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问题探索

我国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问题探索

律师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下面是小编整理推荐的一篇关于法学毕业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得不到保障。实践中，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是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法中的，这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明确承认的。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存在着会见权难以落实、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以及易受刑事追究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立法、司法及文化方面的原因。我国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难以行使的原因有很多，诸如立法上存在着缺陷;有关司法人员存在的权力意识和传统诉讼观念;我国的法律工作者缺少对法律文化统一体的认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从各方面予以充分保障，应当设立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告知义务;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经过侦察机关批准;对会见的时间和条件给予保证。另外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设定辩护律师在场权、确立辩护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等都应当拥有保障权利。并通过确立辩护律师的刑事责任豁免权和在场权来进一步保障和完善其诉讼权利。本文通过对辩护律师及其诉讼权利的概述，全面和纵深地剖析我国现行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护提出了若干改革与完善对策。

关键词：辩护律师诉讼权利在场权刑事责任豁免权

第1章引言

律师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保障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诉讼权利，是实现控辩力度平衡的要求，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相对于原刑事诉讼法而言，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方面，赋予了律师更大的权利，可以说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我们仍应当看到，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上，对于律师辩护仍有诸多限制，律师辩护在现有的条件下很难获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苍白无力。因此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动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2章辩护律师及其诉讼权利的概述

2.1辩护律师概述

2.1.1.辩护律师与辩护人

关于辩护律师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经人民法院的指定参加诉讼，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律师[1].辩护律师只是辩护人的一种，除律师可以充当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外，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也可以担任辩护人。因辩护律师具有其他辩护人不可比拟的专业素质，同时比其他辩护人享有更充分的诉讼权利，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能够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2.1.2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诉讼地位问题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是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这是得到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承认的。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在侦察阶段介入到刑事诉讼中，但未就律师在此阶段的诉讼地位予以明确规定。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侦察阶段的律师应当是辩护人[2].我认为，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能得以更好地行使及相应的义务得到履行，应当界定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为辩护人身份，而且这也符合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并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以下在探讨时，将侦查阶段的律师视为辩护人。

2.2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概述

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归纳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享有以下诉讼权利：

2.2.1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察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他们了解有关案情;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为其取保候审(第96条)。

2.2.2 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诉讼权利

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在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第36条);有权依法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以及被害人等收集、调取证据(第37条第1、2款)。

2.2.3 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诉讼权利

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有权出庭参加诉讼(第154条);经审判长许可，有权向被告人发问(第155条);经审判长许可，还有权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第156条);有权对当庭出示的物证、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意见(第157条);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第159条);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与公诉人进行辩论(第160条);对一审判决、裁定不服，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第180条)。此外，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公、检、法机关采用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辩护律师有权要求解除(第75条)。

第3章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

3.1.1 易受刑事追究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00年8月21日，河南焦作路通律师事务所主任于萍、助理律师卢鑫接受涉嫌贪污罪的犯罪嫌疑人马明刚家属委托，担任马明刚的一审辩护人。2000年11月3日，于萍律师指派其助手卢鑫前去阅卷。在其复印材料结束后，马明刚的亲属提出将复印的案卷留下来看看，卢鑫未同意，并答复需要请示于萍律师。在场的犯罪嫌疑人家属立即用手机与于萍联系，于萍在电话中交待卢鑫将案卷留给犯罪嫌疑人家属，卢鑫照办了。2000年11月11日，于萍又将案卷的卷宗复印材料交给了马明刚的妻子，致使该人携卷找到有关证人出具假证。2000年12月22日，河南省沁阳市检察院以

于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为由，对其立案侦察。2000年12月25日，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对其刑事拘留。2001年1月8日，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对其逮捕。2001年3月15日，向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1年3月30日，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4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于萍的行为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于萍不服判决，向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2年5月27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萍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认定：于萍在担任辩护人期间将在法院复制的案件证据材料让当事人亲属查阅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终审判决于萍律师无罪。该案的发生在全国律师界引起较大反响，给律师参与刑事辩护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据调查：1997年至2002年间，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 [3].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在事关被告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中，有70%以上的案件没有律师介入，被告人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全国已有200多位律师在履行职责时被捕。” [4].“ 在这种情况下，遂有”不敢替‘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的中国律师“一说” [5].此可知，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存在着易受刑事追究这一问题。

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第二部份着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面临的困惑及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周全进行论述，表明现有辩护机制将会导致律师不愿参与刑事诉讼的严重后果，强调该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将与法制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本文第三部份，笔者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现存权利障碍基础上，简性分析障碍存在的原因，并0彻实提出了几点使律师权利能得到真正保障的意见。 最后，笔者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在微观上受诉讼价值取向，司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制约，在宏观上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交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加强刑诉中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则是一种国际化的倾向，与我国法制建国目标一致，从而说明没有律师，没有完善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目录 引言 一、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二、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一）律师诉讼权利行使及其保障现状分析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及现状分析

三、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 （一）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四、结束语 参考文献 引言 现代刑事诉讼，是在控审分离和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显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毫不夸张地讲，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正因为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先后不断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配置和保障措施的予以护大和加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作了规定，并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条约上签字，其权利保障相对过去有所增强。但是，由于传统文明和诉讼价值观等因素影响，辩护律师机制仍不够完善，其权利保障现状更令人堪忧，使律师刑事辩护呈萎缩趋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特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成文，以期对我国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著名学者龙宗智教授指：“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刑事诉讼中关于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①。也就联合国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活动所确立的基本权利保障。在我国，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

“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 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诉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刑辩律师在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特别是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及了解案情方面给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律师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表现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不能得到足够重视，一致存在着许多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辩护效果较差。据不完全统计，刑事辩护案件几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法制化的发展极不适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又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一、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判度最大的立法缺陷就是律师和法院、检察院关系依旧没有理清，律师独立自治的自由法律职业者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2)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3)。五十年代未，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4)。还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高度概括了作为律师的必备条件，从而使律师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律师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业务活动，因此，我国律师亦不同于自由职业者；由于律师不再是国有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不占国家编制，不需国家核拨经费。因此，律师队伍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尽快发展起来。(5)研究律师的职业属性，首选需要揭示律师执业特点，并应在与法官检察院等官方法律职业的比较中揭示律师的职业属性。结合律师职业特点，笔者认为，《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表述了实行律师执业资格准入制度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外在特征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上在特征的描述，并未把律师的本质属性挖掘出栏。未能揭示律师这与法官、检察官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的独立性以及律师不同于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不同的执业方式，后者才具有根本意义(6)。故，《律师法》第二条并未对律师职业属性

解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与均衡的实现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与均衡的实现 颜梅生【摘要】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地位)平等原则，本应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但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在被告答辩、缺席判决、拘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权利义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和撤诉、抗诉等方面，存有严重悖离该原则之处，应予以纠正。并就此提出了实现均衡的具体构想。 一、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规定，在现行法律中并非个别 众所周知，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已使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得到了有效保护。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当事人诉讼地位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制约着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的贯彻执行，笔者在审判实践中发现，主要有以下方面： 1、当事人在审前的诉讼信息交换不对等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但对于被告，仅规定应“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就答辩状的内容、拒不提交答辩状的后果，却没有任何下文。这就使得许多被告为不让原告知晓其信息或为给原告制造突

然袭击，故意不提交答辩状或者纯属虚于应付，在正式开庭时出人意料地提出的主张，且该做法竟是合法。问题在于：被告对原告的信息可以了如指掌，而原告对被告的信息却是一无所知，原告的平等辩论机会无疑被大打折扣。

2、原告和被告缺席的法律后果反差太大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分别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对原、被告同样拒不到庭的行为，在原、被告之间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原告承担的是程序法律后果，即按撤诉处理，日后还可以再行起诉，得到的是诉权的尊重甚至偏袒;被告承担的是实体法律后果，即缺席判决，对判决确认的内容不得在一审再行争议，得到的是歧视甚至制裁。 3、拘传是对歧视被告或先入为主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最高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解释为：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2条还规定，作为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也可以适用拘传。问题在于：一方面，正如台湾学者杨建华先生指出：“在观念上把民事被告视作刑事被告，与刑事诉讼法作相类似的规定。拘传民事被告，实有民刑不分之感。”另一方面，应该说被告不到庭的确会影响法庭审理，但实践中并非只有被告会“拒不到庭”，许多情况下，原告同样会不到庭，同样会导致法庭无法查清案件事实。但原告大不了裁定按撤诉处理，不存在人身遭受强制，而被告却要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这既是事先假定了被告“罪有应得”，也是给予被告的不公正“待遇”。 4、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形同虚设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是什么样子的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sodocs.net/doc/9216971391.html,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是什么样子的 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他们涉嫌犯罪的关系，在诉讼的过程中是处于被调查、被定罪的位置，但他们也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并不是完全无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是怎样的?下面赢了网小编给你主要介绍相关知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有哪些? 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对待的态度及其权利的享有状况，是公民法律地位高低及权利实现程序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

出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是一国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将被追诉人区分为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符合刑事诉讼的发展进程，与国际通常的做法是一致的，在诉讼理论与实践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注：在我国，被追诉的公民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的诉讼权利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但毋庸讳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还存在诸多缺漏。这和我国法治时间较短、诉讼民主化不足密切相关。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刑事领域的法治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因为刑事诉讼活动涉及公民的人身、财产、生命等基本权利，其法治化水平的高低更体现了法治的水准。刑事程序的法治化，表现为诉讼原则、制度、程序设计的科学性与正当性以及权利保障实质化。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属于超职权主义模式，具有封闭性与专权性的特点，是典型的纠问式侦查体制，它使得侦、辩之间力量严重失衡，犯罪嫌疑人的处境很不利，主体地位尚未真正实现。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辩护人的范围包括： 1、律师。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览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专业07秋法学本科 学习中心新丰电大 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 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陈学文 引言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 （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反思

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反思 汪建成杨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无疑是理解辩护律师诉讼地位和角色的关键之所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带来了对律师（包括辩护律师在内）诉讼地位的认识上质的飞跃，即由“为人民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暂行条例》[1980]第一条）转变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法》[1996]第二条）。这种认识的转变无疑对律师职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对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仍然停留在较为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有学者指出，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受被追诉者聘请以后，二者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受聘律师是当事人的代言人，其言行以被追诉者的意志为转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律师相比，根据中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规定，中国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接受被追诉者的聘请(接受委托) 之后，二者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受聘律师是当事人的法律服务者而不是代言人，其行为不受当事人的意志左右。在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1还有多数学者坚持主张，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突出表现就是，辩护人独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志以外，以自己的意志开展辩护活动。2这种主流认识无疑对强化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改变目前律师参与诉讼程度低的现状有促进作用。这些认识的共同特点是，过分强调了辩护律师地位的独立性，淡化甚至抹煞了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使得立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与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制度作用发挥不和谐的音符。笔者认为，包括律师秘密会见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的缺失、法庭结构设置的断裂、辩护手段的受限、对辩护律师的极度偏见认识（例如，律师是“为坏人开脱罪名的人”）等等现象无不与这种有意或者无意切断（割裂）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认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欲在中国构建发达的刑事辩护制度，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检讨。 *[作者简介] 汪建成（1962——），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雄（1979——），北京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周国均：“正确认识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政法论坛》1997 年第5 期。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1999年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一)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一) 关键词:参与性/辩护/程序公正/调查取证权 内容提要: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出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结果的负价值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品格，也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全面、正确地理解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便成为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提。 西方哲人把辩护视为上帝对人类的最大的恩惠，不仅在于通过辩护，能够使真理越辩越明，而且辩护也提供了一种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充分地参与和表达既体现了尊重参与者的理念，又能够使参与者从中获得一种公正的满足感。辩护之于程序公正的意义正在此。缺乏充分辩护的诉讼程序，容易引发更多的上诉、申诉。我国被告人上诉和申诉的比率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被告人没有充分地参与到诉讼裁判决定的过程中来，从而对裁判的结果无法得到认同。 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相对较少，仅有的辩护权对于我国的被告人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可是辩护权中的核心权利——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却又受到了较多的限制。不仅如此，甚至是辩护律师也不断地陷入被指控违法取证的诉讼中。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刑事案件增多，程序公正的改革，对抗制审判方式的确立，在理论上为辩护律师充分参与辩护提供了契机。但事实上，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一种危机之中。 笔者以为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辩护律师调查权的价值认识存在着偏差。一方面认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存在着妨碍司法公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枉不纵，事实胜于雄辩，辨与不辨，并无太大的意义。可是，我们却忽视这样一条谚语：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也需要雄辩。一场缺乏被告人参与和表达的诉讼，不会产生程序正义的结果。 本文试图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价值进行解析，以便能够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一个更为合理、科学的认识。 一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苏格拉底的“人啊，认识你自己”，到18世纪康德的“人是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对人的认识一步比一步更深入、更本质。反映到法律中来，黑格尔一语中的地道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1]（P46）。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是经历了不断认识的过程。从毫无诉讼权利的客体和对象，到享有一系列诉讼权利的诉讼主体。不正是体现了人类认识到了人是目的，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吗？人是目的是通过权利来体现的，也就是说，权利规定了被告人的主体性，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主体。因此，任何一项权利的设定，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一定需要。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表明了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被尊重的情况之下，对刑事诉讼的认识重心，从诉讼的结果转移到了诉讼的过程。因而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2]（P432）。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产生，表明了刑事诉讼进化到了一个诉讼文明的时代。 对诉讼过程正义的要求，此乃程序正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自然正义”，又被称为“诉讼程序中的公正”，最早体现了这种过程正义的思想3]（P126）。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自然正义的内容包括：（1）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自然正义”的思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其内容也随之丰富和深化，形成了“正当程序”的诉讼理念。其主旨就是使被告人在诉讼中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及公平的审判。尽管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但追求文明和民主的精神是共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职能

[摘要]律师为坏人辩护-----不得人心律师与司法机关作对-----碍手碍脚律师辩护无效果-----当事人不满律师给法官送礼-----腐蚀司法人员律师不负责任-----就知道骗钱律师秉公办案-----阻力重重律师办案认真-----陷阱难防这，就是中国的刑辩律师目前所面对的境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律师角色定位的偏差。本文试图通过在实践中发现的阻碍律师在刑辩过程中发挥独立诉讼地位和职能作用问题，对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对辩护律师的职责定位和刑辩价值取向的深层思考，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业内人士的关注与思考。[关键词]：辩护律师诉讼地位职能问题对策一、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职能的法律依据（一）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4项规定：在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辩护人特别是辩护律师，在诉讼中处于专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地位。辩护人的这种诉讼地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即他维护的只是依照法律应当维护的被告人的权益，而不是被告人的所有权益，更不是法律规定应限制或者剥夺的被告人的权益。二是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这就使辩护人同公诉人及审判人员有所区别。公诉人及审判人员在法庭上也有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但他们不是专门维护者，即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不是他们的专门任务。他们是国家控诉权、审判权的行使者，是在行使国家控诉权、审判权的过程中，同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辩护人则不同，他的诉讼智能就是依法为被告人辩护，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职能。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同公诉人的控诉地位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没有控诉就没有辩护。两种诉讼职能各不相同，不能互相混淆。辩护人只能为被告人辩护，陈述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情节和理由，不能对被告人进行控诉。辩护律师和公认人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依法执行职务，都要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负责，他们诉讼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辩护人对审判人员来讲，是一种协助与配合关系。这种协助与配合，是通过辩护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辩护人讲述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理由来实现的。从上述可以看出，辩护人既不从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不从属于被告人，而是个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二）辩护律师的责任《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律师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法》第28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另有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及职责的规定，因此上述法条成为专门规范辩护人（包括辩护律师）的责任规定。具体理解，辩护人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empirenews.page--]首先，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首要的是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捏造事实和歪曲法律。这既是律师的职业道德，也是执业纪律。其次，辩护人的主要职责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最后，辩护人只有辩护的职责，没有控诉的义务。二、阻碍律师在刑辩中发挥独立诉讼地位与职能的问题（一）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主要问题《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权参与刑事诉讼，这是我国民主法制的重要进步和体现。但是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应确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律师有权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介入刑事诉讼。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4项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规定，律师参与诉讼，要么是诉讼代理人，要么是辩护人，没有“律师”的称谓。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就应当被法律明确界定为“辩护人”。因此刑事诉讼法第96条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权利应修订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权利。2、宪法、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代位权多个次债务人

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代位权 多个次债务人 代位权制度成型于法国古老的习惯法中，最早由法国民法典以明文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强制执行规定的不完善。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表明代位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终于得到了确立，使代位权制度从以往学者的理论中走进了社会生活。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当通过法院予以主张，即应当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而所谓代位权诉讼，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以原告的名义，将债务人的债务人（即欠债务人）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除提起诉讼，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一种诉讼活动。代位权诉讼的（实质是债权人“越过”债务众向欠债务人提起诉讼。由于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来进行，因而必然会涉及到当事人这一诉讼法上的法律问题。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次债务人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对此，诉讼理论上并不存在争论，而对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则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论。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债务人之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常常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之讨论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若债务人否认债权人之代位权，则可以就次债务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被告之参加人，但不能就债权人为诉讼

参加而成为原告之参加人，因为对于代位权之存否问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害相互对立。债权人亦可以在起诉时因）债务人否认其代位权而直接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债权人代位起诉后，因次债务人否认债务人对其有权利，则此时债权人可以告之债务人，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债务人亦可以在代位诉讼系属后，自己对次债务人起诉，于此种情况下，法院应驳回代位权诉讼⑴。（2）债权人对次债务人起诉后，不论次债务人有无否认债权人之权利，债务人都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指我国台湾地区之民事诉讼法）参加诉讼。至于是辅助债权人，还是辅助次债务人，则因原、被告的主张不同而有异。而债权人或次债务人亦可以依据第65条（同上）关于告知参加的规定，通知债务人参加诉讼⑵。（3）可考虑采取当事人主导的引进权制度，即在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时，应承认次债务人可能申请法院命债务人为原告，而成为共同诉讼人。这样既能给债务人提供较为充分的程序保障，也有助于解决关于代位诉讼判决之效力应否及于债务人的争论⑶。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讨论来看，对于代位权诉讼，依据诉讼参加的规定，原则上债务人可参加诉讼，或者由当事人告知其参加，但对于是否仅限于对被告（次债务人）为参加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此其一。其二，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方的利益关系，因而基于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提供程序保障、统一解决纠纷、确定既判力范围等方面的考虑，出现了应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将其引进为原告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合同法颁布之后，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们对代位权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文章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发展和理论；最后指出了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具体而言，在诉讼证明中，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法院就应当对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反之，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就说明待证事实未被证明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证明标准在诉讼法证明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实际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法官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界说 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要求都符合，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1]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有必要对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当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得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的主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了两种诉讼在性质及追诉原则上的重大区别：从诉讼的性质上看，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相同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及举证责任看，刑事诉讼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审判方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才初步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与风险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风险 作者：崔岩 内容提要 提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太少，而限制又太多。使辩护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冒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地从事着刑事诉讼辩护工作，长此下去，损害的不仅是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活动，它损害的更是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并将使国家、社会希望通过改革立法、司法，从而保护人权，树立国际形象的努力化为泡影。笔者着重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定位、执业风险、形成原因、解决对策以及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促进律师刑事辩护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和广泛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的作用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近几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律师法》相继通过并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以前法律规定有一定的变化，但法律中新增的一些规定，又将律师的地位推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界，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量的减少，众多律师因刑事辩护业务而无辜入狱，充分说明了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的职责定位不够准确，法律赋予权利太少，限制太多，而刑法的306条款，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根大棒，让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律师权利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而由此造成控、辩、审三角的失衡，影响的是司法程序的公正。这与我国法制化建设和发展极不适应。 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仅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及风险以及立法应赋予律师相对的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 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对辩护人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据此，辩护律师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辩护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第二、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歪曲和捏造事实，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文提要：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虽然规定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侦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但由于律师介入侦查的权利极其有限，特别是没有确立律师在场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法及时有效地介入侦查，也无法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刑事案件辩护难尤其是在侦查阶段辩护难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对我国有关侦查的现行立法进行了分析，从律师在场权缺失的原因和设立律师在场权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价值、意义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确立律师在场权的可行性，提出了构建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初步意见。全文共6485字。 以下正文： 律师在场权, 有广义与狭义二解。从广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在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追诉、审判时, 辩护律师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有权在场履行其法律援助职责。从狭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特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 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 在侦

查机关每次讯问时辩护律师均有权在场, 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辩护律师在场。本文从狭义的角度探讨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一、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立法缺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辩护制度，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保障人权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合理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法律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在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导致律师在实践中很难介入侦查阶段，即使能够介入也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论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一)

论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一) 内容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害人曾一度为人们所忽视、淡忘，随着发现被害人运动的兴起，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开始加强,保障被害人权利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及其诉讼权利，这些规定值得肯定和重视，但仍有不足之处，应予完善。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完善DiscussiononthePositionandProceduralRightsofCriminalVictims Abstract:Thecriminalvictimshadoncebeenignoredincriminallitigation.AftertheDiscoveringvictimsm ovement,manycountriespayattentiontotheproblemofprotectionforthebenefitsofvictims.IntheCrim inalProceduralLawofChina,thevictimisonepartyofthecriminalproceeding.Theseregulationsareratio nalonthewholebutsomespecificregulationsneedbettering. KeyWords:criminalvictim;criminalproceeding;proceduralrights;improvement 一、前言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当事人主体,刑事诉讼的结局对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如何实现最大可能减少被害人受到的损害上，特别是如何保证赔偿被害人受到的损害方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共识。而我国自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开始，近年来的刑事程序立法、司法实践和诉讼理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关注较多,而对于被害人的权益的保障与保护的关注相对显得较淡。 笔者要对本文所讨论的被害人概念作个界定。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学科理解有不同的意义。本文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切入，只讨论自然人被害人在公诉案件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二、刑事被害人与刑事诉讼 （一）古代刑事诉讼被害人地位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即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被害人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和承担的法律义务的集中体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律制度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在人类社会早期，实行的是弹劾式刑事诉讼。那时,国家没有专门的追究犯罪的机构,如果被害人不起诉,诉讼便不会发生,是“无原告既无法官”的时代。这种诉讼机制中,被害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1.起诉权由被害人独占行使。2.被害人有权与加害人进行私下和解，其他个人无权干涉。3.被害人负责传唤被告人出庭。4.被害人在庭审中负举证责任。法官居中裁判，没有积极主动地调查事实的责任。可见,在弹劾式诉讼中,被害人处于主动地位,他掌握着是否启动诉讼程序这一最重要的诉讼权利；被害人通过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决定着自己的诉讼前途与命运。 社会的发展使统治阶级认识到犯罪更主要地是侵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整个政权的统治秩序；对犯罪的追究与能否维护其阶级专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便过渡到了由国家主动追诉犯罪的纠问式诉讼。在这种诉讼制度下，司法官是唯一的诉讼主体，被害人处于类似证人的地位，他具有如下特征：1.被害人不再独占起诉权。国家完全掌握了追究犯罪的主动权，尽管被害人对于犯罪仍有控诉权。2.被害人不再享有与加害人私下和解的权利。3.在庭审中,被害人仅仅是作为案件当事人出庭作证,其陈述被用作一种证据。封建专制的本质在纠问式诉讼结构中具有充分的体现，“不但被告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成为诉讼的客体,而且被害人也丧失了诉讼主体资格,有时还会成为被鞠拷的对象。这种诉讼结构实质上只有追诉机关是诉讼主体的单极主体状态。”1] （二）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封建纠问式诉讼的专制和黑暗进行了猛烈抨击，资产阶级重新建立了以公诉为主的被称之为“混合式”的刑事诉讼形式。在这种诉讼形式下,控、辩、审格局得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一)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一) “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诉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刑辩律师在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特别是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及了解案情方面给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律师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表现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不能得到足够重视，一致存在着许多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辩护效果较差。据不完全统计，刑事辩护案件几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法制化的发展极不适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又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 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判度最大的立法缺陷就是律师和法院、检察院关系依旧没有理清，律师独立自治的自由法律职业者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2)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3)。五十年代未，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 《律师法》高度概括了作为律师的必备条件，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4)。还有的学者认为， 从而使律师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律师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业务活动，因此，我国律师亦不同于自由职业者；由于律师不再是国有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不占国家编制，不需国家核拨经费。因此，律师队伍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尽快发展起来。(5)研究律师的职业属性，首选需要揭示律师执业特点，并应在与法官检察院等官方法律职业的比较中揭示律师的职业属性。结合律师职业特点，笔者认为，《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表述了实行律师执业资格准入制度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外在特征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上在特征的描述，并未把律师的本质属性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