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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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作者：郑明夏凯连宏谋
来源：《北方经济》2012年第04期
【摘要】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直被
学者们所忽视，认为制度因素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存在。然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是表现在制度不均衡时，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对经济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关键词】制度创新经济增长制度分析
一引言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破解经济增长之谜一直是古往今来众多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事，因而在历史上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40年代末，哈罗德和多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分别提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人们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指出经济运行存在“内生”的不稳定性，从而产生了经济周期。但是，该模型由于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因而储蓄率即资本的积累率就成为惟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他要素在增长中的作用就被忽略掉了。60年代中期，索洛、斯
旺等提出了技术进步论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具有替代作用，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过分注重资本的片面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还认为技术对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是，该模型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条件，这与现实有较大差别。因而其解释力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在这个模型中，虽然意识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但是把它看成是外生变量，并且对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未作解释。80年代中期，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
模型，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因素，它不仅本身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还可以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该模型与“哈马德—多马”模型（收益递减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收益不变模型）相比是典型的收益递增模型，这也更接近于世界经济在历史上持续增长的现实。在这个理论中，技术不再是外生的和不可控制的，它是人类出于追逐利润而进行投资的产物，因而经济增长可以由内生技术进步而控制。但是，在该模型中不确定的学习过程被看作是既定的，难以解释有风险的创新过程，更无法解释制度转型与国家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用历史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创新为技术革命铺平了
浅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要】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直被学者们所忽视，认为制度因素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存在。然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是表现在制度不均衡时，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对经济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关键词】制度创新经济增长制度分析 一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静态分析 由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较短的时期内为避免社会动荡、经济波动很少对制度作较大的变动，因而制度的静态分析是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下文将从制度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1．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约束主要是指意识形态、风俗习惯、道德品质等，而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它们大都内生于人们的头脑中，多以思想的形式表现。马克思曾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思想又引导和指挥着人们的行为，所以思想对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曾有人提出“思想也是生产”的论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评判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它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成功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减少交易成本的工具。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复杂，对于每一项交易，人们不可能拥有充分的信息，而此时他们可凭借自己的意识形态直接采取行动，因而减少了社会效率的损失；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克服个人和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的克服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而使“看不见的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更有效的发挥作用，避免“囚徒困境”的出现；第三，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减少正式约束中的执行费用。比如，法律的强制执行费用和法院费用的减少，可以使更多的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领域。 2．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等。在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分工和专业化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正式约束中的一些制度就是界定人们在分工中的“责任”，因此制度在促使分工和专业化有序进行，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巨大。另外，正式约束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保证。如“度量衡”制度、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等；正式约束在克服“外部性”使社会资源更充分有效利用方面作用巨大。如“专利法”的颁布实施在克服“外部性”促进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 实施机制是使正式约束能顺利有效执行的保障。由于它能促使制度更完善、更健全、实施更有效，因而能有效规范经济个体的行为，使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机制更有效，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是假定其他两方面不变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长促进机理的探讨。若三方
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
简析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 姓名：LWJ 学校：河北大学 学院：研究生院 年级：2013 专业：区域经济学 学号：20130092
一、区域经济增长 （一）含义 狭义的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区域内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用货币形式表示，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用实物形式来表示，就是各种产品生产总量的增加。广义的区域经济增长则还包括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产品需求量的增加等。 （二）衡量标准 衡量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指标是区域经济增长率。衡量区域经济增长除了测算增长总量和总量增长率之外，还应计算人均占有量，如按人口平均的区域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区域经济增长的核算通常依靠GDP、GNP等统计数据。基本方法一般以本年度的GDP总量对比往年的GDP总量，而得出经济增长的百分比。 （三）具体要求 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就是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而内涵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投资、劳动和技术进步。 1.投资 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50％以上。我国过去25年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促成的，投资增加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在1980年接近30％，2002年突破40％，2003年达43％（许小年，2004.），因而投资增加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劳动 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能否步入高级化良性发展轨道，关键在于它是否拥有足够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和运用新技术的人力资源，也即是否具有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等高级人才资源。世界银行专家的研究表明，增加教育投资，从而使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长9％。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强调：“改进穷人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我国近年来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就与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有着必然的联系。
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
制度经济学 理论基础 扩展、提升篇(二)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思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诺思（2005，P。170）“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institutions”基本上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 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 制度分析方法论基础中三个基石性问题，即（1）人类合作（2）制度分析中的行为假定（3）以及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的行为，还有利他主义（altruism）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而这些不同动机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 诺思还认为，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tructs）来处理信息各辨别环境的，因而这些先存的心智构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诺思还深刻指出，由于在人类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个人在社会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信息时均存在着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原因）。 “人的这种心智能力与辨别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存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则通过结构化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 诺思说“我的制度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能理解一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他们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制度与经济发展
制度与经济发展 案例1：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 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的农村土地是由公社来使用的。60年代初，安徽省农民开始要求改革公社体制，使得家庭收入可以与劳动挂上钩。当地的领导人开始进行试验，允许一些农户签订小块土地承包合同，由于示范效应，其他许多农户也签订了承包合同。农业土地承包导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当地政府和领导人正式批准了实行这种制度。当时中央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后来由于中央政府不同意这种做法，土地承包制度曾被部分地恢复到原来的制度。1978年，安徽省一场严重的旱灾导致了该省出现粮荒。省政府领导允许农民们种植农村生产队无法耕作的任何土地。附近的村庄纷纷效仿。 图一凤阳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契约” 在历经将近20年之后，中央政府终于开始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中央政府官员正式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个家庭可以与生产队长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以他们“自己的”土地来生产农作物。在一个村子之中，土地的分配原则是一样的，不过村与村之间可能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土地从集体所有制转为个人使用和更为正式的使用权的过程中，社会因素和生产率因素决定着土地的分配。不过，土地承包合同并不能保证农民有非常稳定的土地使用权。虽然原则上签订合同之后，土地使用权应当有若干年时间，但中国农村大多数地区的做法是，根据农民的收成情况，时不时地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调整，中国农民和官员们对于社会因素和效率因素的考虑从来是不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对农民的调查发现，农民希望得到更安全的土地使用权，但也有很多人赞成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调整。中国农民表示，如果他们的生计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的话，他们是赞成不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调整的政策的。由于在何种制度框架能够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并没有取得共识，这可能导致了在实施土地承包制度上进展缓慢。 图二凤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使用权频繁的进行调整在某些条件下还反映出，一些地方干部希望发挥影响力，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对土地的控制力依然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各地关于土地使用期限和做法的土地制度大不相同。虽然中央政府同意土地使用年限为15~30年，但这一点从未实施过，实地调查研究显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县级和省级官员，其兴趣更有可能与农民相一致，而不是与当地的官员保持一致。 图三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解释了制度改革的一些重要教训： 1．试点是制度改革的关键。在本例中，地方政府的试点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中央政府在承认一项成功的试点然后在全国推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制度改革需要时间。随着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以及其他支持性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土地制度将会继续发生变化。 3．在制度改革的不同阶段，地方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可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4．在改变现有的规则时，政府需要了解制度在影响公平与效率上的双重作用。社会因素影响着改革的步伐，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进行制度改革。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要：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由此可见，投资是国民经济增民经济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投资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是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一方面经济增长又是扩大投资赖以存在的基础，对投资起决定作用。 关键词：投资经济增长 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含义。投资就是资本的使用和配置，它是一个变量运动和增值的过程。投资时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垫付货币和其他资源于某项事业的经济活动。为了强调投资与资本的联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对投资进行了定义：“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投资总是指实际资本的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增长是也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经济学家对此也有着不同的解释，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关于“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产出（GNP）的增加”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做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指提供给居民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的技术和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上。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投资的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即投资需求效应和投资供给效应来实现的。在投资过程中和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不断运用资金，购买生产资料如电力、水泥、钢材、电力等，从而导致对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大量需求，引起国民经济中需求总量的增加，推动相应行业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投资的供给效应表现为投资项目建成后投入使用，会扩大社会的生产能力，从而给社会生产处更多的产品，导致国民经济供给总量的增加，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既有供给效应，又有需求效应，既会促进经济增长，又会诱发经济波动，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投资应服从和服务于消费，消费产生需求，投资产生供给，投资像细线能拉不能推。我们在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既要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又不能盲目扩大投资：既要重视投资的需求效应，也要重视投资的供给效应。投资的项目或形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短期的需求效应，即投资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投资增长能够直接拉动总需求的增长，从而带动总产出水平的增长。二是长期的供给效应，也就是从供给方面来说，投资可以形成新的后续生产能力，并且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投资不但创造了当年国民经济总需求而且增加了下一年国民收入的总供给。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均表明，要想持续扩大社会再生产，必须增加固定资产、改善劳动手段和提高技术水平。我国的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通过近年来的投资率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来表明：我国投资率80年代前期34.1%,后期增加到36.8%,90年代的平均水平为38.6%,2001年投资贡献率为46%左右，2002年提高到70%，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我国经济增长已离不开投资的贡献。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增长才能给扩大投资提供坚实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投资就成了无源之水。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使投资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现实中必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盲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以及采取合理途径从而发挥投资的积极作用。首先，现阶段我国的众多小型企业以及个人为了盈利投资的方式呈现出不科学性和盲目性导致经济的不正常发展，所以解决投资的盲目性从而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现阶段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避免经济的剧烈波
中国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
中国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 【价格】0 元【摘要】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资源。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制度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结合的一种方式。具体分析了中国制度模式，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和中国政治制度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了三种经济制度模式：主要是五项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制度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加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的结果。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财政体制，恢复了扩大了个人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自由权、自主权、选择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应当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坚强的组织领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民主和产权保护的法治基础。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制度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所有制度创新都是为了给人民带来实惠和利益，和未来中国制度模式建设的若干思考。【关键词】中国/制度模式/经济增长【正文】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资源。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极其深刻地指出：制度更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是否还存在一个中国制度模式？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影响中国进一步经济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那么，什么是中国制度模式，它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后还应当从哪些方面改进完善？对此笔者谈点看法。 一、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功能 制度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约束，是由正式的约束、非正式的约束和它们的实施特征所组成的，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通常地说，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什么是制度模式？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结合的一种方式。所谓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是指系统演化过程和动因。体制是演化的出发点和结果，机制是演化的路径。体制和机制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推动着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和动态演化而形成一种方式。 在制度模式中，经济增长制度模式是根本的制度模式，决定和影响着政治制度模式和其他制度模式。道格拉斯.诺思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太原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课题 太原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撰稿人：高海燕、孙秀玲、文歆 核稿人：李拥权 审稿人：李拥权 二O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太原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历年人口数据分析城乡居民人口特征，以居民收入和GDP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太原市城乡收入差距现状，然后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视角对太原市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居民收入、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2000年以来，太原市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对太原市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增长，使城乡居民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太原市城乡居民人口特征 (一)人口再生产方式实现“三高”到“三低”的根本转变 建国60多年来，太原市的人口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人口再生产方式经历了由高出生、高死亡、高自然增长的“三高”传统型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较高自然增长的过渡型，然后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三低”现代型转变的过程（图 1）。 图1 太原市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 ‰ 表1 1965-2010年太原市人口增长情况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196532.477.1225.35 197026.13 6.2719.86 197517.76 5.3012.46 198012.75 4.648.11 198515.83 4.4811.35 199017.09 5.0412.05 199512.68 4.188.50 200012.77 3.099.68 20058.71 4.44 4.27 20109.12 3.47 5.65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为经济发展的生产增长和转变过程提供重要的投入。鉴于这种双重角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便不再简单。自二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新独立国家的人口迅速膨胀和经济长期落后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 许多理论表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负相关关系。1956年，纳尔逊在他的“欠发达国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提出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并且一旦人口的增长超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便会下降并必然导致陷入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同年，赫茨勒出版了《世界人口的危机》。在该书中，他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尤其对于那些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不发达和人口压力是并存的。寇尔和胡佛在1958年的研究分析了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也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严重的负效应。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一些机构报告也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但是，相当多的学者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们更多地强调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凯恩斯认为人口增长从上升到下降或静止的转变，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库兹涅茨在1966年继续总结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好处：刺激需求和投资、促进发明和技术改进、利于形成规模经济等。伊斯特林在库兹涅茨周期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长波理论。19世纪70年代后期，博塞鲁普提出“人口推力假说”，认为人口压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传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西蒙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最为系统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人口适度增长则比不增长和增长过快都更有好处。 除了上述两派学者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之外，还有许多学者更多地强调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比如坎南的适度人口论、库兹涅茨关于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之间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相当有限的观点。另外，美国人口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提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较慢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要对此做出严格的定量评估却十分困难，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纵观经济学家们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不难发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具有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如何来区分人口增长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呢？首先，需要对人口增长的速度作以界定。人口增长的增长速度，宽泛意义上而言，可分为过度增长、零增长或负增长和适度增长。不同的增长速度与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 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虽然由于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无法一概而论，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中文摘要:一国对外贸易能否促进该国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 一直是经济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改茧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究竟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 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究竟是如何呢?本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理论研究和 实证研究回顾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的分析万法，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了 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文章还针对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现状，结合 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有效提高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多人开来已经是个毋庸置疑的真理了。的确，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经济与经济增长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1978年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伴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而高速增长。1978年至2002年的25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1亿元猛增至104790.6亿元，增长了约28.9倍，年均增长率可达到14.6%。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79元猛增至8184元，增长了约21.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3.9%。同期，由于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1978年，贸易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8%；到了2002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49.0%，提高了约五倍。这些数值反映了对外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支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对外贸易的形式与特点也发生了变化。由建国初的机械产品进口和初级产品进口逐渐升级为改革开放初的加工贸易也补偿贸易为主再到新世纪以来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形式。可以说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引领者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依据。关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与相关的统计数字。对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也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重点对象。其中重点理论依据有马克思提出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交换与生产的关系”。马克思说：“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与结构决定的。可见，交换就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由生产直接决定。”从本质意义上讲，生产决定交换，但如果从再生产过程看，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交换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被决定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交换也能对生产发生反作用，有时会对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生产与交换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和影响，一直他们被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亚当斯密提出的动态生产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作为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问题的古典经济学家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是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其“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对外贸易为一国提供了利用过去未能充分利用的土地和劳动力机会，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而且，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比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的本国需要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大为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并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的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转移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化倾向，促使经济增长。以上是近代几位经济学家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几种论证。分别站在生产与交换；生产力提高与剩余产品出口；资本积累与边际成本的角度论证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分析。而现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更多的站在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罗伯逊的发动机命题也纷争。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额度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的带动问题。其中较为著名的是d h 罗伯逊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命题。20世纪50年代，r 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他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①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了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他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②出口的增长趋向于使有关国家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的领域，即他们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提高劳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韦森)
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摘要：本文部分选改自笔者为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新中译本所写的代译序。第一节对诺斯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短的介绍。第二节对《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第三节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在制度研究和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尤其是对诺斯的最新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和他与一些合作者的新作“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一种概念框架”长文中的一些观点做了一些解读、评论和商榷。从诺斯2000年之后的一些新近文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越来越注重研究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内在关联机制，且越来越重视研究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非个人化交换心智构念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 ——一译“诺思”）以及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许多人目前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了。这主要是因为，诺斯的几本主要著作——包括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前都有过数种中译本，以至于诺斯本人的一些理论洞见，业已成了许多高校的经济学教师、经济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们耳熟能详的现代经济学常识了。另外，除诺斯本人的文著大都有了中译文本之外，自1995年以来，诺斯教授也曾多次来过中国，并曾在北大、复旦、清华等高等学校做过讲演，宣讲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包括笔者自己，见汪丁丁，1992；姚洋，2002；韦森，1999a, 1999b，2001，Li, 2003）也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诺斯的理论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ism）前些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尤其是在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于1993年获（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的一些理论发现比较快地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传播，因而诺斯本人也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诺斯于1920年11月5日生于美国麻省剑桥，父亲是一个城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少年时期，诺斯曾随父母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加拿大的渥太华、瑞士的洛桑以及纽约居住过，并在这些城市和地方读过小学和中学。后来，诺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在此期间成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笃信者”（a convinced Marxist）。1942年，诺斯从加州大学获学士学位。据诺斯自己讲，他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期间，选的是“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三学位”（a triple major）。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诺斯加入了美国海军（U.S. Merchant Marine），曾作为导航指挥官（Instructor of Celo-Navigation）到过澳大利亚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在此期间，诺斯开始喜欢上摄影，并在业余时间继续读书，随之逐渐确立了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志向。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诺斯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52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有关美国人寿保险史方面的研究。毕业后，诺斯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校任教，之后在1950年转到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执教，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60年升任为教授。1959年至1961年期间，诺斯曾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1979年秋，诺斯转教于美国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1981年至1982年，诺斯曾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被聘为美国制度研究Pitt讲座教授（the 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1983年，诺斯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任该大学经济系法律、自由和经济史Luce讲座教授。1984年，诺斯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创建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并在其后的6年中一直担任该中心主任。自1996起，诺斯荣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艺术和科学Spencer T. Olin讲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斯曾兼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7－1988），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Bartllett Burnap高级研究员（1997－现在）。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h，1961）；《美国过去的增长与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摘要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一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如今我国的经济面临了一个可持续增长的命题，也就是要寻找一条兼顾当代经济与后代子孙利益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相对于新古典理论中所言的“要素”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更能引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均需要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提供很好的保障。 【关键词】可持续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目录 摘要 (1) 目录 (2) 第1章前言 (3) 1.1课题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3) 1.2 创新理论综述 (3) 第2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5) 2.1 技术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5) 2.2 制度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6) 2.3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比较 (6) 第3章中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比较分析 (8) 3.1 中美创新基础比较 (8) 3.2 对中国的启示 (9) 第4章结论 (10) 参考文献 (11)
第1章前言 1.1课题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了日本[1]，正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的竞争版图中，地位也是越来越高。然而取得了经济上的重大成就的中国，也隐藏着很多问题，主要有：1. 能源紧张；2.产业结构亟需调整；3.社会经济分配不均衡；4.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合理的增长也成为了新世纪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多因素进行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且带有十分复杂的相互耦合关系。而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课题，但主要还是取决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而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又依托于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制度上的革新。因此，本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研究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对比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这两方面的异同，着重研究中国应该从中吸取到的宝贵经验。希望能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初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将来要走的方向，为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1.2 创新理论综述 创新理论最早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关于经济革新的动态理论，在这套理论中，熊彼特强调要素在各种创新活动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展并革新了熊彼特创新理论[2]，并主要发展成了两大分支：以技术创新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以制度创新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理论”。 1)技术创新理论 门施与熊彼特的观点相似，将技术创新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还使用相关的统计资料证明了熊彼特的观点。但是，门施也指出了熊彼特理论的不足之处，认为熊彼特理论只是强调企业的技术革新，而没有涉及创新环境这一因素。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等人虽然也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但他们也提出了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和体制也是对技术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卡曼、曼斯菲尔德、海纳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3]，通过研究分析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规模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企业的竞争程度、企业的垄断力量和企业的规模是决定技术创新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导言 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信息,产权,交易费用,诱致性创新,家庭生产,公共选 择以及国家理论等领域内所取得的进展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及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机制.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表明: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 -供给"这—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文中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 对制度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之一.与此相反,传统的新古典 经济学却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若当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 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古典环境"所作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 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 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词(参考书目71),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 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因受侵犯而导致市场 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与市场并列的不同制度.大型现代科层制企业 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制度,与市场发生竞争.已经有人指出,现代科 层制企业的发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发明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扩张垄断权的欲望(参考书目70).政府也远不是那种其功能只限于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的"最 小国家".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之间会发生竞争.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显然,特定的制 度确实至关重要,它们动不动就变化,而且事实上也正在变化着,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 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变迁作出社会选择."(参考书目60,第1114页)传统经济学 将现行的市场制度当作既定不变的假设条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在对付多种经济问题时的可用性. 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在处理不发达地区(那里的要 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扩展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构架以便把制度当作内生变量进行处理.信息和交易费用在确定市场经济(参考书目4,70,72),原始社会(参考书目52)和农村经 济(参考书目9)中的有效制度时所起的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样的分析构架也 被扩展后再用来解释制度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迁(参考书目10,16,27,28,44,45, 58).本文也试图在已有的诸多文献的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的基本论点如下:在任何社会(无论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都面临 不确定性和灾难发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拥有工作能力的生命周期又很有限.他希望活 下去,并希望达到高层次的满足.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制度可以 被设计成人类对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无论它是市场 的还是非市场的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服务.与任何其他服务一样,制度性服务的获得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中的核心,用最 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常需要集体行动.因此"搭便车(freeriber )"是制度变迁所固有的问题.而且,制度安排一旦被创始就会成为公 共货品.所以,由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最佳供给.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 是彼此关联的.不参照社会中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异同——小论文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都是经济学范畴的两个术语，二者联系紧密，但又不相等同。认清和把握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本文拟通过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论述来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我们认识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起到一定的帮助。 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在一定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 经济发展是指—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 1、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必要的物质条件。 2、二者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前者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后者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二者共同构成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 3、二者相互包涵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也讲究经济增长质量,
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好快省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有效、更持续。 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1、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要素配置与利用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等。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人的需要与全面发展理论、均衡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与资源和环境协调理论、增长代价理论、生态发展理论)等。 2、衡量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要素投入量、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人均GDP等。经济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如城市化水平、居民居住条件、人均预期寿命、政府廉政指数等;教育发展指标,如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贫困发生率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3、目标取向不同。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扩张，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经济发展侧重于经济结构的改善，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变化。 4、实现路径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是在增长中求发展，增长以快以多为先为重，发展为后为轻。而经济发展方式是在发展中求增长，发展为先为重，增长为后为轻，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结构得到改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