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今古文经学

两汉今、古文经学

一

“两汉时期，因所据文本不同、师承解说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经学分为今文学和古文学两大派。今文学派认为六经是政治学说，他们偏重微言大义，以经术饰吏治，重实用而轻经术。古文经学派认为六经皆史，以考据之法治经，重视名物训诂，被称为朴学。”［1］p25

“今文经学派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惯于以唯心主义的态度解释经学，进而来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伦理道德提供思想根据。代表人物是《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古文经学派力求保持先秦儒学的史官文化传统，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古代文献。他们以出土好传世文献为依据，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为目的，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音韵、训诂等问题。代表人物是刘向、刘歆父子。”［2］p7

二

（以下内容均摘自许道勋、徐洪业《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不一一注明。）

“古文”与“今文”对举，最早见于《史记》。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标志着今文经由民间私学变为朝廷官学。《汉书·儒林传·赞》：“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生）、《礼》后（苍）、《易》杨（何）、《春秋》公羊而已。”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了著名的石渠阁会议，命儒生讲论五经异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宣帝亲自参加，并作最后的裁定者。因此，评议经义异同就是以维护封建礼制为准则，凡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就会得到皇帝的认可与推崇。两年后，黄龙元年（前49年），从官制上正式确立博士生员数额，这就是黄龙十二博士。东汉光武帝“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携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建武初年立十四博士。建武十四博士的设置标志着今文经达到了繁盛的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经学开始走下坡路了。原来的博士官隶属一九卿之一的太常官署，现在只是太学里讲授经学的教官。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论五经异同。今文经学家李育以《公羊传》义理质难古文经学家家逵。会议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整理

为《白虎通》。

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个大师是公羊学大师何休《公羊解诂》自序里强调“治世之要务”

三

汉初古文经典的三个来源：孔壁古书、鲁淹中《礼》古经、河间献王收集的古文经书。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嫉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子不取也。”

王国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

四

所谓“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这种预言被认为是发自上帝，是符合天意的，因此也叫做“符”或“符命”。

据史籍记载，谶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至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把传统的“六艺”经典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构建一个完整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体系，使经学向神学化方向发展。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着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

谶纬之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倾向，是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宗教化。它是有文献体系的政治神话，其中包括了完整的三皇五帝系统、圣人感生受命的传说、任意比附的灾异祥瑞等等，实际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

［1］李国英章琼.《说文》学名词简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董希廉.中国的字圣—许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

一、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权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二、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 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

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近些年来国学之风甚热，但却多是世人为了装点门面所用。由此怀念起了清末民初的两位经学大师，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二叔”——余杭章太炎先生和仪征刘师培先生，这两位先生一位来自浙江，一位来自江苏，而同时也受皖派朴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化鼎足而立的三省（安徽，浙江，江苏）经学之最高峰。章先生年轻时入诂精经舍从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治学，仪征刘家以四代人疏证一部《左传》闻名，可谓是家学渊源。相信由这两位具有代表性和很大影响力的经学大师入手更加能够看出今日国学的价值和体用关系。 今古文经之争，始于汉朝而亡于清末，在过去的研究以及很多学者都清楚今古文学派之间的区别，即今文学派在讲经的时候比较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他们甚至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而古文学派则更加偏向于对经中的文字进行训诂；在汉朝的时候，今文经学家在解经时常掺杂谶语这样的迷信以力求能够符合统治阶级的喜好。而古文学派虽然还是对于儒家以及“天子”之说的神学色彩带有着盲目的崇拜，但却反对今文家的迷信，而注重实学。而章刘两位先生一致的认为今古文经的区别只在文字上，章太炎先生讲学时提出，焚书之后，到了汉朝时期的秦末遗老能够凭借着记忆复述出来的《六经》用当代语言记出叫做今文，而秦时读书人偷偷藏在山崖，夹壁之中的古时原本叫做古文，两者其实也就是相同的书今版古版的区别而已。只是篇幅也有了差异，再到后来两家的主张从根本上又有了不同，所以就开始了争端。这样的观点和刘师培先生1906年左右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汉代古文学辩诬》之中是一样的，刘先生在文章中说：“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其故本至汉犹存。”相比较几千年来的无谓争执，刘先生主张辨明其同出一源，这也是近代经学家能够不被门户之见所束缚，从而集大成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两派之间的争执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历朝历代今古文学派名家辈出，刘韵、许慎、张苍，贾谊，马融等等。他们的学术，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也带动了中国的文字训诂学，考古学。最大的继承和发扬者，也就是宋明理学家以及乾嘉学派诸老。写到这里，就开始牵涉到今日国学的价值问题了。在过去的学习之中，我一直认为相比较古文家的务实与博学，今文学家走的，是一条哗众取宠的道路，他们所主张的“微言大义”也只是一种对于经典的臆想和胡乱的揣测，但是乾嘉学派带来的学术与政治分离的问题却又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众所周知，乾嘉学派常常标榜为“汉学”而讳言经世致用，以求与宋学相对立，朴学开创者之一顾炎武多次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可是到了乾嘉时期却将此抛在了脑后，顾与黄宗羲等人反思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由此得出了学术经世的结论，可是他们的学术方法被乾嘉学派继承了可是这样一个最基本，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理论核心却并没有被继承，可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被大力的批判为误国之学也与其脱不了干系。乾嘉学派，一直痴迷于考据学，训诂学，渐渐迷失了道路，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无可避免，回到过去的宋学再看，就明白了。宋学主要的就是义理的倾向，其实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发现宋学其实是“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则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宋学所主张的依据个人对经典言外之意的领会也是来自于佛家提倡的“悟”。可是今古文两派到了晚清逐渐就又变成了今文家占据上风，反而又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古文都是刘韵所伪造的，这不得不说是这位“南海圣人”闹出的最大的笑话。

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

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 导读：语文阅读题是很多考生的畏惧的一道大题，因为语文阅读题不仅占分比高，对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的要求也较高，难度较大。以下是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欢迎阅读。 本试题卷分第Ⅰ卷(单项选择题)和第Ⅱ卷(非单项选择题)。第1卷l至3页，第II 卷4至6页，共6页。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考生作答时，须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本试题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第1卷 (单项选择题共27分) 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将所选答案对应的标号涂黑。 第1卷共3大题，9小题。每小题3分。 一、(12分，每小题3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A.暂时zàn 埋怨mái 谆谆告诫zhūn 引吭高歌háng .... B.豆豉骨huái 踉踉跄跄cāng 按图索骥.chǐ踝...jì C.梗概gěn 删改shān 炊烟袅袅皓齿móu ...niǎo 明眸. D.搁浅gē解剖崇suì不屑一顾xia ..pōu 鬼鬼祟.. 【答案】D 【解析】A项mái应为mán ;B项cāng应为qiàng;C项gěn

应为gěng 试题分析：本题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的能力，涉及多音多义字和形声字。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妨碍功夫片钟灵毓秀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B.梳妆吊胃口瞠目结舌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C.辐射入场券循章摘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D.蜚然直辖市秘而不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答案】A 【解析】B项“驰”应为“弛”;C项“循”应为“寻”;D项“蜚”应为“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的能力。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A.“2015年度中国文化跨界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企业家和媒体人围绕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热点进行了交流。 B.对于那些熟稔互联网的人来说，进行“互联网+”创业，最难的可能并不是“互联网”这一部分，而是“+”什么以及怎么“+”的问题。 C.这家民用小型无人机公司一年前还寂寂无闻，一年后却声名鹊起，其系列产品先后被评为“十大科技产品“2014年杰出高科技产

2016尔雅《国学智慧》期末考试答案(正确答案完整版)

1.《春秋》是根据（）历史改编的。鲁国 2.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孔子把商朝最重要的典籍做了整理 3.孔子用（）区分君子与小人。道德 4.《论语》是四书之一，是记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的书。√ 5.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传统，导致只有贵族可以读书× 6.孔子最提倡以（）来区分君子与小人。道德 7.信奉鬼神较少的典籍是论语 8.孟子从不以财产和地位区分君子与小人。× 9.《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107次，“小人”一词出现107次。× 10.孙中山革命提出的口号“大同社会”是由儒家思想提升出来的。√ 11.在儒家典籍里（）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人与人 12.要想成为君子，下列做法错误的是：自弃 13.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君子？下面不包括哪些？要吃亏 14.论语中有句“父母唯其疾之忧”是对（）的解释。孝 15.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道德底线是“仁”。√ 16.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说的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听天由命，不用学习的意思。× 17.“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对（）的描述。仁 18.“德不孤必有邻”是谁说的? 孔子 19.“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解释错误的是：做事不用认真 20.墨家的爱是无差别的，而儒家的爱是有差别分先后顺序的。√ 21.孔子认为所有人认为是好人的人就是好人。× 22.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史可以通古今之理

B、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的作用 C、史的作用在汉朝形成共识 D、在古代《春秋》只是鲁国才有的我的答案：D 23.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鲁国曾是周公伯禽的封地 B、现在的《春秋》是记录西周和东周的历史 C、孔子编订了《春秋》 D、《春秋》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的一本书我的答案：B 24.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史官在古代是很多官员的统称 B、老子是出身于史官 C、“天人”不是史官的组成系统 D、古代的“卜官”也属于史官我的答案：C 25．《春秋》记录了春秋时期12个国君，242年的历史大事纲要。√ 26.在周朝，卜官和巫官地位上升，而主管作用下降。× 27.《春秋》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28.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 B、《春秋》的字数比《左传》多 C、《左传》最大的影响是“行人辞令” D、《左传》是研究历史得失，总结教训的我的答案：B 29.现在说的春秋三传不包括：《夹氏传》 30.对《公羊传》和《谷梁传》说法不正确的是：没有谈义例 31.《公羊传》和《谷梁传》在汉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复试题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复试题 国学基础知识 2008年 一、填空题 1、我国古代图书的四分法，通常是指：经、史、子、集。 2、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说的六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原文节选如下：《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3、被称为“三礼”的我国古代三部儒家经典是《周礼》、《仪礼》、《礼记》。 4、写出下列著作的作者：《颜氏家训》颜之推；《日知录》顾炎武；《史通》刘知几； 《水经注》郦道元。 5、写出下列文章的作者：《过秦论》贾谊；《指南录后序》文天祥：《五柳先生传》陶渊明 二、名词解释： 1、类书：分类辑录、编排各种资料以供检索之用的工具书。略似于近代百科全书。最早见于著录的是魏文帝时的《皇览》。历代均有编纂，但以宋、明、清三代为最佳。据史书记载，自六朝至清末共约六百余种，今存二百种上下。著名的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 2、政书：史书分类名目之一。著录记载有关典章制度沿革变化的吏书。主要有两类，一是“通古今”的，如《通典》、《文献通考》；再是断代的，如《唐会要》、《清通典》等。此外还有专讲某一类制度的，如《唐律疏义》。最早的政书是唐代刘秩的《政典》，后来杜佑把它扩充为《通典》，《通典》是现存最早的政书。 3、版本：是刻版印书出现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使用的名称。因最初的印版是以木板为原料雕刻而成，故版本又称“板本”。广义上的版本可以指一切形式的书本。一般的纸质版本主要包括写本、刻本、善本、活字本和影印本。 4、经世致用：明清之际的一种社会思潮。指学问须有益于国事。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黄从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揭露君主专制制度的黑暗。王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宋明理学中的唯心主义。顾着重从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5、九流十家：先秦至汉初学派的总称。九流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十家即九流之外加上小说家。（儒家主要代表孔子、孟子、荀子；道家：老子、庄子；墨家：墨子；法家：韩非子、商鞅、慎到、申不害；名家：公孙龙、惠施；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张仪；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虞初。） （按：可参看《古代汉语》第三册753页《艺文志诸子略》，据此可把握先秦学派发展脉络。） 6、三家诗：中国文学史习题辅导上有，不打了。 7、朴学：初见于《汉书儒林传》，指质朴之学，后人常将汉代古文经学派称为“朴学”。汉古文学派治经，特别注重于名物、训诂、考据。清代经学继承了汉古文经学的传统，故又称汉学。由于它在乾嘉时期达到其顶峰，故又称乾嘉学派。（按：乾嘉学派主要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 8、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9：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出自章学诚《校雠通义序》，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

古代文论论文

汉代今古文之争及对许慎的影响 摘要：本文记述了汉代历时二、三百年的今古文之争的发展过程，主要是自董仲舒起的三次高潮，最终以今古文经合流宣告结束。在此过程中，许慎在坚持师从贾逵学习古文经学的同时，也受今文经学的一定影响，对此，其采取了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 关键词：古今文经：许慎：三次高潮：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开始于西汉后期，直至白虎观会议，双方藩篱渐撤，开始合流，这一斗争对当时和后世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秦朝一统天下之时，实行“焚书坑儒”，望以此钳制思想，巩固极权政治。虽然熊熊大火燃烧，却未能烧尽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天下之书虽烧,而博士官所职, 与二相府所藏, 固未焚矣，经口口相传得以延续。由于西汉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黔百家, 独尊儒术”。自此儒家的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西汉后期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空前尖锐复杂, 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公开爆发了今古文经学的斗争。 今古文之争的序曲有董仲舒奏响之后，持续了二、三百年，直至东汉末年。在此期间共掀起了三次高潮。西汉末年,为了适应王莽篡政的需要,刘歆掀起了今古文经之争的第一次高潮。起初,刘歆继其父业,校正秘书,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且以传文释经，转相发明。建议哀帝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官学。哀帝遂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经义,诸博士皆不肯置对。为此刘歆因移太常博士书责让之。在书中，刘歆首先历述了周代至西汉武帝时经学发展的过程,并指出当世传经的弊端。对于刘歆的指责,今文经师纷纷表示不满。光禄大夫龚胜和师丹上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因此哀帝转为严厉责备，第一次高潮就以刘歆的失败告终了。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东汉光武初年，韩歆提议《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官学。光武帝诏在朝公卿大夫论议此事。范升提

河南省豫南九校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第二次联考语文试题(解析版)

豫南九校2018—2019学年下期第二次联考高二语文试题 （考试时间：150分钟试卷满分：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经学史上，素来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说法。今文经与古文经，最初是指以今文（汉隶）、古文（籀书）两种不同的字体写成的经书。 我国古代文字从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发展到战国时代，字体屡经变迁。战国时秦国境内，基本上通用“籀书”，亦称“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籀书”的基础上加以简化成为“小篆”，或称“篆书”。秦代的“书同文”即以这种篆书来作为标准的字体。至于六国境内的文字，与籀书、篆书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如战国古钱币、青铜器、近几十年出土的楚简上的文字以及《说文解字》中所载“古文”，均属此类，有的学者统称之为“晚周古文”。这种古文字由于地区及时代早晚不同，差别较大，但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所以习惯上统而言之曰“古文”。 战国后期，除了大篆和这些“古文”外，还出现了一种字体，就是“隶书”。在秦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权（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铭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间流行的字体则主要是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体。所以在汉代人看来，隶书是当代的字体，因此名之曰“今文”。经典若是用战国古字写的，就是“古文经”，用隶书写的就是“今文经”。 今、古文经的字，难免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有时今文经正确，有时古文经正确，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古文经虽以六国时的古文字缮写，但从西周或春秋时代传到战国，中间也难免有抄错或记错的地方。今文经虽大多是汉人写的，但有时因为依据的底本好，也可能反比某些古文经为胜。今、古文经的异字的成因，大致有四种情况：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其中，假借字数量最多。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体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就对于经典内容阐释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董仲舒提岀：“《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他不承认经典本义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今文经学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的阐释历久弥新。 古文经学多把六经当成信史，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作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他们的训释成为后人理解古籍的重要参考。

中国历史文选(同等学力)

《中国历史文选》考试大纲（同等学力） 一、考查目标 全日制攻读中国史硕士学位入学考试中国史基础科目考试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即从距今200万年到1949年。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中国通史及其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历史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30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中国古代史约180分 中国近现代史约12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8小题，每小题10分，共80分 史料标点及分析题：2小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简答题：6小题，每小题15分，共90分 论述题：3小题，每小题30分，共90分 三、考查范围 中国古代史 一、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中国史的基本知识，把握中国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特别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经济措施、思想文化。 2、认真阅读和准确理解有关的基本史料，掌握学习中国史的基本方法。 3、能够运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政治、经济、文

化现象。 4、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分析，培养人文精神、民族自豪感和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二、考查内容 （一）史前时期 1、中国境内的远古人类 直立人及其代表性古人类；古人及其代表性古人类；新人及其代表性古人类；北京人、丁村人、山顶洞人的文化特征。 2、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特征；新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特征；北粟南稻及其起源；早期的原始聚落；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征；文明曙光的出现。 3、传说时代 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禅让制；传说的历史学意义。 （二）夏商西周时期 1、夏朝 文献记载中的夏朝；考古探索中的夏文化；王权世袭制的确立；二里头文化；“九州”；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2、商朝 商的起源与建国；盘庚迁殷；武丁中兴；“百辟”；“五服”；青铜冶铸；甲骨文。 3、西周 周的起源与建国；周公制礼作乐；封邦建国；宗法制度；厉王弭谤；国人暴动；宣王中兴；平王东迁；井田制。 （三）春秋战国时期 1、春秋 列国争霸及其实质和意义；管仲改革；弭兵之会；三桓专鲁；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铁器、牛耕与耕地拓殖；“履亩而税”；儒道学派的思想及其产生的背景；“六艺”。

国学 两汉经学介绍

国学两汉经学介绍 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以降，又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儒学便一步步从包含革命性的原始儒学摇身一变，成为僵化的制度化儒学，匮乏创新却饱浸陈腐。其后，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直至宋朝扩充为“十三经”。由汉初至清末的2100年中，经部书籍不断增加，在《四库全书总目》达1773部20427卷，经学成为烦琐哲学。 正如经学专家周予同先生所说的那样，随着儒学的经学化和制度化，“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来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孔子的真相若何？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

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专家。” 第一今文经学 历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后，刘邦入关，萧何努力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却未顾及《六经》典籍，当时的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汉初欲复兴儒家文化，只得求诸故秦博士记忆口颂和民间匿藏。秦博士或官吏，如伏生、叔孙通、张苍、浮丘伯等口授，由汉初时人按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典籍，便是“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因其时《乐经》已无人传授，也不见古文秘籍，汉初只有《五经》流传于世。其一为《诗》，诗分三家，《鲁诗》传人为荀况弟子浮丘伯，《齐诗》传人为齐人博士辕固，《韩诗》传人为燕人博士韩婴。其二为《书》，传人为济南博士伏生。其三为《易》，传人为齐人田何。其四为《礼》，传人为叔孙通、高堂伯。其五为《春秋》，战国时即有“三传”，《左氏》无今文，《公羊》、《榖梁》创于战国而写定于汉初，属今文。《公羊春秋》写定者为汉初齐人公羊寿与胡母生，《榖梁春秋》传人为鲁申公。 “今文经学”作为名称则是东汉时的事，当时因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彼此各树一帜。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第46卷　第3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6　No.32006年5月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May.2006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康国章 (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河南安阳455000) 摘　要: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 经学的锐利武器。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许慎;经学; 《说文解字》中图分类号:I209;H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99-03　收稿日期:2006-02-06 　作者简介:康国章(1970-),男,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说文解字》的形成是基于两汉经学大的学术环境之下的。许慎是东汉古文经学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一员,其《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的结晶,也是与今文经学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这一论断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两汉经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经历了由壁垒森严到逐步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最终完成于东汉的郑玄,而两者融合实肇始于东汉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会议”与那个时期学者对于古、今文经学的兼收与并取,而许慎尤为典范。关于此说,如寇养厚、杨天宇、王承略、姚文铸等都曾论及。但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融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许慎在批判今文经学的前提下是如何包容今文经学的,目前尚无人专门论述与总结。笔者不揣愚陋,试作此探讨。 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伴随着经学的繁荣,出现了古、今文经学两大学派。古、今文经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字方面,还体现在解经方式上:今文经学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惯以唯心主义的态度去解释经学,进而用来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古文经学视儒家经典为古代史料之书,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经书,他们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为依据,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为目的,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训诂等问题。由于古、今文经学两派所据的材料不同,解经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严重的门户之见,从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两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在许慎生活的年代之前,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曾发生过三次大的论争:第一次是西汉哀帝时期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们之间的论争;第二次是东汉光 武帝时期古文经学家陈元与今文经学家范升之间的论争;第三次是东汉章帝时期古文经学大师贾逵与今文经学家李育之间的论争。 一、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建 初八年(83),贾逵入京讲学;同年,贾逵奉诏授徒。许慎正是逢此机遇,作为高才生被选为贾逵弟子,潜心研习古文经学。除《说文解字》外,许慎还撰有《五经异义》,“时 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1]《说文解字》始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前后历经20余年,至汉安帝建光元年(121)许慎卧病在家,才由其子许冲进上,算得上许慎的呕心沥血之作。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许慎撰述《说文解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古文经学的衣钵,从而更好地把握、弘扬儒家经义。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云:“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虺、杂物、奇怪、王制、礼 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2]( P320) 许慎自己在《说文解字? 叙》中也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 旨。”[2](P316)可见,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 字训诂的手段,以阐发“五经之道”。故此,《说文解字》在 说解字义时很多情况下直接引述儒家经义。 [3](P11-12)9 9

今古文之争 (最后定稿)

以《春秋》为例浅谈今古文之争 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是专指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汉朝建立后，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扩建王府，坏孔子宅，从鲁壁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以解释《春秋》为例，今文经有两本，分别为《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古文经也有两本，分别为《左传》、《毛传》。现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为例, 探讨二者的差异。 首先是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章的差异。《左传》、《毛传》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用六国古文字所书写而成。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在汉代及其以后整理成书，用汉隶抄写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在此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1.今文经学重在阐述经书的“微言大义”，学风活泼，但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如:元年春王正月。(《春秋. 隐公元年》) 上引《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如：“大一统”、“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等等, 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因而今文经学的《公羊传》、《穀梁传》就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特别是《公羊传》被认为地位最高的一经。这些今文经由此任意附会经义，不合本旨，可见一斑。古文经学注重对经书的训释,注重典章考据，学风朴实。如: ( 1)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隐公元年》)《左传》解释为: 惠公之妃孟子卒, 继室以声子, 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 而惠公薨,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元年春, 王周正月, 不书即位, 摄也。可以看出《左传》的解释，不穿凿, 不任意阐发，对经文解释得准确又精炼。 2.今文经学解释经文的视角是政治的, 《春秋》中：郑伯克段于焉。《公羊传》重点阐发“克”字中隐存的微妙大义，《榖梁传》则重点谴责郑庄公处心积虑陷害兄弟违背亲亲之道的行为。宣扬“阴阳五行”之学, 杂以“灾异谶讳”之说。无论是《公羊传》的灾异, 还是《穀梁传》的“天人感应”之说, 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臆想假说, 是极其荒诞的。今文经学的空疏荒诞邹智极端，发展出谶纬神学，神秘主义极一时之盛。古文经学的研究视角是历史的，同样对于“郑伯克段于焉”这件事，而《左传》讲述的重点是这个事件的本身。另外它还注意到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一)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一) 王夫之亲历“天崩地裂”的时代，社会充满错综复杂的冲突。作为关心国家命运、关怀人民生命、追求安身立命理想的儒学家，王氏抱忧患之情，以特有的心灵体悟经典，对儒家文本进行“六经注我”式的诠释。 一、和合诠释学 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责我”承担意识，对《六经》文本的诠释体现了其实践的、创造的、变易的品格。虽然王氏所说的“六经”文本距当时已约有2000年，但当时王氏能否对“六经”做出理解和诠释?按照西方学者体认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认为，诠释过程内部的各种因素制约一般解释规则的普遍效力，依据这些解释规则，可以跨越历史的时间差距，揭出原作者的心理特征，解释者将以自己的心态转换原作者的心态，而像原作者一样理解文本。蕴含着文本一解释一理解的潜式1]。这种时间差距的消除，是以解释者或理解者完全忘掉自我为前提。伽达默尔等人则认为，所谓完全忘却自我是不可能的，任何诠释者在进入诠释之前无可避免地受“先识”、“先见”、“前理解”等的制约，“先见”、“前理解”并非诠释的障碍，而是诠释的前提。如果伽达默尔等人认为诠释跨越时间差，重现原作者的本意和原文本的原义是可能的，是诠释学的任务的话，那么赫尔施则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的时间差并非理解的屏障，相反可以过滤诠释中的“先识”、“先见”，原作者的文本经历时间差，理解者摆脱了原作者的情结和最初理解者解说，而进入客观的理解。因为文本的真正意义的发掘、伸张，是与时偕行的，是无限展开的过程。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于经典文本的注疏之学，注疏者、解释者借助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学的方法，以注疏、解释经典文本的意义或发现文本思想新意。由于传统注疏之学价值标准和方法的差分，而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分野。从解释的视角来看，古文经学以文字训诂、名物制度为主旨，他们认为“读书当先通训诂，始能治经”2]。治理、注疏经典文本的首务是理解经典文本的原意、原义，而通经的原意、原义，必须熟知文字形、音、义以及其形体结构。“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3]。以至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4]。以考证训诂的材料愈近于经典文本产生的时代，愈可靠和有说服力，所以汉学家(干嘉学派)不用唐以后的文字资料，提倡以经解经，他们认为这样便可消除理解者、解释者和文本原作者之间由于时间差而产生的误解、误读，试图还经典文本原来的意思，与西方古典诠释学的历史还原思想相近。 古文经学在注疏、解释经典文本时以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忘却自我，以便跨越时空的差距，还原经典文本的原义和恢复再现原作者的意蕴。今文经学在不拒斥文字、音韵、训诂的情境下，倡导注疏者、解释者不忘却自我，而以自我已有的观念或潜意识来注疏、解释经典文本，以开发经典文本新意蕴、新意义。因而，他们的首务不是去关注文字、音韵、训诂，而是去发现经典文本的微言大义：不是去如何还原经典文本的原意、原义，而是去体悟经典文本中的意义，并有所开新。 经典文本的精神意义是一个永远敞开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日新而日日新的发展。从这今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形而上学的存在，但又在历史时空存在之中，不同历史时空存在和不同价值观念存在都会对经典文本做出不同的注疏和解释，甚至做出前注疏者、解释者所未曾发现的新的意蕴，体现了注疏者、解释者的与时偕行品格，从而构成了经典文本的注疏史或解释史。不仅古文经学(或汉学)的注疏或解释古今有异而构成其发展史，而且今文经学(或宋学)的注疏或解释亦前后有别而构成其演变史，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理”为核心话题来注释；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以“理即气之理”为核心话题来诠释。同为发《四书》之微言，所发亦殊。此所发之殊，体现了诠释方法、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之异。 古文经学家、汉学家以经典文本作为解释、注疏的对象，在与经典文本原作者的交流对话中，通过对外在的历史环境、名物考据和内在的心理转换、情感转移等方法，企图还经典文本的

今古文经学之争

2.今古文经学区别 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中国文化概论复习资料

1、试述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思想的发展主要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 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碰撞 与融合。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与华夏气相对世界文化也产生过 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18世纪前后，欧洲不少启蒙思想家纷纷 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除了儒家思想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中的 其他学说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如墨子的“兼爱”“非攻”等思想，老庄“柔弱 胜刚强”的学说，深受德国戏剧家莱布尼茨的关注。 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等的影响更为明显。日本早在信使开端就大量的引进中国文化。七世纪的“大化革新”实为全盘唐化，自动接受中国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影响。 2、试述中国古代艺术审美观念中的“尊崇自然”，并结合具体的文学形式展开 其分析。 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尊崇自然成了中国古代艺术一个重要的审美观 念。艺术家们渴望与自然达成高度的和谐，在自然之中陶冶自己的审美情操，使 自己的思想境界得以升华。崇尚自然，赞美自然，是中国古代艺术一个永恒的主 题。 道家是最重自然的，他们把物我一体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他们认为作为艺术创 作的主体，应该在精神上达到物我合一的状态，使主体精神与自然同化，使主题 情感与自然同趣，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巧夺天工。 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反应作家渴望回归自然的典范之作。他的《归园田居》细 致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风光，的表达了自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心 情。 在陶渊明等人的倡导下追求自然的风尚在晋宋之际出现了一个高潮。对此宗白华 在《美学散步》中有过一段描述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超然玄远的意境。 这种尊崇自然的审美观念在钟嵘的《诗品》中也得到了体现。钟嵘重视艺术表现 上的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藻饰之美，把自然之美当作诗歌创作的最高审美原 则，要求诗歌要充满清新流畅的自然气息。 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石钟山记》这些作品通过对自然美景的描写反映 了作者对自然造化的憧憬和向往，抒发了作者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思想情感。 3、试述中国传统礼俗规约的特点。 第一，传统礼俗的等差性。在农业宗法社会里，人们的身份、地位及人与人的关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论文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古学必尚兼通。,"}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着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已暗合七言之体。 史传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比较《史记》与《汉书》，可以看出《汉书》的语言已大为简炼。司马迁属于私家着史，较少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在写作时融人了个人的满腔情感，“发愤以抒情”，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倾注了作者的正义评判。班固则不然，他着史属于官修，受到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没有司马迁那么深沉，《后汉书·班固传》说他陈述史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与《史记》明显不同。宋人程颐评论二人之不同，说:“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peso，司马迁与班固的分歧，也正是时代风气使然。 第二，古文经学者不谨守家法师法，不重一家一人之说，治经也不拘泥于一经，而能博采众长，他们“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f4](P179)今文经学者固守于五经经典，所涉不出经典之外，而古文经学者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受此影响，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尚通脱的特点，不拘一事一理。作家将视野拓宽到各个领域，出人经史，把文学所能涉及到的事、物、情、景等都齐拢笔端，俯拾皆是，文笔悠肆汪洋。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所描绘的面极广，诸如地理形制、都城宫殿、物产形胜、田猎娱乐、歌舞宴飨、宗庙祭祀、朝会聘享、市民生活、商贸集市等，举凡耳目之所享、声色之所好，都汇聚笔下，这与作家博闻强识分不开，也是以学识为赋观念的反映。 由于抛开了家法的限制，作家索性纵情所致，刘舞《文心雕龙·杂文》说“七体”作家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