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一)

试论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一)

论文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得不到保障。实践中，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是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法中的，这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明确承认的。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存在着会见权难以落实、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以及易受刑事追究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立法、司法及文化方面的原因。我国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难以行使的原因有很多，诸如立法上存在着缺陷；有关司法人员存在的权力意识和传统诉讼观念；我国的法律工作者缺少对法律文化统一体的认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从各方面予以充分保障，应当设立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告知义务；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对会见的时间和条件给予保证。另外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设定辩护律师在场权、确立辩护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等都应当拥有保障权利。并通过确立辩护律师的刑事责任豁免权和在场权来进一步保障和完善其诉讼权利。

关键词：辩护律师诉讼权利在场权刑事责任豁免权

引言

保障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诉讼权利，是实现控辩力度平衡的要求，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相对于原刑事诉讼法而言，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方面，赋予了律师更大的权利，可以说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我们仍应当看到，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上，对于律师辩护仍有诸多限制，律师辩护在现有的条件下很难获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苍白无力。因此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动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辩护律师及其诉讼权利

（一）辩护律师概述

1.辩护律师与辩护人

关于辩护律师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经人民法院的指定参加诉讼，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律师①。辩护律师只是辩护人的一种，除律师可以充当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外，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也可以担任辩护人。因辩护律师具有其他辩护人不可比拟的专业素质，同时比其他辩护人享有更充分的诉讼权利，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能够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2.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诉讼地位问题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是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这是得到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承认的。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到刑事诉讼中，但未就律师在此阶段的诉讼地位予以明确规定。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侦查阶段的律师应当是辩护人。②我认为，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能得以更好地行使及相应的义务得到履行，应当界定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为辩护人身份，而且这也符合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并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以下在探讨时，将侦查阶段的律师视为辩护人。

（二）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概述

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归纳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享有以下诉讼权利：1.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他们了解有关案情；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为其取保候审（第96条）。

2.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诉讼权利

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在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第36条)；有权依法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以及被害人等收集、调取证据（第37条第1、2款）。

3.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诉讼权利

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有权出庭参加诉讼（第154条）；经审判长许可，有权向被告人发问（第155条）；经审判长许可，还有权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第156条）；有权对当庭出示的物证、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意见（第157条）；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第159条）；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与公诉人进行辩论（第160条）；对一审判决、裁定不服，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第180条）。

此外，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公、检、法机关采用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辩护律师有权要求解除（第75条）。

二、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

1.易受刑事追究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00年8月21日，河南焦作路通律师事务所主任于萍、助理律师卢鑫接受涉嫌贪污罪的犯罪嫌疑人马明刚家属委托，担任马明刚的一审辩护人。2000年11月3日，于萍律师指派其助手卢鑫前去阅卷。在其复印材料结束后，马明刚的亲属提出将复印的案卷留下来看看，卢鑫未同意，并答复需要请示于萍律师。在场的犯罪嫌疑人家属立即用手机与于萍联系，于萍在电话中交待卢鑫将案卷留给犯罪嫌疑人家属，卢鑫照办了。2000年11月11日，于萍又将案卷的卷宗复印材料交给了马明刚的妻子，致使该人携卷找到有关证人出具假证。2000年12月22日，河南省沁阳市检察院以于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为由，对其立案侦察。2000年12月25日，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对其刑事拘留。2001年1月8日，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对其逮捕。2001年3月15日，向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1年3月30日，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4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于萍的行为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于萍不服判决，向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2年5月27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萍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认定：于萍在担任辩护人期间将在法院复制的案件证据材料让当事人亲属查阅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终审判决于萍律师无罪。该案的发生在全国律师界引起较大反响，给律师参与刑事辩护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据调查：1997年至2002年间，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③由此可知，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存在着易受刑事追究这一问题。

2.会见权难以落实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但侦查机关往往利用强大的职权为律师会见设置种种障碍，具体表现在：一是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或变相批准。二是对一般案件也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会见。三是不及时安排会见，以种种理由拖延安排会见时间。四是限制会见的谈话内容。会见时侦查人员一律在场，不允许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案情。

3.阅卷难

一些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移交给法院的卷宗中，只有证据目录，没有原始证据或复印件，律师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往往受到检察机关的种种限制。有的不让律师查阅证据和诉讼文书的事实部分；有的只给看鉴定结论不让看技术性鉴定材料；有的对律师阅卷的场所和时间作不必要的限制，使律师无法正常阅卷，更没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摘记；还有的规定不论律师

是否复印材料，只要阅卷就收5到10元费用。

4.调查取证难

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形式上看，律师有调查取证权，但事实上这种调查取证权很不完全。首先，律师在向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必须在征得证人同意后方可进行；其次，律师在向有利害关系的被害人及其一方证人调查时要受到双重限制，既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又要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也就是说，无论辩护律师向有利害关系还是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只要他们不同意，不需谈及任何理由，辩护律师均须无条件服从；三是律师的申请权，当证人不同意提供证据时，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否调查收集证据决定权在于检察院、法院，如果“两院”不同意代律师调查取证，那么律师也毫无办法。

（二）我国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难以行使的原因

阻碍我国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使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立法上存在着缺陷

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易受刑事追究，与我国立法上对律师权利保护不充分有直接的联系。首先，从现行的《律师法》来看，规定律师权利的条款寥寥无几，而涉及律师权利限制，律师法律责任的禁止性、义务性条款却占了一半以上；其次，《刑法》第306条关于“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的规定过于原则，使律师极易可能因法律对“帮助”“引诱”无明确的规定而无端地受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尤其是该规定把律师作为伪证罪的特殊主体是在立法上对律师的一种歧视，使人产生律师更容易犯伪证罪的嫌疑。再次，立法上没有具体规定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对侵犯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为缺少制裁。这些也影响到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使。

2.有关司法人员存在的权力意识和传统诉讼观念

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力与诉讼参与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是相统一、一致的。司法人员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必须尊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但是，一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观念难以转变，把权力放在第一位，而对于诉讼参与人如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则毫不在意，甚至滥用手中权力任意剥夺、限制律师的各种诉讼权利；对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体现出的诉讼民主、诉讼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他们理解不深，仍然只是把法律当作打击犯罪的工具，而没有看到法律在保护诉讼参与人权利方面的作用。

3.我国的法律工作者缺少对法律文化统一体的认同

所谓法律文化统一体，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意识。它是指存在与所有法律工作者头脑中的，对法律职业等法律范畴的一种思想上的统一认同。在英美法系一些国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三种法律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官、检察官一般是从优秀的律师中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法官、检察官都有过做律师的经历。因此，他们对律师的工作予以承认，在实践中尊重律师、重视律师的意见，他们把律师看作是法律这一工作领域内的伙伴，而不是故意找错误的对手。

在我国，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分别按照不同的组织体系产生，实践中律师一般日后也难以成为法官、检察官。而且我国的法官、检察官工作权利享有充分保障，不需担心干得不好会被撤职。因此实践中部分司法人员对律师的工作不予以认同，不重视律师的意见，甚至阻挠律师的正常工作。这都根源于缺少对法律文化统一体的认同。

三、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及完善

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而要想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就必须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保障并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一）关于会见权的保障

会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直接关系到辩护律师对案情的了解和证据的收集。要保障律师有效行使会见权，立法上不仅要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享有这项权利，还应为律师行使这项权利作出相应的保证性程序安排。具体讲，可采取以下措施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1.设定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告知义务

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已经成了一项国际惯例。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的基本原则》第1条就明确规定：“一切个人都有权请求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第5条则进一步规定：“各国政府应当确保主管当局告知遭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指控为有刑事罪的一切个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1994年9月10日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8条也规定：“国家必须从刑事诉讼程序一开始，便保护刑事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如果被告人没有能力聘请律师，国家应让其免费享受律师的帮助。”英国《法官规则》、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等对司法人员的告知义务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也应当在立法上规定，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时起，司法人员就负有告知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告知的内容应包括他有权选任律师作为辩护人以及他有权会见律师。

2.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经过侦查机关批准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无须批准属原则性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限制律师介入属例外规定。但在实践中，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论属于何种案件，必须经其同意或批准。这严重侵犯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因此，我认为应取消新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重新在立法上规定，无论何种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都无须经侦查机关批准，代之以事后责任追究制，即律师如在侦查阶段知悉国家秘密，并将国家秘密泄露，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或者国家重大损失的，可以泄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对会见的时间和条件给予保障

我国公安、检察机关常常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次数等条件上严格限制，以致律师常常无法和犯罪嫌疑人充分交流，因而也无法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充分的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国立法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或拘留或被指控有刑事罪的所有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各国政府应当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迅速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的48小时。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④这一指导性规范在加拿大、法国、日本、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我国也应借鉴和参照国际文件和其他国家的规定，不得为律师会见当事人规定过多的限制性条件。会见不应有次数限制，至于每次会见的时间，可以限定在半个工作日内，即四小时左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不应派员在场，也不应当使用录音、录像等监控设备或以其他方式监听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但在特殊情况下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侦查机关也可以派人在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地方监视。违反这些规定的，构成程序重大违法和无效，

应当为此在法律上设计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异议的救济程序。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民事诉讼当事人概述 一、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概念： ⒈民事诉讼当事人，是指发生民事争议后，以自己的名义要求法院对该争议作出裁判的人及其相对人。 ?利害关系当事人概念：当事人是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约束的利害关系人。 ?权利保护当事人概念：是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旨在保护民事权益,并能引起民事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人。如： ①死者名誉权案件：死者近亲属可成为当事人； ②死者著作人身权案件：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③失踪人财产纠纷案件：财产代管人； ④无主财产案件：无主财产的合法管理人或代管人； ⑤有关遗产的非继承性财产纠纷：遗嘱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 ⑥对破产财产的诉讼：破产管理人； ⑦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的诉讼：债权人； ⑧股东派生诉讼：股东。 ?程序当事人概念：基于诉状、法院诉讼文书的记载，接受法院为解决具体争执而行使民事审判的诉讼主体。 民事诉讼当事人主要是一个程序意义上的概念，当事人身份的成立不要求他必然与争议的民事权利或者民事法律关系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而只需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①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实施诉讼行为；（当事人的典型特征） ②向法院提出对其争议进行裁判、以确认某种民事权利的归属或者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存 在与否的请求； ③接受法院裁判的拘束； ⒉广义与狭义的当事人： ①广义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共同诉讼人以及诉讼代表人；（不包括诉讼 代理人与证人）（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②狭义的当事人仅指原告和被告；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力→确定谁能够成为抽象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当事人 ⒈概念：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力又称诉讼权利能力，是指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所必须具备的诉讼法上的能力和资格。 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一致与分离▲ ①一致性：保证民事权利义务有其最终的归属； ②分离性：胎儿、死者、法人的限制、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 ⒊民事行为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的对应关系：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诉讼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诉讼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无诉讼行为能力

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第二部份着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面临的困惑及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周全进行论述，表明现有辩护机制将会导致律师不愿参与刑事诉讼的严重后果，强调该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将与法制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本文第三部份，笔者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现存权利障碍基础上，简性分析障碍存在的原因，并0彻实提出了几点使律师权利能得到真正保障的意见。 最后，笔者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在微观上受诉讼价值取向，司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制约，在宏观上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交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加强刑诉中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则是一种国际化的倾向，与我国法制建国目标一致，从而说明没有律师，没有完善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目录 引言 一、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二、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一）律师诉讼权利行使及其保障现状分析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及现状分析

三、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 （一）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四、结束语 参考文献 引言 现代刑事诉讼，是在控审分离和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显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毫不夸张地讲，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正因为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先后不断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配置和保障措施的予以护大和加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作了规定，并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条约上签字，其权利保障相对过去有所增强。但是，由于传统文明和诉讼价值观等因素影响，辩护律师机制仍不够完善，其权利保障现状更令人堪忧，使律师刑事辩护呈萎缩趋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特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成文，以期对我国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著名学者龙宗智教授指：“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刑事诉讼中关于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①。也就联合国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活动所确立的基本权利保障。在我国，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

“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 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诉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刑辩律师在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特别是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及了解案情方面给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律师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表现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不能得到足够重视，一致存在着许多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辩护效果较差。据不完全统计，刑事辩护案件几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法制化的发展极不适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又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一、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判度最大的立法缺陷就是律师和法院、检察院关系依旧没有理清，律师独立自治的自由法律职业者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2)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3)。五十年代未，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4)。还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高度概括了作为律师的必备条件，从而使律师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律师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业务活动，因此，我国律师亦不同于自由职业者；由于律师不再是国有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不占国家编制，不需国家核拨经费。因此，律师队伍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尽快发展起来。(5)研究律师的职业属性，首选需要揭示律师执业特点，并应在与法官检察院等官方法律职业的比较中揭示律师的职业属性。结合律师职业特点，笔者认为，《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表述了实行律师执业资格准入制度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外在特征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上在特征的描述，并未把律师的本质属性挖掘出栏。未能揭示律师这与法官、检察官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的独立性以及律师不同于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不同的执业方式，后者才具有根本意义(6)。故，《律师法》第二条并未对律师职业属性

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案例

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案例 原告王二飞与被告杨永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原告王二飞，男，196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府谷县石油公司家属房。被告杨永河，男，1984年9月8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府谷县高石崖一队。 二、当事人的诉称及简要案件事实原告诉称，2008年9月15日，被告向原告购买价值11万元的煤矸石。当时被告给原告煤矸石货款2万元，下欠9万元货款，被告给原告写书欠条一支，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拒绝给付原告。无奈原告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9万元，并承担本次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我欠原告9万元煤矸石款是事实，但我现在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支付所欠原告煤矸石款。经审理查明，2008年9月15日，被告向原告购买了价值11万元的煤矸石，当时被告给付货款2万元，下欠9万元货款欠条一支，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一直未支付。诉讼中，被告通过法院给付原告煤矸石款1万元，现被告欠原告煤矸石款8万元。 三、审判府谷法院认为：被告给原告书写欠条一支，表明原、被告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告理应给付原告其现所欠煤矸石款8万元，据此，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给付原告煤矸石款8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四、宣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主审法官与上诉人交谈，上诉人谈了以下耐人寻味的谈话，上诉人说：“我欠原告的钱是事实，府谷法院的判决也是对的，我之所以上诉，是因为如果我不上诉我得尽快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义务。如上诉，诉讼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而我欠原告的8万元如按同期信用社货款利率计算，半年利息为4000元，而在府谷民间借贷利息至少要10000元左右。而上诉费只花1000元，又不用马上还钱，且上诉期间我欠原告的煤矸石款又不产生利息。我上诉比我在社会上贷款还便宜，我为何不上诉？何乐而不为？” 解析：诉讼本是化解矛盾的一种方式，反而被有些当事人利用，进而滥用诉讼权利，使诉讼程序变成有些当事人拖延甚至推脱欠款的合法理由。这样的上诉一则使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再者浪费人民法院的审判资源。

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反思

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反思 汪建成杨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无疑是理解辩护律师诉讼地位和角色的关键之所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带来了对律师（包括辩护律师在内）诉讼地位的认识上质的飞跃，即由“为人民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暂行条例》[1980]第一条）转变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法》[1996]第二条）。这种认识的转变无疑对律师职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对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仍然停留在较为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有学者指出，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受被追诉者聘请以后，二者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受聘律师是当事人的代言人，其言行以被追诉者的意志为转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律师相比，根据中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规定，中国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接受被追诉者的聘请(接受委托) 之后，二者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受聘律师是当事人的法律服务者而不是代言人，其行为不受当事人的意志左右。在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1还有多数学者坚持主张，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突出表现就是，辩护人独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志以外，以自己的意志开展辩护活动。2这种主流认识无疑对强化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改变目前律师参与诉讼程度低的现状有促进作用。这些认识的共同特点是，过分强调了辩护律师地位的独立性，淡化甚至抹煞了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使得立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与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制度作用发挥不和谐的音符。笔者认为，包括律师秘密会见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的缺失、法庭结构设置的断裂、辩护手段的受限、对辩护律师的极度偏见认识（例如，律师是“为坏人开脱罪名的人”）等等现象无不与这种有意或者无意切断（割裂）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认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欲在中国构建发达的刑事辩护制度，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检讨。 *[作者简介] 汪建成（1962——），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雄（1979——），北京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周国均：“正确认识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政法论坛》1997 年第5 期。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1999年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一)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一) 关键词:参与性/辩护/程序公正/调查取证权 内容提要: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出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结果的负价值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品格，也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全面、正确地理解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便成为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提。 西方哲人把辩护视为上帝对人类的最大的恩惠，不仅在于通过辩护，能够使真理越辩越明，而且辩护也提供了一种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充分地参与和表达既体现了尊重参与者的理念，又能够使参与者从中获得一种公正的满足感。辩护之于程序公正的意义正在此。缺乏充分辩护的诉讼程序，容易引发更多的上诉、申诉。我国被告人上诉和申诉的比率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被告人没有充分地参与到诉讼裁判决定的过程中来，从而对裁判的结果无法得到认同。 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相对较少，仅有的辩护权对于我国的被告人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可是辩护权中的核心权利——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却又受到了较多的限制。不仅如此，甚至是辩护律师也不断地陷入被指控违法取证的诉讼中。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刑事案件增多，程序公正的改革，对抗制审判方式的确立，在理论上为辩护律师充分参与辩护提供了契机。但事实上，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一种危机之中。 笔者以为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辩护律师调查权的价值认识存在着偏差。一方面认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存在着妨碍司法公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枉不纵，事实胜于雄辩，辨与不辨，并无太大的意义。可是，我们却忽视这样一条谚语：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也需要雄辩。一场缺乏被告人参与和表达的诉讼，不会产生程序正义的结果。 本文试图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价值进行解析，以便能够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一个更为合理、科学的认识。 一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苏格拉底的“人啊，认识你自己”，到18世纪康德的“人是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对人的认识一步比一步更深入、更本质。反映到法律中来，黑格尔一语中的地道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1]（P46）。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是经历了不断认识的过程。从毫无诉讼权利的客体和对象，到享有一系列诉讼权利的诉讼主体。不正是体现了人类认识到了人是目的，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吗？人是目的是通过权利来体现的，也就是说，权利规定了被告人的主体性，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主体。因此，任何一项权利的设定，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一定需要。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表明了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被尊重的情况之下，对刑事诉讼的认识重心，从诉讼的结果转移到了诉讼的过程。因而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2]（P432）。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产生，表明了刑事诉讼进化到了一个诉讼文明的时代。 对诉讼过程正义的要求，此乃程序正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自然正义”，又被称为“诉讼程序中的公正”，最早体现了这种过程正义的思想3]（P126）。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自然正义的内容包括：（1）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自然正义”的思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其内容也随之丰富和深化，形成了“正当程序”的诉讼理念。其主旨就是使被告人在诉讼中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及公平的审判。尽管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但追求文明和民主的精神是共

律师执业环境现状及执业权利的保护

浅谈律师执业环境现状及执业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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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环境及执业权利的保护 近年来，律师执业环境虽然逐渐在加以改善，但总体上来说，律师执业环境恶化，执业环境保护不力。主要表现为： 一、律师的社会地位低。律师能够参政、议政的机会、人数很少。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限制多于保障，律师法对律师执业授权性的规范只有寥寥数条，而涉及律师权利限制、律师义务以及律师法律责任的义务性、禁止性条款却占了一半以上，权利与义务明显失衡。另外，从社会和民众反映来看，认为律师“是在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不在少数。这种看法严重降低了律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 二、律师的司法地位弱。从律师从事代理司法实践来看，在庭审中代理律师常常会受到一些法官不正常不合法的压制。从刑事辩护来看，当律师们以“犯罪分子”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刑事诉讼而与法官和检查官分庭抗礼的时候，他们便将对犯罪分子的态度也部分地转移到了律师的身上，认为律师的辩护不是在追求和实现法律的正义，而是对法院的审理和裁判制造麻烦，对裁判案件制造障碍，使得法官与检察官沆瀣一气，对律师的正常辩护行为予以压制。此外，一些案件承办人员没有职业道德，对律师参与活动具有抵触情绪，有的甚至当着当事人的面诋毁律师。比如：“你请的律师就

这种水平，还想打赢官司？”等等，损害了律师的威信。 三、律师的执业风险大。律师因受人之托介入诉讼，争辩曲直，横议是非，自然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其中包括来自当事人的人身威胁和来自官方的指责。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遇到的执业危险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司法机关。刑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于是，在办理千差万别的刑事案件中，稍有不慎（尤其是在惹恼司法人员的情况下），就会陷入涉嫌犯罪的万丈深渊。再加上个别机关“老大”思想作怪，一旦律师辩护对其不利，特别是在律师会见后，证人、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他们便怀疑是律师指使的，立即中止原案的审理，不论证据真实如何，事实清楚没有，先关起来再说，定不了伪证罪，再定其它罪。律师执业中涉及的罪名也不断增多。新刑法实施以来，306条对律师依法执业行为威胁仍然很大，在维权案件中所占比例最高。而一些律师执业中从未涉及的罪名不断增多，如：“泄露国家秘密罪”、“偷税罪”都有发生，律师界对此反响很大。律师执业的大环境亦日趋复杂，律师的工作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律师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被当事人或一些机构非法拘禁、绑架的案件较多，有的手段十分恶劣。

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期间，被害人有如下权利和义务： 权利： 1、有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条） 2、对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或者进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 3、对于侦查人员、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30、31条） 4、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 5、对于被害人的报案，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 6、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7条） 7、被害人有权核对询问笔录。被害人没有阅读能力的，侦查人员应当向其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被害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被害人有权自行书写被害人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 8、有权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的内容，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1条） 义务： 1、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作出陈述，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应负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 本告知书在第一次询问被害人时交被害人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公正是与当事人的地位平等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平等就不可能体现公正。基于民事诉讼的本质所决定，民事诉讼立法应当在程序构造设计上为双方实施诉讼行为提供充分、平等的诉求和抗辩机会，以此保障双方在诉讼中的均衡对抗。只有法官在审判上恪守中立，对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且不存在任何偏爱与歧视，才能确保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获得实效。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 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诉讼地位的平等并不是说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相等或相同，而是指无论当事人一方社会地位如何，都应当平等地享有《民事诉讼法》所给予的诉讼权利，承担《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义务。《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与被告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因其诉与被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会给双方在诉讼中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2、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攻击和防御是平等的。一方面，双方都有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资料的权利。例如，双方都有陈述案件事实的权利。另一方面，一方实施诉讼攻击时，另一方则有进行防御的权利。例如，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另一方有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的权利。一方提出证据证明时，另一方有提出反证的权利。不能只给予一方提出主张、陈述的机会，而不给予另一方反驳、陈述的机会。无论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都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均等地获得攻防的手段。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层面上，而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于20XX年12月6日通过，自20XX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落实，增加了基本原则在诉讼中的可操作性，在诉讼程序上给予了当事人平等的机会，体现了诉讼平等的司法理念，有利于当事人对程序的参与，从而增加了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当事人在此种机制中享有了与对方平等的机会，增加了对取得裁判结果过程的信任度，也促进了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和对案件的处理的客观评价。 一、规定了被告的书面答辩义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在受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与风险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风险 作者：崔岩 内容提要 提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太少，而限制又太多。使辩护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冒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地从事着刑事诉讼辩护工作，长此下去，损害的不仅是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活动，它损害的更是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并将使国家、社会希望通过改革立法、司法，从而保护人权，树立国际形象的努力化为泡影。笔者着重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定位、执业风险、形成原因、解决对策以及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促进律师刑事辩护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和广泛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的作用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近几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律师法》相继通过并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以前法律规定有一定的变化，但法律中新增的一些规定，又将律师的地位推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界，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量的减少，众多律师因刑事辩护业务而无辜入狱，充分说明了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的职责定位不够准确，法律赋予权利太少，限制太多，而刑法的306条款，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根大棒，让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律师权利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而由此造成控、辩、审三角的失衡，影响的是司法程序的公正。这与我国法制化建设和发展极不适应。 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仅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及风险以及立法应赋予律师相对的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 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对辩护人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据此，辩护律师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辩护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第二、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歪曲和捏造事实，

当前检察机关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检察机关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分别就保障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等方面的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针对新《规定》的出台，受传统办案习惯的影响，检察机关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仍不同程度存在着观念滞后、措施缺失等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 一、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保障律师知情权不够及时主动 《规定》第5条、第6条、第14条对保障律师知情权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目前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落实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在作出移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提起公诉等重大程序性决定，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等情况，应当依法及时通知辩护律师”等环节，或是不够及时，或是不够主动。 （二）保障律师会见权不能放开手脚 虽然，《规定》要求“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但办案机关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总是担心会发生串供、翻供、毁灭证据等情形。

（三）保障律师阅卷权不够便捷高效 检察机关在辩护律师提出阅卷要求时，一般都能及时安排阅卷，很少设置障碍。但在“案件提起公诉后，人民检察院对案卷所附证据材料有调整或者补充的，辩护律师对调整或者补充的证据材料，有权查阅、摘抄、复制”还有欠缺；在保障阅卷场所、电子化阅卷、阅卷预约平台等配套设施建设上仍需加强。 （四）保障律师申请权难以见到实效 辩护律师在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检察人员回避，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等问题上，往往效果不尽人意，能够得到正面回应的很少。 （五）听取律师意见不够充分全面 《规定》第21条要求“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前，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决定逮捕期间，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应当充分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并制作笔录附卷。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和证据材料，应当附卷”。但在实际工作中，辩护律师的意见能够得到真正采纳的确实不多。 （六）保障律师申诉权机制不够完善 《规定》第41-43条，对保障律师申诉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如“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严格履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法律监督职责，处理律师申诉控告。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权

遇到物权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是调整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关系的准则。其含义包括意思自治和权力制约,处分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享有的诉讼处分权。处分权建立在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之上,处分权作为人性要求和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体现,意味着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有管理和处置的自由,并通过处分权的行使约束法院审判行为。因此,适当扩大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加强对处分权的保障,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促进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是联合国基本宗旨之一。以宪法形式保护人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各国宪法一般都有关于人权保障的内容。我国宪法第二章中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又于2004年3月14日,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这显示出我国维护人权的姿态和决心。有关人权的司法保障问题,各国亦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依笔者愚陋之见,这些成果大多是从刑事司法程序上谈人权保障。因为刑事诉讼比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更直接地涉及生命权和自由权等基本权利,所以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特别是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倍受重视,而很少从民事诉讼角度关注人权保障问题,从当事人诉讼处分权的视角研究人权保障的成果更为鲜见。笔者认为,人权是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各种权利的总和。诉讼人权是人权

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包括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也应包含民事诉讼中的人权。人权的维护和实现离不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保障。在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正当程序进行救济的情况下,即使有人权规定也徒有虚名。如果不从解决纠纷的角度探讨当事人的人权保障,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人权保障。因此,人权保障应该是现代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民事诉讼中的人权主体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其中当事人是民事诉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主体,没有当事人也就没有民事诉讼。因而对当事人的人权保障理应成为研究的重点。而处分权是现代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民事诉讼处分权与人权有密切联系,处分权建立在人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人的主体性决定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处分权作为人性要求和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体现,意味着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有管理和处置的自由,并且通过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约束法院的审判行为。因此,适当扩大处分权的内容,加强对处分权的保障,实际上就是民事诉讼对当事人的人权保障。本文正是从民事诉讼处分权的角度探讨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希望通过分析处分权的含义及其与人权以及相关权利之间的关系,论证民事诉讼处分权的人性基础及其对人权保障的作用,并通过分析处分权的立法与实践,探讨民事司法改革的新思路,提出健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权的保障制度的设想,并试图以此扩展人权保障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一、民事诉讼处分权内涵分析

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法律规定

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期间，证人、被害人有如 下权利义务： 一、权利 （一）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二）对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或者进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三）对于侦查人员、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回避： 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对驳回申请回避决定 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四）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 （五）被害人有权核对询问笔录。被害人没有阅读能力的，侦查人员应当向其宣读。 如果记载有遗漏或差错，被害人可以提出补充或改正。被害人有权自行书写陈述。（六）对被害人的报案，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被害人如果不服，有权申请复议。 （七）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八）有权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的内容，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义务 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作出陈述，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犯应负法律责任。 证人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期间，证人有如下权利和 义务： 、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询问

二、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对公安机关调查人员的询问应如实回答。作伪证、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隐匿犯罪证据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有权核对询问笔录。证人没有阅读能力的，侦查人员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录有遗漏或差错，证人可以提出补充或改正。证人有权自行书写亲笔证词。 四、对公安机关调查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五、有权要求公安机关保障其人身安全。。 违法嫌疑人权利和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期间以及作出行政处罚后，违法嫌疑人有如下权利和义务： 权利 一、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二、对于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利或者进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三、对公安机关负责人、办案人员、鉴定人、翻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是本案的证人、鉴定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文提要：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虽然规定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侦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但由于律师介入侦查的权利极其有限，特别是没有确立律师在场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法及时有效地介入侦查，也无法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刑事案件辩护难尤其是在侦查阶段辩护难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对我国有关侦查的现行立法进行了分析，从律师在场权缺失的原因和设立律师在场权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价值、意义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确立律师在场权的可行性，提出了构建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初步意见。全文共6485字。 以下正文： 律师在场权, 有广义与狭义二解。从广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在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追诉、审判时, 辩护律师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有权在场履行其法律援助职责。从狭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特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 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 在侦

查机关每次讯问时辩护律师均有权在场, 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辩护律师在场。本文从狭义的角度探讨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一、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立法缺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辩护制度，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保障人权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合理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法律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在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导致律师在实践中很难介入侦查阶段，即使能够介入也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职能

[摘要]律师为坏人辩护-----不得人心律师与司法机关作对-----碍手碍脚律师辩护无效果-----当事人不满律师给法官送礼-----腐蚀司法人员律师不负责任-----就知道骗钱律师秉公办案-----阻力重重律师办案认真-----陷阱难防这，就是中国的刑辩律师目前所面对的境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律师角色定位的偏差。本文试图通过在实践中发现的阻碍律师在刑辩过程中发挥独立诉讼地位和职能作用问题，对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对辩护律师的职责定位和刑辩价值取向的深层思考，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业内人士的关注与思考。[关键词]：辩护律师诉讼地位职能问题对策一、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职能的法律依据（一）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4项规定：在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辩护人特别是辩护律师，在诉讼中处于专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地位。辩护人的这种诉讼地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即他维护的只是依照法律应当维护的被告人的权益，而不是被告人的所有权益，更不是法律规定应限制或者剥夺的被告人的权益。二是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这就使辩护人同公诉人及审判人员有所区别。公诉人及审判人员在法庭上也有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但他们不是专门维护者，即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不是他们的专门任务。他们是国家控诉权、审判权的行使者，是在行使国家控诉权、审判权的过程中，同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辩护人则不同，他的诉讼智能就是依法为被告人辩护，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职能。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辩护人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同公诉人的控诉地位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没有控诉就没有辩护。两种诉讼职能各不相同，不能互相混淆。辩护人只能为被告人辩护，陈述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情节和理由，不能对被告人进行控诉。辩护律师和公认人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依法执行职务，都要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负责，他们诉讼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辩护人对审判人员来讲，是一种协助与配合关系。这种协助与配合，是通过辩护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辩护人讲述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理由来实现的。从上述可以看出，辩护人既不从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不从属于被告人，而是个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二）辩护律师的责任《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律师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法》第28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另有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及职责的规定，因此上述法条成为专门规范辩护人（包括辩护律师）的责任规定。具体理解，辩护人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empirenews.page--]首先，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首要的是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捏造事实和歪曲法律。这既是律师的职业道德，也是执业纪律。其次，辩护人的主要职责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最后，辩护人只有辩护的职责，没有控诉的义务。二、阻碍律师在刑辩中发挥独立诉讼地位与职能的问题（一）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主要问题《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权参与刑事诉讼，这是我国民主法制的重要进步和体现。但是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应确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律师有权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介入刑事诉讼。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4项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规定，律师参与诉讼，要么是诉讼代理人，要么是辩护人，没有“律师”的称谓。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就应当被法律明确界定为“辩护人”。因此刑事诉讼法第96条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权利应修订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权利。2、宪法、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

论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一)

论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一) 内容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害人曾一度为人们所忽视、淡忘，随着发现被害人运动的兴起，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开始加强,保障被害人权利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及其诉讼权利，这些规定值得肯定和重视，但仍有不足之处，应予完善。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完善DiscussiononthePositionandProceduralRightsofCriminalVictims Abstract:Thecriminalvictimshadoncebeenignoredincriminallitigation.AftertheDiscoveringvictimsm ovement,manycountriespayattentiontotheproblemofprotectionforthebenefitsofvictims.IntheCrim inalProceduralLawofChina,thevictimisonepartyofthecriminalproceeding.Theseregulationsareratio nalonthewholebutsomespecificregulationsneedbettering. KeyWords:criminalvictim;criminalproceeding;proceduralrights;improvement 一、前言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当事人主体,刑事诉讼的结局对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如何实现最大可能减少被害人受到的损害上，特别是如何保证赔偿被害人受到的损害方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共识。而我国自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开始，近年来的刑事程序立法、司法实践和诉讼理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关注较多,而对于被害人的权益的保障与保护的关注相对显得较淡。 笔者要对本文所讨论的被害人概念作个界定。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学科理解有不同的意义。本文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切入，只讨论自然人被害人在公诉案件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二、刑事被害人与刑事诉讼 （一）古代刑事诉讼被害人地位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即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被害人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和承担的法律义务的集中体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律制度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在人类社会早期，实行的是弹劾式刑事诉讼。那时,国家没有专门的追究犯罪的机构,如果被害人不起诉,诉讼便不会发生,是“无原告既无法官”的时代。这种诉讼机制中,被害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1.起诉权由被害人独占行使。2.被害人有权与加害人进行私下和解，其他个人无权干涉。3.被害人负责传唤被告人出庭。4.被害人在庭审中负举证责任。法官居中裁判，没有积极主动地调查事实的责任。可见,在弹劾式诉讼中,被害人处于主动地位,他掌握着是否启动诉讼程序这一最重要的诉讼权利；被害人通过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决定着自己的诉讼前途与命运。 社会的发展使统治阶级认识到犯罪更主要地是侵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整个政权的统治秩序；对犯罪的追究与能否维护其阶级专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便过渡到了由国家主动追诉犯罪的纠问式诉讼。在这种诉讼制度下，司法官是唯一的诉讼主体，被害人处于类似证人的地位，他具有如下特征：1.被害人不再独占起诉权。国家完全掌握了追究犯罪的主动权，尽管被害人对于犯罪仍有控诉权。2.被害人不再享有与加害人私下和解的权利。3.在庭审中,被害人仅仅是作为案件当事人出庭作证,其陈述被用作一种证据。封建专制的本质在纠问式诉讼结构中具有充分的体现，“不但被告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成为诉讼的客体,而且被害人也丧失了诉讼主体资格,有时还会成为被鞠拷的对象。这种诉讼结构实质上只有追诉机关是诉讼主体的单极主体状态。”1] （二）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封建纠问式诉讼的专制和黑暗进行了猛烈抨击，资产阶级重新建立了以公诉为主的被称之为“混合式”的刑事诉讼形式。在这种诉讼形式下,控、辩、审格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