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宗教对比
印度教
印度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印度教是南亚次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或生活方式，并包含许多不同的传统。基于因果报应，印度教法和社会准则的“日常道德”规范。和广泛法律和规定范围。印度教归类一种独有的知识或哲学观点，而不是刚性的，共同的一套信仰。包括了湿婆教、毗湿奴派、沙克达教及其他许多的印度教教派，以及以业、法和社会规范为基础的法论，内容是广泛的日常道德。印度教是一套各自不同的知识或是价值观，而不是一套刚性，共同的信仰。
印度教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有些人则认为印度教是超越人类起源的“永恒的法”，“永恒的规律”或“永恒的道路”超越了人类的起源。其中规定一些永恒的责任，如诚实，仁慈，纯洁，自我约束，等等。是不分阶级、种姓或是教派的印度教徒都要遵守的。印度教有大约十亿人信仰，其中的九亿五百万居住在印度，仅次于拥有23亿信徒的基督教与16亿信徒的伊斯兰教，虽然印度教信仰人数高于佛教的5亿信徒[15][16]，但是，普遍认为印度教具有民族性限制，多数集中在特定国家印度，因此普遍认为佛教比印度教更适合称为世界三大宗教。所有的印度教派别都以撰于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经》作为经典教义。在此之外，各派别还各自信奉其他不同的经文。
印度教三大主神：湿婆是最能体现印度教诸神复杂和双面性的神祗。他既善良又可怕，既冷漠又热情，既是智慧的象征也是愚昧者的偶像，既是破坏者也是创造者，既是复仇者也是庇护者，既是理想的精力旺盛的家庭男子（family man）又是清心寡欲的苦行者。梵天是印度教的三大神之一，是宇宙的创造者，因而被奉为"创造之神"。梵天有四张脸，面向东西南北；还有四只手，分别持有莲花、吠陀经典、念珠和匙子。毗湿奴是宇宙的保护之神。他有四只手，分别持有轮宝、法螺、仙杖和莲花。其坐骑是大鹏金翅鸟。毗湿奴有许多化身，如鱼、龟、野猪、人狮、侏儒、持斧罗摩、罗摩、克里希那（黑天）、佛陀等。
印度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即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印度教认为，人类灵魂永存和万物有灵，并宣扬因果报应和人生轮回。在该教看来，生命不是以生为始，以死告终，而是无穷无尽一系列生命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段生命都是由前世的所为而限制和决定。一个人的善良行为能使他升天，邪恶行为则能令他堕为畜类。因此，个人必须通过修行和积累功德才能认知梵、回归梵，与梵合一。“梵合同一”是印度教哲学理论的核心，更是印度教徒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佛教
中国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融汇般若性空论为特色的心性学说,并在中国佛教思想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心性学说远承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主要彰显了将人的内在心性作为解脱之道的思想。从哲学上看, 佛性论实际上是佛教的心性论, 主要从探讨解脱主体与解脱途径的角度对心性问题作了特殊的发挥。在印度部派佛教中,就曾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净染等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大乘佛教时期不仅出现了倡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般经》,还形成了佛性如来藏思想,强调“如来即在众生身内”, 是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本依据。虽然这种思想与“无我”说不合而在印度佛教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它传入中土后, 由于与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和儒家的心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欢迎。东晋时, 道安的“宅心本无”、慧远的“法性论”就都有抬高“心性”在解脱中的作用的意向, 而僧等人更把般若空观与涅佛性结合起来理解, 使反本求宗、依持心性佛性获得解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基
本理论。到了晋宋时的竺道生,进一步以空融有, 空有相摄,把非有非无的般若实相与众生的本性( 佛性) 从理论上会通起来,从而把成佛从对外在的宇宙实相的体认转为对自身本性的证悟,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特别是竺道生强调“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既使佛性常住而又不违背印度佛教的“无我说”之精神, 同时又使传统的“神不灭论”披上了佛教思辨的外衣而获得了新的理论形式,并成为生死轮回的主体。竺道生倡导的“众生皆有佛性,顿悟即得成佛”的佛性论思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盛行于中土,成为中国佛教中最深入人心的思想之一。南北朝时期的佛性论的主流就是从涅解脱的角度把常住的佛性与“冥传不朽”的“心神”等联系在一起,以“神识”、“真神”等来表示业报轮回的主体和超凡入圣的解脱之因。梁武帝的“神明成佛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反映了中国人对心性佛性的一种理解。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的理论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佛性( 心性) 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天台宗的“性具”,还是华严宗的“性起”,无论是唯识宗的“五种性”,还是禅宗的“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心性论始终是各个宗派学说的重点。隋唐佛教对心性论的探讨不仅对佛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术由本体之学向心性之学的转向。随着宋明理学被定于一尊,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日趋衰微,但佛教探讨人心佛性的思维途径和宗教修行方法,却渗透到宋明新儒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对程朱理学或是陆王心学, 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直到近代,不但唯识学重新复兴, 禅宗的“即心即佛”思想也依然盛行。禅与唯识的结合,在近代开出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潮流,这种心性论强调“心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理论武器, 这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一种文化现象。
中国佛教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说, 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 这既是对佛陀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挥, 也特别反映了中国佛教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众生平等”说是佛陀为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创说而提出来的。婆罗门教用神创说为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作论证,认为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之不同,因此在宗教解脱上也有根本的差异。佛陀则认为应该以人的德行而不应以人的出身来划分种姓,主张种姓之间的平等,特别强调各个种姓在追求解脱中的平等。这种“众生平等”的思想是初创的佛教很快能够得到印度人信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印度佛教的发展中,有些经典和学派却是并不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这种观点势必导致众生在解脱上并不一定平等的看法。例如大乘瑜伽行派所倡导的“五种姓”说,就认为有一类众生为“无种姓”,这类众生断了善根,永不得成佛,从而将一部分众生( 无种姓, 即一阐提)排斥在成佛的可能性之外。中国早期译出的六卷本《涅经》也有类似的说法。然而,这类说法却不符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 也不适合中土广大民众想追求幸福来世的心理需要和少数统治者用来麻醉民众的政治需要。因为儒家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或“涂之人可以为禹”,都将主体自身的为善去恶作为道德完善和人的本质实现的基本条件,每个人在成圣之路上是平等的。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 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性”成为中国佛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竺道生大力倡导的人人有佛性、人人得成佛的思想,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欢迎, 最终成为中国化佛学的主调。而与此不相一致的说法却遭到冷落。例如法相唯识宗坚持瑜伽行派的“五种姓”说,结果这成为导致法相唯识宗未能在中国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 中国的天台宗不仅认为人人有佛性,而且还将佛性推广到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这就是天台九祖湛然著名的“无情有性”说。禅宗更是通过突出每一个自我主体而充分肯定了每个人在平常生活中解脱的可能性,把中国佛教的心性化、人本化倾向落实到了每一个凡夫俗子的当下之心与当下生活,其提倡的“即心即佛”、“人佛无异”、“凡圣平等”的佛性论因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吻合而大行其道, 并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
佛教有重“顿悟”的直观思维方式。这与人人有佛性之说有密切的联系。既然人人皆有佛性,那么,如何凭借佛性得以成佛? 成佛需要经过什么阶段? 经历多少时间? 这就是“顿悟”还是“渐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中国佛教曾进行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因为按照印度佛教的一般说法, 修行解脱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累世修行, 不断地积累功德。例如《杂阿含经》中就说: “精勤修习, ……渐得解脱。”大乘佛教也提出了菩萨修习要经历“十地”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魏晋时期的般若学者道安等人就曾联系菩萨的“十地”而提出“小顿悟”。竺道生更提出了“大顿悟”之说,认为顿悟诸法实相( 涅、佛性)之理就是成佛, 而“理”完整圆满,不可分割,故悟必顿悟,不分阶次。这种顿悟说与中国道家提倡的重直观、重体悟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因而在隋唐佛教中发展成为主流。隋唐时建立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各个宗教派, 虽然各宗的判教都是兼融顿渐,以圆为究竟, 但都是视顿高于渐的。例如, 主张“顿渐相资”、“顿渐泯合”的天台宗智者大师立“五时八教”,其中“化仪四教”是依众生根机利钝而设的, 为钝根人说的渐教显然浅于为利根人说的顿教。华严宗人为抬高《华严》而将《法华》之顿贬为渐中之顿,将《法华》之圆斥为“渐圆”, 认为只有《华严》之顿才是顿中之顿,《华严》之圆才是“顿圆”。显然,此宗也是视顿高于渐的。在中土最为流行的惠能禅宗则更是以顿悟成佛相号召。六祖惠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顿悟说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在他之前,无论是小顿悟,还是大顿悟,说的都还是悟理得意,而惠能却另辟蹊径,他的顿悟说不分能悟、所悟, 能所皆统一于当下的现实之心。“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 法身等佛。……前念迷即凡, 后念悟即佛。”这种自识本心、直了心性的顿悟说不仅具有一定的宗教魅力, 而且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以“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相标榜的惠能禅后来取代了强调“渐修”的神秀禅而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并最终成为在中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佛教宗派,“顿悟成佛”也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化的佛教理论之一。
道教
道家文化是通过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容纳哲学内涵，效法自然寻求人间繁荣的，道家文化是有利于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成长，而不利于既得利益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家文化以利于每一个个体的利益为出发点，而非以利于群体利益为出发点。道家文化的推广有一个前提，就是每一个个体的“自觉”。
在人格价值的间题上，道教从群体出发，崇尚大同、人类平等、和平共处。道教所理想的杜会是一个和平、无争、平等、自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有难共济，有福同享，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竟其天年的极大公平极大和平的大同社会。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讲得很清楚。该经之所以以“太平”命名，其目的在于实现理想的“太平”世界。对于道教所崇尚的人类平等、和平共处，施之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没有血统种族之分与地位卑贱之别，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道教的这一人生观，无疑是伟大的。
道教所理想的人际关系是“齐同慈爱，异骨成亲”。“齐同慈爱”即对于物我和彼我同等慈爱，“物我兼容”。道教认为，宇宙、天地、人及万物皆由道所化生。是故，道教主张不杀生。“异骨成亲”，即对于并无血缘关系的人视同血亲。为做到“异骨成亲”，道教要求人们咸行善心，不杀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盗，不贪不欲、不憎不，言无华绮，口无恶声。如此，则可“国安民丰”、“欣乐太平”。因此，道教把太上（老子）三宝（慈、俭、不为天下先）中的“慈”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无为而治的思想方法首先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着道的规律。道的规律就是前面所说的“道法自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
自然，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主观意志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就是“无为而治”。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过多，按照某种主观愿望来干扰和改变人和社会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所以只有在无为的自然状况下，人才能健康地生活，社会才能正常地发展。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
禅宗
禅宗又名佛心宗。教外别传。禅宗不是汉传佛教，又不离汉传佛教，是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汉族佛教（即禅宗）。
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主要依据是达摩的“二入”、“四行”学说。“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令其舍妄归真，修一种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荡一切差别相，与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无为。这是该宗的理论基础。行入即“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属于修行实践部分。惠能继承这一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提出了“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其禅法以定慧为本。定慧即“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指“定”，“生其心”即“慧”。惠能从“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经文中，悟出了定慧等学微旨。禅宗的一切思想，皆从此义引申扩充而来。
基督教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中叶在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135年从犹太教中分列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后分裂成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母亲名叫玛利亚，父亲叫约瑟。，他30岁左右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耶稣声称，他的来临不是要取代犹太人过去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律法，而是要成全它。耶稣思想的中心，在于“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两点。耶稣出来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转离恶行。他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在民众中得到极大的回应。由于罗马帝政下的犹太教的迫害，他受尽打骂侮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死后三天复活，并多次向门徒们显现。于是信徒们组成彼此相爱、奉基督之名敬拜上帝的团体——基督教会来宣扬他及他的教义。
虽然基督教在道德方面改善了社会，但是我认为如同中国的儒学一样，基督教一方面给人们心灵归宿感，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统治者往往利用宗教或某学说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在380年时狄奥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且要所有人都信奉。我相信其原因中肯定有政治统治的需要，而非仅仅是为了宣扬基督教。我忽又想起近来看的拿破仑传记中拿破仑为征服梵蒂冈给教皇写的信，信中讲：“《圣经·新约》基于平等的精神，所以它对任何共和国而言都是有益的。”那些地区真的得到平等了吗？不见得。这不过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措辞罢了。可见基督教某些时候也成为了统治者的利用工具。
与基督教关系最奇妙的我以为是科学和文学。文艺复兴即产生于基督教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中世纪的西欧。当时基督教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伽利略、布鲁诺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哥白尼的日心说迟迟才发表不也是因慑于宗教绝对权威么？但是，也正是信仰基督启迪着人们对科学的探索，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哥伦布就认为自己是上帝选定的神舟——载运基督者，要去完成一项发现“新天新地”的使命，最终发现美洲。爱因斯坦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他曾经说：“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借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理智的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还有牛顿、爱迪生等等无不为上帝赞叹。总而言之，基督教可以说是近代科技文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