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

2005年第1期 外　国　语 总第155期 No.1, January 2005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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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5139（2005）01-0053-07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英国语言文学系，香港）

摘 要：包括西方翻译理论史在内的外国译论研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予以持续的重视。本文根据作者对拙著《西方翻译简史》的修订扩充和研究所得，对西方译论发展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西方译论本身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脉络，尤其是对自２０世纪中、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译论发展状况与前景，从几个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引发对西方译论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译论；西方；历史；发展；学科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West: Thoughts o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Study

TAN Zai-xi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Hong Kong , China ）　

Abstrac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o mature as a distinct discipline, continued efforts would be both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in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across cultural borders.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the stud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been and will remain a subject of immense interest. Assuming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offers a discuss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is best studied as well as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developed both in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era, and down through all previous centur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uch as the Western, will not simply imply differences but, more importantly, could offer insights concerning more innovativ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a Chinese context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West; history; development; discipline

一　

拙著《西方翻译简史》（下称《简史》）自1991年出版以来，受到了翻译学界的重视和欢迎，并于2000年重印。最近在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主持下，经专家、学者审定通过，《简史》一书被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从而有机会增订再版。增订的重点所在，除了在原有基础上更新书中引文编排格式以与国际学术惯例接轨之外，还对全书进行了扩充。其中修订扩充幅度最

大的是当代翻译理论部分。笔者希望通过修订扩充，能更好地反映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尤其是20至21世纪蓬勃发展的最新面貌。

西方翻译史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至90年代之前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即使在西方，当时也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有关著作和文章并不很多。自80、90年代以来，译界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西方，先后出版了里纳[1]、鲁宾逊[2]等人

54资料比较丰富的西方翻译理论史书。这些资料和书籍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我们在截然不同的汉语言文化环境里去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对于资料的搜寻、挖掘以及梳理、分析，始终困难重重，而要在这种种艰难之中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勾勒出两千多年波澜壮阔的西方翻译画图，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然而，主要包括西方翻译理论史在内的外国翻译及其理论研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是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比较译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需要予以持续重视，把它推向前进。

二

在西方翻译理论史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方式来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分类，或者说采取何种方式来对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状况进行描述。特别是对于现当代西方译论的分类或描述，现在较为流行的一个做法，是按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或思想流派的基本特色，将其划分为翻译的文艺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学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或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派、翻译文化派、翻译目的派、翻译功能派、翻译解构派、多元系统派等等，如奈达[3]、根茨勒[4]、陈德鸿、张南峰[5]等人采用的即是这种方法。

无疑，立足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基本特点，以划分流派的方法来描述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自有可取之处。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一体化，西方翻译理论也开始进入跨越国家民族界限、逐渐趋向共同发展的崭新时期，因而很难把某个翻译思想、某些翻译理论家狭义地划归为某一国家或地区。例如，低地国家翻译研究派的创始人霍姆斯并非荷兰本国人，而是来自美国；至于在西方翻译研究界受到广泛注意的图里，其生活工作场所则更是在欧美地区以外的以色列。相反，当某个思想或主张被某人在某地提出来之后，这个思想或主张可能很快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和支持，而这些追随者和支持者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对有关思想主张的追随或支持完全是出于思想一致，而非出于来自同一国度或同一地方。例如，提出“翻译即交际”以及“翻译即科学”主张的奈达是美国人，而赞成并追随这些主张的卡德、威尔斯却是德国人。因此，如果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也许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当然，以思想流派来划分西方翻译理论只是多种方法当中的一种。尤其是从描述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更为传统的方法，是以发展时期和国别为基线的方法。这个“历时研究”方法的长处之一是，它能对史料作出层次清晰的梳理，便于人们对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译论传统和特点进行有益的比较，进而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西方译论的分布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另一长处正如南木先生在《简史》代序中所言，它“一方面可以揭示历史因素对翻译事业的影响。举其要者，如由于罗马征战的胜利所产生的优越感，竟视希腊文艺为可以任意‘宰割’的‘战利品’，以至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原作的主张……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描述了西方译事本身的分合变迁过程。如直译与意译之争，折中派继之出现，意译终占上风；由最初以词为翻译单位逐渐依次转变为以句子、话语以至整个作品为翻译单位；由为少数文学家和神学家占领译坛，译事与译论多限于《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序、跋，发展为一项由千万人参加、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专门职业……等等。”[6：2]然而，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史的研究，采取任何单一的方法都不是最佳的途径。完全以划分思想流派的方法来描述西方译论的发展，可能会模糊翻译理论与促使其发展的特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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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环境的“历时”（纵向）和“共时”（横向）关系，模糊译论发展的历史性、层次性；而如果纯粹采用分时期、分国别的传统方法处理西方译论发展史，那么我们的研究与描述难免不陷入缺乏译论主体连接的泥坑。要避免诸如此类的不足与弊端，就必须采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在按国别、按地域来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增加按译学思想流派来讨论的成分。换言之，在研究和描述西方译论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翻译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内部历史联系，又要考虑它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互文”关系。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比较全面而客观地描绘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面貌来。

三

从以上考虑出发，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来审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史。首先是从历史发展的侧面、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审视，从而作出如此陈述：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 ）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 ）的翻译。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实际上提出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有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在中世纪，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和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有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在17至19世纪，有巴特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有德莱顿的“词译”、“释译”、“拟译”的翻译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的优秀译作的标准和“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与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有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阿诺德的所谓“评判译作的优劣要看专家的反应”、以及纽曼“评判标准在于一般读者而非学者”的观点。在20世纪，有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有雅各布森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类别；有列维的“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和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有弗斯、卡特福德的翻译在于“语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有奈达的“翻译即科学”、“翻译即交际”和“读者反应对等”论；有穆南关于翻译理论问题的现代语言学观；有霍姆斯的“翻译研究学科论”；有勒弗维尔、巴斯内特的“翻译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的观点；有斯内尔霍恩比“翻译研究即跨学科研究”的观点；有弗米尔、赖

56斯、诺德“翻译须为目的服务”的主张；有纽伯特的“翻译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想；有塞莱丝柯维奇、勒代雷把翻译视为一种解释过程的释意观；有图里的“翻译规范”与“翻译描写”观；有韦努狄“译者在译文中必须有形可见”的“异化翻译”主张；有哈蒂姆“翻译必须重话语、语篇分析”的观点；有赫曼斯的“文本由译者操纵”和鲁宾逊“轮到译者‘主事’”的译者中心论；还有低地国家的“出声思维记录”等各式各样的翻译实证研究方法；等等。可以说，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或观点，都是构成整个西方庞大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也就是从思想流派的侧面来审视，从而作出如下陈述：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线第一古老。它从泰伦斯等古罗马早期戏剧翻译家开始，一直延伸到当代(捷克的)列维和(苏联的)加切奇拉泽，以及20世纪、21世纪其他形形色色的文艺学派理论家。按照这条路线，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文学再创作。理论家们除不断讨论忠实与不忠实、逐词译与自由译、或直译与意译的利弊外，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尤其重视。他们或强调突显原文和原文语言的文学特色，或强调在翻译中必须尊重译文表达习惯和译文语言的文学传统；他们特别讲究文本的风格和文学性，也特别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等等。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线第二古老。它自古罗马后期奥古斯丁等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0及21世纪形形色色的现代语言学派。这条路线的基本特点是，它关注的核心所在，始终是语言。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功能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和语言的操作技巧上论述翻译问题，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原文对等的译语文本，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等各个语言层面去产生这种对等文本。

这两条理论线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线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从宏观上强调译品的艺术效果，但它不甚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操作技巧，不甚关心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结构特征上是否对等的问题，也忽略非文艺作品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翻译中的非创造功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线的缺陷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把主要关注点放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上，理论分析也往往局限于单个的字词、句子或句法现象，而忽略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这一更广阔的内容，忽略更大范围的文化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目标文本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这里所说的两条线是对西方翻译理论传统一种较为宽泛的、粗线条的描写，是说两条“古老的”、“主要的”理论线。除此之外，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还可以分辨出其他性质的路线。例如，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7]和加拿大翻译史学家凯利[8]就指出，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德国形成了以施莱尔马赫为主要代表的解释学(亦曰诠释学)翻译理论发展线。解释学派理论与语言学派理论不同，它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文本的客观本性，而是解释者(读者或译者)对文本意思的主观猜测和理解。也就是说，解释学派理论认为，译者赖以作为翻译基础的，并非原作在“客观上”本来存在的意思，而在于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在于译者(即解释者)、而非原作者给文本注入的意思。应该说，这一解释学派的翻译观自施莱尔马赫时代以来，在翻译哲学和思想领域已经发生、并且今时今日仍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它是构成西方翻译思想史上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理论主线之外的第三发展线。

再者，不论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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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翻译理论，抑或解释学翻译理论线，彼此之间并非完全隔离，而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虽然如前所述，文艺学翻译理论发展线在语言学分析手段上有所短，语言学翻译理论发展线在处理文本的艺术功能方面也失之欠缺，但自古至今却没有哪一位立足于文艺学翻译理论的人是可以完全脱离语言问题来谈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的；也没有哪一位立足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人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是可以百分之百专注于文本的语言结构，而完全不涉及美学问题的。而撇开起始于19世纪的所谓解释学派的特定解释理论不谈，在宽泛的意义上，无论何种类型的翻译，也无论何时何地的翻译，都离不开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因此“解释”因素从来都是伴随着一切翻译理论而存在的。

四

回顾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特别是回顾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上述主要发展路线，我们不难发现：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再到现代，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发展高峰，但就整体而言，自20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则可视为迄今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之所以如此认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之多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而且更因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两大“质”的飞跃。这里所说之“质”，是指翻译研究的“性质”，指研究界对这个“性质”的认识。在20世纪中叶之前漫长的西方传统翻译研究时期，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它的确拥有极为丰富的理论遗产，但千百年以来人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随感的、经验式的、不够系统的。在传统翻译学者的眼里，所谓“翻译研究”即是“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仅此而已。

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机器翻译

由梦想和设想变为了现实，学者们就开始从科学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视翻译问题。从非科学的、随感的、经验式的、不够系统的研究视角，发展到用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的、系统的新视角来审视翻译问题——这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真正“质”的飞跃。

这个飞跃的起始标志是什么？按照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9: 52]的观点，就是奈达于1947年发表的著作《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因为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奈达1964年成名作《翻译科学探索》一书的早期版本，他在书中率先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对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无道理地把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于1953年发表的《翻译理论概要》看作这个飞跃的起始标志，因为费氏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思想和方法，对翻译的普遍理论进行“科学”阐释，其“科学性”和“系统性”明显地更胜1947年奈达版本一筹。奈达也好，费氏也罢，虽然他们的“科学”分析和阐释如前面所说，有偏重单个字词、句子和句子结构分析而忽略话语、语篇分析的缺陷，但它们的翻译“科学”和“现代语言学”观却把翻译研究带进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于是，在20世纪40、50到70年代的20多年里，翻译研究的“语言科学”地位被确定了下来。理论界一般认为，翻译研究属于语言学范畴，是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的一个分支，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义学、符号学、逻辑学、哲学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11: 5-8]。

然而，把翻译研究定位于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范围内，并未能真正反映出翻译研究的实质所在。经过60至70年代的持续研究和探索，西方翻译学术界逐步有了一种明显的共识，就是不应当满足于把翻译研究当作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于是，当代西方翻译研

58究领域又一次出现“质”的飞跃。催生这第二次飞跃的是美籍荷兰翻译理论家霍姆斯，他于1972年在一次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题为《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的论文，提出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构想[12]。虽然像所有的学科一样，翻译研究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霍姆斯的文章无疑标志着翻译研究又开始有了更新的目标。

后来，正如巴斯内特与勒弗维尔在评述翻译研究学科发展历程时所说，西方到了“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13: xi ］。当然必须指出，巴斯内特与勒弗维尔作此宣示时，并未深入阐释他们是根据什么来断言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是80年代确立的。但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是独立学科”的理论意识，已经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理论家们的著述当中。例如，巴斯内特[14]、图里[15]、威尔斯[9]、斯内尔霍恩比[16]等人在各自的作品里，都是在翻译研究为独立学科的基本框架内来论述翻译的。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译学思想或流派，如翻译研究派、翻译科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学派、语篇语言学派、话语结构学派、释意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等，其实都是在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共识下得到发展的。反过来说，也恰恰因为学派纷呈的蓬勃局面，翻译研究亦即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才真正得到了确立和巩固。

结 语

谢天振在评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特征时，指出当代西方译论研究中有“三个根本性的突破”：第一是，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第二是，“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第三是，“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而“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17：24-26]。

然而必须指出，翻译理论或研究上的“飞跃”也好，“突破”也罢，它们都是在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没有先期传统的理论积累，也就无从谈起后期的理论创新和飞跃。古罗马的戏剧翻译家和西塞罗等先哲的思想是当代西方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的源点，奥古斯丁的语文观则奠定了现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发展的基础，而各式各样的当代其他译学流派也都能在传统中寻找到各自的某种意义上的根源。今天的翻译理论呈现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飞跃”和“突破”，那是相对昨天而言。迄今的西方翻译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何止翻译理论，也何止西方？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任何东西是尽善尽美的，这自是一个不必多言的道理）。审视当今的发展状况，西方翻译理论至少仍可在两个方面进一步有所作为。首先，正如西方的翻译理论值得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借鉴一样，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好的经验和思想也同样值得西方学习。西方翻译研究重理论建设，中国翻译研究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如何使二者相得益彰，依然既是中国理论界也是西方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其次，即使发展到今天，尽管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已被学界，尤其是翻译学界接受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出现了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学科的建设并不完善，许多领域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开发，例如比较译学、译学理论应用以及翻译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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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间根本关系的研究等等。即使是对于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的承认，也仍然主要局限于翻译学界内部。如何使这种承认真正扩宽到整个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似乎前面仍有路要走。但我们相信，作为译学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对西方翻译及其理论的研究工作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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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部分内容源自拙著《西方翻译简史》（第一版）相关章节。

收稿日期：2004-05-24

作者简介：谭载喜，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驻校学者。研究方向：译学理论，中西译论比较，中英语言文化比较。　

(完整版)西方翻译简史

第一章绪论 （一）翻译史发展 1.西方最早译作 广义上：约公元前3C，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利山大城翻译《旧约》，《七十二子希腊文本》；严格意义上：约公元前3C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 2.西方翻译历史上六次高潮（六个大的阶段）： 1）公元前4C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努力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但当时希腊文化优于罗马文化，对罗马有巨大吸引力。到了公元前3C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 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普劳图斯、泰伦斯。2）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 《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到公元4C达到《圣经》译成拉丁语的高潮，以哲罗姆与382和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3）早在9-10C，大批叙利亚学者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 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中心。 中世纪中期，11-12C间，西班牙托莱多，把大批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 4）14-16C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场思想和文学革命大运动。 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采用民众语言，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译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不锈文学译作。 英诺斯译出《名人传》，查普曼译《伊利亚特》《奥德赛》，弗洛里欧译蒙田的《散文集》。 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翻译出版则标志英国翻译史又一大发展。“英最伟大译著” 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地位巩固。 5)文艺复兴后，17C下—20C上半叶，仍涌现大量译作。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 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当代作品也发生兴趣。 6）二次大战后以来翻译活动， 特点是：翻译范围扩大；翻译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 主要体现在：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 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成为新时期翻译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 （二）翻译理论的发展 1.西方最早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开拓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 在古代：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 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 奥古斯丁《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 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 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 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考译者的语言知识； 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 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词对译、 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

西方翻译理论

一．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早期北美翻译学派) Development: ①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began to study the human’s brain fun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 ②It also put forward the nature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translation ③It purposed many questions about epistemology which made a difference in the translation study and practice. ④It also doubt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evaluation. ⑤The scholars in NATW subverted many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chool and expressive form. ⑥It believed that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le opening up new perspectives, the general approach as practic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might be characterized by a theoretical naive and subjective methodologies that tend to reinforce whatever theoretical values individual translators hold. 1.I. A. Richards Richards is a critic, linguist, poet, founder of New Criticism. He is often labeled as the father of the New Criticism, large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his first two books of critical theory,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actical Criticism. Richards’s initial premises remain intact: he still believed that the field consists of texts containing a primary body of experience that readers could discern; with the proper training, a consensus could be reached regarding what that experience might be. Richards’s aims were threefold: (1) to introduce a new kind of documentation in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2) to provide a new technique for individuals to discover for themselves what they think about poetry; (3) to discover new educational methods. 2. Ezra Pound Ezra Pound’s theory of translation focused upon the precise rendering of details, of individual words and of single or even fragmented images; Pound’s theoretical writing fall into two periods: an early imagist phase that, while departing from traditional forms of logic, still occasionally contained abstract concepts and impressions; and a second late imagist or vorticist phase that was based on words in action and luminous details; Pound's emphasis was less on the "meaning" of the translated text or even on the meaning of specific words. Instead, he emphasized the rhythm, diction, and movement of words; Pound supposes that we can have a creative translation beside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中西方翻译史对比

中西方翻译史对比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y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5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经》(Septuagint). 据说该译作由72名学者在72天内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发展中的罗马，罗马文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大批希腊戏剧作品译为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打 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继承。 第二个高潮发生于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圣经》 是基督教的经典，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于是各种译本相序问世，其中杰洛姆（Jerome）翻译的《圣经通用本》（the Vulgate）最具权威性。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对上帝的敬畏，当时许多译者认为忠实地传达 原文意思必须采用直译的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文难懂，而杰洛姆（Jerome）的思想比较开明，他坚持“在不损害意思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文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 第三个高潮是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由于基督教与穆斯林对彼此的文化深感兴趣，大 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希腊语译成古叙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繁荣 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这一高潮持续了近一百年。 14-16时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学和艺术的革新，引 起了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翻译活动的高潮，又推动了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 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路德翻译《圣经》的原则之一是：“译者必须同家庭主妇、街上的儿童和市场上的 普通人谈话，了解他们怎么说话，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使民众明白并意识到有人在用德语 同他们谈话。”路德的这一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圣经翻译摆脱宗教 思想的禁锢，顺应民意的重大突破。他的人文主义观点，无疑影响了《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的译者。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这一《圣经》译本，以通俗、优美、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翻译理论在现代尤其是20世纪50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熟知翻译理论对我们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会有重要的帮助和价值。鉴此，这里将简单介绍西方的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研究可以粗略地分成五个部分： 1．20世纪前的翻译理论 2．语言学中心阶段 3．系统翻译理论 4．文化研究的面面观 5．翻译的哲学理论 6．综合性学科翻译研究 一．20世纪前的翻译理论 背景知识 20世纪以前的漫长时间里，翻译理论建立在语文学基础之上，许多哲学家，语 文学家，作家和诗人研究的重心是如何翻译经典文学作品。 1．核心 A、直译与意译的交锋 B、忠实，精神和真理的定义 2．代表人物 A. 西赛罗 他坚持他是以演说家而不是以解释者来翻译的。他倡导意译 B．哲罗姆 他采取意译而不是直译的翻译方法 C．多雷 他提出了翻译五原则 D．约翰德莱顿 提出了翻译三分法：逐字对译，活译，拟作 E．亚历山大泰特勒 在他的文《翻译的三原则》中提出了翻译的三个原则 F. 马丁路德 通过翻译将精英通俗化 G．施莱尔马赫 提倡保留原作的原味 H．弗朗西斯纽曼 强调原作的异味 I. 马修阿诺德 提倡透明的翻译方法

二．语言学中心阶段 背景知识 在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普遍语言学理论，既为语言学提供了基础，也促使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建立。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布卢姆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都为翻译理论家进行语言学方向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基础。 主要理论1：对等和等效（1950s－1960s） 1．代表人物 （1）罗曼雅各布逊 A．描写了翻译的三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B．提出语际翻译指用一种语言替换另一种语言种的整个信息 C．强调对等的差异性 （2）尤金奈达 A.提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 B.提出著名的读者反应理论 C.他的理论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 （3）皮特纽马克 A．提出语义对等和交际对等 （4）韦内科勒 A．区分了对应和对等 B．描写了五种对等：外延意义，隐含意义，文本规则，语用及形式对 等 主要理论2：翻译级转换理论（1950s－1970s） 1．翻译级转换：将原语翻译到目的语过程中发生的语言方面的小改变。 2．代表人物 （1）韦内和达贝尔 在韦内和达贝尔的模型（1958）中，他们定义了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 俩种翻译策略 （2）凯特福特 A.区分了形式对应和文本对等 B.考虑了俩种级转换：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 主要理论3：功能理论（1970s－1980s，起源德国） 1、代表人物 （1）凯瑟琳莱斯 A.强调文本层次上的对等，将语言功能与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联系 起来。 B.总结了四种文本：信息，表达，使动，和视听媒体文本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及代表人物(详)

翻译学必读 1语文和诠释学派 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 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 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 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 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M.K.Halliday（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 4目的学派 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Reiss，Vermmer，Nord 等。Reiss（1971，1988，2000）强调的是文本层面的对等，主张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Holz-Manttari（1984）则认为在翻译过程是一个交际、互动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Vermmer（2000）继承并发展了Reiss的观点。 5文化学派the Culture School Even-Zohar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将文学翻译视为文化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过程或系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的是更加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其中，Lefevere （1992）逐渐从系统理论转向文化学研究，将翻译看作‘重写’的过程，审视围绕着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课题。Simon(1996) 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重点研究文化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方向的代表人物是Bassnett和Trivedi (1999)，他们认为，无论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还是在被殖民的社会，翻译都十分活跃。文化学派的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各自的侧重点，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6解构学派 本雅明本人不属于解构学派，但他的著作《译者的任务》通常被看作解构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和根据。本雅明率先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翻译过程已经改变了原作，况且，没有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后起的生命’。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在目标语中复制原文，而是颠覆原语的体系，把潜藏于原文的精神内容表达出来。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巴别通天塔》中，翻译被看作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学界认为德里达将翻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奈达所说，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西方翻译理论也包括古典译论、现代译论、当代译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更是流派林立，如美国翻译培训派：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里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庞德：细节翻译理论、威尔：翻译的矛盾；翻译科学派：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威尔斯：翻译的科学、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早期翻译研究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霍姆斯、勒非弗尔、布罗克与巴斯奈特；多元体系派：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瓦解、通加诺夫：文学的演变、佐哈尔：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图里：目标系统；解构主义派：福科：解构原文、海德格尔：重新认识命名、德里达：系统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与创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大家包括奈达（三个发展阶段、对等概念、逆转换理论）、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翻译的界定与分类、翻译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威尔斯（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交际过程、翻译方法的定义与分类、文本类型与翻译原则）、纽马克（语义结构、翻译原则、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斯坦纳（翻译是理解的过程、语言的可译性、翻译的步骤）、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理论的定位、语义与翻译、翻译的层次）、费道罗夫、ｖ.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穆南（语言与意义、“世界映象”理论与可译性、意义交流与翻译、可译性与限度）、塞莱丝柯维奇和法国释意理论（释意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另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典型地体现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及其它以“解构为方法论”，以及以对“权力话语”的关注为重点的各种翻译理论，代表性的译论家有西门、巴巴拉.哥达德、凯特.米勒特、艾德里安.里奇、玛丽.艾尔曼、桑德拉.吉尔伯特、苏桑.格巴与埃莱娜.西苏、罗宾逊、巴斯奈特、特里弗蒂、韦努蒂、尼南贾纳、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根茨乐、玛丽亚.提莫志克、本雅明、德里达、保尔.德曼、欧阳桢、Luise Von Flotow, Denison Norman, Graham Joseph F, Van Gorp Hendrik, Asad Talal, Brisset Annie, De Lotbinière-Harwood Susanne, Cheyfitz Eric, Chamberlain Lori, Spivack Gayatri Chakravorty, Niranjana Tejaswini, Mehrez Samia, Jacquemond Richard, Rafael Vicente L., Williams Patrick, Laura Chrisman, Vieira Else Ribeiro Pires, Sengupta Mahasweta, Lambert José, Franco Aixelā J avi er, Von Flotow Luise, Kathleen Davis. 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将西方的翻译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语言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比较简洁地概括了西方译论的整体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他又从类型上对翻译的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学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释意理论派等八个派别进行了逐一论证，分析和研究。具体来说，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包括：20世纪以前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如俄国翻译的文艺学派、前苏联翻译的文艺学派，以及20世纪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 翻译的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与雅可布逊、伦敦学派与卡特福德和纽马克、美国结构学派与奎因、交际理论与奈达和威尔斯、德国功能派与诺德、前苏联的语言学派与费道罗可和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研究学派则包括早期翻译研究学派与霍姆斯、多元系统学派与埃文——佐哈尔、描写学派与图里、文化学派与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综合学派与斯奈尔——霍恩比、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翻译的阐释学派包括两种翻译途径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翻译模式与斯坦纳、阐释学理解观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包括“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夫、“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亚明、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包括翻译培训班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细节翻译理论与庞德、翻译的矛盾观与威尔。法国释意理论派则包括释意理论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 西方翻译理论的渊源表现在三大模式探究，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是霍拉斯等人开创的。霍拉斯(Horace)拒绝绝对的忠实和对等。西塞罗(Cicero)认为译者“不应以僵化的理念为原则来指导翻译中的模仿”。杰罗姆(Jerome)代替了意义“独尊的”单元翻译观，进入了西方古典译论的鼎盛时期。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创立的诠释派对意义求本溯源，反对对<圣经>的神权论教条主义解释。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就应该研究它的梗概、变迁和发展，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陈述了自己意见，既吸收当代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力求突出重点，对西方翻译领域各历史时期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领域的代表人物、代表译作、思想流派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加以叙述与评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互间的促进、演变和发展过程，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讨论，对于翻译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性质及方向，又阐述了自己的基本认识和见解

(完整版)中西翻译理论整理汇总,推荐文档

翻译理论整理汇总 翻译腔（translationeses）是在译文中留有源语言特征等翻译痕迹的现象，严重的翻译腔使译文读起来不够通顺。出现翻译腔有时是很难免的。形成翻译腔有以下几个原因：1）英汉语言本身的不同，包括句型结构等，在翻译时如果不能做到自由转换就会有种不是地道目标语的感觉。2）英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单词或习语有时会出现偏差甚至零对等（zero-correspondence）。有时只讲词对词的反应就会出现翻译腔。3）译者自身水平。奈达的功能对等就要求译者注重译文对读者的影响，好的译文让读者感觉是母语的写作、实现功能的对等。Venuti主张同化和异化的结合，通过同化让读者获得相识的反应，通过异化使读者领略异国语言和文化。译者应该提高自己翻译水平，在翻译策略上实现功能对等，从而尽量避免翻译腔的出现。 1. 中国的翻译理论家 严复、茅盾、鲁迅、朱光潜、傅雷、钱钟书 1）严复 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gracefulness 2）茅盾 他也主张“直译”，反对“意译”，他认为汉语确实存在语言组织上欠严密的不足，有必要吸引印欧语系的句法形态。但是矛盾与鲁迅观点同中有异，他认为“直译”并不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因为中西文法结构截然不同，纯粹的“字对字”是不可能的。 3）鲁迅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是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风姿”，这是鲁迅的基本思想。针对当年那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译、乱译以及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说法（梁秋实），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主张直译，以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他还认为，翻译一要“移情”、“益志”，译文要有“异国情调”，二要“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改进白话文。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其实是主张翻译要通顺，又要忠实的。只是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 4）林语堂 他是在中国议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了解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 5）朱光潜 他的翻译标准是：第一，不违背作者的意思；第二，要使读者在肯用心了解时能够了解。 6）傅雷的“神似说”（spirit alikeness） 傅雷对翻译有两个比喻，一是“以效果而言，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二是就手法而言“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 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

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 可布逊(Roman Jakobsor)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卡特福特(J.C. Catford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 论层面。

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总结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期末总结 本学期，我们主要从西方翻译学的各个学派学习了有关西方翻译学的一些理论。所以，在进行期末总结时，我按照课本上所划分的学派，从学派简介、代表人物、主要理论、评价这四个方面做了简要总结，最后简单的谈几点在本学期的学习之后我的个人感想。 在本学期，我们主要学习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阐释学派翻译理论、功能学派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和苏东学派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20 世纪50 年代，翻译的独立学科性凸显出来，一些学者开始引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这批学者被称为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结构主义），他们从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出发，为翻译研究开辟新途径。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彼得?纽马克、巴兹尔?哈蒂姆、罗曼?雅克布逊、斯奈尔-霍恩比、费奥多罗夫（本书中将其理论放在了苏东学派中的语言学派）。 在这次总结中，我按照时间顺序对语言学派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翻译理论进行了简单概括： 1、20世纪50至90年代，对等概念是翻译研究的主要思想。以语言为中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对等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思想核心（例如：奈达：功能对等?动态对等；纽马克：交际翻译?语义翻译；卡特福德：等值?转换） 2、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派开始从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并开始注重语境的研究，在此阶段，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开始逐渐接受文化意识形态对翻译学研究的影响，对翻译的文化转向起了过渡作用。 3、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逐渐升温，翻译迎来了“认知转向”“认知翻译”逐渐形成 在语言学派之前，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人们对于翻译

★西方翻译理论史解析

1．1古代翻译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古罗马时期的翻译活动室西方翻译史上第一次大的翻译高潮，带有明显的文学活动性质。及至进入罗马帝国后期，宗教翻译逐渐成为西方翻译界的主流。 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 1．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翻译 公元四世纪出现了《圣经》的多种拉丁文译本，其中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1．3中世纪西方翻译 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4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

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西方翻译史的第五次高潮 文艺复兴后，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二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1．6西方翻译史的第六次高潮 第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奈达所说，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的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西方翻译理论也包括古典译论、现代译论、当代译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更是流派林立，如美国翻译培训派: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里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庞德:细节翻译理论、威尔:翻译的矛盾;翻译科学派: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威尔斯:翻译的科学、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早期翻译研究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霍姆斯、勒非弗尔、布罗克与巴斯奈特;多元体系派: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瓦解、通加诺夫:文学的演变、佐哈尔: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图里:目标系统;解构主义派:福科:解构原文、海德格尔:重新认识命名、德里达:系统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与创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大家包括奈达(三个发展阶段、对等概念、逆转换理论)、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翻译的界定与分类、翻译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威尔斯(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交际过程、翻译方法的定义与分类、文本类型与翻译原则)、纽马克(语义结构、翻译原则、文本类型与翻译方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 A. Nida）卡特福特（J.C.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1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2 --1982）俄国 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 anslation”），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 1．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 *新时期的翻译理论 新时期的翻译理论—新时期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被纳入语言学的范畴，受到现代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影响，因而明显地带有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2)打破了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互不交流的局面。现代西欧和美国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派:(1)布拉格派;(2)伦敦派;(3)美国结构派;(4)交际理论派。 1.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马西休斯(Vilem Mathesius,1882--1946)和两名俄国移民特鲁贝茨考伊(Nicolay S.Trubetskoy,1890--1938)和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后来，布拉格派成为一个含义广泛的名称，统指所有赞同特鲁贝茨考伊和雅可布逊观点的语言学者，其中包括法国、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雅可布逊和后来的列维、穆南、维内、马尔勃兰克等人都是重要的翻译理论家。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是:(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工具功能等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逊。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斯洛伐克，二次大战期间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他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写过大量有关语言学的论文和论著。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该文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及其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该文自1959年以来一直为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作品之一。

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

2005年第1期 外　国　语 总第155期 No.1, January 2005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55　 　 53 文章编号：1004-5139（2005）01-0053-07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英国语言文学系，香港） 摘 要：包括西方翻译理论史在内的外国译论研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予以持续的重视。本文根据作者对拙著《西方翻译简史》的修订扩充和研究所得，对西方译论发展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西方译论本身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脉络，尤其是对自２０世纪中、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译论发展状况与前景，从几个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引发对西方译论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译论；西方；历史；发展；学科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West: Thoughts o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Study TAN Zai-xi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Hong Kong , China ）　 Abstrac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o mature as a distinct discipline, continued efforts would be both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in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across cultural borders.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the stud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been and will remain a subject of immense interest. Assuming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offers a discuss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is best studied as well as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developed both in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era, and down through all previous centur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uch as the Western, will not simply imply differences but, more importantly, could offer insights concerning more innovativ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a Chinese context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West; history; development; discipline 一　 拙著《西方翻译简史》（下称《简史》）自1991年出版以来，受到了翻译学界的重视和欢迎，并于2000年重印。最近在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主持下，经专家、学者审定通过，《简史》一书被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从而有机会增订再版。增订的重点所在，除了在原有基础上更新书中引文编排格式以与国际学术惯例接轨之外，还对全书进行了扩充。其中修订扩充幅度最 大的是当代翻译理论部分。笔者希望通过修订扩充，能更好地反映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尤其是20至21世纪蓬勃发展的最新面貌。 西方翻译史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至90年代之前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即使在西方，当时也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有关著作和文章并不很多。自80、90年代以来，译界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西方，先后出版了里纳[1]、鲁宾逊[2]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