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

开辟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

李义虎

内容提要：近年来，两岸关系以紧张和危机状态为主，民进党上台执政加速“台独”步伐又增加了两岸关系新交数。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有新思路和大智慧。发挥政治智慧也就是发挥“春秋智慧”，即用春秋演义的眼光看问题，用新观念、新变通方法解决面前的难题。新思路就是在“维持现状”这个存量不交的情况下进行“增量改革”，用逐渐积累、增加理解、加强政策配合来逐渐增加增量以期达到最后的统一目标。

关键词：台湾问题新思路增量改革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不仅仅限于台湾本身，它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已经属于中国最高国家战略利益层次上的课题。在当前国际格局与台湾政局变化多端的时刻，探索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思路，很有必要。

一、影响台湾前途的新因素

过去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它可能会花费较之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更长时间的努力。但是，鉴于近年来台湾问题的地位和特征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台湾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都迅速增长。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问题解决之后，台湾问题的．，４．解决已对国家的完全统一具有唯一重要的影响，因此台湾问题的解决在时间上也不能拖得过长。考虑台湾前途和台湾问题的解决，现在就有几个需要加以充分估计的现实因素。

１．两岸关系的危机状态超过和平稳定状态

回顾近年来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我们会看到，自１９９５年６月至１９９６年３月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到近期陈水扁、李登辉积极推动台湾的“正名”和“制宪”运动，两岸关系虽时紧时松，但基本上以紧张和危机的状态为主线，缓和的努力只是某种真正的“间歇状态”。两岸危机的性质是台湾当局和岛内“分裂”势力不断制造各种分裂和“独立”的主张，直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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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直接挑战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原则。从李登辉访问美国搞“务实外交”，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理念，到提出“两国论”和“特殊两国论”；从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到要搞统独“公投”，将两岸之争从治权层面上升到主权层面，说明台湾方面已经具有从回避、歪曲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发展到否定一个中国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倾向。这一分裂做法严重影响到了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的稳定，严重影响到了国家和平统一进程，并影响到了台湾人民的基本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讲，１９９５年６月至１９９６年３月第三次台海危机和“两国论”及“特殊两国论”所引发的危机，已使两岸关系中的军事因素和地缘因素积聚和增加。而且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延伸对于中国政治来讲，正说明台湾问题已不再是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影响中国全局、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拖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个“盘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必然在战略层次上重新考虑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和方式，同时重新考虑解决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内外环境。这就要求祖国大陆方面对其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甚至对外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重新部署和配置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来应对局势的变化。

由此，两岸进人了特殊的“维持现状”的状态，而这种特殊的“维持现状”局面并非原有意义上积极的“维持现状”，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少有的，甚至可怕的停滞和僵持状态，其中所蕴含着的两岸地缘政治上对抗的因素很有可能将两岸关系推向严重对峙和对抗的境地。换言之，持续无变化的政治僵持局面，夹杂着政治上的不间断的危机出现，将使两岸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和平统一的进程已经受到极大的威胁，两岸之间的互动已经不具备积极价值。

２．民进党上台增加了两岸关系新变数

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民进党当局上台执政后，两岸关系仍然未能摆脱政治僵局，李登辉的所谓“政治遗产”仍然束缚着当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和在两岸关系舞台上的作为。由于台湾当局不肯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作出正式和郑重的表态，对这个原则采取回避和模糊的态度，两岸关系中的各种危机因素依然难以化解，两岸政治对话和谈判仍然难以启动。特别是，民进党当局背负着自己“台独”党纲和各种“台独”主张的包袱，使两岸关系潜存着发生政治危机、从而导致两岸局势失控的可能。

近几年以来，，祖国大陆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了大陆方面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对话和谈判的基础和前提，不管台湾谁当权，我们都欢迎他来谈，我们也可以去台湾访问。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如果对一个中国原则采取回避态度，并不断变换策略手法，那么两岸之间的对话和谈判无从谈起。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０日陈水扁就职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仍然延续了“两国论”出台后所形成的僵持局面。由于陈水扁同祖国大陆方面采取的“边缘对抗”的政策，在两岸僵持的局面下，两岸关系出现危机和动荡的可能性倍增，两岸所面对的战与和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中国政府发表的《一个中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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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中所明列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三个前提（即“三个如果”）中的第三点，即“如果台湾方面无限期拒绝和平谈判”，便有了更强的针对性。①

３．所谓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问题

自１９９８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人民日报》社论甚至公开指出，在政治战略上考虑要有“确定的时间表”的说法。②这说明，台湾问题的解决已经具有了很强的时间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拖以待变”和“事实独立”的做法，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采取坚决的措施制止“和平分裂”和“事实独立”的趋势。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事关中国完全统一目标的实现，也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将继续执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努力增强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但在处理实现国家统一、保证国家主权完整目标和现代化建设关系时将更加注重二者关系的平衡，作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充分准备。我们也将继续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祖国统一的“八项主张”，但绝不轻易放弃非和平方式的选择，保证“决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这一手的政策地位和威慑力量。至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目标的时间表及其方式，将依岛内政局的演变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而定，特别是将具体考察陈水扁和台湾当局是否敢在“台独”道路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如果出现“台独”重大事变，两岸关系将会跨过指标门槛，由危机走向战争。

“时间表”的问题也涉及解决台湾问题－，６?的具体方式。事实说明，以“和平”一手解决台湾问题，多年来面临着台湾方面的明显的抗拒。台湾当局不断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气氛，蓄意提出种种分裂国家的主张，并以“务实外交”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效果，已经对两岸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平”一手走到尽头，必然导致“和平”的对立面出现。在战与和之间的选择，是一种绝对的非此即彼的“两极式”选择，这种选择对两岸双方来讲都是一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选择。祖国大陆方面需要付出现代化建设之外的额外成本，台湾方面则需要付出全社会性的代价。也就是说，台湾方面所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祖国大陆方面所需付出的代价，因而是一种致命性的代价。

毋庸讳言，脱出战与和困境的唯一正确方式是考虑国家和平统一模式的合理选择和建构问题。如果台湾当局时时刻刻考虑制造各种分裂和“独立”主张，并强加于祖国大陆，事实上便是忽略了国家和平统一模式的选择问题，将会把自己导人政治困境之中。国家和平统一模式包含着解决两岸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包含着两岸关系的全面规划，包含着台湾方面所十分关心的自身政治定位问题和两岸关系由此而出现的衔接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化解

①《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国务院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１日。

②“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这个观点最早由江泽民同志在会见美国美联社代表团时提出。见《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６日。其后钱其琛同志也在各种场合表示：“台湾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解决台湾问题要有“确定的时间表”的观点，见《人民日报》，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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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之间多年来存在的政治分歧和矛盾，使两岸关系处于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状态，使台湾问题的解决进入良性互动状态。

二、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新

思路和大智慧

在谈到国家统一大业时，不少人经常提到“要发挥政治智慧”，但是这种“政治智慧”到底是什么，具体是什么，又常常说不清楚。我们以为，说“发挥政治智慧”不如说“发挥春秋智慧”，即用春秋演义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新的观念、新的变通方法解决我们面前的难题。“变则通，通则灵”。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寻求台湾问题的解决之途中，我们正是要坚持邓小平理论精髓，解放思想，构筑一条新的思路。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近年来的主张和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充分表现出了一种“春秋智慧”。在这里，有必要提到１９９５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同志发表的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的“八项主张”、江泽民同志２０００年元旦讲话、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１日中国政府《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和２００３年３月胡锦涛同志的“四点讲话”精神，它们已形成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政策的一条主线，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政策立场。

１９９５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同志就目前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八项主张”实际上提出了分阶段、分步骤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政策思想，是对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精髓的有力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务实的鲜明特点。其中，特别提到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可先就“结束敌对状态”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大力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和经贸活动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以此作为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两岸应进行政治高层的互访，举行政治谈判。这些主张充分体现了在两岸关系处于困局的情况下，为有力化解双方矛盾和分歧，进入稳定良性的互动状态所应具有的“春秋智慧”，是十分务实、理性和具体的建设性主张，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２０００年元旦，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江泽民同志又一次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性立场和灵活性做法。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１日，国务院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联合发表《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一个中国原则，指出这个原则是两岸举行政治对话和谈判的基础和前提。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六大。党的十六大报告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系统论述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系统论述了对台政策和祖国统一政策。十六大报告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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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关于一个中国原则，报告以“新三句”作了完整的概括，这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对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我们都坚决反对”。应该看到，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在江泽民、钱其琛等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曾经作过明确的论述，但是在党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还是第一次，因而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政策宣示意义。报告同时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我们愿意与台湾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交换意见”。这就把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楚，也更加有针对性，充分表明我们党和政府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祖国统一方面的极大诚意和务实态度。

十六大报告在对台政策的最后部分强调，我们党和政府将以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分裂势力搞‘台湾独立’图谋的”。２００３年３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与台湾省代表团座谈时，从战略的高度再一次对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对台政策和祖国统一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提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要大力促进两岸的经济?，８?

文化交流，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要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的系统表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要我们切实落实党的十六大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台湾问题的解决和祖国的完全统一就将会迎来新的前景。

这些主张可以视为在对台政策和对台工作方面的战略性的调整和新的部署，它们显然对于对台工作和实现祖国统一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以往相比，它们更加实事求是、富有创新务实精神，更加面向台湾问题面临的种种现实层面，并且具有十分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它们对于我们理解台湾问题的实质，展望台湾的前途，带有根本性的、方向性的指标价值。

在上述政策主张和措施中，充分体现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春秋智慧”。这就是：既有“软”的一面，又有“硬”的一面，并且是“软”和“硬”两手的有效结合，显示了很强的政策力度和张力。可以说，它们是摆脱两岸困局的“春秋智慧”的充分表现。

正是在这种“春秋智慧”的引导下，祖国大陆方面曾经极具善意地提出了解决两岸问题的现实主张，并采取了相应的积极措施。基于对台湾问题解决的全面考量，祖国大陆方面为了防备台湾问题解决出现新的变数，也始终保持着在最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非和平方式的政策姿态，以防止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走向失控。但是，这种做法与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相配合，在相互之间保证着必要的协调和力度。中国领导人认为，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特别是在澳门回归之后，台湾问题的解决在国家统一日程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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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更显突出。这个国家统一进程中的“第三站”如何走好，成为各个方面关注的焦点。虽然还没有明定这一问题解决的具体“时间表”，但是台湾问题的解决显然具有了更大的紧迫感和重要性。没有人可以拖延台湾问题的解决，没有人可以阻碍国家统一进程的实施和国家统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台湾问题的成功解决和中国国家统一的合理实现，达成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是历史性的要求和历史性的责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责无旁贷。如果说，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人们对于台湾前途感到比较茫然和缺乏确定感，那么，现在是到了给予其确定感的时候了。

三、增量改革：两岸关系

发展的合理选择

在解决台湾前途时，为了稳健地推进两岸关系的积极进程，促使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良性互动，并最终合理地有效地实现国家统一目标，我们仍然需要落实建构双方能够认可的“过渡时期”，实现“平稳过渡”的理想状态。因此，我们提出在两岸关系发展中进行“增量改革”的思路，并以其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合理方向，作为增加两岸关系良性发展互动和顺利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选择。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基本考虑，是由于两岸关系发展中存在着“维持现状”的现实。应该在“维持现状”的基点上，着手对两岸关系的进行状态作出明确规定，对两岸关系的基本性质加以估量，对两岸关系发展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并使两岸关系的积极发展和国家最终统一目标实现挂钩。

增量改革的概念本源于经济学理论，与“存量改革”相对而言。“存量改革”是推翻现状、再造秩序的意思。“增量改革”则是保存和维持现状，在此基础上增加新成份、新因素，以达到改革的目的。而从政治学上解释，我们把对于现状的直接改革称之为“存量改革”，同时把不直接触动现状而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增长新成份的改革称之为“增量改革”。现状就是存量，就是现状的既有实际积累量。增量则是存量之外的将有增加量，也就是先在旧的存量旁边、周围发展出来的新体制、新成份和新因素。不对存量进行改革就是维持现状。但这种“维持”并不是滞固的、静止的，而是要求自身超越的、动态生长的。在超越现状的前提下首先寻找两岸关系新的增长点，也就是要进行增量改革。从此一角度看，所谓维持现状之要旨不是以历史博物馆展览物品的僵直做法导致现状作为完全的结局，让现状的最后一景作为句号；而是在不动存量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实现增量的向前伸展和汇集，并向前寻求一种过程的合理展开及其有效结果的到来，也就是形成最终的理想突破。

如果对两岸关系进行存量改革或激进式的改革，肯定会马上带来两岸关系的动荡失序，导致两岸各自的现有存量严重对抗，也就是说会人为地导致两岸关系出现长期性的政治僵局和无间断的危机。在存量改革的思路难以顺利推进两岸关系向前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适时地采取增量改革的新思路。增量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是一种计划式的向前导进，它可以在不引起重大动荡、从而造成秩序丧失的状态中顺利地达到有效的最终目标。以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此，或者说以两岸关系的存量积累如此，超越现状或存量，超越由此而带来的对抗，必然要改而采取渐进式的增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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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维持现状”问题似乎已经成为考虑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起点，虽然对此两岸双方各自有自己的解释，甚至单方面把政治性的意图埋藏其中，但都视之为缓冲紧张局势的回落点和增加回旋余地、着眼未来的基础。于此而言，“维持现状”是两岸关系经历各种状态包括危机后唯一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磐石，是双方能够产生共同语言的所在。因此，两岸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国家统一进程如何向前伸展，首先必须加以探讨的关键性问题乃是这个基础是否牢固、充实和稳定。以理性思维考量，“维持现状”不是、也不应该是双方争夺筹码、自我庄敬的缓兵之计。这是从向前看的观点出发得出的基本结论。而从现实角度看，我们必须认识到：鉴于对现状的任何改动或改造，都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促使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有效思路不应该放置在改变现状的基点上面，而应放置在从现状出发向上、向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的基点上面。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两岸关系来讲，增量改革的必要性，从积极的方面看，“维持现状”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舞台，为增量改革创造出了足够的进行空间和充分的条件。两岸当局的政策，包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和仍然保证一个中国框架的“国统纲领”，都为增量改革预留了空间，双方都有未把话说死的地方，都给对方以发展政策增量、从而共同构置政策对接并使之转化为两岸关系新的增量的可能。

四、增量改革的必由之路

在增量改革中，目前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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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弃存量改革为不用，但两岸关系的存量到底有多大要先弄清楚。两岸关系中的存量可以分为三种：１．政策存量。即两岸各自当局的政策，如祖国大陆方面的“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台湾方面的“国统纲领”、“一中宪法”等两岸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２．事实存量。包括近２０年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已有成果，其中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居多，两岸学者的贡献也不容否认。３．国际存量。依据现行国际法原则和国际社会现状，两岸在外交承认方面，祖国大陆较之台湾方面占有优势，１６０多个国家与中国大陆建立了正式邦交关系，２０多个国家与台湾方面保持着正式的“邦交关系”。而现行国际法原则和国际通例，也是规范两岸对外事务方面的基准。所谓“现行”就是存量。由上面所列的三种存量可以看出，其中，第一和第三种存量易使双方产生对立，而第二种存量易于使双方融合。要使第二种存量扩大量和质，并使之形成新的增量。

第二，在明确现有存量和对它们有所区隔之后，就需要明确改革的增量方向和增长点在哪里。人们看到，在两岸关系中，经常把对方的政策和诚意说成是“统战阴谋”、“了无新意”及其他各种使保守僵固与片面激进产生无逻辑的交织状态的做法均是在存量上做文章，徒耗各自的力气和成本。在存量上做文章，两岸关系便有可能永远走不通。这些显然不是对两岸关系进行改革的增量方向，不会产生增量改革的动力甚至会窒息这种动力，更不会在其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既然已经明确使两岸关系走出死胡同的唯一办法是进行增量改革，那么改革的增量方向和新的增长点应该在走出“围城”之后加以寻找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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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上面的说明中我们已经看到，双方的事实存量积累已经延续到了事实增量的方面，今后增量改革的重要任务在于：

１．继续加强两岸的文化、经贸和社会交流，形成两岸交流的合理规范和有效操作机制，培植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整体社会氛围和有效心理机制，使之成为整个增量改革的后援体系。

２．双方的政策互动应该形成良性的状态，不应形成双方政策互相排拒、扯皮和抗争的局面。双方政策良性互动的合理目标是经由各自政策增量的改革导致双方政策的有效对接，最终达到双方可以在政策层面上举行政治性谈判，并研拟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方案的新阶段。

３．“国际增量”部分，这里基本上是把它放在“政策增量”里面来加以认识的，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和敏感，应该由双方的政治性谈判给予合理的解决。即“国际增量”的改革不应因各自的行为对抗（尤其是外交行为）而后退到“国际存量”的旧圈子里作无规则拼斗，而应予以政策性的统筹处理。

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内容要有创造性的扩大、丰富。“一国两制”就是首先保持存量不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维持现状”。但是，以开放性思维理解，它仍然需要扩大自身的增量，在国家结构方面“一国两制”可以与整个国家政治资源的再度配置、国家结构安排甚或某种政体的安排相结合。香港回归后，人们总是拿香港模式和“台湾模式”加以比较。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一国两制”已有香港模式，但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还只是个草案，如果有“模式”一说也只是理论假证的模式。模式便是已经固定化、凝固住、积累下来的成为体系的东西，而草案更多地带有预见和前瞻的成份。因此，我们说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台湾模式”的增量内容会更多，更丰富，它更需要进行增量改革。例如，祖国大陆方面经常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这句话如果仅仅拿去做宣传用，就只能显得比较空泛；但是，如果以增量改革的观点来细细加以考量，就是在保证存量不动的情况下，可以极大地增加新量使之扩张到两岸关系的各个领域，甚或可以说，只要不动一个中国这个最大存量，其他各个领域都可以自由地进行增量改革。

５．促使两岸关系进行增量改革的现实舞台是政治性对话和政治性会谈，特别是双方高层领导人的直接会谈。它可能为两岸关系的增量改革开拓出一片更大的空间地带，并使这种增量改革变成双向性的、互动性的，导致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双方合理有效的政策对接。而且以政治性会谈来改善两岸关系，本身就是主张增加新量，避免扯旧账的好办法。

总之，台湾前途虽然扑朔迷离，但只要我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充分有效地把握一个中国原则，并发挥创造历史的“春秋智慧”，采取稳健的历史行进步伐，就一定能够走上实现国家统一的坦途。也就是说，我们站在对两岸关系实行“增量改革”的立场上，积极地对待两岸间的政治性对话和政治性谈判，用务实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用积极参与而不是回避的姿态，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纳入２ｌ世纪中国新的整体发展之中，就会摆正自己和对方的历史定位，去扮演创造者的角色。

作者简介：李义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系主任。北京，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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