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
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摘要：60年代以来，史学中发生了“人类学转向”，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出现了历史化的趋向。本文主要围绕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简要回顾两个学科互补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特点，并认为历史人类学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
一、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20世纪七十年代论述新史学时，曾经这样描述史学的一种可能前景：
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勒高夫1989:40）。
勒高夫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理由，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倾向有关，年鉴学派除了史料的多元化之外，更关心整体的历史，或者说总体史的研究，勒高夫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认为“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勒高夫1989:95）。
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诸多人类学辞典或者百科全书中，都难觅“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词条，而更多出现的是“历史与人类学（History and Anthropology）”。在一些人类学家眼中，人类学研究从来都关注历史，古人类学自不待言，像考古人类学，本来就是文化史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甚至就是史学领域的分支学科。至于很多地方的民族志研究，则多多少少会涉及当地的历史。即使大的理论流派，也不乏对历史的关注，像19世纪晚期的文化进化论（以泰勒S.E.B.Tylor和摩尔根L.H.Morgen为代表），从印地安人的研究中直接对大时间跨度的历史作进化论的解释；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American historical school）的文化相对主义（又称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则由比较去建构历史的逻辑。至于30-50年代的民族史（ethnohistory）的研究，本来就是人类学的领域。60年代萨哈林斯（Marshall Sahalins）等人的新进化论，也反映出对历史的关注。巴格比（P. Bagby）曾经在《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绪论》（中译本《文化：历史的投影》1987）中，试图建立人类学和史学的整体关联。人类学家似乎以为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历史。
不过，认为自己有历史的人类学家忽略了他们的研究虽然涉及历史内容，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历史研究的“问题”。用若干大规律、大理论建构历史法则并不等于真正建立了历史的人类学，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意味着能建立生物学一样，相反，达尔文的进化论恰恰是生物学研究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应该首先来自扎实的历史研究，从中得出理论，而不是反过来，用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去套历史。然而，扎实的历史研究正是人类学家的不足，因此形成了过往史学家缺乏人类学深度和人类学家缺少历史深度的局面。
相对于人类学家对历史深度的麻木，60年代以来的史学发生了一种“人类学转向”，推动史学走向人类学式的历史学。年鉴学派是人类学转向的主要代表。伊格斯（Georg G. Iggers）在《欧洲史学新方向》（1984）中论述了年鉴学派的转向及其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经明确看到各人文科学的汇合趋势，其中包括人类学（布罗代尔1988）。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就充满了这种综合的味道（参见布罗代尔1997）。他的三种历史（结构的历史、局势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的观点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和综合的方法论特点（参见伯克2001:191）。以《英国
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书写“人民的历史” 而著名的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汤普森1988，2001）。西佛曼和格里福(M.Silverman and P.H.Gulliver)总结了195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首先，二战後对社会文化变迁的日益关注，以及对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动态的关注；再者，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等脉络中，重申微观分析、地方性差异的重要性（西佛曼、格里福1999:21-24）。对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海伊也作了如下描述：
“人类学转向”是新叙事史的形式之一。……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人类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辩的用语，它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history from below）的一种形式，且受到法国“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1][1]的强烈影响（海伊1999[1990]:35-36）。
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强调平民历史和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背后涉及三对有关历史的争论：上层历史（history from above）/下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事件史（event history）/连续史（serial history）；当地人的历史观（native view of history）/外部人的历史观（outside?s view of history）（Emiko 1990:4）。人类学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这些强调启发了历史学家的理论革新,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领域：
1、人的研究与平民史。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说一直就具有平民倾向。虽然早期的研究中出现了“野蛮”等不恰当的西方文明中心的字眼；还有一些研究是一些政府的御用和利用（如对殖民地的研究）。但是整体来看，人类学还是比较具有学术的“清白”，他们的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社会”或者“历史”，对人的关注，好像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多少有利于解构国家精英的社会结构和他们刻意创造的历史结构。另外从尺度上，人类学的小尺度的研究比较接近现实，避免了宏观社会统计和历史理论的许多盲点。
不过更加重要的，还是人类学的批评性。艾吉莫（Goran Aijmer）曾经对传统的精英史学有如下批评：
历史的叙事（narrative）常常是当今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并因此涉及当今的关系。不同的见解——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它们恰好是叙事者生活世界中的，被转变成一种历史的语言和修辞，因而获得了新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你不可能辩论过去——已经发生的毕竟发生了，不可能被消抹。而一个包含了大量政治见解的历史不可能有反对的辩论（Aijmer 1997:4）。
如今，那种精英历史的权力话语正在动摇，特别是在开明政治的国家。
2、讲故事和连续的历史。年鉴学派史学家将传统的叙事史贬抑为“事件史”，归为“反复琐碎”（blow by blow）的历史（海伊1999:35）。与之相比较，“连续”的第一个要点是结构的连续。年鉴学派早就强调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视“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伯克2001:17-18）。而过往的研究特别是政治史将历史视为一些优先的事件，分裂了同一的结构。实际上，结构一开始就是在连续运动的事件中。历史变迁是结构和事件两者互补力量的结果（Ohnukitierney 1995）。人类学家盖茨（C. Geertz）在其印尼巴厘岛的研究中，也曾指出过往的印尼史学者试图写一种他们不拥有其素材的历史、一种关注重大事件、显赫人物和一系列时间编年的历史。他更主张拥有当地史料以及连续和过程的观点。他对零散的、琐碎的历史碎片的处理办法是通过民族志研究，阐释其结构的模式，提炼出历史的主线。（Geertz 1980）实践理论的人类学家萨哈林斯（M. Sahalins）曾经试图发展出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Sahalins 1985:72），将结构的逻辑和时间的逻辑整合起来。
“连续”的第二个要点是意义的连续。伯克（Peter Burke）认为：60年代，史学家受到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和英国人类学家、功能主义先驱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的社会功能主义语言的影响。到了80年代，人类学领地吸引史学家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允许他们摆脱传统的叙事（narrative）,去进行尽可能深厚的描述。讲故事的长处正是在那个时候被人类学家发现的（Burke 1990:269）。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是盖茨提出的，他的解释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脉络（context）,或者说文本集。人类学家的研究就是通过深厚描述的方法，去解读和发现这个意义的脉络。在戴维斯（N. Z. Davis）《马丹·盖赫返乡记》中，讲述了马丁·盖尔在参加同西班牙的战争回家后，发现他的丈夫位置被他人取代的故事。其中特别解释了他的妻子在接受这样一个冒充者时，是怎样对日常家庭结构、婚姻结构的意义进行感受的。对她来说，这是摆脱孤独窘境的唯一体面的方式（戴维斯2000，参见伯克2001:206）。
中国人类学中早就有了讲故事的传统，林耀华先生的《金翼》（The Golden Wing, 1947）作为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开启了中国民族志讲故事的先河。80年代以来，在华南的人类学和史学研究中，讲故事的学者大有人在。作为一种深描的方式，讲故事越来越成为新叙事的时髦。
3、他者文化与地方性知识。早在马林诺斯基的研究中，就已经注意到当地人的想法（native think），在60年代认知人类学中曾经引出很多辩论的主位（emic）和客位（etic）研究法，至今仍然是一代代学者讨论的东西。盖茨的《地方性知识》（The Local Knowledges,1983）则强调了对当地人想法的研究。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站在当地人的观看立场，盖茨作为解释人类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解读。伯克认为：“历史是对过去…他者（otherness）?的理解，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相反的思考，并且是一个…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和…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补充过程。首先，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史学家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看作有疑问的和需要说明的，并因此摆脱被人称为…本地盲（home blind）?。第二，有助于解决文化距离的问题并在比较的脉络中…捕获他者?。（Burke 1990:270）”中国人所谓的“旁观者清”，或许可以说明上述意思。但是旁观者也有自己的局限。史学本来就是旁观“他者”的研究，因为史学家不可能进入过去的当时。艾米克（Emiko Ohnuki-tierney）指出：史学传统上所研究的“他者”如今即便不是在空间上，也在时间上远离了研究者的文化（Emiko 1990:1-2）。因此，历史不过是另一个远离我们的空间，一个时间上的“异国他乡”（西佛曼、格里福1999:68）,而且我们还不能像从欧洲到非洲进行研究那样返回到历史的空间。
二、史学的人类学化：摆脱历史的“悼词”情结
传统史学具有为过去“盖棺定论”的倾向，因为过去已然逝去。然而，历史并非是为过去写“悼词”，写生平，因为历史“悼词”的写作通常就是主持“追悼”的国家话语和权力的表达。史学家应该让历史“活”过来：让平民世界的日常生活、连续的过程脉络和当事人的想法活过来；让“悼词”的权力话语变成心平气和的历史“交谈”。
艾米克这样定义历史（Emiko 1990:6）：
历史指的是基于来自过去的信息试图再现过去的一种解释和建构。
艾吉莫的历史表述更加直白（Aijmer 1997：5）：
历史是被学术性地生产出来的，历史并非“过去”的名称。
在新史学家看来，历史也是一种创造:
亨利四世被拉法亚克谋杀，这是一个事实吗？……这是自然所给予的吗？不！这是史学家的创造！无数次的创造！史学家在假设和推断的帮助下，通过细致的而又令人兴奋的工作，实现了这种创造（勒高夫1989:11）。
在史学家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话语和权力起着显著的作用。他们支配着人们的写历史和读历史。传统史学忽略了没有话语权力的一方：平民、日常世界和当事人，只是让政治精英和国家御用的知识精英去理解和创造历史。1976年，勒华拉杜利(Le Roy Ladurie)写出一部脍炙人口的人类学式的历史著作《蒙塔尤》，研究14世纪比里牛斯山区一个小村庄清洁派教徒(Cathar)异端的生活方式，记录了受访者自己说的话。这类研究引出了作为话语的历史学（history as discourse）（参见海伊1999:35,37）。话语的史学一方面关注到当事人的叙述；另方面将史料从文字扩展到话语层面甚至进行话语的研究，例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研究了16世纪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如何与中国政府和百姓对话，建构与中国人沟通的语言，通过这些话语在不同社会脉络中的意义，理解当时的中国（海伊1999:39, Spence 1985）。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者说“话语转向”，至少可以从人类学的四个研究传统体现出来：
1、口述史、生活史和生命史的研究。口述史的研究与人类学关系密切。汤普逊（Paul Thompson）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1978），是口述史理论研究的经典，其中回顾了大量各种口述史的文献。珀克斯（Robert Perks）和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摘编的有关口述史研究的文集《口述史读本》（1998），收集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也包括人类学家的文章，大致反映了近年口述史研究的状况。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人类学理论形成之前，已经有一些民族志的研究涉及口头文学，如穆尔库（Matiji Murko）关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的民族志，它影响了后来的诸如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参见弗里2000:21-45；庞卓恒，1992）。二十年代，拉丁(Paul Radin)就已经进行口述的研究。拉丁花了许多年的时间，访问一位美国土著印地安人老巫师，由他口述从小到老的生命史，以其名字作为书名，写出了《雷霆：一个美洲印地安人的自传》（1926），对人们了解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很有帮助。此前，他还写过另外一本《一个温纳贝戈印第安人的自传》（1920）。30-50年代，生活史的研究主要受到心理分析理論的影響（巴諾1979:307）,先後有一些著作問世，如《太陽酋長：一個霍皮印地安人的自傳》（Simmons 1942）等，但是生命史的研究并没有成为主流，因为大理论（grand theory）始终吸引着人类学家的兴趣。直到六十年代以后，口述和生活史或生命史的研究重又流行，兰纳斯（Lewis Langness）的《人类学科学中的生活史》（1965）是许多人类学研究生必读的教科书。1981年，他又和弗兰克（Gelya Frank）合写了《生命：一个对传记的人类学观点》。在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前述林耀华的《金翼》（1947）作为自传体的小说，已经是个人生活史和生命史的范本；托宾（Joseph Tobin）与吴燕和等合写的《三个文化中的幼儿教育——日本、中国、美国》（1989），主要资料就是儿童生活录像、教师和家长的口述。黄树民通过80年代对厦门林村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访问，写了一本口述史加生命史的民族志：《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1994）。人类学的口述史和生命史研究，不仅影响到史学，还影响到社会学等其他学科。
2、田野研究（fieldwork）和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克拉克（Samuel Clark）曾经指出历史人类学有三个主要贡献，第一个就是合并了历史研究的田野工作（另外两个贡献是对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对地方群落的研究）。（克拉克1998:386）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是一种基本的方法，对于传统史学只重视精英文本的倾向，田野研究和田野文本是对历史重新解读的重要方法，也是理解平民史、连续史和当事人想法的主要研究手段。蔡志祥曾经论述“走向田野的历史学”。（蔡志祥1994）历史的田野研究主要包括田野访谈和田野文本的搜集，在中国史学中，司马迁的《史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有“田野”的成分。民族志方法则包含了田野研究和民族志的写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蕴含在其中的“问题”意识。盖茨在《尼嘎拉：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中，列举了三种对史料建立解释性模式的方法：一是比较借鉴他者模式的方法；二是历史社会学（诸如建立理想型模式）
的方法；三是基于民族志的阐释方法。他的研究方法之核心是田野研究的民族志方法，由此建构19世纪巴厘国家组织的图像，并从中梳理出有序的主线。（Geertz 1980）不过，对民族志方法的强调固然重要，但是“模式”的追求不一定可取。
走进田野的民族志虽然容易贴近平民史、连续史和当事人想法，但是两者并不能混同。怀特海德（N. L. Whitehead）在圭亚那研究后写作的“文本的历史人类学”一文，就田野文本的阅读，从方法上对文学和史学家以及人类学家进行了批评和反省：文学和史学理论家没有意识到民族学记录和人类学传统既不是简单的文化投影，也不是各異的产品，而是通过揭示当地人实践形成的一种复杂建构。值得注意地是，人类学家和文学及史学家们在对殖民地文本的阅读中，已经倾向于把自己局限于特殊阶级的事件、“第一印象”和拘于文本产生的非常有限的范围，而不是思考档案文本所包容的整体（Whitehead 1995）。
3、微观研究。前述海伊对史学的人类学转向论及了三对有关历史的争论：上层历史/下层历史；事件史/连续史；当地人的历史观/外部人的历史观。（Emiko 1990:4）人类学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这些特点大致代表了新史学的人类学倾向。不过，早期年鉴学派强调整体的结构和平民史研究，却忽略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7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重视个人的微观史（microhistory）研究，以沙粒见世界，以滴水见海洋（伯克2001:46,203-206）。例如勒华拉杜里关于法国西南部一个乡村社区的《蒙塔尤》（勒华拉杜里，1997）、戴维斯（N. Z. Davis）的《马丹·盖赫返乡记》（1983）等。这样的重视个人的微观研究，在伯克看来，最初正是由人类学家开道的，与他们接受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有关（伯克2001:46,47）。它将个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主体；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重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参见罗杰斯1999:398-405）。
4、文化研究的视野。这促成了新文化史的研究。主要特点是吸收了人类学的“文化”分析，尤其是象征人类学的方法。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早在《欧洲史新论》（1973）中，就反对琐碎的、钻牛角尖式的历史研究。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去察觉过去人类行为中的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文化模式，并且注意这些模式是如何演变的”。他特别指出历史学专用术语的缺乏，认为“最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历史与社会变迁的术语，主要是来自人类学界的术语。最基本的观念是文化模式的观念”。（麦克尼尔，1977，20-22）罗杰斯（Nicholas Rogers）对当代社会史的人类学转向归纳了一些特点，认为其中主要的影响来自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以及人类学对现象的整体把握和分析深度。以盖茨（C. Geertz）和特纳（V.Turner）为代表的象征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很大，“文化人类学已迫使历史学者认识到：整个社会生活，由像宗教节庆这种有复杂象征仪式的习俗，到盖房子或者种田这类似乎踏踏实实的活动，都是因文化而定型的”（参见罗杰斯1998:401-410）。与麦克尼尔对文化模式的偏爱不同，伊格斯认为盖茨对文化及其意义的研究方法影响了社会史。一批欧美人类学家合著的《阶级与文化》（1982），从文化的方面研究平民百姓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强调从被观察者的角度理解世界。就其将活生生的关系加以具体化而言，任何种类的（模式化的）概括都深受怀疑（参见伊格斯，1989，215-217）。这方面，伯克也曾有过系统的论述（Burke 1990:268-283），他甚至说：人类学转向或可更精确地描述为一种朝向文化人类学或“象征”人类学的转向（伯克1997:100）。
丹頓（Robert Darnton）在其著名的《屠貓与法國文化史的其他趣事》（1984）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不仅想要了解人们的想法，而且要揭示人们如何思想，他们是如何建构这个世界并向其中注入意义和情感的。他使用文化史来称呼这个研究流派，因为文化史的研究采用了与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相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文明。这是一种在民族志田野中的历史（Darnton 1984:3）。罕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1989），是新文化史理论方面的代表作。该书的献词是：“献给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我们
所有人的灵感泉源”，可见戴维斯这位《马丹·盖赫返乡记》的作者对新文化史的“启蒙”贡献。其中特别讨论了来自人类学的影响，包括盖茨、萨哈林斯、布迪厄（P. Bourdieu）的理论影响。1999年，罕特与波尼尔（Victoria E. Bonnell）合编了《文化的转向：社会和文化研究中的新方向》，其中探讨了文化转向引出的五个关键结果：首先，“社会”已经不再是所有解释之源，社会范畴不是稳定的客体。第二，文化在社会结构之上被研究。文化被作为象征、语言和表征系统来讨论。第三，文化的转向威胁到要抹掉所有涉及社会脉络或者理由的东西。第四，社会说明范式的瓦解；第五，各学科专业的重新结盟，尤其是文化研究的兴起（Hunt and Bonnell 1999）。
就近期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化而言，特别是在社会史的领域，对话比较活跃（参见赵世瑜1998，2001；常建华2001）。一些史学作品早有人类学的味道，例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以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在华北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人类学化”的作品，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使用了人类学家盖茨在印尼爪哇研究中系统使用的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过密化）概念；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89）也使用了内卷化一词，并创造了“文化的权力网络”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到美国以后，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来自人类学方面的”（杜赞奇，罗红光2001:116）。1995年，黄宗智发表“中国革命中的乡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的象征性和客观性现实”一文（Huang 1995），强调文化表征的事实建构，明显具有新文化史的研究特点。在“中国革命的十个主题”一文中，Esherick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关于中国党和国家的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它可以绘制出其习惯和习性、话语和华丽文辞、以及选举方法和统治模式的演化图”（Esherick 1995:64）。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关于中国朝贡贸易体系以及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研究，注重田野研究的文本和结构性的分析，对17世纪前后西方中心的论点进行了批评。颇有理论建树。（滨下武志，1997）
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有规模、成体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十分难得地发生在中国，这就是“华南研究”的群体。之所以说“十分难得”，乃因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本来就在世界人类学中声音微弱，惟华南的历史结合人类学的研究曾有不少出色的成果问世。早期有影响的华南研究诸如弗里德曼（M.Freedman）的《华南宗族组织》（1958）和《中国闽粤的宗族与社会》（1966），讨论了明清华南的宗族社会与国家；施坚雅（W.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93）虽然地域范围不止华南，却对晚清中国提出了一个区域市场体系蜂窝状的等级结构模式。但是上述研究在方法上有历史，无文化，缺乏对中国历史从文化上的理解。八十年代以来，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David Faure）、陈其南，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Helen Siu），以及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刘志伟、陈春声、程美寶，厦门大学的郑振满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等一批历史学和人类学家合作进行研究，通过珠江三角洲、廣州、香港、潮汕地区和闽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明清地方历史进行了批评性的反思，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笔者称之为“华南学派”的“文化过程”或者说“文化实践”的研究方法。它兼顾了对平民史、日常生活史和当地人想法的关注，对过往的精英史、事件史和国家的历史权力话语进行批评，形成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良好开端。这是中国人类学和史学界在一些优秀的研究个体之外，目前能够在世界学术领域进行对话的研究群体。
三、时间的视野：人类学的历史化
史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关系，如前所述，彼此缺乏对方的深度，或许可以转借这样一句话：人类学是未下苦功的历史学，而历史学则是不用头脑的人类学[2][2]。所谓人类学家下苦功不够，是说对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以建构理论为兴趣，史料成为理论的
附庸。另有些自以为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不过生硬堆砌他人的研究史料，然后取巧冠以某些理论概念，将历史简单化和模式化，曲解了历史。而所谓史学家不用头脑，是说他们钻进史料便不出来，特别是被狭窄的精英史料所束缚，以为那就是全部历史，忽略了另类史料和理论的思考，陷入一种简单的“集体的回忆”（巴勒克拉夫1987:78）。
六十年代以来，新史学之人类学转向的主要特点就是开始“用脑”，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民族志也出现了历史化的趋势（参见Marcus and Fischer, 1986）。而在50年代，已有人类学家呼吁关注历史的研究，其始作俑者就是英国人类学家普里查德（E.Evans-Pritchard）和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普里查德曾经批评功能学派“在泼出了进化论推测性历史洗澡水的同时，也泼出了真正的历史这个婴儿”（Evans-Pritchard 1950）。他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是技术、侧重点和观点问题而不是方法和目的的问题。史学家是按照历史发展往前写历史，而人类学家是往回写历史，追本溯源（莫利斯1991:262-263）。他的名言是：“人类学要在是历史或者什么都不是之间做出选择(anthropology is history or nothing)”（Evans-Pritchard 1951）。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曾经检讨美国文化人类学反历史的倾向（anti-historical in tendency）,认为这种倾向可能来自生疏于博厄斯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历史的”。（Barfield 1997:239）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中亦开始出现下苦功者，例如文思理（Sidney Mintz）的《甜与权》，萨哈林斯的《历史的隐喻和虚构的现实》，盖茨（C.Geertz）的《尼嘎拉：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科奇（P.V.Kirch）与萨哈林斯合著的《阿纳胡鲁——夏威夷王国的历史人类学》，萧凤霞(Helen Siu) 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等。历史人类学对史学和人类学都是一样的定义——结合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到历史研究，而不是相反，借史料论证人类学理论。至少这不是历史人类学。两者的结合是平等的，既不是人类学沙文——摞取史料为自己要阐发的理论观点作点缀；也不是史学沙文——将人类学理论概念为自己的史学作品装饰学术“门面”，上述两者，都会对史学和人类学产生曲解的研究结果，扭曲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在60年代开始受到注意，1966年，社会人类学家学会在爱丁堡召开会议，主题是“历史和人类学”。伯克指出：二十世纪下半叶，两者的会合可说是足够明显的，这或许可以由不断增加的使用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谈论两个专业研究群体的相关性来说明。对史学有兴趣的人类学家（可称其为历史人类学家historical anthropologists）和对人类学有兴趣的史学家（可称其为人类学的史学家anthropological historians）之间的分歧已经不那么引人注意。在两者的关系中，彼此都受到对方的影响，但是接受起来仍有困难。（Burke 1990:268-269）1984年，《历史与人类学》创刊，更加促进了历史和人类学的结合（罗伯茨2000:153）。
作为文化人类学主流的欧美人类学研究，之所以缺少对历史人类学的关注，至少有两个与功能学派有关的原因，一个原因来自理论上，赖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中，曾经指出文化事实的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方法，追求事实发生的原因，但是对没有文字的民族，用这种方法不能找到规律。民族学的研究属于这类，即对原始民族进行历史拟构，而不是寻求规律。另一种借助自然科学类比方法来研究文化规律的，是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力求贯穿于文化现象的一般规律的研究。（赖德克利夫—布朗1988）另一个原因，与其早期对殖民地的研究心态有关，在他们眼中，那些落后的部落社会“没文化”，因而没历史。例如功能学派认为那些“原始的部落”长期处于静止、孤立的状态，其文化形态不变。Emiko认为：人类学和史学彼此之间的兴趣已有很长的时间，如今在历史化的人类学（historicizing anthropology）方面的兴趣，其持久发展的强度和允诺是显著的。一个被历史化的人类学（historicied anthropology）的新类型，在今天后殖民和后科学主义（postscientism）的气候之下，引起了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认识论的重新考察。……回过头来说，早期的人类学家忽略了认真对待历史是由于最初他们的殖民心态（colonial
mentalite）。……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没文化的（nonliterate）?的人没有真正的历史。众所周知，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曾经区别急剧转变的…热?社会（hot society）和缓慢发展的…冷?社会(cold society)，这很容易理解为热社会有历史而冷社会无历史[3][3]（Emiko 1990:2-3）。
罗萨尔多（Renado Rosaldo）对菲律宾易隆高人（Ilongot）猎头的研究（1980），明确反对“原始”人没有历史或者只有不断循环的历史的观点。普莱士（R. Price）的《初始时间：一个非洲美国人的历史视角》（1983）试图重现撒拉马卡人的俗民史。兰辛（J. Stephen Lansing）曾经批评那种以为前现代社会在历史进程之外的说法，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中心的论点（Lansing 1991:8）。有趣地是：60年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可以称作历史人类学的作品，都是在美国大陆本土以外的研究，其中有些正是在那些“落后的”、“无文化的”、无历史的地区。
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1984）一文中，曾经指出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一种充分的历史人类学研究。（Ortner 1984:142）但她同时更主张一种实践的观点来吸收历史研究：
在我的观点中，人类学与历史的和睦相处对整个研究领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我在本文中没有特别强调它，只是因为此刻这种趋势太过广泛。它掩盖而不是暴露了重要的区别。就历史与人类学各类工作事实上的结合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虚假整合的领域却未能发现深层的问题。正像本文提出的，这些深层的问题通常由很成功的系统和结构主义的观点来产生，它建立了有如社会本质的事实，不过，却未能回答在系统的方式下，社会事物来自那里，又如何变迁。
要用“历史”这个词回答这些问题，就要避免把历史当作一条人们特别反应的事件之链条。历史不是简单的发生在人们身上，而是他们身在其中的创造，当然，其中有着强烈的系统性限制。实践的观点试图理解这种创造，无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也无论是新的创造还是旧东西的再生产。实践的观点提倡，或者至少带来希望的，是一种历史和人类学研究有分寸的联结模式，而不是盲目迷恋历史。（1984:159）
奥特纳的观点至少强调了几点：首先，人类学与史学的结合不能放弃对深层问题的探讨。人类学的长处是其理论方法（例如系统和结构主义方法）有助于探讨社会事物的本质，不足是忽视了事物的来龙去脉。第二，“历史”是人们身在其中的创造。历史是实践的、有动因的。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第三，历史不是简单的叙事和事件的连接，应该通过系统和结构等方法来寻找其深层的动因。奥特纳的观点，依然带有人类学本位的色彩。
福克斯（Richard Fox）面对后现代理论对民族志的挑战，也曾经提出“准新文化史（nearly new cultural history）”的概念，希望籍此摆脱传统民族志的困境。他认为准新文化史是对博厄斯文化历史学派的旧文化史的再生，在准新文化史的概念下，民族志不应视为一种田野方法，或“来自生活”的描写；而应视为一种文化历史的文本，一个被重构的结构，一个具有创造的文化实践。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强调文化的生活，还强调活的文化。他批评旧的生命史（生活史）的研究强调了个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却忽视了他们也是文化的努力的革新者（Fox 1991:95-111）。不过，用“历史”取代“描写”，用“文本”取代“田野”，用活的主动创造的文化取代刻板被动的文化，这样的变通其实并不能逃避后现代理论对传统民族志提出的一些批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强调的确对民族志的写作和田野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让资料摆脱“真实”的僵硬辨识，在探讨深层的结构与过程的逻辑中展开，从而能够让资料真正返“朴”归“真”。
就人类学的历史化而言，著述繁多，只能就笔者所知有限地选择一些近几十年的研究，分作如下几个类型来示意人类学历史化的大概趋势：
1、大历史的研究。如文思理（Siney Minze）的《甜与权:糖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1958），追溯了18-19世纪欧洲糖的消费，并把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展联系起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1998）和波梅兰兹（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2000），虽然不是出自人类学家，也属此类大视野的研究。
2、地方历史的研究。如萨哈林斯对夏威夷土著社会研究的《历史的隐喻和虚构的现实:三明治岛早期王国历史的结构》（1981）和托多络夫（T. Todorov）的《美洲的征服》（1982）。这两部作品分别讨论了两种文化（夏威夷人和英国人，阿兹特克人（Aztec）与欧洲人）的文化碰撞。此外，科奇（P.V.Kirch）与萨哈林斯合著了《阿纳胡鲁——夏威夷王国的历史人类学》（1992）。克拉克曾经列举了一些在英伦三岛和法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作品（克拉克1998:373-384），如西格伦（Martine Segalen）的《农家中的爱情与权力：十九世纪的法国乡村》（1983）等。中国社会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前述的弗里德曼（M.Freedman）和施坚雅（W.Skinner）等之外。萧凤霞(Helen Siu) 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1989）和另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妇女何在？——华南抗婚和地域文化的再思考”（1990）通过考察珠江三角洲的地方历史，生动描写了地方社会历史是怎样进行文化建构的，启发人们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科大卫和萧凤霞合编的《根植乡土》,是一部华南研究学术成果的代表性文集，其中的结论部分，便以“历史和人类学”为题（Faure and Siu, 1995）。
3、专题史的研究。如盖茨在印尼的研究《尼嘎拉：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1980），讨论了国家的权力和地方的自治。兰辛与盖茨的《尼嘎拉》进行对话，发表了《祭司和规划者：巴厘景观设计中的权力技术》（1991），涉及到农业灌溉中国家和水庙权力方面的讨论。此外，还有奥特娜在尼泊尔研究的论文“历史模式：夏尔巴人宗教制度铸构中的文化先验图示”（Ortner 1990）。维来里（V.Valeri）“建构的历史：夏威夷亲属制度合法化中的族谱和叙事”（1990）等。斯考特（D.Scott）籍评论对加勒比海后解放(postemancipation)历史理解上存在的问题，说明了所谓“后殖民现场的历史人类学”概念。(1997)罗萨尔多（Renado Rosaldo）对菲律宾易隆高人猎头的研究（1980），以及弗莱克曼和罗夫根（J. Frykman and O. Lofgren）对瑞典的研究（1987），都涉及到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文化建构。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帕特（S. H. Potter and Jack M. Potter）夫妇的《中国农民：一部革命的人类学》（1990），围绕农民和革命来展开中国社会近现代革命史演变的脉络。拉弗尔（Lisa Rofel）的《另类现代性：中国社会主义之后的性别向往》（1999），用跨文化的视角，通过对解放以来杭州丝绸业的历史变迁，来理解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的现代性。罗红光在陕北黑龙潭的研究，从当地人的礼仪活动讨论了围绕历史资源的非线性实践（罗红光，2000）。
4、口述历史和生命史的研究。前述罗萨尔多《易隆高人的猎头—1883-1974：一个社会和历史的研究》（1980）和普莱士的《初始时间：一个非洲美国人的历史景象》（1983），都运用了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索斯塔克（M. Shostak）的《妮莎》（1981）和克拉潘佐诺（V. Crapanzono）的《图哈米》（1980）分别是关于一个昆布须曼妇女和一个摩洛哥人的生活史研究。在早年林耀华的《金翅》（1947）之后，庄孔韶于80年代重访金翼之乡，并于1996年发表了《银翅》，从《金翼》搁笔的三十年代写起，直到80年代，可以说是生命史和地方史结合的作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89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他的书除了少量的学术讨论，主要是林村一个老党支部书记的口述故事，讲述从土改到80年代的生活经历。在相关的社会学领域，近年来孙立平及其学生的土改口述史研究，正在形成一个研究氛围并有相关的成果开始问世（参见孙立平等2000）。景军的《庙堂的记忆》（Jing 1996）运用记忆理论理解中国西北农民对历史的记忆选择和现实建构，具有某些口述史的研究特点。
5、意义史。史学在80年代，有一个从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向意义史（history of meaning）的转向。由于理性思想的式微，引起了对传统观念史（history of idea）的拒绝，不再把它看作是普遍性的，而是看作文化的建构（参见Toews 1987）。米克（M. Meeker）的《阿拉伯北部的文学和暴力》（1979）透过上世纪初搜集的不同的诗文意义，分析了阿拉伯游牧民族贝多因人（Bedouin）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后面的历史联系（Meeker 1979）。普莱士（R. Price）的《阿拉比的世界》（1990）通过三种人（黑奴、荷兰官员和摩拉维亚传教士）的眼睛，来描述18世纪苏里南的状况，然后加上自己对三个文本的评论。宝叶（K.A.Bowie）的论文“泰国北部19世纪社会的布品与织品”（1993）通过口述史和档案资料，分析了19世纪当地不同阶级的文本产生过程，揭示了其中阶级差异的文化意义。娜詹（Suzanne Najam）对英国法夫郡矿工在1984-1985年罢工中扮演的角色之研究中，提出了有意义的历史（significant history）概念，那是一种历史遗产的传承（娜詹1990）。当然，强调历史或者其他事件中包含了意义不等于做意义史，盖茨通过“深描”发现和解读文化意义，为意义史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不过这方面的著述依然不多。
人类学的历史化不等于历史人类学，特别是一些作品只是涉及历史，属于典型的人类学作品，若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看，似乎疏于“历史问题”。当然，何谓“历史问题”并没有标准，这也是历史人类学难于从涉及历史的人类学分离出来的原因之一。但至少它应该与历史现象和历史脉络密切相关，是“关于历史的研究”或“历史问题研究”，而不只是“有历史的研究”。
结论：历史人类学在中国
本文尝试论述了历史人类学的缘起背景。应该说，历史人类学已经形成了一套研究的范式。面对这个既有的研究范式，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呢？至少笔者暂时不这样以为，且不论学术的脉络和学术的尊重，就是新史学和新文化史学派的理论水准，已经是我们需要努力达及的。这样一块带有新鲜空气的空间，令我们可能生长自己的东西。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当属起步阶段。也许可以明白地指出，如果今天在中国有历史人类学的迷失，可能在于我们的如下误解：
第一，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性”误解。表现在简单把历史人类学当作人类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或者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忽略了历史人类学产生的前述科学背景。历史人类学不是一门学科分支，而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至少目前如此。既然在史学看来，历史人类学没有自己特殊的研究领域，如果它要成为一个史学的学科分支，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独树一帜。在人类学的分支中，倒是很容易定义“研究历史的人类学”这样一个分支，但是他们必须真正转入研究历史问题，而不只是拿历史当拐棍儿。同时，因为被史学抢注，人类学也必须尊重历史人类学的先驱研究。历史人类学应该是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不断形成一套结合了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语言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积累。可惜，这样的理论积累至今尚嫌浅薄。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人类学，我们只能期待。
第二，以为历史人类学不过是有历史的人类学。如果这样说，人类学的经典作品中，大部分是有历史的，例如早期Malinowski在西太平洋的研究，Boas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都是有历史的。库拉圈、夸富宴，都是历史的习俗。没有涉及“历史”的经典人类学家寥寥无几，但是他们的研究多数并不是面对历史的“问题”。普里查德（Evens-Pritchard）曾经论及两种历史：一是在人们生活和思想中的历史；二是推测出的历史。功能主义承认前一种历史，反对后者，但是在泼出后者的同时，也泼出了正确的历史婴儿。简而言之，传统人类学家重在从历史当中探究人类的生存规律、规则和逻辑，落脚点是人类，现实和历史事实都是他们探究的根据；传统史学则重在历史本身，落脚点是历史。从学理层面，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生存的一般性规则；史学更多关心的是历史经验现象中的具体规则。正因为两者的各自缺陷，
历史人类学才显得更有意义。就笔者浅见，历史人类学应该是历史的研究，而不只是有历史的研究。
第三，将有人类学的史学等同于历史人类学。史学家如果引用一点人类学家的语言和知识，是否就是历史人类学呢？任何一个作品，套上几句人类学经典话语是很容易的，但这不等于历史人类学。人类学的长处和难点就在于其贯穿民族志和理论研究始终的整体把握，那远远不是几句经典可以呈现的。它的精髓可能见诸于一段故事、一个人物、一幅场景，而恰恰不是上面这些故事、人物、场景或者一个概念、一段经典的罗列和拼凑。历史人类学起码应当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
史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关系，如前所述，彼此缺乏对方的深度。所谓深度，主要表现为“问题意识”。依笔者愚见：如果史学家学会提出人类学问题，而人类学家能够提出历史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同时又是人类学问题，它们就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其“问题意识”的发展脉络。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历史人类学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自己封闭起来，亦没有必要去罗列诸如一部作品是否属于“历史人类学”的标准，因为任何新方法和新视角的研究尝试都是有益的，不论其“学科标准”如何（学术规范如學術倫理则不在其列，必须有标准）。我们期待的，仍然是有问题深度的作品及其理论建树。
历史人类学研究仍然有待一个开创的环境、互学的心态和争辩的氛围。要达及对方的深度对人类学家和史学家都非易事，要同时做到既是人类学作品又是史学作品更需要苦功夫。中国毕竟是一个“有文化”、“有文明”和“有历史”的“早发达国家”，因此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愿在这个中国学者有责任、有得天独厚条件涉足的领域，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能够“抢注”它的域名和空间。
（上网注：在本文写作的2001年，台湾学界正在悄然兴起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的零星潮，例如柯志明的《番头家》等，遗憾那时尚来不及拜读。入籍法国的好友于硕也在我检讨了一番对法国历史人类学作品的不甚了了之后，抛出一个“原来你知道呀”的台阶。无论怎样，在没有人“抛砖”的今天，这块引玉之砖多少让笔者感到一丝安慰。本网页文章如果与《历史人类学学刊》发表有出入，以正式发表为准。）
人类学史复习题
人类学史 名词解释： 古典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第一个人类学理论流派，它活跃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30年间。他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了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里的一致性。起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斯蒂安、斯宾塞、泰勒、摩尔根。 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的人类学学派。该派对进化论学派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所做的贡献，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形成了英国较有影响的功能派队伍，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实地调查方法。 播化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人类学学派。其基本理论是直接与进化论相对的传播论，反对进化论学派的方法，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研究文化基本内容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圈。分为德奥播化学派和英国播化学派。 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1897年在巴里创办了《社会学年刊》后形成的学派，故又称“法国社会学派”或“杜尔干学派”。它既是社会学的学派，又是人类学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及其继承人莫斯，为巴黎人类学研究所培养了大量的人类学家。 美国心理学派：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塑造了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于“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文化是抽象的东西，个人才是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研究某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研究这个民族的个体开始。 历史特殊论学派：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该学派是在批判古典进化论和播化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做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博厄斯。 人类学：以人类群体之间的共同性和相异性为研究对象，对人类群体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的科学。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两大部分之一，他研究的是特定的人类文化及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的基本模式。 格雷布纳：德国人类学家。主要代表作有《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民族学方法论》（1909）。 反对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民族学研究的唯一主题就是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 佩里：史密斯的学生。主要著作有《印度尼西亚的史前巨石文化》（1918）、《太阳之子》（1923）等。认为古埃及人是航海民族。 博厄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孩子的成长》（1896）、《原始人的心理》（1911）、《文化和种族》（1913）、《原始艺术》（1927）、《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普通人类学》（1938）、《种族、语言和文化》（1940）。他认为，人类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全部总和，这种研究构成了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人类历史。提出了“文化区”概念和“文化相对论”。 迪尔凯姆：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79）、《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2）等。在宗教研究主张任何宗教崇拜对象都不过是统治人类的社会力量的化身。在社会组织研究方面认为先有原始群，然后才有氏族，而氏族又是先有母系后有父系的。家族则是在氏族之后才出现的。 莫斯：迪尔凯姆的继承人，与他人组织建立了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著作有《民族学概论》（1947）、《社会学与人类学》（1947）得出社会生活是受物质条件决定的结论。 本尼迪克特：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非洲等地的许多部落中进行实地调查。著作有《文化模式》（1934）、《菊花与剑》（1946）、《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1935）等。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米德：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印第安人、萨摩亚人、新几内亚等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著作有《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50）等。她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用种族差别、生理差别、地域或饮食差别以及自然选择都不能完全地解释人格差别的原因。 二．列举 1、人类学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学。 2、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后对人类学学科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 拉菲托（.1670--1740）、G·B·维柯（1688--1744）、孟德斯鸠（1689--1755）亨利·霍姆（1696--1782） 3、列举E·迪尔凯姆的代表作： 《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79）、《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2） 4、播化学派代表人物： 格雷布纳（1887-1934）、施密特（1868-9154）、史密斯（1871-1937）、佩里(1887-1949)
历史人类学：在学科与非学科之间
历史人类学：在学科与非学科之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 “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笔谈（9） 《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近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手逐渐取得较大影响，这种联手似乎因为有“历史人类学”这个国际上已经认可的冠名(无论是在人类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而迅速变得名正言顺。同时，这种冠以历史人类学之名的学科合作，产生了除理论之外的一些重要的具体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按我个人的看法，其目前的实践效果要好于其他类似的新交叉学科，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历史社会学等。 但是对历史人类学究竟做何理解、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分支等等，学者间还有不同意见。人类学家张小军批评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性”误解，又称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学家符太浩明确指出，历史人类学“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决不是史学的分支”。在两部书名中出现历史人类学字眼的著作中，人类学家王铭铭认为：“为了克服功能主义对历史的漠视，显然要求新一代的社会人类学者在他们的民族志文本中重新提出处理历史与他们的研究主题一一文化一一之间关系的方案”，为了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探讨，即“人类学的历史化”，即历史人类学。他把历史人类学定义为一种“学术风格”，其特点在于“在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中强调学者对于多种线路的历史的跨越”；历史学家张佩国则声称：“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整合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这就是我所提倡并付诸实践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历史人类学不是单向度的学科，而是一种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①除了明确表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内部自我反思之结果的观点外，其他人大都小心谨慎地避免把历史人类学收于某一学科的麾下，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还是认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问题意识应该是人类学的。 —————————————————— ①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一一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2003年4月)，第1—28页；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页；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一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前言”第4页；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无论其学科归属如何，历史人类学都是历史学和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都在使用并且付诸实践的概念，但我们还是无法脱离学科去讨论它，因为一旦一个学科形成了它的一套比较规范的、同行认同的方法论体系(即所谓“范式”)，尽管可以是开放的和不断变化的，它也就
中山大学人类学历年真题(1)
中山大学1998年试题：科目：人类学概论专业：民族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30分） 1．系谱分类法 2 民族共同语 3 游群（band） 4 参与观察 5 交表婚 6 双系继嗣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1．谈谈语言发展的原因？ 2．为什么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3．请评述你读过的一本人类学论著 三．问答题（每题20分，共40分） 1．你为什么报考本专业的研究生，入学后的学习计划怎样？ 2．试论宗教的社会功能？ 1999年科目：人类学概论专业：人类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4分，共20分） 1 民族共同语 2 语义 3 文化区 4 毕摩 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 1．简述克罗式亲属称谓制。 2．简述文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 3．为什么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4．怎么样理解劳动创造了语言？ 三．论述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1．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论述你对涵化的理解。 2．试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2000年科目：人类学概论专业：人类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５分，共２５分） １．萨皮尔—沃尔夫假说２单系继嗣 3 主干家庭 4 《萨摩亚人的成年》5 聚落考古学二．简答（每题10分，共30分） 1．简述怀特的新进化论。 2．简论文化相对论 3．简述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 三．论述（共45分） 1．评述你所读过的一本人类学名著（20分） 2．试举例说明文化变迁与文化适应（25分） 中山大学2001年人类学试题科目：人类学概论 二.简答题（6*10） 2.1什么是体质人类学？ 2.2试述文化相对论？ 2.3什么是亲属称谓？ 2.4试述现代人类的体制特征。 2.5简论新进化论代表人物怀特的能量进化理论。 2.6简论刘易斯的“匮乏文化”。 三.问答题 3.1试论文化涵化理论并举事例说明。（20）
宋人灾害记忆的历史人类学考察_张文
宋人灾害记忆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文 ［摘要］对宋代灾害问题，以往多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从文化创伤的角度看，灾害对于社会造成的影响相当广泛，值得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相关解读。宋人对灾害的记忆具有明显的阶层性，士大夫一般将责任归结为官吏失范，而民众则将责任归结为富民失德。两种不同指向，反映出两者对灾害导致的社会紧张与文化创伤采取了不同的宣泄途径，其终极目标也大异其趣，分别指向国家权力重建与地方社会共同体重建。从文化意义上看，体现了“体制失范”与“阶层违和”、“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立。 ［关键词］灾害记忆;士大夫;民众;文化创伤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4）10—001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慈善通史”（11＆ZD091）子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宋代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再分配问题研究”（12AZS00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研究”（11YJA770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文（1963），男，陕西西安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社会史与区域民族史。重庆北碚400715 近年来，受一系列重大灾害事件的影响，人类学界对灾害问题的关注持续发酵，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详见李永祥《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述评》一文。［1］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人类学界对灾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引用西方灾害人类学（或灾难人类学）理论进行汉语语境下的基本理论建构，或用于分析现实中灾害（或灾难）问题的社会或文化后果。实际上，中国自古以多灾多难著称，对灾害或灾难自有一套话语体系和独特逻辑，值得加入到人类学关于灾害（或灾难）的讨论中来，或许可为中国大陆人类学界关于灾害人类学（或灾难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一些本土化的思路。因此，便有了本文的尝试。 关于灾害问题的历史研究，以往中国史学界主要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即关注那些可以证实的事件本身，并寻找所谓规律性的东西，以期直接发挥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效。基于此，关于宋代的灾害研究也基本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即注重实证性研究并力争总结出相关规律。例如，对灾害进行分类、比对，对救灾措施进行归类、分析，对历史经验进行提炼、总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文作为一种尝试，打算以宋人对灾害的记忆为切入点，来观察灾害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创伤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发现，宋人对灾害的记忆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士大夫阶层与普通民众的记忆大不相同，其文化创伤的宣泄途径也有不同指向，反映出灾害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影响是不同的，文化创伤具有显著的阶层性。 一、上天警示与官吏失范：宋代士大夫的灾害记忆 对于灾害的认识方面，宋代的士大夫中尽管也有理性的声音，但主流还是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在他们看来，灾害是上天对人事的警示，以此要求帝王自省，纠正政治错讹。南宋赵汝愚所编《宋朝诸臣奏议》共搜集北宋历朝大臣所上论灾害的文章，凡9卷86篇，涉及地震、彗星、雨雪、亢旱、火灾、蝗虫等灾害和异象，开篇所论，基本皆言灾害系为上天警示。如田锡《上太宗论旱灾》：“然自今岁以来，天见星祆，秋深雷震，继以旱暵之沴，可虞馑饥之灾。此实阴阳失和，调燮倒置，上侵下之职而烛理未尽，下知上之失而规过未能。所以成兹咎征，彰乎降鉴，或天文示变，或沴气生祆。”［2］（P．365）朱台符《上真宗应诏论彗星旱灾》：“臣闻皇天无亲，王者无私，上下合符，有如影响。若王政缺于下，则天谴见于上，自然之理也。”［2］（P．366）苏舜钦《上仁宗应诏论地震春雷之异》：“凡朝廷政教昏
人类学史复习提纲
人类学史复习提纲 一、名词解释 1、人类学-是自然史的分支，是研究人类和人类种族的学问"。更简明地说，人类学可以称为"人的科学"。它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自然人，第二部分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换句话来说，是研究社会人的科学。 人类学可以划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人类学的观点一般以英、美两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其研究领域应包括人类的体质、心理、文化、社会、语言、民族、民俗等方方面面，内容十分庞杂。在他们那里，传统上习惯于将人类学划分为两大部分，即研究人类自身体质特征的体质人类学和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文化人类学。狭义人类学是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俄国，人类学一词传统上却仅指体质人类学，日本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机构也仅限于研究人类的体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他们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学"这一概念，认为人类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体质的学问，同时也包括对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的研究。 2、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死于公元前322年。他不仅是用"人类学"这个名词的第一个权威，而且在上古时期，对于人的研究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达到了顶点。他奠定了动物学的基础，创立了"生物阶梯"的思想。按照他的这一思想，一系列生物体的地位逐渐升高，呈阶梯状排列。亚里斯多德是绝对没有进化论思想的，但是他提出的生物以阶梯形式排列的原则对于后来18世纪进化论学说的发展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亚里斯多德在确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涉及人与动物之间形态特征差异方面的论点。但是在对人手作用的评价上，他认为人之所以有手是由于智慧所致，从而明显地表现出其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3、"地方性的知识"-这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写了一本叫做《地方性知识》的书。这种"地方性知识"，以区别于其它知识形态，特别是实证论者假定的"普遍性"知识形态。在格尔兹看来，知识的性质是地方性的、多元的，因为人们生活所凭借的符号系统是特定的、地方化的、分殊性的，借助这些符号系统的作用，意义结构才得以形成、沟通、设定、共享、修正和再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甄别日常行为的意义和类别，地方性知识力图维持这些特定的意义系统，并根据它去组织行动。 4、体质人类学-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体质变化的一门科学，包括研究过去和现代人体的一切发展和变异 5、赫胥黎-达尔文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是一位杰出的英国博物学家，他在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许多领域都具有很深的造诣。他通过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达尔文关于类人猿接近于人类的正确判断，并且重点探讨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位置问题，在实践中发展了达尔文主义。赫胥黎在人类起源认识史上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的观点，向宗教神学提出勇敢的挑战。 6、新达尔文主义学派-以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和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等人为代表的学派。该学派的学者提出了种质选择论，强调对遗传变异的选择作用，因而是对达尔文选择原理的一个重要的说明。达尔文主张生物的渐变进化，而新达尔文主义者在广泛的实验中发现了自然界中的另一种进化方式---骤变进化。这一概念的引入，对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另外，该学派还创立了基因论，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生物遗传变异的机制，使进化论研究有可能深入到细胞实验的层次。但是，由于新达尔文主义是在个体水平上研究生物进化的，而实际上进化是群体范畴的问题，因此，该学派在解释生物进化时，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历史人类学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课程类别：选修课编 号：学时： 3 主编姓名：张应强单位：人类学 系职称：教授 主审姓名：麻国庆单位：人类学系职称：教授授课对象：本科学生专业：人类 学年级：二年级 编写日期：2007年6月20日 一、课程目的与教学基本要求 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理论方法相互借鉴和整合的产物，是有历史学背景的人类学者和有人类学背景或兴趣的历史学家，在他们共同关心一个具体的地方社会的相关课题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强调将历史关怀与田野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增进人类学对社会文化事象观察和分析的洞察力和有效性。在本科生中开设此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观察、了解、分析和解释复杂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能力。为此，在教学中，要求学生除了全面学习和掌握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外，还要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学术脉络以及在社会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中产生和呈现出来的种种历史文化现象进行学习和讨论；并培养学生对社会变迁、时间和纪年重要性的普遍的认识，从而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达致一种整合的、具备深度和广度的理解和解释。 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暂时尚无合适的教材，主讲教师广泛收集和引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正在编撰《历史人类学导论》作为本课程选用的教科书。本课程授课内容和学时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 本章安排10学时，授课内容有五节：1）什么是历史人类学；2）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背景；3）历史学视角与人类学视角；4）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5）关于“华南研究”。重点讲授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从历史人类学“由下而上”和地方性关怀的基本取向，并扼要介绍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实践。 第二章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本章安排12学时，授课内容包括三节：1）学科的分野与连接；2）对历史的摒弃和社会史的倡导；3）科际整合：历史学与人类学。重点讲授历史人类学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历史学领域的年鉴学派和人类学领域的结构功能主义对历史人类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探明人类学与历史学等相邻学科的互动过程。第三章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概念与问题
人类学10大理论
杜尔克姆 尔干 杜尔凯姆 文化人类学10大理论流派 ●第一节古典进化论 文化人类学史上的第一个理论学派，成熟标志是泰勒的《原始社会》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问世。 进化论学派运用比较的方法探索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人类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要经历这种循序进化的阶段，造成这种普遍性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 一、产生背景 1、人类学知识的增长和研究组织的成立 2、殖民贸易的促进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蓬勃发展，殖民贸易和殖民地统治达到空前的程度。 除殖民贸易和殖民统治官员的需要这一主要社会经济因素之外，殖民当局的官员和传教士将他们在当地所见所闻报导给国内，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此，学者研究的方向也为之一变，转向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民族文化风俗的人类学研究。 3、进化论思想的催生 古典进化论学派产生的思想根源，是19世纪进化理论的提出。达尔文首次详细阐述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物种起源》一书概括了达尔文的主要思想，即物种不是永远远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过程中，生物的自然选择机制与高度的变异性起着重要作用；自然选择就是把有利的变异保存下来，把不利的变异淘汰掉，从而使自己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并生存下来。 第一个建立社会进化理论的是斯宾塞。在一切进化理论中，斯宾塞最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第一次使用进化这个词是在1850年；1857年斯宾塞描述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过程；1862年，斯宾塞给出了进化的明确定义：“进化是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从不确定、不连贯、同质向确定、连贯、异质的的变化。”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将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视为本质相同的事物。 二、泰勒的文化人类学理论 1、生平与著述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自学成才，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而驰名世界。 泰勒是第一个从科学意义上给文化下定义的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泰勒的进化论观点 所有研究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论各有特点，但在以下三个问题 上基本持相同看法，这就是： 第一，用人类本质的一致性观念来说明文化发展的单一性。 第二，各族文化都循同一路线向前进化，目前各个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各阶段在程序上是固定的，但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快慢的差别。 第三，整个世界是依自然法则运行的。泰勒主张，一方面，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整个自然
历史人类学导论
殖民还是开拓--------关于日本移民中国东北研究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日本移民中国东北的文章，用以解析伪满时期那段特别历史的其中一面，但由于众多原因，直到现在才得以实现。 历史人类学，不管是作为历史学化的人类学还是人类学化的历史学，它都为研究人类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类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或者一个视角。本文就是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日本移民中国东北加以全方位的论述分析，重塑那段人类历史中一个小群体的历史形象或者还原那一部分群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历史。 日本移民，这个敏感词汇牵动的是一段悲伤屈辱的历史，而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另一个特殊词汇抑或群体，则因其本身地位身份的特殊性，长久以来并未形成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热点，且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段记忆正逐渐从人们的脑海中淡却遗忘，成为一片空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日本开拓团，作为日本对华整体移民的一部分——就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而言无关痛痒，相反，它在中日战争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并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到中日战争，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便是八年抗战，而论及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大家势必会联想到“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的那些烧杀抢掠，殊不知，日本移民（开拓团）作为一种特殊的殖民势力，也是日本对华侵略的一种政策和方式。 日本对华，主要是针对中国东北移民，始于日俄战争之后，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40年间，日本分三个阶段向中国东北移民共计160万人以上，其中农业移民（开拓团）即达32万余人。 移民侵略是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手段，为统治和掠夺殖民地而采取的除武装侵略外的另一种重要形式。“移民侵略看起来并不像带血刺刀的武装侵略那样野蛮残暴令人闻风丧胆、惊心动魄，但它却比武装侵略更为阴险毒辣”。日本帝国主义用移民侵略来壮大在华民族人口实力，妄图实现民族同化，以建立起坚实的殖民统治基础，为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侵略服务。 以往，有学者特别是日本右翼分子，声称日本移民中国东北是基于开发改造满洲的意图并起了突出的作用。那么事实究竟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溯流而上，去还原历史，找寻问题的真实答案。 以1905年日本第一个移民农村“爱川村”的设立为滥觞，日本开始了对华政策移民，移民中国东北人数逐年递增，并逐渐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移民呢?三个方面：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解决日本国内的“农村问题”和“人口压力”、推行“大陆政策”，我想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综合日本国力考虑，日本政府才作出了移民中国东北的不二选择。 第一，针对加强对中国东北统治的需要。 自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对近在咫尺、富饶辽阔的中国东北更是垂涎三尺。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东北的实力大增，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极力扶植清废帝溥仪成立了丧权辱国、天下笑谈的伪满洲国。日本虽然牢牢控制了它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各个方面，但日本的入侵及其残暴统治激起我国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日本政府妄图通过移民来改变满洲人口结构，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 从理论和现实来看，日本移民在加强殖民统治方面确实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移民可以作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的象征，母国人民永久性的移住定居，即意味着统治权限的延长，有宣布领土所有权以及征服他国的意义。大量母国人口的涌入，将改变殖民的人口结构，扩大其统治基础。 其次，大量移入本国农民，可以形成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壮大在被统治地区的实力，而蓬勃发展、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斗争，使单纯依靠军事镇压屡遭失败的日本侵略者认识到
西方人类学史复习题
西方人类学史 名词解释 1亲属称谓：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最早对亲属称谓进行分类研究，他把所有的亲属称谓分为描述式和类分式两种，认为类分式是描述式演变而来。通过对亲属称谓的研究，认为人类的婚姻家庭经过从原始乱婚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即从血缘家庭、普那露亚家庭、对偶家庭、父系家长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 类分式亲属称谓：特点：重视群体关系而不计及个人的亲属关系，无论直系或旁系亲属，只要辈份相同，除性别外，一般使用同一称谓，因此称谓极简单。 所谓“类分式”，就是指对亲属称呼不进行逐个区别，而是分为若干类别；不论被称呼的人与“自身”的亲疏关系如何，凡属同一类别的人即以同一亲疏称谓笼统称之。例如，我的亲兄弟与我父亲的兄弟之子，均称为“我的兄弟”，我的亲姐妹与我母亲的姐妹之女均称为“我的姐妹”。 2叙述式亲属称谓：特点：直系与旁系的亲属各使用不同的称谓，以示区别。 “说明式”就是对于亲属，或用基本亲属称谓来说明，获将这些基本称谓结合起来加以说明，使每一个与“自身”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称谓各不相同。例如，我的兄弟、父之兄弟、父之兄弟之子等的称谓各不相同。 3集体观念：涂尔干常用的概念之一：一个社会中成员所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的生活经验中吸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之中来的。 4文化唯物主义：马文﹒哈里斯所创立的研究方法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文化系统都共同由三个要素构成：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结构(structur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哈里斯称之为适应于人类社会的“普同模式”（universal pattern）。他强调基础结构为人类社会文化提供了基础，是第一位的。它对结构形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进而，结构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研究人类社会必须由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入手。他甚至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是以基础结构为中心的研究。 文化唯物主义用自然和技术来解释文化，认为文化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生活必需品而存在的系统。其理论强调生殖的或人口的压力及生态压力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决定作用。 这一理论认为技艺、经济因素是形成一个社会特质最基本的角色。哈里斯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Barfield1997：137）。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是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服务构成。哈里斯的动机是论证诸文化要素是与特定环境相适应、唯物合理的存在（Milton 1997） 5普遍进化论：斯图尔德把进化论称为“单—线进论”，把怀待进化论称为“普遍进化论”，称自己的理论为“多线进化论”怀特提出对于古典进化论的修正和历史特殊论的反弹 1）与古典进化论相同的地方：都同意人类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是从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全世界各种文化都必定经历几个相同的阶段。可以讲，这种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一致性和单纯性构成二者之所以被称为进化论的基础。不同点：怀特不像摩尔根那样以食物和生产工具作为进化的标志，而是用能源的获取来作标志。同时，他特别强调了文化发展的独立性或超有机体性，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新进化论，后来为将他的理论与其他新进化论相区别，又被称之为普遍进化论。
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
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摘要：60年代以来，史学中发生了“人类学转向”，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出现了历史化的趋向。本文主要围绕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简要回顾两个学科互补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特点，并认为历史人类学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 一、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20世纪七十年代论述新史学时，曾经这样描述史学的一种可能前景： 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勒高夫1989:40）。 勒高夫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理由，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倾向有关，年鉴学派除了史料的多元化之外，更关心整体的历史，或者说总体史的研究，勒高夫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认为“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勒高夫1989:95）。 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诸多人类学辞典或者百科全书中，都难觅“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词条，而更多出现的是“历史与人类学（History and Anthropology）”。在一些人类学家眼中，人类学研究从来都关注历史，古人类学自不待言，像考古人类学，本来就是文化史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甚至就是史学领域的分支学科。至于很多地方的民族志研究，则多多少少会涉及当地的历史。即使大的理论流派，也不乏对历史的关注，像19世纪晚期的文化进化论（以泰勒S.E.B.Tylor和摩尔根L.H.Morgen为代表），从印地安人的研究中直接对大时间跨度的历史作进化论的解释；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American historical school）的文化相对主义（又称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则由比较去建构历史的逻辑。至于30-50年代的民族史（ethnohistory）的研究，本来就是人类学的领域。60年代萨哈林斯（Marshall Sahalins）等人的新进化论，也反映出对历史的关注。巴格比（P. Bagby）曾经在《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绪论》（中译本《文化：历史的投影》1987）中，试图建立人类学和史学的整体关联。人类学家似乎以为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历史。 不过，认为自己有历史的人类学家忽略了他们的研究虽然涉及历史内容，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历史研究的“问题”。用若干大规律、大理论建构历史法则并不等于真正建立了历史的人类学，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意味着能建立生物学一样，相反，达尔文的进化论恰恰是生物学研究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应该首先来自扎实的历史研究，从中得出理论，而不是反过来，用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去套历史。然而，扎实的历史研究正是人类学家的不足，因此形成了过往史学家缺乏人类学深度和人类学家缺少历史深度的局面。 相对于人类学家对历史深度的麻木，60年代以来的史学发生了一种“人类学转向”，推动史学走向人类学式的历史学。年鉴学派是人类学转向的主要代表。伊格斯（Georg G. Iggers）在《欧洲史学新方向》（1984）中论述了年鉴学派的转向及其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经明确看到各人文科学的汇合趋势，其中包括人类学（布罗代尔1988）。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就充满了这种综合的味道（参见布罗代尔1997）。他的三种历史（结构的历史、局势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的观点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和综合的方法论特点（参见伯克2001:191）。以《英国
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之间关系
考古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这不仅是由于它的研究范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向后推移，它的材料库会不断因新的发现而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考古研究犹如破案一样富有挑战性，它经常不得不以有限的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材料为根据来进行研究。为了能从考古实物中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考古学一贯不耻于从其他学科吸取助益，只要其他学科发展出来的概念或方法对它有用，就毫不迟疑地加以采纳。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正在成为一个多学科的汇合点。考古学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概念运用于它的大部分理论；在学科的终极目标上，它又自然而然地向历史学靠拢。考古学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则大部分来自诸如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同时，作为一门主要依靠田野工作和实验分析来取得研究资料，具有较强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学科，工程技术方面的进展也往往给考古学以较大的影响。 所以，当今考古学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新思潮往往导致新的考古学流派，与其它学科进行交叉渗透则可能导致新的分支学科出现，使考古学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致使考古学的学科界线逐渐模糊，并常引起关于考古学学科地位的争论，其中犹以考古学到底属于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争论影响最为深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谈些看法。 一个遗址或者一个考古学文化，既存在同时共存的空间分布现象(组合和文化相),又存在历时的变迁和发展关系(文化层叠压或遗迹间的打破关系),考古研究者必须在历时态中复原和研究共时态现象，以共时态研究为基础探索历时态的规律，而不能将历时态研究和共时态研究截然分开。因此，对于强调共时研究的人类学和强调历时研究的历史学而言，考古学称得上是人类学中的历史学，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也许正因为考古学的这一特性，再加上各国学术传统和研究旨趣上的差异，当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考古学时,对于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就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中国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历史科学。 人类学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内容复杂的学科群。若从研究对象来分，一般认为它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主要分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可划分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一些人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体系，是因为考古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民族学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重视研究方法的整体性和相比较性，均大量使用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重视个案研究，特别是都注重田野工作。可以说，田野工作是进行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起点，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没有田野工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田野工作与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对对象的亲知和体验，强调直接观察和现场记录；其区别在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象是仍具有活力的社会，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甚至与对象对话交流，可以了解对象各方面的情况，而且这种活动一般不会对对象造成多大的损害,观察活动可以反复持续进行。田野考古面对的却是埋藏于地下的谜一样的静态实物，要揭谜全凭发掘者的观察和理解，而且发掘工作犹如生理解剖，一个遗址一旦发掘完毕，便无法完全原样恢复。 其次，考古学阐释理论大多来源于人类学,二者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是相通的。它们的基本研究单位都是文化。人类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是已“死去”的文化。那些“死去”的文化虽然也曾有过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内涵，留给考古学家的却只有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如果考古学家并不仅仅满足于分析实物遗存的物理形态，还要把它们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解释，并进而对考古学文化的非物质领域进行探讨的话，就特别需要有关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大多来自人类学。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是还“活着”的文化，它的研究对象是完整而系统的，人类学家可以对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文化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故更容易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一般的文化理论与模式来。而人类的本性和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也使以研究史前文化为主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借用从近代原始或后进群体
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
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 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3 乔素玲 黄国信 提要: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宗族被当作落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加以批判;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则以功能主义为方法总结出以“祀产”为核心的中国宗族运作模式。 历史学家科大卫等结合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提出“入住权”的概念和“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等论断,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的具有整体历史视野的宗族研究学术路径,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逻辑出发的历史人类学宗族研究的一种成功实践。 关键词:学术史 中国宗族 弗里德曼 科大卫 中国宗族研究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1930年代的中国宗族研究较多地受“革命话语”的影响,宗族被作为落后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受到批判。1950年代以后,国内继续以“革命”观研究中国宗族,希望从根本上消除宗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西方的中国宗族研究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代表,更多地侧重于回应人类学界从非洲、美洲等非文字社会的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与理论,影响极其深远。弗里德曼之后的西方中国宗族研究的众多成果,或同意其理论,或在其框架下进行拓展,或挑战其学说,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得不把弗氏作为对话对象。中国学者所发表的宗族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在同弗里德曼直接或间接的对话中展开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牛津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和大陆学者刘志伟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可视为成功地继承并挑战弗里德曼的少数成果之一,他们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同时又回应了人类学的问题,堪称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本文拟以弗里德曼、华德英(Barbara E.Ward)、陈其南等人的宗族研究为背景,评述前人学术史论著中注意不多的科大卫、刘志伟等人的中国宗族研 3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视野中的法制转型”(项目编号09BFX007)的研究成果。 691
历史人类学绝版笔记
历史人类学全国研究生暑假学校讲座笔记整理 第一讲：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8月1日） ——萧凤霞（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 7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不完全只研究“他者”，而转向对自身社会的观察。 人类学的选点带有某种选择性，和个人追求、价值取向有重大关系。 我的研究背景：中山小揽镇（1985年开始同陈春声、刘志伟一起跑田野）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可能误解了华南帮或广东帮，华南不是我们的研究“专利区域”，而只是了解中国社会和探索人类学理论的一个近便的手段。 历史学研究的是时间的一点，而人类学研究的是空间的一点。 我们必须明白资料是一个被创造的过程，文化就是在客观和主观的互动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某个实在的东西。 对于人类学者而言，当事人怎么解释，怎么看待自己描述的对象更为重要。 20世纪的历史研究：从大陆路线转向海洋路线。 举例：南越王墓，佛山南海神庙（被供奉的“菠萝庙”，印度人。“菠萝”在印度语中表示“到彼岸去”） 光塔：阿拉伯文化在南海（很典型地反映出历史上多种异域文化在广东的交融）中国、南亚、中东，剖析亚洲的三个重要的点。 领域则从政治史（精英）、社会史（阶级、社会结构）、经济史到文化史。历史学开始变得越来越“文化”。 人类学在此之前，非常不历史。可以从西方人类学理论思潮看出人类学对历史的忽略甚至排斥，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 后现代日益成为时髦的名词，如今很多年轻的学者没有亲历过“现代理论”阶段，因而接受后现代理论是需要相当谨慎的。 不了解现代是什么，便永远不能理解后现代在批判谁。我对此有深刻体会，70年代之前我所接触的都是属于现代的，属于实证主义的那套东西，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好处和弊端。 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虽未至田野，“田野”却已被研究者到达了。（因为人在流动，田野中的人走出他的世界步入我们的视野） 选择了一点之后，什么样的声音都应该被包括进去。广东帮（祠堂）、福建帮（庙宇）。 推荐在座阅读《乡土中国》。毛泽东时代，用30年时间使中国农村走向封闭，城乡对立事实上从20世纪才开始出现。30年中，中国农村是停滞的，它被困住了。由此多元化的中国农村走向单一化。 封建迷信是个很有趣的说法，是国家语言在作祟。
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
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 张伟明 【摘 要】当今中国的人类学者更多的是应用历史记忆于研究对象中,但是,对于历史记忆究竟在人类学的哪些方面产生可值得探讨的影响则缺乏更多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历史记忆有利于人类学理 解历史的真实,有利于加深对人类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认识。 【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真实;历史人类学 【作 者】张伟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二部,助理馆员。北京,100006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5)03-0040-007 Historical memory and anthropology studying Zhang Weiming A bstract:Anthropologists in china often apply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emory to the study cases. But they often ig nore the academic impact that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emory bring s to anthropolo-g y.The paper w ill explore this question.The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think the theory of histo rical mem-ory im prove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truth of history,the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anthropolog y. Key words:histo rical memory;truth of histo 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 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注是一个断裂和延续的过程,对记忆的关注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早期人类学家热衷于考察人类和社会制度的起源问题。因此,他们经常利用历史资料来建立人类发展所经历的社会阶段,例如摩尔根对蒙昧和野蛮的划分。这些持进化论思想的人类学家把历史当作一种推论工具加以利用,把人类的发展史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从而被美国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和英国的功能学派所批判。博厄斯认为,进化论的学者在构建人类历史的发展秩序时,有一个理论假设,即“不同文化中的类似现象,是同一的人类心智对类似环境的反应的结果”①,但是,博厄斯根据他所掌握的印第安人的材料指出,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文化现象,可能是由不同的心理、历史或环境因素造成的。②所以,进化论学派的历史建构因为前提的错误而流于推测。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学派则彻底地摒弃了历史,并宣称要建立一种探求社会规律的人类学。由于历史特殊论和功能学派在现代人类学发展的初期占据主流地位,这导致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历史。 功能学派摒弃历史的理论假设是,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具有一种稳定和自足的结构,人类文化的变迁对社会的影响是不足为道的。这种假设本身也是错误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偏远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历史。埃文斯—普理查德就明确反对功能论的非历史倾向。有一些民族史学家和主要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口史的人类学者仍然坚持把历史纳入人类学视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的人类学出现各种理论的流派。70年代兴起的政治经济学派明确给予历史以重要地位。这个学派认识到,“人类学研究的所有社会都实际上镶嵌在更大的系统中”③。因此,人类学的研究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