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佛教祈雨仪式

隋唐史专题期末考察

院系：社会学院（历史）

班级：09（1）班

姓名：谭丽娟

学号：09161114

唐朝佛教祈雨仪式及其特点分析

摘要：祈雨是中古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唐宋一代，随着佛教向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流播，朝野上下，祈雨活动异常活跃，且多数与佛教人事有关。佛教祈雨仪式的主要类型主要有诵经、转经祈雨，结坛持咒祈雨，有灵迹处祈雨等。终唐一代，始终存在着祈雨仪式，这种仪式作为中国“尽人力而后听天命”文化的延伸，作为民间与官方沟通的重要途径，对当时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关键字：唐代；佛教；祈雨。

正文：

唐朝时期，佛教祈雨开始盛行于世，并逐渐介入国家祭祀礼仪之中，这主要是由唐代佛教自身的强盛以及唐代国家对佛教的政治需求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大量祈雨活动，佛教高僧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唐之际，随着密宗的形成，大量请雨、止雨经典也相继译出，并成为密宗的重要的成就法之一，这使得祈雨活动个从理论及实践上更加完善，直接影响着佛教文化向民间的渗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均长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兴龙起雨的传说

《易经》中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说，龙行而云起，龙与行雨没有直接关系，行云布雨则为雨师之所司。雨师，亦称萍翳、屏翳、玄冥等。唐朝时，以李靖为雨师，唐宋以后，从佛教脱胎出来的龙王崇拜逐渐取代了雨师的位置。

从唐前古代文献等载体来看，龙行云雨之特异功能，中国古代神话中并无此说。龙的意识在中土早已有之是把天的精灵表征化的产物。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称其为“麟虫之长”，魏张偮《广雅》释“鱼”中，把龙又细分为蛟龙、应龙、虬龙几种。原形似蛇、鳄，在周代已经存有它的形象，为古来龙龟麟凤四灵之首。另外，又是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之一。《易》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后人因此以龙喻君上。在先秦两汉时期，当时所信奉的是河伯水神，统领各大水域。龙在上古时期具有原始宗教色彩，汉以后龙的内涵又被注入了宗教的内容，龙也由原来的神兽演变为具有人格化的龙王。唐朝以来，帝王封龙神为王，形成了遍布江河湖海的龙王体系。

二、唐代佛教祈雨仪式的主要类型

佛教传入后，佛经中的龙王与中途民间信仰中的河伯结合，始乃取代河伯所司之职，成为水神的象征。佛教以自身的宗教形式，积极介入祈雨活动。龙王行雨之说，普遍见于佛经之中。

为攘除灾旱而举行的佛教祈雨一般由高僧主持，在祈雨前要求他们要斋戒沐浴，或是结坛念咒，或是诵读经典，以祈求龙神带来降水。龙作为佛教的护法神，在佛教的宣传下，逐渐演变为雨神，成为古人崇拜的主要对象。唐代佛教的祈雨仪式包括常祀与旱祷。无论常祀还是旱祷，唐代佛教的祈雨仪式大致可以分为：诵经、转经祈雨，结坛持咒祈雨，有灵迹处祈雨等三种形式。

首先，诵经、转经祈雨是最常见的佛教祈雨方式。

佛教祈雨，主要祈求龙的威力，由于佛经的译介，龙作为雨师的形象日渐深入人心。唐代僧人、信徒诵经祈雨，所诵经文并不固定，除了转读专门的祈雨经典以求带来降水之外，

还有些僧人、信徒会诵读素日修持的经典，以祈祷龙神感应。如“唐吕文展，开元三年（715）任阆中县丞，雅好佛经，尤专心持颂《金刚经》，至三万余遍，灵应奇异。年既衰暮，三牙并落，念经恳请，牙生如旧。在阆中时，属亢旱，刺史刘浚令祈雨，仅得一遍，遍获沛然。又苦霖潦，别驾使祈晴，应时遍霖”。

其次，结坛持咒祈雨是唐代密宗使用的祈雨法术。

唐代的祈雨，密宗的影响格外突出，当时已经传译了很多用于祈雨的密教经典。如隋代那连提耶舍翻译的《大云轮祈雨经》，唐不空在此译本上进行重译，并翻译了与祈雨有关的仪轨和坛法，如《大云经祈雨坛法》云：“亢旱之时，如是读此大云经，或念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定降祝甘雨，若灾重不雨，更作必降甘雨。”

唐菩提流志翻译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亦云：“若天旱时，持真言者清洁沐浴着净衣服，当静寂默于诸有情发大悲心，或莲池边或龙湫边，或王宫殿中或天祠中，或神庙中简择圣地，作四肘坛。”

还有唐善无畏翻译的《尊胜佛顶真言修瑜伽轨仪》，其卷下《尊胜佛顶真言修瑜伽祈雨法品第十一》主要讲述了密教对绘制祈雨坛场的规定和要求。

密宗高僧不仅翻译了用于祈雨的密教典籍，而且擅长持咒设坛祈雨，入唐传播密教的三位梵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均是所谓的祈雨能手，关于他们祈雨的事迹散见于《宋高僧转》和唐宋时期的笔记小说。

《宋高僧转》如是记载密教大师金刚智的祈雨故事，谓：“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招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侯之。至第七日，炎气烛烛，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即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

玄宗时期的另一位密宗三藏善无畏也曾多次祈雨，尤为感验。善无畏祈雨，主要是口诵陀罗尼真言，“乃盛一钵水，以小刀搅之，樊言数百咒之，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畏且搅且咒，顷之，有白气自钵而兴，迳上数尺，稍稍引去”。

不空三藏是将佛教与镇护国家、攘除灾害等政治因素联系起来，并使密宗势力大张的释门领袖，他的祈雨事迹在民间更是广为流传。大历七年（772），京师春夏不雨，中使李宪诚奉诏，请不空祈雨，不空依法祈请，大雨丰足。

人们对密宗高僧祈雨灵验的信仰持久而深入，中晚唐直至五代宋初，善无畏塔所在地洛阳龙门广化寺成为帝王、官员、民众祈雨祭拜的重要场所。

另外，有灵迹处祈雨也是佛教祈雨的重要方式。

唐代司雨之神甚众，不仅有自然神掌握司雨之职，而且祖先神灵也有呼风唤雨的功能，可以说是有灵迹处皆可求雨。人们对于有灵迹处的解释相当模糊，这些地点一般包括佛塔寺、名川大山，还有一些被认为会有龙神潜藏的深水渊潭等，都可以作为佛教祈雨的场所，古人认为，在有神灵的地方祈祷，其作用会更为显著。

《宋高僧传》卷二六记载了释代病的祈雨事迹：“为民救旱，按经绩八龙王，立道场。启祝毕，投诸河。举众咸睹画像沈躣不定，斯须云起肤寸，云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归心者众。”

唐代佛教在有灵迹处祈雨，其祈雨仪式除了综合采用祭祀祈祷、诵读经典、设坛持咒等仪式外，还使用其他一些法术，其中有些类似道教祈雨的“投龙”与佛教祈雨仪式之间的关系。

三、唐代佛教祈雨仪式的特点

首先，走本土文化道路，与中国传统祈雨方法相结合。在中国传统的祈雨仪式中，龙王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龙王祈雨是民间最普遍的一种祈雨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将古印度佛教中被称为佛的护卫者“Naga”的巨蛇比作中国的龙王祈雨，这种祈雨仪式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是佛教祈雨和中国民间传统祈雨仪式相结合的产物。

另一种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祈雨仪式是与阴阳五行思想相结合。日僧圆仁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乞晴即闭路北头，乞雨即闭路南头”，“闭阴则阳通，宜天晴也；祈雨闭南头者，闭阴则阳通，宜零雨也。”这种祈雨仪式是佛教徒举办的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祈雨仪式。

其次，利用佛经祈雨。日僧圆仁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一次扬州的佛教祈雨仪式。据记载，是年为开成四年（839）正月四日，“又于当时请僧令祈雨，以七人为一番，以读经。五日下，入夜雷鸣，电光浩雨，似夏月雷日，自后七日降雨，至望始晴。”此外，在上文中提到一种更为简单的佛教祈雨方法，即亢旱之时依法读《大云经》。由此可见，佛经也是一种祈雨工具。

最后，利用法术祈雨。远离政治、超脱凡尘本是印度佛教的一大特色，但佛教传入中土后，与政治的关系却变得日益密切。一些高僧本身怀有高超的法术，他们利用法术祈雨，影响统治者和百姓，以此达到传播佛教的目的。第一，佛教祈雨仪式举行后，一旦天降甘霖，作为回报，祈雨僧人一般会得到朝廷上次的财物；第二，祈雨成功后，随着高僧在皇室心目中威望的提升，佛教的发展则会得到王权的支持。如入唐传播密教的三位梵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均是所谓的祈雨能手，深受朝廷的倚重。

唐代佛教仪式逐渐进入国家官方的祈雨活动中，并开始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这主要是由于唐代朝廷对佛教法术的依赖，希望通过这类仪式的举行侥幸获得降雨，同时，也与中古社会信仰的多元化、民族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和祈报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佛教通过法术介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则表明佛教僧团意在寻求世俗王权的支持与庇护。

参考书目：

1、张建彬：《唐代的祈雨习俗》，【J】民俗研究，2000，（4）；

2、赞宁：《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3、周一良：《唐代密宗》【M】，钱文忠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摘要：公元前 5 世纪佛教诞生于四大文明古国印度，并在汉明帝时传人中国，传入中国的大多为大乘佛法，并在中国经历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之后逐渐由朝鲜传到日本。本文旨在研究佛教的诞生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对古代日本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我们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 关键词：佛教；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影响。 一、佛教的诞生及本质。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古印度（天竺），后来被分化为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完善的思想体系。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说这是释迦牟尼最初用来教化民众的思想。四谛即人世间的苦难；苦难所产生的原因，而要结束困难，就要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即去信教。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精髓。 佛教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们逃避现实中的苦难，放弃反抗，转而在精神上寻求慰藉，追求极乐。四谛之中，人世间的困难与要摆脱这种苦难这两方面最为重要。人世间就是受苦受难，让人们消极厌世，以信教而追求极乐，这就是佛教思想的最主要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主义。而这种消极的，适合统治阶层压迫下层人民的佛教义理，就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追捧。利用民众想脱离苦海，寻求极乐的这种心理，让人民不敢反抗当局的统治，仅仅是以逃避现实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净土。 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现在无从考证。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佛教是通过官方（即朝廷）传播而来的。相传在公元六世纪中叶，钦明天皇时期，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者将佛教和佛经传入日本国内。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截然相反。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而佛教所蕴含的内在实质在于它认为人世间就是受苦难。为了逃避受苦受难，就要追求灭谛，即消极厌世。一切皆空，让人们放弃现世的一切，以此来追求来生的幸福。这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相悖，刚开始很难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但佛教的这种思想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大众，所以圣德太子积在推古时期积极的推行佛教的发展。他在推古十二年（ 604）颁布了融合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他将佛教看做治国，教育民众之本，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不过，在推古时期，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对佛教有正确地理解并能接受佛教。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作为人民满足现状的工具，还不如说是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神道相悖的他神藩神。 综上所述，在日本，佛教经历了与本土宗教的相斥融合，在历经一系列的融合后，终于在镰仓时期，确立了大和民族特有的佛教文化。完成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佛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它不仅与日本当局的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更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日本在公元 6 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的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这一点在隋唐尤为显著。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力。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日本的特有的文化更是无从谈起。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那么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此我们来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

论清代祈雨禳灾的礼俗_朱凤祥

论清代祈雨禳灾的礼俗 商丘师范学院 朱凤祥 旱灾是威胁农业生产的严重自然灾害。在靠天吃饭的传统社会,往往是种于地而成于天,出于对旱魃为虐的恐惧,面对旱灾临降,人们常行隆重的祈雨礼,以求天降甘霖,泽润苍生,禳除灾害。祈雨礼俗是人们以巫术之法祈求上苍满足己愿的古传习俗。在世界很多地区,不同文明的民族都曾有过祈雨习俗。在中国,这种古老的禳灾之法,从先秦直至清代,从官方到民间,一直没有间断。甚至在现代社会,一些文化落后之地,祈雨禳灾的习俗仍余烬未尽。本文对清代的祈雨习俗进行探讨,旨在从一个方面对当时人文意识中的灾害思想进行审视。清代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近代社会是在清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的诸多方面皆由此逐步演化、延伸而来。所以,研究清代的人文意识和价值取向,对今天有着最直接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祈雨礼俗的缘起和延续 自然灾害和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更遑论科技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抵御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面对强大自然力的肆虐,人们除了被动地承受而别无他法,更无法认知这些灾难发生的原因,因此就推想在整个自然界中一定存在一个支配自然万物的最高主宰一一 天帝 ,人类的吉凶祸福乃由天帝决定,灾害的发生就是天帝对人类的惩罚。如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甲骨卜辞曾有这样的记载: 合集 10168 庚戌卜,贞:帝其降堇? 合集 14135 今二月,帝令不雨? (1)(P419)等。另据 尚书 商书 微子 载: 天毒降灾荒殷邦。 (2)(P259)那么,既然水旱、饥荒都是天帝有意的安排,要想免除灾害,就只有祷禳于天帝。 战国时期,诸子中的墨家提出了上天利用灾异对君主进行谴责的观点。 墨子 尚同篇 曰: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齐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 (3)(P24)就是说如果君主行为失当,既不纳谏也不上同于天,则天必降灾异于天下;而君主欲消灾弭祸,则必率天下臣民斋戒沐浴,以祭祀天鬼。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 天人感应 学说,以阴阳五行来阐释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把自然界的灾异看作是上天对人的警示和惩罚,如 汉书 董仲舒传 载董仲舒上疏云: 臣谨案 春秋 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 (4)(P2498)这种以天人感应来解说 天变 成因的思想观念一直流传下来,天人感应论和灾异天谴说遂成为人们普遍信奉的灾异理论,并且逐渐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历代解说虽有演变,但实质如一。与之相应的是, 禳弭论 成为古代救荒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天旱祈雨、久雨祈晴成为人们应对水旱灾害的普施之法。直到清代,天命主义的禳灾思想仍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从上到下,通过 祈禳 之法以求解除灾患的情况都屡见不鲜。 由于旱灾是频发而又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依靠农业为生的传统中国危害极大,所以,在各种祈禳活动中,祈雨成为最为主要的禳灾方式, 大雩 亦成为春秋以降官方干旱求雨时祭祀的常典。如 公羊传 桓公五年 : 大雩者何?旱祭也。 汉书 五行志中之上 : 其夏旱雩祀,谓之大雩。 (4)(P1385)一直到清朝灭亡,封建国家官 305

略说佛教对隋唐美术发展的影响

略说佛教对隋唐美术发展的影响 作者本人上传 【内容摘要】隋唐时期，佛教盛极一时。佛教的盛行，对这个时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特别是壁画等美术形式的发展，使得隋唐美术处于一个新鲜活泼、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佛教绘画壁画书法工艺美术 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和美术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宗教强烈支配人间生活的古代至中世纪，美术作品几乎全部由宗教中产生，美术成为宗教的贡物，以至成为宗教美术。宗教美术史是一个庞杂繁紊的系统，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以说在我国，历史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佛教美术。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先是依附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术，后与魏晋玄学合流，并由此走向南北朝时的独立发展道路和隋唐时期的鼎盛时期。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汉明帝曾梦见金色神人在殿前飞行。次日他询问朝臣得知神人乃金色佛陀。为了搜索佛的下落，明帝派遣使者西去天竺、大月氏。使者们带回两位西域高僧，并以白马驮着佛教经典和画像圆满归来。明帝大悦，在洛阳建造了一座白马寺，置藏梵文佛经、佛像。又命宫中画家在白马寺墙壁上绘制《千骑万乘绕塔三匝图》，佛教绘画从此传入中国。 世界上的宗教，无不注重利用艺术形式，尤其是美术来宣传教化众生。佛教作为在我国影响最广的宗教，更是深谙此道。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特别擅长以艺术的形式讲解枯燥抽象的经文。首先在图像上予以突破，以大量的雕塑、绘画、书法、特别是壁画等形式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与壮大。与此同时，在佛教的传入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佛教对美术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美术也得以繁荣，逐渐成长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支奇葩。 一、佛教对隋唐时期绘画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美术中，不论是建筑、雕刻，还是绘画，凡是具有高度代表性的

佛教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1、分析佛教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中国的宗教很多，土生土长的只有道教，其它都是外来宗教。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外来宗教中，没有一个像佛教那样为民众所广泛接受，无论是高层的统治者还是下层的穷苦百姓都虔诚的皈依佛门；并且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一、政治方面 唐代是佛教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唐代社会不同阶层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唐代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受佛教的影响很大，他们的崇佛行为非常普遍，他们崇佛的原因不是单纯的，是很复杂的。他们最看重佛教在政治上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地利用佛教来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教化民众，甚至改朝换代的有利思想武器；他们也利用佛教进行敛财，追求权势等等；当然，他们对佛教也有着纯粹的精神需求，为自己修功德、为亲人祈福、为亡者表达哀思等等，通过佛教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唐玄宗限制佛教，而在唐朝后期，唐肃宗、唐代宗又再次推崇佛教，导致了相当势力的寺院经济出现，同时又有僧侣干预政事；其后唐宣宗唐懿宗崇佛。加之唐时禁忌少，科学文化政策开明，总体上看，唐朝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这才是佛教在唐能兴盛的根本历史原因，因为宗教与政治息息相关，宗教必须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之下才能得到兴盛。 二．经济方面 唐朝佛教的进步和发展对经济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唐朝经济更加全面、稳定地发展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佛教作为佛教本身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尤其是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大量的农田都是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开垦出来的，寺院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营格局，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社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佛教特殊的消费形式和消费手段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唐朝的佛教活动需要用到各种特定的物品，即宗教商品，承载了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相关商品的消费；而且唐朝宗教生活较为自由，许多人笃信佛教，并不吝钱财投入到施舍建寺、修经造像等佛教信仰消费当中。③佛教观念和佛教道德，如业报轮回说，佛性平等及农禅思想等也都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意识而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最终促进并加快了唐朝经济的发展。 三．文化方面 佛教文化对唐代艺术的发展及影响：佛教的本土化渐趋成熟，各宗派及佛学理论发展成熟，各宗派及佛学理论发展成熟，佛寺、石窟、塔等佛家建筑的大规模兴建，佛教绘画、造像、壁画等特点显异，雕刻制作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雕刻艺术家们侧重于表现人物造型丰满圆润的肌体，优美健硕的身姿，具有浓厚的写实意味。 在佛教禅理的影响下，使唐诗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充满佛理的诗歌主要是对佛教和佛教徒的咏颂，或是对佛教禅理的直接传达。唐诗中除了表现寺庙建筑、佛教壁画、佛教音乐和梵宇静境等诗作外，受盛行的佛教影响，还出现了许多文士与诗僧交往的唱和之作，《全唐诗》中共收录此类诗篇2273首。 唐代的天文学与数学亦受天竺学术之影响。不少此类书籍皆随著佛教而输入中国，唐代曾屡次更定历法，如开元时僧大行作大衍历，最称精密。医学也随著

清代求雨禳灾叙事的伦理意蕴与民俗信仰_刘卫英

2013年第6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6，2013（总第183期）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General ，No.183 清代求雨禳灾叙事的伦理意蕴与民俗信仰 刘卫英 （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辽宁大连116044） 摘要：遇旱求雨，是明清一个重要的民俗事象。而清代求雨禳灾的社会政治伦理整合倾向，首先是 皇帝一如既往地成为求雨的正统力量。上行下效，地方官员往往也是求雨责任人，求雨成功，效应远大于勤恳敬业保民的多年辛劳。求雨禳灾叙事中往往充满疑问和不确定性，求雨失败均将责任归结操作者法师。有的法师运用含有某种神秘崇拜内蕴的巫术仪式求雨，有时会有生命代价。文学想象艺术化地丰富了文学伦理复杂的整合特征。特定地区的灵物崇拜与求雨神物有关。佛教思维影响下的咒龙求雨，谩骂乃至鞭打龙神是巫术求雨的变形。旱魃崇拜则较为复杂，在明代就已有了驱除的替代方式———兽与女性。而清代则出现人面鸟类旱魃，甚至变形旱魃。暗示着异形现身与旱灾降临的某种神秘对应关系。 关键词：清代;求雨禳灾叙事;社会政治伦理;文学想象;民俗信仰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3)06－0134－07 收稿日期：2013－01－06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灾荒叙事与御灾民俗想象研究》（20100480227）；2009年度辽宁省社科 规划基金项目《清代灾荒叙事与民俗想象研究》（L09DZW007）。 作者简介：刘卫英（1965— ），女，山东威海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后。 ①［美］何天爵 :《真正的中国佬》(Ｒeal Chinaman )，鞠方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7页。② 余继登 :《典故纪闻》(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遇旱求雨，是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民俗事 象。从跨文化的眼光，可能对古代中国的求雨仪 式看得更清楚一些 ：“每当干旱缺雨时，就连朝廷所采取的做法也往往十分荒谬可笑。因此，以 上所述平民百姓们在狐狸洞口祷告求雨的举动便不足为怪。在遭受旱灾时，皇帝的第一个行动便是降旨禁止宰牛。……如果采取了这一招后没有祈得雨水，那么皇帝本人便亲自走上天坛的祭坛，在那里既代表他本人又代表整个国家，向苍天献祭以求甘霖。如果及时雨还没有下来，皇帝 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以上的祭祀活动。”①在人 类学家看来，百姓与帝王的求雨方式虽然有别，但禳灾目的却是一致的。类似的载录还有，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九载康熙六十年辛丑山 右大旱，阳曲令沈某祈雨不应 ：“沈率绅士步行百二十里，至五台山神祠祷焉。是夜即雨，连三日夜大雨，阳曲之四隅，莫不沾足，而邻境旱如故。沈归，中丞率大小属吏郊迎，万民拥道欢呼 忭庆。 ”说明在明清靠天吃饭的时代，以种种方式求雨解旱对全社会是多么重要。但同样令我们 不能忽视的是，有清一代求雨禳灾叙事文本中所融合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伦理意蕴、更为丰富多彩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进而形成的某些有迹可循富有特色的叙事模式。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加阐发。 一、皇帝、官员亲自求雨与罪己自祷的伦理整合 首先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假借祭祀求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正是一国之君的天职。而相关文本中对帝王的求雨祭祀常常格外关注其成功的范例，并大加弘扬，上行下效。自洪武三年六月朱元璋就带头率领皇后嫔妃求得好雨 ：“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令皇后与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令皇子捧榼，杂麻麦菽粟以进，凡三日始还宫。仍斋宿于西庑，出内帑纱綵一万四千匹赐将校，于常例外给军士薪米。令法司决狱，复命有司访 求天下儒术深明治道者。遂大雨，四郊霑足。 ”②以皇帝神权、王权一体的特殊身份，亲自求雨自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如是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仍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意义。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起源最早、在中国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息息相关。本文将捕捉佛教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剪影，并从整体分析其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五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即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官方正式传入。丛汉明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国佛教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佛教活动被称为“弘译”，即通过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来传播、弘扬佛教的理论、信仰。从汉明帝时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后来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一批来华梵僧为佛教经典的东传及翻译做出了突出贡献。综观这一时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其特色为大小乘兼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动乱的社环境下佛教有较大发展。但也应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行动中，有两次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三国魏地佛教以大乘般若为主，而南方吴地则有支谦、康僧会为代表的梵僧承安世高小乘佛教译注佛经。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於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南北朝时期，佛教几经各朝君主大力扶持提倡。在北方，后赵时期，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何等辉煌。门徒中道安大师成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有众多创举。此外还有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创格义佛教的竺法雅。到了後秦鸠摩罗什东入长安，而佛教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

唐代禁屠令的渊源及其流变

唐代禁屠令的渊源及其流变 "禁屠令"是指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唐代频繁颁布的关于禁止屠杀的行政命令。"禁屠令"对于唐代的社会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实施的原因包括遇旱祈雨、佛道二教、传统月令、相关节日等。 禁屠令之所以在唐代频繁颁布,一方面,是受到了佛教、道教禁止杀生教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制于当时的储藏水平,既没有进行冷藏的条件,又在禁屠期间市场上不准进行新鲜肉类的买卖,这就间接的让人们远离了腥膻。 所以禁屠令不仅仅只是禁止屠杀,还有食素持斋的含义。在唐代,禁屠令的实施时间主要集中在"三长斋月"(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的初一至十五)、"十斋日"(每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元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以及皇家忌日、春秋社日、皇帝诞节等。 在唐代,为了保证禁屠令的实施,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由金吾卫进行监督,地方由县尉负责,并还由市令直接对市场交易进行监管。如果在禁屠令实施期间有违反禁令的情况发生,还会受到杖责的惩罚。 唐代前期尤以武则天执政期间禁屠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甚至出现了因禁屠而导致大量民众饿死的事件。唐代中后期,则开始表现出弛禁不一,执法松懈的情况。 本文首先梳理了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期间关于记载有"禁屠令"的传世文献,通过对文献的筛选,确定了"遇旱祈雨"、"禁杀含孕"、"以顺春令"这三种"禁屠令"的早期形态,同时依据出土简牍等考古资料发现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一些禁屠行为,并在这基础上对"禁屠令"的思想来源进行探究。其次对唐代记载

禁屠令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出"佛道二教斋日"、"诞日"、"春秋二社日"等多种禁屠原因,同时利用敦煌文书、唐人墓志等考古资料对各类禁屠展开分析,总结其思想内容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论文在绪论、结语之外分两章展开叙述。绪论部分首先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禁屠令",并分别梳理了传世文献、秦汉简牍、敦煌文书以及墓志等考古学材料。 本文的研究时代为唐代,因为在唐以前只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寥寥几条关于禁屠令的明确记载,秦汉时期则不见其相关踪迹,相较而言唐代禁屠令的文献记载就颇多也较为集中是禁屠令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所以本文研究阶段以唐代为主。绪论部分还整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对"禁屠令"的各种认识,相较于前人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探究唐代"禁屠令"时眼光不仅要放在各种传世文献的记载上,还要利用起丰富的敦煌文书、墓志等考古材料,将"禁屠令"放到整个唐代社会史中去考虑。 另外,在研究唐代"禁屠令"思想源头时要将其上溯到更久远的先秦、秦汉时期,并结合相关的简牍材料,提出秦汉时期的"时禁"、"月令"思想是唐代"禁屠令"的思想来源之一,打破前人学者关于"禁屠令"来源自佛教教义的固有观点。第一章是对禁屠令的思想源头的探究。 该章分为三节,第一节,禁屠令的含义及特点,以民国时期竺可桢先生的《论祈雨禁屠与旱灾》一文为引文,一方面表明禁屠令的相关含义和其影响之久远,另一方面通过该文回溯到最早有关祈雨禁屠的记载,从而过渡到第二节遇旱祈雨与佛教食素传统。第二节首先从文献入手,找出了最早的禁屠令记载,即北魏永平二年(509)因旱灾而禁屠。

唐代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

唐代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 中国古代，一般把祭祀神灵的场所统称为庙。佛教的庙宇，统称为寺院，（道教的庙宇统称为宫观）一寺之中可以有若干院，其后建筑规模较小的寺便叫作“院”。比丘尼住的寺院多称作“庵”。唐朝规定，创建寺院要向政府申请，得到许可，方准兴建；寺院的名称也由政府颁发。此外，当时也还有许多人私造佛堂，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招提、兰若。各地有多少招提、兰若，那是根本无法弄清楚的问题，就索性不去管它。本文所称寺院是指前者。《旧唐书?职官志》说：“天下寺有定数。”那么，这个“定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中为我们提供了四个数字，唐太宗时有寺3716所，（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卷50。）高宗时有4000所，（注：《法苑珠林》卷100《兴福部》，《大正藏》卷53。）玄宗时5338所，（注：《唐会要》卷49；《唐六典》卷4；《旧唐书》卷43。）武宗会昌毁佛时，拆毁的寺院是4600所。（注：《唐会要》卷49；《旧唐书》卷18；《资治通鉴》卷248。）另外，唐代有“按州置寺”的说法，大概每个州都是有寺院的。如天授元年(690)，“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并改为开元寺，”（注：《唐会要》卷48。）就透露了这消息。然而，寺院的分布并非各地一致，有些州（府）寺院较多，有些州（府）就不免十分稀少。寺院是佛教的重要设施，是僧侣生活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坐禅、念经、布法的主要场所，可以说，凡是出家的僧人，其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寺院，寺院就是僧人之家。就是民众烧香拜佛、祈求佛主保佑，也主要在寺院进行。寺院的建造和平日僧侣生活的维持及各项开销，都需要当地政府、民众提供经济上的支助和慷慨的布施。因此，寺院的有无和多少，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居住的僧侣人数之多寡及佛教活动的兴盛与否，亦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民众对佛教的信仰态度。所以，考察寺院的地理分布是探索佛教地理分布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关于唐代各地寺院的数量，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笔者本想通过两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查阅佛教史传、唐代碑刻及正史等，搜罗各地寺院；二是利用明清诸省通志中所载寺院材料。然后，互相印证，求得比较满意的结果。遗憾的是，第二种途径行不通，因为诸省通志所载寺院材料不符合统计的要求。第一，诸省通志中所载各朝各代各地寺院，数量上是比较多的，然而，年隔悬远，唐及唐以前的寺院史事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第二，即使记载可信，也因为对寺院沿革的记载大多简单粗略（乾隆《浙* 通志》记载较详细），且诸省通志未有一致的标准，难以用于统计。如各省通志中概谓某寺建于某时，然而，初建之时规模多大？如果是规模较小的院、庵，入唐以后是否取得政府颁发的寺额？这些多是无从知晓。还有诸通志中所载寺院并非全是修志时期仍然存在的，那么，唐以前所创寺院在入唐以前是否被毁，入唐以后是否重建，何时重建？大多也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作为统计材料。如果诸省通志记载寺院，体例一致，取舍标准一致，记载详略一致，总之，有个统一的标准，倒也可以尝试用一用。可是，连这一点也是不具备的。故只得放弃第二种方法，而采用第一种方法。 唐代寺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寺院，多为木制结构；一种是石窟寺。石窟寺比较特别，将另文专门论述。这里先论述一般所谓寺院（其中也包括有石窟寺，如洛阳龙门的奉先寺等，不过，这对统计没有丝毫的影响）的地理分布。 笔者仔细查阅《大藏经》中有关唐代的史传文字（包括经录、教史、传记、地志、杂记、护法、宗系、纂集等部）、金石文字、《全唐文》、《全唐诗》、《资治通鉴》以及两《唐书》等，搜寻其中存在于唐代的寺院，然后，分期分地编排统计，得出表1。在此需先说明两点：一是有些寺院的名称前后屡有变化，凡此类一寺多名而沿革可考者，当然只计一所（考证过程烦琐，从略）；可能还有一些寺院，也有多个名称，然而沿革不可考，统计时就难免失实。但这并不要紧的，因为各地区都存在这种情况，按统计学的观点，大范围的统计就可以消除由上述问题引起的误差。二是上述各种文献中所见唐代寺院，见于安史之乱以前者归入前期，以后者归入后期；见于前、后两期者，前、后期各计1所。 一、唐前期寺院的分布 据表1，唐前期文献中所见寺院总数是834所，（附图1，唐前期文献中所见寺院分布图）还不及开元时期全国佛寺5358所的1/6。《元和郡县图志》记开元州（府）是371个，那么，当时平均每州（府）就该有14所寺院。可是在表1中能达到这个平均数的州（府）是不多的。前面已经说过唐代是按州置寺，从表1也可得到证实，因为偏僻落后如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窦州（治所在今广东信宜县西南镇隆）、辰州（治所在今湖南省沅陵县）等地都是有佛寺的。所以说唐代佛寺的地域分布应是很广泛的。但是在本文的统计中有不少州（府）空无一寺，这就表明这样的统计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完全切实地反映当时寺院的地理分布情形，表中没有寺院的州（府），不能说当时就没有寺院的存在；也不能由表1就武断地比较

唐朝佛教祈雨仪式

隋唐史专题期末考察 院系：社会学院（历史） 班级：09（1）班 姓名：谭丽娟 学号：09161114

唐朝佛教祈雨仪式及其特点分析 摘要：祈雨是中古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唐宋一代，随着佛教向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流播，朝野上下，祈雨活动异常活跃，且多数与佛教人事有关。佛教祈雨仪式的主要类型主要有诵经、转经祈雨，结坛持咒祈雨，有灵迹处祈雨等。终唐一代，始终存在着祈雨仪式，这种仪式作为中国“尽人力而后听天命”文化的延伸，作为民间与官方沟通的重要途径，对当时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关键字：唐代；佛教；祈雨。 正文： 唐朝时期，佛教祈雨开始盛行于世，并逐渐介入国家祭祀礼仪之中，这主要是由唐代佛教自身的强盛以及唐代国家对佛教的政治需求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大量祈雨活动，佛教高僧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唐之际，随着密宗的形成，大量请雨、止雨经典也相继译出，并成为密宗的重要的成就法之一，这使得祈雨活动个从理论及实践上更加完善，直接影响着佛教文化向民间的渗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均长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兴龙起雨的传说 《易经》中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说，龙行而云起，龙与行雨没有直接关系，行云布雨则为雨师之所司。雨师，亦称萍翳、屏翳、玄冥等。唐朝时，以李靖为雨师，唐宋以后，从佛教脱胎出来的龙王崇拜逐渐取代了雨师的位置。 从唐前古代文献等载体来看，龙行云雨之特异功能，中国古代神话中并无此说。龙的意识在中土早已有之是把天的精灵表征化的产物。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称其为“麟虫之长”，魏张偮《广雅》释“鱼”中，把龙又细分为蛟龙、应龙、虬龙几种。原形似蛇、鳄，在周代已经存有它的形象，为古来龙龟麟凤四灵之首。另外，又是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之一。《易》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后人因此以龙喻君上。在先秦两汉时期，当时所信奉的是河伯水神，统领各大水域。龙在上古时期具有原始宗教色彩，汉以后龙的内涵又被注入了宗教的内容，龙也由原来的神兽演变为具有人格化的龙王。唐朝以来，帝王封龙神为王，形成了遍布江河湖海的龙王体系。 二、唐代佛教祈雨仪式的主要类型 佛教传入后，佛经中的龙王与中途民间信仰中的河伯结合，始乃取代河伯所司之职，成为水神的象征。佛教以自身的宗教形式，积极介入祈雨活动。龙王行雨之说，普遍见于佛经之中。 为攘除灾旱而举行的佛教祈雨一般由高僧主持，在祈雨前要求他们要斋戒沐浴，或是结坛念咒，或是诵读经典，以祈求龙神带来降水。龙作为佛教的护法神，在佛教的宣传下，逐渐演变为雨神，成为古人崇拜的主要对象。唐代佛教的祈雨仪式包括常祀与旱祷。无论常祀还是旱祷，唐代佛教的祈雨仪式大致可以分为：诵经、转经祈雨，结坛持咒祈雨，有灵迹处祈雨等三种形式。 首先，诵经、转经祈雨是最常见的佛教祈雨方式。 佛教祈雨，主要祈求龙的威力，由于佛经的译介，龙作为雨师的形象日渐深入人心。唐代僧人、信徒诵经祈雨，所诵经文并不固定，除了转读专门的祈雨经典以求带来降水之外，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记得，我非常崇敬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 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的过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刺激了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元宵节也是跟佛教有关的节日，是释迦麽尼降服众妖魔的日子，世界通明一体，灯火辉煌象征着世界的光明和美好；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使人听后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今天在民间还是很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的佛教音乐依然非常的盛行。

中国佛教美术

中国佛教美术 中国佛教美术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 无论造像绘画与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壁画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莫高窟壁画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由于莫高窟的发展时间很长，横跨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所以记录了佛教艺术的风格演变。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

_大唐三藏圣教序_与唐代佛教的兴盛

2000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00第29卷第1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Vo1.29No.1【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 郝松枝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魏晋以来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由于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肯定,佛教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虽然如此,佛教在唐代还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除 了其自身的教义易为大众接受以及玄奘等许多佛学志士的不懈努力之外,唐太宗为玄奘所译诸经 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与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亦功不可没。 关键词:佛道之争;玄奘;大唐三藏圣教序;圣教序碑 中图分类号:B94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3(2000)0120100206 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并行,而维护封建统治根本的儒学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正如唐太宗在《慎所好》中所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贞观政要》卷21)远涉流沙、来自于天竺的佛教经过初传演变,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起依附占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纲常名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佛道二教虽则并行于当世,然而根据其自身的教义以及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好恶,或先或后取重于一时。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自魏晋以来已经开始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他们除极力为己方巧言辨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之外,亦各使出浑身解数,以取悦于当今,求安于后世。 本文试图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为玄奘所译诸经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以及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对这一现象作以论述。 一、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 儒、释、道三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为求生存,相互辩难,互相融合,或先或后,偏重一时。 隋时佛教居三教之首,唐朝建立之初,及时调整了宗教政策,崇道抑佛。这除了信仰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首先,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皇族李姓的门第名望。唐朝初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还很强大,李唐王朝的“李”虽然是北周的贵姓,但这种关陇贵姓,仍远不能与山东士族比高低。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初唐皇帝经过了多方努力,而最有效的手段无过于攀附历史上已有很高声望的道祖李耳,以其为始祖,因而大倡道教。这在当时重视门第的社会中对维护其统治是有重要意义的。其次,抬高道教的地位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隋 收稿日期:1999203212 作者简介:郝松枝(1963—),女,陕西蒲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001

论佛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渗透

佛教对中国的渗透 帝王一梦，白马蹄声，高僧西来，佛入中华。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以其独特的自身魅力和中国社会的需求，开始了在中国扎根发芽开花的千年历程，，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的本土化，一步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融合，至宋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领域，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学、艺术、语言、哲学等各方面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与中国政治 在无论古代还是现在，佛教在我国的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古代，佛教的政治性就更为明显和突出。佛教自传入对我国政治的渗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统治集团的统治力，维护封建政权。政治上，佛教历来统治者所利用并改造为统治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佛教盛行的王朝，特别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巩固政权，培养顺民，在全国推行佛教。于是佛教便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地位。唐朝重视儒术，不过也提倡佛教和道教，以崇儒尊孔为基本，以佛道两教为辅助手段，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加强控制。 三）威慑作用，突出王权专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我国古代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灭佛现象，在历

史上有过四大有名的灭佛运动如：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五代周世宗灭佛。这些都是以佛教为媒介来达到人民对皇权的敬畏。 四）思想教化，构建社会伦理体系。佛教主要是关于人生脱离苦恼获得极乐的方法论，更有包容性，不破性，永恒性，平等性。统治者利用其思想上的先进与我国传统思想相结合以教化民众，构建古代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佛教与中国伦理 佛教的到来在伦理方面加强了中国人传统道德的若干特点，包括仁慈及重视人命在内，并且使这些特有的德性更进一步，而力主重视一切有生命之物。 1.平等观，不杀生。自从佛教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伦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杀生这一方面，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万物皆生命，认为杀生不仅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更是神所不允许的事。 2因果报应，轮回的生命观。佛教特有的生命观和人生观为人们在日常的伦理规范中提供了约束和规诫。 3重孝道。为了适应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调和出家修行和在家孝亲的矛盾，佛教通过翻译有关孝道的佛经，撰写文章和专论，举行盂兰盆会等，大力宣扬孝道论。 三．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而佛教本

隋唐时期的美术

第五章隋唐时期的美术 思考题 1、结合历史背景，说明唐代美术发展的特点。 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到达一个鼎盛的时期。唐代时我国美术史上一个新鲜活泼、多姿多彩的时代，在绘画的技术和表现力已大大提高。唐代的佛教绘画明显世俗化方面发展，反映现实更加深入，唐代书法，尤其是唐代的楷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有有典范意义。 唐代时古代人物画的盛期，在表现重大政治题材，反映贵族生活情态，描绘多种倒释形象，及宗教题材等方面有重要成就，反映城乡风俗也开始成为美术家所注意，在南北朝基础上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唐代美术毫不掩饰的表明要起成教化，助人伦的作品，宗教美术在前代民族美术融合的基础上发展更为成熟，贵族阶层对美术需要增多，贵族的精神状态及美术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以山水画尿画的成画差，唐朝美术越过了以前各代，是封建社会美术发展的又一高峰，对亚洲甚至欧洲某些国家的美术发展也产生相当的影响。 2、介绍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和分析他们的代表作品。 阎立本 阎立本，唐初人物画最高水平代表，阎立本代表初唐新水平，他最擅长的还是肖像画和政治性题材的历史画。他曾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步辇图》与《历代帝王图》、《职贡图》。他的绘画特点，他的绘画创作毕生密切适应着初唐巩固政权的需要，歌颂帝国的强盛，成为初唐政治事业的歌颂。《步辇图》：38.5CM×129.6CM，讲的是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派使节禄东赞来迎娶文成公主是唐太宗借鉴禄东赞时的情景。通过面部的刻画，表露了李世民的睿智、禄东赞对唐太宗的崇敬，画中对不同人物的身份及民族气质有较鲜明的表现，同时也成功的记录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描绘人物而省略背景也是这一时期常用的手法。 《历代君王图》：今存共有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等十三位帝王像。利用不同的服装、器物，或者不同的坐立动作、眼神的变化、嘴部的表情等外部特征，表现人物的气质、特征与心理状态，烘托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政治作为。画家对一些统一天下的帝王，表现了他们的庄严气概，陈叔宝这样的亡国之君，用袖掩口的委琐之态，表示对他的藐视。侍从呢，利用主从大小对照的处理手法，突出了主体人物的地位、身份。尉迟乙僧 尉迟乙僧的作品具有独特风格，佛教画为主，西域特征。 吴道子 吴道子是古代画家中最享盛名的一个，他用笔遒颈神速、白描、以宗教人物画成就最高，吴道子一生绘制的壁画墙壁有三百余间，以高度的想象力，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独创的艺术风格吸取了社会群众吴道子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情感、娴熟的技巧，创造大量气势宏伟、感情奔放的宗教壁画，人物充满生机和活力，他笔下艺术形象千姿万态。具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又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吴道子中年后才形成了遒劲奔放、变化丰富的“莼菜条”，表现出物象“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获得“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艺术效果，因此他的人物画被人们称为“吴带当风”。为了强调笔墨线条的特殊表现力和功能，有意减弱色彩在作品上的冲击力，“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突破了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