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在文化发展中的指导意义

中庸之道在文化发展中的指导意义

儒学是一个开放而发展的理论体系。它以“仁”为道之本原，提倡以“如天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畴”的弘大气象来涵容不同事物的和谐共存，故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悻”，并强调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来促进万物的生生不已和互相之间的协调发展。然而所以维持和促进万物协调发展的方法和准则乃在于中庸之道。

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长期实践中产生了“中”的观念，并以之作为行动上的准则加以运用。据《论语》所载，尧、舜、禹等上古帝王都把“允执其中”作为传位的授命辞，这是从治国方法上提出了中道；后来的商汤以及周代的文、武、周公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中”的道统。不管这一道统的授受渊源是否可靠，但我国在很古时代就已非常重视中道则是不容置疑的。到了春秋时代，中道的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更从哲学的高度创建了“中庸”这一思想理论体系。在孔子那里，“中庸”既是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人生修养上的行为准则。于是，中庸之道就成为一种指导思想的理论而贯串渗透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一切领域，并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了。

然而什么叫做“中庸”呢？

关于“中”，历代学者有过很多解释。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嘉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陆九洲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王守仁曰：“中只是天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中者，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宣之辞也。”可见“中”的涵义，系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从方法上说，是适度、适中、正确，无过无不及而恰到好处；从行为上说，是合宣、合理，无所偏倚而恰如其分；从道德上说，是中正、公正而合乎天理人情的正道。所以，“中”可谓是一种基本方法或基本原则。而作为哲学范畴，主要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行为与事物的客观实际适相符合，从而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故含有合乎客观规律的“真理”之意。

关于“庸”，历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作为常理或定理解。何晏《论语集解》云：“庸，常也。”程颐云：“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嘉云：“庸，平常也。”可见“庸”的涵义，就是平凡、平常、平易可行，而又无可改易的一定之理。系与怪异、险僻、神秘相对而言。因而从哲学意义上讲，实含有“普遍适用”之意。基于“庸”的这种解释，则“中”与“庸”的结合，旨在阐明“中”这一基本原则并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是人人不可缺少，人人必须遵守，人人可以做到，适用于一切事物而适得事理之宜的普遍真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正说明“中庸”乃是普遍适用的真理。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庸”属于道的基本准则。

其二是作为运用解。许慎《说文》云：“庸，用也。”郑玄《三礼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用也。”据此，“庸”就是关于道的具体运用问题，系与作为道的基本原则之“中”相对而言。“中”是道之体，“庸”是道之用。具体地说，也就是理论上的基本原则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体”是相对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而在具体运用“中”这一道体时，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有适当的灵活性，这就是“庸”的功用。程子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过是说“庸”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仍不能违背“中”的原则而已。假若“庸”也是一成不可变，则“中”就成了死板的“执一”：如果“庸”之交易可以不受“中”的制约，则“中”就变成“偏”，不成其为“中”了。只有“中”与“庸”的辩证统一，才能准确把握道的基本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庸”乃是实行道的方法论。

其它，这两种解释既各有所指，又具相济相成的。若把两种解释结合起来形解，“中后”的字整内涵，就是指对于“中”这一普遍真理的具体运用的方法。

“中庸”究竟是否真理？这当然不能光看其字面的自我标榜，而是应该深入考察其所涵蕴的实际意义。对此，就得从探讨中道的基本内容入手。

关于中道，孔子从正反两方面作了界定：既从正面提出“执两用中”，又从反面提出“过犹不及”。正反两个命题合在一起，就是中道的基本涵义。

“执两用中”系由“执中”发展而来。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故办理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分寸。只有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做到适当的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这个最适当的程度就叫做“中”。若能恰到好处地掌握住适度，就叫做“执中”：偏离了这个度，就是失中。由于用适中的方法办事能符合实际而收到最佳的效果，所以“中”就含有合宜、正确之意：又因为用“执中”的方法处理人事是最公平合理的，所以“中”又含有中正、公正之意。当把“执中”的方法从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时，就叫做“中道”。尧、舜、禹都把“允执其中”作为世代相传的治国方法，就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坚持中道来治理国家。孔子在全面继承中道的基础上，又以托古的方式把虞舜的治国方法概括总结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样把“执两”与“用中”对立统一起来，既丰富了中道的内容，也提升了它的理论高度。正因为只有作到“执两”，才能准确地“用中”，于是孔子又从“中”的对立面提出了“过犹不及”的命题。“不及”是没有达到“中”，其根源在于太拘谨和保守；而“过”则是超过了“中”，其原因在于太放纵和激进。两者尽管趋向相反，但都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因而都是偏离中道而走向极端的失中现象。这是“过犹不及”的本义。孔子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说必须把握住“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使之不走向极端，才能有效地用中道去治理百姓。这就是“执两用中”的本义。“执两用中”与“过犹不及”合而言之，就是坚持“中”，戒其“过”，勉其“不及”。这乃是中庸之道所据以立论的最基本的法则。

然而，当实施坚持“中”、矫正“过”与“不及”这条基本法则时，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从实际情况中去找出并确定其“中”。因而，中庸之道体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叩其两端”以取“中”的理论。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可见孔子在未调查情况之前，脑子也是空的。直到“叩其两端”进行全面调查之后，才掌握了情况的实质。显然，孔子调查方法之精髓在于“叩其两端”。所谓“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说对事物的正反两方面都进行调查研究而掌握其事物的本质，于以得出正确的判断，亦即找出并确定其“中”。

何者为“中”既己确定，然后坚持“中”、矫正“过”与“不及”这一法则作为方法论或行为准则实施时才有所依据。不过，在贯彻到具体领域中时，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在调节同一事物的两极之间的关系时，中庸之道体现为要求达到既中且正的“中正”标准。

“中正”的原则充分反映在《周易》之中。《周易》将每一个事物的整体视为一个太极，包括保持相反相成关系的阴阳两个方面。阳性刚健，阴性柔顺。阴阳互相作用以推动事物的正常发展，谓之刚柔相济。在这条规律中，当以刚柔兼胜并能保持相对平衡者为最优，谓之“中正”。其次则在阴阳之间也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偏胜：偏于阳胜而仍不违乎中道者谓之“刚中”；偏于阴胜而仍不违乎中道者谓之“柔中”。但决不可阳中无阴或阴中无阳，乃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也；亦不可不阴不阳，因为阴阳若丧失了个性，也就缺乏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了。这一理论在易象中是以交位来表示的：凡阳文居阳位，阴天居阴位，就是当位，谓之“得正”；凡阳交居阴位，阴灾居阳位，就是不当位，谓之“失正”。凡阳文居二或五之中位，象征“刚中”之德；阴灾居二或五之中位，象征“柔中”之德。若阴受处二位，阳交处五位，则是既“中”且“正”，称为“中正”，在易交中尤具美善的象征。然而以“中”交与“正”交相比较，“中”德又优于“正”。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故六支当位者未必皆吉，而居“中”位的二、五两交，则吉者独多。

再则，易象对于某一事物之发展历程，也特别重视勉其“不及”而戒其“过”，使之合乎中道。试举乾之六支为例：初艾“潜龙”，象征事物发端，位卑力微，处于“不及”之境，故须养精蓄锐，以求进取：成以“勿用”者，盖为时机未到，必须待时而动也。二交“见龙在田”，象征阳刚渐增，头角初露，一虽距最后成功尚远，但居中不偏而得“刚中”之象，故有“大人”之誉。三文虽有所进展，但从下卦而言，已为过中之位，面临危惧之境，故既在“终日乾乾”以图振作，又须时时警惕以免咎害。回交“或跃”，虽已进入上卦，但未达最后成功，仍处“不及”之位。故应审时度势，待机奋进。五交“飞龙在天”，居上卦之“中”，且又当位，得“中正”之象，象征事物圆满成功的最佳状态，主于处盛戒盈，以免陷入“过”的危境。上艾“亢龙”，象征事物既已过“中”，必将导致无穷悔恨。乾卦如此，其余六十三卦亦莫不皆然。可见全部《周易》，始终遵循着坚持“中”与戒“过”勉“不及”的基本法则。

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都把“中正”当作折中主义加以批判，这完全是一种曲解。诚然，从表面形式上看，过”与“不及”乃是互为相反的两种倾向，而“中”必然处于这两者之间。但是，若从价值实质而论，“中”决不是“过”与“不及”两者之间在数量上无原则的对半折中，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合乎客观规律、适得事理之宜的最佳点；而“过”与“不及”则都是背离客观规律的错误倾向，因而两者又同为“中”的对立面。在正确与谬误的对立关系中，“中”代表正确，而“过”与“不及”同为谬误。可是，在那越左越革命的年月里，竟把那种极左的错误路线当作正确路线加以奉行，并把“左”与右两种错误路线之间的关系视为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加以对立，而把真正的正确路线反而当作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折中主义加以批判。反映在理论上，则把“执两用中”曲解为正与邪、是与非、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等诸项对立关系之间的对半折中而取其中性。其实，孔子说得很清楚：“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如果认定他是在提倡“善”与“恶”之间的折中而取其中性，岂非荒谬绝伦之至！

第二，在调整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上，中庸之道体现为“和而不同”与“因中致和”的“中和”法则。

“和”的本义系指音乐上的众音协调而言，后来才引申为一切不同事物之间互相作用而臻乎协调统一的哲学范畴。春秋初期的史伯以“和”与“同”对举而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国语·郑语》）。因为同一事物相结合，虽然数量增加，但所得仍为原物，并无新事物产生。只有不同事物的互相结合才能产生新事物。后来孔子把这一理论提炼为“和而不同”的著名命题。

春秋末期的晏子又提出了“因中致和”的理论。他以烹调设喻：“和，如羹焉，水火酶酸盐梅，以烹鱼肉，婵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这里，“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乃是所以“和之”的关键。因为各种原料只有以一定的比例参加作用，才能做出可口的羹来，其中无论何种原料的过多或缺少都会导致羹味失和，故必须把每种原料都调节到最适中的比例上。这里尽管没有出现“中”字，而实际上在“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时，己经运用了“执两用中”的方法把“中”与“和”有机地联系起来了；“中”指每种原料本身的适度，“和”指各种原料之间的协调；只有每种原料都适得其“中”，才能使由各种原料组合而成的羹适得其“和”。因“中”而致“和”，就是“中”与“和”的辩证关系。

“和而不同”与“因中致和”合而观之，就把“中和”这一法则从实践经验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而正式提出“中和”这一哲学范畴并加以系统论证的则是《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当感情未发之前，无所偏向，当然是“中”；既发之后，必须每种感情都中节，才能达到感情总体上的“和”。但所谓“中节”，并非在喜与怒或哀与乐之间取其中性，而是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哀则哀，当乐则乐；既出于内心之真情，又合乎事理之宜，才算是“中节”。每种感情都“中节”了，全部感情的总体也就达

到“和”了。这分明是以四种感情设喻来论证中与和的辩证关系，与晏子以“酸酸盐梅”为喻用意相同。若推而论之，则“中和”这条法则适用于协调一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等等关系。《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正因为礼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仪节，故以“和”为贵。假若把这种“和为贵”的精神进而推广到一切物与物、人与物乃至人与天之间，使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之间都能遵循“中和”法则而摆正位置，那末天地万物都会各得其所，并能生生不己了。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然而，“中和”决非调和主义。例如湿度和温度都是植物所不可或缺的两种事物。只有调节湿度的晴雨和调节温度的寒暑分别都按正常规律运行，才能达到风调雨顺之和”。这才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但若将晴雨或寒暑分别调和混合而成长期非晴非雨或非寒非暑的状态，反而谓之阴阳失和，必不利于植物的生长。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看到中庸之道包含有“中和”的内容，就想当然地将其视为调和主义，这也是一种有待肃清的曲解。

第三，从时间运行的观念上去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时，中庸之道体现为因时制宜的“时中”法则。

中庸之道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随着时间的运行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行为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发展。合乎这一规律的，则谓之“时中”。《易传》云：“以亨行时中也。”《中庸》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按照事物与时发展的实际情况去把握与之相应的适中之道；“无忌惮”，则是不管事物与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单凭自己主观之私欲，无原则地肆意妄行，无所顾忌，必难免于陷入过或不及的错误之极端。两者相对而言，正说明掌握道的原则是应该与时发展、切合时直的。故《易·艮彖》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系辞》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

孔子和孟子都非常强调“时”的观念，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相适应的时间。小之如农作物的生长，大之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时间的更新。如果离开这一规律，就无法掌握中道。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台之育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在时代发展的观念上，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由于时代不同，故其礼也必须有所因革损益。故《易·系辞》曰：“变通者，趋时者也。”孟子更提出了，“彼一时，此一时”的命题。他在向公孙丑解释“以齐王犹反手也”的道理时，就拿古今时代形势不同的观点作了论证。他说：“齐人有言日：‘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垠氨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樵悻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盂子还把孔子誉为“圣之时者”而大加推崇。《周易》更认为当一个朝代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时，就必须进行改朝换代的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

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明代的王守仁也提出了由于“古今异直”而必须“因时致治”的理论。这些，都阐明了因时制宜的“时中”思想。

然而，“时中”绝非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地赶时髦之谓。《中庸》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显然这与随波逐流、惑世取容的处世哲学毫无相同之处。试以流水为喻：“时中”之适应时代发展，犹水之出于山谷经由长江大河而流向大海，既有一定的目标，又有一定的轨道，虽遇曲折，亦仍一往直前地向东奔流；而随波逐流以赶时髦者，则如洪水泛滥，既无目标，亦无轨道，一旦决口，势必推波助澜，伤人必多。所以，两者径渭分明，不容混淆。第四，在人的品德修养上，中庸之道要求必须合乎“中行”的准则。

中庸之道认为，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而适得事理之宜；既不宜过于盲目冒进，也不宜过于拘谨保守。凡合乎这一准则的，谓之“中行”。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狂者进取，涓者有所不为也。”（《刊h吾·子路》）“狂者”是才资敏捷，勇于进取，敢于创新，但多任性而行的人，故偏于“过”；“涓者”是质地朴实，为人耿介，但做事过于谨慎小心、循规蹈矩的人，故偏于“不及”。唯“中行”兼有二者之长而无其偏，言行皆合乎适得事理之直的中道。故孟子云：“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放思及其次也。”（《孟子、尽。。下》）可见中行之士是孔、盂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培养对象。但是，由于人的禀赋不同，性格各异，能具备中行素质的人毕竟太少，故不得己而思及其次，就只能从“狂”和“涓”上着想了。“狂”与“猖”二者皆有可与人道的本质之美，然亦各有其偏：必须矫正其偏，使之成为中行之士，才能与之同人于道。所以，孔子对未合中行的学生，必先指出其偏向以矫正之。例如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对于畏缩不前的冉求则勉以见义勇为，对过于冒失的仲由则戒以不宜过躁，目的即在于使之成为中行之士。

具体地说，中行的品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对于自身的言行举止应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戒有余而勉不足。例如在言行上，要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力求言行相符；在仪态上，既不过质，也不过文，而要达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若处于两种欲求不可兼得时，就应该从道义出发而权衡其轻重，在必要时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其二，在对持人与人的关系上，必须有层次有步骤地扩充仁道。即从“孝梯为仁之本”开始，然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再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以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可以最终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博爱境界了。孟子把这一逐步扩充的层次概括为“亲亲而住民，仁民而爱物”的原则。如果不爱自己的父母子女，是不及；假若爱别人胜过自己的父母子女，甚至爱物胜于爱人，就是过：只有把这一原则把握到恰如其分，才是中行。其三，在工作冈位上，既要尽职，又不宜越职。本职工作没做好，是不及；越烧代庙的侵权行为则是过。孔子在担任委吏时能做到“会计当而已矣”，在担任乘田时能做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这是尽职；他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反对越职侵权行为。有人将此理解为孔子反对庶民关心政治，实为误解。正如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的命运，正是每个庶民的应尽职责。孔子即使在无位时，也

以天下为己任，正可证实这一点。凡是古今正义之士，即使在身为布衣匹夫时，也一定“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地关心国之兴亡；而一旦在位，既能忠于职守，也决不会滥用职权。两者的统一，才合乎中行。其四，在处世方面，其处去行藏必须以合道为准，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孟子也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必须说明的是，盂子之所谓“独善”与道家的遁世是有区别的。道家的遁世是完全逃避社会现实；而孟子的“独善”正是以“修身见于世”来对社会负责。其五，“中行”还必须结合“时中”，做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才能切合不同的环境并适应时代的发展。

然而，理论界长期以来都把合乎中庸之道的中行品德当作无原则、无是非、同流合污、八面玲拢的老好人处世哲学进行批判，这又是一种曲解。对于圆滑的老好人处世哲学，孔子称之为“乡愿”，孔子是深恶痛绝的：“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而孔子所据以检验“中行”的实践标准则是：“乡人皆好之，未可也；乡人皆恶之，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这是因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故仁者的好恶可以作为衡量是否合乎中行的标准。可见作为“中行”，是有“好”与“恶”的标准，有坚定的原则立场，是非观念清楚，爱憎态度分明。故孔子赞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异的是，长期以来竟把孔子所推为“至德”的中庸之道与他所斥为“德之贼”的乡愿混为一谈，岂不怪哉！

第五，在思想方法上，中庸之道体现为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执中行权”法则。

一切事物在按照常规不断变化发展的同时，还可能出现某些意想不到的反常情况。而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切合实际的思想方法，必须与之相适应。所以，当在具体实践中运用“中”这一基本原则时，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变通。这种应变的灵活性就叫做“权”。如前所述，“中”与“庸”的关系，就是理论上的基本原则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的有机结合，因而执“中”辅之以行“权”，才构成为完整的中庸之道。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他把“权”提到了最高的难度，可见能达到“中”与“权”的高度统一，乃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层次。孟子也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所谓“举一而废百”的“执一”，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的方法：而只有“执中”并能行“权”的中庸之道才是合乎辩证观点的正确方法。故淳于类问孟子，当“嫂溺援之以手”与“男女授受不亲”的古礼发生矛盾时，将如何处理？孟子毫不犹豫地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这个例子生动地论证了“权”与“中”的辩证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权”的重要性。在特殊情况下，只有对礼加以变通，才合乎中道。

然而，行“权”并非盲目胡乱进行的。它在强调灵活性的同时，仍不可违背“中”的原则。所以行权就有一个如何适度的问题。孔子把权提到最高的难度，并非权变本身之难，而是权变又能适度为难。权变而仍能不违乎“中”，才真正符合适得事理之宜的中庸之道。孔子讲到自己的治学过程时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通矩。”所谓“从心所欲”，就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随时灵活变通并达到了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程度：而这个“矩”，就是适得事理之宜的“度”，也就是“中”。人的主观认识和一切行为能达到与事物客观规律的“度”自然合拍，这乃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论，中庸之道系以“执两用中”与“过犹不及”为基本法则，质言之，亦即“执中、戒过、勉不及”而己。这一基本法则贯彻到具体领域中时，则又分别体现为中正、中和、时中、中行等各项具有特定意义的法则，而以执中与行权的辩证统一为最高层次。而其根本精神，则在于协调平衡各种矛盾关系，以促进事物的正常发展。它对某一事物而言，无论从促进其产生、成长、发展，再使之达到最佳状态并保持其长期正常运动，乃至尽可能延长其寿命这样一个完整的历程中，中庸之道确实可以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庸之道确实可以称之为普遍的真理。正由于长期以来在理论上对中庸之道这一普遍真理竭尽了歪曲批判之能事，才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这些曲解己到了非彻底肃清不可的时候了。

诚然，中庸之道也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专制主义时代，一种新势力的出现，在保证自身健全成长的同时，还必须无情地打击旧势力。只有旧势力彻底消亡之日，才是新势力大获全胜之时。而中庸之道所提供的都是促进自身健全发展的营养，却缺乏致敌方于死地的毒药。也就是说，中庸之道善于协调而不善于斗争。这无疑是中庸之道的不足。不过，在传统文化里，这种用以摧毁敌人的善于斗争的思想武器，司由道家和法家之“术”提供理论而以兵家之“谋”付诸实施，正可以济中庸之道的不足。所以，中庸之走的这种不足并不妨害其余全部内容之为真理。再则，由于古代专制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毛病，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导致思想僵化、积重难返而丧失自身的调节功能。当是时，中庸之道对于旧制度充其量也只能起到苟延残喘的作用了。但际此不彻底摧毁过时的旧制度就无从建立适应时代的新制度的时刻，中庸之道能使旧制度延长寿命的功能，适足以帮了历史发展的倒忙！这使得“五四”时期的批判中庸之道；乃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过平心而论，这决不能归罪于中庸之道本身，正如粮食为敌所用而不能归罪于粮食本身一样。今天，进步的社会制度，完全可以从调节自身机制的方式来适应时代的发展，己不存在专制时代丧失自身调节功能的隐患了。因而可以说，在今天进步的社会制度下，中庸之道将会发挥其更广更深更远的积极作用。

有人说，作为旧时代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已经不适应于现代了，因而作为儒学方法论的中庸之道也己经过时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诚然，儒家学说中某些具体的礼教确实己经过时，但是，作大方法论的中庸之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中庸之道本身就包含有时中、权变等内容，这决定了中庸之边本身是可以不断发展的，因而使得中庸之道并非死的教条而是活的灵魂。它本身永远可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随时调整更新和不断发展。

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体制有待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精神文明有待建设；而且，天论社会上抑或国际间的各种关系都日益复杂；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也己日益失去平衡。当是时也，如果揭取中庸之道这一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方法加以运用，无疑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若把“中和”提则用之于处理现代各种复杂的关系，则无论对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国与国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等种种关系，都能促进其协调和平衡；若把“时中”的法则运用于现代以制定政策，既可避免超时代的“左”的错误，也可避免落后于时代的右的错误；若把“中行”准则运用于今天的人生修养，则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可以自觉地摆正其适当的位置；若把既要有灵活性而又不违乎基本原则在“执中行权”法则运用于今天的政治理论，则有利于把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辩证交系等等，中庸之道所起的作用显然都是积极而进步的。尤其是今天在经济上日趋全球一体化、各民族间扩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同时，而在文化上的民族特色却被日益重视起来的时代，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从世界范围而言，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国特色，正在于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乃是让界多元文化中之一元；从国内而言，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无不各有其独具的特色和发展的价值。所以，天论在全世界抑或在国内，都存在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情况。而际此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若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指导，必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协调而健康地发展。所有这些，对于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份进全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平发展，必将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

论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论文

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骨髓，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应运，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吕刑》“罔非在中”、《诏诰》、《洛诰》的“时中”、《酒诰》的“作稽中德”等。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被宋儒称为“十六字心传”的那一著名的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由此，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中庸”一词，语出《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孔子这样推许的“中庸”，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朱熹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

极致也。”这样，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另一种解释来自汉代的郑玄。他注解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这两种解释，在“中”的含义为中道上没有差别，只是在“庸”的含义上有一点分歧，而这一点分歧实际并不是本质性的。如果一定要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参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则“中庸”的本义就是中道的运用，郑玄的解释更符合中庸的本意。 不管怎样，中道本身便是极高极难的标准。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孔子的其他言论来参证：“无适(di)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意思就是凡事都要尽可能追求最为恰当合理的处置，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打个比方，比如勇敢，过了就是鲁莽，不及就是懦弱，只有恰如其分的勇敢，才符合勇敢概念本身。事实上，中庸本来是一种道德修养境界，但是孔子把它普泛化了，在这种普泛化的过程中，中庸也自然而然地转换为一种方法论了。一件事我们可以尽可能追求最优解，但是每件事都要追求最优解，实在是太难了。 这样一个最优解，怎样才能做到呢？孔子的教导是：“子曰：吾

中庸之道适合当代社会的发展

谢谢主席，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方的观点是“中庸之道适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理解，什么是中庸之道。它是度的正确把握和关系的良好协调，是在平衡中寻求发展。其次，对当代社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即能说中庸之道是适合其发展的。 接下来我们就从社会、个体和价值观三个层面对我方观点进行阐述。 首先就社会层面而言，拿人与自然来讲吧，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资源不可取，一点不借助自然资源又无法发展，如何拿捏呢，经过实践与思考，我们在“无节制”与“一点不”中取了一个适当的点，即“可持续”的概念，戒其“过”，勉其“不及”，这就是度的正确把握。事实证明，中庸之道具备着鲜明的时代意义，不论是我国正在执行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还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提出等等，在现实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无不体现着中庸之道的精神。 其次，讨论中庸之道是否适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还要看它对这个群体中的个体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庸之道，所谓道，是理念也是方法。中不偏，庸不易，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是对既定目标的不懈追求。中庸还指中正平和，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淡定，胜不骄，败不馁，对人对事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亲而有度、顺而有持，不因太过兴奋而忘乎所以，也不因太过悲伤而痛不欲生。不急功近利，也不妄自菲薄，这样才能保持内心的清明，理性的看待问题，踏实的解决问题。坚持不懈的恒心，平和的心态利于我们个人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个人高度，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最后讲价值观。现在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承认不同而谋求“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实现和平相处必走的一条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启迪意义。中庸是一种思想，其本源是天人合一，即达到一种至诚至善的境界，它鼓励人们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有助于社会总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传承，是历史精华的积淀，作为具有着科学指导意义的思想及方法论，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这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更好的散发它的光芒。 综上所述，我方坚定地认为，“中庸之道适合当代社会的发展”！ 当然，方向和原则是不可妥协的。当目标方向清楚了，如果此路不通，我们妥协一下，绕个弯，总比原地踏步要好，干嘛要一头撞到南墙上?“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非意气。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人不了解什么是中庸之道，外来文化的冲击让我们丢掉了一些东西，但是那不意味着那就是不好的，相反，正是因为它是好的，我们才要将它拾起来， 《中庸》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即多样性事物之间可以和谐相处、互补共进、宽容包纳。“和而不同”的原则最能体现中和之道的精神，它是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黄金规则，具有最普遍的意义。(兼容并包)

中庸教案

《中庸节选》教案 项城一高——史明才——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积累文言知识，把握文意。 2、理解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内涵。 二、过程与方法： 1、阅读、讨论、交流 2、理解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原则与精神实质。 教学重点： 文言知识、中庸之道的内容原则。 教学难点： 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理解。 课时安排：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说起“中庸”，人们往往把它和好好先生、折中主义者联系起来，认为中庸是骑墙主义、调和主义。如在评价某人的观点时，喜用“此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加以评述；又如中国人的信仰态度，讲究“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等，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庸”！久之，中庸被赋之以贬义的色彩。 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精华，却因人们的曲解和误解被“粗暴”扭曲，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今天，我们通过学习《中庸之道》来正确地理解中庸，认知中庸，还原她本真的面目，进而感知她动人的魅力。 二、文化背景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的著作，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孔鲤，字伯鱼，早卒；伯鱼生孔伋，字子思。 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便是其中的一派。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学于子思，所以后世也把子思、孟子学派称作“思孟学派”，并尊称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 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三、《中庸》的主题思想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

邓球柏：论易道与中庸之道

邓球柏：论易道与中庸之道 邓球柏：论易道与中庸之道作者：邓球柏转贴自：《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什么是易道？什么是中庸之道？易道与中庸之道有什么联 系和区别？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作为抛砖，以期引玉。一‍‍什么是易道 ‍‍‍‍什么是易道？用帛书《要》的话来说，易道就是通过审察认识那把握吉凶之门的损益之道以达到顺天地之心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人们为了便于观察得失、辨别吉凶，运用损益之道，将天道、地道、人道、时道、君道对象化、符号化、神秘化、系统化、整体化、关系化、理想化的产物。因而易道囊括了天道阴阳、地道柔刚、人道上下、时道八卦（寒暑）、君道官府。 ‍‍‍‍根据《系辞传》，简单地说，易道包括天下之道，由天道、地道、人道组成。具体地说，通行本《系辞传》有“道”字29个。如：“乾道”、“坤道”、“三极之道 ”、“天地之道”、“道济天下 ”、“昼夜之道”、“阴阳之道 ”、“君子之道”、“道义”、

“显道”、“变化之道”、“圣人之道”、“天下之道”、“天之道”、“形上之道”、“日月之道 ”、“小人之道”、“为道”、“道”、“天道”、“地道 ”、“人道”、“其道”、 “易之道”。我们可以将这些“道 ”、简单地归纳为四类：a．天道；b．地道；c．人道；d．易道。天道与地道合而言之曰：“天地之道”。天道、地道、人道合而言之曰“三极之道”。天道包括日月之道、阴阳之道、变化之道。地道包括昼夜之道、变化之道。人道包括圣人之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易道包括乾道、坤道、三极之道、形上之道、阴阳之道、变化之道、天下之道。 ‍‍‍‍我认为《系辞传》的易道观是天道、地道、人道合一于易道的观点。 ‍‍‍‍为了论证《系辞传》的易道是天道、地道、人道合一于易道的观点，我们先对“道”字进行解释，然后再按照《系辞传》“道 ”字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新的解释。 ‍‍‍‍“道”之古义 有二：行走之路；人之主张。《说文解字》云：“道，

提倡中庸之道弊大于利

谢谢主席! 各位评委，各位观众，对方辩友，大家好。 开宗明义，什么是中庸之道。《现代汉语词典》中说，中庸是儒家提倡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调和折中的态度。在书面语中指德才平凡。而《现代汉语大词典》中，中庸是指待人处事不偏不倚，也可指不思进取，保守。这种处世之道真的应该被提倡吗？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只有符合客观现状，满足、匹配当下社会需求的观念才值得提倡。这便是我们今天讨论提倡中庸之道弊大于利的标准。我方并不是想否认中庸之道有其积极的意义，而是想说，我们的提倡应当是当下的提倡、对现状、对现实的提倡，而非对过去某个时点的提倡。 我方认为，提倡中庸之道弊大于利，理由如下： 第一，提出中庸之道的背景与当今社会大环境不同。中庸之道是封建制度下的历史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甚至会变成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今时不同往日，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封建时期统治阶级利用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要求人安分守己，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中庸，不要锋芒毕露，这样不适合资改时代的发展，新时代需要的竞争力、创新能力，而中庸之道会埋没人的创造力、使人丧失掉竞争力，中庸之道只适合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 第二，提出中庸之道的目的不适用于当今时代。从历史根源来看。中庸之道是封建统治者维持统治的重要工具。是统治阶级安民、愚民的工具。而当今我们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倡中庸之道很容易被他人利用，中庸提倡的调和折中，在中国官场上往往演化成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市侩哲学、官场哲学；现代法治要求明辨是非曲直，而中庸之道一贯各打五十大板的传统做法往往影响到司法的公 正。这些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显然是不符合的。 第三，中庸之道与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是明显违背的。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创新，而非恪守不变，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是一个讲求创新与效率的时代。这要求身处时代之中的我们敢于面对挑 战，敢于竞争，敢于大胆开拓进取。而中庸告诉我们，在竞争和挑战面前 要明哲保身，在创新和改革面前要不露锋芒安分守己，在决策面前要折中调和不置可否。这对个人的发展是不利的，与整个时代的大趋势也是相违背的。 中庸之道正象鲁迅所批判的那样：“惰性有两种表现状态：一是听天由命，二是中庸”。 综上所述，我方坚定地相信：中庸之道不应该被提倡！

《中庸》教案

《中庸节选》教案 项城一高——史明才——2015.3.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积累文言知识，把握文意。 2、理解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内涵。 二、过程与方法： 1、阅读、讨论、交流 2、理解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原则与精神实质。 教学重点： 文言知识、中庸之道的内容原则。 教学难点： 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理解。 课时安排：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说起“中庸”，人们往往把它和好好先生、折中主义者联系起来，认为中庸是骑墙主义、调和主义。如在评价某人的观点时，喜用“此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加以评述；又如中国人的信仰态度，讲究“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等，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庸”！久之，中庸被赋之以贬义的色彩。 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精华，却因人们的曲解和误解被“粗暴”扭曲，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今天，我们通过学习《中庸之道》来正确地理解中庸，认知中庸，还原她本真的面目，进而感知她动人的魅力。 二、文化背景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的著作，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孔鲤，字伯鱼，早卒；伯鱼生孔伋，字子思。 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便是其中的一派。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学于子思，所以后世也把子思、孟子学派称作“思孟学派”，并尊称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 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三、《中庸》的主题思想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新析 提要： 中庸之道在中国源远流长，几乎是与封建制度一起开始的。通过西汉统治者利用思想的介入，儒家思想也靠近政府，成为理所当然的正教。中庸思想随封建统治持续了两千多年，并且脱离制度的某些依赖因素，成为部分人的处世之道。但不论其发展如何，或何时消亡，今天我们在创新时都应对其加以重视，尤其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今天，了解它已成为一种必然。 关键词： 中庸，创新，传统的陈旧，创新的艰辛。 正文： 中庸之道新析 一、新旧之异同 有一本书就叫《中庸》，列入儒家“四书五经”范畴，也是八股取士必选内容之一。随着儒家传统的延续，中庸两字也就纵行于历史间。有人维护它，有人批评它，但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它还是有存在的基础，并且渗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侵蚀人们的思想。 激进的人们向来对中庸持否定的态度，但又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加以反驳。原因之一就是中庸没有错，不支持也不反对，永远保持中立。例如，有人坚持男人比女人累——男人必须养家糊口，有人认为女人比男人辛苦——生孩子与日常家务。这时中庸之道有用途，一位调解者出来安慰双方：“我说呢，还是男人女人一样累，你们俩人都有道理，就不要争了。”立即俩人的观点被封死。中庸之道，不求创新，只希望能保持原状，这对于那些无主见、墨守陈规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张无形的防护墙，他们的手可以伸出去影响别人，而别人的新颖思想跨不进去。而且，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能创新或不敢创新、不会创新，他们总是摇摆不定，不敢冒险。这也是中庸之道持久存在的原因之一。 新中庸强调为自己保留攫取利益的阵地。他们有时也批判中庸，原因有二，一是此事与自己联系不大，严厉批评无人反对；二是此事关系自身，不批驳难以自保或获利。本来是左右两个唇枪舌剑，他却横插一杠，在和解的基础上以功者自居，要钱要粮，白白捞得一笔。 从旧中庸到新中庸，人际关系呈冷漠趋势。古时提倡中庸，现今舆论批评中庸而呼吁人们创新。在今天，社会呼吁创新，这个时代的人如果不从古代那里正确了解中庸思想，那么他们在创新时就很难衡量其行为的新颖程度。

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 一、中庸的起源 “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畴”，其中就有所谓的“中道”的思想。“皇极”它是讲正直为主要，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讲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正直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它就是一个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重、最正的东西，它引申为一个中正平直的一个标准。春秋末期，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地加以推进。 乡下上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重、最大、最主要的物件，它也是一个标准，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你如果坐在直升飞机上看北京的古城，你看从天坛到紫禁城到皇陵，它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古城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是对称的，这是一个建筑美学，是城市规划的美学，实际上很多有名的城市都是这样。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考古资料，辽阳的辽河流域，有一个古代四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的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祭祀上天，他有一个遗存，他有祭坛，相当于北京的天坛。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它的审美，它对世界、宇宙的看法，它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的这样一个结构，这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二、孔子对中庸的解释 孔子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一个“其至矣乎”，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也是可及的。中庸的第二意思，它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处理各种事务的一个方法，或者叫方法学。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 中庸的“庸”字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平凡，很平常； 第二个意思：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

现代社会不应当提倡中庸之道_一辩稿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好，大家好，感谢对方辩友精彩的开场，我方的观点是现代社会不应当提倡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为人处世治天下的一个原则，它的作用是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一个导向，而不是具体的方法。古代的君王治理国家讲究内儒外法，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法上采用法家的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中庸之道作为一个原则的导向作用就体现在，在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时候注意一个“度”，就是说在好安定民心巩固统治和维护上层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所以中庸之道是一种原则，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起着导向作用，而不是具体的解决方法。 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原则，它提倡的是过犹不及、执中致和，而这种调和折中是有标准的，它的标准就是天人合一。何谓天人合一？在古人看来，“天”是世间万物生长发展的规律，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源，古人对“天”保持着衷心敬畏，并认为人和“天”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天”与人是能相感应的，因此一切人事均应符合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还有多少人对“天'”对“大自然”存在着敬畏之心？中庸之道调和折中的标准和法度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中庸之道在现代社会实践过程中往往被人滥用误用，从而影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从个人角度看，中庸倡导过犹不及，容易让人们安于现状、甘于平庸，磨损人的锐气，消耗人的斗志；中庸倡导平稳安定，容易埋没人的创造力，折损人的创新精神；中庸倡导安分守己，不要锋芒毕露，会让人缺乏大胆说出自己独特鲜明看法的勇气，丧失竞争能力，这些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显然是不符合的。 从社会的角度看，中庸之道提倡调和折中，往往被人滥用为不分是非曲直的一味折中，一味寻求稳定，从而导致执法的不严格、行政的不作为等一系列现象的产生，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庸之道倡导人待人接物不偏不倚，在中国官场上往往被滥用成四面奉承、八面玲珑，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的市侩哲学、官场哲学，这些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显然是不符合的。 中庸之道是儒家行事做人的一套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方法，并且这个原则发挥正确的标准在现代社会早已沦丧，没有标准的中庸之道在现代社会往往被滥用误用，给社会的进

经典解读：《论语》中的中庸

经典解读：《论语》中的中庸 《论语》：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中庸章句》）就是说，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平常不变之理。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 子贡问，子张和子夏谁好些？孔子说，子张过而子夏不及。于是子贡以为子张较子夏为好。子贡的想法反映了一般人的心理。对于不及的错误和危害，一般人都比较清楚，而对于过头，人们常常会觉得过头一些总比达不到好。尽管事情搞砸了，至少动机还是好的，方向还是对的，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革命和建设中，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流行过左比右好的思想，宁左勿右。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孔子说“过犹不及”，纠正了这种想法；不要以为过比不足好，过和不及是一样的。 从正面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标准：凡事都要力求无过无不及，不过头，也不不够；也就是一切要适度，恰到好处。《论语》中许多地方体现了这一点。 孔子评说《诗经》: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喜怒哀乐，人之常情。而情之所发，都要适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欢乐，但不放荡；有悲哀，但不至于伤身，就是适度。 仁者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而喜怒爱恶同样要适度。《论语》记了一个故事：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雍也》）公西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有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粮食。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加一些。孔子说：“给他十六斗。”冉有却给了她八十石。孔子说：“公西赤这次去齐国，乘坐的车子驾着肥马，身上穿着轻暖的皮衣。我听说过，君子是只周济急需救济的穷人而不接济富人的。”冉有的做法过头了，受到孔子的批评。 孔子还说：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 对一个人，爱他，就要让他生；厌恶他，就巴不得他死。既想要他生，又想要他死。这就是惑。这种情况，现实生活中也可看到，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有点小事闹翻了，就恨不得要人死，甚至真动手杀人。这就是惑。辨惑，就要懂得无过不及；爱也好，恨也好，不能走极端。走极端就违背了中庸之道，就是惑。 孔子又主张“以直报怨”；以直报怨就是依道义原则报怨，也是适度之意。正如孟子说的，“仲尼不为已甚者。”孔子从不做过头的事。 对于物质财富，《论语》说“不患寡（贫）而患不均”。均，不是平均，而是要各阶层人都能得到其应得的份额；富者不过富，贫者不过贫。“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也就是无过无不及，适度之意。 无过无不及是全面的，既要求无过，也要求无不及。可是孔子说“过犹不及”；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着重在“无过”的方面。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其所以如此，盖因为子贡“过比不及好”的思想，代表了一般人的思维习惯，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事实上，长期以来，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深远，危害巨大。时至今日，2500多年之后，还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其影响。 所以孔子特别提出“过犹不及”，实在有深远的意义。

从中庸读中庸之道

从《中庸》读“中庸之道” 从《中庸》读“中庸之道” ●张菊生 今天我要讲的是“四书五经”之一的《中庸》。 《中庸》是“四书”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大学》，第二部就是《中庸》，还有《论语》和《孟子》。《中庸》所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但不是孔子亲自写的。孔子的思想被他的弟子往下传，传到第三代，孔子的孙子有个叫做子思，他把孔子的思想整理出来，成为一部书，这就是《中庸》。 一、中庸的大道是“和” “中庸”是什么？中庸就是中庸之道，是平庸，是不偏不倚？长期以来，大家对《中庸》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就是没有搞清楚孔子说的“中庸”和我们平常认为的那种“中庸”的区别。 《中庸》是代表了孔子哲学的一个典范著作。“中庸”是什么意思？《中庸》的核心，有一句话叫“允厥执中”。如果关心古代建筑的话，大家知道，故宫三大殿中的一个殿的一块大匾上就写了这四个字。皇帝治理天下把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警句。“执”就是掌握，掌握“中”，掌握天下即“掌握中”，不偏左也不偏右。掌握了中道，你

就能治理天下。 朱熹说，“允厥执中”是大道的核心所在，是孔子思想的最核心部分。不论天下如何大，国家如何大，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方法只有“允厥执中”。“中”是最大的道理。比如成汤、周文王等所有古代治理国家的贤君，都把握了这个道理；不把握这个道理，国家就要大乱。 究竟什么是“中庸”？“中庸之道”根本的东西就是“中”。大学者程颐说，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不偏”就是在中间，“易”就是改变。他告诉我们，要走正路，要坚持正理，而且这种坚持不能改变，这便是“中庸”。 现在人知道，历史有规律，自然有规律，社会有规律；而过去的人把规律称为“大本”，孔子和儒家看“大本”就是“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的大道就是一个“和”字。“达道”，达到最高的道理。什么是最高的道理？最高的道理就是“顺性之谓也”。事物快要接近本质了，我们就要顺乎自然规律，顺乎社会规律，顺乎政治规律，不能倒着来，也不能逆着来，顺其道而行之，才能“达道”。“和”就是顺其规律，“和”就是中庸。 东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是“天人合一”。《中庸》把天人合一讲得非常准确和明白。《中庸》说，“天人合一”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不破坏它，让它们按照自然规律发展，这样万事万物就能够得到繁育和发展，这就是“天人合一”。孔子这方面的思想早在《中庸》中就有体现：天地位焉，

古语“中庸之道”的义

古语“中庸之道”的含义 中国有句古话：“极高明而道中庸”，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不是平庸之道呢？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在传统文化中，却有另一番含义呢。 中庸之道之所以被奉为“极高明”，说明不是一般的高明，那它高明在哪里呢？原来中庸之道是指，做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适宜办法，坚持中道，不偏不倚，过犹不及。 这并非是说不讲原则，而是要讲究时机，讲究涵养，在传统的“四书五经”里，专门有一部讲中庸的经典《中庸》。 其中有一段话孔子的话：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说：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就像人们每天都要吃喝，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孔子这句话很有意味，他认为聪明人和愚蠢人都偏离了中庸之道，生活中多数人追求聪明，聪明有什么不好吗？孔子认

为太过了，太过了当然不好，那么，愚蠢呢？愚蠢当然也是不好的，可是，生活中有人往往走向反面，认为聪明不好，就故意装得愚钝起来，甚至故意愚钝起来，还认为那是大智若愚，其实，聪明和愚钝都没有体味中庸之道的内涵。 还有啊，就是贤能与不贤，这两者都违背了中庸原则，有些人确实是贤能的，但是呢，什么事都做，什么话都说，似乎别人都不懂似的，这类人确实比一般人高明一些，但是往往做过了头。 生活中有一些道理，如果强调得过了头，就会过犹不及，比如说，如何对待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有人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做出来的，仅仅懂得道理是没用的，但是必须明白“做出来”这个道理，才能够更好地去做啊，只有明白了道理，才能够主动地去做，有意识地去做，不能够只执其一端，而不及其余。 仅仅强调“知”，或仅仅强调“行”，都是片面的，正确的做法是做到知行合一。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想学好佛，就要出家，要出世，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认为修行离不开生活，必须在生活中修行，必须入世，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大隐隐于市，这才算是真正的修行。 两方面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固执于任何一个方面，都违背了中庸之道，都并非是极高明的，极高明的做法是，根据不

中庸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

中庸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 摘要: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在历史长河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无数先贤们的研究探讨后，我们更应该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使其在当下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效能。 关键词：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中和诚天理和平包容和谐 作为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已经随着儒学的发展深深深入到了中国每一个元素当中，成为构成社会与文化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成员，都无法摆脱中庸之道的影响，它会影响你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甚至你的人生抉择。因此，无论是对于社会成员，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正确认识并合理运用中庸之道，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抉择。了解并充分利用中庸之道，对当下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要想真正了解一部传世之作，我们必须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中庸的思想起源很早，人们认为中庸之道最早起源于《尚书》，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这样一句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尚书·洪范》的记载中，箕子提出的：“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也同样是“中”的反应，我们通常将此作为中庸思想的源头。具体到“中庸”一词，它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位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为能够让圣人都推崇备至到如此地步的儒家典籍，它同样受到了历朝历代儒学家的追捧和研究，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庸之道得以在研究中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对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众多的朝代中，宋代文学工作者的研究对中庸的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宋代是儒学发展的“第二期”，《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合成为四书，理学大家朱熹为之作注，成《四书章句集注》，在宋以后，四书更是被用作开科取士、选拔政府官吏的教科书。在宋代众多的文学工作者中，不仅出现了司马光、苏轼等一大批研究者，甚至更是出现了将儒家文化推向更高层次的的程朱等人，伴随他们出现的改进版的儒家文化—程朱理学。 在对中庸的研究上，司马光对中庸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北宋最早表彰和诠释中庸的文学工作者之一，司马光曾经著有《中庸广义》，虽然已经散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南宋卫缇所作的《礼记集说》中的残简断章见其大概。其实，司马光对中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和”的研究上，他认为所谓的“中和”，指的是对《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结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一句的解释引发的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司马光看来，人心是最微妙的，也是最难揣摩把握的，君子之学之所以贵就在于在“治心”，所以在对中和的诠释过程中，司马光对于心显得尤为重视。在《中和论》中，司马光曾经对作为中庸思想起源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浅谈国人的中庸之道

浅谈中庸之道 中庸的原意是不偏不倚，但后来人却偏解了中庸，以致现代人将中庸误用为以下方面： 不讲原则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查则无徒”，千百年来这个理念成为国人为人处事的圭臬。秉持这种理念做人做成了“烂好人”，做事结果可想而知。你会发现现实中不讲原则，模糊搅和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就是这种中庸颓废理念的产物。 社会管理中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很严重，有的没有法律规定，即使有法律规定的也不遵守。企业经营过程中，相关工作是要遵守流程和制度的，要么没有流程，就是有了流程和制度也不遵守。管理人员就是制定流程和制度并监督实施的，但“烂好人”的现象太严重，最终以组织利益的损失作为人情送掉了……。执行力是令企业高管很头痛的事情，为了达到执行，又是战略规划，又是绩效考核，最终收效甚微，为什么？中庸、不讲原则的理念根深蒂固。“诚信、忠诚”是我们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词汇，试想一个连法律法规和流程制度都不遵守的人，何谈“诚信、忠诚”https://www.sodocs.net/doc/765789916.html,？ 上面的太极图是道教文化的标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我们现代人对这个图的解释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互转化”，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图给了西方人发明计算机的灵感，这个图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是两个要素，“0”和“1”，这就是二进制，计算机的基础。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发现了煤，但人们当时认为地球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禁止挖煤，也就是现代的“环保主义”。中国人不挖，外国人就不挖吗？英国人先挖出了煤，所以随之出现蒸汽

机等工业技术，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我们先发现了煤没有挖，输掉了工业经济的竞争；太极图三千年之前就存在了，西方人受到启发发明了计算机，我们又在信息经济时代落伍了，请问各位我们还有什么可供输的？可惜不可惜？ 我们很多人赞赏“中庸”，批评“偏执”，中庸和偏执是相互对立的，究竟哪个对，我们还是用结果说话。我们说西方人是偏执的，较真的，但现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东方国家的经济实力，现代科学理论大多是西方人发现和发明的，为什么？中庸的理念导致我们不较真，不讲原则，不坚持真理，所以我们就发现不了真理。英特尔的格鲁夫说过“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所以英特尔成为了竞争力很强的世界知名公司，为什么像这样强大的公司我们中国没有？这就足以说明中庸的理念是错误的。 颓废的做事心态 “随遇而安”、“识时务者为俊杰”又是我们中国人信奉的理念，这也是中庸的表现。现代的国人积极进取的少，等靠的多，这种现象除与长期的农耕思想有关外，最主要的就是中庸理念的产物。人生活在自然界中，就要认识自然的规律，就要改变不合理的要素，不要误解成“人定胜天”。要改变事物就要进取，就要主动，随和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改变不了的，包括改变人，“随遇而安”、“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随和事物，就是妥协。细想一下，我们的任何工作就是改变事物的，生产产品就是改变材料的原来状态满足人们的需要，管理就是改变人和物的原来状态，达到我们设想的目标。改变事物的原来状态就要面临很多困难，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受中庸理念的影响很多人达不到这个境界，往往把工作看成是遭罪，是维持生计的手段，所以遇到困难时更多采取逃避和掩盖的颓废做法，困难解决不了，目标就不可能达成。

《中庸》教案教学提纲

《中庸》教案

《中庸节选》教案 项城一高——史明才——2015.3.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积累文言知识，把握文意。 2、理解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内涵。 二、过程与方法： 1、阅读、讨论、交流 2、理解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原则与精神实质。 教学重点： 文言知识、中庸之道的内容原则。 教学难点： 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理解。 课时安排：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说起“中庸”，人们往往把它和好好先生、折中主义者联系起来，认为中庸是骑墙主义、调和主义。如在评价某人的观点时，喜用“此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加以评述；又如中国人的信仰态度，讲究“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等，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庸”！久之，中庸被赋之以贬义的色彩。 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精华，却因人们的曲解和误解被“粗暴”扭曲，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今天，我们通过学习《中庸之道》来正确地理解中庸，认知中庸，还原她本真的面目，进而感知她动人的魅力。 二、文化背景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的著作，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孔鲤，字伯鱼，早卒；伯鱼生孔伋，字子思。 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便是其中的一派。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学于子思，所以后世也把子思、孟子学派称作“思孟学派”，并尊称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 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三、《中庸》的主题思想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 收集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删除

论中庸之道的不足

论中庸之道的不足 论中庸之道的不足 2012-07-25 中庸之道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这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凑巧的是，与孔子时代相差不远的西方古代雅典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这个观点，也把它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翻译过来称之为中道。可见，这种巧合可以称之为英雄所见略同，也可以算作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不管是孔子的中庸之道，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中道都是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能极端，要知道过犹不及。这种中庸之道，在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也就是让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不能过激的处理矛盾。事实上这种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矛盾。以孔子来说吧，在他那个时代，他知道奴隶制不好，但是，又不主张推翻奴隶制，而是要维护奴隶制，于是，只能把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调合起来，这样才符合他的中庸之道。于是，他找到了仁与礼。对于奴隶主来说，他要奴隶主对待奴隶好些，要仁，要守住自己奴隶主所应该有的礼仪与制度，对于奴隶来说，也要仁，不要暴力反抗奴隶制，要遵守奴隶应有的制度与行为。于是，在他看来，这样社会就会和谐了，奴隶制就会永世长存下去。可见，中庸

之道面对矛盾的时候不是想彻底解决这个矛盾，他们反对矛盾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要调和这个矛盾。对于有些矛盾，调和也属于一种可以算作解决方法的方法，调和后未必再会凸显出来，矛盾因为调和而实现了转化。但是，对于利益根本对立，有着不可调和性质的矛盾，这个时候要以中庸之道来处理就不对了。这个时候中庸只能把矛盾暂时缓和下去，最终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会爆发出来，而且最终一方会压倒一方，实现矛盾转化升级。历史证明，奴隶制很快结束，孔子的目的落空。对于孔子本人的学说来说，并没有在自己的时代得到大的使用，反而被不属于他的时代，也不属于他的社会---封建社会使用，这是孔子所不能料到的。因此，中庸之道在没有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下还是有一定作用，在根本对立的矛盾下，作用就大打折扣。 很显然，对于存在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进行调和这就不是正确对待矛盾的做法，而是显示出了一种保守。这就是现代人批评儒家想把人培养成顺民的一个重要依据。面对剥削与压迫，采取过激行动即暴力革命其实也是对的，也是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的。也就是造反有理。这个不会以我们人为总结的中庸之道为依据。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采取了过激行动，杀死了国王，把人间的帝王送上了断头台，谁能说这种过激是错误的呢？最终人间的帝王一个个都倒 下了去了。

《中庸(原文+译文+解读)》

《中庸（原文+译文+解读）》 《中庸》解读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博学多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把儒学著述中的四篇经典之作《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成册，取名《四书》。自那时起，《四书》即成为历代钦定教材，延续近千年，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即子思，儒家称之为述圣。《中庸》作为《四书》中的一篇，在儒家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朱熹对《中庸》推崇备致，称其为“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朱熹的老师程颢、程颐认为，《中庸》阐述的道理，适用于万事，善学者“终身用之不能尽”。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悉心品味《中庸》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它集成了儒家观察世界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凝结着儒学的思想精华，是一部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百科全书。 现在，我们来解读《中庸》。为方便阅读和理解，我把《中庸》全文划分为二十五个段落，每个段落分别列出原文、译文和解读三个部分。 (一) 【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译文】凡大自然赋予人和世界万物的，称之为本性。遵循事物的本性，各自行走大自然给定的道路，就是道。学习和认识这个道，就是教。道既然是反映事物本性的，就片刻不能离开;能离开的就不是道。 【解读】此处提出性、道、教的概念，阐述了守道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人和世界万物的本性是大自然赋予的，也就是说不是人的想象和意志的产物;人认识

事物，要遵循其本性，不能违反事物内在的规律。毫无疑问，作者是把物质和大自然作为认识本源的。这是唯物论的观点。 (二) 【原文】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1 【译文】由于上述原因，品德高尚的人，非常谨慎和敬畏地对待他未能看到、听到东西，不能因为处在隐蔽和微妙的环境里就失去理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独处的时候也会谨慎处事。 【解读】这里提出“慎独”的思想，要求人们在无人知晓的环境里，谨慎处事，恪守其道，不乱心志。作者认为，守道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行为，“须臾不可离也”，任何时候都不能犹豫和动摇。这是守道的根本要求和真谛所在。今天的社会充满各种诱惑，坚持慎独，自善其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 【原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译文】人的情感在未抒发的时候，称之为中;抒发而完全适中、合乎节制，称之为和。中是天下人的本性，是客观存在;和是天下人对情感的适度抒发，是必须把握的原则。如果能达到尊循本性又抒发适度的境界，天地就会各归其位，万物就会正常繁衍，世界就会按照它本来的秩序运转。 【解读】此处提出中和的概念，认为人应当追求中和，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可过度释放情感和意志，干预和破坏自然界的秩序。这个观点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强调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庸之道的应用

人们都很清楚，孔子的伟大贡献不是他的政治思想，而是他的教学方法，其中影响最深的是他“中庸”的人生哲学。“中庸”就是在政治上走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在待人接物上走温、良、恭、俭、让的怀柔路线。柔是儒的中心含义，所以又称孔子的学问为儒学。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把“中庸”视为人生最高尚的品德。然而孔子思想也曾与老子思想发生过共鸣，为什么不去发扬老子的“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而要采取“中庸”的态度来处事呢？我想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个人的艰难经历有关。 周朝是一个典型的宗法世袭制社会，贵族的政治地位都是按血统关系祖祖辈辈承袭的，底层的老百姓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受奴役的命运。到了西周末期孔子出生的年代，由于统治阶层的腐朽堕落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诸侯王这些中高层的贵族统治者，为了权力的斗争不得不破格从底层的自由民当中选拔人才，给自己出谋划策来扩大实力。孔子就是在这个时期，从低层地位的武将家庭中走上了士大夫阶层。他的出身远没有老子的血统高贵，因此他不可能在周朝王室中谋取官职，只能在诸侯国中找出路。 孔子熟读了周朝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贵族文化，所以他能深刻地了解高贵血统的重要性。由于孔子的出身卑微，走上士大夫阶层就必然是艰难的，所以他做事不得不采取小心谨慎的中庸态度。然而在血统高于一切的宗法世袭制的社会里，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首先要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他必须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以此和他们搞好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不然就会和老子一样孤掌难鸣，不但受到孤立可能还要受到排挤，失掉自己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 孔子的中庸处世哲学，实际是为了维护自己士大夫阶层的地位，这种哲学经过两千年的实践一直到私有制还存在的今天，每个人为了能在社会上争取和保存自己的一席之地，办事采用孔子的中庸态度就能得到比较良好的效果，所以孔子历来被人们奉为圣人的原因，是他的人生哲学在社会上有实用的价值。 孔子为了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就必须承认等级关系以此来得到统治者的赏识。要了解他的社会等级的内涵，可以通过他对“易”的解释。因为孔子是“易”各卦爻内部含义的注释者，所以“易”中所包含的人文思想就必然含有孔子本人的思想理论。 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际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变，阳爻者制于天也，阴爻者系于地也。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仁成而上，义成而下。上者专制，下者顺从。正形于人，则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际也。天地之气必有始终，六位之设皆由上下，故易始于一、分于二、通于三、围于四、盛于五、终于上。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所以极天地之变，尽万物之情，明王事也。”（注：六位，是指每一卦中六条代表阴阳卦爻的上下重叠排列的六条线。自下往上数，第一为初，第六为上。每条线各代表一个等级。）从以上短短几句话中可以了解到，士与大夫这两个阶层地位最低。孔子的“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