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
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
商品經濟與唐宋社會變革 林文勳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內容提要：唐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導致了商品經濟長足的發展。當時，商品流通的活躍，市場關係的擴大及其影響的加強、商人資本的崛起、貨幣制度的飛躍，種種跡象表明，唐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商品經濟的發展促成了唐宋社會的變革，這種變革主要表現為社會要素的流動及其重要組合。關鍵字：商品經 濟社會變革唐宋時期 唐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產品供給的增長；江南的開發，不傴促進了經濟總量的增加，而且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調整，並同時擴大了市場的成長空間。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社會上雖然還有像白居易所描述的徐州古豐縣朱陳村①那樣的自然經濟村落和地域，但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確實不能漠視。商品流通的活躍、市場關係的擴大及其影響的加強、商人資本的崛起、貨幣制度的飛躍，種種跡象表明，唐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確實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商品經濟是一種具有流動性和分化性的經濟形式。它的發展，既引起了各種社會要素的流動及其組合，又衝擊了原有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還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所有這 些，促成了唐宋社會的變革。 一、商品經濟賦予唐宋社會新的時代特徵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尌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對立運動過程。商品經濟的發展，從另一方陎來說尌是自然經濟的退步。二者是一種完全對立的關係。列寧指出；“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社會是由許多單一的經濟單位(宗法式的農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領地)組成的，每個這樣的單位從事各種經濟工作，從採掘各種原料開始，直到最後把這些原料製造成消費品。在商品經濟下，各種不同的經濟單位在建立起來，單獨的經濟部門的數量日益增多，執行同一經濟職能的經濟單位的數量日益減少。”②有的學者說，中國古代的自然經濟以商品經濟存在為條件，商品經濟以自然經濟存在為前提。初看起來，還比較辯證，但卻混淆了兩者的本質關係。唐宋時期，商品經濟獲得很大發展，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自然經濟必然退縮。 —————————————————— ①《白居易集》卷10，《朱陳村》。 ②《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列寧全集》第3卷，第17頁。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分析 全球经济、政治以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进而逐渐呈现出了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以及技术全球化等一系列效应。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抓住这一全新发展机遇的同时，如何更好的应对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事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针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展开研究，能够为明确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为实现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风险的有效规避、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无论人们怎样描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恐怕都很难回避“经济全球化”这样的字眼。如波音公司飞机零部件由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包括中国西安飞机制造厂为其生产机翼。美国波音飞机由近450万个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就是由1600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生产和供应的。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轿车，外国部件占27％。日本本田公司在美国制造的协和轿车有25％的零部件在海外制造，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从经济角度上讲，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日益融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日益加深的状况和进程。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或过程,对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全球化是历史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究其原因是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与推动，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工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一些重要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市场供求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品供应由普遍短缺转为相对过剩；经济发展水平由低收入国家变为中下收入国家；人们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小康两个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正面效应 1、吸引外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能够提供优势劳动
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
制度经济学 理论基础 扩展、提升篇(二)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思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诺思（2005，P。170）“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institutions”基本上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 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 制度分析方法论基础中三个基石性问题，即（1）人类合作（2）制度分析中的行为假定（3）以及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的行为，还有利他主义（altruism）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而这些不同动机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 诺思还认为，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tructs）来处理信息各辨别环境的，因而这些先存的心智构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诺思还深刻指出，由于在人类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个人在社会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信息时均存在着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原因）。 “人的这种心智能力与辨别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存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则通过结构化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 诺思说“我的制度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能理解一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他们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论析唐宋文化的区别与唐宋间文化转型的社会经济原因
作业：论析唐宋文化的区别与唐宋间文化转型的社会经济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甚大，故文化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作“大文化”。 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通过对唐宋文化资料的收集，我觉得在论析唐宋文化的区别方面，三层次说是最好的分析方法。 （一）物质是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是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它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唐宋文化在物质上的最大区别表现在衣、食方面上。 1·从衣着方面来说，唐代服装总体呈现出艳丽奢华，奔放豪迈的特点。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服饰图案改变了“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采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唐代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对于异国的衣冠服饰，唐代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中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兼容并包的大国心态。 宋朝的服饰简洁质朴。宋朝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相比唐代都收敛了许多。两宋时期，服装分类更加细化，不同行业有服不同装。北宋初年，对各级官员的服色都有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普通百姓，就只能穿黑白二色。因此和唐代相比，虽然宋朝的服装色彩种类并未减少，但在整体上仍显得单调。 2·在饮食上，唐代时，饮食文化呈现出一种“大有胡气”的全面开放状态。当时有“贵人御馔，尽供胡食”之说。深受胡食之风影响的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就主食饼类而言，唐代普遍崇尚粗大，如唐代的饼餤以直径阔大著称，平民百姓日常食用的胡饼也是相当大的。唐代的菜肴烹饪尽显豪迈之色，肉食多大块整体烹制，如军中名菜“浑羊殁忽”、韦世源《烧尾宴食单》中的“红羊枝杖”，都是整羊烹制。在食风上，唐人多不拘小节，蘸蒜齑食饼，抽雪刃割肉的豪爽饮食场面不乏记载。唐代的官私宴饮规模宏大，动辄数百、上千人参加。酒宴之上，唐人更是豪情万丈。酒酣尽情之时，宾主往往要即兴表演歌舞。各种助饮的酒令在唐代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人们行令时强调胜负，显得气氛十分热烈。唐人饮茶也并不像后世那样文雅，进行慢斟细品，而是趁热猛灌。 与唐代饮食文化相比，宋朝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大大减弱了，显得细腻精致。宋代无论是主食面点、还是副食菜肴，都全面完成了品类的细化，花色品种众多。宋代的饼类食品普遍要比唐代小巧得多，各种精巧的节日面点，如端午巧粽、七夕巧果、重阳花糕等等，其风格更是与唐代豪迈粗旷的食风迥异。唐代那种大块整体烹制肉食的传统在宋代也渐渐衰落，精切细割的炒法烹饪更趋流行。宋人的酒文化也减少了大呼小叫的豪迈成分，多了几分轻言细语的文雅。酒宴之上，宾主们不再像唐人那样尽情地表演歌舞，而是儒雅地坐在座位上欣赏歌曲和舞女的专业表演。助饮的酒令也渐渐演变为各种文字游戏了，很少能激起唐代酒宴上那种豪爽热烈的气氛来。在饮茶上，宋人从茶叶的制作即开始追精求细，
论中国经济掘起与对世界经济之影响
论中国经济崛起与对世界经济之影响 奥运开幕和国庆阅兵都是让世人惊羡及国人震奋的场景,但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并且确定中国在世界舞台再度崛起的是,外汇存底超越两兆而位列全球之冠,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人,而且超越日本和德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恐慌与萎缩,中国的经济仍然以近两位数之快速成长,带领着全球步出了这次经济崩溃的危机,这的确是惊人的成就。 中国掘起自然引起不少有心人的妒忌。而令已经是陳腔濫调的“黃禍论”與“中国威脅论” ,再度死灰復燃,演变成“中国经济威脅论”。其主要论调是全球之资源及财 富有限。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必然会依赖侵占或掠夺其它地方的资源及财富。进而影响或剝夺其它地方经济成长的机会。这种似是而非的立论,不但严重损坏了中国的形象。更进一步促使不少国家正考虑立法以抵制和中国正常的经济贸易与交流。这种恶性发展,是我们必须彻底防范及杜绝的。 其实这个论调基本的立论是全球之资源及财富有限,严格说來只適用於原始社會。并且真正有限的只是全球之资源,自從人类发展出耕作技术之後,就可以利用资源而创造及累积财富。不过其速度非常缓慢,而不易察觉。全球生产总值从公元元年到 1000年不过增加了15%,根本可以视为常数。是以一个人或国家要想累积财富,必须得侵占或掠夺其它人或地方的资源及财富。所以说为富不仁和无商不奸,在当年的确是有其道理。 隨著人类的进步,发展出制造技术。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後帶动起科技和金融创新,以及国際贸易和资金交流的趋勢,人类得以快速的创造及累积财富。个人或国家完全没有必要,使用侵占或掠夺他人或地方的资源及财富的方式,来达到迅速累积财富的目的。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现状及未来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现状及未来 ——专访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者主罗伯特·希勒 林永青：首先，感谢您接受《腾云》杂志和价值中国网的联合采访。去年您在媒体提到，“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鼓励人们做出现实的伟大故事”。很多年前伦敦政经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历史事件往往不是智慧或能力，而是偶然的瞬间。一些历史上大的事件只是一些随机产物。比如，如果足够多的人相信西方的没落，西方就没落了。”您如何比较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历史故事”呢？ 希勒：中国书写的是复兴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你让我比较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历史启示，我能力有限，只能简单阐明我的想法。我只是知道中国近代，有一段几百年的磨难。但是我也知道，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在世界拥有领先的地位。就是回到中国清朝中期的时候，相比欧洲，中国也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时期，我不认为当时的欧洲同样具备。 而在最近几年，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复苏的思想是中国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中国人把它看作是正在发生的历险。但（这种经济发展）对于欧洲和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了，这样的历史在那里的人们身上上演过。在中国，人们亲身感受到他们同中国崛起的关联性和与责任感。而在我看来，对于美国来说，这样的故事发生在200年前，今天的美国人不再具有共同为国家发展做出牺牲的意愿。所以储蓄率在今天的中国非常高，而在美国非常低。我听到了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是中国人的历史时刻感。中国人为自己承担的义务作出贡献。 林永青：您能谈谈美国或西方的未来发展趋势吗？西方世界会衰落吗？ 希勒：历史表明，每一种文明都是来来去去，但目前我没有看到西方有任何危机的迹象。在二战以后，美国有特别的优势：它未受战争破坏。此外，也许因为美国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自二战之后美国政府比当时的其他欧洲国家更愿意支持科研。所以美国在那一段时间一直存在优势。 然而，今天，正如你游历世界各地时所看到的，现在人们意识到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各国的经济也都开始腾飞。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诺贝尔奖得主来自美国和欧洲。诺贝尔奖曾经被欧洲人垄断，但随后渐渐转移到美国人头上。现在，我觉得诺贝尔奖可能已经转移到更多的国家。这样的情况与当时可用于研究的资源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比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更为普遍和盛行。这一现象今天已经改变了，美国的独特性将被削弱。但我不认为这对美国人是一件坏事，世界各地教育经济的腾飞是令所有人兴奋的。 林永青：我在报纸上看到您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做一个长远规划，以避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12年3月，奥巴马签署的《就业法案》（JOBS ACT）就与社会化创业融资（众融）、与创造就业机会都息息相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马上就将通过JOBS法案的第三修改案。在过去，只有合作投资者可以进行网上投资，而第三修正案将允许每一个普通人可以在网上投资、获利。人们普遍认为，众融将开启”资本民主化“的道路。创新金融工具，正是您的研究重点。能否对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众融、P2P网贷，或其它新兴金融模式做出评论？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韦森)
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摘要：本文部分选改自笔者为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新中译本所写的代译序。第一节对诺斯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短的介绍。第二节对《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第三节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在制度研究和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尤其是对诺斯的最新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和他与一些合作者的新作“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一种概念框架”长文中的一些观点做了一些解读、评论和商榷。从诺斯2000年之后的一些新近文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越来越注重研究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内在关联机制，且越来越重视研究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非个人化交换心智构念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 ——一译“诺思”）以及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许多人目前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了。这主要是因为，诺斯的几本主要著作——包括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前都有过数种中译本，以至于诺斯本人的一些理论洞见，业已成了许多高校的经济学教师、经济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们耳熟能详的现代经济学常识了。另外，除诺斯本人的文著大都有了中译文本之外，自1995年以来，诺斯教授也曾多次来过中国，并曾在北大、复旦、清华等高等学校做过讲演，宣讲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包括笔者自己，见汪丁丁，1992；姚洋，2002；韦森，1999a, 1999b，2001，Li, 2003）也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诺斯的理论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ism）前些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尤其是在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于1993年获（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的一些理论发现比较快地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传播，因而诺斯本人也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诺斯于1920年11月5日生于美国麻省剑桥，父亲是一个城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少年时期，诺斯曾随父母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加拿大的渥太华、瑞士的洛桑以及纽约居住过，并在这些城市和地方读过小学和中学。后来，诺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在此期间成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笃信者”（a convinced Marxist）。1942年，诺斯从加州大学获学士学位。据诺斯自己讲，他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期间，选的是“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三学位”（a triple major）。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诺斯加入了美国海军（U.S. Merchant Marine），曾作为导航指挥官（Instructor of Celo-Navigation）到过澳大利亚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在此期间，诺斯开始喜欢上摄影，并在业余时间继续读书，随之逐渐确立了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志向。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诺斯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52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有关美国人寿保险史方面的研究。毕业后，诺斯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校任教，之后在1950年转到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执教，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60年升任为教授。1959年至1961年期间，诺斯曾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1979年秋，诺斯转教于美国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1981年至1982年，诺斯曾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被聘为美国制度研究Pitt讲座教授（the 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1983年，诺斯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任该大学经济系法律、自由和经济史Luce讲座教授。1984年，诺斯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创建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并在其后的6年中一直担任该中心主任。自1996起，诺斯荣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艺术和科学Spencer T. Olin讲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斯曾兼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7－1988），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Bartllett Burnap高级研究员（1997－现在）。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h，1961）；《美国过去的增长与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导言 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信息,产权,交易费用,诱致性创新,家庭生产,公共选 择以及国家理论等领域内所取得的进展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及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机制.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表明: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 -供给"这—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文中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 对制度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之一.与此相反,传统的新古典 经济学却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若当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 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古典环境"所作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 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 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词(参考书目71),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 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因受侵犯而导致市场 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与市场并列的不同制度.大型现代科层制企业 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制度,与市场发生竞争.已经有人指出,现代科 层制企业的发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发明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扩张垄断权的欲望(参考书目70).政府也远不是那种其功能只限于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的"最 小国家".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之间会发生竞争.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显然,特定的制 度确实至关重要,它们动不动就变化,而且事实上也正在变化着,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 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变迁作出社会选择."(参考书目60,第1114页)传统经济学 将现行的市场制度当作既定不变的假设条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在对付多种经济问题时的可用性. 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在处理不发达地区(那里的要 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扩展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构架以便把制度当作内生变量进行处理.信息和交易费用在确定市场经济(参考书目4,70,72),原始社会(参考书目52)和农村经 济(参考书目9)中的有效制度时所起的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样的分析构架也 被扩展后再用来解释制度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迁(参考书目10,16,27,28,44,45, 58).本文也试图在已有的诸多文献的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的基本论点如下:在任何社会(无论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都面临 不确定性和灾难发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拥有工作能力的生命周期又很有限.他希望活 下去,并希望达到高层次的满足.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制度可以 被设计成人类对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无论它是市场 的还是非市场的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服务.与任何其他服务一样,制度性服务的获得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中的核心,用最 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常需要集体行动.因此"搭便车(freeriber )"是制度变迁所固有的问题.而且,制度安排一旦被创始就会成为公 共货品.所以,由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最佳供给.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 是彼此关联的.不参照社会中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该国的政治有着极大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每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最直接体现在近几年的经济危机中，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波及到全世界，每个国家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那么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又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近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与新“乱子”有所增加，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等，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一）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复杂。 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有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中国还有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6个海上邻国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此外还有非接壤但有着密切关系的近邻国家等，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邻国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二）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在这些领土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上，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反映了周边某些国家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它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和平主义政策，造成对中国不利的既成事实，谋取现实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在未来边界谈判中的地位。（三）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从发展趋势上看，似乎中国正在逐渐确立自身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增大了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印关系、中韩关系等双边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存在一些有利因素：1、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巨大，是许多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持一种多少有些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欢迎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防范心理，担心从经济上受制于中国。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这在几年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中已经有清晰的体现。 2、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 随着中国的发展，很多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感到焦虑。对此，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理念和政策举措，来缓解这方面的焦虑，包括新安全观、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建立一系列伙伴关系、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等等。此外，中国积极参与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积极推动地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邻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在不断加深。现在，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已经大大缓解。 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加快谋划“大周边战略”，区分陆地与海洋的不同情况，统筹各大地缘方向，针对地区热点，创新运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韬武略”，破解美国的“巧实力”及个别邻国的“小伎俩” (一)“大周边战略”应强调以下两大原则一是“刚柔并济”，周边战略切忌“阴柔有余、阳刚不足”，包括在南海问题与南沙争端上。对内对外都要讲清楚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完整含义，和平发展绝不排除为捍卫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中国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120121965 周佳琪 摘要：19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经济就此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时期。这一制度变迁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继续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发展也是继续研究的问题。关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制度导致了各国间的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以及生产效率的差异，并且证明出在不同环境和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并不是总保持一致的，由于各国的制度与产权保护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单从一国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字：经济增长理论制度变迁制度指标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引入技术因素，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决定因素。然而，他们引入的技术进步因素仍属于外生变量。一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第二是知识的增长及应用，第三十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但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制度变迁可以促使以上三方面原因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影响着这个国家科技人员的素质，进而影响到该国的技术革新的程度。所以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即让一个或更多地经济人增进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或让经济人在他们的预算约束下达到更高的目标水平。具体表现为对潜在的规模经济，专业化和外部经济的应用，或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良好的预期等。 具体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变迁使得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合作中来，从而使中国可以获得比开放前更丰富的技术，制度和资源。同时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好表现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率和提高，而且分工与专业化本身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它又将带来新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使经济增长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促进作用除了增大生产可能集合重新分工以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为微观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参照系，有助于冲击长期闭关锁国给企业和国民带来的落后思维。二．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柴华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加入制度因素，将其作为劳动与资本作用于经济时的弹性因素，得到修改后的索洛均衡结论，认为均衡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有关，但用制度作为劳动的弹性因素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将制度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徐向东将制度因素引入RBC模型中，以此建立了北美实证研究的模拟框架，但并没有解决制度如何量化的问题，其模拟的结果也并未得出现实意义上的结论。王林辉分析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机制，得出初始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将会影响宏观经济制度形成，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其实证检验也只简单说明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没有描述制度冲击经济的状态特征。具体的应该对制度进行量化，使用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开放程度对GDP增长率建立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并将制度因子引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制度中各因子对增长的贡献，发现制度的变化在某个阶段内是渐进式边际修改的。从而证实制度的阶段性调整会对经济周期造成较大的影响。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我们能够分析出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制度变迁有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内还是外部，
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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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该国的政治有着极大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每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最直接体现在近几年的经济危机中，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波及到全世界，每个国家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那么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又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近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与新“乱子”有所增加，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等，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一）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复杂。 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有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中国还有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6个海上邻国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此外还有非接壤但有着密切关系的近邻国家等，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邻国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二）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在这些领土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上，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反映了周边某些国家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它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和平主义政策，造成对中国不利的既成事实，谋取现实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在未来边界谈判中的地位。（三）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从发展趋势上看，似乎中国正在逐渐确立自身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增大了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印关系、中韩关系等双边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存在一些有利因素：1、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巨大，是许多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持一种多少有些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欢迎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防范心理，担心从经济上受制于中国。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这在几年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中已经有清晰的体现。2、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 随着中国的发展，很多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感到焦虑。对此，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理念和政策举措，来缓解这方面的焦虑，包括新安全观、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建立一系列伙伴关系、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
读书笔记--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读书笔记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硕5065班 3115065007王雪 一、书籍简介 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型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分析中去，是改进二者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给出一种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在探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它们是如何变迁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其分析的重点在于明确厘定制度的含义，弄清制度与组织的区别是什么，并厘清制度是如何影响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的。 二、作者简介 ，美国经济学家、 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坎布里奇 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 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
三、读书笔记 制度分析方法论的基石是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1）人类行为理论 人类行为理论认为制度是为了降低人们在互动中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不确定性源于人类互动过程中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的不完全性。个人计算能力的局限则是由组织及利用信息的心智能力决定的。人的心智能力和辨识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旨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形成的制度框架通过结构化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 （2）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包括：衡量交换物之价值的成本、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管和实施契约之间的成本。这些衡量与实施成本是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来源。 生产成本是转型成本与交易费用的加总。信息的非对称性，一方隐瞒信息而获益，进行逆向选择，而陷入两难境地。制度为交换提供结构，它（与所用的技术一起）决定了交易费用和转型成本。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协调和生产问题，取决于参与者的动机（效用函数），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辨识与规范环境（衡量与实施）的能力。 制度包括了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 非正式约束包括行事准则、行为规范、惯例。非正式约束是为了协调重复出现进行的人类的互动，社会规范左右了选择，而不是正式规则（绅士决斗）。文化渗透带来连续性、非正式约束成为长期社会变迁连续性的来源。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不会立即对正式规则的变化做出反应，因而，已经改变了的正
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制度 制度完整版
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 制度制度 集团标准化办公室：[VV986T-J682P28-JP266L8-68PNN]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 《文史哲》2005/1 杨际平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认同。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曾力求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的专题研究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着”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社会经济研究，无疑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约请部分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 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① 论唐宋时期土地制度变迁者，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唐宋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是从中唐以前的授田制，发展为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最早陷入这个误区的可能是南宋的叶适与郑樵。叶适认为，北齐、北周时期，“田皆在官”；“自汉至唐，犹有授田之制……盖至於今，授田之制亡矣”。郑樵也认为北魏太和九年(485)後至隋唐实行普遍授田制，“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叶适的上述论断，今人仍常引用。 实际上，汉代只有限田制，而无普遍的授田制。西晋占田课田制所规定的吏民占田额也只是允许占田的最高限额，并非实授土地。五胡十六国时期，既没有授田制，也没有限田制。至北魏太和九年颁《地令》，则开始有後世习称的所谓“均田制”。但北朝隋唐的“地令”(田令)虽有“授田”之说，实际上并非普遍授田制。
均田制下的所谓授田，按“地令”(田令)的规定，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家授田，一种是将各户原有的土地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北魏《地令》第3条即规定：“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唐《田令》第2条後款亦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从“地令”(田令)的行文次第看，似乎是前者为主，後者为辅，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只能是後者为主，前者为辅。关於均田制下的“土地还受”也是如此。“地令”(田令)既规定减丁或老死要退田，同时又规定“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北魏《地令》第1 1条)；“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唐《田令》第27条)；“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唐《田令》第30条)。因为北朝隋唐规定的“应受田”额远远超出当时的户均垦田数，所以减丁时绝大多数都无田可退。减丁时既无田可退，进丁授田自然无从谈起，剩下可做的也只有家内帐面调整而已。 唐代均田制下“授田”与“土地还受”之所以率多有名无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无田可授。我们知道，汉唐间官田的最大宗就是屯田，屯田至唐代臻于极盛。唐代屯田最盛时，全国约有992屯，共有地约4．5万顷，加上其他官田(职分田、公廨田、官牧田、驿田等等)，充其量也不过10万顷。相对于全国数百万户来说，区区10万顷左右的官田，即使都拿来授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屯田、职分田、公廨田、官牧田、驿田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拿来给民户授田。官荒田自可用来授田，官荒田的给授实际上就是鼓励垦荒。宋代也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只是形式与做法与唐前期不同而已。 北朝隋唐均田制下也有许多“全无地者”，唐前期的诏令曾谈到这一问题，出土文书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均田制下并非“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 唐律明确承认均田制下的百姓田为私田，唐令亦然。《唐令．田令》第34条就规定“公荒田”可以用来授田，“私田不合”。可见，即使是荒地，“官”与“民”(亦即“公”“私”)的产权也是很分明的。由此可见，均田制下绝大多数田在民而不在官，在私而不在公。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张桃丽 [摘要]本文在制度与经济增长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讨了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寻找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辩证统一关系；然后阐述我国建国后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并对增长情况进行了阶段划分与相关政策分析，通过改革开放的前后对比指出了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用计量的方法详细分析了农业土地制度变迁和国企改革的贡献;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制度; 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一、导言 经济增长就是社会最终产出的持续增长，也就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持续共同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人类社会不断繁衍和向前发展的基础，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在新古典分析范式看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观点，他们通过研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史得出资本积累、劳动力、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国内有不同的解释，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众多学者的共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力量很大，当今的中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并且我国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自然有着独一无二的背景和制约因素。因此，研究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或发展，探寻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从我国实际出发，展现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具体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评述；第三部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介绍；第四部分，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与对应制度变化；第五部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最后，制度改革的相应政策建议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