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评述

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评述

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是会计理论界研究较多的一个课题，但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这不仅不利于对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进行准确判断，也会对准则制定机构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本文拟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研究，从研究方法差异、准则要求差异以及信息使用者需求差异等方面，分析已有文献差异性结论的可能原因，以形成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清晰统一的视图，对今后研究及准则制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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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结论

（一）国外主要文献研究情况及结论从笔者可获取的文献来看，最早进行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的是C. S. Agnes Cheng 等1993年的研究。他们以美国1972年~1989年的上市公司为对象，使用超额累积报酬模型，研究了营业利润、净利润和综合收益在股票报酬解释中的作用，既包括相对关联研究，也包括增量关联研究。研究表明，营业利润与股票报酬最为相关，其次是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不具备增量价值信息。不过由于当时SFAS130尚未发布，作者未直接定义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而是通过公式加工计算得出。

Dhaliwal et al.，（1999）使用1994年和1995年美国公司的数据，对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是否优于净利润，以及SFAS130要求的三个组成项目（可供出售证券价值变动值、外币交易折算差额变动值、最小养老金负债的变动值）分别对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的盈余数据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作者在文中定义了两个综合收益概念：CI130和CIbroad。其中CI130是净利润加上SFAS130要求的三个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之后的综合收益，CIbroad是扣除普通股分红后影响的股东权益变动值。作者总结的实证研究结论为：“通过比较不同报酬模型之间的R2，发现与净利润相比，综合收益既没有与股票报酬更相关，也不能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或利润，因此不支持综合收益比其他收益指标更好计量公司业绩的论断。综合收益中唯一提升了价值相关性的项目是…可供出售证券调整‟，…外币交易折算调整‟和…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仅是增加了噪音。”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仔细分析研究方法及文中列出的方程回归结果，报酬模型的结果与作者总结的结论实际是不一致的。虽然CIbroad报酬模型的R2（3.51%）小于净利润报酬模型（3.81%），但CI130报酬模型的R2（4.20%）是高于净利润报酬模型的，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至少可以说，在报酬模型下，SFAS130所要求的综合收益比净利润更具价值相关性。此外，分行业研究结论表明，金融行业CI130的价值相关性显著高于NI。

Biddle& Choi（2006）以1994年~1998年美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定义了16种盈余，分别建立了其与股票报酬的回归模型。在16个盈余中，NI，CI130，CIbroad与Dhaliwal（1999）的定义相同，其主要结论也与本文分析的Dhaliwal （1999）结论相同，即SFAS130定义的综合收益，CI130报酬模型的R2最高，最具相关性，CIbroad的R2要低于NI。在NI基础上增加可供出售证券价值变动后的盈余变量具有最强的增量相关性，但仍弱于NI130。因此SFAS130中选择的三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是最优的。作者同时还对综合收益结构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区分具体内容披露，比汇总披露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Chambers et al.，（2007）认为，前人研究的结论之所以不一致，可能是因为使用了自己加工的OCI数据，而非公司财务报告中实际披露的数据。因此，使用SFAS130发布后1998年~2003年美国公司财务报告中实际披露的OCIas-reported数据进行了价值相关性研究。作为比较，作者同时也使用了1994年～1997年加工计算的OCIas-if各项数据。不过从作者的模型设计可以看出，作者只是研究了OCI对于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OCI组成项目对于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而未研究CI与NI的比较价值相关性。从研究结果看，OCIas-if 并未增加价值相关性，但OCIas-reported却能够显著增加价值相关性。这一结论与Dhaliwal （1999）增量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作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OCIas-if指标可能存在

重大计量误差。总体而言，文章认为剔除计量误差的影响，其他综合收益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的。

O'Hanlon& Pope （1999）采用报酬模型，以1972年～1992年英国公司为样本，区分不同时间区间，研究了传统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以及脏盈余对于传统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与前述美国相关研究不同，文章首先定义了普通利润，然后定义了各个“脏盈余”指标，包括非经常性损益、商誉核销（good will write-offs）、资产重估调整、外币交易折算差额、其他项目（Sundry），并将这些项目的合计数定义为“脏盈余”（DS）。总体而言，这篇文章所定义的脏盈余相对于传统净利润而言，无增量价值相关性。

Stephen et al.，（2007）以1992年~2004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5个国家的公司为对象，研究了营业利润、净利润和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由于作者认为，5个国家在脏盈余会计项目和实务处理各不相同，因此没有直接取各国的具体脏盈余项目，而是按照Ohlson（1991）提出的净盈余理论，根据考虑分红后的净资产变动计算得出综合收益（此方法与Dhaliwal et al.，1999和Biddle& Choi 2006定义的CIbroad是相同的），并将综合收益与净利润之差，界定为其他综合收益。研究表明，所有国家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均低于净利润和营业利润。这一结论与Dhaliwal et al.，1999和Biddle& Choi 2006中CIbroad 价值相关性的结论是一致的。

Wang、Buijink、Eken（2006）以1988年～1997年荷兰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肮脏盈余”（dirty surplus）的相对和增量价值相关性。作者采用了与O'Hanlon& Pope （1999）相同的研究方法，划分了1年、2年、5年、10年4个时间窗口，分别进行了回归检验。其结论与O'Hanlon& Pope （1999）的研究总体一致，即无论基于哪个时间窗口，“肮脏盈余”总额不具有价值相关性，但资产重估增值和外币折算调整等具体项目对股票报酬具有解释能力。同时尽管净利润和干净盈余（即综合收益）都与报酬相关，但净利润似乎是衡量企业价值更相关的指标。

Kanagaretnam et al.，（2009）同时采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使用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的加拿大公司1998年～2003年的数据，发现综合收益在解释能力上比净利润更优，并且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现金流量套期项目与股票价格、市场报酬都显著相关。与其他文献不同，此文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选用了现金流量套期项目。由于均为美国市场，且执行的都是美国准则，其价值相关性的结论与美国一致并不意外。

（二）国内相关研究情况及结论我国是在2006年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后，才开始产生“绕过损益表直接计入权益”的“脏盈余”项目，且在2009年第3号会计准则解释公告颁布之后，才正式出现综合收益的概念，并进行单独列示。因此本文仅对2007年之后的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进行了分析。

程小可、龚秀丽（2008）以2007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剔除了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公司），使用报酬模型对净利润与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对综合收益组成项目是否具有增量信息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综合收益与净利润均与股票报酬显著相关，但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的各组成项目中，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和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股东权益变动的影响项目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不过文章未研究OCI合计数相对于净利润是否具有增量信息。

汤小娟、王蕾（2009）以我国沪市A股市场2007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准则倡导的综合收益与传统的净收益带来的信息含量差异。研究表明，净收益和综合收益均与累计非正常报酬率显著相关，但净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综合收益。在考虑了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后，结果仍未改变，从而表明相比综合收益而言，投资者更为关注传统的净收益信息，会计准则中的综合收益概念有待强化。

欧阳爱平、刘仑（2010）以2007年、200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报酬模型，检验综合收益是否比净利润更具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显示，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投资者对利润表的关注高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从而，作者认为有必要改进我国综合收益的列报方式。但本文认为，此文的推论有失偏颇。虽然2007年、2008年尚未执行综合收益列报要求，但实证研究结果“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质量低于净利润”是列报方式的问题，还是综合收益本身确实于投资决策无用？难以定论。

谢获宝等（2010）等基于我国新准则实施后2007年、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同时采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从“增量”和“相对”两个角度，对综合收益及其构成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项目以外，其他综合收益总额和其各项目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在不同的年份里表现得并不稳定；相对于净利润，综合收益总额信息并不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

唐国平、欧理平（2011）以2009年沪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价格模型，以相对关联研究和增量关联研究的方法检验了综合收益相对于净利润对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以及其他综合收益与股票价格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净利润还是综合收益均具备价值相关性。但净利润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大于综合收益模型中系数，且净利润的adjR2高于综合收益，这表明综合收益的内容混淆了企业经营业绩的内涵，净利润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同时，其他综合收益系数估值为负，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在综合收益的分解模型中，其他综合收益并不能提供增量价值相关性（甚至可能是降低）。

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在我国，无论是2009年以前通过股东权益变动表披露其他综合收益，还是2009年后通过综合收益表披露其他综合收益、综合收益信息，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弱于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整体而言无增量信息，仅在特定年份，个别其他综合收益具体项目，表现出了一定的增量价值信息。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在以上对国内外研究情况及结论进行分析时，笔者已对文献本身可能存在及值得关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简要评价。此处将根据上述评价，对发现的问题作一总结。

（1）关于国外研究。国外研究，整体而言方法各异。但仔细分析，笔者认为还是能够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首先，对于美国市场而言，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并不像一般文献所说“结论混乱，不一致”。实际上，除了Cheng et al.，（1993）研究中，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之外，其余的文献上均反映了SFAS130定义下的综合收益具有比净利润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同时，如果剔除计量误差的因素，实际报告的其他综合收益数据对于净利润还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而Cheng et al.，（1993）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972年～1989年，在这一期间，综合收益还只是理论界、准则制定机构探讨的一个概念，因此，未被投资人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使用也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将其绝对理解为综合收益本身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可能过为武断。其次，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无论是作者定义的脏盈余，还是其他综合收益，对于传统意义的净利润，均无增量价值信息。相同定义下的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也要弱于净利润。第三，对于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的加拿大公司，综合收益在解释能力上比净利润更优，并且其他综合收益子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现金流量套期项目与股票价格、市场报酬都显著相关。

（2）关于国内研究。对于国内研究，总体而言，结论是比较一致的。但其中有一篇文献，结论与之不同。赵自强、刘珊汕（2009）以沪深两市2006年～2007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综合收益项目与股票报酬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据其研究结果认为，新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综合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同时也反映出资本市场能够较好地理解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价值指示作用。笔者仔细分析了文章的研究内容，认为有些方面值得商榷：一是文章定义的其他综合收益除了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项目外，还包括资产减

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包含在净利润表中的。作者如出于对上述项目性质的判断将其划为其他综合收益，或可做进一步探讨。但在将其划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同时，又未从净利润中扣除，此方法让人难以理解。二是文章构建了8个模型，其中除第一个模型外，其余模型均为“增量关联”研究，即其他综合收益合计数以及各个构成项目对于每股净收益是否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但文章却将每股净收益与每股其他综合收益的增量关联研究结论归结为，综合收益比传统净收益更具价值相关性。剔除此研究，国内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目前在我国，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弱于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整体而言无增量信息。

二、文献结论差异性分析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一个较为清晰的视图：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综合收益概念的逐渐推广，其价值相关性已超过净利润，同时其他综合收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信息。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我国，结论恰好与之相反。由此笔者推断，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存在国别差异，亦即在准则趋同的大背景下，同样执行综合收益披露准则，后果却不尽相同。对于出现此现象的原因，笔者做了进一步分析：（一）基于准则视角的分析由于国际会计准则以及其他国家会计准则仅对综合收益的列报方式进行了规定，而未统一规范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与计量，因此不同文献中使用的自变量――综合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脏盈余）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SFAS130所要求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主要包括可供出售证券价值变动值、外币交易折算差额变动值、最小养老金负债超过未确认前期服务成本的变动，以及其他项目。英国FRS3包括不动产重估未实现利得、商业投资上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符合条件的养老金精算利得和损失、外币交易折算差额以及其他项目（Sundry）。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3号也仅给出了其他综合收益的定义，即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实际中主要包括可供出售证券公允价值变动、现金流量套期公允价值变动、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以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等。国际会计准则要求的具体项目与我国基本相同。因此，从准则具体要求来看，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的内容、计量方法本身就存在差异，即大家都在谈综合收益，但实际上可能谈论的不是同一个对象，不是一致的语境。直接将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必然会存在不可比性。

此外，在不同的国家，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绝对和相对重要性也不完全相同。比如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福利制度比较完善，养老金义务相关项目的金额可能会相对重要一些。不同国家的其他综合收益，整体上相对于净利润的重要性也可能不同。

（二）基于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分析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某种意义上研究的是综合收益对于信息使用者是否有用，而这一问题还会受到使用者本身对该指标的了解程度、应用会计盈余信息的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也与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存在一定关系。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与美国主流结论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就说明这一点。美国早期，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也是弱于净利润，乃至营业利润的。但后期，市场信息需求者逐渐认识、了解、熟悉综合收益，其价值相关性才超过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也具有了增量价值信息。Hirst& Hopk（1998）、Hirstet al.，（2004）直接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按照SFAS130的要求披露综合收益相关信息，能够增强买方证券分析师对股票的估价能力，影响银行分析师的风险和价值判断决策。而在我国，也有学者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推断，对于我国投资者而言，综合收益是一个新的概念。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极易受到市场价格环境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因此综合收益及其分解项目的价值相关性相对于净利润而言低很多（程小可、龚秀丽2008）。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深层次的思考，虽然相同的准则能够提高不同主体间财务报

告的可比性、透明度，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但遵循相同的准则，并不能保证一定得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即使得出了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相关信息对于不同国家的信息使用者而言，有用性也可能是不同的。那么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前提下，是否一定要不计成本、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是否能够、在不违背准则趋同的前提下，采取一些特殊策略？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三）基于研究方法与内容的分析已有研究文献，之所以表现出结论不一致的现象，与研究方法各自不同、内容花样繁多有着重要关系。会计实证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计量经济学在会计学中的应用。但是在会计学后续研究中，更多的是沿用前任研究方法、模型，某些情况下可能未能对模型本身及推导逻辑有着清晰的理解。在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不同的研究中使用的模型各异，有价格模型、有报酬模型，报酬模型中，又有盈余水平酬模型、盈余变动模型、超额累积报酬模型等；自变量定义更是千差万别，有的直接使用盈余水平、有的使用盈余水平（或变动，或二者兼有）除以期初股票价格；累积报酬取值的时间区间也不尽相同。Biddle& Choi（2006）尤为典型，研究中作者使用的16种盈余定义中，除了NI，CI130，CIbroad以及各个其他综合收益具体构成项目外，其余各种组合的盈余并无真实的经济含义，也无理论支持，不仅增加了研究噪音，还使得一些回归结果难以理解和解释。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看，这些形似而神异的模型、方法，很有可能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重大差异，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大相径庭，降低了研究的可信性。

针对国内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不一致的情况，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了前人研究中不尽准确之处，厘清了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大致视图，即在美国，目前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高于净利润，同时其他综合收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信息。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我国，结论与之相反。通过进一步分析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国别差异的原因，认为可能是由于准则本身确认计量要求的不同、信息使用者需求不同以及研究方法与内容上的差异所导致。基于此，对于准则制定者而言，笔者认为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会计准则的趋同策略。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前提下，我国会计准则未来的制定，不一定要不计成本、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有必要研究考虑在不违背趋同本质要求的前提下，采取一些特殊策略，包括趋同的时间、步骤和适用范围。其次，需要建立准则趋同的定期评估机制（如五年），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评估准则趋同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并对过往每一个准则趋同项目的策略和事实效果进行分析，避免路径依赖。三是为有效实保证综合收益信息的可比性和质量，仅统一披露要求是不够的，还需对综合收益具体项目的确认、计量相关准则进行同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信元、陈冬华、朱红军：《净资产、剩余收益与市场定价：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金融研究》2002年第4期。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https://www.sodocs.net/doc/5519343199.html,/3/view-16238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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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下其他综合收益及其重分类的探讨 2021年7月1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后的准则突出之处在于对损益表中其他综合收益的规定。 根据最新修订的会计准则，其他综合收益，是指企业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应当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具体分为两类区分列报：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本文主要结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21年发布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讨论稿（以下简称讨论稿）就第二类不能重分类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和计量进行相关讨论。 一、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国际和国内比较 《国际会计准则第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规定，其他综合收益是指按照相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要求或者不允许在收益中确认的收益和费用项目（包括重分类调整）。从我国会计准则对其他综合收益的界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定义看，两者定义的内涵和外延相差无几。但在讨论稿中对区分其他综合收益与损益的标准并未给出明确界定，而是先确认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剩余的综合收益则确认为损益，这种将损益作为默认的类别（default category）使得对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变得更为重要，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和计量将直接影响损益的确认和计量。 IASB在《概念框架讨论稿》中基于以众多区分特征（distinguishing attributes）辨别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缺陷提出了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宽”“窄”两种途径。 “窄”口径下，运用以下原则进行判断，原则一：将收入和费用计入损益，能够有效提供有关主体在特定时期内通过对主体拥有的经济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研究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研究 本文将探讨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相关研究及其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透明度。其中，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研究成为了财务会计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介绍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研究背景、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建议和措施。 在财务报表中，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全面情况。综合收益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财务成果，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费用、收益和损失等。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研究涉及到财务会计准则、报表披露的透明度、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等多个方面。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综合收益列报的会计准则和规定、综合收益披露的质量和信息含量、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对企业价值和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等。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综述、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等。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对于企业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决策有用性具有重要影响。综合收益披露可以提高财务报表的透

明度和真实性，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还可以影响企业价值，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措施：企业应加强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重视程度，提高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监管部门应完善相关会计准则和规定，强化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监督和规范。投资者应提高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度，结合自身需求合理分析和使用相关信息。 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对于企业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和决策有用性具 有重要影响。通过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因此，企业、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都应加强对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重视程度，不断完善相关准则和规定，以提高财务报表的透明度和真实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会计准则的逐步完善，上市公司对于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要求也日益严格。其中，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是财务报告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对于投资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分析，探讨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的相关问题。 其他综合收益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除所有者投资和所有者

综合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解释

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Consolidated Income）是指除所有者的出资额和各种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以外的各种收入。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80年在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3）(企业财务报表的要素)(后为1985年发布的SFA C6所取代)的解释，综合收益是指“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净资产)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外，一切权益上的变动。” 简介 综合收益的组成部分。第6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认为：“虽然综合收益中各种来源的现金是同质的，但它们却可能在稳定性、风险性和可预测性上有所不同。就是说，各种来源的综合收益特征可能彼此悬殊，这表明需要综合收益的各种组成内容的信息”。FASB将综合收益分为基本组成部分和中介组成部分。前者包括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收入和费用主要产生于核心交易和事项，受管理当局控制;利得和损失是边缘性或偶发性交易以及其他事项和情况的结果，基本不受管理当局控制。后者包括毛利额、税前经常性收益、经常性经营收益、盈利、净收益等。后两者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盈利和净收益的关系为：盈利＋前期会计调整项目的累计影响=净收益。 产生背景 （一）传统会计收益的缺陷 传统会计收益的报告模式是以实际交易为基础，以收益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配比原则为规范的。尽管传统会计收益客观、可检验和谨慎，但却是许多人为规则的产物。因此，一直受到众多批评。表现在：（1）坚持收益确定的实现原则，使计算的收益并非企业的全部收益，即未包括未实现的持产损益；（2）以现时价格计量收入、以历史成本计量费用，使成本未能得到真正回收，造成虚盈实亏；（3）历史成本计价使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资产仅是过去未分摊资产成本的余额，使资产负债表失去了意义；（4）稳健原则和配比原则都基于主观因素，使计量结果缺乏可比性。配比原则还使得资产负债表出现了递延借项和递延贷项等模糊概念。 （二）会计目标的变化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会计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移,以及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日趋多变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日益复杂，传统的会计确认标准受到猛烈冲击,传统的财务报表已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计量出现了以公允价值替代历史成本计量基础的趋势。由于受传统收益确定模式的制约,许多未实现已确定收益只能绕过收益表直接

综合收益的变革与演进历程

综合收益的变革与演进历程 作者：莫亚军 来源：《新经济》 2016年第20期 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硕士莫亚军于国平 摘要：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在2009年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及2014年财政部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关于综合收益列报及披露增强财务报表的透明度，也增强了利润表数据的价值相关性。我国综合收益列报从无到有，从有到更加全面，使利润表 的信息含量更加丰富，也使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更加趋同。 关键词：综合收益资产负债观 财务报告的重心随着经济业务的发展以及报表使用者对财务报告信息含量要求的提高，经 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开始时资产负债表是唯一的报表，利润通过所有者权益期初期末的 差额来进行衡量。之后随着企业融资手段多元化，企业将向社会公众募集权益资本作为其主要 的融资方式，而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的信息更加重视，因此利润表应运而生并 在一定时期超过资产负债表而蜕变成为第一位财务报表。然而由于传统的利润表本身固有特点 的制约，有相当一部分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由于不符合财务会计确认和计量的要求而被排 除在报表之外。综合收益通过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利润表对于收益披 露的不透明程度，在信息的范围上更加符合分析者的需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以及 我国会计准则从十几年前开始要求报告综合收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更是给出了不同的综合 收益列报方式，而我国会计准则则从2014年要求了综合收益的具体列报要求。综合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未来会计的发展方向，也代表了信息使用者对于收益列报的价值评价标准：更强 调外部经济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企业收益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客观存在而又 非经营效益导致的变化，从而相比于之前列报方式更加具有价值相关性，目前报表使用者对综 合收益的概念运用还不够充分，在帮助投资者作出经济决策，以及市场分析者做出业绩评价等 方面还远远没有达要求。 一、综合收益的变革 结合各会计准则制定组织对综合收益概念的定义，并与传统会计收益概念相比，综合收益 具有发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变革： 1、综合收益的定义采用资产负债观 对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一直存在“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两种观点，早期的利润建 立在收入费用观基础之上，这源于之前企业收益方式比较单一的情形，但在现代企业中，盈利 模式不是单一存在的，而企业的价值变化也来自于方方面面，如果只关注企业单纯的营业利润 和净利润，就会忽视到其他一些很重要的盈利能力，这将导致盈利能力衡量的片面性。对于非 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的衡量，也是评价企业价值的关键，不能被忽视最后，对于会导致企业价 值变化的各种非日常活动，之前的当期营业观往往选择性忽略，因为其不具有持续性，但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资产负债观的盛行，使得投资看待利润和价值升值不再像之前那么单一了，一些非日常性活动，表面上不具有持续性，但是往往在长期看来，依然具有一定的持久性，企 业的这种能力反映了企业价值的增加。 而无论是FASB，IASB，还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对综合收益的重视，说明资产负债观更加 占据主导地位，也说明各准则制定者更加偏好于“资产负债观”，因为这样能更全面的描述会 计主体从外界获得的在某项交易或事项和环境期间的权益(净资产)变化。

其他资本公积与其他综合收益对比分析

其他资本公积与其他综合收益对比分析 收录日期：2021年4月24日 一、“其他资本公积”与“其他综合收益”对比 （一）两者性质上同源而生、内容上求同存异。首先，两者都是所有者权益下的项目，先有“其他资本公积”后有“其他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是从其他资本公积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承担其他资本公积“下放”部分内容的核算任务。其次，从本质上来说，“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反映的内容并不是净利润，而是一个暂存科目，待相关收益实现后，一部分再转入“投资收益”进入当期损益，也即现在由“其他综合收益”核算的内容;另一部分要转入“资本（或股本）溢价”，属于投入资本，是所有者权益下的项目。最后，从内容上来说，原在其他资本公积中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1）存货或自用房地产转换为投資性房地产时转换日公允价值高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利得与损失。（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重分类日，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4）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5）套期保值（现金流量套期）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中有效部分。（6）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或其他方提供服务的。（7）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确认中权益成分的公允价值。上述（1）～（5）是由其他资本公积“下放”给其他综合收益进行核算的内容，主要是基于非权益性交易，是由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6）、（7）则是其他资本公积保留核算的内容，主要是基于权益性交易，即企业与所有者交易的结果。作为一级科目独立出来的“其他综合收益”与“其他资本公积”并列，以是否是“权益性交易”为分支，共同完成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的有关业务。 （二）两者在报表列报时各司其职、相互补充 1、其他资本公积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在对一些上市企业近年

综合收益与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综述

综合收益与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综述 作者：黄丽蓉 来源：《财讯》2019年第27期 摘 ;要：随着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如全球化、汇率浮动以及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创新等，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计量受到了挑战。为满足人们对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的要求，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提出公允价值计量，还提出了综合收益这一概念。本综述在参阅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合FASB、IASB以及我国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对综合收益的概念、列报方式以及其价值相关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论述。 关键词：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准则对比 一、综合收益的概念 （1）传统收益的局限性 财务报表是会计主体根据会计准则或有关规范要求编制的，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将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向所有者、债权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预期报表使用者进行反馈和报告。会计核算中的利得和损失包括两个部分：直接计入损益的利得和损失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而传统利润表只反映了企业已实现的经营损益，即表中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这样就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多样和复杂化，以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出现，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收益已经不能向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充分有用的信息。Scott（2006）就指出，市场尽管能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报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却难以反映出证券的真实价值认为历史成本基础的收益“质量太差”。Collins等（1997）和Lever（1997）研究收益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随着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断增多，传统的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越来越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针对上述现象，国内学者也意识到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传统收益降低了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葛家澍和杜兴强（2004）指出当时实施的报告难以及时反馈有用信息，认为报告忽略了企业某些价值变化，例如未列报对商誉、人力资源等资产的价值变化。刘建忠（2014）也表示，传统收益将“历史成本”计价的费用与现时的收入进行配比的方式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真正的业绩。随着会计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变，全面收益的概念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是公允价值和综合收益应运而生。 （2）会计准则中的综合收益 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3号——财务会计要素》（SFAC No.3）中首次明确了“综合收益”的概念：综合收益是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

其他综合收益研究文献综述

其他综合收益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纪宇飞 来源：《商情》2017年第11期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 610000）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带来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日益复杂化，由此导致利润表无法反映来自金融创新的、非传统的利润来源。各国准则机构陆续在资产负债表中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未实现损益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也应运而生。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都允许一些未实现损益项目绕过利润表直接在资产负债表的权益中反映，使资产负债表权益部分归集了大量与资产价值变动及未来现金流密切相关的会计信息，从而损害了收益报告的一贯基础，降低了利润表的信息内涵。因此，迫切需要以综合收益概念为基础，系统组织这些绕过利润表直接在权益中列示的项目，全面反映某一期间除与所有者交易之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二、文献评述 （一）关于其他综合收益概念的定义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0年发布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3号（SFAC 3）正式提出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但美国并未直接给出其他综合收益的定义，而是通过定义综合收益分类，间接指出其他综合收益的定义。 国内的研究开始的较晚，初次提及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是在2009年的准则解释中，由于解释第3号和16号文只对“其他综合收益”做出原则性规定，对其具体项目的界定标准存在一些模糊之处，一些学者结合国际准则，直接给出了自己理解的定义。 谢获宝等（2010）、毛志宏等（2011）探讨了其他综合收益的本质，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就是我国会计准则中的“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它们在内涵、外延及经济实质上是对等的。并且他们认为，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都是可以在未来转回（或者重分类）到损益中。 刘万椿（2011）认为，其他综合收益是除当期企业取得的净利润外，其他影响企业综合收益的金额。他指出，其他综合收益由非权益性交易产生，它发生时直接计入的会计要素是“所有者权益”，属于资本公积，但资本公积并不全是其他综合收益。在未来符合一定条件时，其他综合收益会从所有者权益转入到损益中。

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研究文献综述

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研究文献综述 1. 引言 1.1 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研究文献综述 收益法是企业价值评估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估算，从而确定企业的价值。收益法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可以用于不同类型企业的价值评估，包括上市公司、私人企业以及投资项目等。 在企业财务领域，对收益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现有文献对收益法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同的应用模型和计算方式。通过综合现有研究文献，可以了解到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 不同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也是文献综述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比较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可以为企业的实际应用提供指导。从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可以指导未来研究的方向，提出改进收益法应用的建议。 通过对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研究文献综述，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评估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2. 正文 2.1 收益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范围

收益法是企业价值评估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对 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和折现来确定企业的价值。收益法的应用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股权估值、企业并购、资产评估等领域。在股权估值中，收益法通常被用来确定企业的公允价值，帮助投资者做出决策。 在企业并购中，收益法可以帮助买方确定合理的收购价格，同时也可 以帮助卖方评估自己企业的价值。在资产评估中，收益法则可以被用 来确定特定资产的价值，指导资产的管理和配置。 收益法的应用范围广泛，其原理简单明了，使其成为企业价值评 估中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收益法，可以对企业进行客观的评估，从 而为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实际操 作中，需要充分考虑收益法的局限性和方法适用性，同时结合企业的 具体情况和行业特点，在评估过程中进行合理的调整和适当的权衡， 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部分说明了收益法的基本原理及 应用范围，对读者有助于了解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重要性和适 用性。 2.2 现有研究文献综述 在企业价值评估领域，收益法一直被广泛应用和研究，许多学者 和专家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本节将综述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献，以便更好地理解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情况。 Jones（2010）在其研究中对不同行业的企业采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并发现在特定情况下，收益法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他指出，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收益法的应用更具优势。

盈余管理综合评价之实证研究2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22—2022年A股上市公司随机抽取的通讯行业作为研究对象。我国通讯行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由于3G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及国内通讯设备需求旺盛、通讯运营商重组等原因，我国通讯业上市公司有着高投入、高技术性、高风险性等特点，但各个公司之间的成长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以通讯行业作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对象，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分析评价有重要意义。 本文数据来自于东方财富网，统计软件。 （二）财务指标的选择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综合评价函数体现了会计盈余的真实、持续、成长性等特征，是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方法。本文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比、净资产增长率等七个指标建立盈余管理综合评价体系。

（三）数据处理 为了减少主成分的偏差，笔者将15家上市公司2022—2022 年的盈余质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便能更好地评价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的质量。本文将45个观测值作了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如 表1所示。 进一步的数据整理如表2所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比较高。也就是说各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适合用因子分析法进 行下一步的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方差，所 提取的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基数选取，本次提取因子大部分在 08以上，总体来看效果较好，因子可以说明大部分样本信息。 由表4可以看出，7个成分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高达28576%。前四个成分的因子贡献率累计达到80975%。因此， 本文选取前四个成分作为公因子建立成分矩阵。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成分中，营业利润增长率的得分 最高，达到0685，流动比率与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比最低，为负 数且指标绝对值比较大；在第二个成分中，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金融论文：行业动量利润来源,收益率的自相关性与领先滞后关系——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金融论文：行业动量利润来源，收益率的自相关性与领先滞后关系——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的Lo 和Mackinlay(1990)提出的恒等式分解方法可以得到更高阶的行业投资组合收益率交叉自协方差、行业投资组合收益率自身自协方差及期望收益率的截面方差的情况。并且，在发现行业动量利润主要来自于行业投资组合收益率自身自协方差后，本文进一步研究其自相关性是否来自于非同步交易和证券的领先滞后关系，结果发现领先滞后关系仅部分解释行业投资组合收益率的自相关性。 1 引言 尤金·法玛（Eugene Fama）于1970 年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EfficientMarketsHypothesis，EMH），并逐渐成为传统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石。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在法律健全、高度透明、充分竞争、功能良好的股票交易市场中，一切有价值的信息会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的走势当中。因此在公开透明的市场中，投资者无法通过技术分析获得超额利润。在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之上，才有了关于资

产定价、市场运行机制和资产配置等诸多研究，从而形成了现代金融理论。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学者们发现实际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许多金融市场异常现象，其中包括动量效应、周末效应、规模效应等。在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之上，传统金融研究体系中产生了许多定价模型。然而实际上，金融市场对于新出现的信息经常反应过度或者反应不足，从而导致新出现的信息无法被迅速并且准确地消化。在此基础上，行为金融学迅速发展了起来，其相关理论对有效市场假说造成了挑战。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中存在大量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许多金融市场异常现象的发生。 动量效应是一种重要的金融市场异常现象。动量效应是指股票的收益率有沿着以前的运动方向的趋势，所以采取简单的买入过去收益率较高的股票并卖出过去收益率较低的股票即可获得超额的收益。 Jegadeesh 和Titman(1993)最早提出关于动量效应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样本为CRSP 数据库中1965 年至1989 年的美国股票收益率。Jegadeesh 和Titman 根据股票收益率在以前3-12 个月的表现进行降序排列，然后将收益率排在前10%的股票构建成一个赢家组合，用收益率排在后10%的股票构建成一个输家组合。采取买入赢家组合

综合收益分析方法

综合收益分析方法 (2018-10-07 16:19:47) 今年6月11日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说明第3号》有几条规定是值得重视的，专门是第3条“高危行业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第4条“企业收到政府给予的搬迁补偿款”的会计处理意见。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确实是第7条意见，即：对利润表的调整，增设“其他综合收益”、“综合收益总额”这2项。这是一条不小的转变。 相当多的投资人比较重视利润表，不重视资产负债表；重视当期收益，不重视潜在收益及长期盈利能力。所谓的“其他综合收益（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在FASB那儿早有规定，“综合收益总额”被FASB称为“累积其他综合收益（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如此，将阻碍综合收益的因素，纳入了损益表正表之中报告，就足以引起投资人的重视了。 投资界的人喜爱用PE法来估值，事实上不同收益的性质其差异是极大的，总而言之，按照是否是“要紧经营活动”、“经常性”能够将经营活动分为4类： 1、连续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收益； 2、非连续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利得和缺失； 3、专门利得及缺失； 4、此前期间的损益表报告金额调整 真正对我们估值及对企业内在价值有见解的信息，确实是第1类收益——连续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这也是损益表的主体。 按美国FASB的处理，报告收益的报表，能够分为2张表：净收益表及综合利润表，净收益表报告经常性的收益及专门性损益，综合利润表则在此基础上再报告直截了当计入股东权益的未实现利得及缺失。 综合利润表的格式如下： 一、净利润 二、其他综合利润（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值）的核算 1、外汇交易调整 2、未实现的证券持有利得和缺失 期间内产生的未实现的持有利得 减：对纳入净利润中的利得重新分类调整 3、最低养老金负债调整 4、其他 合计：综合利润（缺失） 国内的报表中，事实上股东权益变动表的第3部分——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差不多报告了这一块“综合利润”，其中第3部分“直截了当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缺失”列出了4种情形：i.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金额；ii.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阻碍；iii.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阻碍；iv.其他。 翻了许多中报了，绝大部分企业仍未报告“其他综合收益”，也未报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金额”。第一医药（600833）、浦东金桥（600639）的中报中，报告了那个“其他综合收益”的细节，并单列了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阻碍。 总之，资产负债表才是企业最核心的报表，结合股东权益变动表来分析“其他综合收益”并区分“连续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收益”是专门有意义的。 附：《企业会计准则说明第3号》中关于“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的规定： 七、利润表应当作哪些调整？ 答：（一）企业应当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依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缺失扣除所得税阻碍后的净额。“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反映企业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合计金额。“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的序号在原有基础上顺延。 （二）企业应当在附注中详细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及其所得税阻碍，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金额等信息。 （三）企业合并利润表也应按照上述规定进行调整。在“综合收益总额”项目下单独列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项目。 （四）企业提供前期比较信息时，比较利润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又称股东权益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该指标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指标值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 净资产收益率可衡量公司对股东投入资本的利用效率。它补偿了每股税后利润指标的不足。例如。在公司对原有股东送红股后，每股盈利将会下降，从而在投资者中造成错觉，以为公司的获利能力下降了，而事实上，公司的获利能力并没有发生变化，用净资产收益率来分析公司获利能力就比较适宜。 ①净资产利润率反映所有者投资的获利能力，该比率越高，说明所有者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 ②净资产利润率是从所有者角度来考察企业盈利水平高低的，而总资产利润率别从所有者和债权人两方来共同考察整个企业盈利水平。在相同的总资产利润率水平下，由于企业采纳不同的资本结构形式，即不同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比例，会造成不同的净资产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也叫净值酬劳率或权益酬劳率,该指标有两种运算方法:一种是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另一种是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同的运算方法得出不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结果，那么如何选择运算净资产收益率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从两种运算方法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性质、含义及运算选择,笔者谈点看法：

运用收益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相关问题探讨

（1）运用收益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相关问题 探讨 2022年12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公布了《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称《指导意见》)，正式将“企业价值”和“企业价值评估”引入我国资产评估行业，标志着我国资产评估行业与国际价值评估行业全面接轨。企业价值评估在评估理念和技术思路与原先的《资产评估操作标准意见(试行)》中的相关操作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拟就运用收益法进展企业价值评估的相关问题进展探讨。 一、关于收益法下企业价值评估的内涵及评估思路 (一)企业价值评估的内涵 要理解企业价值评估的内涵，应当从企业价值的实质、制造企业价值的源泉和企业价值评估的对象三个方面来熟悉。 1、企业价值的实质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企业是以供应产品、劳务、资本等为手段，以实现资源增值为目的的经济实体，是通过很多的合同、商定构成的综合体。企业追求的是股东权益的化。打算企业价值的因素，是企业的成长性、盈利性和投人资本的多少。企业价值的实质是由构成企业(法人实体)的一系列经济合同与各种契约中蕴涵的一束或多数的产权(权益)所打算的。 2、制造企业价值的源泉

制造企业价值的要素，包括有形的资源，如上地、建筑、设备、存货以及现金、应收款与权益资本等，也包括无形的资源，如企业的客户群、员工合作伙伴、供给商等。 3、企业价值评估的对象 企业价值评估的对象有某一评估基准日企业整体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或局部权益价值，这些评估对象可能拥有不同的价值类型。 (二)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的必要性及评估思路 在以往的我国资产评估实践中，对企业整体价值评估一般采纳各单项资产价值加和的方法。这种评估思路虽然简单与企业的账面价值相对应，但往往遗漏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普遍存在的人力资源，如企业的客户群、员工、合作伙伴、供给商等在企业的财务帐上未作计量和确认，但它对制造企业价值至关重要，而诸如广告筹划产业、高技术企业等，没有多少可以看的见的设备、厂房以及原材料等有形资产，主要是靠技术、治理、市场以及其他不行轻易猎取的资源等无形资产来进展经营，会计账面资产价值与企业的实际价值相差许多。其次是在企业的账面资产中，存在非经营性资产和溢余资产。这些状况将帐面资产分别评估后加和，往往造成挂一漏万。 收益法又称为收益资本化法、收益复原法，是猜测评估对象的将来收益并将其转换为价值的方法，它表达建立在资金具有时间价值的观念上。这种方法基于这样的评估思路:投资者现在想购置一个有肯定收益期限的

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doc资料

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姓名：马若钧 专业：金融 第一章前言 1.1 研究背景 企业价值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40年来企业价值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很大发展和应用，当今企业价值已被公认为是21世纪企业的共同语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的兴起，企业价值理论也逐渐被引入我国，并在企业改制、企业并购、风险投资、资本市场融资、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车艳华，2007)。企业价值最大化已经成为了现代财务管理的一个核心课题，企业价值的提升，意味着它将更有活力，将会为投资者带来更丰厚的收益，所以一直以来，关于企业价值的研究始终都没有终止过。 作为稀缺资源的一种，房地产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房地产行业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甚至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对房地产企业进行全面的价值考量正变得日渐重要。 纵观以往文献，影响企业价值的要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公司的定位和商业模式、行业的成长空间、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垄断能力、品牌价值、管道资源、预期盈利增幅、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健康状况、公司治理结构等(崔凯，2010)。许多论文针对公司财务指标进行了分析，其中企业价值财务指标分析有以下几种：自由现金流量分析、每股收益分析、市盈率分析、股利发放率分析、市净值分析、每股经营现金流分析、每股账面价值分析(刘文国，2009)。在财务实践中，财务人员一般通过对某些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进而对业经济效益的优劣做出判断。反映企业综合绩效的财务指标包括四个方面，即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顾晓安，2008)。而财务分析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比较分析、趋势分析、因素分析、比率分析。各方法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在实际工作当中，比率分析方法应用最广(王永忠，2006)。通过这些方法，可準确算出企业的账面价值、市场价值或公允价值。相对于其它企业价值判断标準，财务指标分析对于企业价值的判断有着其它企业价值衡量方式所不可替代的地位。杜邦分析方法就是其中一种运用各种财务指标进行财务分析的方法，由美国杜邦公司最先提出，它考量了公司的多项指标，包括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以及盈利能力，这一方法已被广泛的应用到对企业的研究中，其对企业价值研究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1.2 研究目的 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是来自于产品生命周期，产品自开发到结束会经历开始，成长，成熟以及衰退的四个阶段，企业也遵循着这一规律，然而在中国大陆，却鲜有学者在对企业价值进行研究时将生命周期纳入考量范围。过往的许多文献从影响企业价值的不同因素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但大多都没有完整的将杜邦分析体系运用到评估中，也未将生命周期考虑在内，我们认为，缺少了生命周期因数的企业价值评估略欠严谨。因此，本文将生命周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之中，根据杜邦分析法对在我国A股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进行研究分析，旨在以实证的结果表明生命周期对企业价值影响与否。 1.3研究意义 本研究有别于以往对企业价值研究之文献在于：(1) 将杜邦分析体系的三种指标综合考虑，更加全面地分析公司各方面能力对价值的影响。另外瞭解杜邦分析体三项指标与企业价值之关联性，对学术及实务界皆有重要意义；(2) 纳入了生命周期作为考量因子，将企业看作是一个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命体，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实际意义。而在公司数目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