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

一、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概说：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历史批评几乎伴随着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总免不了要考察文学现象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诸种联系。据埃德蒙·威尔逊考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源于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希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但使之完全确立的则是一位叫丹纳的法国人，他的名言是：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序言》（1863-1864）中提出了着名的“三要素”说。在丹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所建立的道德形态之一，而“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而所谓“环境”是指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倾向，并且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干扰或凝固的作用。”在丹纳所说的环境中，其实包括了如气候、国家政策、社会的种种情况等诸多因素。如果说种族的遗传特征是形成一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环境则起重要的外力作用。显然，丹纳的“环境”既包括了由地理条件和气候状况等构成的物质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在他的《艺术哲学》中，丹纳首创了“精神气候”重要概念。丹纳认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可以看出，丹纳的精神气候，就是由一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构成的，丹纳将此作为决定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乃至出现或消亡的力量。关于时代，从丹纳的分析来看，主要是指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继承关系。艺术

作品由于处于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受到先驱者的影响，所以“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

其实，最早的社会—历史批评文本当属18、19世纪之交法国文坛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这位以作家和文论家双重身份饮誉世界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先驱在1800年发表的《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中，主张从社会环境与文学的关系来考察文学，她的着名观点是：任何文学，只有把它和创造这种文学的社会和时代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只有把它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才能被理解，才能加以研究和评析。从文学受社会环境制约的观点出发，斯达尔夫人强调，时代和社会造就一种文学，也造就一个作家，即使是最罕见的天才，他的水平也总是与同时代人的水平有联系的。同样的天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会有完全不同的作为。斯达尔夫人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南方有着清新的空气，茂密的丛林，清澈的溪流，这种自然条件在诗人内心激发起强烈的热情，从而形成南方文学的激情浪漫形态。而北方阴暗多云的天气条件则使得诗人更关注人生的痛苦，从而使文学趋向忧郁的现实气质。——斯达尔夫人研究的权威学者、法国文学理论家保尔·梵第根指出：“把文学的历史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源于孟德斯鸠，但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维柯，是莱辛还是赫尔德，都没有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而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这在1800年还是前所未有的。”

真正使社会—历史批评获得广泛而有成效的运用的却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在我国近代以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中，社会—历史批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文学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鼓吹“小说救国”，甚至把小说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来对待。“五四”以后，鲁迅、矛盾、瞿秋白等人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评论文章。他们的批评实践为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范例。建国以来，我国文坛十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但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受到很大损害和歪曲。总之，社会—历史批评是当今批评类型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方法体

系，也是人们最熟悉的、惯用或滥用的批评方法。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中、仍有其生命力的方法体系。

二、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

社会—历史批评与其文学观念有直接关系。文学观的核心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即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

亚里士多德的摩仿说可以视为西方社会—历史批评观念的源头，亚氏认为悲剧摹仿人的行为，西塞罗说，戏剧是对人生的摹仿，是生活习惯的镜子。这一观念雄霸欧洲几千年。歌德说：“我的全部是都是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巴尔扎克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到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那里，社会历史的文学观念成为鲜明突出的理论主张。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脱离了生活，假使也能够产生杰出的作品，这该是一般规律的奇怪例外。但这种事情是从来就不会有的。”这些批评家的观点影响极为深远。我国东汉时期的何休谈到诗歌时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唐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自己的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是中国早期比较明确的社会历史文学观念。

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文学也就会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培根认为，“诗可以使人提高，使人向上。”狄德罗说：“假如政府在准备修改某项法律或者取缔某项风俗的时候利用戏剧，那将是多么有效的移风易俗的手段啊。”这是社会历史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展开。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即使考察文学作品的形式，也是看这种形式能否有利于主题内容的表达。

三、社会—历史批评的评判尺度：

在一定的文学观的指导下，社会—历史批评总是或显或隐地对所评论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从而也就会有一定的评判尺度。社会—历史批评非常重

视对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它的评判尺度主要是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社会—历史批评十分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而这种内容是否真实就成为首要的尺度。在社会—历史批评看来，真实性指文学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生活画面，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它是作者的真情实感、读者的真实感受与艺术形象的真实的统一。在社会—历史批评中，真实性是判断作品价值的首要条件。社会—历史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的考察包括各个方面，如时代背景的真实性问题，人物性格的真实性问题，乃至作品细节的真实问题等等。当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出版后，有人认为作品的结局既没有悲剧性的死亡，也没有大团圆的喜剧。针对这一指责，别林斯基认为如果是那样，就不是真实的。奥涅金“绝非魔鬼或浪子，虽然他也绝非是道德的典范。这是普希金的伟大的优点之一：他摧毁了那些流行的观点，以为一个人不是十足的恶魔就是纯粹的正人君子；他仅仅描写生活中的平常人。《奥涅金》是一幅忠实地描写在一定特定时代的俄国社会的诗体画”。鲁迅说：“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①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但文学中再现的社会生活经过了作家头脑的创造，因而有一个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问题。这就是文学的倾向性。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仅仅应该是真实的，同时对它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即具有正确的倾向性。所谓“正确的倾向性”，主要是从道德、人性或正义的角度出发去评判作品的主题内容。譬如杜勃罗留波夫曾这样批评一些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有这样的作者，他们把自己的才能都献给歌颂色欲的场面和各种放荡的行为；他们把色欲描写成这样子，如果人要相信他们，就会觉得人类真正的幸福，只有在这里了。还有另一批更加荒唐的作者，他们歌颂穷兵黩武的封建领主的武功——这些领主使鲜血流成大河，烧毁城市，掳掠自己的臣民。在对于这些强盗们赫赫武功的描写中，自然不会有彻头彻尾的谎话；可是它们却被作者涂以这样的光彩，致以这样的赞美——这些赞美清楚地证实，在这些歌颂它们的作者的心中，并没有什么人性的真实的感情。由此可见，无论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页。

哪一种片面性和偏狭性都将妨碍艺术家去完整地观察真理。”①——不过我们由此会产生疑问：如果需要考虑文学的倾向性，要使文学的表达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律令、公平正义和人性善恶相一致，这样会不会干扰文学的真实性？或者说，仅从某种倾向出发的所谓真实再现，尤其是从某种政治倾向性出发的所谓真实再现，是否还存在真正意义个的真实性？

社会历史的文学观念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所以文学的社会效果是社会—历史批评的重要尺度。社会—历史批评要求文学通过创造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形象以丰富人们的知识，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从而维护或破坏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批评对社会效果的注重与文学的倾向性问题颇有关联，倾向性是从作家作品方面讲的，社会效果是从读者方面讲的。——问题是：注重社会效果很容易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成为它的传声筒，甚至成为权力阶层利用文学向民众强行灌输国家意志的工具！或者，注重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也很容易扭曲文学的审美性和真实性，使文学成为一种抽象生硬的道德教条。

四、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操作：

1、侧重对文学作品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

社会—历史批评特别注重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进行深入具体的阐释。中国古代的所谓“风雅比兴”之说，就是强调《诗经》中的社会历史内涵。《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经学大师郑玄说：“比，见今之失，不敢直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谄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注》）侧重阐释《诗经》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中国古代《诗经》批评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与早期人们以经视《诗》有关。杜甫的诗被被称为“诗史”，唐代孟启《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是典型的社会—历史批评。近代以来，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果戈理的《死魂灵》发表后，不少人贬低甚至辱骂它，认为是一部琐屑无聊之作。别林斯基针锋相对地指出：“果戈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死魂灵》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只有盲目的浅薄之徒才看到那是琐屑和无聊，却不知道就是在这些琐屑和无聊上面，呜呼！——转动着整个生活幅度。”②冈察洛夫的

①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卷，第362-363页。

②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卷，第437-438页。

《奥勃洛摩夫》发表后，同样招惹了许多人的非议。杜勃罗留波夫明确指出：“关于这个心地善良的懒人奥勃洛摩夫怎样躺着和睡着，以及不论友谊、不论爱情都不能惊醒他，使他振作起来的故事——这到底算不上怎样重要的故事。然而在它里面，却反映着俄罗斯的全部生活。”①可以看出，社会—历史批评擅长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达到对作品的时代环境、社会生活和历史内涵的阐释与评价，并将这些与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直接联系起来。显然，愈是反映社会历史内涵丰富、复杂而深刻的文学作品，它的价值和意义愈是值得充分肯定，当然，前提是必须符合批评家事前预设的某种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

2、联系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说明其艺术形式

社会—历史批评并不排斥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但它从不就形式谈形式，而是联系社会历史内容来谈形式，或者说，社会—历史批评所讨论的艺术形式必须是为很好的表达社会历史内容服务的形式，用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又一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列夫·托尔斯泰作品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心理描写，他说：“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从而，“托尔斯泰伯爵所最注意的是一些情感和思想怎样发展成别的情感和思想，由某种环境或印象直接产生的一种情感怎样依存于记忆的影响和想象所产生的联想能力而转变为另一些情感，它又重新回到以前的出发点，而且一再循着连串的回忆而游移而变化。”这里虽然是重在探讨心理描写艺术，却不曾脱离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可以说，社会—历史批评所谓的艺术形式，只是一个盛装东西的器物，重要的是器物中的东西。

3、注重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作家的关系

文学作品是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生平经历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直接关系。所以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作家的关系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的又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孟子有“知人论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又有“以意逆志”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里强调的是对作者之志的理解与阐释。司马迁在谈到《离骚》的时候，把它同屈原的生平联系起来，他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①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190页。

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唐李善注阮籍《咏怀》诗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文选》注卷二十三）法国丹纳认为，“精神着作的产生不就只靠精神。整个人对他的产生做出了贡献，他的性格，他的教育，他的生活，他的过去和现在……都在他所思考的和写作的东西上留下了痕迹”，他本人也正是这样去考察巴尔扎克的，他接着说，“为理解和评判巴尔扎克，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性格和生活，这两方面都曾给他的小说以营养。”①

不仅要考察作家的生平经历，性格思想等，还要同时考察作家创作该作品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特别是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社会思潮，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与阐释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蕴，尽可能地接近作家创作该文学作品的本旨和原意，因为传统的理解观认为，只有作家的创作本意才对文学作品的唯一正确的阐释与理解。譬如我们讨论杜甫的“三吏、三别”总是不能不去联系“安史之乱”；分析雨果的作品也必须要先研究法国大革命；而评论鲁迅的《呐喊》小说，总忘不了从辛亥革命及其所谓的不彻底性出发。这种从作家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精神气候）→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的单一批评模式，固然有它准确而深刻的一面，但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众多新颖理论的启示下，我们也必须开始反思其僵化而独断的一面。

五、社会—历史批评的功绩与流弊：

文学作品描写人们的生活，这种生活整体上必然是社会的和历史的。阐释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显然是文学批评的重大任务。无视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失职。有的文学作品社会历史内容非常鲜明，阐释就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大量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常常蕴含在具体形象的描写中，有时甚至连作家本人都未意识到，正是依赖于社会—历史批评，这些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才得以揭示。从那些表面平淡无奇的事件中揭示出蕴含其中的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使之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这正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功绩所在。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譬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时，尤其要求社会—历史批评具有这样的功用。

①丹纳：《巴尔扎克论》，见《外国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391-392页。

文学作品都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可能性，但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社会—历史批评试图到所有文学作品中去发现寻找社会历史内容，就不能不产生许多弊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们甚至对某些文学作品没有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表示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说：“‘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认为这样的文学作品没有创作的必要，这对那些纯粹写景抒情的作品显然是不公的。建国初，萧也牧写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主要反映夫妻感情问题，有论者认为没有表现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进而批判有加，这可以说是社会—历史批评的流弊所在。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论文艺学主宰一切的特殊历史时期，因为没有涉及表现工农兵或火热的阶级斗争内容而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学作品，委实多矣！

由于社会—历史批评十分注重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因而相对忽略了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包括文学形式本身的继承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先天缺陷。即使是那些先锋探索性的尝试，如果没有浓厚的社会历史气息，其价值也会遭到批判。此外，由于社会—历史批评赋予文学作品太重的社会功用，降低了文学作品的单纯审美的超功利性和超越现实的意义，从而使得文学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它成了训导读者、服务社会的工具，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和价值，很多时候难以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区分开来，甚至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演绎，沦为向民众灌输某种社会历史观念的宣传机器，从而使得文学远离自己的审美本位，也使得民众产生对文学的厌弃心理。

六、社会—历史批评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社会—历史批评尽管受到庸俗社会学的侵蚀，使其形象受到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历史批评可以被取消。社会—历史批评毕竟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一套完整批评理论体系的批评方法，它有其存在的深厚基础和运用价值。

1、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论证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美国着名文论家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①这三方面构成了文学与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文学是作家创作的，而这个创作主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员。尽管有些作家试图超凡脱俗，但他不可能完全脱离其生存环境，必然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位置上；同时这个主体必然要向他设想的读者讲话，而在表达中将会有意无意流露出对生活的追求、反抗或厌倦；并且这个主体最终希翼获得某种程度的社会的公认和奖赏。

第二，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与社会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所再现或表现的内容都直接或间接来自社会生活，这种生活既可以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的主观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所有题材都与生活有关。

第三，文学作品一经产生，必然要回到社会中去，“藏之名山”之作也是为了“传之后世”。从接受的角度讲，文学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仅仅是一堆印刷品；并且一部作品的成功或流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

简言之，只要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不被割断，社会—历史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美国批评理论家司各特曾表示：“显而易见，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的一支活跃力量。”②

2、从评论对象和评论者两方面论证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文学史上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创作思潮和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标举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式之一，而社会—历史批评尤为适合分析和评论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直接描写或再现了社会生活中种种现象，揭露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将能更好地揭示这类作品的思想深度。可以说，只要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永存，则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必将永存。

就文学评论工作者而言，他们中思想旨趣、知识结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批评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并注重文学

①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4页。

②司各特编着：《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功能，这些批评家将易于选择和接受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希望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宣泄他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焦虑，抒发他对真实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是说选用其他批评方法的评论家就缺乏历史感，区别只是评论者个人的素养和对作品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社会在发展，文学观念在更新，社会—历史批评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充实。固守是没有出路的，未来需要拓展。社会—历史批评必须在突出自身特征的前提下吸收、消化新的知识和思想，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的理论结构，以迎接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批评观念的挑战。

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 一、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概说：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历史批评几乎伴随着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总免不了要考察文学现象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诸种联系。据埃德蒙·威尔逊考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源于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希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但使之完全确立的则是一位叫丹纳的法国人，他的名言是：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序言》（1863-1864）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说。在丹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所建立的道德形态之一，而“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而所谓“环境”是指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倾向，并且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干扰或凝固的作用。”在丹纳所说的环境中，其实包括了如气候、国家政策、社会的种种情况等诸多因素。如果说种族的遗传特征是形成一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环境则起重要的外力作用。显然，丹纳的“环境”既包括了由地理条件和气候状况等构成的物质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在他的《艺术哲学》中，丹纳首创了“精神气候”重要概念。丹纳认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可以看出，丹纳的精神气候，就是由一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构成的，丹纳将此作为决定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乃至出现或消亡的力量。关于时代，从丹纳的分析来看，主要是指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继承关

用社会历史批评看《万箭穿心》

用社会历史批评看方方的《万箭穿心》 文院汉（师） 杨钟沛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离不开历史，文学本质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现在就从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三个角度考查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 真实性 1、对于下层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展示 小说中的开头，就是主人公李宝莉和她的闺蜜万小景去看她的新房。文 中李宝莉对于房子的喜欢溢于言表，“幸福便顺着些思想一直流进骨头里……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而在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房子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心中的牵挂。因此文中的李宝莉得到了这套房子，自然是喜上眉梢。 小说讲到了李宝莉的丈夫出轨事件。在当今的社会中，这种情况也并不 罕见。当李宝莉得知丈夫出轨后的表现，是文章的一个小高潮。她在巨大的 悲痛之后，转而是愤怒，接着是想着要惩罚和报复。于是她竟然采取计策， 给警察打电话。她想着这样给丈夫一点教训。这样的做法有点狠，但是在这 个情节中，对于一个女子在得知丈夫出轨后的内心活动的描写却真的是很逼真，很让人感叹作家对人物性情的挖掘。 婆媳之间的矛盾的展示也是和现实生活非常类似的。在小说中，李宝莉 的婆媳矛盾不仅是婆婆和，还扩大到了和公公之间。李宝莉的婆婆和公公将 自己归为“马家的人”，视李宝莉为外人。而且作家对两方是有明显的感情 倾向的，在两方的角力中，李宝莉多是处在让步和忍让的地位。 李宝莉和建建之间的感情是人物情感发展的一次小波折和小插曲。李宝 莉一方面遭受着残酷的失去丈夫，公婆压迫，儿子不认的悲惨，但是她也有 万小景、建建这样的朋友在背后支持。生活在现世中的我们，一方面感受到 生活中的许多无奈和压力，但是偶尔也能遇到一些顺心和温暖的人；我们的 生活就像小说中李宝莉的生活一样，一勺苦药一勺蜜地过着。通过对李宝莉 的悲欢离合的展示，其实是对下层小市民的生活的酸甜苦辣的展示。 2、人物性格 李宝莉代表的火辣的武汉人性格是非常真是也具有代表性的。泼辣、坚强、热情、吃苦耐劳等这些品质都是武汉女性的典型性格。李宝莉是个圆型 人物，形象丰满，颇为真实。 另外，小说中对她的性格的来源也有追溯，那就是来自于她的卖鱼的母亲。“李宝莉最佩服的人就是母亲。李宝莉跟万小景说, 我姆妈这样的人, 不 管是穷是富,放到哪里都是块金子。”李宝莉的好强的，不屈的性格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来自于她的母亲影响，毕竟是“直系亲属”，性格上的遗传或者影 响不难理解。除了李宝莉之外，她的丈夫的性格也颇具代表性和真实性。马 学武有一定的知识文化，算是半个知识分子，爱面子；但是同时又受到了李 宝莉的压制，面对粗俗的李宝莉，渐渐心生厌弃，最后在偷情的时候被抓， 被下岗，在羞愧之下投河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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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学批评 从本体论来看，文学显然不是发生于影响人类生活的意图，但当文学一旦被意 识到其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力时，它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种种附加功能，相应地， 也便产生了对文学的种种期待。在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中；如果说“兴”和“怨”是文学的原初功能，则“观”和“群”则是由社会性需求所造成 的文学的附加功能。也就是说，文学除了抒发情感、宣泄积郁，也可以，并且应当能 够“考见得失”(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当与不当之处)、“群居切磋”(彼此交流以达成社 会和谐)。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的主张，也说明文学作用于社会的 特定功能，即文学不仅是愉悦性情的一种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维护群体利益、引 导道德规范的集团行为。因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文学的可阐释构成中，社 会的、时代的内容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也就导致了对文学的社会学批评观 的形成。 第一节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的发展及贡献 (一)文学的“环境、时代、种族”因素的提出 对文学的批评从原初开始即有社会影响及耐代认识的诉求，这种诉求也塑成了 文学的社会历史品格，成为推动文学创作的一种有力的需求性动力。但社会学批评 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理论，应当说起始于19世纪的法国。随着大革命风潮的平息， 在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于文学的社会性内容，这既是对现实的逃 离，也是对现实热情的一种虚拟性实现。 最早的社会批评文本当属斯达尔夫人的一系列论述，其中最集中体现其文学思 想的则是《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1800)、《论德国》(1810)等着作。斯达 尔夫人的批评观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因素对文学形态的作用。 斯达尔夫人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希腊人、拉丁人、意 12 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 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 斯坎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①她这样划分的理由是，南方有着清新的空气、 茂密的丛林、清澈的溪流，这种自然条件在诗人内心激发起强烈的热情，从而形成南 方文学的形态；而北方阴暗多云的天气条件则使得诗人更关心人生的痛苦，从而使 文学趋向忧郁的气质。斯达尔夫人的另一个重要的批评观就是将文学与广义的社 会制度相联系，考察其间的互动关系，她在《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的绪 言中明确宣称：“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 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②在考察欧洲文学史的过程中，斯达尔夫人实际上把对文学 关系密切的因素划分为三个重要的方面——宗教观念、民族风尚和时代特征，而这 些方面已经涵括了制约文学的“现实”维度的全部内容，从而将文学置于一个广泛的 语境之中，揭示它在这特定语境之中的存在意义。可以说，这部着作是社会批评观 的一个宣言，标志着社会批评的方法论的自觉。20世纪法国着名文学理论家梵·第 根也认为社会批评作为一种思想是斯达尔夫人的首创，他说：“把文学的历史与社会 环境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源于孟德斯鸠，但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维柯，是莱辛还是赫 尔德，都没有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而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这在1800年还是前所 未有的。”③ 在整个19世纪，法国人始终保持着对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热情，另一位被视为

社会历史批评视阈下的《疾病解说者》

社会历史批评视阈下的《疾病解说者》 发表时间：2019-04-22T14:41:16.247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下作者：文杨 [导读] 针对《疾病解说者》所探讨的话题，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基点，集中分析小说中不同短篇所反映的共同的社会历史内容，解析战争、移民潮等历史大背景下的“疾病”所包含的异乡情绪、身份意识与文化斥力等因素。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针对《疾病解说者》所探讨的话题，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基点，集中分析小说中不同短篇所反映的共同的社会历史内容，解析战争、移民潮等历史大背景下的“疾病”所包含的异乡情绪、身份意识与文化斥力等因素。同时，对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思想倾向进行考察，进而上升到对小说浸淫的正面情感力量的探索。这种探索表明，拉希莉在《疾病解说者》中的书写是一种积极的书写，“疾病”的阴郁与“愈合”的明亮赋予了小说更加昂扬的情志。 关键词：社会历史批评；《疾病解说者》；战争；移民潮；社会意义 一 印度有将近90多年被英国殖民的历史。1947年，印度实现独立，但是“蒙巴顿方案”的通过造成了印度的分裂，史称“印巴分治”。1971年，“巴基斯坦内战”打响，南亚次大陆这块土地再次面临分裂。[1]拉希莉通过《柏哲达先生来搭伙》和《真正的看门人》两个短篇将这段历史生动地展现出来，将流离失所的小人物嵌入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从细节处拖曳出复杂的历史况味。《真正的看门人》中的布梨大妈由于印巴战乱，从孟加拉逃难来到加尔各答，做起了楼道清洁工。她恪尽职守地看守大门，却因为一桩失窃案被众人反咬一口，逐出大楼。布梨大妈的出场带有喜剧性，这仿佛是作者对苦难的刻意冲淡，但当楼道中那些怀着“酸葡萄”心理的邻居们相继登场后，我们又不得不佩服作者嬉笑笔触间的尖锐。紧接着，拉希莉又将目光转向美国这个异域空间，《柏哲达先生来搭伙》就是这一转向的具体实践。印裔小女孩莉丽亚用自我的经验理解着柏哲达先生，虽然她不知道地球另一端的战乱意味着什么，也始终分不清印度人与穆斯林人的区别，但是她始终置身于柏哲达先生的情感现场。电视新闻、失败的鬼脸灯笼、深埋掌心的哭泣，这些见证串联起了一个小女孩最单纯的体认和最蓬勃的情绪，唤起了一种跨越代际的共鸣。而这所有的呈现都包含着拉希莉对印度殖民历史及其“后遗症”的反思，包含着对历史的一种回忆性的凝视。 历史上印度人向美国移民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至1945年；二是1945年至1965年；三是1965年至今。[2]在移民潮的时代大背景下，拉希莉从移民者身上挖掘出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以及微妙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汇聚成了一副生动而独特的移民图景，成就了历史深处的想象。一代移民由于各种原因搬迁到美国，在那里定居，他们对故土有一种顽固的依恋情结，而对美国文化却难以认同。《森太太》中的森太太随丈夫来到美国，无法遏制的思乡情绪让她将客厅装饰成印度风格。她每天换不同色彩的莎丽、在发际间涂朱砂粉；她喜欢听印度的拉伽音乐，一次次去买在印度常吃的鱼。对饮食习惯、日常打扮、文化习俗的坚守铸就了森夫人孤独的抵抗，这种抵抗是森夫人家园依赖情感的一种变形，是她与故土建立情感连接的唯一方式。二代移民生于美国，长于美国。他们“没有生活的失落与再创，只是在他们的背景里隐隐约约有那些异域文化的影子罢了，然而，面对‘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他们充满困惑”。[3]他们在印、美两种文化中都被视为另类，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作为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压轴之作，体现出了作者的总体情感。小说的叙述主人公“我”是典型的印度第三次移民大潮中的一员，美国是他踏上的第三块大陆，也是他最后定居的家园。“我”在包办婚姻的传统之下娶了并不熟悉的印度女人玛拉为妻，以疏远、甚至带点嫌弃的态度对待新婚妻子，这种冷漠是对印度传统文化的抗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与代表美国文化的克罗夫特夫人相处时表现出的是谦卑、钦佩的情绪。拉希莉将这种文化上的趋避式冲突写得很透彻，但她没有就此止笔，而是依着这个线索勾勒出了两种文化紧密交融的积极景观，结尾处关于“平凡的奇迹”的剖白就是对这种景观的最好注解。 从对疾病的解说到最后满含历史温度的剖白，拉希莉厚积薄发，让最后的情感表达成为托举起整个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力量因子。也因此，《疾病解说者》于阴郁下有了根本的光亮底色，这一光亮使小说的整体情感得到扬升，也指明了小说的精神方向。 二 通过追溯拉希莉的生平及经历，我们找到了其小说历史深度的来源。首先，拉希莉的祖籍是印度，她196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在美国罗德岛长大，是典型的印裔二代移民。所以她觉得于她而言，印度文化是相当远的。[4]可以说，正是拉希莉的这一背景为她提供了极高的文学敏感度,为她塑造的二代移民形象增添了真实感、生动感。而从西方教育的层面来说，拉希莉的移民经历为她能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提供了条件，西方艺术以及西方优秀的文化氛围赞佐了拉希莉的文学天赋，令她在创作中脱离平庸，始终高人一筹。其次，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拉希莉的文化趣味。她对契诃夫、弗兰纳里?奥康纳等作家称赞有加，对《都柏林人》也很喜爱。这些短篇大师或经典短篇小说集或多或少给予了她影响，以至于使她出手便不凡。[5]所以，我们看到《停电时分》暗藏悲伤、《森太太》孤寂疏离、《性感》佻达醒觉、《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坦然悠扬。拉希莉将这些情感处理得滴水不漏，丝毫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这是难得的。再者，“慢‘炖’小说”的创作理念也成就了其小说的社会历史格调。最后，在关于“文化身份”这一观点的探讨上，拉希莉的见解始终是前瞻性的、灵活的。这一点从短篇《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中就可以看出来。在这个短篇中，她没有赋予“我”以确定的姓名，这样一来是表达一种普遍经历，二来是意在表明“我”的身份的流动与变化。移民主人公在空间的移动中积极地构建自己新的身份，最后在美国家园中寻找到皈依感，这正是拉希自我文化倾向的一种表达，也是当代印裔美国移民作家主流的情感方向。她的这一文化见解以历史为基石，以情感为经纬网，最后于小说尾部完美收束，实现了文学与历史的接洽，波澜不惊而又暗潮汹涌，令人回味无穷。 在全球化的今天，《疾病解说者》的书写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意义。首先，它开辟了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视角。在展示严肃的历史主题时，它坚决从宏大的叙事中脱离出来，以历史中的小人物为切入点，将一段历史包裹在琐碎的对话、复杂的个人情感中，实现了社会历史与人物形象的完美沟通。它调整着艺术的焦距，将历史的真实与经验的真实兼容并包，在增强现场感的同时反馈给读者回溯历史的新方法：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也需要回忆性的审视；我们需要“观看”历史，也要掌握观看之道。其次《疾病解说者》对于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境遇、文化困惑、生存状态的书写无疑会引起异乡人群体的共鸣，也会由此及彼，加深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反思。而更重要的是，《疾病解说者》所展现的包容视野与多元胸襟会为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一种方案，也激发着人们对在流动、开放的空间建构跨越文

社会历史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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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现实主义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道德批评、阶级批评/意识形态批评 一、社会历史批评产生的背景及定义 1、背景 文艺理论背景： 表现说和再现说对比 起始：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评论，以诗歌反观希腊的社会环境。后由法国人丹纳使之完全确立，他的名言是：“文学史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1865年，丹纳《艺术哲学》。 2、定义：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 二、社会历史批评的特点 1、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关系。 巴尔扎克认为：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 案例：月牙儿与青春之歌 2、重视作家对待社会现象、对待历史潮流的思想倾向。 案例：子夜 3、重视作品的社会作用 案例：茅盾：我们的作品一定不能仅仅是一支吗啡针，给工农大众一时的兴奋刺激，我们的作品一定要成为工农大众的教科书 4、在文学观上，认为文学本质上是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再现。

三、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评价尺度：真实性、倾向性、社会功能（功能 性） 1、时代及环境的真实、人物性格的真实、作品细节的真实 父母都是在一九四零年前后入伍的小八路，父亲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后又在辽沈战役中负了伤。 平型关大捷是1937年，1940年前后入伍的“小八路”又怎么能参加平型关大战？ 2、作家的倾向性表现在写作中选材、褒贬、理解。 例子：大仲马，柯南道尔 3、维护或破坏一种意识形态，教化民众、传道授业。 四、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操作 1、多适用于现实主义作品 《白鹿原》《家春秋》《骆驼祥子》等，也有例外。 2、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发展 杜甫的三吏三别，是对安史之乱后动乱事实的描述。 3、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作家的关联（知人论世） 巴金是青年人的朋友《家》 沈从文生平与创作的关系 道德批评 一、道德批评定义 1定义：道德批评主张将文学与人生联系起来，坚持用道德的观点看待文学现象。

浅析阿Q的人物形象,用社会历史批评分析

浅析阿Q的人物形象——用社会历史批评分析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于1921年的作品，他就当时的旧中 国大多数农民的现状深刻地去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意在唤 醒麻木中的中国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起来救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 欺辱，不再受奴役。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揭示出人物的 弱点，点明了人物性格的可悲性，以及由此去阐发了阿Q革命的失 败和下场的悲惨的必然性。同时，也警醒国人，不要再让阿Q的悲 剧在中国上演！ 阿Q是怎样一个人呢？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告诉我们，阿Q是 未庄社会（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某些本质方面的缩影）里无田无地， 孤苦伶仃，生活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一个小人物。他姓甚名谁，从 哪里来的，出生于什么人家，不独别人从未留心，就是阿Q自己也 不清楚。他一个人借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 作短工，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下层农民，换了话说，也就是农村 的无产者。 阿Q与正统文化所要塑造的那种麻木、善良型的农民完全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很软弱的，安分认命，逆来顺受的愿意像润土那样浑 浑噩噩地度过自己一生的人，也不是一个很肤浅的，没有思想，无 所追求的农民，而是一个富于生命的活力，不安分的，有自己的人 生追求的，进取的农民，他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 既然生而为人，就应该像人那样活着，享有人生的欢乐与权利。 （这种追求，在他那个时代和具体生活的条件下，像他那样身份和 地位的农民，可以说是最低的人生追求，但同时也是可能有的最高 的人生追求。）阿Q的悲剧在于，他想成为一个人，过一种正常人 的生活而不可得，那个污浊的罪恶的社会蹂躏他，摧残他，挤压他，同时又浸染他，腐蚀他，铸造他，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以阿Q 本来有的资质（主要是他的勤劳和聪明），如果有一个正常健康的

第三章 社会历史批评

第三章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主要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用。 第一节社会历史批评的发展历史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历史批评几乎伴随着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一、社会历史批评的滥觞 二、西方社会学批评 三、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 四、社会历史批评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 一、社会历史批评的滥觞 前人在谈论一些文学现象时，总免不了要论及这些文学现象与社会现实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注意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神话、史诗和戏剧的评价，也多注重这些文学类型的社会功能。 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学与外部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才逐步形成。 二、西方社会学批评 1.维柯（1668-1744) 他在《新科学》中根据对古希腊社会的研究来探讨荷马史诗及其作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正的荷马，从而开创了把文学作品和作家生平、时代背景结合起来研究的批评方法。 2.赫尔德（1744-1803） 赫尔德强调每部文学作品都需要根据其历史背景来看待和解释。 二、西方社会学批评 3.法国的斯达尔夫人（1766-1817） 斯达尔夫人1800年发表的《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第一次以专文的形式研究文学与其他生活领域的相互影响。 ①自然环境因素对文学形态的作用。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属于南方文学； 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属于北方文学。 ②将文学与广义的社会制度（宗教观念、民族风尚、时代特征）相联系，考察其间的互动 关系。 二、西方社会学批评 4.丹纳（1828-1893） 在《英国文学史》的序言和《艺术哲学》中，他明确提出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受到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支配，应该到这些因素中去寻找创造活动最终的根源。 种族?a?a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 环境?a?a指种族生存与其中的环境，包括气候、国家政策、社会的种种情况等诸多因素。 时代?a?a包括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等因素 三、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 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批评活动发展和丰富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 别林斯基坚持文学应当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他的批评既体现了革命的战斗的锋芒，又注意到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和个性，集中代表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批评理念，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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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现实主义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道德批评、阶级批评/意识形态批评 一、社会历史批评产生的背景及定义 1、背景 文艺理论背景： 表现说和再现说对比 起始：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评论，以诗歌反观希腊的社会环境。后由法国人丹纳使之完全确立，他的名言是：“文学史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1865年，丹纳《艺术哲学》。 2、定义：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 二、社会历史批评的特点 1、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关系。 巴尔扎克认为：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 案例：月牙儿与青春之歌 2、重视作家对待社会现象、对待历史潮流的思想倾向。 案例：子夜 3、重视作品的社会作用 案例：茅盾：我们的作品一定不能仅仅是一支吗啡针，给工农大众一时的兴奋刺激，我们的作品一定要成为工农大众的教科书 4、在文学观上，认为文学本质上是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再现。 三、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评价尺度：真实性、倾向性、社会功能（功能性） 1、时代及环境的真实、人物性格的真实、作品细节的真实 父母都是在一九四零年前后入伍的小八路，父亲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后又在辽沈战役中负了伤。 平型关大捷是1937年，1940年前后入伍的“小八路”又怎么能参加平型关大战？ 2、作家的倾向性表现在写作中选材、褒贬、理解。 例子：大仲马，柯南道尔 3、维护或破坏一种意识形态，教化民众、传道授业。 四、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操作 1、多适用于现实主义作品 《白鹿原》《家春秋》《骆驼祥子》等，也有例外。 2、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发展 杜甫的三吏三别，是对安史之乱后动乱事实的描述。 3、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作家的关联（知人论世）

也谈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社会学批评

也谈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社会学批评 提起社会学批评，人们常常是一下子就想到了《新科学》的作者维柯，想到了地理决定论者孟德斯鸠，想到了斯达尔夫人，想到了持进化论的丹纳，等等。而当西方学者魏伯·斯各特称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社会学批评的分支时，国内大多数人却不能接受。他们对这种观点大加挞伐，好象受了很大的污蔑一样。这实际上是由国内特殊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如此，从根本上说，魏伯·斯各特的观点并没有错。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社会学批评有一个根本的观点就是承认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文艺源于生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艺是人们认识社会的一种形式，因此，人们非常重视考察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美和艺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人类认识和改变社会的手段之一，它同人的感性理性活动都有重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受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还和各种社会意识特别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上层建筑中，由于政治集中反映了经济基础的要求，并直接和社会发生物质关系，所以文艺往往以它为中介和社会发生关系。它还科学地阐明了文艺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关系，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而它们又都是互相影响的。可以看出，重视社会和艺术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其他各种社会学批评派的共同点，它们都有明显的社会学背景，不同的是着眼点不一样：斯达尔夫人由于受了地理决定论者的影响而尤为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丹纳则是个实证主义进化论者，所以认为文学自然植物一样，它的生长需要特殊的社会气候和环境。而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其他还有较后产生的女权主义者，找到了性别视角，等等。因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批评又是以它为根本依据的，所以，它就是社会学批评的一个分支。 那麽，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就和其他社会学批评流派一样了呢？当然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它是有史以来人们认识社会和自然的最好工具。它找到了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也使我们有了考察文学的最好工具。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批评确立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批评原则。“美学的”要求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要首先“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程度”，这话的意思是说首先要保证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历史的”是强调实际批评是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础，以一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每一部作品，要求联系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联系文学本身的发展程度来科学地为一部作品定位。所以，在历史的观点看来那种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流动的。历史发展的。恩格斯对歌德，对哈克奈斯小说的评价为我们树立了科学的批评的不榜样。由于有了科学的批评原则和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与其他社会学批评有着根本区别。丹纳用了实证主义进化论的观点。用植物来比附文学，他没有看到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的独特性，它是不可能正确认识文学的。而斯达尔夫人企图用地理环境来解释文学风格产生的原因，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经济这个最终原因之后，人们才有了认识文学的科学方法。所以，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社会学批评的一种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科学性，真理性，权威性，也并没有把它和其他批评混为一谈。 如今，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那是不是就可以把其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批评方法都丢掉了呢？显然不是的。我们要看到，在我们使用马克思

传统批评方法

道德批评 一、何为道德？ 道德是根据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 道德具有民族性、时代性，是变化的。 二、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与道德关系的讨论 孔子：非常重视诗歌和音乐在塑造心灵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儒家的“诗教”传统：《礼记》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 因此，中国传统上论文学时多不以艺术独立而求其美，而是偏重精神的修养和伦理的教化。 周敦颐：文以载道。 近代后，文学道德论取得了新的形态，将变革社会、革新道德与文学相联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三、西方文论中关于文学与道德关系的讨论 柏拉图：是西方最早以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文艺评价标准的人。他要求文学要有道德教育意义，“我们必须寻找到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 亚理士多德：艺术的三种功能：教育、娱乐、操修心灵。在《诗学》里他更是提出了悲剧的净化作用。 贺拉斯：寓教于乐。 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诗是最快乐最善良的心灵中最快乐最善良的瞬间之记录。”“诗增强人类德性的机能，正如锻炼能增强我们的肢体。” 近代以来，随着康德提出的以无功利为中心的审美原则成为艺术评判的基本法则，西方一度纯艺术论较为流行，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上出现了某种非道德化、非价值化的倾向。 维多利亚批评家马休·阿诺德坚持认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高度的严肃性”。从道德角度出发的批评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不注意形式、语言修辞和其他纯艺术性的因素，而只是将它们放在第二位加以考虑。重要的是道德或哲学教谕。 四、批评实践 人德、文德由人及文由文及人 道德批评要注意的几点： 文学中的道德判断不同于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这里的核心是文学的自律和独立性，所有破坏文学规律的创作，都是不道德的。 社会生活、个体的人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简单地进行是非、善恶、好坏的道德区分和臧否。安娜 道德本身具有相对性，道德批评也有相对性。 “由于伦理批评的道德内涵和道德标准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并因阶级、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异，因而伦理批评在形式上似乎是恒定的，而在内容上则是流动变化的，这使伦理批评作为一种

传统批评方法

道德批评 一、何为道德 道德是根据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 道德具有民族性、时代性，是变化的。 二、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与道德关系的讨论 孔子：非常重视诗歌和音乐在塑造心灵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儒家的“诗教”传统：《礼记》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 因此，中国传统上论文学时多不以艺术独立而求其美，而是偏重精神的修养和伦理的教化。 周敦颐：文以载道。 近代后，文学道德论取得了新的形态，将变革社会、革新道德与文学相联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三、西方文论中关于文学与道德关系的讨论 柏拉图：是西方最早以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文艺评价标准的人。他要求文学要有道德教育意义，“我们必须寻找到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 亚理士多德：艺术的三种功能：教育、娱乐、操修心灵。在《诗学》里他更是提出了悲剧的净化作用。 贺拉斯：寓教于乐。 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诗是最快乐最善良的心灵中最快乐最善良的瞬间之记录。”“诗增强人类德性的机能，正如锻炼能增强我们的肢体。” 近代以来，随着康德提出的以无功利为中心的审美原则成为艺术评判的基本法则，西方一度纯艺术论较为流行，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上出现了某种非道德化、非价值化的倾向。 维多利亚批评家马休·阿诺德坚持认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高度的严肃性”。从道德角度出发的批评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不注意形式、语言修辞和其他纯艺术性的因素，而只是将它们放在第二位加以考虑。重要的是道德或哲学教谕。 四、批评实践 人德、文德由人及文由文及人 道德批评要注意的几点： 文学中的道德判断不同于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这里的核心是文学的自律和独立性，所有破坏文学规律的创作，都是不道德的。 社会生活、个体的人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简单地进行是非、善恶、好坏的道德区分和臧否。安娜 道德本身具有相对性，道德批评也有相对性。 “由于伦理批评的道德内涵和道德标准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并因阶级、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异，因而伦理批评在形式上似乎是恒定的，而在内容上则是流动变化的，这使伦理批评作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