问题：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的归属。2008年7月21日，中俄外长共同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这标志着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全线划定，其余3000多公里边界，则成了我国与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的边界。
1987年9月21日，珍宝岛事件发生18年半之后，我冒雨来到了珍宝岛。这个闻名于世的珍宝岛只有0.74平方公里，略呈椭圆形。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我默默走了好几遍，在脑际渐渐显出当年的硝烟。我当时心里在想，这与其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还不如是一场政治大博弈。为了“大政治”，往往得付出“大代价”，这是一条“铁律”。守岛排长带我参观了“珍宝岛荣誉室”。在荣誉室前，只见室门两侧用鲜红大字刻着一副对联，上联为“身守珍宝岛”，下联为“胸怀五大洲”，横批是“解放全球”。对“解放全球”这四个字，排长怕
我见笑，便怯怯地说，这是守岛战士在10多年前留下的对子，现在看来，话说得大了一点。
珍宝岛并非争议地区，而是我们中国的神圣领土。1969年3月的武装冲突，发生在我们中国领土上，是苏联边防军越界上岛酿成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还去过中苏边界西段的铁列克提一次，那是1988年8月19日傍晚。19年前，30多人组成的我边防小分队在此处巡逻时，遭到苏联边防军伏击，结果是几位战士当场牺牲，大部分人被俘。我望着这近乎于华北大平原的一马平川，默默沉思良久，我边防战士怎么会遭此厄运？！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们，还是1969年8月。那时，我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画面，面对苏方人员质问“你们为什么越界，是谁派来的”，一名被俘的边防战士昂首答道：“是毛主席派来守卫边疆的！”但苏联电视台播出的俄语，此话却被改为“是毛泽东派来的”，苏方以此作为我方人员“越界”的所谓“罪证”。
这些年来，我一直悲伤地在想，被俘的战士们现在在“那边”不知怎么样了？掐指算来，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如今也有60岁左右了。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战士们在异国遭受了多大的非人折磨啊！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们，一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则天天望眼欲穿地在盼……新疆军区的一位参谋在实地告诉我，在离我们七八公里处，有个小山包，对方的一个摩托化排就埋伏在它的后面。巡逻的我边防战士一出现，就被飞驶过来的苏军摩托兵打个措手不及。我清楚，这是苏方对在珍宝岛事件中失利所作的一次报复。
十年“回暖”：“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第四个十年，是中苏关系逐渐“回暖”期。从1979年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长达十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同志复出。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扎实的依据。
1982年春，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被称为“勃氏绝唱”的重要讲话，明确表示准备就改善苏中关系问题与中方进行谈判。同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小平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了一场“对苏葬礼外交”，派黄华外长飞往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小平同志请胡乔木同志拟稿，写出黄华外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在这篇谈话里被称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谈话”中还特别提到，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苏中关系”。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大手笔，借悼念死者之际，做苏共新领导人的工作。
从1982年春天起，我们谈判班子跟着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与苏方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政治磋商。谈了整整三年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钱其琛副外长给我们分析原因时说了好几条，其中有一条我觉得特别实在，他说：“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三位最高领导人接连去世，克里姆林宫于是三易其主。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突破的时候终于到来了。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还在这年春节过后，钱其琛外长就提出，让我日后为邓小平同志与戈尔
巴乔夫谈话做记录。
1989年5月16日上午9时40分，小平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准备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见。他告诉我方人员：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兴致勃勃地谈了两个多小时。
会见后，我马上去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向李鹏总理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情况，因为下午两点，他也要与其会谈。向李鹏总理一汇报完，差10分钟就到下午两点了。李鹏总理对我说，他去换一下衣服，然后一起去18号楼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我知道，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便在12号楼小餐厅里胡乱吃了点东西，有西兰花、白斩鸡和酱牛肉。钓鱼台这顿只有两分钟的美餐，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我跟随李鹏总理一到会谈厅，已等在那里的钱其琛外长就问：“见到了总书记没有？”（指汇报邓戈会见情况，因为他下午五时就要会见并宴请戈尔巴乔夫）我用两三句话介绍了事情的经过，钱外长没说什么。宾主入座时，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儿，挨着钱外长坐了下来，“抢占”了卫生部长陈敏章同志的坐位。我立即拿出纸笔，给赵紫阳总书记写“邓戈会见汇报提纲”，每写出一页，就交给身旁的钱外长审改。一共写了十一二张，钱外长一改出两三页，就请人往中央办公厅送。写、改、送的“动静”很小，但还是引起会谈厅里的人注目。会谈一结束，陈敏章部长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早就听人说，钱外长手下的兵，个个雷厉风行，今天得以相见，乃三生有幸！”大约半个月过后，我再次见到了陈部长，便把那天“雷厉风行”的原委告诉他。陈部长听后又动情地说：“对我们国家的外交官，我本人既敬佩，又心疼！外国元首来访，我常被你们外交部‘借’去当陪同团团长。在与外交部同志们接触中，我得到一种强烈印象，他们在工作中，个个都是‘拼命三郎’。”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中苏间长达20多年不堪回首的过去，开始了两国间一种新型的关系。在中苏联合公报中，正式确认了两国领导人商定的国家关系准则，形成了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1991年12月26日，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虽然“停止存在”了，但中苏双方当年确定的两国关系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
苏联解体之后，我还当过半年的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那时候，俄罗斯的局势很不稳定，议会天天辩论，我总是小收音机不离手，上卫生间也不例外，随时跟踪议会辩论的动向。议会辩论一般在深夜十一二点钟才结束。之后，我就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分析形势，向国内报回情况与看法。回到住处躺下休息不久，天边就出现“鱼肚白”，再过四五个小时，又要上班了，几乎天天都这样。
回想中苏关系那噩梦般的一二十年，我常问自己：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两大民族，怎么会干出此等荒唐之事，而且还不是一件两件，时间跨度又大，并非一年两年!痛定思痛，深感中俄两个伟大民族，只有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以邻相依，才能扫此荒唐，不让那段不幸历史再次重演。
来源: 《文史参考》2011年第12期|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解密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解密 1960年7月6日，外交部派我去驻苏使馆任首席参赞、使馆党委副书记，做刘晓大使的助手。当时正是中苏吵架的时候，我感到任务很重。为此，我立即着手了解和研究中苏关系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对策。 赴任前夕，章汉夫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赶快去，并说，现在使馆工作很忙，两党会谈马上就要开始，随后还要召开81国党会议。现在去同过去友好的时候不一样，要有两手准备，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尽可能保持正常。这个任务是复杂的，也是艰巨的，但也是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还说陈总不在北京，就不见面了。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在京的大使参赞夫妇时，对我夫妇说，你们现在去苏联，日子不好过，苏联连给我国抗美援朝的武.器都要钱。因此，你们去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于9月8日到达使馆。当时使馆共有302人，另有苏联雇员42人。这是我国在国外最大的使馆。 一、赴任前后的中苏关系 斯大林时代中苏关系是好的，是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时需要我国支持，因此注意同我国我党搞好关系。至1958年，他渐渐站稳脚跟后，同我关系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 1958年4月18日，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遭到我拒绝后，赫鲁晓夫大为不满。他看到对我控制不能实现，就开始向我施加压力。1959年6月20日苏军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赫在我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攻击我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10月2日两党会谈，他向我提出：1.释放5名美国特务。2.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3.指责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4.指责我将达赖逃印的责任推给印。毛主席、周总理对此作了批驳。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说我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1960年4月，我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6月下旬，赫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对我党搞突然袭击，攻击我国内外政策，说我国领导是疯子。我代表团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最后我以中苏团结大局为重，虽在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发表书面声明，阐明了我党的立场。这次会议后，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两国关系。7月16日苏召回在华的1390名专家，片面中止应聘来华专家900名，撕毁了600多项协议和合同。片面撕毁互惠的友好杂志发行协议，并无理要求我政府召回我驻苏使馆一工作人员。同年，又缩减中苏贸易，并第一次在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边界纠纷。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对策是：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二、8l国党的会议 1960年9月10日，我党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批驳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提出怎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开好各国党的会议的建议。接着，9
二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二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在学习二战史时，我对这期间（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的中苏关系很感兴趣，想对战前中苏的历史和战后中苏的关系发展有了一探究竟。 一、北洋军阀同沙俄 二战前，中国当时当权的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同沙俄争夺外蒙的实际主权。 1911年，中国进行辛亥革命，沙俄趁机让外蒙宣布独立，处自己势力之内。1915年，北洋军阀政府与沙皇俄国签定《中俄蒙协约》，中国在外蒙只保存了徒具虚名的领土主权。 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十月革命（1917年）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 1919年，外蒙向北洋军阀请求取消“自治”，中国驻军入外蒙，正式恢复领土主权。因为直皖战争，中国驻蒙军撤回。1921年，外蒙趁机成立“自治政府”。坊间传言，当时许多来不及回国的在蒙华商被屠杀。 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1922年），中国与苏联纠葛开始了。 列宁执政时期，年轻的苏维埃曾想通过承认蒙古属于中国的方式，来得到北洋军阀对苏维埃的承认。但是因为当时北洋军阀看不起苏维埃，认为得到苏维埃对中国在蒙古主权的承认并不能产生实际作用，所以忽略了列宁抛来的橄榄枝。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由于苏联开始强大，苏联已经在保住自己在俄国的执政地位的前提下，保证苏联对蒙古享有的控制权，所以，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在对苏外交上屡屡受挫。 （一）1924年，在苏联的扶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1925 年，斯大林获得苏联最高权力。 （三）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四）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苏外交停止。这场冲突持续近5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是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其结局对于东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二战爆发前夕 （一）1931年9月18日，日侵东北三省（黑龙江、辽宁、吉林）。同日，日军逼近苏联、蒙古边境。 （二） 1、1932年，满洲国成立。 2、中苏外交恢复。原因如下： （1）国内爆发广泛的爱国主义行动，民众要求国民政府实现中国对苏关系正常化。 （2）日军继续对苏联挑衅。 （3）国民政府想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
近代中美、中苏、中日的关系
近代中美、中苏、中日的关系 中美关系 ·1843年，以武力逼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取得《南京条约》以及其附件的特权。·1858年，迫使清朝签订《天津条约》。 ·19世纪90年代，支持日本侵略清朝。 ·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朝签订不平定条约《辛丑条约》。 ·一战期间，支持袁世凯复辟王朝。 ·1921-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支持日本从中国手中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使得中国又回到了列强分割的局面。 ·1927年，支持蒋介石夺取政权，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美国推出“绥靖政策”，推动日本进攻苏联。·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在英美的支持下，南京国民政府抗战。 ·1942年，中苏美英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建立反法西斯同盟。 ·1943年，开罗会议，通过《开罗宣言》，宣布日本占领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 ·1945年，中美英发表《波斯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 ·1945年，美国确立“扶蒋反共”政策，企图在中国建立亲美政权。 ·194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民内战。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政治上不承认、经济封锁禁运、军事包围政策，扼杀新中国。 ·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干涉我国解放军解放台湾，将战火烧到中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英勇斗争，迫使美国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越南战争，“遏止（威胁）”中国。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中美二十年对抗。 ·1978年，签订《中美建交公报》。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苏关系 ·19世纪中期，通过武装侵略和外交讹诈，强迫清朝签订《中俄天津条约》、《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千米领土。 ·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清朝签订《辛丑条约》。 ·1904~1905年，俄国同日本争夺辽东半岛爆发中俄战争。 ·1921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诞生。 ·1924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 ·1945年，苏联遵守承诺，出兵中国东北，加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1949年，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派技术人员支持中国建设。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 ·20世纪90年代，中俄成为战略伙伴。 中日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之间的关系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话题，中苏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曲折。 一、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1956年后到1966年是中苏开始论战并走向决裂的阶段。分歧的开始，固然有思想意识上的关系，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家利益的矛盾。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
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1960年是中苏关系演变的一个决定性年份：1960年7月，苏联片面决定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243个合作书，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同年9月，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在会前散发一封长达6万字的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并在会上带头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1962年，苏联当局趁中国经济暂时困难、美蒋敌对势力不断骚扰大陆之机，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跑到苏联那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责中国反对印度入侵的战争，并认为中国在加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把印度往资本主义国家一方推。伊犁叛乱和中印边界战争使中国感到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已受到来自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一年苏联的对华政策和行为完全没有苏联老大哥的兄弟友谊，反目成仇。1963年，中苏两党举行高级会谈。其间，苏共于7月14日公布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道姓地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1965年3月，苏共单方面发起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莫斯科会议，中共等7个反对苏共路线的党拒绝参加。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邀请，没有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从此，中苏两党彻底断绝关系。正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的独立自主方针的严重对抗，导致了双方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这是中
中苏关系
课本所学和资料的查阅以及视频录像的学习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作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中苏关系史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曲折史：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的=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中苏一路凯歌，一路奋进，为了各自本国也为世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纵观中苏关系，唯有中苏关系之破裂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苏联都是非同小可的，下面我将对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阐述我自己的看法: 1.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未彻底清理，十月革命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习惯，如他们在处理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平等原则，粗暴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古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和1959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 2.意识形态的分歧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对待马列主义的认识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从表面上看，尽管中苏关系的恶化是由意识形态争论开始的，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即使在意识形态论战进入高潮的情况下，在中共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时候，意识形态因素也未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3国家利益的冲突 即使在中苏关系最好的几年里，双方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差别和矛盾的，但中苏双方基本上都能从大局着眼，以维护大局，即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重，求同存异，而不是强调彼此之间的矛盾，尽可能避免因为局部性的矛盾而影响大局的事情发生。然而，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 讲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得不提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中苏关系破裂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客观上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讲是
中苏关系史教学大纲重点
《中苏关系史（1945-1969）》课程 教学大纲 课类：本科生选修课 任课教师：沈志华 授课学时：20节（每节45分钟）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讲述战后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达到以下目的： 1、引起学生对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兴趣； 2、让学生了解影响50-60年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些基本史实； 3、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4、启发学生思考中苏关系研究的历史启示。 基本参考教材 中文：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2004年修订再版）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7年修订再版）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 俄文： 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Москва，1999г. А.М.Ледовский，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Москва，1999г. Б.Т. 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г. Т.Г.Зазерская，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0г. В.С.Мясников и 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г. 英文： S.N. Goncharov，J.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Odd Arne Westa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Mercy Kuo，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1953-1960，Maryland: Lexington Books，2001
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冷战是指美国和苏联及他们的盟友在1945年至1990年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冲突和竞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对抗双方都尽力避免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爆发。在美苏冷战中，中国被称为关键性少数派。 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苏双方的论战和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国内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面貌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下的几个阶段。 一、友好合作阶段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进行了亲密的互助合作和互相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正式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协定。五十年代前半期，双方分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密切合作。这一阶段中苏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密切合作，中苏关系基本上是亲密友好的。 二、苏关系分歧，论战和彻底破裂阶段 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5年3月的“19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一阶段的历史又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这是内部交换意见阶段。双方主要围绕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期。此外，双方还在两国内政，对外关系和民族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到1963年７月１４日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发表。这是不点名的论战阶段，双方主要围绕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莫斯科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及“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公民逃往苏联和苏联撤回专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吵。但在这一阶段，双方在报刊上都尽量避免指名道姓地攻击对方。中国方面往往是借攻击南斯拉夫和铁托而影射苏联和赫鲁晓夫；苏联方面往往是借攻击阿尔巴尼亚和霍查而暗指中国和毛泽东。 第三个阶段，是从1963年7月14日苏联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这是中苏公开论战阶段。 在这一阶段，双方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及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激烈的、公开的论战。在世界范围内，双方围绕着越南问题，美国问题，印巴战争问题，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进行了对抗和斗争。 第四个阶段，是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到1965年3月“19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是中苏两党关系的彻底破裂阶段。在这一阶段，双方围绕召开不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以及召开会议的日期和参加会议的成员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1965年3月1日至５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由１９个共产
中俄中苏关系史
《中俄中苏关系史》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第一章历史的回顾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1917-1949年中苏关系史的讲述，让学生明白中苏关系的复杂性，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讲清苏联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对北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国民党的不同政策，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的双边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述为主，辅以电化教学课件。 第一节一个理想，三条战线 第二节一个目的，两面拉拢。 第三节三国四方，纵横捭阖 复习与作业要求：了解苏俄与国民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及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俄关系的复杂性。 考核要点：苏俄与国民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及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俄的双边关系。 辅助教学活动：电化教学课件 第二章社会主义两大国全面合作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讲述，让学生明白中苏结盟的原因，中苏关系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教学重点和难点：一边倒政策的由来，中苏结盟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述为主，辅以电化教学课件。 第一节一边倒政策，两大对立阵营间的选择 第二节毛泽东访苏，举世瞩目的兄弟同盟 第三节抗美援朝，中苏同盟的考验 第四节经济援华，一五计划展宏图 第五节全面学习，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复习与作业要求：了解一边倒政策的由来，了解中苏结盟的深层次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考核要点：一边倒政策的由来及评析。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辅助教学活动： 第三章从内部分歧到两国间的热战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分析，让学生明白中苏分歧的多种原因：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国家利益等，提高与扩大学生的视野。 教学重点和难点：中苏分歧、中苏论战、边境冲突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述为主，辅以电化教学课件。
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 亲热
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亲热-冷战-热战-回暖 发布时间:2011-08-28 09:14 作者:李景贤/口述，黄薇/整理 回想中苏关系那噩梦般的一二十年，我常问自己：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两大民族，怎么会干出此等荒唐之事，而且还不是一件两件，时间跨度又大，并非一年两年!痛定思痛，深感中俄两个伟大民族，只有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以邻相依，才能扫此荒唐，不让那段不幸历史再次重演。 从新中国1949年成立到苏联1991年解体，中苏关系历经42年零86天。钱其琛外长曾把这段历史概括为“四个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对话。在中国驻苏联（俄罗斯）大使馆工作长达12年之久的李景贤，更愿意改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说法：十年“亲热”、十年“冷战”、十年“热战”、十年“回暖”。 十年“亲热”：领袖互访 从1949年到1959年这第一个十年，用“亲热”二字形容中苏关系并不夸张。1949年10月2日，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函周恩来外长，宣布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0月6日，毛泽东主席任命王稼祥同志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2月16日，他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为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 我高考填志愿时，第一个是北京俄语学院，那是1956年，苏联很吃香，“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等口号满天飞，当时我好想去苏联留学；第二个是北大中文系。结果让俄语学院录取了。1960年秋，我以“全优”（全都是“5”分）毕业。当年，外交部派人去学校选人入俄语翻译班第三期，我被选上，在校培训，为期四年。 1957年4-5月份，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对我国进行了长达2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间隔7年后，对毛主席访苏的回访。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主席陪同下，乘敞篷车缓缓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了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我们外语学院（此时俄语学院已与北京外语学院合并）的学生们也去欢迎伏老，队伍排在北京饭店前面。毛主席陪伏老坐敞篷车经过北京饭店时，我们这帮学生看得真真切切，车队开过后，仍兴奋不已，久久留在原地不肯离去。 十年“冷战”：毛泽东发表“九评”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将赫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之图谋，坚决加以抵制。此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苏联专家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很大损失。从1960年到1968年，在将近10年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渐渐变得冰冷起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反目成仇，相互“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 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赶上了中苏“大论战”。毛主席指示要发表十篇文章，名为“批修”，
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作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战后期，美苏两国就显露出了分庭抗礼的趋势，至战后原先的同盟已经破裂，美苏作为冷战中两大阵营的核心，更是对抗的非常激烈，都把对方视为死敌，随着两国国力的变化和采取策略的不同，互有优劣。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中美两国也是二战的同盟国，但那个时候美国打交道的重要是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又带领所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阻挠我们解放台湾，当时我们为了赢得苏联的支持，一边倒的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说中美也是势不两立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苏关系破裂，我们在北方有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同时70年代苏联全球扩张，美国势力收缩，需要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加上越战的不利，希望能够迅速从越南撤走。2国利益一致，所以邦交正常化就成为了可能。自中美建交到80年代末，两国关系都是比较平稳的，各领域交往也开展的很好，但是随着苏联解体，中美矛盾体现出来。一直到今天，2国总体关系平稳，偶有摩擦 中苏关系可以说是先好后坏。建国初期苏联给我们巨大的帮助，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苏联的帮助一般都有政治条件，加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干涉中国内政的作法，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中苏破裂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对抗了几十年，后来更是边境陈兵百万大有开战的架势，还支持越南挑起中越边境战争。可以说美国是头号敌人，苏联就是第二。8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中方也有这样的意愿，但人算不如天算，苏联解体了，我们北方巨大的压力消失了，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条约，义务等。我国同俄罗斯关系还可以。
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姓名：王骁学号：080606327 院系：机电工程学院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同苏联结盟，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线一边。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苏结盟前十年，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相互支援和合作。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帮助我们建设起一个工业基础。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也从各方面大力支持了苏联。在此期间，中国和苏联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什么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并最后走向分裂呢? 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也时有表现。例如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期间，在一些协定谈判中，关于中长铁路，苏方坚持中苏双方轮流任铁路局长，不同意我方提出的由中方任铁路局长的建议；苏方提出，苏联专家在中国犯错误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苏方要求下，兴办起几个以苏联为主的中苏合营企业；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和在这些地区居留；等等。这些都是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表现。赫鲁晓夫上台后，执政初期，由于有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
第一，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来函要求在中国海岸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由于苏方坚持苏方出资一定要占多数，坚持不同意电台主权归中国，结果没有达成协议。赫鲁晓夫极为不满，后来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竟然指责中国共产党说：连一个电台都达不成协议，还算是共产党啊!在他心目中，只要是共产党，就应该牺牲民族国家利益，服从于苏联需要。第二，1958年7月，在我方提出希望在原子潜艇建设方面取得苏方援助之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苏共中央委托，向毛主席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同舰队。说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发挥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长，条件很好。毛主席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提出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中国。赫鲁晓夫于7月底来华，同毛主席会谈，当面否认，说从来没有过共同舰队想法的影子，只是共同研究舰队发展方向问题。这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了误会。后来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不止一次提到，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第三，在对美国的政策上，也是只考虑苏联一方的利益，而置中国利益于不顾。例如，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归来途经中国，举行中苏会谈时，要求中国党在台湾问题上，同苏联制定共同路线对台湾不使用武力，为我拒绝。第四，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各党会议上，中苏发生争论，苏联不仅在会上组织围攻，而且在会后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听从其指挥。第五，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方发表告党员公开信，全面对我攻击，而且同美、英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妄图伙同美国垄断核武器，
解放战争时期中苏关系演变原因分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689057652.html, 解放战争时期中苏关系演变原因分析 作者：叶可汗 来源：《世纪桥》2017年第06期 【摘要】抗日战争后的中国充满了各种变数，由于在抗战中美苏对中国的援助，使得战 后美苏想获得各种在华利益。在雅尔塔协定的背景下，苏联获得的相当的在华利益，但是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苏联对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从国民党对东北的门户开放政策、中美新约的签订、美苏冷战的爆发和中共的不断胜利这四点，本文拟通过对这四点原因的分析来看中苏关系的演变。 【关键词】解放战争；中苏关系；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6-0009-02 二战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逐渐从抗战的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抗战的各方面援助，使得美苏深刻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了获得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并与美国保持长久和平稳定，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在面对中共利用战后有利条件获取更多利益时，采取遏制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政策，试图以法国人议会斗争的路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毛泽东并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行事，中国国民党也在美苏之间进行利益的权衡。最终苏联在与中共与国民党的接触发展中逐渐由初期的“亲蒋疏共”演变到后期的“联共弃蒋”。苏联与中国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其根源应该归结为在雅尔塔协定背景下产生的一些原因。 中共与苏联在战后初期关系的不紧密无疑与雅尔塔协定的签订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对中苏关系进行分析才具有合理性。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2月4—11日，由苏、美、英三国在乌克兰南部的雅尔塔签订，由此协定形成了战后的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会议解决的主要是对日作战问题，英美希望苏联尽快展开对日作战，以减少自己的伤亡。针对于美英的求助，苏联也开始在国际会议中讨价还价，其交易主要涉及中国的领土及主权。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提交了一份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苏联将维持外蒙现状、恢复1904年以前的俄国权益这几个主要方面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同时苏联表示愿与中华民国政 府缔结一份中苏之间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支援中国的解放事业。[1]（P.523） 在这份草案基础上，三国签订《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规定将大连港国际化；恢复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设中苏合营公司共同经营通往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 雅尔塔协定虽是三国协定，但得益最多的是美苏，受损最大的是中国。蒋介石对这项协定非常不满，试图请美国帮忙抵制苏联，美国为换取苏联对日作战，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并明确：“雅尔塔协定必须遵守，而且准确地遵守，不多也不少。”[2]（P.179）无奈之下，蒋介石
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对抗简述
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对抗简述 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与巩固中苏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其背景是苏两国、两国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使得中苏关系及其影响也在当代世界政治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中苏关系——无论是友好，还是恶化，都会对当时的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已经表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苏双方的论战和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国内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面貌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研究和总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四十余年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十分有意义的。 斯大林时代中苏关系是好的，是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时需要我国支持，因此注意同我国我党搞好关系。至1958年，他渐渐站稳脚跟后，同我关系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 1958年4月18日，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遭到我拒绝后，赫鲁晓夫大为不满。他看到对我控制不能实现，就开始向我施加压力。1959年6月20日苏军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赫在我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攻击我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10月2日两党会谈，他向我提出：1．释放5名美国特务。2．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3．指责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4．指责我将达赖逃印的责任推给印。毛主席、周总理对此作了批驳。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说我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1960年4月，我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6月下旬，赫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对我党搞突然袭击，攻击我国内外政策，说我国领导是疯子。我代表团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最后我以中苏团结大局为重，虽在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发表书面声明，阐明了我党的立场。这次会议后，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两国关系。7月16
中苏经贸关系史简析
中苏经贸关系史简析 陆南泉 中苏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曾有过顺利发展的时期,也遭受过挫折。 回顾与总结历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思考与把握未来。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它可解惑、可益智。 一历史回顾 中苏经贸合作,实际上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9年6月20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启程赴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 8月14日结束访问回国。其间,双方讨论了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9大问题,其中主要是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问题。经过会谈, 7月23日,双方就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达成初步协议; 7月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贷款协定。考虑中央人民政府还未建立,刘少奇又是秘密访问莫斯科,所以,该贷款协定是以中国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与苏联签订的。这笔贷款由苏方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料和其他商品形式提供,年均6 000万美元,分5年贷完,年利率1厘。 1950年,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苏两国就签订了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从而正式建立了两国贸易关系。1958年,两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奠定和巩固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法律基础。中苏两国的贸易,是以每年一次的国家间的谈判达成的政府协议为依据的双边易货贸易,采用划拨清算的记账和结算方式,缔约国双方不用支付自由外汇,统称为政府协定记账贸易。根据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双方是以国际价格确定大类商品价格的。由于当时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波动小,后来双方就把合
同价格固定下来,称为固定价格。在1970年以前,两国贸易以卢布为计价和结算单位进行结算。从1970年起,经两国政府商定,相互贸易改用瑞士法郎进行结算。从1975年起,两国贸易的作价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价。 由于受政治关系的影响,中苏经贸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20世纪50年代的大发展阶段、60年代的大滑坡阶段、70年代的缓慢回升阶段和80年代的全面恢复与发展阶段。 (一)双方经贸大发展的50年代 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是中苏经贸关系的大发展时期。中国在50年代初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进行经济建设,建立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把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放在由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援建工程上[1]。这种大规模的从苏联引进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的做法,极大地带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1950年,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38亿美元, 1959年增至20.97亿美元,分别约占中国和苏联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0%和20%。当时,苏联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这一时期,中国从苏联主要进口大批机械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主要包括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化工等项目的设备。1950年,中国从苏联进口的机械设备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占10.6%,其中成套设备仅占0.2%;但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进口的机械设备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已上升到62.6%,其中成 套设备占41.9% (见表1)。中国向苏联主要出口大豆、大米、茶叶、花生、食用植物油、肉类、服装等生活必需品。另外,中国还向苏联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物资,如制造尖端武器必不可少的矿石原料和稀有金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