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关键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加重条款，数额，竞合，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源于1995年颁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之后作为新罪名被吸纳入1997年刑法典。由于是新罪名，且无相关新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6年作出《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实践中认定本罪存有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本文拟论述之，以求教同仁。一、多人分别实施虚开与骗税行为如何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一种严重危害我国税收征管秩序的犯罪，《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为之特别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该款是第二百零五条的加重条款，应谨慎适用，严格界定该款的适用对象。实践中的争议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如何认定“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主体以及由此引伸出的共同犯罪问题上。观点一认为，第二款中“有前款行为”的主语是指第一款中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虚开用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人：“骗取国家税款”的主语不同，前一个主语系特指，后一个主语系泛指，即不论何人去骗税，只要发生了虚开的发票实际上已被税务机关抵扣的后果，其他条件也符合本款规定，即可适用本款。观点二认为，第二款的意思应当指犯罪主体必须虚开行为与骗税行为同时具备，即“既开且骗”。观点三认为，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七款的规定，如果是构成共同犯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分子与骗取税款犯罪分子就应当对虚开的税款数额和实际骗取的国家税款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不构成共犯，则罪责自负、分别追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视其具体情况，分别构成偷税罪、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诈骗罪等。上述三种观点笔者都不能苟同。从字面意思理解，第二款没有特指实施骗税行为的主体，有其深层的含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表现形式比较多样，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四款的解释，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都是虚开行为。因此，实施第二款中“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的主体可能是多样的，难以一一列清。但这不等于观点一所言，“骗取国家税款”的主体可以是泛化的。如果是毫不相干的人无意中获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用来骗税，对其适用第二款显然不对，此时骗税人的“虚开”行为从何而来呢？观点二苛求适用第二款的犯罪主体必须“既开且骗”，无疑将虚开人与骗税人分工合作共同达到骗税目的的共同犯罪情形排除在外，无形中缩小了第二款的适用范围。观点三克服了前两种观点的不当，但是将虚开人和骗税人的行为完全割裂开，亦不太科学。总之，问题的关键是在虚开行为与骗税行为分别为不同的人实施时如何对之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笔者认为需把握以下几方面的要素：一是时间的连续性。第二款中的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必须发生在实施虚开行为之后，行为人只有在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虚开出之后才能去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达到骗取国家税款的犯罪目的。这也是第二款中“有前款行为”放在“骗取国家税款”之前的理由所在。如果虚开行为与骗税行为不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显然无法适用第二款。二是虚开人与骗税人应当成立共犯。如果虚开行为和骗税行为是由不同的人实施的，适用第二款的前提条件是两种人之间必须成立共犯。如果虚开人与骗税人具有犯罪共谋，在满足“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要件的情况下，自然对他们都应当适用第二款。如果虚开人主观上认识到了骗税人可能利用虚开的发票去骗取国家税款，仍然为之虚开，此时应认定虚开人主观上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间接故意，在符合其他相应条件的情况下亦应当对其适用第二款。但是，如果虚开人与骗税人之间主观上既无犯意的联系，客观上也无行为的配合，是不可能援引该款的。例如，某虚开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流经多家单位和个人之手，最后使用该发票申报抵扣的骗税人与该虚开人之间已经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如果因为使用这些发票骗取了国家巨额税款，给国家造成了特别

重大的损失，就对虚开人适用第二款，这是牵强地认为虚开人的虚开行为与发票被抵扣的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恰当地将本应由骗税人独自承担的刑事责任改由虚开人与之共同承担。

虚 开 增 值 税 发 票 罪 相 关 试 题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相关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以下哪种行为不是虚开发票罪：( ) A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B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C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D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E 自造或让他人制造假发票； 2、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构成标准：（） A、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即涉嫌构成犯罪。 B、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0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即涉嫌构成犯罪。 C、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即涉嫌构成犯罪。 D、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千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1千元以上的，即涉嫌构成犯罪。 3、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税务行政处罚方式及幅度，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批评教育； B、没收违法所得 C、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D、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4、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构成犯罪的刑罚，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个人犯罪的，处拘役、15年以下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可并处罚金； B、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C、单位犯罪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罪处罚。 D、单位犯罪的，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 二、多项选择题 1、以下属于刑法第205条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的是：（） A、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B、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 C、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D、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以下属于对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的是：（） A、对单位判处罚金 B、对其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虚开数额，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C、对其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D、骗取税款数额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最高院关于合同诈骗的相关司法解释或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８５３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１）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２）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３）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４）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５）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６）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犯罪活动的； （７）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８）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９）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５万至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２０万至３０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试论受贿罪客观构成要件的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这是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刑法理论中一般称前者为一般受贿的规定，称后者为斡旋受贿的规定。这些法条规定是否合理、应如何正确理解并准确适用，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分歧。本文仅就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中客观构成要件方面若干有争议问题予以探讨，通过深入分析现有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旨在重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客观构成要件。 一、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什么 要分析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关于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一直存在两种立场[1]：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起源于日尔曼法的立场是，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或公正性、职务行为的不可侵犯性。[2]刑法理论以这两种立场为基础，形成了诸多学说。[3] 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起源于罗马法的观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采取了罗马法的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本质是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4]其中的职务行为既包括正在实施或已经实施的职务行为,也包括将要实施与所许诺的职务行为;既包括完全属于职务范围的合法行为,也包括与职务有关的超越或者滥用职务的行为。根据《公约》的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贿赂犯罪。 我国的立法规定部分采纳了起源于日耳曼法的观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只有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是相异的。 笔者赞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观点。笔者认为，受贿罪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国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职务行为既包括完全属于职务范围的合法行为，也包括与职务有关的超越或者滥用职务的行为，即只要与职务行为有关的行为

骗取贷款罪辩护词

骗取贷款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接受本案被告人杨某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接受委托后，仔细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询问了被告人杨某，特别是今天又参加了本案的法庭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某某有限责任公司向某银行有限公司贷款1000万元的行为依法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根据《刑法》第175条第1款之规定，所谓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因此，判断借款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除了借款人采取欺骗手段骗取贷款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行为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本案的行为，未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依法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现进一步阐述理由如下： 对于根据骗取贷款罪中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 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中的“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至今无相关司法解释作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法发〔2010〕22号）[4]（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本罪的立案标准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该规定不是司法解释，属于效力低于司法解释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

为本案定罪的依据。现就本案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中的“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分析如下： 第一、本案贷款的行为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 “重大损失”指的是骗贷行为给银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一般的骗取贷款行为中，一旦行为人无法偿还贷款，银行的借贷资金就处在无法偿还的现实危险中，即可直接根据未能偿还的骗贷资金数额，认定骗贷行为造成的损失。 在本案中，2011年12月26日，某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担保公司）与某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某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某某公司将其在某银行有限公司的500万股股权质押给某公司作为反担保，某担保公司为某某公司向某银行支行借款1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贷款期限为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止，2012年12月31日（10日内），安阳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本案借款本息共10269704.16元一 次性偿还了银行。银行在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后，通过保证人在10日内就财产受偿，没有给银行造成任何损失。对银行而言，由于担保的存在，其借贷资金并未处在无法偿还的风险中，亦无经济损失，骗取贷款行为的危害性也就无从体现。因此，在本案中，借款人的骗贷行为不会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损失或“重大损失”。 第二、本案贷款过程中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关于“重大损失”和“严重情节”的认定，应联系骗取贷款罪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进行解释。因骗取贷款罪是《刑法修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内涵及其本质 随着我国反腐倡廉纪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一些贪腐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有力的惩处，但是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案件不断出现，另外，一些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然会有利用在职时形成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是收受请托人财物也层出不穷。这些案件这些行为严重玷污了国家工作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作为犯罪追究。另外，我国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18条对影响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将“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构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中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些部门提出，为适应反腐败的需要，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应当修改完善，与公约衔接，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13条在《刑法》第388条下又增加了一款，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其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新罪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即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①有的学者将影响力划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是权力因素在组织和社会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强制性影响,以外推力的形式发生作用,具有不可抗拒性、强迫性和外在性的特点。而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自身的非权力因素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力。它是由领导者的人格因素引起的,为被领导者认可,以内驱力的形式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心理与行为的一种力量。与权力性影响力相比,非权力性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十分广泛,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尊敬、依赖、钦佩、崇拜的基础上,为被领导者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不具有任何强制色彩和驱使感。有的学者主张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只能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笔者认为，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存在权力性影响力。例如，行为人利用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职权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所掌握的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形成意志上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会左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进行职务活动时的选择，后者在进行职务活动时会考虑违背前者意志带来的不利后果与顺应前者意志所能获得的收益。“地位”是指基于国家工作人员所担任的职位层级与利用职务所掌握的资源而由社会的评价所产生的价值，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会产生潜在的、可能的影响，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依其要求实施职务行为，对以后的工作、利益和资源的获取可能 ①[美]约翰.P.科特：《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受贿罪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浅析

受贿罪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浅析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当前理论界争议较多的受贿罪共同犯罪若干问题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就受贿罪共同犯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共同受贿问题”，笔者认为各行为人一般来讲均构成受贿罪，但也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一）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是共同受贿成立的前提；（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级别）的高低，不能作为划分共同受贿的犯罪人中主犯、从犯、胁从犯的依据。对“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亲属共同受贿问题”笔者结合当前学术界存在的争论，对下列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亲属能否成为受贿罪的共犯；（二）亲属能否成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教唆犯、帮助犯以及共同实行犯。在第一个问题中，笔者对学术界存在的肯定说与否定说的争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在第二个问题中，笔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无身份者能否成为有身份者实施的纯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二是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对“单位参与的共同受贿问题”笔者就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参与实施受贿犯罪的情况分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一）单位能否作为共同犯罪主体；（二）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问题的认定；（三）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的犯罪人分类。在第一个问题中，笔者阐明自己赞同肯定说，并说明了理由。在第二个问题中，笔者列举了学术界存在的几种观点，并一一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在第三个问题中，笔者把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的犯罪人分成四类，并一一做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受贿职务便利共同犯罪 ; 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是一个情况复杂、争议较多的问题。理论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引起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的诸多困惑。笔者试就受贿罪共同犯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共同受贿问题”、“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亲属共同受贿问题”、“单位参与的共同受贿问题”进行一些粗浅探讨。 一、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共同受贿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共同受贿是指两个以上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履行国家工作人员职责的人共同故意受贿。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为人一般来讲均构成受贿罪，但也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一）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是共同受贿成立的前提 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行为人通过意思的传递、反馈而形成的，明知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并且明知共同的犯罪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具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各行为人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在和他人相互配合共同实施犯罪。第二，各行为人明知自己与他人相互配合而实施的犯罪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第三，对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采取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两个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他们可能同为一个单位，也可能分属不同的单位，可能在职务上具有上下级关系，也可能处于一种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在共同受贿中，可能参加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各自利用了自己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理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构成要件及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法条释义： 一、概念和构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为他大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税收管理制度。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已、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即使有货物购销或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已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虚开、是指行为人违反有关发票开具管理的规定、不按照实际情况如实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之行为。如没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却虚构经济活动的项目、数量、单价、收取金额或者有关税率、税额予以填写；或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开具发票时，变更经营项目的名称、数最、单价、税额、税率及税额等，从而使发票不能反映出交易双方进行经营活动以及应纳或已纳税款的填实情况。主要有：（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的两个难点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的两个难点 刑法学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我国刑法关于利用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明确规定了若干种的不同罪名，除刑法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外，也还有刑法第266条的普通诈骗罪、刑法第192条至198条的各种金融诈骗罪。在利用合同形式骗取他人财物的情况下，合同诈骗罪、普通诈骗罪、各种金融诈骗罪都是通过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本文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和“合同”这两个司法认定的难点。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述 合同诈骗罪是指利用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虽然合同诈骗行为作为一种欺诈行为古来有之，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代刑法都没有对此予以规定。我国古代和近代关于利用合同或者契约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都按照诈骗犯罪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是1950年7月25号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79条规定的不忠实履行合同罪。该法条第1款规定:“与国家机关、国营或公营企业订立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国有或公有财产受重大损害者，处3年以下监禁，并可酌处罚金:(1)盗卖、侵占或掉换国有或公有财产;（2)

以掺杂或偷工减料之方法损害财物品质;（3)故意拖延交货或不按时完成任务;(4)其他不忠实履行合同之行为。”实践中的利用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被该规定中的不忠实履行合同罪所包含。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18口颁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2项规定:“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明确规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诈骗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口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2条，对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做了进一步解释，该条文规定:“根据刑法(1979年刑法)第151条和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该条文明确表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第一次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仍未作为独立的罪名出现。 1997年3月14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定罪量刑辨析

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定罪量刑辨析 一、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主观上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以欺骗手段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主体仅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构成本罪，侵犯的客体是金融机构的管理秩序及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双重客体。量刑方面，贷款诈骗1万元以上，属“数额较大”，五年以下徒刑;贷款诈骗5万元以上，属“数额巨大”，五至十年徒刑;贷款诈骗20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1、《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 2、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 （二）客观要件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行为的具体方式：（1）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进行贷款诈骗的行为。主要是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或者与实际不符的所谓会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后者以引进外资需要配套资金为由诈骗贷款的行为。（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进行贷款诈骗的行为。即主要是指编造、使用虚假的出口合同或者其他短期内能产生很好经济效益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的行为。（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进行贷款诈骗的行

税务犯罪律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有效辩护要点

税务犯罪律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有效 辩护要点 贾慧平：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金牙大状学院院长暨职务犯罪辩 护与研究中心首席律师 增值税发票类的刑事犯罪案件是属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一种经济犯罪，具体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之中，具体的罪名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六个罪名，由司法实践来考察，涉及增值税发票类的刑事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2016年6月1日，国家出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宏观考虑，全面实施了营改增的税制改革。营改增并非简单的税制转换，而是全新的税制改革，营改增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减

轻企业负担，促进工业转型、服务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虽然目前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种种的防伪税控系统监督，但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刑事犯罪案件并没有明显减少。面对日益增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值得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思考。本文便是笔者在办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过程中的一些辩护思考，以试图揭开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辩护的神秘面纱。 一、何为增值税、增值税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增值税的概念。 根据1993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4号发布，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由此可见，增值税是国家对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部分进行收税的税种，属于流转税的税种。根据该条例第四条规定：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以下简称销售货物或者应税

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LG GROUP system office room 【LGA16H-LGYY-LGUA8Q8-LGA162】

试论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赵波 【摘要】 受贿罪是贪污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受贿犯罪持高发趋势，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但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对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是认定受贿罪成立的主要依据，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因此对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展开讨论具有现实意义。【关键词】 受贿罪；客观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 Discuss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Bribery Qixiaowei 【Abstract】:Bribery crim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o high trend,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bu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complexity of bribery crime, has far exceeded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he bribery crime is determined mainly on the basis of cri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briber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o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bribery. 【Key Words】:Taking bribes; A bribe; Seek interests for others 一、受贿罪客观要件的概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文摘要：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要件立法完善 一、立法背景、意义和定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反****的力度，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公约，确认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特别是《联合国反****公约》(以下称《公约》)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故意地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现象，我国有必要对这种身边人的受贿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加大反****的力度。 本罪的确立是对我国受贿犯罪法律体系的完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容，是刑法界的一大进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

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理论和实践上的定性都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对关系密切、近亲属等弹性概念做出明确量化，准确确定它们的范围，这样才能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更好的惩治****犯罪。 (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近亲属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上的内涵确定，但是在法律文化上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不外乎在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法律位阶对近亲属这一概念的规定不一致，以至于产生适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通意见》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更是扩大了范围，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种现象使得原本确定的近亲属概念变得十分不明确或宽或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共同受贿件若干问题的研究武彬.doc

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武彬- 摘要：共同受贿和单独受贿相比有许多特殊之处，在分析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的难点进行研究，并阐释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作者陈述了预防共同受贿犯罪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共同受贿；对策；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共同受贿现象逐渐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由于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大力查处和严厉打击，慑于法律的威严，有些欲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敢直接接受他人财物，转而曲径通幽，由配偶、亲戚或朋友代为收受，自己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方式能给受贿人带来许多方便，不少腐败分子便以这种积极的方式隐蔽地进行着“权力寻租” 的交易。而对法律界来说，这种新的受贿方式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给思考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犯罪主体如何界定；认定共同主观故意的证据如何提取；此类案件如何预防等等。本文现就共同受贿案件的特点、实践中认定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共同受贿案件的预防工作做一初步探讨。 一、与单独受贿案件相比，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受贿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则不一定全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其他的共同受贿人则可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亲属或是朋友。在理论上，共同受贿人可以是两人以上，同时涉及配偶、亲属和朋友。但是在实践中，共同受贿人出于保密性的考虑，多控制为两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这也是“家庭财产夫妻共同所有”这种特殊情况造成的。 （二）犯罪主体的反侦查意识很强，预审时顽抗心理很重。在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具有几十年业务经验的人才，在本行业内一般属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为了避免身败名裂，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贿之前就和共同受贿人一起商量好如何收受财物才安全，万一东窗事发应如何应付纪委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如何利用行规来规避法律、逃脱法律制裁等等，反侦查意识极为强烈。这也使得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能够装得十分坦然，矢口否认共同受贿的事实。 （三）犯罪手段日趋多样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反贪污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很多受贿手段已经被侦查人员所掌握，不少蠢蠢欲动的”边缘人”勤于“学习”，不断观看揣摩各种反腐倡廉的影片，研究各种纪实案例，苦心钻研“安全”的受贿手段。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罚条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违反有关规范，使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 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二百零八条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又虚开或者出售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一十二条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至第二百零五条 规定之罪，被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在执行前，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和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 票案(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量刑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的，基准刑为有 期徒刑六个月；虚开的税款数额每增加3 000元或实际被 骗取的税款数额每增加1 5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不满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不满5000元的，情节严重的，可以本罪论处，基准刑为 拘役刑。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1)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1)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为了更加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就该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

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一)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一) 内容摘要 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是我国目前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受贿罪的认定这两个大的方面，阐明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也以受贿罪论处的概念、构成及认定。其中，在论述受贿罪概念及构成当中，主要从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受贿罪的主体；受贿罪的主观方面说明构成受贿罪的四个要件。在论述受贿罪实体要件时，将我国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四个直接实体即：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选择性客体说；职务行为廉洁性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分别将自然人构成受贿罪在客观上的六种表现情况，一一例举出来。在受贿罪主体方面，将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人员，分为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三类主体进行阐述。在受贿罪的主观主面，强调了犯罪的主观方面具有受贿的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务为目的。在第二大项也就是受贿罪的认定当中，结合案例，主要介绍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在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分当中，又分为4种区别：从事公务与从事劳务的区别；受贿与接受馈赠的区别；受贿与收取合理报酬的区别；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的界限。在区分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当中，讲述了受贿罪与诈骗罪、敲许勒索罪的区别；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区别；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区别；（单位）受贿罪与（个人）受贿罪的界限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在实践中如何对受贿罪进行认定的几种情况。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之一，它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贿赂犯罪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形势下发案率颇高、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它既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也破坏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人民群众的联系。受贿罪是贿赂犯罪的主要一种罪名。因此，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目前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受贿罪的概念、构成以及特征和防范等方面的内容： 一、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是构成任何犯罪的必备条件。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犯罪主体是指施实施犯罪行为并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所以，受贿罪构成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受贿罪的客体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职责的廉洁性，这是受贿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公务人员不能够保持职务行为廉洁性，就会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败坏政权声誉，降低国家机关的威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受贿罪的直接客体究竟是什么？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争议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见解。 1“正常活动说”认为受贿罪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传统观点。2“复杂客体说”认为受贿罪除主要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外，还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有

骗取贷款罪的损失认定标准及方法

骗取贷款罪的损失认定标准及方法 骗取贷款的行为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确立为骗取贷款罪，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危害贷款安全的刑事保护措施，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骗取贷款罪被追诉的相关个人和单位猛增，但司法机关的迟迟尚未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关于骗取贷款罪也仅有最高检和公安部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立案标准，以致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以《刑法》的骗取贷款罪条文和立案追诉标准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导致各地同类型骗取贷款犯罪案件裁判不一，为此关于骗取贷款罪的损失标准及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笔者提出以下观点以供参考 一、不能仅凭银行自己出具的“贷款已经形成损失”的证明作为司法机关判定涉嫌或构成骗取贷款罪的依据 银行在清收不良贷款过程中，只要借款人骗取贷款金额超过20万元，银行出具“贷款已经形成损失”的证明后，司法机关就可以追究借款人涉嫌骗取贷款罪的刑事责任。因为构成骗取贷款罪的一个要件就是要造成损失在20万元以上，所以贷款损失证明对能否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责任至关重要。但是，近期司法机关对于定罪量刑的证据要求越来越严格，仅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银行出具贷款形成损失的证明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不符合法律规定。 只有民事救济手段用尽后（在案件经过仲裁裁决、民事审判、执行等程序后，仍未得到清偿的），才可以考虑以刑事手段介入，这样才能准确区分骗取贷款犯罪行为和贷款欺诈民事行为的界限。 目前，让银行监管机构来出具损失的证明更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银行监管机构本身就没有此项权限和职能。 在穷尽民事手段后，银行的金融债权仍未得到清偿的数额达到涉嫌骗取贷款罪标准的，涉案银行如认为确有必要按犯罪处理的，则需要根据不良贷款五级分类的规定，认定为“损失”后，方可报案。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也可以申请司法机关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司法审计，最后以银行按规定的程序认定为“损失”的结论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审计结论作为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证明。 故在司法实践中作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应该有 1、银行及金融机构民事诉讼及执行的文书材料 2、相关的损失认定司法审计报告 3、案发时，还未到贷款的到期还款日，且并没有其他严重情节，借款人及保证人与银行有无续贷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