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之异同
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门，或者说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历史学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考古学和历史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科学。具体地来说，二者都是要阐明古代人类的——社会组织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进而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现实服务。
第一节考古学与历史学之异同
所谓“历史学”，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广义的历史学，或称历史科学，即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另一是狭义的历史学，指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讨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时，所云历史学可以是指广义历史学，也可以是指狭义历史学。
一、考古学与广义历史学
从世界范围看，考古学并不都是划归于广义历史学这一大学科之下的。在欧洲，考古学基本归属于历史学；在美洲，考古学则多归属于人类学。其原因在于考古学学科在这两个地区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
在欧洲，考古学是19世纪中叶由古物学发展而形成为一个学科的，其研究目的是利用古代遗物，研究文献所未能揭露的欧洲古代史。欧洲有着漫长的成文历史时代，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学研究传统，自然习惯于将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即使是属于无文献记载的史前时代的考古，也归属于史前史研究范畴。而且欧洲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如此也使这种研究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意味与历史责任感。
在美洲，由于对美洲本土的考古学，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历史的研究引发的，而因印第安人本身没有成文历史，所以这种研究就不可能采用传统历史学的方法。同时，欧洲人进入美洲后，大量的印第安族群仍然存在，通过对当时尚存的印第安部落的调查去研究与追溯古代印第安人的人种、历史与文化便成为主要研究手段，并由此形成了发达的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人类学。其后，欧洲人调查研究的范围，也逐渐从生存的印第安人部落过渡到历史上印第安人的土丘建筑，并开始了对土丘建筑的发掘。所以，在美洲，考古学很自然地成为发达的人类学的补充，并归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
但是，在美洲，研究文明古国和欧洲大陆的考古学，也还是归属于历史学范畴。可见，欧、美考古学定位的差别实际上并非缘于研究对象有本质区别，而主要是由于二者产生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致使研究的出发点、资料与手段有某些差别。但不论在哪一地区，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既然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和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那么，如果将划分学科的基本点放在研究对象上，则美洲考古学当其以古代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可以归入广义历史学的范畴。因此，对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科学关系的传统定位，似不必因为考古学在国际上归属有别而产生怀疑。
目前，在中国主张考古学应脱离广义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学者，另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认为现代考古学在研究范畴、方法与技术手段上都超出了历史学本身。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曾联合开展过对古代
洹河流域约800平方公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的考察，包括研究该地区史前至原史时期的城市化过程。考察中根据自仰韶时期以来洹河流域的人类聚居分布规律，结合地质钻探，确定了史前至东周时期洹河流域的河流改道情况；同时通过土壤磁化率分析、动、植物遗存鉴定等资料，掌握了3000年前洹河流域土壤与气候的状况。
显然，这类研究已属地理学与气象学范畴。所以，提出这一看法的学者认为，现代考古学实际上已成为独立学科而走出了历史学和人类学范畴。但是，这种看法实际上仍涉及“考古学”的定义问题，即是将“考古”之“古”仅定义为古代人类的活动，还是将古代气象、地理等属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包含进去，或者说考古学的定位是仅限于人文科学范畴还是亦扩展至自然科学范畴。
环境考古学在研究古代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时，虽可能也兼及属于自然科学学科的一些问题，但其终极目的仍是意在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来说明环境与演变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的影响。上举对洹河流域的考察项目即明确表示：“这些工作是试图恢复洹河流域史前时期以来至商周时期的人类生存环境，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储备必要的知识”。亦即最终还是要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似乎并没有也无必要一定要“走出”历史科学，亦即广义的历史学。
二、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
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是一个久已存在的带有国际性的老问题。近年来，在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围绕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又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在近年
来非常兴盛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中，一些学者简单地将并不充足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所载古族、古都、古国相联系。如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将属史前考古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甚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挂钩；又如仅据年代与地望的接近，即将一些遗址尤其是城址定为文献记载中的夏商王朝的都城。类似情况使一些考古学家尤其是中青年考古学家感到不满，促使他们提出“应当适当强调考古学研究的一定的独立性”，以强调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区别。
自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明确提出要给出较可靠的夏代始末年代，并以偃师二里头及偃师商城遗址文化遗存所作年代测定数据及现存文献所记夏积年为依据。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被相当一部分外国学者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对二里头文化的意义做独立思考，不要受文献史学的影响而失去考古学研究的独立性。其更为激烈的批评，甚至提出夏朝存在的观点本身就是由于“对古籍的迷信所驱动”。可以说，断代工程的开展，实际上激化了有关中国考古学是否科学、是否为历史学附庸的争论。
????由此可见，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确已成为一个不能不澄清的、影响到二者未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按照研究对象的时段差别，考古学大致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原史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三个组成部分。
????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是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活动遗存，因此其与历史学研究的资料是完全一致的。而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是处于已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在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时段目前的划分方法是从商代开始止于清代。这一阶段历史的文字记载非常丰富，有包括史籍
在内的多种文献资料，因此，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联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
????目前，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上说，问题较大、也最有争议的是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究竟应该构筑怎样一种关系。这种争议是直接由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尤其是上文所述夏文化与夏史的探讨引发的。
????关于“原史”(protohistory)一词，当前中西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在西方一般是指处于史前与历史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其解释“原史”是“仅早于有最初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原史时代已有文字，只是文字资料与文献甚少，故考古材料对于研究这一时代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但是这种意见既认为原史时代已有文字，则此时代严格地说就应归属历史时代。所以，相对而言，还是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所言较为确当，即：原史时代自身尚未有文字，但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记述，或通过后世口头传说记忆或记载保存下来其历史。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中国，这一阶段的上限可能包括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下限则应该包括典籍中记载的夏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切证明夏代已有了真正的文字，但现存的西周以后的历史典籍中，却存在着描述这一阶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如《尚书》中的《周书》与《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努力探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即应在此阶段内。
????对中国学术界探讨夏文化与进行夏史研究批评最为激烈的一些国
外学者所发表的意见，更全面地概括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点：
1.认为夏或夏王朝的存在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尽管夏被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述及，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其记载。二里头遗址虽发掘了很长时间，但并未有如同商代甲骨卜辞那样的东西出土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在缺乏足够证据之前，对于夏只能存疑。
??? 2.周代文献中，如《尚书》虽有关于夏的记载，但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
??? 3.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地用来解释后来关于夏的历史记述。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二里头遗址表现的社会就不会被称作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有的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夏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由此可知，如何对待夏史研究，如何进行夏文化探索，实际上也即是应该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开展中国原史考古学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科学的纯洁性与科学性，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上举主要来自国外学者的批评中，有些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中迄今没有发现可以确切称为文字的资料，不能像殷墟甲骨刻辞证实商王朝那样证明夏王朝的存在，这当然也是目前将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归入原史考古学的原因。此外，二里头遗址如果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应具有相应的规模，但迄今其总体布局情况尚不十分明朗，王陵等大规模的贵族墓地尚未发现。此外，从聚落考古角度看，二里头遗址与其周围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间的层级关系亦尚未明确。所以，目前考古学对夏文化的研究严格地讲仍应称为探索，尚需继续做更多的工作，通过获得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与对
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存，做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存在。
不过，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虽尚属探索阶段，却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随意否定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的真实性。在对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进展状况给予客观、科学评价的同时，也应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记载“夏”的文献，现存最早的为《尚书》中的部分篇章，例如《召诰》、《多士》、《多方》、《立政》、《吕刑》。其中《召诰》记录召公与周公的谈话；《多士》、《多方》为周公训告殷遗民及其他被征服者；《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穆王时讲刑律的文章。根据文章的内容与遣词用句等文辞格式，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上诸篇确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时的文字。至于夏民族的首领与夏王朝的建立者禹的名字，亦见于《诗经》中西周诗篇与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此外，被学者们视为至晚于战国时期成文，对研究中国先秦史有着非常可靠的史料价值的史书——《左传》与《国语》中，不仅有多处记载了春秋时人有关夏的言论，并且《左传》中还有多处文字是直接援引《夏书》的。《夏书》为东周时人将记载夏人词语的一部分“书”汇编而成的书。这种“书”显然不会是夏代的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相信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朝代。成于战国时期的《楚辞·离骚》与《天问》亦咏及夏朝的史实。其详细程度，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些具体史事记述应该本于成文年代更早的文字记录。
此外，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古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即古本《竹书纪年》)中，也保存了较多的夏史记录，所载世系与《史记·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这部竹书中
还记载了夏代诸王都邑所在，特别是记载了夏与东方诸夷的密切关系，甚至还有夏代一些王的在位年数与夏积年数。此外战国时期的诸子书(如《孟子》、《庄子》、《墨子》、《战国策》及《山海经》等)亦均曾言及夏的历史。战国时期列国史官所着史书均当本自各国各自的历史档案，未必同出一辙。战国中晚期学派林立，师从关系歧异，而不同学术体系的私人着述中都讲到夏的历史。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夏史自有其渊源。
????从上举先秦典籍中有关夏的多种文献记述可知，对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人来讲，历史上有夏民族和夏人政权存在是个常识。如果将多种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系统或不同学派渊源的先秦文献关于夏的记载均简单地说成是虚构，甚至将夏说成是“神话”，则与中国先秦文献对夏的记述实况反差太大，而且这种推测由于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种很难令人信服的假说。何况3000年前西周早期人已讲到夏，他们距夏末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今日距明代早中叶之际，并不太久远，完全虚构的可能应该并不大。
????至于国外学者评论认为西周文献中的夏是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也是难以成立的。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
关于认为夏是中国人的信仰的说法，也与历史实际情况不合。中国古代对夏的看法，最集中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众所周知，《史记·五帝本纪》，以传说笔法记录了传说时代的圣王。在司马迁笔下，终夏一代，除用了较大篇幅记述王朝最早的君王禹之事迹外，自禹子启始直至桀，
皆记录极简，并无一位“圣王”，也就根本谈不上崇拜。所以，说司马迁是为了信仰与迷信而造出夏显然与其史学思想与思维逻辑不合。
????当然，文献中所讲的夏，其社会究竟发展到怎样的水平?是不是确实已进入了国家状态?是否确如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述的那样有了一个具有严密王位继承体系的王朝(尽管《殷本纪》已被殷墟卜辞证实，令人们相信《夏本纪》也应并非虚构)，仍需要进一步通过考古工作与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当前，在夏史研究上最重要的任务，仍是做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即通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去证实确切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并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上，是否如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二里头文化完全是因为文献记载才被说成是夏文化呢?这样讲并非完全不合实际。相当多的把二里头文化视做夏文化的中国考古学家，其立论根据，一方面是二里头遗址中已有能显示其文明化程度的遗存，如规模较大的成组的夯土宫殿群基址，附近有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这已具有古代中国都城遗址的特征；另一方面，二里头墓葬中出土有成组的青铜酒器，已可归入古代中国特有的礼器制度的范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已有了供一次性消耗的镞，也反映了青铜铸造业已有了一定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考古学家之所以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显然还考虑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恰可与早商文化相衔接，在文化遗存形态上有某些相近处。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又恰恰在文献所记夏王朝时期夏人主要活动区域之内。
很显然，这的确是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得出的一种推断，不能
否认历史文献因素对于将二里头文化认作夏文化的作用。对此似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回答。
????其一，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资料相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但从严谨的治学角度看，将二里头文化称为夏文化，还应该只是一种有一定根据的说法，而不是定论。夏文化还在探索中，还需要有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作为依据加以确认。
????其二，在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探索中，完全摒弃有关夏的历史文献去思考，既是唯心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作为一种早于早商文化而又有许多不同于早商文化特征的文化，二里头文化恰恰坐落于文献所载夏人活动圈内。所以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不失为一种颇具可能性的解释。如果完全无视文献记载，也非科学态度。
????其三，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人的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王朝时夏人的文化(即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是否已达到国家水平)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对前者，即使是就现有考古发掘资料，亦已可结合文献对夏的记载进行讨论，并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看法；后者则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考古工作来验证。
????总之，中国的原史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相互间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结合点。狭义历史学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原史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为确定课题和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藉狭义历史学做诠释。中国原史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研究似乎不必为了追求“纯洁”与独立的地位而刻意造成一种绝缘
于丰富历史文献之外的学问。而且在有着丰富历史文献与悠久历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下，中国的原史与历史考古学对古代文献如果采取忽视或过分怀疑的态度，人为地隔离二者，恐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
? 三、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隔阂与交融
尽管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历史考古学和原史考古学，实质上都与狭义历史学有密切的内在关系，而且客观上也建立了一些联系，但在实际上，中国的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考古学家与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曾有学者对此进行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不同，重构历史凭借的是实物遗存，“为了利用这些没有文字的实物资料搭建起一个历史的时间框架”，于是创建了一套办法，一套概念工具与表述语汇，由于这些东西过分专业，因此不为其他学科理解。此说有一定道理。考古学、狭义历史学之间形成隔阂确实是与二者研究的具体对象及习惯性的研究手段、方法的差异有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直接因素：????第一，中国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或已残缺不全(如着名的《竹书纪年》)，或有后世辗转传抄造成的讹误，所述史事也夹杂有后世的某些构拟。所以，利用起来要做科学的可信性考证。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以审慎考实的态度对传统经学体系下的旧史学做了无情的批判，剥去了掺杂在传统历史文献中的许多虚妄、不可信的成分，从而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自然亦动摇了史学家利用这些文献的信心，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使中国考古学相信自
己能解决故纸堆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种背景必然也影响到现代中国考古学家在研究原史与历史考古学时，对历史文献的重视程度和对历史文献研究成果的关注。
????第二，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家，对考古研究成果也不甚关注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书斋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而当代大学培养历史专业研究人才时知识框架设计也不够科学。历史学研究者习惯于传统的拘泥于文献的治学方法，而这种史学研究方法又经师承关系被数代沿袭。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在不少历史学家看来完全是另一套学问。如果说有的史学家还能注意考古学成果的话，也多数是关心挖出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可以证实或影响自己某些学术见解的新发现，特别是会关注有文字的出土物，而一般不去注意或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难以通晓考古学家所得出的结论的根据，不关心他们的研究过程及手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而，历史学家也难以与考古学家在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上展开对话与讨论。
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研究的重点与目的，一方面在于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社会变革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历史进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历史学家与考古学的接触，主要是利用类似商代人殉这样的资料来证明所谓奴隶社会的存在，用考古发现的文物来说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
????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长期的较严重的隔阂状态，不仅阻碍了两个学科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科学的现代化进程。当然，也并不否定一些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基于他们本身的学术素养在结合两个学
科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
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狭义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手段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方面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与各自的“孤芳自赏”，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努力加速改善。
????我们应该注意到，最近十多年间，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的隔阂状态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近年来田野考古不断从地下发现新的文字资料，包括殷墟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战国与秦汉的简牍、陶文及封泥，以及历代碑刻、墓志等，这些出土文献为各断代史、专门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的文字史料，极大地吸引了研究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学者们的注意，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其次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对中国古代历史从社会史层面进行研究成为方兴未艾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许多中青年历史学家，包括一些老专家，已更充分地认识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本身所含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
从而更自觉地进入考古学领域，关注古代的城址、聚落形态、墓地与墓葬制度等考古发掘所能提供的新资料、新启示，藉以深入窥探文献史料所未能言及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面貌、政治制度与等级制度、社会生活状况、社会思想及心理情况，同时寻求与考古学家在更多的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方面进行对话。
????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即开始的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及相关的若干重要考古新发现，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记载商以前的夏代及所谓尧舜禹时代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应该承认，正是由于这些记载的存在，才鼓舞并启迪了中国考古学家去寻求与证实比商文明更早的古代文明。1978年以来，晋南陶寺类型龙山遗存获得若干重要发现，由于其地理位置恰与文献记载中尧舜所在及“夏墟”接近，时段也相当，有可能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因而显现了特殊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学术亮点。
??? 7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与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晋侯墓地的发现，引发了考古与历史学界对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召公封燕与叔虞封于唐及西周晋国诸侯世系等有关记载的重视，并力求结合这些珍贵记录，对若干重要考古遗存做出合理的解释。类似的重要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界对西周封建制度及整个西周历史的认识。
????自1996年5月开始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尽管在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这一项重大科研活动毕竟融会了中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多学科的200余位专家多年来付出的心血，而且其意义也许并不仅在于提出对夏商周年代的一些看法，更主要的在于使中国历史科学以空前的规
模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加速了其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合作在深度与广度上更是空前的。
这一科研项目的实施，也使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有了一段长达数年的密切合作的体验，使更多的考古学家关心、了解了历史学家对文献典籍及古文字资料研究的过程与看法，也使历史学家对考古学家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与理解，并且开展了非常有益于两个学科共同发展的讨论。对历史文献与古文字资料所做的系统的可信性研究与精细考证，对工程所含若干考古学专题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构筑研究框架、提供参考依据与印证研究结论等作用。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近年来这种日益密切的沟通与合作，正在改变着人为地将二者隔成两截的状态。可以预见，未来这两个学科的交融及与其他学科建立的更广泛的联系，必定会产生重要的研究成果。
????张光直先生曾讲到，他的理想是“一个历史工作者，也能做野外考古工作”。他希望中国能培养一批兼有历史学和考古学两种学问的人才。他的这种看法后来似未能引起中国大学历史学科的注意，但它的意义是很深刻的，对于大学历史学科的改造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我们的大学历史专业应该改变那种对学生只进行文献史学研究训练的做法，特别是应该要求研究断代史或专门史的研究生进修考古学课程，而且应该有适量的田野考古的实践课程，以培养能有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种学术视野，并掌握两个学科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学术研究人才。同样，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系也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历史文献学与史学思维方面的专业性训练，以培养出具有更全面学识、具有优秀科研素质的年轻一代考古学家，使他们做出超越前辈的学术业
绩。
第二节实物史料与田野考古学研究
尽管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还是互有区别，并各具特点的。那么，这种区别和特点表现在哪里呢？
一般来说，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资料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流传下来的古人的文字记载，我们把它叫做－文献史料。
一类，是古人留下来的古代实物，我们把它叫做－实物史料。
其中，以文献史料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是历史学；以实物史料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就是考古学。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考古学除了与历史学在研究目的上有明显的共性之外，它自己本身的个性特征，也是非常突出的。这种非常突出的个性，就集中体现在它对实物史料的研究上。这些实物史料就是考古学文化遗存。
一、实物史料遗存
我们所强调的实物史料，用我们考古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古代文化遗存”，或者简单地称作“遗存”。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报刊广播中经常提到的“历史文物”。
这种作为考古学研究主要对象的实物史料，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古人在进行生存过程中所留存下来的遗迹。
这些遗迹，大型一些的，有村落遗址、聚落遗址、城郭遗址等等；中型一些的，有冶铸遗址、制陶制骨遗址、人殉人祭遗址、采矿遗址等；小型一些的，可以分为单个具体的洞穴、石窟、墓葬、房屋、窖穴、陶窑、灶坑和
小型沟渠等等。
一类是古人在进行了各种生存活动后所留存下来的遗物。
这类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蚌器、骨器、木器、瓷器、帛、绢、书画、农作物、尸骨和药液等等。
二、田野考古学研究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具有了实物史料本身，并不能说这些实物史料就具有了考古学的意义。这应当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将这些实物史料应用于历史研究当中，或者对这些实物史料本身进行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实物史料才可以说是从属于考古学的范畴了，才可以说这些实物史料具有了考古学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地下出土再多的实物史料；地下保存再多的实物史料；人们收藏再多的实物史料，如果不对这些实物史料本身进行研究，或者说这些实物史料不能应用到历史研究的课题中去，那么，这些实物史料就只能是家里的摆设和古董，或是成为人们的玩物和观赏的东西。
首先从出土的角度看。西汉武帝的时候，在山西的汾阳发现了一件鼎，当时既没有对这件鼎本身进行研究，更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件鼎应用于历史
的研究中，而是将这件鼎的出土当作吉祥的预兆，从而将年号由元狩改成了元鼎。
又如慈禧太后的陵墓。军阀孙殿英借演习为名，洗劫了河北遵化东陵的慈禧太后陵墓。应该说，慈禧太后陵墓出土的文物是大量而丰富的，但是，当时的军阀既没有将这些实物史料应用于历史研究中，也没有对这些实物史料本身进行研究，而是将其用于变卖钱财和贿赂相关人士。
所以说，这些出土的鼎也好、慈禧墓中的珍宝也好，都因为没有进行考古学的研究而不具有考古学的意义，都与考古学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其次从保存的角度看。秦始皇陵在咸阳存在了二千多年了，我们能说它本身具有了考古学上的意义吗？不能。但是近年来，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和研究，既对兵马俑进行了研究，也对兵马俑与秦始皇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说秦始皇陵具有了考古学上的意义。
从4世纪到19世纪，敦煌洞窟在丝绸之路上保存了一千五百年，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1907年，英人斯坦因从商人口中得知了消息，后通过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随后进行了盗劫。按说，敦煌的壁画和雕塑是大量、丰富的，但也不能说它的存在具有了考古学的意义，只能说它是属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范畴，但若不对它进行科学的发掘、整理，不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也不能说敦煌石窟就具有了考古学的意义。
最后从收藏的角度看。明清故宫收藏的书画、陶瓷器等等是大量的。但是它收藏的再多再丰富，也不能说这种收藏就有了考古学的意义。
所以，不对实物史料本身进行研究，又不应用这些实物史料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问题，便不可能有考古学的存在。反过来说，即使出土再多、保存
再多、收藏再多的实物史料，如果脱离了历史研究的范畴，这些实物史料本身与考古学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实物史料呢？一般来说，最基本的，也是最科学的手段或途径，就是进行田野考古。大家知道，考古学研究通常是按三个步骤来进行的。这三个步骤依次是：
1聚集实物史料；2公布实物史料；3综合研究实物史料。
也可以说，考古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就是聚集实物史料、公布实物史料和综合研究实物史料的过程。
其中，聚集实物史料和公布实物史料这两个步骤，就是获得实物史料最基本的、最科学的手段和途径，就是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所要完成的。它们是田野考古的基本任务，属于田野考古学的范畴。
那么，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聚集、公布实物史料和综合研究实物史料的理论和方法，就是我们田野考古与历史研究这门课所要重点讲述的田野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第三节考古学的概念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这些实物资料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考古学的产生有久远的渊源，但到了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中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也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一直也没有进行田野工作。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从这一时期开始，中
国的考古学才可以说是真正产生了。
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其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它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所谓方法论，也主要产生于田野考古工作中，因此，我们的课程也要从田野考古的方法谈起。
一、考古学的定义
从现今通常使用的情形来看，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三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学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以引申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
现在，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已经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虽然还没有一个被普遍确认的定义，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对考古学一词的理解是大致相同的。
因此，从共同的理解出发，考虑到考古学的上述三种涵义，可以给考古学下这样的定义：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二、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
考古学虽然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范围是古代，所以
浅谈考古学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浅谈考古学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摘要】考古学，是一门以研究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历史的科学。它与历史学既求同存异，但又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然而作为历史学的延伸：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则以实物或文献作为依托而存在、而发展，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们也依靠着考古学的研究发现而生存，而熠熠生辉。因为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历史教学的课文内容不仅得到了丰富与完善，甚至还纠正了流行已久的误传与毫无根据的论述……不仅如此，还为营造拓展式学习、研究发现式学习氛围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依据，从而充分调动师生走出课本、走进现实，以文献为依据、以实物为依托去发现、论述、完善历史,真实、全面、确切地再现历史表象；与此同时，也因为考古学，历史研究同样地也得到了拓展与完善。考古出土的遗物、遗迹，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研究的某些领域提供了新的材料，这对纠正前人研究错误、丰富前人研究成果、弥补前人研究不足、发现历史、教育现今等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键词】考古学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作用意义 【正文】 一、考古学与历史教学 考古学的存在和发展，深深地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变化与更新，完善与拓展。 （一）“提供实物资料，纠正教材误传”。教材是师生为达成历史教学目标而利用的必备工具，是师生了解历代知识、吸收远古文人志士传统优秀理念、博古厚今的重要资源，它的编排与内容直接影响着师生的想法、乃至做法，它的发展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祖国教育的未来。因此，保证教材内容的正确性与客观性是历史学家乃至教育工作者所要为之不断奋斗的前提。“思想决定做法，理念维系行动”的至理名言客观上要求我们以史为鉴、、以物为本、以真为实。然而考古学的存在和发展则有效地纠正了教材的相关误传，客观上为教材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考古研究出土的化石、器物、竹简、藏经、壁画、帛书等文化遗存，以如实存在的实物姿态客观地印证了各个时期的产品的工艺特点和各时期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力地推翻了那些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之下而胡乱捏造出来的教材的相关论点与相关史实，从而引导教材积极、健康发展。 （二）“补充教材内容，完善知识残缺”。“在20世纪以前，中国学者与广大
红陶
红陶 红陶【基本信息】红陶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器表呈红色的陶器。人类发明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它的烧成。原理是：陶坯入窑焙烧时采用氧化焰气，使陶胎中的铁转化为三价铁，器表便呈红色。根据陶胎粗细及含砂与否，可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马有浜文化等都以红陶为主。【瓷器简介】颜色呈土红色、砖红色或褐红色的陶器。红陶是中国最早的陶器品种之一，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各个文化中最为普遍。10000多年前的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陶器遗物主要是红陶。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等等，人们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红陶占很大比例。精美的彩陶、彩绘陶，陶胎本色均是红色。以后各个历史时代，红陶的使用虽然逐渐减少，但一直没有中断。在陶器烧制到一定程度将窑内火焰的性质控制为氧化焰，在氧化气氛焙烧下，陶土中的金属铁大部分转化为三价铁，还原比值低，烧成的陶红陶器即呈现红色。陶土比较纯净细腻、含细砂极少者，称为泥质红陶，主要作饮食器具和盛储用具。陶土中掺有细砂者，能耐火，主要作炊具用，称为夹砂红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红陶是l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最先发现的，因此称这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遗址里有红陶、灰陶、彩陶和黑陶等。以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在许多文化遗址里都发现了红陶。【陶鬶介绍】规格：高36.8厘米口径20.4厘米出处：走进珍宝世界：中国古代饮食具年代：新石器时代「类型」质地类型：陶器功用类型：饮食具栏目关键词：炊食具茹毛饮血与原始熟食的结束—新石器时代饮食具收藏地：北京大学赛克勒考红陶古与艺术博物馆主题词或关键词：鬶龙山文化辅助分类项：饮食具造型最美的炊具鬶虽与鬲同为煮食的炊具，但它的造型之美远在陶鬲之上，至今仍被艺术史家视为远古造型艺术中设计最为成功的作品。如果说前述大汶口文化的灰陶鬶尚未摆脱写实的风格而略显呆滞的话，那么这件山东省日照县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鬶则以其极富神韵的造型和洗练的装饰，使人感触到远古造型艺术的至美。而且由于它出自龙山文化的发源地，所以更觉弥足珍贵。你看它高高的冲天流恰似雄鹰的尖喙，三条肥硕的袋足雄健刚劲，偏置一侧的把手让人不禁想起鸟儿奋飞前鼓起的侧翼……一只振翅冲霄的雄鹰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自上而下的圆润曲线，又恰到好处地使这勃勃的雄性避免了生硬和呆板，可谓刚柔相济，形神兼备。令人称道的工艺这件陶鬶的工艺水平也值得后人称道。它虽是红色胎体，但成型后经过磨光工艺，对外表进行二次加工，使器身光润亮泽而呈灰黄色，从而避免了在不施彩的情况下外观的粗糙，几颗零星分布的乳钉纹和凸弦纹使整个器物更富有生气。乳钉纹红陶乳钉纹是指器物表面附着的乳状突起，这类在陶器成型后又附加于器表的装饰通称为附加堆纹。弦纹就是线纹，根据形态的不同，分为凸弦纹和凹弦纹。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考古学文化中最为著名的两支之一（另一为仰韶文化），因最先发现于山东省历城县（今章丘市）龙山镇而得名。由于仰韶文化多彩陶而龙山文化多黑陶，学术界曾分别称之为“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后来进而将中国北方乃至湖北地区的与山东龙山同时代的类似文化统称为龙山文化。实际上，各地区的同时代文化各有自己的不同源流，如山东当地的龙山文化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而河南地区则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而且各地的文化面貌也不尽一致。所以近年来各地的龙山文化分别有了独立的命名，而所谓的龙山文化则只指山东境内的遗址，但保留了龙山时代这一概念，仰韶文化也有类似的情况。【花盆介绍】红陶—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器表呈红色的陶器。它的烧成原理是：陶坯入窑焙烧时采用氧化焰气，使陶胎中的铁转化为三价铁，器表便呈红色。根据陶胎粗细及含砂与否，可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我厂在本行业拥有丰富经验，具有强大的设计实力，创意精神，崇尚自然主义的个性，符合世界环保趋势。致力于红陶服务社会，以满足市场需求。瓷板画—釉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以独
《历史文献学》复习题
《历史文献学》复习题 第一章：绪论 1、古代“文献”概念中，“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第一章） 2、请阅读下面给出的材料，然后根据提问回答问题。 1）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1）请你根据历史文献学知识，说出古代“文献”的概念。 （2）请你用所掌握文献学知识，评评郯子在这个对话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郯子所说的凤鸟等各种鸟，包括“五鸠”、“五雉”、“九扈”，都是不同的鸟名。你根据郯子所作的阐释，你可以知道郯子是一个么样的人。 2）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1）马端临在这里给“文献”作出的含义是什么意思？ （2）马端临在这里给“文献”作出的含义体现了我国古代“文献”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这里的“献”还有没有古代文献中的“献”的含义？ 3）“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
考古学如何帮助我们探究中国历史
考古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根据实物遗存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世界范围来说，考古学也才不过诞生一百多年。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将考古学传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才逐步发展起来。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却在不断地创造奇迹，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人类的历史。 以中国考古学为例。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有文献记载的信史仅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其以上的历史，如三皇五帝、夏商王朝等，仅以神话的形式存在，于是很多人产生怀疑，认为前面的历史不过是子虚乌有，只是后人托古改制的借口而已。 近百年来，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解，尤其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甲骨文记录商代世系的确认，可与《史记》中关于商代的记载相印证，证实了《史记》的真实性。这一伟大发现，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中国早期光辉文明史的认可，也确立了考古学重要的科学作用。 随着不断有众多古代重要遗址、遗迹、墓葬、窖藏等相继重现世间，这些发现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具体而详尽的材料，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为中国历史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例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在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已有远古智人，生息繁衍在中国的大地上；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了五千至七千年前的先民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其农耕技术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殷墟的发现，将高度发达的商代奴隶制社会全面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此外，新疆吐鲁番、尼雅等地区的汉唐遗址和墓葬的发现，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因此，考古学极大地延伸了人们的历史时空观，在为历史提供相应证据的同时，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昨天、今天、明天的认识。 考古学范围极为广泛，包括从人类产生到近代以前的全部历史时期，内容上涵盖了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以实物形态遗留下来的史实。按照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等的不同，有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美术宗教考古学、航空、水下考古学等分支。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都以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两者以文字的产生为界，前者主要研究之前的人类历史，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为主（有时也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后者主要研究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当中以青铜时代尤其是铁器时代为主。田野考古学主要是以发掘为中心，进行研究。调查发掘的对象极为广泛，包括居住址、墓葬、道路、桥梁、都市、窑群、矿场等多种。特殊考古学包括以上三大分支以外的其他各种分支，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铭刻学、航空考古学、水底考古学等。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实例资料重新为世人所认识，为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历史提供极其丰富的佐证。
考古考研知识点
北大版“考古学通论知识点概要”（转载自博雅论坛） 考古学导论 1、金石学古器物学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进程考古学公众考古学女权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功能考古学实验考古学 2、遗物遗址遗存遗痕灰坑窖藏 3、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金石录水经注梦溪笔谈武经总要营造法式 4、田野考古学洛阳铲探方探沟隔梁关键柱磁方位角罗盘水平方格法大面积揭露法浮选法 5、考古三大杂志 6、考古学年代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地层学原理类型学原理标准型器旋回地层学地质年代学气候年代学三大信息库年轮法放射性时钟C14 AMS 达曼表 7、考古学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间理论 8、环境考古学三大气候系统六大环境系统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孢粉分析学植硅酸分析脂肪酸分析 9、技术与经济失蜡法合金polanyi模式 大题 1、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北大论文赵辉写的） 2、中国考古学史 旧石器时代 一.解释题 人类化石 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腊玛古猿禄丰古猿巨猿爪哇人元谋人郧县人建始人蓝田人北京人金牛人南京人和县人马坝人柳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 文化遗址 周口店萨拉乌苏西侯度文化丁村观音洞水洞沟硝灰洞泾渭文化 合河文化寺裕文化百色盆地富林文化富源大河遗址 工具类 石器石片石器石核石器硕石石器石叶细石器小石器尖状器刮削器 砍砸器石球盘状器大三棱尖状器球状器雕刻器手斧 加工工具石锤石占 制作技术类 石料加工各部名称 台面打击点半锥状石片角辐射线同心波纹阴面阳面锥疤 直接打击法锥击法碰站法砸击法锐棱砸击法 间接打击法击钎法压剥法 修理技术压制法指垫法 技术模式 奥杜威技术阿舍利技术勒瓦娄哇技术莫斯特技术石叶技术细石器技术 修理台面技术预制石核技术盘状石器技术 技术研究方法 微痕分析法埋藏学孢粉分析法植硅酸分析脂肪酸分析石器拼合
历史文献
编年体 一．概述 1. 编年体：按年月日时间顺序编排记载史实的史书体裁。它可以给人以完整的时间概念并有利于考察各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因果关系。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先秦时各国的编年体史书都叫“春秋”，孔子写的《春秋》是据鲁国的改编而来。 2. 编年体史书的起源：1）编年体是先秦时期的主要的史书体裁2)编年体史书是上古记载史事所普遍使用的一种体裁3）《春秋》之后，出现“春秋三传”，特别是其中的《左传》，对《春秋》的编年体裁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至战国时期，出现了《竹书纪年》，记载从夏朝到战国魏国的史事，此书今有辑本 3. 编年体史书的发展： 汉魏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取得长足发展 1）出现大量编年体史书前所未有，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记》今仍存世；今以亡佚的有：张番《后汉纪》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2）体例的新突破荀悦《汉纪》在编年体例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预先确立编书的凡例（编写时所要遵循的规则方法）《序言》集中明确阐述写作原则和条例，不同于《春秋》《左传》意例散见书中；其次，改纪传为编年创立断代编年史书。《汉纪》约编《汉书》将史事归于十二帝纪中，仅相当于原本四分之一，开缎带编年史书之先河，影响深远后继者很多（汉纪创作原因：给皇帝编一本简明历史教科书，汉献帝命荀悦给他编一本简编教材，是根据《汉书》改编；再次，《汉纪》以前的史论，多随文而发文辞简略，《汉纪》有许多长篇大论，评人评事议论得失，表现作者历史哲学思想，把史论推向一个新高度。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论实源于此。3）编年体类型日趋增多出现了起居注和实录等新的编年体史书，起居注是以时间为顺序的帝王言行录；实录是一代帝王的编年大事记。二者都是修国史的重要材料 隋唐时期编年体进入一个低谷 1）数量少隋唐开始禁止个人修史，魏晋以来的私家修史的风气骤然衰落，官修史书以纪传体为主，因此这个时期所产生的编年体史书数量较少2）质量差未出现卓越的编年体史家和具有特色的编年体史书，所产生的几部编年体史书也没有流传下来 两宋至清明复兴繁荣时期 1）数量空前丰富各朝都有以编年体形式编纂的史书，卷浩繁数量庞大，以往无法比拟2）出现具有典范意义的巨著，北宋时期出现了第一步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从编纂体例、叙事方法、编修凡例、工作程序等多方面都为后世树立了榜样，继承之作丰富，该书起到振兴编年体的作用3）使编年体足以与纪传体相提并论如：刘赎《通鉴外论》司马光《资治通鉴》毕远《续资治通鉴》夏燮《明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贡献 提要： 考古学乘西学东渐之风于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至现在贡献巨大，解决并正在试图解决很多重大课题，例如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人类起源演进问题等，而考古学最根本的基础即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其地层学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但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其地层学的发展脉络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就其渊源问题有些语焉不详。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梁思永先生发掘后冈遗址考古地层学始真正得以确立1。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与世界考古地层学的关系，并认为考古地层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经验问题和技术传统问题”2，但是对于作为新兴的中国考古学的技术传统，学界并没有给出清晰结论。这样，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在考古学史上显得比较突兀，似无源之水或者说源头不甚清晰。 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考古地层学的发展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经过是被誉为地层学革命的20世纪初新大陆考古，考古地层学原理得到广泛应用。而此时正是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之时。 本文除了试图厘清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脉络外，主要目的还在于试图考察影响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变化的学术背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以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是经验积累导致地层学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还是考古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致使考古学需要新的获取资料的手段，从而带来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这似乎是那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问题。 1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10 p22 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出版社1997.6p151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1] 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2]。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3]。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1]。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4] (pp. 137～142)。 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指历史科学，它的资料来源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专指在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方法，是以传世文献为出发点来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或称为文献历史学。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做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5]。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
历史文献学复习资料
历史文献学 题型：填空题20、名词解释40、简答题20、论述题20 王应麟《玉海》；版本学有叶德辉《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专著，辑译之书的鼻祖清末大官僚王懿荣-- 1899年刘鹗，第一部甲骨著录著作《铁云藏龟》 --孙诒让《契文举例》 ---整理和研究甲骨文最有成就的是: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著名地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 宋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是宋太宗时编写完成《册府元龟》宋真宗时完成，都是北宋时编写的，故后世合称此四书为宋朝四大部书，或宋四大书。 目录学开端人物（六分法）成果：六分法即创始于刘歆的《七略》，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目录书籍 史记三家注：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 敦煌三大家：姜亮文、向达、王崇明 正史：指官修的以纪传体为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 双璧: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有解题的书目，在学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名词解释 文献、辨伪、辑译、刘向、三通、校勘、郑玄、四分法、六分法、 底本：是校勘时选用的本子。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无文字讹误，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版本：是相对于以前的抄本，专指雕版印刷复制的书籍。最初指一种书籍经过多次传抄、刻印或以其他方式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随着时代的发展，版本也开始应用于影视、软件等事物上。 尤氏《遂初堂书目》第一部著录版本的书目。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很早就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下面由为你整理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 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
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 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广泛采用 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在此，我主要说的是历史文献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 说起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众说纷纭，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所说，他认为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并且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 但在我看来，单纯的从考古学角度很难构成完整的理论考证体系。前面所说的仅仅强调了考古器物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没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或者是可考据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有时会发现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历史文献同样有一套自己的研究科学，对考古活动有着重要的考据验证作用，毕竟，考古材料也要有史可依，器物的断代、考古遗址的朝代认定等，仍是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以弥补证据不足的缺陷。正如秦始皇地陵的考古发现，仅仅有地理位置上的吻合远远不足，封土丘浩大，考古挖掘也只能搁置，如何确定这就是几千年前留下的墓葬遗址，考古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上，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正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失，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树草木以象山”，不仅如此，短短百字的记载也为我们描述了未曾发掘的神秘地陵下的壮观景象。相反的，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也同样印证了《史记》文献的可靠性。所以说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作用是相互的，不仅仅是平行关系，或者应该说是一种交叉关系。 既然说是交叉关系，考古学对文献学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夏、商、周鼎盛的青铜文化为例，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仅靠文献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文献所记载的夏、商、周历史资料不多，内容贫乏，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其次，文献所载的有关夏、商、周的历史内容，多数传说，由于年代久远和传说记载难免会有一些失实之误，所以，对我国夏、商、周历史的研究，单凭文献资料是不可能全面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的，这就需要考古学的研究来填补空白。 所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学是在相互补充，文献学也会存在时代的局限性，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任何一种文献记载的与考古学在同时代的发现都不相同，所以两者之间也会存在空隙。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都是一样的，应该在学科间寻求必要的合作，将自身优势渗透到历史文献学当中，假如对方的领域，这样子，考古学更能发挥自身的特点，文献学也会日益得到补充和完善，学科的交叉，会带来更多的裨益。 09历史李玮 学号：09034004
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以安阳殷墟为例。安阳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曾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是世界最著名的“古典城邦”之一。宫殿区出土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很多都是世界之最。殷墟宫殿宗庙有众多甲骨窖穴。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考证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后，这里共出土约15万片甲骨文，不仅证明了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文字的造字法则，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是中国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战国以来逐步确立的、通过《史记》等文献固化的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古史系统，在20世纪之前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而随着疑古运动的兴起、西来说的流布，旧有的古史体系趋于瓦解，甚至流于虚无。1所以殷墟的挖掘，便是对古史的一种验证。 殷墟中挖掘的陶器也能使我们获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信息。以下两张图片分别为陶罍与陶簋。 1陈民镇.如何重建古史———从《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争议说起[A].齐鲁学刊，2020年第1期
墟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种类多样，既有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日常用陶器，如觚、爵、斝、觯、罍、卣、尊、鬲、、甑、豆、盘、簋、盂、罐、壶、瓿、盆、瓮、鼎等，也有上层权贵所使用的陶器，如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还有一些具有礼器性质的仿铜陶礼器，如觚、爵、鼎、尊、卣、斝等。依据陶器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将墓葬陶器组合分为六类:酒器类;炊食器类;酒器与炊食器的配套;盛贮器类;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以上组合，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其它类组合占比例较小。而且酒器中觚、爵二器出现的频率较高，觚、爵组合已成定制，可见晚商时期仍是重酒的组合。通过组合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同一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不同，即便是同一时期，不同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也有所区别。这种组合的原因，是人们的生活习俗还是社会礼制抑或是等级关系，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以安阳殷墟为例，我们就能看出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一个作用就是提供史料支撑，从实物材料中窥视历史，重现历史。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便是这一作用的完美诠释。虽然做不到完全重现当时的历史，但是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考古学与历史学带来的魅力。
【笔记】中国考古重大发现选讲西北大学公开课笔记
中国考古重大发现 第一节周口店遗址与人类起源 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约50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村龙骨山上，此处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接壤处，这一地区的石灰岩洞穴和裂隙中常有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 安特生发掘过仰韶遗址，在鸡骨山发现两种啮齿类动物化石，发现一具食肉动物的化石。 1921年开始调查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人类牙齿，1926年公布发现成果。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开始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正式发掘，步达生（体质人类学专家）将周口店发现的人类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后来简称为北京猿人，最后简称北京人。 1929年，震惊世界的发现，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最终在西方世界得到承认。随后发现了更多的人工制品：石头，灰烬，所以人们认为他们开始使用火了。在周口店其他地方也有所发现，人们将在山顶洞穴中发现的人叫做山顶洞人。 贾兰坡，发现了三个直立人的头盖骨，1927到1936年，考古发现一次比一次震惊，1937年后因战争停止。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恢复考古工作的就是周口店遗址。1951年陆陆续续有新的成果发现，比如少量哺乳动物化石，还有个别的石器。1966年发现猿人额骨，顶骨以及牙齿。1973年，发现晚期猿人牙齿，所以命名为新洞人。 考古发现的意义（科学价值）：1、人类是怎么起源的，各个地方都有人类起源的传说，但是达尔文发表了他的著作《物种起源》1859，否定其神话色彩。简单的结论是：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周口店遗址的发现能够证明达尔文的观点。2、把人的历史推进了很远，是当时中国带给世界的惊喜，北京猿人解放了爪哇人。发现大量石器，骨器以及用火的证据。石制品有十万件左右，对石器的观察认识越来越深刻，用显微镜发现石器被使用的痕迹，在功能上各个不同。这些工具的使用对象是动物，石器的使用证明了人是占主动地位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认为有控制的用火对人类的进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85年，路易斯宾服认为北京人用火的证据没有说服力，没有明显的火塘遗迹，遗址不是北京人的原居住地址，可能是被冲进来的灰烬，也有可能是吃了人的鬣狗带进来的，火或许是自燃现象或者其他可能。中国旧石器考古专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重新对遗址进行了发掘，重新证明了北京人是会控制用火，回击了一些质疑。晚时期的山顶洞人出现了最早的有意识的埋葬，有撒在人类周围的赤铁矿可能有一些含义还有一些随葬品装饰品。 山顶洞人比北京人进步很多，发现了骨针。周口店不只有人骨，还有石器。莫伟思线划分了两个世界，细石器与手斧是有区别的。铲型门齿从北京人起就与西方人非洲人有了巨大的区别，北京人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目前周口店有27处地点，1987年成为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
历史文献史源学
历史文献史源学/解题 史源学是以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始出处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分支。通过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始出处，可判定某记载的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从而正确地徵引史料。 文献史源学/功用 1有助于鉴别史料的真伪及其可靠程度 《史记·屈原列传》 2有助于纠正前人著述中的谬误 秦蜀守冰 《汉纪》 3有助于正确地剪裁取舍史料 原始史料 撰述史料 4有助于确切地理解史料 战少利 5有助于树立严谨的治史学风 冯胜 冯国用 历史文献史源学/分析讨论 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的类书《锦绣万花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嘉靖刻本）、成书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的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宋末元初的阴时夫《韵府群玉》（四库全书本）等都明确记载：《陋室铭》，刘禹锡作。 刘禹锡《上杜司徒书》（《刘宾客集》卷十） 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 刘禹锡于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一直住在洛阳。分司官，除御史外皆为闲官，这与《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正相吻合；刘禹锡分司东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谈笑有鸿儒"正相吻合；据《全唐诗》和《刘宾客集》，刘禹锡还喜音乐，通佛学，这与"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正相吻合。 欧阳修、李德裕、刘禹锡都曾作《秋声赋》 古今文集，后人发现佚诗佚文者，并不罕见。 厉鄂《樊榭山房全集》 大前提：《参同契》的本质内容是假借《周易》爻象以 论作丹。 小前提：葛洪《抱朴子》所论作丹的真正含义是外丹。 结论：《参同契》是外丹著作。 《抱朴子》中经常将“金丹”与“大药”连称。“金丹”与“大药”乃同义语。《抱朴子·释滞》：“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炁，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葛洪所论金丹大药除了指外丹外，亦可指“宝精行炁”的内丹 大前提：葛洪之前养性之书，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 小前提：《参同契》在葛洪前。 结论：《参同契》以"还丹金液"为大要。 抱朴子内篇·金丹》："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 葛洪曾经披阅了已见于世的差不多所有的炼丹著作和养性之书，其基本内容莫不皆是还丹金液。 葛洪披阅群书，发现养生长寿的方法虽然很多，但却以"还丹金液"为最重要。 《灵宝毕法》："所谓金液者，肾气合心气而不上升，熏蒸于肺，肺为华盖，下罩二气，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闾穴升上，乃曰飞金晶人肺中，以补泥丸之官。自上复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还丹。"据此，"还丹金液"除指外丹外，亦可指内丹。 养性神仙之术包括：以恬静寡欲为主的养神之道；行呼吸行气之术，以求长生益寿；爱养精气，使无漏泄，以求髓满骨坚；除情去欲，炼养神明等项。
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近几个世纪以来,博物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蓬勃发展，而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的博物馆绝大部分是历史类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都渗透着历史学和考古学。 一、博物馆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这两门学科的指导。 依据我国国情，从过去到现在建立的博物馆中，历史类博物馆占大多数。在这些历史博物馆里，收藏陈列的多以考古藏品。要想高质量、高水平地发挥历史类博物馆的作用，不仅需要用博物馆学理论进行指导，而且必须用相关学科(历史和考古)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王绵厚同志在《博物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序)》一文指出:“作为博物馆虽然与多处学科发生联系，但是一般看来，博物馆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这是在大部分博物馆中最亲密的两个学科。无论是中国通史博物馆，还是地志性或遗址性历史博物馆，都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而且由于大部分历史博物馆的工作者，都出身于历史、考古学者，如同中国的近代工人，大部分来至农民一样，更加深了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血缘’关系。对这三门学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打一个不一定完全贴切的比方，就如同一个人，历史博物馆考古藏品好比骨头和肉，历史唯物论观点好比血液，在外边包裹着骨肉和血液的皮肤就如同博物馆。也就是说，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和陈列着历史材料和考古实物，同时也贯串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历史博物馆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正是这些基本条件，共同实现着历史博物馆的功能，去说明历史，表现历史的进程和规律。因而，要想把历史博物馆办成高水平、高效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地，除了发挥基础作用外，还要深人研究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博物馆与这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两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以便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博物馆的工作进行全面指导。 二、博物馆与历史学。 众所周知，我国的博物馆学起步很晚，它从一开始就隶属于史学家整体的史学体系。博物馆的本质是什么?这里所用的提问方式是史学的，回答的正确与否，也一直以史学标准衡量。从博物馆学所确立的基本问题上，已清楚地显现出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将来也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以至于这个问题被大多数博物馆学者所放弃。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向题本身的难度，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即便被解答也缺乏现实的意义，缺乏面对现实的力量，似乎只是在玩一种逻辑游戏。史学家对博物馆的关注是因为博物馆对他们治史有益，他们只是史学家而不是博物馆学家。迄今为止，博物馆未能有独立的形态。传统的惯性使博物馆一如既往地随着史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历史学者分析某些史事偏重于选择史的原因是处于“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史学一直影响着博物馆学，对博物馆研究大有裨益。然而，如果博物馆只是生来就为史学服务，去达到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又何必要费劲把博物馆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博物馆只是反映论的一部分。博物馆对经济的依附等诸如此类的命题，令人对博物馆学顿生轻视之心。如此简单地套用反映论，正证明了史学理论的苍白。反映论的合理性和应有域限需要博物馆去证明，但博物馆对反映论的套用却使自身丧失了本性。 博物馆似乎只是为着史学而生存着。其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对博物馆的本质作没有结果的探讨，由于是一种探素，是对智慧的追寻，是对现存事物秩序的认识，因而具有了价值。然而，在讲究实用，注重功利性的今天，那种没有结果的探讨是不可能具有价值的。对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社会伦理方面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伦理型文化氛围中生长的中国人，对学问、知识的选择往往出于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功利目的。诸如“我为什么要参观博物馆”，“博物馆于发展经济有什么用”等等问题及其对博物馆冷漠、陌生、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但同时反映出博物馆依附于史学的结果是远离现实，成为空中楼阁。因为史学的目标与博物馆的目标并不一致。何况现代博物馆也已走出空洞的思辨，直接参与现实和生活。所以，长期以来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是使博物馆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中国考古学考点归纳
中国考古学考点归纳与总结 ——Collected by QQ 考古学导论 名词解释 【分支学科】金石学、古器物学、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进程考古学、公众考古学、女权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功能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 【物质资料】遗物、遗址、遗存、遗痕、灰坑、窖藏 【相关著作】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金石录、水经注、梦溪笔谈、武经总要、营造法式【田野考古学】洛阳铲、探方、探沟、隔梁、关键柱、磁方位角、罗盘、水平方格法、大面积揭露法、浮选法 【考古三大杂志】 【考古学年代】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地层学原理、类型学原理、标准型器、旋回地层学、地质年代学、气候年代学、三大气候信息库、年轮法、放射性时钟、C14、 AMS、达曼表 【考古学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间理论 【环境考古学】三大气候系统、六大环境系统、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孢粉分析学、植硅酸分析、脂肪酸分析 【技术与经济】失蜡法、合金、Polanyi模式 论述 1·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关系（北大赵辉写的论文） 2·中国考古学史 旧石器时代考古 名词解释 【人类化石】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腊玛古猿、禄丰古猿、巨猿、爪哇人、元谋人、郧县人、建始人、蓝田人、北京人、金牛人、南京人、和县人、马坝 人、柳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 【文化遗址】周口店、萨拉乌苏、西侯度文化、丁村、观音洞、水洞沟、硝灰洞、泾渭文化、匼河文化、寺裕文化、百色盆地、富林文化、富源大河遗址 【工具类】 《石器》石片石器、石核石器、砾石石器、石叶、细石器、小石器、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盘状器、大三棱尖状器、球状器、雕刻器、手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