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随着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尤其新闻媒体对公安，司法工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公安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和曝光，刑讯逼供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佘祥林案、王俊超案相继被曝光，特别是安徽省巢湖市四名学生被错拘遭刑事逼供案被曝光。震惊之余，让我们知道当今我国刑讯逼供问题依然严重，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刑讯作为是一种以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行为，在我国古代周朝的法律中就有关于“用刑”的规定，清朝末年第一次提出废除刑讯逼供，但直至今天，刑讯逼供问题仍屡禁不止。刑讯逼供伴随着中国司法的存在，已经存在了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到非法的过程。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很多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要严禁刑讯逼供，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刑讯逼供的现象却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给我国的司法秩序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它不仅冲击着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也从深层次拷问着我们从观念上到制度上对法律价值的取舍。这不禁使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法制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呈现出文化化、民主化、科学化的世界性趋势下，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手段在中华大地上仍禁而不绝？全面细致的分析其成因，并找出解决这一社会顽症的办法在时下就显得尤为重要。

1.刑讯逼供的概述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其供认认犯罪的行为。其中，追诉者是在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在古代，是指承办刑事案件的司法官司吏；在国外，是指警官、检察官和法官；在我国现代，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监狱中狱侦科的侦查人员和军队保卫部门办案的侦查员。“被追诉者”，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肉刑”，是指对被追诉者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不让睡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到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刑讯行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法律中，有的被规定为法定的取供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在现在，各国法律规定是非法取供行为。

2.刑讯逼供的现状和危害

2.1刑讯逼供的现状

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世界上已被反酷刑公约所禁止，在立法上早已被我国《刑事诉讼法》

所禁止。但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性规定而销声匿迹。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不刑讯办不下案子的情况，导致刑讯逼供以隐性的状态大量存在，因此伴随着法治与文明的日益进步，近些年来如何杜绝刑讯逼供现象，一直成为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刑讯为什么会成为司法办案人员的无奈选择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文明程度还不够适应目前体制，具体的执法环境也还不是很成熟。而做出一些超前的规定也就不行的，我们很多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很需要到基层去体验一下。

目前，获取证据的手段还不到位，虽然证据的种类很多，但是最重视的还是口供。什么时候能达到零口供定罪量刑，才能最终解决刑讯逼供。而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你明明知道他有罪，但检察院、法院因证据不足定不了案，有些时候，恐怕只有办案人员才有勇气去担这份责任，这样，很自然就产生了刑讯逼供的现象。

2.2刑讯逼供的危害

2.2.1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生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

2.2.2刑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

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了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2.2.3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

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公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信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读者被证明是无可能己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

2.2.4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刑事诉讼原则。

刑诉讼贯彻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

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

3.刑讯逼供发生的原因

3.1从制度层面看，现行诉讼制度的不健全是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都是通过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无罪推定保护，来加强防范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具体而言：一是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保持沉默和或者绝供述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而享有供述与否的自由，以此对抗国家追诉机关的侦讯权，并迫使国家追诉机关改变过分倚重口供定案的倾向，建立起主要通过查找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客观证据定案的侦查运行机制：二是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调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自愿所作的供述才能采纳为定案的根据，违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愿，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是非法证据，必须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证据在庭审中出示，更不能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这就从制度上消除了刑讯逼供的直接诱因。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两项技术性规则已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成为各国保障被告人人权、防止刑讯逼供的指导性准则。我国于1996年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与原刑诉法相比，更为注重对人权的保障，但在某些方面仍保留了原刑诉法注重实体真实发现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色彩。“比如新刑诉法第43条虽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表现在：一是未能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新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不享有沉默权和拒绝供述权而承担必须如实供述的义务”。由于在刑事侦查中，通过获取口供查明案情是一条捷径，加上口供本身作为主观证据也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传统上就十分重视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获取口供，这也是刑讯逼供产生的直接动因。但是由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规则的存在和制约，现代各国的侦查机关已日益趋向于通过查找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客观证据定案，而不再过分依赖口供。象我国这样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不享有“反对强迫自正其罪”的特权而承担必须如实供述的义务，只会鼓励侦查人员“走捷径”，将侦查的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才能让犯罪嫌疑人“开口”上。一旦犯罪嫌疑人不合作，侦察人员就会以“如实供述的义务”为借口，采用刑讯迫使其“开口”。

3.2从观念层面看，刑事诉讼观念未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诉讼制度发生变革以后，旧有的诉讼观念必然与新生的诉讼制度发生冲突，从而影响新生的诉讼制度的正常运转和整体效应。在现代化的社会大背景下，世

界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是传统诉讼观念仍从在影响和制约着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运作。就刑讯逼供现象而言。当今世界各国已建构起相对完善的防范制度，但在制度运作过程中，仍有大量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现象存在。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侦控官员头脑中残留的有罪推定观念的消极影响。任何人只要涉嫌犯罪，侦控官员就趋向于认定其是有罪之人，既然是罪犯，当然就不值得给予其与普通公民一样的权利保障；同时，为了尽快结案，犯罪嫌疑人必须及时招供，如拒不招供，侦查人员就又会以“如实供述的义务”为借口，

3.3从办案人员主观层面看，办案人员过度迷信口供的作用。

当今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犯罪手段也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智能化，而基层办案人员业务素质跟不上形势的要求，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没有踏实的工作作风。因此，面对侦查工作，面对犯罪嫌疑人，心理浮躁，不愿埋下头来虚心学习刑事侦查技术寻找证据，学习预审技能驾驭审讯局面，而是沿袭以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过分依赖口供，这样就容易产生刑讯逼供的后果。

3.4从惩处力度层面看，对刑读逼供的处罚力度过轻。

对手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尽管在刑法中作出了非常严厉的制裁规定：’刑讯致人伤亡者，比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处罚。具体个案中也有对刑讯逼供者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事例。但从总体上看，对刑讯逼供人员运用行政处罚和判处缓刑等多，使用实刑相对较少。这就给人一种错误的诱导：尽管法律对刑讯逼供罪的处罚规定很重，但实际适用时会大打折扣。惩处的软弱性只会默认和纵容此种犯罪行为的继续存在。

3.5从经费层面看，我国办案物质保障乏力。

我国经济的落后直接导致司法投入的不足。而司法投入不足，直接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挫伤了侦查人员的积极性。我国警察的薪水与其工作量是极不对称的，尤其是在基层，干得多拿的少，还经常性的要加班，甚至连加班费也免了。按一位公安人员的话说：“中国就这么一点警察都养不起，还想让咱变成服务型，笑话!”二是使侦查设备不能及时更新，像测慌仪这样昂贵的设备，很多公安机关连想都不敢想。这两个结果导致侦查技术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而侦查水平的低下，又进一步导致侦查活动对口供的极强依赖性。当难以找到其它证据时，也就只有靠审讯了。

3.6从历史层面看，部分办案人员封建特权思想严重。

我国在2000多年的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下，“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刑讯遍供成为办案的定

式，成了断狱决讼的主要手段，这种传统办案方式一直影响到今人。我国长期以来“官本位”的思想和“宗法制”的观念演化成当前国家权力远远大于个人权利的普遍意识，使我国在追求刑事诉讼活动的目标上极度偏重于惩罚犯罪，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也是大多学习的德国的职权主义，在刑事诉讼活动的价值取向上更加偏向惩罚犯罪而非保障人权，这使我国刑事诉讼过分偏重于犯罪惩治这个目标，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是通过惩治犯罪而实现震慑、预防、控制犯罪的工具，所有参与刑事诉讼话动的机关和个人也完全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运行，被害人的权利尚且得不到充分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就更不用提了。在这种价值背景下，刑讯逼供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4. 刑讯逼供的防范措施

4.1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沉默权是从无罪推定原则中派生出来的一项权利，是防止刑讯逼供的重要条件和措施之一。它意味着被追诉者对讯问有权不作回答，在其不回答或不如实回答时，侦查人员不仅不得以暴力方法逼迫其回答问题，而且不得将被追诉者的沉默态度作为有罪的证据或从重处罚的情节。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这一必要的防御性权利，确立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可以对刑讯逼供防患于未然。世界上许多国家法律和联合国的有关法律文件都规定了沉默权，以保证被迫诉者供述的意志自由，维护其合法权利。我国《刑诉法》第93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个规定明显缺乏合理性，是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直接动因，它缺乏明确客观的标准，容易助长侦查人员的主观擅断，形成虚假口供，影响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为了有效预防和杜绝刑讯逼供，有必要赋予被追诉者以沉默权。据此，我国应考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确立沉默权的要旨在于用法律明确规定嫌疑人享有自愿供述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迫嫌疑人供述，这就使得单纯依赖口供的落后侦查手段丧失了法律上的依据和现实的合理性。

4.2 坚持不懈走“科技强侦”之路。

国内外警察机关为了有效地同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的行为作斗争，已越来越多地研制出现代的高科技设备，并运用到侦破实践中，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我国公安机关已经利用先进的DNA指纹图谱技术，破获了数千起重大杀人、强奸疑难案件等。但高科技的刑事侦查技术远远没有得到普及，相当一部分执法人员依然在依靠口供办案，依然在搞刑讯逼供，笔者认为，只有继续研制高科技侦破设备并把它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刑事侦查工作中，以便迅速发现犯罪，及时依法取证并制服犯罪嫌疑人，这样在犯罪嫌疑人死不供认的情况下，无需搞刑讯逼供就能破获案件，运用科技手段进行侦查和讯问，从而取得确凿的罪证，

制服犯罪嫌疑人，这才是刑事侦查最好的手段。为此，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刑侦科研经费的投入和扩大科研机构的规模，加速培养大批能掌握和运用高科技的技侦人材。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出大批技侦科研成果，才能培养出大批掌握和运用现代高科技的技侦人材，从而提高破案率，减少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

4.3对刑讯逼供者严格执法。

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这—规定比原刑法的规定更加严格和明确。但在一旦发生刑讯逼供致人死伤的案件时，有关领导和人员因“为了工作”、“偶然失手”、一贯先进、曾经立功、业务骨干，以及被致死伤者劣迹斑斑、狡辩抵赖、激起义愤等情有可原的因素，有意无意加以开脱，使惩罚力度上不去。此种情有可原的理由，看不到刑讯逼供犯罪对公民人权的粗暴践踏和对司法机关形象的严重毁坏。笔者认为，对于胆敢以身试法者，应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决不留情，决不手软。只有这样才能刹住刑讯逼供的歪风，才是对司法人员的关心和爱护。

4.4对刑讯逼供发生的单位主要领导应进行相应的处罚。虽然公安部和省一级公安厅局的领导十分重视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但是，一些基层的公安机关部门领导则不然。针对他们对少数干警搞刑讯逼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纵容包庇等问题，上级公安机关应当把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作为一项铁的制度，平时加强教育，一旦查出刑讯逼供致人伤亡，应对刑讯逼供者的上级主管领导实行给予党纪、政纪乃至撤职的处分。对刑讯逼供者依法惩处；对发生刑讯逼供的单位应当及时进行整顿，并制定有关预防的措施。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应在省地市公安机关内部通报，以起到警作用。

4.5把从第一次讯问起律师就有权在场应列入法律规定。

笔者认为，为预防刑讯逼供，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就有权在场，也就是说，律师在场见证整个审讯过程，监督侦查人员依法办事。刑诉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此条中可看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是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和“第一次讯问后”，而不包括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我国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而是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为了得到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个别侦查人员往往采取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中的人身权利得，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翻供，其理由就是侦查阶段受到了刑讯逼供等侵害，而是否侵害往往难以查证。在没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真假难辨。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等侵

害，也为了维护侦查人员权益，将从第一次讯问起律师就有权在场列入法律规定，无论是对于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对侦查机关都有益，不仅能有效监督侦查、起诉机关的行为，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现象，还可以最大限度改变以往倚重口供的情形，达到预防刑讯逼供的目的。

4.6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时，同步实施录音录像，将所录的录音(像)带作为证据使用。

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不仅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形成心理威慑，因为面对全程录像他们不得不考虑翻供的后果和成本，大大减小了在以后诉讼程序中翻供的几率。同时加强了对办案人员的监督，约束了干警，提高了干警自律性，促使办案人员自觉追求执法规范化，提高执法水平，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视听资料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是指以磁带、录像带、电子计算机硬盘、光盘为载体，形成的与案件有关的录音、录像资料。当同步录音录像被用于证明诉讼程序是否真实、合法时，其显然具有视听资料的特点与性质，它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真实记录和再现，反映了诉讼过程的全貌。法庭上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以前遇到被告人当庭提出程序性异议的辩解，如逼供、诱供、没有看笔录即签字等，公诉人常常感到举证困难，甚至将举证责任反归于处于弱势的被告人，同步录音录像弥补了这一举证空白，因为全程监控形成的视听资料证据可以充分反映案件的诉讼过程。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王作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中孝信：《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浅谈法律中的刑讯逼供

[目录] 1、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2、当今为何耍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 3、刑讯有功还是有过的制度分析 4、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难以认定，使这一行为有了存在成长的空间 5、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立法上早己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的规定而销声匿迹。 [关键词]刑讯逼供、减少刑讯逼供、提讯。 一、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口供，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刑讯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在野蛮的古老法制中，烈火和沸水的考验以及其他琢磨不定的械斗的“神明裁判”就是刑讯的雏形。古老野蛮法的刑讯产生的根源是将人致于烈火中交给神来裁判。而几行年后的今天的刑讯己经有了自己新的意义，其产生的根源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代刑讯到底根源是什么？笔者想以刑讯本身为基上噗的榆方法向大家揭开其真正的面纱。 前面提到了刑讯的概念，既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口供在刑事诉讼中被称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属于证据的一种。而且是直接的，原始的证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案件已经发生不能重现，所以其他证据的获得具有很大的困难，激发人的惰性而使用刑讯来获得证明力强的口供。司法机关要口供就是要证据，这里我们推出了第二层的概念——证据。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证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刑事案件是已经发生而且不可能重现的客观事实，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证实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全面地惧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并运用证据，经过正确的推理，判断，查明案件的情况，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离开了证据，要想查明案情，证实犯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公安机关要费劲力气来获得证据。不仅如此，证据还是进行刑事诉讼的依据，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谎，就是运用证据的过程。在立案，逮捕，定罪的各个过程中，没有了证据就无法进行下去这里我们有从证据引出了第三层的概念——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要领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从定义中我们就能看出，实际上刑事诉讼是将犯罪与理事责任相连接的纽带，只有通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才能是国家实现刑罚权，能使一个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使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这里提到了犯罪与刑罚便是我们耍的第四层概念，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一般情况下，犯罪是刑罚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而刑罚是保护法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法学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 （一）国内研究状况及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法律体系也随之不断健全起来，法制意识已深入人心。在各种法律事务处理中，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在现实运用中，我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2005年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2009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2010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关于刑讯逼供为何能在我国长期存在且屡禁不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及相关专业人士也作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 主要文献材料介绍如下： 《“躲猫猫”真相:狱霸打死疑犯》一文于2009年2月28日刊登在长江日报上，阐述了2009年云南晋宁李荞明在狱中离奇死亡被官方定位“躲猫猫死”的背景经过，用血一样的事实告诫刑讯逼供的危害并提出、归纳了规范监狱管理，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 高铭暄，赵秉志共同编写的《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揽》（上）中详细地介绍了刑讯逼供的渊源，包括介绍什么是刑讯逼供，它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的。高铭暄，赵秉志，在书中给刑讯逼供以定义并指出刑法立法中明确规定杜绝刑讯逼供制度。 柳诒徵在他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共分十九章来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以“信古”而对抗“疑古”，以“道德决定论”而对抗“物质决定论”，以“敬天爱民主义”而对抗“民族虚无主义”，以《易传》之“阴阳消息论”而对抗“进化论”，从中国古代文化分析了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 杨鹤皋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侧重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的产生和发展，从《唐律》对刑讯要件和限制作出明确和严格规范，刑讯的使用也较前代宽厚。规定刑讯

论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一、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常言说得好“已不正，不能正人”、“打铁先要自身硬”，执法人员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会表现出执法素质差，执法水平低，就会造成执法不公、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法律意识是国家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律，准确、及时适用法律的必要因素。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如果是不知法、不懂法或者对法律作出歪曲理解，那么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司法人员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第三，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和要求。因此，公民能否自觉守法，做到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当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认识法律中规定的权利、义务、禁令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联的，就能做到自觉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则相反。第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在实现依法治国、严格依法办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正确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见诸于报端的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把党和人民赋予给他们的权力，当做自己贪污、腐败的专用工具，视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利益而不顾，挺而走险，最终走上不归之路，他们带给自己身边的班子成员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共同犯罪与集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往往起到了主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第五，从法律的监督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的真正实现，来源于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否则，这种监督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二、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充分认识到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意义。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顺利推进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从行政与司法来看，能否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取决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如果没有他们相应的法律意识，依法治国工作就难以进行。从守法与护法的角度看，公民能否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取决于公民的法律意识。我国的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整体水平还不高，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它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总之，认识必须到位，行动必须自觉，工作必须一贯坚持，才能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文摘要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被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因此必须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一定措施禁止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3）对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者处罚不力。（4）办案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低，对口供认识偏面。（5）侦查人员数量少，任务重。由于刑事案件多和破案任务重，而政府拨给公安机关的在编人员少，因而侦查人员数量也相应少。（6）目前的侦察水平不够。（7）法律监督不力。（8）侦察人员对口供过分依赖。 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1、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2、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3、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4、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5、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6、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7、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8、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9、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严禁刑讯的对策：1.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提高严格执法的思想认识。2.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在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方面的监督。3.不断改革公安人事制度。4.尽快添置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5.提高侦察人员业务素质。6.建立、完善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7.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严肃查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刑讯逼供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出发点是打击犯罪，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却不断发生异化，最终以制造新的犯罪为终结，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那么到底什么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原因何在？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 一、刑讯逼供概念的界定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中也列有专条规定。其中，司法工作人员是指：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肉刑”，是指对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冻、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不让睡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口供是"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向公、检、法机关所作的口头陈述。 口供在古代有证据之王的说法，受封建社会纠问制及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一些办案人认为只要有刑事被告人的有罪陈述就能断案，所以为了获得口供会采用各种手段去

刑讯逼供大全 慎入

刑讯逼供大全（慎入！） 一、那些“江湖上”的刑讯逼供招式据各地新闻报道，刑讯逼供的方法不可谓不多：罚站法、手拷法、电警棍法、皮带抽打法、剥夺睡眠法、搓衣板法、链法、苍蝇蚊子法、吐痰法、烫烟头法、扣板油法、下身敲打法、辣椒擦眼睛法、“自产自销”法、方凳砸脚法、吊钢丝法、饥饿法、株连法、拳头法、竹片法、椅子法、摇晃法、啤酒扳法、冷冻法、噪音掩盖法、针刺法、钢丝敲打法、“金鸡独立”法、读诗法、威胁法、诱供法……1.老虎凳 铁椅上固定坐姿，时长可达数百小时，不让睡觉，控制大小便，控制进水饮食。使得挨打无处躲，双腿极度肿胀，尾椎受损。2.鸭儿浮水 双手反扣铁窗吊起，身体前倾，脚尖点地，十多天不让睡觉。这使得被讯者手脚麻痹，意识模糊。 3.苏秦背剑 双手在背后上下交叉，用铁链子栓紧后吊起，脚尖刚好着地。4.金鸡独立毛巾蒙双眼，用胶带缠紧，双手背身后拷住。绳子一头栓双腕间手铐链子，另一头悬高吊起，让双脚刚刚点地。被讯者双臂要忍受脱臼般的痛苦。5.烤全羊双手抱住自己小腿并用手铐拷住，用一根木棍从双腿弯中间穿过去，抬起来担在两个桌子之间。被讯者屈膝内侧疼痛

难忍，身体可被随意翻转。6.打表 手铐、脚镣连一起，身体向下弯成90度，站数天甚至数星期。被讯者易脑部充血，意识模糊休克。7.浇冷水 用冷水刺激，不让睡觉休息，开冷空调吹。被讯者被迫保持清醒，易感冒、发烧。8.喷芥末油 用注射器往嫌疑人鼻腔喷射芥末油。辛辣味直冲脑门，让人眼泪鼻涕齐下。 二、刑讯逼供在“江湖上”造的恶1.无法计数的冤假错案长期以来，刑讯逼供作为主要破案手段沿用，重口供，轻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刑讯逼供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中国每年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2.打折扣的司法公信力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由于刑讯逼供嫌疑永远不能避免，司法系统的基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同时，冤案的概率也不断上升。三、刑讯逼供何时才能“退出江湖”？（一）推动因素1.立法上的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的证据收集方法作了禁止性规定；《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罪名，并规定对这类案件要从重处罚。2006年7月，修订后的《最高人民

浅谈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内容摘要 追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合法存在的，当然主要是封建社会体制落后的原因。中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思想、制度、经济等多方面。古代刑讯逼供成文律法明文规定，文革时期刑讯逼供得到默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遏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一定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但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嫌疑人、在押人员等在司法机关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似乎告诉人们，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加强，司法人员对法律的忽视要得到严惩，以及司法机关在押人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不能不说是影响中国法制社会进程的阻碍。

关键词：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刑讯逼供案例对策 浅谈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摘要]： 追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合法存在的，当然主要是封建社会体制落后的原因。中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思想、制度、经济等多方面。古代刑讯逼供成文律法明文规定，文革时期刑讯逼供得到默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遏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一定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但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嫌疑人、在押人员等在公安司法机关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似乎告诉人们，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加强，办案人员对法律的忽视要得到严惩，以及公安机关在押人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不能不说是影响中国法制社会进程的阻碍。 [关键词]：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刑讯逼供案例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式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多条。然而，法律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新闻媒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考察刑讯逼供的危害，宏观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刑讯逼供是以犯罪的手段来对抗犯罪，从根本上讲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直接损害社会公众对法律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正常预期，因而也是对法治社会的一种反动或背叛。英国著名大法官雷德在“沃纳诉首都警察专员署案”的判决中曾写到：“十个罪犯得以逃脱也比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强①。”让十个罪犯逃脱法律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局部利益的损害，而让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危害的则是法治社会的整体形象、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对法律权威的信任感。有社会必有冲突。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永恒面对的状态②。解决冲突，就必须靠国家、靠法律来强制和规范，而这种强制和规范，必须建立在社会正义和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理性上讲排斥了“同态复仇”的原始蒙昧和“以一种犯罪对抗另一种犯罪”的非理性做法。鉴于刑讯逼供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远甚于对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也鉴于刑讯逼供导致的如后述的诸多种种危害，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坚决摒弃之。 其次，刑讯逼供粗暴地践踏了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破坏了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性。就法律本身而言，它作为一和社会制度的化身，正义是首要价值。而就司法活动而言，它是实现正义的程序和过程，其首要的价值就是公正。任何一种公正的法律理想都必

从“胡电杰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的防治

从“胡电杰冤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防治 【摘要】刑讯逼供就是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追溯其历史，可以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是以刑为主，刑讯逼供成为了主要办案手段，而在历史书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但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遗毒，还荼毒着如今这个法治社会，并且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本文就是以一个冤案来分析我国刑讯逼供如何防治，文中将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当今缺乏的相关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字】刑讯逼供非法证据律师在场权国家赔偿 【正文】 案例：2002年3月4日，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中发生了一起血案，死者是村民胡电胜的妻子郭瑞英及一双儿女，死者郭瑞英被凶手用刀捅死，一双儿女被凶手掐死，凶手还残忍的将三名死者的眼睛用尖刀刺瞎。3月20日，胡电胜的堂兄胡电杰被叫到了南乐县公安局，被锁定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据胡电杰的回忆，案发当天晚上，他正在邻居家打麻将，而且他的母亲也在场，麻将打到深夜便散伙回家睡觉。但在警方的眼里，胡电杰却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理由只有一个，死者家的院墙外有一枚脚印，经过警方的比对，恰好与胡电杰相同。自此，胡电杰遭遇了严酷的刑讯逼供，在连续六天六夜的酷刑下，胡电杰迫不得已在办案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为”，并编造了杀人细节。2003年10月15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胡电杰死刑，不立即执行，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电杰倍感冤枉，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4年5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一审判决，称“鉴于本案确无固定不变的直接证据”，维持原判。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警方提交补充侦查笔录，根据胡电杰所供称“作案后先把刀子放在院门南侧的水道眼里”，经勘查发现，水道眼内的一块砖上有放过东西的痕迹。据此，2006年10月2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胡电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经济损失19万余元。胡电杰仍坚持提出上诉。2007年10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于2008年9月不公开审理了本案，判决结果依然相同，胡电杰再此被判死缓。2009年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作出裁定，结论与上次无异。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2011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准许撤诉。此时，距离胡电杰被抓已近9年。但撤诉不等于无罪，胡电杰离开看守所，是因此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经南乐县公安局决定，对胡电杰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案例中，胡电杰收到的四份死刑判决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

浅谈刑讯逼供

浅谈刑讯逼供 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权利，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本文将从刑讯逼供法律制度不健全、刑讯人员素质、经济技术等等诸多方面来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以及其危害和遏制措施。 关键词：刑讯逼供构成要素屡禁不止原因危害遏制措施 正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冲突或纠纷解决机制，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曲折进程。在古代社会，由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重在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许多制度设计简单、粗糙而不合理，涉讼公民的相关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兴起，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逐渐由惩罚、控制犯罪转向保障和维护人权，刑

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总体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印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津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经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提倡依去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位，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禁而不止，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陨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浅谈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中国传媒大学2012——2013学年 第1 学期 课程编码051030 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题目浅谈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学生姓名张淼宇 学号201204313004 班级文化产业管理2班 学生所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课教师彭珂 教师所属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成绩

当前，“法”对人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人们主动依法保障权利、依法履行义务。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是归结于中国的司法体系不断地完善，二则依赖于现代传媒为法律的传播提供的有力保障。例如现在最受大家欢迎，被誉为“饭后法律茶点”的《今日说法》，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观看一个小故事，吸收一些法律知识，了解我国基本的法律精神和方向。常年浸润于这样的法律知识传播氛围中，受众们的法律知识可见一斑。再加上国内教育范围的扩大，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条件的提高，法律知识讲授的范围亦不断扩大，各种媒介都通过其特有的形式传递着法律信息，法律信息填充着我们生存的每个时空，宛如空气般存在，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纵观当代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不少的缺漏和有待完善之处。首先，引发社会大讨论的活熊取胆事件，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的漏洞。在西方等发达国家早有针对动物的保护法实施，但我国还面临有案件却无法可循的尴尬境地，致使公民行为准则出现不一致性；其次，通过城市治安案件中看出中国的法制进程虽然稳步有序的提升，但影响和传播力度不够，致使边缘人士，如农村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接触不到或者不理解法律条文；此外在一份来自百度文库的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报告中显示：有92.11%的同学希望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而且有45.11%的同学认为法律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用。所以，培养现代法律意识、建立法治精神、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势在必行。 结合我国现状，我用分类方法研究了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手段。人和人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人和人组成的群体中却存在共性，藉此，针对不同人群体现出的不同特性，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方案建议。 首先，我将传播对象做了如下分类：青少年、大学生、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普适大众等。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成长期，在此阶段形成正确良好的价值观对其一生的发展尤其重要。对于所受教育条件和质量好的青少年来说，应力求在日常教育中渗透法制观念的介绍和加强道德建设，正如林肯所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而对于处于边远地区的青少年来说，接受高质量教育不甚现实，所以，需要在思想政治课堂上普及法律的精神和知识。 大学生正处于个人生涯和社会角色的交汇点，正在完成“社会人”的转型过渡，

浅谈公民的法律意识

浅谈公民的法律意识 内容摘要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地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本文将以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和成因分析为线索，阐述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对如何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提出了自己的建解。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写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第三部分写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普法教育 依法治国法制建设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呢？对此，笔者有以下见解； 一、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1)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张娜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非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而被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扰乱了社会秩序。本文从一起刑讯逼供导致的冤例出发，通过阐述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从历史、立法、职业等因素以及审讯人员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就如何通过加强宣传、完善立法、机制、优化职业环境以及提高司法机关人员素质这几方面遏制刑讯逼供发表了粗略的见解。【关键词】：刑讯逼供案例危害原因对策 培根说过：“一个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个错误的判决确是污染了水源。”[1]同理，一个没有得到惩治的犯罪行为只会污染水流，而刑讯逼供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却是污染了水源。一个公正廉明的司法机关给民众的信心显然比靠大量存在着刑讯逼供的司法活动所给予的威慑更能够稳定社会。 一、简述及分析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赵作海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做出裁定，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2010年4月30日，赵作海案的关键人，已经死亡十多年的“赵振晌”从外地返回赵楼村，2010年5月8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省决定，宣告赵作海无罪，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至此，赵作海已整整服刑11年。[2] 赵作海案之所以成为冤假错案，在于案件审讯阶段，审讯人员对其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方式使得赵作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法律规定的一系列程序下，成为准罪犯，服刑11年。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如果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作海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即使案件在十年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赵作海的生命也无法挽回。刑讯逼供一方面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痛苦；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会引起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增加罪犯对司法机关的敌对情绪，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因此，研究刑讯逼供的原因，制定相应的遏制措施就显得较重要。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 （一）在受审人员权利方面，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研究发布日期：2010-10-27 文章来源：互联网 一、论文的研究背景 酷刑是反人类的罪孽，刑讯逼供是酷刑在现代社会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这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恶俗”与文明的理念和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不断遭到抨击和诟病，反酷刑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发出的声音。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连接程序法、实体法与人权法的重要命题，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的健康运转，关系到公正审判的实现和司法信仰的确立。为遏制刑讯逼供寻找良方不是一个新命题，但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使得遏制刑讯逼供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从国际看，911之后，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巨大压力下，在讯问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时被频频曝光的明目张胆的暴力和血腥令全世界愤慨，也使得刑讯逼供这一国际范围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而面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公害”，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携手战斗的行列，纷纷制定或修改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反恐法制与人权保障问题亦在此改变中产生诸多争议，国家安全似乎成为刑讯逼供最为“安全”的一个借口。从国内看，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治理刑讯逼供刻不容缓。（1）司法现实和法治实现的需要。受历史文化、国民性格、法律制度、侦查力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刑讯逼供在中国尤为根深蒂固，成为阻碍中国刑事司法文明化的顽疾。近年来，随着杜培武、佘祥林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刑讯逼供更是被置于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在总结导致错杀和可能错杀的案件时发现其中多数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将刑讯逼供列为侦查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2009年以来，云南的李荞明、陕西的徐梗荣、江西的李文彦等一系列看守所、审讯室内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接连发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公安部于2009年4月1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会议，决心以解决执法过程中当事人非正常死亡和监管场所安全隐患等执法突出问题作为当年的工作重点，推进公安系统的反腐倡廉建设。刑讯逼供的治理显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2）遵守公约和履行缔约国义务的需要。1984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我国政府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1988年9月5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同年11月3日，该公约对我国生效。由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国际法的灵魂和基础，公约在效力上具有当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我国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缔约国的义务，恪守公约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不时曝光的由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却不断地提醒我们反刑讯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3）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修正的需要。2004年我国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近年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响应，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而被称作“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修正运行了十余年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修改日程，建立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机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探究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一个刑诉法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纵观已有的研究资料，国内学者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专门研究仍然有限。如中文著作方面，陈云生教授的《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和《走向人权与法治——反酷刑纵横谈》两本著作是普及性的读物，对反刑讯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赵秉志教授的《酷刑遏制论》侧重于对实体酷刑的研究和探讨，而对程序酷刑（刑讯逼供）的遏制和预防机制涉猎较少；夏勇教授主编的《如何根除酷刑》和陈光中教授主编的《沉默权研究》都是论文集，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靳学仁副教授的《刑讯逼供研究》对刑讯逼供的概念、历史、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与认定(初稿)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 与认定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解释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认定设置了过高标准，对“等非法方法”的解释进行了不当限缩，不利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皆通过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刑讯逼供”须使受害者“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却没有明确判定“疼痛或者痛苦”是否达到“剧烈”程度的标准，应当引入“客观标准”辅助“主观标准”对痛苦的“剧烈性”加以判定，减少实践中认定“刑讯逼供”的理解分歧。 [关键词] 司法解释；刑讯逼供；剧烈；特殊标准；客观标准 期刊：法制与社会 作者简介：杨希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63-03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刑讯逼供” 近些年来，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刑事冤案纷纷浮出水面，不绝如缕，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因此，为有效预防、规制违法审讯行为尤其是刑讯逼供，从源头上杜绝冤假错案，建立并健全一套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成为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注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重点。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只宣示性地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但未明确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机制，故不具有实行性和可操作性。与该法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却又没有设计具体的排除程序，使得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欲排除非法证据，根本不知“何以下刀”、“从何下刀”。为补缮程序疏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

刑讯逼供危害性调查报告

刑讯逼供危害性调查报告 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刑讯逼供到底有哪些严重危害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 取哪些措施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刑讯逼供久禁不绝的原因 (一)思想原因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有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刑讯逼供之所以在实践中久禁不止，就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思想和理念还未能得以清除。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长盛不衰的思想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主地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于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问题,由此造成误

断、错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象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 再次是由于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这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的犯罪分子一旦交待实际情况就会受到刑罚的处罚,因而没有一定的强制力量就无法迫使其交待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待罪行,有利于侦破丛案、串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刑讯逼供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 (二)制度原因 相关制度规定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 首先是我国一直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原则,其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确认: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

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其自身的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近现代以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呈现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世界性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却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高倡依法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失，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相当普遍，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我们之所以从价值层面对刑讯逼供作出否定性评价，是因为刑讯逼供作为一种诉讼手段，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目标和原则。 （一）刑讯逼供损害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 国家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发现实体真实，即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以正确实现国家刑罚权，维护社会安全，因而实体真实是一切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追求的都不会是单一的价值目标，而是一个多种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近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已深深地影响到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现代国家在设计和运作刑事诉讼制度时，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在此基础上，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提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 正当程序作为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其基本的涵义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追活动中，必须遵循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其核心理念在于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正当程序观念，刑事诉讼不仅应追求结果的公正，而且应注重过程的公正，即程序正当；它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必须最大限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二是程序必须人道。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即使有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如果它本身在运作过程中有违理性、不人道或有损人的尊严等，那么这样的程序仍然不是正当的法律程序，正当的法律程序本身必须有助于实现理性、人道、尊严等“善”或曰价值。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极端的诉讼手段，尽管其在某些情形下采用可能会有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但这是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前提和代价的，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或精神的摧残折磨有悖于程序的人道性，不符合正当程序观念的要求。不管刑讯逼供在现实的司法背景下是以秘密刑讯还是以变相刑讯的形式存活，都是对刑事诉讼追求正当程序这一价值目标的极大损害。 （二）刑讯逼供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 可以说，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官员深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定稿版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 HUA system office room 【HUA16H-TTMS2A-HUAS8Q8-HUAH1688】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 钟奕 摘要：回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都一直存在，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刑讯逼供都是合法存在的，虽然立法者深知历代治狱之冤滥，概出于酷吏刑讯之肆虐，并对之表示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又感到舍此而别无他途，认为“拷囚乃不得己之事”，对之恋恋不舍。因而采取禁一面而开一面的含混态度，如此并不是真正禁止，只不过是期望有所限制而已。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而公安、司法机关应从刑讯逼供的本质原因入手，认清刑讯逼供的危害，提出预防其的相应对策。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改变，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尤其是去年，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推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越来越被立法者所重视，新增了不少条款以预防和惩罚刑讯逼供现象的产生和实施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产生原因预防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①或者变相肉刑①，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行为。 ①肉刑是指直接作用于认得身体上，摧残人的肉体的拷问或制裁方法。具体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行为人用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摧残被害人，如手打、拳击、脚踢、肘撞、膝顶等。详见《刑法学》第二十二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