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仝亚辉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

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图里是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力图重建翻译活动中的规范，此后赫门斯、切斯特曼和诺德等都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梳理西方翻译规范的发展过程，对促进中国的翻译规范研究、扩大研究范围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规范；系统；描写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者借用（应用）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成果对翻译规范进行了一些规定性研究，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探索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等值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韩江洪、张柏然，2003）。进入70年代，随着霍尔姆斯《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发表，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姜秋霞、杨平，2004），多学科理论被应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翻译规范的研究也呈现出与语言学理论时期不同的面貌。

吉登恩?图里（Gideon Toury）、特奥?赫门斯（Theo Hermans）、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都在规范方面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和探索。与语言学派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寻找翻译规范不同，当代翻译规范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独立而客观的立场，将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多元大系统之中，观察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重建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及其他主体性因素所遵循的规范。

1. 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

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研究集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1930～1945年）、特定的文化/语言背景（希伯莱语）、特定的文本类型（英语和德语小说的翻译）。图里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处于中心地位的规范，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将某一特定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或观念，……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恰当的、正确的行为原则”（Toury，1980，p. 51）；翻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体现某一社区共享的价值观念的行为制约。翻译过程是译者在这些规范制约下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些规范可以分为三类：预期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期规范决定译者整体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的选择；初始规范制约译者在忠于源语还是忠于目的语的两极之间进行选择；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做的实际决策，又可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s norms）。母体规范决定译文的宏观结构，如是全部还是部分翻译原文等；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如句子结构、词汇选择、斜体及大写应用等（Toury，1995，pp. 58-61）。

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具有两大内在特征：社会文化独特性（social-cultural specificity）和不稳定性【作者简介】仝亚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用翻译。

60

（instability）（Toury，1995，p. 62）。社会文化独特性是指一种规范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行业或跨越不同文化而得到相同程度的应用。不稳定性即变化，并非因其内在的缺陷造成，是由规范的本质所决定；规范的变化有时相当迅速，有时却很缓慢。一个社会可能有三种形式的规范共存，即居于中心地位的指导翻译行为的主流（mainstream）规范、以前规范的残余即过时的（dated）规范和尚未占主导地位的超前（avant-garde）规范（Toury，1995，p. 64）。翻译规范通常并不能直接观察得到，而是通过是受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的产品即译作来得到。图里提出了两种方法重新构建这些翻译规范：篇章内（textual）和篇章外（extra textual）。篇章内是指借助译作本身，这是最主要的方法；篇章外是指借助一些理论性的或批评性的阐述以及参与或与翻译活动有关的人如译者、编辑、出版商的评论等（Toury，1995，p. 65）。

图里研究翻译规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可以系统陈述可能的翻译法则，从而得出翻译的普遍规律（Chesterman，1997，p. 71；Toury，1995，p. 16）。图里提出了两条示范法则：不断标准化法则（the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和干涉法则（the law of interference）（Toury，1995，pp. 267-279）。不断标准化法则指在翻译活动中，源语文本的文本要素（texteme）通常转化为目的语（或目的文化）中的文本要素（repertoreme）；干涉法则是在翻译活动中，源语文本形成过程中所固有的现象通常会转移到目的语文本中。

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仍然试图确立翻译活动中的某种“对等”（equivalence）联系，忽略了翻译被操纵的实质，以及翻译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Hermans，1996，pp. 25-26）；“抑制了语言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Niranjana，1992，p. 60）等，图里后来对此进行了修订，将规范与权力关系也纳入研究范围（Toury，1999，pp. 16-17），从而巩固并扩大了他的翻译规范理论的根基。

2. 赫门斯的翻译规范研究

赫门斯从社会交往角度确立了规范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他首先明确了规范的概念，认为规范指的是“行为的规律性、以及可以解释这种规律性的隐含机制”（Hermans，1999，p. 80）。这种隐含机制是心理和社会实体，其目的是为了协调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规范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尤其是与社会中其他人持续、和谐共处所需要的交流合作，规范可能来自习俗，也可能由权威人士发布；具有约束力，用来指导、控制或者改变具备决策能力的社会代理人的行为，违反规范意味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Hermans，1996，pp. 30-32）。

把规范的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就是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是由对交易过程感兴趣的各社会代理人（social agents）共同参与的一种交易行为，作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译者的行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受一定规范制约的，译者与其他代理人协调共处以共同实现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是在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发生的，这种权力结构包括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关系，也包括象征性的权力关系。社会代理人一方面受权力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种权力维护自己或集体的利益（Hermans，1999，pp. 80-85）。为了在这种社会权力结构下顺利实现交易行为，译者必须做出抉择和取舍，而在这些具体现象背后对译者进行指导并最终实现译者“决策过程”的，是翻译活动中的社会、政治、文化、诗学和意识形态等诸多规范。因此，赫曼斯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翻译过程，而是整个翻译活动；他并不关心译者的“黑匣子”究竟是如何操作的，而是译者为什么会做出这些选择；他的规范研究的重点是参与翻译过程的各个社会代理人，而不是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

赫门斯根据规范理论，提出了研究翻译规范的四种方法：（1）那些公认为出色的译作以及在翻译方法上引起争议的译文；（2）研究为什么会有翻译作品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以及译作引起的反响；（3）研究目的语文化对翻译作品的态度；研究翻译中的准则、规则。此外，赫门斯还认为翻译中的规范多种多样，规范需要变化，只有变化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条件。翻译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其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解决当前具体的“合作问题”，还取决于参与各方的相对地位和品质，以及社会的价值和利益。只有按照社会

61

的主流规范进行翻译，翻译结果才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并有望成为新的翻译范本；反之，不符合社会主流规范的翻译就会被视为不正确的翻译。

赫门斯的翻译规范研究也是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进行的描写性研究，通过将翻译活动置身于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之下考察翻译活动中隐含的规范。赫门斯不仅注重译者的“取”，更注重译者的“舍”，他认为在这取舍之间同样隐藏着翻译规范。赫门斯认为研究规范的目的应该是发现规范对选择哪些作品翻译、如何翻译、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以及特定时期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方面有何影响，而不是进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对等关系的研究。

3.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研究

赫尔辛基大学的切斯特曼致力于把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一些理论和看法纳入一个宏观的框架之下。他借用了“meme”的概念来阐释自己的规范理论。“meme”一词来源于社会生理学，由Dawkins于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用以描述文化现象的进化。切斯特曼将Dawkins 的“meme”概念引入到翻译中。他认为翻译中的“memes”指的是翻译理论和观念，它们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译者的思维方式和翻译，不同的meme在不同时期占据不同的地位，所有的翻译memes构成一个庞杂的meme 库（meme pool），当某一种meme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演变成为一种规范（Chesternman，1997，pp. 64-70）。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包括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伦理规范（ethical norms）和技术规范（technical norms）。其中社会规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伦理规范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努力表现“明晰、真实、信任与理解”的价值观念（values of clarity, truth, trust and understanding）（Chesterman，1997，pp. 175-186）；在技术规范中，切斯特曼重复了以上四种价值观念，并将技术规范分为两类：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又称产品规范（product norms））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又称过程规范或生产规范（process norms/production norms））。期待规范是指目的语社区对译文的期待，如对有关语法性、可接受性、风格等的期待。读者的期待部分地受到目的语文化中盛行的翻译传统的制约，部分地受到目的语文化中类似文本类型形式的制约，也受到经济、意识形态因素、同一文化及不同文化间权力关系的影响。而专业规范制约翻译过程中可以接受的方法和策略，它从属于期待规范并受之制约。专业规范下又分为责任规范（the accountability norm）、交际规范（the communication norm）和关系规范（the relation norm）。责任规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道德规范，即译者应当忠于翻译任务的委托人、忠于自己以及客户和/或预期读者；交际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指译者应致力于使参与交际的各方获得最大程度的成功交际；关系规范实质上是一种语言规范，指译者应当“确保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达到适当程度的相关类似性（relevant similarity）”，为此译者应就“文本类型、委托人的意愿、原作者的意图以及预期读者的需求”进行判断（Chesterman，1997，p. 69）。

切斯特曼翻译规范研究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提出普遍适用的法则，但他的法则主要针对专业译者：（1）专业译者倾向于遵循期望规范；（2）专业译者倾向于遵循责任规范；（3）专业译者倾向于遵循交际规范；（4）专业译者倾向于遵循关系规范（Chesterman，1997，p. 76）。在翻译评估方面，他提出了五种评价模式，即回溯性评价（retrospective assessment）、预期性评价（prospective assessment）、侧面评价（lateral assessment）、内省式评价（introspective assessment）和教学性评价（pedagogical assessment）（Chesterman，1999）。

4. 诺德（Christiane Nord）

诺德的翻译规范侧重考察翻译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的翻译原则可以归纳为：功能加忠诚原则（function plus loyalty）。“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对目标读者负责。”诺德把这一责任称为“忠诚”（loyalty）。如果译文接受者所在的文化

62

要求原文的忠实再现，而译者又不能兼顾，此时，诺德认为译者对译文接受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这是忠诚法则的一方面。如果译文的交际目的与原文作者的意图相反，译者就面临一大难题，这就涉及到忠诚法则的另一方面，即要求译者对原文作者忠诚。译者应尊重原文作者，协调译文目的与作者意图。当发起人、译语接受者以及原文作者三方有利益上的冲突时，译者必须介入协调，寻求三方的共识。因此忠诚法则所关注的其实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它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译者在翻译互动行为中对参与各方所应负的责任，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Nord，2001，p. 125）。译者有责任协调原文作者、翻译活动的发起人以及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并以忠诚赢得各方的信任。诺德也对规范进行了分类：结构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s）和调整性规范（regulatory norms）。结构性规范“决定某文化社区如何看待翻译”，调整性规范处于建构性规范内部，受建构性规范制约，“总体上支配在文体层次下处理翻译问题的已接受的方式”。

诺德的规范研究虽然扩大了研究范围，但是其语篇分析模式仍然遵循广为认可的规范，译者无法改变规范或偏离规范，因此最终仍然脱离不了对等的框框。

5. 结语

国外翻译规范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翻译研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目前已经有不少关于规范研究的论文，更有些学者自觉地将规范理论应用于我国特定的翻译实践中，以期还原或者建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规范，还有一些学者将翻译规范与译者主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将西方关于翻译规范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有利于开拓翻译研究更广阔的空间，促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Chesterman, Andrew.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Hermans, Theo. 1996.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Roman Alvarez &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Hermans, Theo. 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Niranjana, Tejaswini. 1992.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rd, Christiane. 2001.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Toury, Gideon. 1980.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Toury, Gideon. 1999. A handful of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and “norms”. In: C. Schaffner. (Ed.), Translation and norms. London: Short Run Press Ltd.

韩江洪，张柏然．国外翻译规范研究述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53-56．

姜秋霞，杨平．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J]．中国翻译，2004（6）：10-14．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norms in the west

TONG Ya-hui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translation world has witnessed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ion norms started by Gideon Toury, followed by Theo Hermans, Andrew Chesterman and Christiane Nord, etc. A general summary may broaden ou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translation norms; system; description

(Edited by Max, Tina and Sunny)

63

《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

《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 发表时间：2018-07-23T17:53:32.360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7月下作者：赵秋盈[导读]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郑州师范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首部‘四书’英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6BWX024）的成果之一。 1.引言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我们搜集到的近年来的研究文献看出，在哲学界以及汉语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庸》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翻译学界，乃至外语学界，对这部凝结着精髓思想的《中庸》研究，至今前人鲜有涉及。 2.国外研究 《中庸》作为一本哲学著作，可称其为儒家的人生哲学、个人修为的宝典，因此一直深受西方研究哲学、宗教、儒家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杜维明的《<中庸>论文集》（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于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中庸>洞见》由段得智翻译，中英文对照本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的《<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阐释》，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庸》中“诚”、“性”、“情”、“礼”和“教”等最为重要的观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蕴含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的哲学意义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性（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2002）。 3.国内研究 国内对《中庸》的研究此起彼伏，以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居多，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在国内译者的《中庸》译本中，以辜鸿铭的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1906) 最为著名。在清末明初年间，他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里。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国内专门对《中庸》英译的研究还不多见，相比较而言，对于辜鸿铭的译本研究稍多一些。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我们发现，有55篇文章专门对辜鸿铭《中庸》译本进行了研究，即倪培民（2005），王辉（2006、2007），王华（2008），王之光、陈佩佩（2009），朱萍（2009），陈佩佩（2010），郑玉凤、陈可陪（2010），李佳（2010），经晶（2010），陈梅、文军（2013），侯健（2013），丁大刚、李照国（2013），宋晓春（2013、2014），江晓梅（2015），段慧玉（2015），束慧娟（2016），于培文（2016），侯健（2016），刘永利、刘军平（2017），以及李娜（2017）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对辜鸿铭《中庸》译本及翻译本身进行了评论。围绕这篇文章，先后有3篇文章问绕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徐珺，2014：40）。分别是马向辉（2008）的“不可通约性视域下的王国维议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1991年袁锦祥发表的详细阐述王国维对辜氏译本以及翻译态度的文章“王国维评辜译《中庸》”，以及王辉（2006）的逐条分析了王国维所谓辜氏译本的“大病”与“小误”的文章“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此外，有15篇文章对《中庸》多中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例如：赵常玲（2017）“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赵常玲、何伟（2016）的“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比较研究”，乔飞鸟（2012）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钱桂荣、刘畅（2010）的“《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赵辉（2010）的“《中庸》诊释方法新议——以英译《中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以及两篇硕士论文对不同译文进行的分析：分别是刘畅（2010）的“《中庸》三译本中语篇衔接机制的使用统计及译者风格分析”和丁水芳（2011）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的《中庸》英译研究——以辜鸿铭和安乐哲译本为例”。我们还发现有一篇硕士论文（刘玉兰，2008）虽然也对《中庸》的多个译本进行了研究，但并非如此，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刘玉兰（2008）在硕士论文《多角度主体性对翻译的操控——以<中庸>为例》里，将德里达结构主义影响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框架，选取了从19世纪至21世纪《中庸》的四个英文译本。 4.结语 本文主要选取四书之一的《中庸》作为切入点，对其研究现状做了简要评析。从中可以看出，《中庸》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对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客观地讲，学界对《中庸》的翻译研究还存在不足，即大多集中于辜鸿铭以及理雅各的译本，对其他译者译本的研究甚少；此外，研究的视角也大多聚焦于翻译方法和译本的语言比较上，缺乏语言学研究的内部关照及整体分析。总之，文中涉及的想法仅是笔者的愚见，很多不够成熟，但学界的精髓本身就不在于得出特定的结论，而在于为之进行探索研究的过程，所以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Toury, G. 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 [M]. New Delhi: Bahri, 1987. [3]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 《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2（3）. [4]杜维明. 《中庸》论文集[C]. 夏威夷：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 [5]王辉.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 [6]王辉. 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J].孔子研究，2008（5）. [7]徐珺. 汉文化经典外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赵常玲，何伟.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比较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12）. [9]赵常玲. 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7（3）.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及代表人物(详)

翻译学必读 1语文和诠释学派 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 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 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 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 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M.K.Halliday（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 4目的学派 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Reiss，Vermmer，Nord 等。Reiss（1971，1988，2000）强调的是文本层面的对等，主张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Holz-Manttari（1984）则认为在翻译过程是一个交际、互动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Vermmer（2000）继承并发展了Reiss的观点。 5文化学派the Culture School Even-Zohar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将文学翻译视为文化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过程或系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的是更加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其中，Lefevere （1992）逐渐从系统理论转向文化学研究，将翻译看作‘重写’的过程，审视围绕着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课题。Simon(1996) 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重点研究文化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方向的代表人物是Bassnett和Trivedi (1999)，他们认为，无论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还是在被殖民的社会，翻译都十分活跃。文化学派的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各自的侧重点，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6解构学派 本雅明本人不属于解构学派，但他的著作《译者的任务》通常被看作解构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和根据。本雅明率先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翻译过程已经改变了原作，况且，没有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后起的生命’。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在目标语中复制原文，而是颠覆原语的体系，把潜藏于原文的精神内容表达出来。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巴别通天塔》中，翻译被看作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学界认为德里达将翻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 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

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 可布逊(Roman Jakobsor)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卡特福特(J.C. Catford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 论层面。

(完整版)西方翻译简史

第一章绪论 （一）翻译史发展 1.西方最早译作 广义上：约公元前3C，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利山大城翻译《旧约》，《七十二子希腊文本》；严格意义上：约公元前3C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 2.西方翻译历史上六次高潮（六个大的阶段）： 1）公元前4C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努力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但当时希腊文化优于罗马文化，对罗马有巨大吸引力。到了公元前3C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 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普劳图斯、泰伦斯。2）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 《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到公元4C达到《圣经》译成拉丁语的高潮，以哲罗姆与382和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3）早在9-10C，大批叙利亚学者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 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中心。 中世纪中期，11-12C间，西班牙托莱多，把大批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 4）14-16C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场思想和文学革命大运动。 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采用民众语言，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译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不锈文学译作。 英诺斯译出《名人传》，查普曼译《伊利亚特》《奥德赛》，弗洛里欧译蒙田的《散文集》。 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翻译出版则标志英国翻译史又一大发展。“英最伟大译著” 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地位巩固。 5)文艺复兴后，17C下—20C上半叶，仍涌现大量译作。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 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当代作品也发生兴趣。 6）二次大战后以来翻译活动， 特点是：翻译范围扩大；翻译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 主要体现在：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 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成为新时期翻译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 （二）翻译理论的发展 1.西方最早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开拓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 在古代：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 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 奥古斯丁《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 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 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 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考译者的语言知识； 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 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词对译、 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

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

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 摘要：翻译目的论是当代德国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该理论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任务的出发点与根本，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以及对原作形式与内容的取舍，目标文本的制作都以这个翻译目的为参照。翻译过程以目的性为指导，以语内语际一致和忠实性为评估手段，这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对目的论形成发展以及框架体系进行梳理评价，希望读者对该理论有更加客观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翻译研究评价 一、引言 纵观翻译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翻译理论已经出现了重大突破，翻译理论家们开始从阐释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等不同角度来研究翻译，于是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如卡特福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等。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德国功能主义理论派提出的翻译目的论独树一帜，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目的论(skopostheorie)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是希腊词，意为“目的”，theorie 是德语词，意为“理论”。目的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认为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翻译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应该根据翻译目的来制定翻译策略。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完全保持一致，那么要保留什么改动什么，究竟是创作一个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的译文还是创作出一个能满足译人语读者要求的自由译文就要视翻译目的而定了。翻译目的论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将研究焦点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

到译文的预期效果，因此无疑能够弥补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从而为翻译的多学科探索又增加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仲伟合，钟钰：1999) 二、目的论的形成与发展 目的论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卡特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 ss)提出。1971年她出版了《翻译批评的可能性和限制》一书并发表相关主张。尽管赖斯仍以对等理论为研究基础，但她同时也意识到，在现实语境中有时不可能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对等，有时甚至不希望建立对等，因为有些译本是要实现不同于原文文本的某一目的或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翻译首先应考虑译本的功能而非对等，这就形成了目的论的起源。 后来，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发展并创立了翻译目的论。他在1978年发表的《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文中首次提出翻译目的论的基本原则。1984年他和赖斯合作完成了《普通翻译理论基础》，在该书中，弗米尔把翻译(包括口译)当做基于原语文本的转换行为，而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翻译也是有目的的，能够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影响。此外，另两位德国翻译家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曼塔利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将翻译定义为“旨在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复杂行为”。她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着重分析了翻译活动参与者(翻译的发动者、译者、文本的使用者、信息的接受者)各自的作用以及参与者发生的语境条件。作为德国学派的新一代，诺德提出了“忠诚原则”，并将目的论应用于译员培训、口译、文学翻译等领域。因此，如果说赖斯为翻译目的论的出现提供了特定基础，弗米尔则因提出了目的论的主要原则而成为了该理论的创立者。曼塔利的贡献在于她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发生的环境，而诺德则对该理论作了完善并拓展了其应用领域。 三、翻译目的论的运用原则和评价标准 (一)目的论的运用原则

英汉翻译复习资料

填空题复习资料： 1.翻译人才在中国古代被称作象寄之才/象胥/舌人。 2.东晋时期的道安提出 “按本而传”的翻译思想,被人们称为直译的鼻祖。 3.六朝时期鸠摩罗什曾提出“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主张“依实出华。” 被人们称为意译的鼻祖。 4.《春秋谷梁传》中记载了孔子的“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翻译思想，而该译论比古罗马哲人西塞罗提出的“不要逐字翻译”早四五百年。 5.三国时期的支谦所作《法句经序》被看作是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严复译《天演论》牟例所 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序。” 6.中国译学理论中不同时期的翻译标准可大致描述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忠实，通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7. 按翻译题材，翻译可分为文学翻译、政论翻译、应用文翻译和科技翻译。 8．20世纪50年代初，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了“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的重要观点；60年代初，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了“化境”的翻译标准。 9. Translations are like women—when they are faithful they are not beautiful, when they are beautiful they are not faithful. 此比喻与我国老子的一个说法不谋而合。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10．20世纪90年代，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提出了抵抗式翻译/反翻译resistance translation翻译理论，该理论对于提高译者的地位很有帮助，但还不足以构成新的范式。 11.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在其2006年的新著 《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中介绍：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90年代出现实证论转向和全球化转向；而进入新世纪，翻译研究又回到了语言学时代，出现了“U字形转向”（U-turn）。 12. 1964年, 奈达博士在《翻译科学初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书中将译文读者引入翻译标准，提出了功能翻译（Functional Equivalence）(请用中英文填写)的翻译原则。 13．辜正坤在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在该理论体系中,提出了翻译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这是一个形同虚设的抽象标准，真正有意义的是一大群具体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 姓名：学号：班级: 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着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 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 中国翻译史概述 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前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着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着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着作”②，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等。正如矛盾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 在过去，极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借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的，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有些译者甚至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一翻译，也考虑得很少。......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仝亚辉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 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图里是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力图重建翻译活动中的规范，此后赫门斯、切斯特曼和诺德等都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梳理西方翻译规范的发展过程，对促进中国的翻译规范研究、扩大研究范围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规范；系统；描写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者借用（应用）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成果对翻译规范进行了一些规定性研究，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探索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等值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韩江洪、张柏然，2003）。进入70年代，随着霍尔姆斯《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发表，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姜秋霞、杨平，2004），多学科理论被应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翻译规范的研究也呈现出与语言学理论时期不同的面貌。 吉登恩?图里（Gideon Toury）、特奥?赫门斯（Theo Hermans）、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都在规范方面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和探索。与语言学派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寻找翻译规范不同，当代翻译规范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独立而客观的立场，将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多元大系统之中，观察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重建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及其他主体性因素所遵循的规范。 1. 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 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研究集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1930～1945年）、特定的文化/语言背景（希伯莱语）、特定的文本类型（英语和德语小说的翻译）。图里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处于中心地位的规范，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将某一特定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或观念，……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恰当的、正确的行为原则”（Toury，1980，p. 51）；翻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体现某一社区共享的价值观念的行为制约。翻译过程是译者在这些规范制约下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些规范可以分为三类：预期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期规范决定译者整体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的选择；初始规范制约译者在忠于源语还是忠于目的语的两极之间进行选择；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做的实际决策，又可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s norms）。母体规范决定译文的宏观结构，如是全部还是部分翻译原文等；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如句子结构、词汇选择、斜体及大写应用等（Toury，1995，pp. 58-61）。 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具有两大内在特征：社会文化独特性（social-cultural specificity）和不稳定性【作者简介】仝亚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用翻译。 60

中西方翻译史对比

中西方翻译史对比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y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5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经》(Septuagint). 据说该译作由72名学者在72天内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发展中的罗马，罗马文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大批希腊戏剧作品译为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打 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继承。 第二个高潮发生于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圣经》 是基督教的经典，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于是各种译本相序问世，其中杰洛姆（Jerome）翻译的《圣经通用本》（the Vulgate）最具权威性。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对上帝的敬畏，当时许多译者认为忠实地传达 原文意思必须采用直译的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文难懂，而杰洛姆（Jerome）的思想比较开明，他坚持“在不损害意思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文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 第三个高潮是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由于基督教与穆斯林对彼此的文化深感兴趣，大 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希腊语译成古叙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繁荣 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这一高潮持续了近一百年。 14-16时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学和艺术的革新，引 起了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翻译活动的高潮，又推动了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 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路德翻译《圣经》的原则之一是：“译者必须同家庭主妇、街上的儿童和市场上的 普通人谈话，了解他们怎么说话，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使民众明白并意识到有人在用德语 同他们谈话。”路德的这一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圣经翻译摆脱宗教 思想的禁锢，顺应民意的重大突破。他的人文主义观点，无疑影响了《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的译者。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这一《圣经》译本，以通俗、优美、

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撰写要求与格式规范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 撰写要求与格式规范 一、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一）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的内容要求 1．封面：由学院统一设计，普通A4纸打印即可。 2.正文 综述正文部分需要阐述所选课题在相应学科领域中的发展进程和研究方向，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通过与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评论，说明自己的选题是符合当前的研究方向并有所进展，或采用了当前的最新技术并有所改进，目的是使读者进一步了解本课题的意义。文中的用语、图纸、表格、插图应规范、准确，量和单位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引用他人资料要有标注。 文献综述字数在5000字以上。 正文前须附500字左右中文摘要，末尾须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著录按在文献综述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 期刊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不超过3人，多者用等表示）.题（篇）名[J].刊名,出版年,卷次（期次）:起止页次.

图书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书名[M].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次. 论文集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篇名[C].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次. 学位论文类书写方法:[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单位名称,年份. 电子文献类书写方法:[序号]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途径. 参考文献篇数应符合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要求。 （二）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撰写与装订的格式规范 第一部分：封面 1.封面：由学院统一设计，“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根据作业实际明确为“论文”或“设计”，其它文本、表格遇此类情况同样处理。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题 1.中文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标题（五号，宋体，顶格，加粗）

翻译学 第三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第三章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翻译学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研究呈现出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既对立有互为补充的多元特征。 重点人物：奈达将当代翻译理论的流变表述为从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 根茨勒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起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结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曼迪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分为翻译的功能理论，话语与语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哲学研究 贝克尔概括为交际与功能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与认知研究和符号学研究本章概括为：语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的哲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研究 第一节翻译学传统与语文学翻译研究 纽马克20世纪50年代以前统称“前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这段时间缺少对翻译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属于“前科学”的研究，纽马克以重大翻译活动为标志划分翻译理论发展阶段。斯坦纳1，古典翻译理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 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纳，奈达，穆楠和卡特福德为代表 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 谭载喜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 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 3）中世纪时期； 4）文艺复兴时期； 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 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本章节将西方翻译理论粗略的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奈达的语文学的翻译研究 1，古代翻译理论 公元前3世纪到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 公元前285年，72学者对《圣经》的翻译，众多学者， 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人物：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 西塞罗认为：翻译必须符合听众和读者的语言习惯，并能打动读者听众，翻译要传达的事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贺拉斯主张：在翻译和创作中不要墨守陈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 哲罗姆：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不能逐字对译

中国翻译简史

百科知识—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3“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 4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五四以后---当代） 古代佛经翻译（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起步或草创阶段）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 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代表人物支谦 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支谦自译的经也偶尔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 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特点 1主要力量：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 2翻译全凭口授 3大多才有直译法 5佛经内容经常采用中国本土道家思想 古代佛经翻译 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末（发展期） 释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释道安，南北朝时高僧，翻译家。本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总结 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 张僧侣以“释”（释迦牟尼）为姓。主要监督翻译了《四阿含》等。主张直译，

不增不减，只做词序调整。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 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辩正论》里翻译要例八备十条：就是对做翻译人的具体要求和翻译要求。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鸠摩罗什（梵语Kumārajīva ）（公元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 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约在今山西朔城区）人。出生于代州（约代县） 主张直译与意译、音译的结合，著有《三法度序》 真谛（449-569）梁陈时代人，翻译《摄大乘论》 古代佛经翻译（唐朝——全盛期） 古代佛经翻译（续）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近代翻译

国外翻译规范研究述评

国外翻译规范研究述评 摘要: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大体上可分为3 个方面: 传统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学派。前两种规范研究是规定性的, 注重制定一定的语言学规范和文本类型样板; 从翻译研究角度进行的规范研究是描述性的,旨在通过析出和描述规范来揭示翻译的本质和规律。传统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翻译规范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而现阶段已经式微; 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意义显着,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关键词: 翻译规范; 传统语言学; 篇章语言学; 翻译研究学派 Abstract : Since 1950s foreign studies of translation norms have been conducted mainly from three approaches :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textlinguistics ,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ighly prescriptive , the first two approach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formulating linguistic norms orgenre profiles for translators , whereas the third approach , which is largely descriptive , aims at revealing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by analyzing and describing translation nor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irst two approach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ird. Key words : translation norms ;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 text linguistics ; translation studies 什么是规范(norm) ? 如何看待规范? 目前翻译理论领域中的“规范”尚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 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3 种: (1) 巴切(Bartsch , 1987)认为“规范是正确性观念的社会现实”; (2) 图瑞(Toury , 1980) 把“规范”定义为“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 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 如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是适当的, 什么是不适当的, 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 ( 3) 赫曼斯(Hermans , 1996) 认为“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 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 属于社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 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本文综合以上3 种定义, 采取“规范”一词的广义定义, 把法令、规则和常规统统纳入到“规范”的范畴之内。 第一个把“规范” (norm) 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是吉瑞·列维(Jiri Levy) , 他于1963 年把“规范”与翻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Toury , 1999) 然而,对翻译规范的研究此前早已开始, 只不过人们当时并未使用“规范”一词, 而使用的是“规则”(rule) 。综观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 大致可分为3 个方面: (1)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规范;(3) 从翻译研究角度探讨规范。 1.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0 世纪后半叶, 随着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对翻译较有系统的研究开始了。翻译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学派典型的代表人物卡特福德(Catford , 1965) 把翻译界定为: 用一种语言(译语) 中相等值的文本材料来替代另一种语言(原语) 。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翻译的任务是找出两种语言在内容、风格、效果等方面完全一致之处。语言学派对具体的语言现象做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都建立在对两种语言中被视为正确的语言单位和语法结构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之上。他们往往从原语中的具体结构和现象出发, 找出相对应的翻译方法, 用来指导译者。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有: 前苏联译论者创立的翻译转换法、法国人维纳(Vinay) 和达尔贝勒纳(Darbelnet) 1958 年提出的7 种翻译方法, 以及英国人纽马克(Newmark , 1988) 总结的翻译的十多个步骤, 等等。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 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范围的, 是前苏联的费道罗夫。他早在1953 年就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 因此在翻译中, 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费达罗夫之后, 前苏联译论界开始注重语言比较研究, 列茨克尔等一批译论者总结出一整套翻译转换法———操作规范, 包括词汇转换法、语法转换法和修辞转换法。法国人维纳和达尔贝勒纳受费道罗夫影响, 在1958 年出版了着作《法英比较修辞》。他们认为必须把翻译列入语言学的范围, 提出“翻译是一个真正的学科, 具有自身特殊的技巧和问题,”值得在语言学分析手段的启示下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列举了7 种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