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利弊

古代“和亲”利弊论

芮传明

“和亲”，按照现代学术界的通常看法，当是“汉族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该措施“对缓和矛盾，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1 虽然学者们对于古代中国的“和亲”问题已有过很多讨论，各人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地方甚至分歧较大，但是于上引两点说法，却似乎并无什么异议，即：和亲是具有政治目的之政策与措施；它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有利于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2

就此而言，则现代人对“和亲”的总体看法与北宋学者概括前朝和亲史实而作出的结论大致相仿：“汉高始纳奉春之计，建和亲之议，岁用絮缯酒食奉之，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为羁縻长久之策耳。高后、文帝，至于宣、元，皆用是道，故得呼韩朝于北阙之下。及魏道武读汉史，至‘欲以鲁元妻匈奴’，为之掩卷太息，于是以诸女皆釐降于宾附之国。此乃深识从权济时之略焉。《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其是之谓乎！”3 总而言之，“和亲”乃是以财帛和王室之间的婚姻关系安抚域外不懂礼义的“夷狄”之流，其效果甚佳，可令异族称臣，边界安宁。

和亲之策果然具有这种神效吗？依我之见，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以至可以一言以蔽之。盖因历代和亲，形式多种多样；政治大势和各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均因时而异；外交政策的实施，还难免受到君主自身素质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可变因素，导致和亲之动机和效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和亲之利与弊也就随着时代和地点的不同而或大或小，有时还相去甚远。这一实际状况，恐怕正是二千多年来政治家和史家对于和亲问题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总是以个别和亲事件为范例，或者一味拘泥于已往陈式，就难免偏执之见，激烈争论亦势在必然了。

本文则试图探讨不同类型的“和亲”举动之实质，具体分析它们的利、弊，以尽可能给予恰当的评价。由于汉唐时代的和亲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故本文所引史料，均出自这一时期。

一．敌强我弱情况下的和亲

1语见《辞海》“和亲”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

2“纵观我国历代的和亲，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统治阶级为扩大自己势力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和亲，在客观上促进了唐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语见任崇岳、罗贤佑《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这类说法常见于各种论著中，大体上代表了当今学术界的共同认识。

尽管将和亲作为政治斗争或外交活动的武器，未必始于中国，但是赋予汉文名称“和亲”以实际内容的，则是中原地区以汉族人为主的封建王朝。通常认为，首先实施和亲政策的，是汉高祖刘邦，在此先谈谈这一和亲事件以及与之类似的举措。

公元前三世纪的最后十年内，正值秦王朝末期，楚、汉逐鹿中原，以及西汉初建，社会经济残破，国力空虚之时，故而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的匈奴游牧人勃然兴起，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控弦之士数十万，非但称雄于漠北，还有南下觊觎中原之心。高祖六年（前201）秋，匈奴大举进攻马邑，马邑守将韩王信降，匈奴遂引兵南攻太原，抵达晋阳。翌年冬，高祖御驾亲征，却中了冒顿的诱敌之计，被围于平城的白登山。4 无奈之下，陈平往见冒顿之妻（匈奴称“阏氏”），声称汉廷已准备将绝色美女献给单于，以换取匈奴之撤围。而冒顿日后必定宠幸中原美女，疏远阏氏，故不如请阏氏先说动单于解围，以免中原美女被单于所得。陈平巧妙地利用了阏氏的妒忌心理，才使得被围七日的高祖侥幸脱险。5

正是在“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的形势下，娄敬才建议“和亲”，即，以高祖之元配妻子吕后所生的女儿（所谓“嫡长公主”）嫁给单于，并每年遗送大量财物，方可暂保边界安宁。对此举措的效果，娄敬作了最乐观的估计：“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6

显而易见，娄敬为了说动高祖同意和亲，已经尽其所能描绘了美好的前景。然而，其中却包括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长公主嫁单于之后，一定能成为“第一夫人”——阏氏？她一定能生儿子？若生儿子后，一定能继位为单于？即使为单于后，一定能不与外祖父对抗？（娄敬既知匈奴“未可以仁义说也”，又怎能要求他们日后一定遵守中原汉人的传统道德礼仪？） 如此等等的问题，表明娄敬所言之“利”，恐怕不过是一厢情愿，自我安慰而已。其实质似乎只是以中原皇帝的嫡生女儿作为人质，以保证每年有大量财物贿遗匈奴；此外，匈奴也足以利用这层“亲谊关系”，增强自己在域外诸国中的政治地位。从娄敬在献计前就估计到“恐陛下不能为”，以及最终高祖只“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这些事实来看，这次和亲只是勉为其难的无可奈何之举，说它是中原王朝屈辱性的权宜之计，一点也不过分。

再看看这次和亲的实际效果如何。高祖以宗室女名为长公主，遣娄敬赴匈奴结和亲，是在九年（前198）冬天。由于冒顿得到了大批絮、缯、酒、米、食物，并与汉“约为昆弟”，故稍为收敛扰边之举。不过，匈奴仍然支持叛奔匈奴的中原诸侯，如陈豨、卢绾等人，以至中原王朝的北方边境依然得不到安宁。

高祖于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惠帝继位，而实际掌权者则是其母吕后。此时距初建和亲之日不过数年，但冒顿单于的咄咄逼人之势却暴露无遗。他致书吕后，公然调戏侮辱，

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5《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集解”所引《桓谭新论》

竟称：你无丈夫，我今独居，不如两相结合，互通有无。吕后本非懦弱之辈，却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居然低声下气地复以一信，自谓“年老体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因此不足以配单于；另外再赐御车二乘、马二驷，表示敬意。7 而惠帝三年（前192）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的和亲，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中原朝廷能够如此忍辱负重，其“和亲”出于万般无奈，十分明显；同时间接地表明，匈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真正对中原王朝执“昆弟”或“子婿”之礼，甚至没有完全断绝寇侵边境的活动。

在此后的十年中，相对而言，北方边界较为宁静，但是至吕后五年（前183）以降，则又见匈奴寇边的记载：高后五年九月，汉发兵北地备胡；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阳；七年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可以推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帝才于继位（前180年）后即与匈奴再修和亲。然而，匈奴的右贤王却在三年五月又入侵河南地，杀掠吏民，肆意盗寇。文帝责备匈奴不守旧约，一面接受汉廷的厚重赠馈，一面寇侵汉地，骚扰边民，于是下令发兵击匈奴，丞相灌婴亲率八万车骑，将匈奴右贤王击退出塞。六年（前174），单于致书文帝，表示愿意接受此前汉廷提出的和亲建议；同时，则宣告西域二十六国已为匈奴所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显然兼含威慑之意。文帝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后，认为匈奴新破月氏等，势力正盛，不可与之战，遂定和亲之策，以诸侯王之女为公主，遣宦者中行说前赴匈奴结和亲。8

然而，汉王朝并未因此获得真正的和平，其时匈奴仍旧频繁侵盗北方边境，文帝不得不大量增加戍边军队，从而导致当地的粮食供应不足。9 至十四年（前166）冬，匈奴老上单于更率十四万骑大举入寇，攻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侯骑直抵雍甘泉。此事令文帝不胜恼怒，乃至竟欲御驾亲征。匈奴人在塞内逗留一月有余，始被汉军逐出。10 此后边患不断，汉王朝疲于边境守备。

史载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六月又与匈奴和亲，这是再一次屈辱的“城下之盟”。《通鉴·文帝后元二年》云：“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上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又，文帝宣布和亲的诏书云：“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返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11

显然，文帝后元二年的和亲，也是迫于匈奴的频繁寇侵，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一方面描绘了中原使者接一连二出使匈奴的“盛况”，同时也暗示了汉廷急于求和的焦急心理。此时，究竟哪一方处于外交上的劣势，自不待言。翌年，老上单于卒，

7《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

8《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9《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10《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十四年》

其子军臣单于立，汉廷便与之再结和亲。然而，匈奴似乎并未如文帝诏书所言，“返古之道”，就在军臣单于继位后岁余（后元六年），即绝和亲，大举进犯上郡、云中，杀略甚众，迫使汉军调兵遣将，赶赴边境，甚至起三军而保卫京师，事态之严重可见一斑。

景帝继位后，于元年（前156）遣御史大夫青翟赴代下与匈奴和亲；次年秋天也有和亲之举；五年（前152），遣公主嫁匈奴单于；中元二年（前148），因匈奴入寇燕地，故绝和亲；中元六年（前144）六月，匈奴大举侵犯上郡；后元二年（前142），匈奴又寇雁门。总的说来，景帝在位的十五年间，仍与匈奴保持着传统的“和亲”关系：通关市，赠财物，遣公主。匈奴寇边侵扰的程度虽较文帝时代有所缓和，但仍不能完全保持和平往来。

至于武帝继位（前141年）之初，则也承袭先辈旧制，“明和亲约束，厚遇亲市，饶给之”。然而匈奴却得寸进尺，依然频岁扰边，武帝在元光元年（134）对朝臣们所说的一番话足以体现这一点：“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贿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悯之。”12 是知若一味迁就求和，则反而会助长对方有恃无恐的嚣张气焰。

基于上引史实，我们不难看到，由汉高祖首倡，经惠帝、高后，延续至文、景时代的“和亲”之策，只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中原王朝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带有屈辱性的缓兵之计，其效果只是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或者稍为减轻受到侵扰的程度；而其代价，却是大量金银财帛的流失，以及国际地位的降低，并且，很可能诱发对方更强烈的欲望，因此反而强化了境外诸族以武力相威胁的信念。

如果说，汉初诸帝由于和亲而减少了对外的军事活动，从而嬴得时间，搞好了国内建设，那么，文帝时代贾谊的一番陈说，也足以揭示出这种“和亲”也还有不少负面影响：“今匈奴憫　憪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13

贾谊作为“和亲”政策实施最盛时期的同时代政治家兼学者，应该能够掌握足够的事实，其见解也不致有太大失误。由此看来，西汉初期与匈奴的这些“和亲”，至多利弊各半而已。后世有些学者对它的过高评价，似乎并不适宜。

二．作为“嘉奖”的和亲

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所实施的和亲，往往是被迫的，极不情愿的，因此，一旦客观形势改善，中原朝廷就常常拒绝和亲，或者故意将交换条件提高到对方不能接受的程度。这从汉武帝继位后，与匈奴的一系列交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此时，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为改观，12《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乃至粮食因久积而腐烂，钱币多得难以清点，民间的马群也到处可见，汉廷政治家因此对和亲的态度迥异于前。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正是鉴于和亲未能有效地制止匈奴寇边，才赞成王恢的意见，在马邑伏兵，诱击匈奴。此举虽因事先泄漏消息而未成功，但却开始了中原王朝有异于传统做法的和亲态度与和亲方式。例如，汲黯经常向武帝进言，建议和亲，不要交战，但是武帝由于军事征战相当成功，故不纳其言。14 在卫青、霍去病等率军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之后，匈奴请和亲。博士狄山极言和亲之利，能息战安民，武帝则令他守一边境要塞，以试匈奴能否安分守己。结果，狄山在一个多月后，便被入侵的匈奴斩首而去。15 匈奴在受到沉重的军事打击后，用赵信计，求和亲，汉廷则要求对方“为外臣，朝请于边”，从而和亲未成。元封四年（前107），杨信出使匈奴，提出和亲须“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的要求，单于以此议与旧约相背为由，未予允诺。16 如此等等，均表明汉政府对待“和亲”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原王朝不再使用“和亲”这一外交武器，当元帝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赴中原朝觐时，汉廷便允许他娶汉女，成为汉家之“婿”，所嫁之女即是千古闻名的王昭君。

严格地说，这根本不是当初娄敬所谓的“和亲”。盖因王昭君（字嫱）只出身于“良家子”，当初选入后宫，作为帝君的后备嫔妃，然而数年以来，始终未能见御。这次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成为汉家的女婿，元帝才赐给五名宫女，以奖励其“忠诚”，王昭君即是其中之 一。17 她既非“宗室女”，更非“嫡长公主”，即使在嫁单于后，似乎也未获“公主”称衔。

想汉初的和亲，非“嫡长公主”不可，实在难以割舍，也至少以诸侯之女替代，并假以“公主”身份；和亲之前，则双方使者频繁往返，以认真洽谈此事。而昭君与呼韩邪单于之婚事，却规格甚低，简直不可与当初的和亲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呼韩邪单于仍然欣喜异常，感恩戴德地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为什么前后“和亲”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简而言之，是“形势变了”。

呼韩邪单于本名稽侯珊，是为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但是在其父亲死（宣帝神爵二年，前60）后，他的继位权却被右贤王屠耆堂夺去，致使他不得不投奔左地的岳父那里避难。此后，他被左地部落拥戴为单于，遂与占据右地的握衍朐　单于（即屠耆堂）展开争斗。呼韩邪虽然迫使握衍朐鞮自杀，但他在随之而起的群雄（五单于）争霸后，却面临着“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18 的糟糕局面。旋即自立为郅支单于的左贤王呼屠吾斯，又击败呼韩邪，占据单于庭。陷入如此困境的呼韩邪，只有借助中原汉王朝的力量，才能恢复其统治。于是，他率部南下，依附于汉朝边塞，先是遣其儿子和弟弟赴中原朝14《汉书》卷五十《汲黯传》

15《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张汤传》

16《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

17 事见《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

谒，此后又亲自数次朝汉。他在竟宁元年之来朝，正是郅支单于被汉将甘延寿与陈汤击杀后三年。

不难想见，呼韩邪单于对郅支的被诛，一方面固然因最大政敌被除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不无兔死狐悲的恐惧之感：如若日后自己也得罪汉廷，那么下场必与郅支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呼韩邪“愿婿汉氏以自亲”的请求、“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的誓言，以及赋予昭君“宁胡阏氏”的称号，都带有取媚于汉的意图。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元帝已无必要再如其祖先那样诚惶诚恐地“和亲”了，故而昭君之嫁呼韩邪，只是以“赐宫女”的形式进行。在汉廷看来，一则作为对呼韩邪忠心归顺的奖赏，二则也使之更加死心塌地地为中原王朝维持北方边境的安宁。

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昭君出塞，成为匈奴的“宁胡阏氏”之后，中原王朝的西北边境固然安静了五、六十年，然而这不能全部或大部归功于王昭君，因为呼韩邪单于的附汉之举早就开始。说得更清楚一点，假若元帝不将王昭君等宫女赐给匈奴，呼韩邪也照样会俯首听命的，昭君之出塞，只是巩固和增强了原来就存在的“友好关系”罢了。此前曾经有人对昭君出塞的作用给予极高评价，将结束百年来的汉匈战争，保持边境数十年和平，均归功于她。19 但是这类说法似有过奖之嫌；而离开汉、匈双方之实力对比的形势来探求边境和平局面的形成，将它归结于昭君个人之功，是欠妥的。20

汉唐期间，类似“嘉奖”性质的和亲不止王昭君一件。例如，西域小国楼兰所立的新王尝归，听从匈奴的反间计，不仅不奉召入朝汉廷，并还屡次截杀中原王朝的往返使者，其弟尉屠耆则归降汉朝，告发了所有内情。大将军霍光遂于元凤四年（前77）派遣傅介子前赴楼兰，伺机刺杀其王。傅介子以赏赐金帛为名，来到楼兰，假意与尝归欢饮，乘其醉而刺杀之。于是，汉立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并赐宫女作尉屠耆的夫人，备车驾，丞相亲率百官为之送行。21 举行的仪式颇为“隆重”，实质却只是通过武力扶植一个亲汉政府。这里所结的婚姻关系，类似于日后元帝将王昭君赐予呼韩邪，不过是对尉屠耆“忠心”的一种奖励，其作用至多“锦上添花”。这种婚姻关系之有无，对于两个政权间关系之好坏，并无重大影响。 又，隋炀帝继位之后，有志于“扬威异域”，故采纳裴矩之策，一方面以重金厚利招诱西蕃诸国前来“朝贡”，另一方面则击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派兵驻守，从而威慑诸国。高昌的麴氏王朝正是在隋廷这种“恩威并举”政策的驱使下，于大业四年（608）遣使贡献，炀帝十分满意，赏赐很多。翌年，高昌王麴伯雅亲自入朝，并追随炀帝征讨高丽，在中原逗留二、三年之久。麴伯雅的这些作为，已充分体现出一个“忠臣”的形象，故而得以尚扬氏的宗室女华容公主，于大业八年“荣归故里”。麴伯雅归国之后便下令全国人民“解辫削衽”，以同华化，表示他对于中原文明的向慕之心，亦即对大隋的忠贞之心。22① 显然，高昌王是臣

19例见舒振邦《对林幹同志〈论昭君出塞〉几点意见的商榷》，《内蒙古日报》，1962年3月24日。

20有关这类说法，例见林憫干憪《再论昭君出塞》（《内蒙古日报》，1962年4月1日）以及此前的《论昭君出塞》（《内蒙古日报》，1962年3月7日）。

21《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服在前，得尚公主在后，亦即是说，他对隋廷的忠贞，并非出于和亲之举；或者，至多说这次和亲令麴氏高昌更加亲隋。

以上诸例表明，当中原王朝通过武力或其他途径，令域外政权主动依附，随后与之所结的婚姻关系，大体上只旨在嘉奖“功臣”，以使之更听命于己而已。这类“和亲”通常对大局影响不大，有时甚至可有可无，“利”之大小，不言而喻。

三．旨在离间域外诸部的和亲

古代的中原王朝经常与域外诸部发生利害冲突，尤其是当境外兴起强大的“夷狄”政权之时，更是如此。中原朝廷有时采取比较消极的妥协政策，以保暂时的安宁；有时则采取主动出击的积极战略，不仅旨在保证边境宁静，也进一步谋求在域外扩张势力。综观各种史实，无论是消极妥协，还是主动出击，似乎都将“和亲”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上文业已谈及，汉高祖以降数帝便是以“和亲”的形式与气势正盛的匈奴妥协；而本节则将探讨作为“主动出击”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和亲问题。

有关这类和亲的一个典型例子，见于汉武帝与乌孙的结姻。该设想最初由张骞提出。他在出使西域之后，了解到现居匈奴西侧的乌孙（相当于今伊犁河流域一带），早先与大月氏一样，也是敦煌、祁连间的一个小国。最近乌孙不肯臣属于匈奴，与之发生矛盾，故建议武帝最好以丰厚的馈赠与结和亲的方式招诱乌孙东返故地，听命于汉廷，这样，便能“断匈奴右臂”，削弱它的力量。武帝十分赞成，便立即拜张骞为中郎将，带着三百人，牛羊上万头，并赍金银丝绸价值数千万，前赴乌孙及其旁诸国。23

起初，乌孙王昆莫并未接受张骞传达的汉廷的条件：乌孙东居故地，汉则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拒匈奴。因为他一方面不太了解汉朝此时的实力大小，另一方面国内亲匈奴的势力很强，所以只是虚与委蛇。直到匈奴得知乌孙接待汉使，恼怒而欲发兵“惩戒”之时，乌孙才生恐惧之心，遣使赴汉，愿尚公主，以增强对付匈奴的实力。最终，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遣嫁乌孙王昆莫，同时赠送大量舆服御物，并有宦官侍御数百人。24

汉廷不惜重金，不远万里地与乌孙和亲，其意图十分明确，即是实施“远交近攻”或“以夷制夷”之策，以共同对付头号强敌匈奴。那么，其效果究竟如何呢？事实上，乌孙王昆莫在与汉廷结姻的同时，也接受了匈奴的“和亲”：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单于之女为左夫人。所以乌孙从一开始就并未与中原王朝结成真正的反匈奴同盟。细君去世后，汉再以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公主嫁乌孙王岑陬。解忧公主与乌孙王在昭帝、宣帝时均曾上书汉廷，声称匈奴大军侵击乌孙，亟盼中原方面派兵救援，乌孙自己则也愿发全国的一半精兵（五万骑），共同抗御匈奴。朝廷同意此议，嗣后便发大军十五万，五位将军分道而出，颇有斩获，时在宣帝本始三年（前71）。

23事见《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这次战役，乃是汉与乌孙和亲数十年来，携手对付匈奴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此战过后，匈奴方面固然民众与牲畜死伤、逃离、被掠者多得不可胜数，从此衰落下去，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确是相当有利。但是中国为此大动干戈，调发大军十余万，分兵五路，深入敌后一、二千里，其代价也不小；至于乌孙方面，只出兵五万，却趁机大肆掳掠，仅牛马羊等牲畜一项，就获七十余万头。所以，与其说是汉廷与乌孙联手合击匈奴，倒不如说是汉朝庇护乌孙，不但使之免遭匈奴侵犯，还让它“借光”而获利无数。这一效果与当初武帝实施和亲时的目的相去甚远。

元康二年（前64），乌孙王要求再尚汉公主，当时的大鸿胪萧望之便认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后来又再次指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受不亲密，边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验也。”萧望之作为执掌对外事务的首席长官（大鸿胪），说出这番话来，肯定有其充分根据。那么，我们便不难判断，旨在谋求“离间”域外诸部的“和亲”，其利、弊究竟各占几分。如果再考虑到数十年内因和亲而从中国源源不断运出的丝绸金银等物（这在下文将专门谈及），则中原王朝所获之利似乎更少。

旨在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和亲”在隋朝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当居于突厥北方的小可汗突利向隋廷求婚时，隋文帝便以许和亲为条件，要突利先设法除去曾在北周时期降嫁突厥的千金公主（此时号“大义公主”），因为她对杨氏的隋政权已心怀不满。在大义公主被谮杀后，隋廷又欲离间突厥，令大可汗都蓝与突利这两个堂兄弟互相猜疑，因此故意特别优待突利可汗，将宗女安义公主嫁给他，并且频繁派遣使臣。都蓝果然大为反感，为自己这个“大可汗”反不如小可汗突利而愤愤不平，以至断绝朝贡，数为边患。25

此后，隋廷连年出动大军，打击犯边的都蓝可汗；另一方面，为了扶植亲隋的突厥政权，还派兵保护被都蓝打得落花流水的突利可汗（后被拜为“启民可汗”），在河南划出大片地区供他的部落居住。尽管启民可汗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发誓要“千世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但是真正击败与中原王朝为敌之突厥部落的，主要还是隋朝的大军；同时，面对如此驯服的“夷狄”，中原君主，特别是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还毫不吝惜地赐给启民可汗大量丝绸钱物。那么，隋廷旨在离间突厥而实施的和亲，到底取得了什么积极效果？从都蓝可 汗因感到遭受隋廷羞辱而易睦邻为寇边这一事实来看，似乎文帝的“离间”策略反而有弄巧成拙之嫌。因此，依我之见，本例“和亲”也并不十分成功。

西突厥的处罗可汗（604－611年）本来已经表示愿意仿效东部突厥的启民可汗，向隋称臣，并且确实友好地遣使朝贡。然而，炀帝在大业六年（610）向西巡游时，却仅仅因为处罗可汗没有爽快地答应前来大斗拔谷迎拜他，便大发雷霆，采纳裴矩之计，断然动用“和亲”武器，允诺射匮可汗，只要他发兵诛灭处罗，便可立为大可汗，并尚公主。尽管此举最终取得完全成功，但是“和亲”在此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它大体上只是为隋炀帝之虚荣心得到满足而作出了一点“贡献”。

诸如此类的和亲例子尚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总的说来，旨在“离间”的和亲未必十分凑效，一旦分寸把握不好，更会得不偿失，甚至引火烧身。至于将和亲用于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离间”策略，则尤其不足称道了。

四．为借助外力而逐鹿中原的和亲

当中原政局不稳，或者群雄割据之际，中外的和亲便会更趋频繁；特别是当域外存在比较强大的游牧人政权时，中原各派势力则往往会竞相与之和亲，目的在于借此壮大自己的实力，以在争霸战中取胜。在突厥与回纥兴盛于中亚地区的数百年中，中原诸政权与之有过许多次旨在“借助外力”的和亲。当中原统治者处理比较得当之时，尚能利多弊少；若过于急功近利，则难免后患无穷。

唐代的第一任君主李渊在创业之际，曾经主动地向突厥提出过和亲之议。隋恭帝义宁元年（617）五月，突厥数万骑寇侵李渊的据地太原。李渊势薄，难以抗敌，只得任其来去自由，摆出一副“空城计”的样子。这反而令突厥惊疑不定，以为李渊另有伏着，遂生敬畏之心，连夜撤兵。李渊看出突厥的心理，认为可以利用，便谦卑地修书一封，要求突厥助他逐鹿中原：“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通和，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26

在此，李渊虽然仍假借了隋王朝的名义，“邀请”突厥协助他平定中原天下，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未奉任何隋朝帝君的旨意，因此只能视作是李渊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联结域外武装之举。后来的事实表明，突厥只愿拥戴李渊为帝，而不肯再行尊隋，因为他们相信李渊能够信守诺言，日后给予突厥大量财物，而隋帝则只会在事成之后再对突厥加以征伐。李渊尽管表现出一再逊让的姿态，但最终还是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尊隋主为太上皇，另立代王为帝，实际上接受了突厥的条件。

斡旋于李渊与突厥之间的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允诺：“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27 突厥受此诱惑，欣然同意，于是迅速遣发兵士和马匹前来作此“交易”。李渊毕竟相当了解突厥的秉性，只是有限度地接纳了突厥的军队与马匹，因此没有让突厥人过分肆虐于中原大地。即使如此，李渊为争霸天下而借助于域外武装的客观事实却十分明显。

关于李渊与突厥的和亲之事，史文记载并不详细。《旧唐书·宗室传》谓襄武王李琛在隋义宁（617－618）中曾与太常卿郑元　一起赍女妓前赴突厥，遗送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唐

26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会要》卷九十四及《册府元龟》卷九十八所言皆相类似。若据此说，则似乎李渊与突厥始毕可汗之“和亲”只是送去了几个女妓。但是按照当时李渊迫切有求于突厥的大形势来看，他连信末的署名都只敢谦逊地称“启”而非“书”，那么在历来为中外重视的“和亲”一事上，难道竟敢如此草率和敷衍了事？再说，若非李渊郑重其事地和亲，当时国势正盛，“恃功骄倨”的始毕可汗也不可能在武德元年（618）八月特意为和亲事遣使来报。28 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后世史家“为贤者讳”，删去了李渊将公主送往突厥的史实，而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同时赠送的“女妓”。

当然，不管李渊以何许样人物进行“和亲”，由于他比较明智地控制了突厥参预中原纷争的程度，因此其负面影响较诸其他情况下的“和亲”要小一些。

唐廷与回纥的和亲，始自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以后。安禄山造反，旋即夺取两京，唐玄宗逃奔蜀地，大唐江山岌岌可危。肃宗在至德元载（756）七月于灵武继位之后，便欲借助外夷兵力来讨平安史反军，拯救垂危的唐朝政权。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封已故邠 王李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将军石定审一起出使回纥。回纥可汗以女嫁给承寀，肃宗则相当优厚地封之为“毗伽公主”，这便是唐王朝与回纥的首次和亲。

在此同时，回纥的葛勒可汗求尚唐公主。肃宗对此事十分重视，于乾元元年（758）七月即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降嫁回纥。启程之日，肃宗亲自送宁国公主到咸阳驿站。宁国公主作为“天子真女”而远嫁外夷，在中原王朝实施和亲政策以来，似乎尚属首例，这足以表明唐政权此时是多么地有求于回纥。当然，回纥也未令唐廷失望：可汗在八月即献马五百匹，并令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骁将率领三千骑兵“助国讨逆”。29

葛勒可汗在乾元二年四月即去世，宁国公主得以返还中原。去年以媵女身份随同她一起出降的荣王李琬之女，则被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而继续留在回纥，历配英武、英义两位可汗，生二子，直到德宗贞元七年（791）才去世，在回纥生活达三十余年。

在小宁国公主晚年，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请求再尚中国的其他公主。德宗由于曾经受辱于可汗，故不欲允婚。宰相李泌则从大局出发，坚持认为应该与之和亲，德宗遂在贞元三年（787）同意将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可汗。回纥在翌年十月派遣宰相以下一千多人的庞大迎亲使团，前来中原迎接公主。回纥如愿以偿，便恭敬地上书，表达其“友善”之意：“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30 可汗所谓“西戎”，当指吐蕃等部；由此言观之，则德宗之许嫁咸安公主，虽不若肃宗时期的和亲那样明显地旨在借兵，但是也多少包含了这类意思，要之，这是并不自愿的“睦邻”之举。

咸安公主初嫁天亲可汗，继而从俗，相继嫁其子忠贞可汗、其孙奉诚可汗，乃至由相国而立的怀信可汗。咸安公主死后，回纥又曾多次要求和亲通婚，中原方面则迁延拖宕到长庆元年（821），以穆宗的第十妹（或谓第四妹、第五妹）为太和公主，降嫁回纥的崇德可汗。

28见《唐会要》卷九十四《北突厥》。

29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

三年后，崇德可汗卒，太和公主又相继历昭礼、彰信、?馺、乌介诸可汗，按照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惯例，公主可能均曾成为他们的“可敦”（妻子）。

唐自肃宗时代起，与回纥频繁和亲通好，最初明显地是旨在借助其强大武装，收复失地，所谓“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嗣后的和亲、赏赐，以及大规模的丝马“交易”，也多是迫于无奈，一方面念回纥曾有收复两京的“大功”，另一方面也害怕不能满足其欲望后，导致武力侵扰的严重后果。如果说，早期与回纥的和亲通好利多弊少，或利弊相当，那么后期的和亲则似乎越来越得不偿失了，武宗于会昌二年（842）在《赐太和公主敕书》中所言之语，便足以揭示这一事实：“姑远嫁绝域二十余年，跋履险难，备罹屯苦。……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使边人子孙，不见兵革，射猎者不敢西向，畏轩辕之台。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蕃浑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国家所有，因依汉地，遂致蕃孳。回鹘托以私雠，恣为侵掠。……”31 与回纥和亲之利，在此荡然无存了。

然而，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和亲”，这即是北朝末年，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竞相拉拢柔然、突厥，与之通婚，乃至为了争夺“和亲”的资格而相互勾心斗角，费尽心机，并不惜馈赠大量金钱。当然，其动机十分清楚，即联结强大的突厥，合击自己的政敌，以达到独霸中原天下之目的。

北魏的最后一任君主孝武帝在永熙二年（533）四月，诏令范阳王元诲的长女琅琊公主降嫁柔然主阿那　，但是未及成婚，北魏已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孝武帝本人西奔入关，投靠宇文泰。嗣后，东、西 魏两个政权便在与柔然和亲一事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西魏文帝以孝武时的舍人元翌之女为“化政公主”，嫁予阿那　的兄弟塔寒，自己则纳阿那　的女儿为皇后，同时送给他大量金银丝帛。柔然于是帮助西魏对付东魏，阿那　扣留了东魏的使者元整，不久后杀害之；并在元象元年（538）相继寇掠东魏的幽州、肆州等地，致使柔然与东魏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此时，执掌东魏朝政大权的高欢主张以慰抚之法争取柔然，主动作出友好姿态，双方才在兴和二年（540）恢复往来。

适逢嫁给西魏文帝的阿那　之女病故，东魏便乘机派出使团前赴柔然进行挑拨，谎称其女是被文帝和宇文泰所害；而遣嫁的化政公主，也是疏族假冒。另一方面，则自夸东魏乃是元魏政权的“正统”所在，柔然若与己方结亲，东魏必定遣嫁嫡亲的真公主，并还会发兵帮助柔然，向西魏报仇雪耻。阿那　被诱得怦然心动，遂与东魏结好，遣使入朝，为其子庵罗辰请婚。兴和三年（541）六月，被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的常山王元骘之妹乐安公主正式降嫁庵罗辰，仪式隆重，馈赠丰厚。翌年，阿那　之孙女邻和公主嫁高欢的第九子长广公高湛（即后来北齐政权的武成帝）。武定四年（546），则又由孝静帝作主，让高欢纳阿那　的爱女为妻。从争夺和亲的结果看来，似乎东魏更为成功，因为史载此后直至东魏结束，柔然对其边境并无侵扰。不过，东魏为这些和亲而付出的高昂经济代价却也不小。32

31书载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五。

32有关柔然与东、西魏和亲的诸事，见《北史》卷九十八《蠕蠕传》、《周书》卷三十三《杨荐传》和《王庆

高氏的北齐政权和宇文氏的北周政权分别继承自东魏和西魏，而北齐、北周在对外和亲方面的争夺，亦如东、西魏一般，异常激烈，所不同者只是其对象由柔然换成了突厥，因为此时突厥已取代柔然，成为蒙古高原上的霸主。

在西魏末的恭帝时期（554－556年），突厥的木杆可汗就曾答应将女儿嫁给当时的无冕帝君宇文泰，但是宇文泰未几去世，故婚事不及操办。待到宇文氏正式建立北周政权，为了与北齐争霸中原，便愈益希望获得突厥的和亲，木杆可汗遂以另一位女儿许给武帝宇文邕。然而，北齐不甘落后，也立即遣使赴突厥求婚，并且允诺更加丰厚的赠礼。突厥为利所诱，便有悔约之意。

北周武帝得知消息，不敢懈怠，马上派遣干练的杨荐、王庆等人出使突厥，一方面责以“道义”，另一方面更　之以利，费了不少周折，终于使突厥可汗回心转意，与武帝定下婚约，直到天和三年（568）才最终迎来突厥的阿史那氏皇后。静帝大象元年（579），北周又以赵王宇文招之女为千金公主，遣嫁突厥。北周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争得与突厥的和亲，总算使突厥常常以“盟友”的身份，助它伐齐；至于突厥在伐齐之时对吏民百姓的抄掠蹂躏，则不在关心之列。

中原诸雄相争，往往不惜巨资，乃至卑辞恳求，争与域外强大政权和亲通好，以借助其军队攻击政敌。这类和亲至多有利于统治者个人（有时连这点都难满足），对民众与国家而言，其弊端显而易见。隋文帝在一份诏书中追述北周、北齐与突厥的和亲状况时的一番话，大致上概括了这种“和亲”的弊病：“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33

五．和亲利弊简评

通过以上数节的探讨，大体上可对古代中国“和亲”问题的利与弊作如下简要评价： ㈠ 就和亲的动机而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方，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并且属于急功近利之类，即，只图解决短期内的迫切问题，而无暇顾及长远的利弊得失。汉高祖以及其后数帝的和亲，显然都出于万般无奈，因为当时匈奴实在太过强大，而汉朝初建，国力尚弱，因此只能采用和亲的形式，输出无数缯絮财物，以求得暂时的安宁。吕后受冒顿单于的肆意侮辱后，竟能忍声吞气，便足以反映出和亲往往是弱小一方被迫的求和之举。

当然，主动和亲的例子也不鲜见，如汉武帝谋求与乌孙和亲便是。然而，其目的在于连结乌孙，“断匈奴右臂”，实施远交近攻战略，则利用“和亲”而争取外交同盟军的主旨十分

明显，亦即是说，其用意依然离不开“功利”二字。隋王朝对于突厥的“离间”政策被认为相当成功，也著称于后世，而离间突厥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和亲”，对突利可汗、射匮可汗等人的许婚均是。隋廷直截了当提出的交换条件，便是要求接受“和亲”者击灭自己政权内的另一派，或杀死自己政权内的某一重要人物。毋庸赘言，这种“和亲”只不过是一笔简单的人命交易。

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本来就是同时代争霸中原的两对“冤家”。它们的当务之急，不是防备被对方击败，就是设法如何击败对方，所以其重大政策几乎都环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与境外强大游牧政权柔然或突厥的“和亲”也属此例。通过低声下气的恳求，引进域外军队，参预境内战争，以确保一己之私利，对于这类“和亲”，即使斥之为“丧权辱国”，也不过分。李渊以和亲换取突厥始毕可汗的出兵，虽然勉强挂着“匡扶隋室”的幌子，但是连他自己也认为这仅仅是“掩耳偷铃”之举，实质上亦是为了自己争夺天下。至于唐肃宗通过和亲而获得回纥援军，以至收复两京，重建大唐江山，尽管颇似“讨伐逆乱”，但是这种和亲所体现出的功利色彩，却昭然若揭。事实表明，其后遗症确实相当严重。

对中原政权来说，“和亲”固然多为权宜之计，对于域外诸族而言，则“和亲”更是纯属“交易”。首先，财物是第一位的。当初匈奴同意与汉和亲，主要还是贪其币帛，所以乌维单于认为只有按故约（“汉常遣公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汉书·匈奴传上》）才能接受和亲。其次，中原王朝毕竟为传统大国，在域外“夷狄”中具有很高威望，故外夷也颇有意于利用与中国的和亲而提高自己在诸族中的领袖地位；或者，至少借着与中原王朝的这点“亲谊”，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其他强权的侵凌。上文谈到的乌孙，虽然表面上是汉廷试图利用它来“断匈奴右臂”，但最终倒是它依靠了汉朝军队才未遭匈奴击灭。

总的说来，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域外诸族，都将“和亲”作为一种政治或外交策略，用以解决当前迫切的具体问题，只是权宜之计。因此就其动机而言，都是非常自私的、利己的，甚至是短视的，以至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㈡ 就和亲的经济后果而言，中原王朝的损失十分严重。“和亲”即意味着通好，而古代中外“通好”的主要表现方式，便是域外“进贡”，中原“回赐”，或者是开放互市。综观这些“贡－赐”或“互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贸易”，因为交换的经济价值远非对等。中原王朝方面往往不是厚赐对方，以示“大国风范”，就是被迫输出无数金银财帛，以换取暂时的边境安宁；当然，若欲引入域外武装，帮助自己逐鹿中原，则更需支付大量财物。

汉高祖采纳娄敬建议，与冒顿单于和亲通婚之后，“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语见《史记·匈奴列传》）。汉廷馈赠的财物究竟为数多少，史无明文，不过，狐鹿姑单于在征和四年（前89）致武帝信中提出的要求，可以作一参考：“岁给遗我　酒万石、粟米五千斛、杂缯万匹。”（语见《汉书·匈奴传上》）自高祖开始，经惠、文、景诸帝，西汉与匈奴之和亲长达六、七十年，其间中原输出的财物与丝帛数量之巨可以想见；事实上，即使至武

帝初年，也仍下令“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汉书·匈奴传上》）。

匈奴呼韩邪单于及其继承者复株累若　单于，在西汉宣、元、成诸帝期间与中原王朝通好和亲（和亲的代表人物为王昭君），因此所获的赏赐更胜于其先辈：呼韩邪在甘露三年（前51）入朝时获丝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等物；黄龙元年（前49）再次入朝，获赐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等物；竟宁元年（前33）时所获礼赐则为黄龙时的一倍；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于河平四年（前25）入朝时，获赐锦绣和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等物；元寿二年（前１），来朝的乌珠留若　单于则获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等物。34 不难看出，中原王朝因与域外和亲通好而输出的财物，呈逐年递增之势。

北齐、北周对峙于中原，相互间为了打击对方，力图联姻突厥，以借助其强大武装，这两个政权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又远远地超过汉代在与匈奴和亲方面所花费的财物。北周朝廷与突厥和亲后，不仅“岁供缯絮锦彩十万段”，并且特别优待居住在京师的突厥人，供给锦衣肉食，动辄千人之数。而北齐也不甘落后，尽量贿遗突厥，乃至国库空虚仍在所不惜。后世史家描述当时的形势道：“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难怪突厥的他钵可汗狂妄地声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35 “在南两个儿”当然是指北齐、北周，足见旨在“借助外力”的和亲，非但会导致财物的大量损失，而且国际地位也会急剧下降，徒然受辱于外人，可叹也夫！

唐廷与回纥的和亲，发端于“安史之乱”以后，最初的目的显然在于借助回纥武装，以收复被叛军占据的都城及大片领土。最终固然“如愿以偿”，但是也开始了丝绸和财物大量外流的时代。流入回纥的财帛主要以“绢马交易”的形式支付，即，回纥将大量马匹“卖”给中原，唐廷则付给相应马价。然而，这绝非真正的“贸易”，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唐廷并不愿“买”，同时，其价格也高得惊人。中原王朝之所以被迫以高价“买”回纥马，只是因为回纥曾经立有收复江山的大功，且唐廷继续在与之“和亲通好”。这一苦涩的“交易”竟持续了百年之久，唐朝的衰败与此也不无关系。

自肃宗以降，回纥每年要求中原“买马”，每马竟欲换绢四十匹，即使病弱之马亦索此价，而且动辄数万匹马。因此，尽管唐政府穷其所有，往往每次酬以缣帛百余万匹，也仍然“欠”下巨额马价。如德宗建中三年（782），回纥可汗声称唐欠其马价一百八十万匹丝绢；德宗无奈，下令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值（事见《通鉴》卷二二七）。在这段时期内，中原方面支付数万、数十万匹的丝绢，仅仅是“偿还”一小部分“债务”而已，至多聊以安抚回纥罢了。这样的“交易”导致唐政权“ 财力屈竭”（语见《新唐书·食货志一》），苦不堪言，普通百姓深受其害，也就可想而知。

㈢ “和亲”政策之最大和最直接的牺牲者乃是妇女。尽管降嫁域外的女子有时并非真正的皇帝嫡女，但也大多为“金枝玉叶”，即皇室宗女，并且，毕竟冠以“公主”之号，其身份地位远高于普通民家女子。然而，她们一旦被确定为“和亲”对象，则立即完全失去了人34匈奴获赐诸物的数量均见《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

身自由：既要远离故乡与亲人，饱受思乡之苦，又必须“从胡俗”，在前任统治者死后，再嫁后任统治者，多者易嫁三、四次，即使嫁给先前的“孙子”，也无可奈何。在此，她们犹如商品一般，可以被随时转卖，自己没有任何抗争的能力；至于其他妇女可以享受的“爱情”之类，则与她们完全无缘。简言之，她们只不过是男性统治者用以换取政治利益的“物”，而非“人”。

当娄敬建议汉高祖以嫡亲女儿鲁元公主降嫁匈奴单于，并极言种种利益时，吕后却坚持不允，声称自己亲生者只有一个太子、一个女儿，怎能“弃之匈奴”！（事见《汉书·刘敬传》）当时匈奴凌逼，汉廷情势危急，且吕后亦非普通的“儿女情长”之辈，她却仍然不让女儿降嫁匈奴，足知这类和亲之苦楚实在令人难以承受，吕后用了一个“弃”字，逼真地体现出降嫁公主实际上只是牺牲品。

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为公主，嫁给业已年迈的乌孙王昆莫。公主别居它处，一年始与昆莫一会，即使见面，也是语言不通，故而悲愁之极，作歌哀叹，希望能化作黄鹄归故乡。更有甚者，不久后乌孙王要求她改嫁自己的孙子岑陬，公主不愿，却被武帝一纸“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的诏书逼得再嫁其孙。36 不难想见，遇到这类情况，和亲公主的心灵和肉体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有人认为，王昭君是难耐多年待在内宫的悲怨才主动请求和亲匈奴的，有人则以为是为了国家大局而毅然牺牲个人利益，嫁给呼韩邪单于的。事实上，不论哪种说法，都暗示了昭君之远嫁匈奴乃是出于“不得已”，故而表明此举对于她个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若非如此，当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也不会请求回国。但是遗憾的是，成帝并未同意，而是“敕令从胡俗”，昭君便只得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前妻之子。37

唐肃宗以幼女为宁国公主，降嫁回纥可汗。临行之前，肃宗亲自送别，宁国公主哭着说道：“国家事重，死且无恨。”言辞虽然相当慷慨，但是隐含着这一和亲对公主个人所造成的苦痛，因此肃宗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果然，翌年可汗死后，宁国公主差一点按照其俗而被迫殉葬。其后的小宁国公主相继嫁给两位可汗；咸安公主则在二十年之中前后嫁过四位回纥可汗，于元和三年（808）去世。大致推算，其寿不会超过四十，寿命不长，显然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关。

太和公主为唐宪宗的女儿，在穆宗时嫁回纥崇德可汗。数年后，崇德可汗死，其弟昭礼可汗立；八年后（太和六年，832），昭礼可汗被杀，其侄彰信可汗立；七年后，国乱，彰信可汗自杀，再立?馺可汗。太和公主在这十几年中很可能必须“从胡俗”，不断地改嫁新可汗，所受的折磨可以想见。未几，回纥被黠戛斯击破，太和公主遂归黠戛斯；然而，由十三姓尊奉的回纥新主乌介可汗则又将她劫走，流离颠沛，直至会昌三年（843）才得以返回故土。 男性统治者安坐朝堂，而将涉及国家安危的重任交给一名弱女子，迫她深入穷乡僻壤，遭受种种折磨，以牺牲其个人终生的幸福来换取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其实在许多场合未36《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必成功），这样的“和亲”并不值得赞颂。

㈣ 从长远的客观效果看，和亲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主要一点是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域外的文化交流，这在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一事上明显地体现出来。贞观十五年（641），公主降嫁吐蕃主弃宗弄赞。弄赞以尚大唐公主为莫大荣耀，故处处依从公主，包括风俗习惯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38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汉文化自然会逐步影响到域外各地；相应地，域外的“胡文化”也会或多或少地传播到中原内地。这有利于各地文明的发展。

上文多次提及，伴随着“和亲”的形式，中原王朝有大量的丝绸、财物输往域外各地。尤其是丝绸，是为传统的中国土产，为古代世界的遥远地区所需求，中原王朝周边的游牧人亟愿充任中介者，将中国丝绸贩卖到其他地方，以便从中牟取巨利。因此，千百年来输出的无数丝帛，不仅仅散布到与中原王朝和亲的周边地区，还转运到更为僻远更为广大的地方。这大大推动了古代中国与这些地区间的经济交往。

中外正式“和亲”的事例虽然不少，其绝对数量毕竟不大，但是，因和亲之风而导致汉族和域外其他诸族的民间通婚，却远远胜过官方的和亲。因此，随之造成的各族血缘融合的程度，也就不同寻常。异族之间的通婚与血缘混和，既有利于文明的交流和传播，也有利于相互间感情的增进和民族的团结。这即是和亲所带来的久远的积极影响。

然而，“和亲”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外交政策或政治策略，我们在考察它时，就必须主要顾及它对于现状所产生的影响，而不能主要考虑其长远的客观效果。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断言，“和亲”之举弊多利少。

西汉和亲政策的影响

西汉和亲政策的影响 摘要：和亲政策是我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和亲开始于汉初，终于清代，对后世边疆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西汉时期的和亲政策对汉族和匈奴两个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民族间的融合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更开启了西汉以后各朝代和亲的先河。 关键词：和亲；西汉；匈奴；乌孙；影响 和亲也称“和蕃”，按班固的看法，和亲开始于汉初，“和亲之论，发于刘敬”，终于清代。所谓和亲，是中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西汉时期，和亲政策对西汉与周边民族建立友好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一、西汉初期与匈奴的和亲 和亲政策是在美人计基础上产生的。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军队北击匈奴，被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最后陈平施美人计欲献美人给匈奴单于，匈奴阏氏怕汉女与之争宠，所以劝冒顿单于撤兵。“白登之围”因此得以解脱。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却丝毫没有解除，刘邦向娄敬询问安边之策。娄敬鉴于美人计的使用，于是向刘邦提出了与匈奴和亲的主张。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派娄敬带着宗室的女儿假称公主送给冒顿单于作阏氏，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和亲作为外交工具的先河。 由此可见，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般新皇帝即位或是新单于立都有和亲进行，再就是匈奴每有较大规模的掳掠汉民之后双方就有和亲。因此可以说，和亲是维持当时汉匈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巩固了封建统治，并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汉族与匈奴族的文化思想上的交流；尤其有利于匈奴接受汉族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文化，从而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当然也使人们少受战争之苦，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西汉史上影响深远。 二、西汉中期与乌孙的和亲 乌孙在匈奴的西面，是西域最强大的政权。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就向汉武帝建议：“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以也。”汉武帝从彻底击败匈奴的战略出发接受了张骞的建议，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封江都王刘建女儿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王昆莫。但细君公主仅在乌孙生活四五年就去世了。汉朝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93年）又把楚王刘戌的孙女解忧嫁到乌孙。为了密切乌孙与汉的联系，解忧公主经常派遣自己的子女到长安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通过往来，一方面把西域文化传进内地，另一方面也把先进的汉文化传到乌孙，促进了乌孙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doc

Impac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culture 教育学（对外汉语教学） 龚莎莎 11110691026 Thousands of people of knowledge is the most subtle, the most shy, and then accept the past Confucius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moral education, the impact of China's thousands of years of culture. Concept of chastity, it is set in a women's body yoke is pressure on the body of the mountain. It also makes some unhealthy or wrong knowledge influences and interfere with normal adolescent sexual attitudes imprison thousands of years, leading people to talking about sex. For Western countries in terms of Western culture, by its very nature is merely an open sexual culture is a culture of human individuals to play a perfect freedom collection. Embodies the rule of law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hinking, but also shows respect for human consciousness physiological laws of nature. Before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China is not only in the spiritual realm of ideology , or even the provisions of the legal system , has been in the repressive cultural development , suppression of liberation , taking a bundled sex education, contrary to the nature the laws of nature rule.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 as well as

古代和亲政策概述

古代和亲政策概述 ——以唐太宗时期为例 内容摘要：和亲政策最早始于汉代，是统治阶级用来换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的一种外交工具和民族政策。到了唐代，和亲政策进一步发 展，成为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太宗作为唐代这个强盛国家的奠 基者，其实行的和亲政策更具特点和意义。因此，本文就唐太宗时期 的和亲概况以及和亲政策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进行简单论述。 关键词：和亲政策；唐太宗；民族政策；影响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地域辽阔、政治进步、经济繁荣、多民族相聚较为和睦的时期。由于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政治上的需要，唐政府与周边的少数民族频繁和亲。唐太宗作为这个强盛国家的奠基者，其实行的和亲政策更具特点和意义。 一、唐太宗时期和亲概况 唐太宗时期的和亲政策影响深远。史书中记载的正式的和亲有两次，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弘化公主与吐谷浑王立诺曷钵的和亲，以及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除此以外，唐太宗还在平突厥以后，将唐高祖李渊之女衡阳公主嫁与其首领阿史那社尔。其中特别是唐蕃和亲名留千古，即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和亲。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是唐蕃和好关系建立的标志，是吐蕃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 公元636 年，唐打败了吐谷浑、立诺曷钵为王，这位新王为了取得唐廷的全力支持，也为了忠于唐，亲往唐都长安向唐求婚。贞观十四年(640 年) 唐太宗允婚，派淮阴王李道明送弘化公主入吐谷浑。弘化公主下嫁，更加密切了唐与吐谷浑的关系，使西北边疆有了安定的局面，和缓了唐与吐蕃的一些直接冲突，也为唐最终打通西域开辟了一条道路，同时为唐蕃和亲奠定了基础。 松赞干布是强盛的吐蕃政权的创始者，是和唐太宗同时期的我国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贞观八年(公元634 年)松赞干布在统一了吐蕃的情况下，派使者往唐聘问，欲与唐建立关系，这是藏汉两族王室取得联系见于史籍的开始。唐太宗也是在这时从西北其他民族人土中对吐蕃略有所识，很想与吐蕃建立联系。特别是在征讨吐谷浑过程中，极想得到吐蕃支持，或望吐蕃保持中立。所以，当吐蕃使者一到长安，便予接见。随即派以冯德遐为首的使团去吐蕃答聘。松赞干布也进一步了解了一些中原经济、文化发达的情况。因此，又派使者随冯德遐去长安，正式向唐廷请婚。640 年松赞干布遣大相噶尔·东赞宇松一干人至长安请婚，太宗欣然以文成下嫁。641 年初，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率军护送，公主入藏。此后，唐蕃双方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衡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14 个女儿，于贞观十年(公元636 年) 嫁给突厥阿史那社尔。阿史那社尔系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他在11 岁那年，就在碛北建立牙帐，与颉利可汗之子欲谷设“分统铁勒、回纥、同罗诸部”①。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铁勒、回纥、薛延陀等部联合反对突厥的奴役，阿史那社尔被联军 ①见于《新唐书·突厥传》

中国古代文学史体裁分类归纳大纲

中国古代文学史体裁分类归纳大纲 1、诗歌 关于诗经：结构，分类及标准，流传时间及作者，诗的起源，孔子删诗说，六义说，变风变雅，四始说，汉诗四家 国风：大致内容分类，代表性诗章，艺术特色 雅颂：大致内容分类，周民族史诗的篇章，大致内容 诗经的艺术成就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内容，形式 楚辞：新诗体，社会文化渊源，代表作家及篇章 离骚：时代背景，情志内容，艺术特点 屈原的其他作品：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的艺术特色 屈原的文学史地位及影响 宋玉的九辫：艺术独创性，悲秋母题 乐府：源流，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思想内容，时代精神，艺术特色，名篇分析 孔雀东南飞：人物形象分析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名篇分析，后世批评 文人诗与民间乐府诗的承继关系和异同 概述建安风骨：时代北京，代表作家，基本特征，后世影响 曹植艺术成就：继承与开拓，艺术特色，后世批评 嵇志清俊，阮旨遥深，左思风力 陶渊明：诗风特色，名篇分析，后世影响 谢灵运：艺术风格及其得失 鲍照：艺术风格及成就 永明体：代表作家，艺术上的得失 宫体：代表作家及其得失 庾信人生两阶段诗风转变及其文学史地位 南北朝乐府民歌产生的社会背景：南北之异，艺术特色，对唐诗的影响 分析西洲曲和木兰辞 唐诗繁荣的时代背景，兴盛原因 初唐四杰的诗风，贡献，后世评价 沈宋与律诗的确立 山水田园诗派之王孟：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异同，名篇分析 盛唐边塞诗派之高岑：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异同，名篇分析 概述诗家天子（七绝圣手） 李白和杜甫：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文学史地位，后世评价 李杜之争：褒贬，得失，学李和学杜 新乐府运动：代表作家，文学主张，创作实践，历史意义 白居易艺术成就 概述大历十才子及其创作得失 刘禹锡与柳宗元 韩孟中唐奇险诗派作品形式，风格特色 郊寒岛瘦，诗鬼 小李杜：西昆体的得失及其后世影响 欧阳修和王安石

专题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

专题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32页） 考点29. 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 1．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1978年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 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说是历史的伟大转折？） ①会议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路线 ②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③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3.十一届三中全会意义是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中国从此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4.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①工作重心：经济建设 ②进入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③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 5.改革首先从农村展开，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6.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什么？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7.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何作用？ 它极大地激发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使中国很快解决了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8.开放首先从沿海地区推行。后来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9.对外开放目的作用是什么？ 目的：以多种形式吸收外国资本，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扩大对外贸易。（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 作用：①加快了我国发展步伐②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③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④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10.改革开放始于何时何事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1.改革开放的作用（意义）何在？（为什么说是成功的？） 正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也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综合国力也显著增强。 12.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它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 13.对我国对外开放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有哪些？ ①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对外开放； ②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考点30.了解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奠定新中国外交事业基础的时间和事件分别是什么？ 195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意义：奠定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基础。 4.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外交活动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主动、最有利、最活跃的时期？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政策又有了重大发展，提出了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新战略，赋予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新的内容。 7.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新的内容是：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新战略 8.新战略提出的意义：赋予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新的内容。中国外交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主动、最有利、最活跃的时期。

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关键词]演和亲，类型，特点，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B[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7-0003-06 和亲也叫做“和戎”“和蕃”，是指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周边少数民族或者各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达成的一种政治联姻。它作为历朝民族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态，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发展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 宽泛意义上的和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左传》等史籍记载，当时不仅把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之间修好的政治活动称之为“和亲”，而且把不同贵势家族之间的政治修好也叫做“和亲”。而严格意义上的和亲始于汉代。自汉以后一直到清代，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根据张正明先生《和亲通论》①一文的统计，从汉至清总共有和亲131起，其中汉代18起，魏晋南北朝30起，隋代6起，唐代39起，五代至元代16起，清代22起，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80起，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和亲51起。当然，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保守的，它并不包括清代满族公主与蒙古族诸亲王、郡王、贝勒等的联姻。

关于古代和亲的类型，崔明德先生在《中国古代和亲史》②一书中，按照和亲的功能和性质，把之分为七个类别：一是以汉与匈奴的联姻为代表的安边型；二是结交军事同盟型；三是以隋唐与突厥的和亲为代表的分化瓦解少数民族政权型；四是以唐与回鹘的和亲为代表的借兵及酬恩报德型；五是发展关系型，如唐与吐蕃、契丹、南诏的和亲就属于这种类型；六是以辽与西夏之间的联姻为代表的巩固盟好型；七是以满蒙联姻为代表的政治联盟型。高文德先生则就和亲的具体历史背景、缘由、目的，把古代的和亲分为两个敌对政权之间的和亲、为孤立敌国结盟友国的和亲、为借外援平息内乱的和亲、对臣服者的和亲、为笼络羁縻边地民族的和亲等几个类别。③除了上面两种主要的分类外，我们还可以从和亲双方所代表的政治利益集团，把古代的和亲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如汉与匈奴、乌孙，唐与吐谷浑、突厥、吐蕃、南诏、契丹、回鹘的和亲。二是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如西汉时匈奴与乌孙、车师之间的和亲；魏晋南北朝时期，拓跋部与宇文部、铁弗部、前燕的和亲。三是两个区域性的地方政权之间的联姻，如前秦与西秦、北魏与后秦、北魏与北凉的和亲。四是地方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如北周与突厥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改革开放对教育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 实践教学活动调查报告 题目：改革革开放对教育的影响班级： 姓名： 时间：2016.12.08

改革开放对教育的影响 前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把改革开放做为一项基本国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2016年12月，已是改革开放的第38个年头，改革激荡时代风云，发展铸就历史丰碑。我的家乡位于被著称为“中国酒城”的泸州市，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经济、医疗还是科技方面，都发生巨大的改变。当然，作为一名大学生，改革开放对教育影响的感觉是最敏感的，所以，本文就以改革开放对教育的影响为主要调查对象。具体调查如下： 一、调查地点 泸州市纳溪区**小学、泸州市纳溪区**中学 图1-1 **小学图1-2 **中学 二、调查时间 2016年12月08日 三、调查方式 实地考察、教学旁听、网络资源 四、调查内容 1、改革开放前后当地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思想观念变化 改革开放前几年，正是父辈处于读中小学的时期。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年幼时就得承担绝大多数的家务，对于上学则是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以导致经常“逃课”的现象出现，就给家长一种还租不适合读书，或者是读书没有现实意义的观念。当然，由于当时“养儿防老”的观念盛行，导致一个家庭同时有2个甚至多个符合入学年龄的孩子，并且地处农村，家庭经济难以维持众多孩子入学，也造就了当时辍学率高，中小学入学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逐渐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重视。一部分沿海务工家长逐渐意识到，受教育程度决定他们的劳动强度以及薪酬水平，他们迫切希望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 转眼之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早已有了32个年头了。在这32年当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不错，要是没有当初的邓小平一声令下喊出来改革开放的口号，谁又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建立了以珠海为中心的经济特区，使工业规模显著扩大，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所有制结构日益完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形成了行业分类广泛、技术含量较高、外向度突出的工业格局。按照近几年统计显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6.97亿元，比1978年增长8.1倍,平均每年递增11.7%增长. 改革开放不仅仅使国内的生产总值达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也使得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了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发展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农工建运商服综合经营的新局面。农民们的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畜牧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容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工业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全市经济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 中国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可以促进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的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其次，，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自从2001年中国申请加入WTO组织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紧接着就是2001年中国的申奥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00，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萨马兰奇雄浑的宣告声中只有一个名字：BEIJING! 中国北京凭借其过人的优势，完美的陈述报告，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也是世界给中国最大的肯定。之后神州五号，六号乃至七号的升天，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都证明了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面还是在科技上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中国不再是停留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 再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吃的方面，人们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人们饮食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并趋于优化。我国商品早已告别短缺，进入物质资料相对丰富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吃粮凭供应，副食要票证”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总量增加，在质量上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汉代的“和亲”政策：从屈辱的外嫁到国家制度

汉代的“和亲”政策：从屈辱的外嫁到国家制度 西汉“和亲”政策自汉高祖刘邦起，延续整个西汉王朝，出嫁匈奴、西域的“公主”数十人，而史书记载最多、人们记忆最深的就是“昭君出塞”。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了萧望之，他将西汉的“和亲”政策纳入了正常的轨道。 一、西汉初期的“和亲”有缺陷 西汉政权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势力十分强大。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率骑兵进入山西中部，占据了晋阳(今太原)。次年，刘邦亲自率领32万步兵迎击匈奴，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陷入匈奴骑兵的重围，受困七天，经重贿匈奴阏氏才得突围。刘邦感到自己实力虚弱，决定采纳刘敬(本名娄敬)的“和亲”之策。 《汉书·娄敬传》记载说，刘邦受挫于平城后，顾虑匈奴骑兵卷土重来，问于刘敬，刘敬献策说：“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抗)礼哉?可毋以以渐臣也。”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只是因为吕后反对嫁长公主于匈奴，于是“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 刘敬的“甥婿关系论”决定了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即是汉廷把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与匈奴言和，维持友好关系，又送与大量绣、锦、絮、缯、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这只能说是一种妥协政策，使双方矛盾在短时期获得暂时的和缓。匈奴并未因西汉政府的妥协就收敛其进扰中原的气焰。吕后执政时，冒顿竟写信与吕后，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侮辱，吕后也只能忍之，答以“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汉武帝时，“闻见”高、吕、文、景“四世”与匈奴交往关系的董仲舒对“和亲”政策有如下议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即是说，汉初“四世”的“和亲”之策，完全是以汉朝利益为前提的一时权宜之计，是变了花样的笼络和怀柔。以这种“和亲观”作为发展民族关系的主导思想，基础当然是不牢固的。所以，翻开史书，“绝和亲”、“扰中原”这样的字眼在“和亲”政策实行几十年后仍不断出现，汉匈边境危机不断。

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迈出新步伐。 中国于一九七八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峻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毋须讳言，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高，人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充分尊重。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要靠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任何走回头路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刚经历过十年文革，而十年文革遗留下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拨乱反正和调节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其中，有很多地方具有很大的转变。 转变一：对待人的态度——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 很长一个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社会一度把阶级的概念绝对化，把阶级同“人”割裂开来，只讲阶级，不准讲“人”。由此出发，导致忽视甚至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这种轻视“人”的思想，在“文革”中造成严重恶果，对人的轻视和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轻视人，蔑视人，摧残人，是“左”的突出表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基本人群的农民，他们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1页）马克思讲的是德国的封建社会，但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也是这样。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对“人”的问题的一次深刻教育，使人们懂得了要尊重人的权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提出和落实，也是对人的权利问题的生动教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以

唐蕃和亲的影响

半亩历史 第2期 版面设计/徐曼历史学堂 唐蕃和亲的影响 山东 张文英 张老师： 暑假期间，我观看了20集电视剧《文成公主》，把我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代，走进充满神奇与诱惑的吐蕃社会，和文成公主一起经历了她所经历的一切。她的美丽，她的学识，她的胸怀，她的追求，她的胆略，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联系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知识，更觉得文成公主入藏不愧为“和亲”的典范。老师能否就唐代的“和亲”政策及其影响，再具体谈一谈？ 您的学生：齐小薇 齐小薇同学：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和亲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朝廷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给蕃邦国王，以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和亲有的出于无奈，有的出于自愿，但和亲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策略，往往被统治者所使用，而唐朝的汉藏和同为一家，就是古代“和亲”的典范之一。 唐蕃和亲，对于唐朝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策略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唐太宗曾说：“北狄风俗，多出内政，亦即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通过和亲，达到稳定边防的政治目的。 唐蕃和亲，给了双方相互认识、相互学习的机会。随着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下令臣民拜汉族的文士为师，学习汉族的文化和农技，种植谷物，学习演奏乐器，还派了一批又一批贵族子弟远赴长安学习。文成公主协助松赞干布推行改革，吐蕃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大唐王朝西方的有力屏障。整整30年间，边疆无事，汉藏和睦相处。文成公主死后，吐蕃人到处为她立庙设祠，至今藏族人仍把她视为神。这些祠庙和坟墓，成了汉藏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唐蕃和亲，对吐蕃的风俗习惯影响巨大。如吐蕃人原是“毡帐而居”，在文成公主 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带头改变生活习惯，改穿汉装，效仿唐朝建筑风格，派遣酋豪子弟入国子监学习诗书等。直到现在，西藏还保持了许多唐代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唐代诗人陈陶记载：“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汉藏融合之深由此可见。 总之，唐蕃和亲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和亲有利于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它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增进民族感情。今虽不搞“和亲”，但“和为贵”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 作者简介：张文英，山东桓台县实验学校教师，中学高级教师。主持编写过《新教材详解》、《初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诱思探究》、《中华学王》等多种教学资料，在《山东教育导报》、《中学政史地》、《少年智力开发报》、《新课程》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先后获得过市优秀教师、市学科带头人、振兴淄博劳动奖章、市师德标兵等多项荣 1 ·人教网·半亩历史版权所有·

近代历史变革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的变化

近代历史变革——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的变化 作为农村出来的孩子，生在90后，肯定是经历不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热潮。但是在相对落后一点的农村，我经常听到一些长辈谈及现代农村的诸多变化，他们也都是十分感慨，现在的生活真的远超从前了。从自身经历而言，童年时没有见过的许多事物，现在纷纷涌现，那些年经历的一些农村苦，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历史洪流中的一片浪花。 小时候包括现在，也是经常听大人说着，以前吃的粮食只有玉米面粗粮，吃红薯干儿、红薯粉儿、红薯叶，当时要想吃上一回白面，那得等到过年，还不一定吃得上。农村呢，除了过年，没有过其他节假的习惯，一是没钱没物过，二是都要出工做活，也没时间过。那时，农民最大的奢望与梦想，就是能天天吃大白米饭。至于菜，就只有天天开水煮蔬菜了，油肉这些平常是没有的，也只能是过年时能吃几天。 古代晋惠帝曾问老百姓何不食肉糜？那么要问那时候的农村有肉吃吗？当然有，只不过吃肉的机会也是很少。听父亲说，当时生产队里养猪，遇到特殊的日子，就会选一头猪杀掉，全队人吃肉。那个时候吃肉叫打牙祭。父亲还说，80年代中后期，农村里吃肉的机会已经开始多了起来。 这时农村也通电了，一开始出现 了收音机，慢慢黑白电视开始出现，不过那时停电是经常的事。对于农村的 住房变化，这个算是最直观、最明显 可以看到的变化了。当年的建筑，土墙，灰瓦，屋顶竹结构，易腐朽，由此也 导致了下雨天屋里漏水的现象。在奶 奶去世之前一直住的是这种房子，我也 在里面住过很多次。冬天可以挡得住风，但是下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住土墙茅草房，最凄惶的时候是下大雨时，房顶漏水，家中盆桶罐之类的容 器得全部用上，晚上直接无法安睡。但漏水还不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最让人恼火的事墙脚浸水进水。老土墙房，通常没做什么基础，经年累月，墙脚被老鼠打了好多洞，雨水会从洞中浸进来，浸湿家中还是小事，最主要的是担心土墙会被泡松垮塌。所以，每当下大雨，我们小孩在屋内用盆桶罐接漏水，大人得冒雨在屋外掏檐沟，使雨水尽可能地流走不形成积水，保护墙脚。这种住房现在还存在的原因是不舍得拆，基本上所有的新建住房都变成了砖瓦结构，结构比较科学合理，屋顶也不再漏水。更有许多的人盖起小楼，买上了小车，脱离了贫困生活。 当时买布要凭布票，每人每年的购买量都是有记录的。买布用来做衣服，但是当时好几年都不会有新衣服穿，基本上都是打补丁，一件衣服打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鞋，男人一般穿解放鞋，女人多是自己做的鞋。小孩一年可能有大半年是打光脚板，冬天天冷才穿鞋，袜子基本没有。 慢慢地，时代在变，生活在变。我们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 农村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变化，更主要是彻底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农民已经不是只会捏泥巴的"农二哥"了，农民在改革发展的洪流中学会了经商办企业，许多农民成了企业家大老板。农民自己改变了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知道走

唐朝前后期和亲政策述论

唐朝前后期和亲政策述论 摘要：和亲政策作为我国古代中原王朝处理同少数民族关系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从西汉一直延续到明清。唐朝时期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已由汉代的权宜之计发展为统治者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朝后期，随着国力的下降，在与少数民族和亲的同时，唐政府将公主下嫁到各藩镇，构成了唐后期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由于和亲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唐前、后期的和亲政策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唐朝；和亲；少数民族；藩镇 早在先秦时期，“和亲”一词就出现在史书中。1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和亲政策始于西汉，盛行于唐代，终于清代。从西汉到清代至少有150余次，可见和亲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对于和亲许多人认为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事实上，和亲在不用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突厥、吐蕃、回纥、南诏等民族在当时都曾建立过政权。为了加强民族间的联系，巩固国家的统一，唐政府十分重视利用公主和亲的手段增进唐王室与少数民族首领间的联系与信任。然而，唐代中晚期政局动荡、内外交困，唐政府在不断对外同少数民族和亲的同时，更多的是频繁将公主下嫁到各藩镇，以求国家的表面和平。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各藩镇的实力不断壮大，唐王朝无力镇压，不得不加以笼络，将天子亲女一再嫁入强藩。这种政治婚姻构成了唐后期“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2。 一、唐前后期和亲的原因 在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中，从总体上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是由于唐朝前后期政治局势差别很大，所以和亲政策在前后期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目的性。前期和亲的目的 1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这里的和亲指晋国的中行氏与范氏两个贵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栾氏所进行的和好行动，并没有姻亲关系。 2王剑.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J].山西大学学报，2006，29(3).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农业，经济，政治，教育等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0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依然高居世界第一；同年，我国以58786亿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的提高，远远不是改革开放前在联合国有名无实的常任理事国能够比拟的。 其实说到变化，说再多的GDP，再高的排名，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都不如说些衣食住行，说些老百姓身边的，老百姓最关注的来得实在。 就拿我们家乡说吧，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品供应严重匮乏，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且数量有限，色彩和样式单调。很多人家都是自己用布料剪裁衣服，缝制鞋子，甚至有些当时不太富裕的人家里的小一点的孩子都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再修剪做成的衣服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思想的解放，人们的衣着变得丰富多彩，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购买衣服是都已经有了品牌意识，像阿迪达斯，耐克等国际知名品牌都已经走进了普通人家。人们对衣服的要求已不仅仅是御寒的工具，更是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的方式。 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足，有些农村甚至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听父辈讲，现在很常见的大米白面在他们小时候很少迟到，除了逢年过节平常很多时候都吃粗粮的。直到现在我家还留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粮票。改革开放后，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人们不但能“吃饱”，还要“吃好”，鸡鸭鱼肉已经不是人们的追求，大家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等科学卫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居住条件较差，往往是一个家庭两三代人居住在一起，并且居住面积不是很大，房屋的性能也不是很好。改革开放后，不仅人均居住面积增大了很多，而且室内装修和居住环境也有明显的改善，房屋的耐久性能，抗震性能都提高了很多，大大的增加了使用价值。 改革开放前，孩子们上学都要走很远，路远一点的就要很早起床。人们出行都有很大不便，当时公共交通不发达，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甚至还有马车，牛车等畜力工具。改革开放后，公共汽车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大部分角落，特别是前几年开始的“村村通”工程，更是大大的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家已经拥有了汽车人们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大的自由。由于经济条件的好转

说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政策

说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政策” 纵观中国历史，和亲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据史书记载，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年——619年）时期，襄王欲伐郑，故娶狄女为王后，与戎狄兵共伐郑。这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和亲事件，此后汉唐直至明清，和亲之举不绝于书。尽管这些和亲有的出于被迫，有的出于自愿，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和亲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策略，往往被统治者不断使用，其间的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和亲都会有一定成果，或可暂时推迟战争的爆发，或可表示对对方的友好和笼络，客观上又能促进和亲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和交流。 从血缘关系、民族融合方面看，和亲公主与少数民族君王的后代，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又融合了汉族的血统，提高了人口素质；就大方面来看，和亲过程加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必然会造成平民与平民之间的联姻，因而也会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血缘融合，消除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强了汉族同北方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当然，有些和亲公主担负起民族友好使者的形象，如自愿和亲的王昭君，不但能够“从胡俗”，将自己毕生致力于匈奴与汉朝的安定团结，被尊为“宁胡阏氏”，而且还教导其子女也要为汉匈团结关系的稳定作出贡献，事实证明其子女确实也为此作了不懈努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有

一些和亲公主并不是自愿和亲，因此郁郁寡欢，如西汉第一位远嫁乌孙的公主——刘细君。与汉相比，乌孙是个相当落后的民族。细君生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又是汉宗室之女，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她远别家人，来到乌孙，除了其他各种困难和痛苦，还必须要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去接受乌孙民族的习俗。这对于一个来自“礼仪之邦”的女子来说，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昆莫猎骄靡后曾使其孙岑陬娶细君为妻，细君不肯从命，上书汉朝天子，希冀能得到亲人的支持。汉天子的回答是：“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细君无奈，为了汉帝征服匈奴的大业，她只得再次成为岑陬的妻子。细君最后老死乌孙，终生不曾归汉。后世流传的她的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便反映了她当时的心情。 从文化方面看，和亲的影响是双向的，和亲公主带去的不仅是丰厚的财物，还有中原的文化影响。从个体来讲，和亲公主本人就是一个集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与一体的典型，和亲公主虽然受传统的汉文化教育，但出嫁后生活方式仍要“从胡俗”。从中原王朝文化受到北方民族文化影响看，在汉代的石刻艺术上，可以发现许多受到匈奴游牧生活题材和风格的影响的石刻，今陕西兴平县汉茂陵附近的霍去病墓前就有有关匈奴的巨型石刻，可见呼韩邪单于附汉和

中国古代文学史介绍

中国古代文学史简介， 01、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 （1）上古时期；神话传说 （2）先秦时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两汉时期：辞赋乐府民歌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 （5）唐代时期：诗 （6）宋代时期：词 （7）元代时期：曲 （8）明清时期：小说， 02、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 （1）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叙的集体口头创作。 （2）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A、解释自然现象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盘古开天 B、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的：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C、反映社会斗争的：黄帝战蚩尤 （3）记载上古神话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 03、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 （2）在先秦,《诗经》统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武帝时期，儒学者将起奉为经典，才名为《诗经》。 （3）《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形式上以四言为主，表现手法为“赋”“比”“兴”。 （4）《诗经》的名篇有：《硕鼠》、《伐檀》、《关雎》等。 （5）《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 （6）《诗经》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靡不有初，鲜克有初， 04、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1）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出身贵族。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政治上主张修明法度，联齐抗秦，遭保守派反对，先后两次被放逐（前——汉北；后——江南洞庭）。公元前278年夏历5月5日投汨罗江而死. （2）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得伸展抱负的愤懑。 名篇有：《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 （3）《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不朽的浪漫主义杰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诗（第一首叙事诗是 汉代的《孔雀东南飞》）。诗中的名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奠定了我国古典 诗歌的浪漫主义基础。 （4）我国诗歌史上常有“风骚”并称。“风”指的是诗经国风，“骚”指的是《离骚》，二者又代表了文学。， 05、我国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 （1）“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首的楚国人在本国民歌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

改革开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

改革开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 1.内容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所谓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 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 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南巡讲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而历史证明了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这是强国之路，也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2.背景 此时国内情况混乱，由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错误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灾难；而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的更快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 例如在经济上，至1978年为止，中国都是采用计划经济，它曾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标志之一，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虽然曾一度为中国早期的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4]? 翻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弊端日渐明显，人民依然贫苦，技术也比较落后，一切以计划为纲，无法适应消费群体的需要，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需要的商品，并且失去了发展经济的动力，更关键的是，经过文革后，中共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 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想要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古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自动保存的)

古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 一、朝的民族政策 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朝，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大一统后，国家疆域空前辽阔，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和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融合问题显得十分棘手。朝首创皇帝制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独揽一切大权，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体系，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个最高官职。设置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史、少府分管国家各项事务1。“皇帝”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始皇采纳斯的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分成36个郡，由中央直接管辖，一个郡下又分若干县。始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朝颁布统一全国的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和车轨；统一文字；修建了从帝都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开通联系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修筑长城以及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等等。这些措施对封建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巩固国家统一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朝面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后各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大都有借鉴和延续朝的

制度，具体有以下2： 1、在民族聚居地设“道” 在征服边疆各少数民族，完成统一大业后，在全国围实行郡县制，并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具体情况进行了特殊的设置。在郡下设“道”是始皇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设置，道是县的特殊形态。道的设置，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发端，为后代皇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设置开创了先河。 2、武力征服少数民族 始皇统治中原后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武力征服的政策，最突出的就是“北击匈奴”和“百越”。始皇的武力征服统治，虽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战争，对被征服者带来了灾难的痛苦，它也加深和激化了皇朝部矛盾，是皇朝短命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3、制定管理少数民族的法律 始皇在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过程中，制定了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民族法，涉及少数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面相当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专门治理少数民族的成文法。 4、少量征收、贡献方物 面对靠近地的少数民族，始皇在赋税方面对他们有优惠政策，每年只需缴纳少量的赋税。面对偏远的民族地区，实际上对他们统治不足，更多的是靠声望威震他们，每年只需要他们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