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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模式及其意义(二)

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模式及其意义(二)
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模式及其意义(二)

英语知识

一、导论

20 世纪90 年代,语篇分析开始在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语篇分析法侧重于描述语言意义交流及建立社会和权力关系的运作方式。翻译研究中, 最具影响力的语篇分析模式当数礼德的系统功能语篇分析。语篇分析模式引入翻译研究后,对翻译研究那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无疑注入了一塘清水,尤其对中国翻译界挥之不去的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翻译研究者把语篇分析引入翻译研究后,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出版了几部重要作品,主要有:J uliane House 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一种重访模式》( Translation QualityAssessment : A Model Revisited ) ,[ 1 ]Mona Baker 的《换言之: 翻译教程》( In Other Words :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 ,[ 2 ] Bell 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 ,[ 3 ] Basil Hatim和Ian Mason 合著的《语篇与译者》( Discourse andthe Translator ) [ 4 ] 和《作为交际者的译者》(The 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 ,[ 5 ] Basil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 Translation Theoryand Cont rastive ) 。[6 ] J uliane House 通过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语域对比分析以确定译作评估模式,并分析了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 和隐形翻译(coverttranslation) 。显性翻译自称不是翻译,隐形翻译则被定义为在译语文化中享有和源语文本平等的地位。Baker 探讨了翻译中语言各层次尤其是语篇和语用层次上的对等。Basil Hatim 和Ian Mason 将符号层上的语篇融入其翻译研究模式,代表了更广泛意义上的话语观。在我国,将语篇分析模式引入翻译研究的应首推黄国文和美芳二教授。黄国文在《外语与外语

教学》2002 年第7 期上发表的《导读: 关于语篇与翻译》[ 7 ]一文是对一组语篇与翻译的专题文章写的导读,这标志着语篇翻译在我国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黄国文、美芳在《中国翻译》2002 年第3 期上发表的《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8 ]在笔者看来,则是语篇翻译研究的宣言书,标志着语篇翻译学研究在中国的正式成立,因为该文指明了语篇翻译研究的学科概念、研究围、研究重点及研究方法。后来,黄国文又相继发表了多篇文章,就语言的经验、逻辑、人际、语篇功能对唐诗英译来稿日期:2003 - 04 - 07作者简介:袁文彬(1973 - ) ,男,监利人,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作了详细论述,开创了翻译研究的崭新领域,把语篇翻译研究推向了高潮,为翻译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至今方兴未艾,成为翻译研究中的又一重镇。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

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

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

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

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More: .shengyidi./peixun/ Edit:英语培训More:yypxjgwk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

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

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

《语篇分析》教学大纲

《语篇分析》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语篇分析 授课教师:丁言仁 教学对象:语言学方向(含翻译学方向)学生 教学时间:春季学期 课程类型:专业选修 总学时:36 学分:2 教学目的: 1)介绍关于英语语篇和语篇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以及主要流派; 2)培养学生分析英语本族语者文本和中国学生英语文本的结构、连贯和衔接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3)提高学生组织口语和书面语文本的水平以及他们教授英语口语和写作的能力。 教学形式及要求: 课堂讲课、讨论、学生报告、评议 教学安排: Week 1: Discourse and Situation Week 2: Organization of Text Week 3: The Underlying Organization Week 4: Functions of a Clause Week 5: Reference (1) Week 6: Reference (2) Week 7: Substitution (1) Week 8: Substitution (2) Week 9: Ellipsis Week 10: Conjunction (1) Week 11: Conjunction (2) Week 12: Lexical Cohesion Week 13: Discourse Coherence Week 14: Project Work: Analyzing Actual Discourse Week 15: Project Work: Reading Week 16-18: Project Presentation 考核方法: 出勤及课堂参与(10%) + 作业(10%) + 课程论文(40% + 40%) 教材: 丁言仁,2001,语篇分析,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模式及其意义(二)

英语知识 一、导论 20 世纪90 年代,语篇分析开始在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语篇分析法侧重于描述语言意义交流及建立社会和权力关系的运作方式。翻译研究中, 最具影响力的语篇分析模式当数礼德的系统功能语篇分析。语篇分析模式引入翻译研究后,对翻译研究那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无疑注入了一塘清水,尤其对中国翻译界挥之不去的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翻译研究者把语篇分析引入翻译研究后,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出版了几部重要作品,主要有:J uliane House 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一种重访模式》( Translation QualityAssessment : A Model Revisited ) ,[ 1 ]Mona Baker 的《换言之: 翻译教程》( In Other Words :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 ,[ 2 ] Bell 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 ,[ 3 ] Basil Hatim和Ian Mason 合著的《语篇与译者》( Discourse andthe Translator ) [ 4 ] 和《作为交际者的译者》(The 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 ,[ 5 ] Basil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 Translation Theoryand Cont rastive ) 。[6 ] J uliane House 通过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语域对比分析以确定译作评估模式,并分析了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 和隐形翻译(coverttranslation) 。显性翻译自称不是翻译,隐形翻译则被定义为在译语文化中享有和源语文本平等的地位。Baker 探讨了翻译中语言各层次尤其是语篇和语用层次上的对等。Basil Hatim 和Ian Mason 将符号层上的语篇融入其翻译研究模式,代表了更广泛意义上的话语观。在我国,将语篇分析模式引入翻译研究的应首推黄国文和美芳二教授。黄国文在《外语与外语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2001:l)认为,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史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对等,这一曾经至关重要的概念,逐渐淡化,并最终消解。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翻译活动更加频繁,各种文本类型的翻译需求迅速增加,非文学文本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德国功能翻译学派应运而生。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贾斯特·赫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ntt?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代表理论有: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即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赫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由于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与原文文本至高无上观念紧密相关的等值标准逐步被侧重目标系统(target system)的观念所取代。 1.2.1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 卡尔·布勒于1934年提出了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对功能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为赖斯的文本类型学和弗米尔的目的论奠定了基础。 1.2.1.1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 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包含以下组成因素: 语境(context):语言的“表现功能”,涉及符号与世界的关系; 说话者(speaker):语言的“表达功能”,涉及符号和说话者的关系; 受话者(hearer):语言的“感染功能”,涉及符号与受话者的关系; 符号(sign)。 布勒根据语言工具模式中的组成成分及其关系,区分了三种语言功能:信息功能(the information function)、表达功能(the expressive function)、感染功能(the appellative function)。他进而提出依据文本主要功能对文本进行分类(张美芳2005:65)。有一些文本明显试图影响读者的观念,一些文本意在产生某种美学效果,另一些则只是传达信息。布勒据此区分出三大文本类型:意动型文本(conative)、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和信息型文本(representative)(周桥2006:81)。 1.2.1.2雅各布逊的语言功能模式 雅各布逊发展了布勒的语言工具模式,提出了语言功能模式。这个模式有六个组成要素:信息、语境、信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接触渠道、代码和话语功能。他根据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把话语功能分成五类:信息功能、表情功能、感染功能、寒暄功能和诗学功能(张美芳2005:67)。 1.2.2译功能翻学派的主要理论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弗米尔则以文本目的(skopos)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发展了功能派最主要的理论:目的论(the skopos theory)。而曼塔利比弗米尔更进一步地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的理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针对包括文本转换在内的所有跨文化转换形式,而重点放在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个方面。 1.2.2.1赖斯的文本类型学

翻译研究方法探究_王哲

2006年9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Sep 2006第25卷第5期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Vol 25No 5 翻 译 研 究 方 法 探 究 王 哲 1,2 (1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外语系;2 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当今时代,翻译在社会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翻译研究持续升温,而选择适合自己作为研究切入点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对译学研究方法的探究应得到重视和加强。 关键词:翻译研究;方法;探究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6)05-0128-02 收稿日期:2006-01-10 作者简介:王哲(1976-),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翻译教学与理论研究。 目前在译学界,翻译研究持续升温,研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研究方法的繁荣说明被研究对象受重视程度的加强,也说明了研究者们思想及眼界的开阔和自身素养的提升,更说明了被研究对象自身地位和社会价值的提高。翻译研究方法确实得到了大家的重视,而对于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会促进翻译研究的进一步繁荣,也为立志从事译学研究的人们提供了在研究方法上可供选择的余地和努力的方向。 一、 译史 名家 研究法 我国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有了通过多重翻译而进行交流的史实(陈福康,2000:2)。经历了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 五四 的西学翻译三次翻译高潮,中国翻译界又迎来了目前的第四次翻译高潮,而这一次无论在规模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西方的翻译史经历了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近代欧美各国翻译的语文学阶段;经历了以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为起点,以将语言学理论用于讨论翻译问题并作为翻译的理论基础为基本特征的结构主义阶段;也经历了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中心和权威,包括破除语言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提倡解构文本,运用描写主义方法的解构主义阶段。 中国从古代到晚清,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前后经历了3000多年的悠久译史,中国译界对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马建忠、严复、林纾、鲁迅、林语堂、朱生豪、朱光潜、茅盾、傅雷、钱钟书等译学家 的名字早已熟记在心。到公元前3世纪,有文字记录的翻译作品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古代翻译的开始(李文革,2004:1)。西方翻译界则在学派争辉中涌现出了纽马克、奈达、霍姆斯、佐哈尔等众多翻译学家。 二、 流派 理论 研究法 中国译学界更注重理论的提出,而且特点是:不重体系,随感而发,经验之谈。无论是 信、达、雅 、 神似 ,还是 化境 ,中国译学家们在阐述翻译思想时,总是力争用最概括、最简洁的字眼儿来归纳自己的感悟。 与中国译界不同,西方译界学派林立、观点迭出。主要有 文艺学派 、 语言学派 、 研究学派 、 阐释学派 、 解构主义流派 、 培训班学派 和 释意理论派 等流派。西方能够产生如此多的翻译学派有许多原因。西方译学家们往往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职业背景,其语言、思想、研究方法绝不雷同,他们还有很强的发散性思维、异向思维和批判性(李文革,2004:目录,5,6)。西方翻译理论思想均体现在各位译学家在构建各译学门派时的阐述文章及著作之中。 三、 范畴 类型 研究法 划分范畴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见模式,翻译学也可划分为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个范畴。应用翻译学里应包括翻译教学、翻译美学、文体翻译学、文化翻译学、社会翻译学、符号翻译学等等形式,像有关于会议、谈判、外事、政法、新闻、商务、旅游、科技、影音、演说等等的翻译就都可以归入到文体翻译学之中进行研究。理论翻译学则对翻译整体理论和对各种应用翻 128

一、韩礼德语篇分析模式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一、韩礼德语篇分析模式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1.关于语篇分析 语篇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尚未定性的学科,它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作指导,也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方法(见黄国文1988:7,Hatch 1992:1,Schiffrin 1994:1)。 进行语篇分析有多种方法。美国著名语篇分析学者斯夫术(D.Schiffrin)在《语篇分析途径》(Approaches to Discourse。1994)一书中介绍了六种可用于语篇分析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交际文化学(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语用学(pragmatics)、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变异分析(variation analysis)。 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1985/1994)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用来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或书面语篇。韩礼德的理论框架成了很多中外学者研究语言的工具,我国有很多语篇分析学者都是韩礼德的理论的支持者和应用者,如胡壮麟、朱永生、黄国文等。 不少学者认为,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在翻译研究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功能语言学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的框架,因为功能语言学的最大关注点与翻译的目的一样,都是运用语言进行交际。 到目前为止,比较成功地把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思想应用于翻译研究的著作有:《语篇与译者》(Hatim&Mason,1990)、《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Bell,1991)、《换言之:翻译教程》(Baker,1992)、《译者即交际者》(Hatim&Mason,1997)、《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Hatim,1997)以及《再论翻译质量评估的模式》(House,1997)。 2.关于语言功能 一般说来,语言是一个有规则的系统结构,是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同时,语言又是一个用于交际的系统,可以运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并可创造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语言可以用来(1)描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2)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3)组织信息。这三种纯理功能分别属于韩礼德所说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语篇功能”(也称为“谋篇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见Halliday,1994)。 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可以用来表达对事物的认识和感受(包括感情、信息、思想等),语言的这种功能在功能语法中称为“经验功能”,韩礼德(1985,1994)在论述语言纯理功能时,认为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一起构成了概念功能;人际功能指人们使用语言来表现、建立或维持人际关系,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或用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其方法是使用各种称谓、语气、措辞方式;语篇功能是纯理功能的核心,它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从而使得说话人创造与情景一致或相称的语篇。 3.什么是语篇? 韩礼德(1989)以社会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语篇是在某个语境中起作用的语言”(Halliday&Hasan 1989:10)。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的观点,语篇是一个语言使用单位,是一个语义单位,它不是一个比句子大的语法单位。因此,严格地说,语篇和句子之间不存在着大小高低的关系,而是体现关系,即句子或小句体现语篇(见黄国文2001:5—6)。一个语篇必须是逻辑连贯并意义完整,因此,一整篇

2012年中国翻译研究评析

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3No.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翻译政策对国家文化战略的作用与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2BYY015)和2012年广东省高等院校学科建设专项资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中国翻译教学体系建构及其理论探讨”(项目编号:2012JDXM_0021)以及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象”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2013-04-19 [作者简介]王祥兵,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军事翻译;邹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技术;伍志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口译研究。 2012年中国翻译研究评析 王祥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广州510420/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湖南长沙410074) 邹兵 伍志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广州510420) [摘要]本文统计了2012年在中国大陆发行的27种外语类专业学术期刊刊载的翻译类文章,用具体数据对翻译研究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了分析,以期对2012年中国的翻译研究有一个整体认识。[关键词]2012年;中国翻译研究;评析[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58(2013)03-0020-052012年是中国翻译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本文根据笔者收集到的2012年在中国大陆发行的27种外语类专业学术期刊所刊载的翻译研究学术文章进行分类统计,根据数据对该年度翻译研究各个领域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对2012年中国的翻译研究现状及趋势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1 数据特征 笔者以27种期刊为源刊,统计到2012年以翻译为主题的824篇文章,其中研究论文750篇,其他文章74篇(包括书评、书讯、翻译经验谈、访谈、会议综述、会议报道、译学人物、译作赏析、翻译新闻等)。现根据罗列、穆雷(2010)提出的翻译研究学科框架图,对这些论文归类如下表: 翻译研究论文(共计750篇) 类别普通翻 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对比翻译研究文学翻译研究专业翻译研究口译研究翻译技术研究翻译管理研究译介研究翻译史研究数量(篇)16113725981353534154862所占比例 21.47% 18.27% 3.33% 13.07% 18.00% 4.67% 4.53% 2.00% 6.40% 8.27% 从上表可以看出,发文数量占据前3位的翻译领域分别是普通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和专业翻译研究,共发文433篇,占研究论文总数的57.73%,与穆雷、蓝红军统计的2010年的相关数据相比,占据前两位的没有变,但是第三位由翻译史研究变成了专业翻译研究,其发展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2012年发文数量达到135篇,占研究类文章的18%。这说明两年来,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商务、法律、旅游、医学等各种专业领域对外交流活跃,对翻译的需求量随之大幅增加,相关翻译研究论文也大幅增加。从具体数据分布来看, 科技翻译论文最多,为26篇,其后依次是公示语翻译17篇,政治类翻译15篇,旅游类翻译12篇,法律类翻译11篇,商务类翻译9篇,新闻类翻译8篇,哲学类翻译7篇,广告类翻译7篇,影视类翻译5篇,医学类翻译5篇,绘画翻译2篇, 餐饮翻译2篇,船舶、航空、物流、体育、园林、京剧、服饰、摄影、农业等类翻译各1篇,可见这些研究涉及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行业,这也是翻译越来越走向行业 化和职业化以及语言服务行业不断深入和壮大的一个直接表现。根据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 《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的统计数据,从1980年至2011年,我国语言服务企业总数从16家发展到了37197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0.3%;截至2011年12月31日,我国语言服务业专职从业人员达到119万人,其中翻译人员占53.8%,约为64万人。 文学翻译研究值得关注,在统计的期刊范围内全年发文98篇,占研究类文章的13.07%,比2010年穆雷、蓝红军的同类统计数据增加近一倍,如此迅速的增长是与国家近几年大力推行文化 “走出去”战略密不可分的。文学是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对中国文化、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视直接促进了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使翻译界加大了对文学翻译研究的力度。从2012年所发相关文章来看,有60篇文章是研究汉译外文本, 占到该类文章总数的60.61%,只有30篇研究外译汉文本。这些数据说明中国译学界在文学翻译研究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关注度占压倒性优势,希望从这

英美文化论文:谈翻译中的案例分析及其文本分析理论

谈翻译中的案例分析及其文本分析理论 一、概述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

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

功能翻译理论的文本分析法--诺德

诺德功能翻译理论地文本分析模式探究从世纪年代开始,西方地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学同步发展地.语言学主导着翻译研究,人们把翻译仅仅是看做是一个符号转换地过程,世纪年代,奈达(. )以语言学、信息论和符号学为基础提出“动态对等”理论;纽马克()又将翻译纳入语义学地研究之中.而世纪年代出现地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则独树一帜,首先摆脱了当时盛行地对等翻译理论地束缚并明确提出仅靠语言学是不能解决翻译问题地,并且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赋予翻译更多地涵义.正如埃德温·根茨勒()所说,在过去地多年里,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地发展出现了两大转换:()翻译理论研究由“源语文本为导向”过渡到了“以目地语文本为导向”地研究;()翻译培训模式由单纯地语言学转向了文化因素和语言学因素相结合地模式.而德国功能学派多年以来一直是这两个方面地先驱者. 功能翻译理论视翻译为一项需要考虑读者和客户要求地全新地目地性交际活动,是基于目地性理论()地建立而提出地.目地论地雏形是由凯瑟琳娜·赖斯()在年提出,后由她地学生弗米尔(. )于年明确创立理论,并在应用和研究中不断发展.曼塔里()借助交际理论和行为理论地概念,将其扩展为翻译行为理论.功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是诺德(),她是德国功能学派地集大成者和主要倡导者之一,年出版地《翻译作为具有目地性地活动》()一书,使她成为第一位用英文系统总结功能派各种思想、深入浅出介绍功能派地学术理论和术语地学者.本文旨在通过对于诺德功能翻译理论地文本分析模式地探究,归纳其在实用翻译和文学翻译中地应用、找到文本分析模式存在地不足之处. 一、源语文本分析 诺德认为,翻译地目地不是追求译文和原文地对等,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源语文本地基础上,以目标文本预期功能为目地,选择最佳地处理方法.所以,源语文本分析被看做是翻译过程中极为重要地一个环节,它为译者作出以下决定提供了依据: (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 (2)原文中哪些信息与译文功能相关 (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可以使译文符合翻译目地

语篇分析与翻译

一、翻译下面的段落(75%) (1)将下文译成中文: UK Borders Act 2007 Be it enacted by the Queen’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by and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Lords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nd Commons, in this present Parliament assembled,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ame, as follows: Detention at ports 1 Designated immigration officers (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designate immigration officers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2. (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designate only officers wh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inks are— (a) fit and proper for the purpose, and (b) suitably trained. (3) A designation— (a) may be permanent or for a specified period, and (b) may (in either case) be revoked. 2 Detention (1) A designated immigration officer at a port in England, Wales or Northern Ireland may detain an individual if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thinks that the individual— (a) may be liable to arrest by a constable under section 24(1), (2) or (3) of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c. 60) or Article 26(1), (2) or (3) of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Northern Ireland) Order 1989 (S.I. 1989/1341 (N.I. 12)), or (b) is subject to a warrant for arrest. (2) A designated immigration officer who detains an individual— (a) must arrange for a constable to attend as soon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b) may search the individual for, and retain, anything that might be used to assist escape or to cause physical injury to the individual or another person, (c) must retain anything found on a search which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thinks may be evidence of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and (d) must, when the constable arrives, deliver to the constable the individual and anything retained on a search. (3) An individual may not be detained under this section for longer than three hours. (4) A designated immigration officer may use reasonable force for the purpose of exercising a

机器翻译研究综述

机器翻译综述 1.引言 1.1机器翻译的历史 现代机器翻译的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但是早在这以前很多人已经提出了相应的想法,甚至是远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人提出要用机器来进行语言翻译的想法。 在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位科学家设计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与此同时,英国工程师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副总裁韦弗在讨论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时,就提出了利用计算机实现语言的自动翻译的想法。在1949年,韦弗发表了一份名为《翻译》的备忘录,正式提出了机器翻译问题。他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 第一,他认为翻译类似于解读密码的过程。 第二,他认为原文与译文“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因此,当把语言A翻译为语言B时,就意味着从语言A出发,经过某一“通用语言”或“中 间语言”,可以假定是全人类共同的。 在这一段时间由于学者的热心倡导,实业界的大力支持,美国的机器翻译研究一时兴盛起来。 1964年,美国科学院成立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调查机器翻译的研究情况,给出了“在目前给机器翻译以大力支持还没有多少理由”的结论,随后机器翻译的研究就陷入了低潮期。直到70年代以后机器翻译的研究才重新进入了一个复苏期,随后机器翻译的发展又迎来了繁荣期 1.2机器翻译的主要内容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在机器翻译领域中出现了很多的研究方法,总结如下:●直接翻译方法 ●句法转换方法 ●中间语言方法 ●基于规则的方法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 基于实例的方法(含模板、翻译记忆方法) 基于统计的方法 在当前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基于统计的方法进行的,因为基于统计的方法可以充分的利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并且并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学知识作为支撑,可以让更多的计算机科学家投入到实用系统的研究中,极大的促进了统计机器翻译的发展。 下面对各个方法逐一的进行介绍。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及其案例分析_英语论文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及其案例分析_英 语论文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探析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借鉴。 一、概述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 [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

(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

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对等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Quarterly) Vol.24, No.1 January 2001: 78-84 Guangzhou, China Aspects of Translation from a Discoursal Perspective ZHANG Mei-fang Translation is a new discipline in academic terms. It is just starting to feature as a subject of study in its own right. Like other new disciplines, it needs to draw on the findings and t heories of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develop its own methods. But which disciplines it can be naturally and effectively related to is still a matter of some controversy. Linguistics is a discipline which studies language both in its own right and a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It should therefore have a great deal to offer to the budding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which no longer restricts itself to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phenomena, but extends itself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use. In creating a new text out of a previously existing one, translators inevitably go beyond what is said and written in the original text, trying to see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text unfolds and in which it is to be interpreted. In studying this complex process at work, we are in effect seeking insights which take us beyond translation itself towards the whol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ctivity and the social context in which it takes place. This paper aims at introducing M.A.K.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o explain some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Halliday and Hasan (1989), language is either for action or for information, so it is organized by the function it is called on to serve and shaped by its purposes. All use s of language have a context. The textual features enable the discourse to cohere not only with itself but also with its context of situation which is analyzed by Halliday and Hasan into three components (field of discourse, tenor of discourse and mode of discourse),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metafunctions of language (ideational function, interpersonal function and textual function). Apart from the context of situation which is the immediate environment, there is also a broader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the text has to be interpreted: its context of culture. The context of culture is the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background that gives value to the text and constrains its interpretation. In this paper, the theory of context of culture and context of situation will be briefly examined and an English TEXT and its two Chinese versions will be analyzed. It is not the aim of this short paper to build any translation theory in rela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but rather to look into detailed analysis for areas where the discoursal theory of language can bring insights to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Key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context of situation context of culturetranslation Correspondence: Department of English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 P .R .China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翻译策略、方法与技巧))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 ——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 熊兵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翻译》2014(3)82-88 摘要:本文对学界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这三个基本概念上所存在的普遍的混淆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对这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这三个概念的定义、特性、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分类体系进行了系统阐述。 关键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混淆;定义;分类 1.话题缘起 在翻译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即为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其中又尤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这三个概念的混淆为甚。一方面,学界对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的讨论虽多如牛毛,但把它们作为一个方法论系统的关键要素进行综合研究,深入考察其各自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分类体系的系统性研究还相当少见。另一方面,学界在对这三个术语的认识和使用上普遍存在着定义不明、分类不当、概念混淆不清的问题。例如,在一些翻译教材中中,“归化”与“异化”一方面被作为“翻译方法”加以讨论(如龚芬,2011:79—81),另一方面又被视为“翻译策略”进行阐述(同上:93—106)。一些翻译论文把本应属于翻译技巧层面的增补型翻译(类似于增译)、浓缩型翻译(类似于减译)划归为“翻译策略”的类别(如李克兴,2004:66—67)。在一些翻译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中,把翻译“策略”、“方法”、“技巧”混为一谈的更是比比皆是。甚至翻译专业的老师对此问题也存在一些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如把归化等同于意译,把异化等同于直译)。 国外学界对此也存在一些模糊或混淆(或未予严格区分。比如Shuttleworth & Cowie (2004:44,59)一方面把domestication/foreignization称作是“strategy”,另一方面却又把free/literal translation也视为“strategy”(同上:63,96 )。Vinay & Darbelnet (1958/2000:84—93) 把翻译方法(method)分为两类: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和间接翻译(oblique translation),前者包括三种处理方式(procedures),即借译,拟译,直译,后者包括四种处理方式,即词类转换,视点转换,等值翻译,顺应翻译。可在论述中却经常把其划分出来的“方法”(methods)和“处理方式”(procedures)混为一谈。另外,他们把“借译、拟译、直译、等值翻译、顺应翻译”和“词类转换、视角转换”划归为一类(同属procedures)也欠妥当,因为前者应属“翻译方法”的范畴,而后者则应属“翻译技巧”的范畴。实际上,这里Vinay &Darbelnet的分类涉及到三个层面: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其划分出来的两大“翻译方法”(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其实应为“翻译策略”(所以Munday说,“The two gener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dentified by Vinay &Darbelnet are direct translation and oblique translation”,见Munday,2008:56),而在其划分出来的七类“处理方式”中,前三类和最后两类属于“翻译方法”,第四、第五类则属于“翻译技巧”。总之,Vinay &Darbelnet在其分类中把翻译“策略、方法、技巧”混淆在一起,这也导致后来很长时间学界在这几个概念上的混淆(Molina &Albir,2002:506 0 关于国外译学界在译学术语,特别是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三个术语上所存在的概念混淆、使用混乱的问题,Chesterman(2005)和Molina & Albir(2002)曾专门撰文予以讨论。如Chesterman指出,学界用于描述文本操作过程的术语除翻译“策略”外,其他还有“技巧、方法、转换、转化、变易”等等(2005:17)。他认为这种众多术语相互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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