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的经世致用之学

与死磕派学者不同，以敢言著称的“葛大炮”有其批评底线和方式： 他能放出被管理者重视的“大炮”，并产生效果

葛剑雄（图 / 杨曦）

葛剑雄（图 / 杨曦）

葛剑雄：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是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专家，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辞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近两个月，葛剑雄的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
他的办公室门被一拨拨学生敲开。他很配合地与学生记者讲故事，两名学生摄影师要跟拍他一整天，他也很乐意。
难得见到导师的博士生张靖华，有一个小时与他谈论其指导下的巢湖两岸乡村建设实验项目，这也是张靖华的博士论文研究项目。葛剑雄一年只招一个博士生，张靖华深感幸运。中文系留学生安达也在这一小时里，与葛剑雄商议了翻译其书之事。
硕士毕业生吴恒是被葛剑雄的百家讲坛和《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吸引到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可惜他只招博士生。”这是他心目中的学者公知的典范，“如果像他这样的学者不对公共事务发言，这个社会就会充斥着另一种公知。”
除了邮件会得到回复外，要找到葛剑雄，只能在晚上9点后，通过住宅电话。距学校近三十公里的葛家，接电话的中性声音留言机般重复着一句话：“他不在，请晚上9点后打过来。”不用手机，倒不是偷闲——晚上9点前排满了公共事务，他称自己是“公共产品”。
复旦大学教授餐厅内，葛剑雄一遍遍刷着他的餐卡，身后跟着的学生喜笑颜开：“葛老师请吃饭。”他一上午按小时接待的学生，在午间时分围坐在了饭桌旁。
随后，他的时间被两场讲座占据，一场为上海财经大学的党员说“两会”，另一场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史翼讲堂”，与两位教授讨论《“无用”的历史学》。
“有用”才是葛剑雄的关键词。这位历史地理学者常说的一句话是：“顺应历史潮流。”他从南浔古镇出，师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对公共领域的参与，却仿佛承袭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除了学者身份，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刚正敢言，人称“葛大炮”。

“代表”的党派

“文革”期间，“四人帮”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秦朝灭亡是因为经验不足。上海古田中学的英语老师葛剑雄立即反应：“这是什么话！阶级斗争怎么是经验不足呢？”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指出这篇文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不对的。
“还好我的信上去也没引起什么注意，否则要说我反动。”他的信写得谨慎，事先给学校领导看过

。到“四人帮”被打倒，领导想起他写信的事，感叹：“哦，了不得！”
不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区里来不及开会，临时召集了领导和各级代表，由他们来推荐市人大代表。已经有一位老人大代表，是小学女教师，党员。他们要找一位年轻的中学男教师，非党员。”
葛剑雄刚为他们讲过课，加上给《人民日报》写信的“光辉形象”还留在他们印象中，“一看，这个人，刚刚好，32岁，年轻的中学男教师，教龄十几年，非党员。”葛剑雄的当选让旁人感到意外。“如果我是女的，就不考虑我了，如果我是党员，也不是我了……所以是我的品种决定的。”
“那时人民代表都不懂该怎么开人大会议，是直到三中全会后，大家才慢慢懂的。”1980年代初，上海人代会正式恢复议案。“很多人都不懂什么是议案。”不少工农代表不会写字，葛剑雄成为“执笔”大忙人。他写好了让大家来签名。“现在看来，那些提案要么大而无当，要么鸡毛蒜皮。”
“文革”前，上海电影院有周末学生场，价格便宜，放映内容也适合学生看，“文革”时取消了。葛剑雄的第一个提案是“恢复学生电影专场”。很快被采纳，并被《光明日报》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做到呢？的确不需要太多条件，容易实现，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的。”
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生涯开始后，他才在换届时退出人大代表。与他同一届入学的王沪宁见到他，常称呼其“代表”。
直到1999年，任职上海民革副主任后，葛剑雄又当选为上海政协委员。
期间他曾多次申请入党而不得。他在第一篇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要感谢亲爱的党，一切都是党给我的。”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葛剑雄是以历史系成绩第一、人大代表、上海市教育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入读复旦的，很快又成为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助手。他听到有党员说：“千万不能再让他入党，他什么都有了，再入党我们以后就要归他管了。”因此，他和历史系几位知名教授一样，都未能成功入党。
某次座谈会，他发言：“我是学历史的，我知道并承认历史规律。我跟外国人讲，世界上的共产党没有一家是被你们打垮的，古巴在美国边上，美国没有干掉它，要垮都是自己垮的。我不会今天要入党，明天早上就来打扫卫生；我也不会因为不让我入党，就反对共产党。”
1986年，葛剑雄从美国回来，被要求填写统战表。他是继王沪宁之后复旦最年轻的副教授。
1999年，学校再次动员他参加民革，费了番口舌他才同意，但提出条件，不兼复旦大学主任。“不然我会被烦死，那么多婚丧喜事就把我时间都占用了。”

言

论的尺度

与“死磕派”学者不同，以敢言著称的“葛大炮”有其批评底线和方式：他能放出被管理者重视的“大炮”，并产生效果。
2012年，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葛剑雄直接“喊话”教育部长袁贵仁：“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
这番直陈让他的学生捏了把汗，但这并未突破他的底线。“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我脑子里从来没有部长之类官衔。”
李克强还是副总理时，到葛剑雄所在组讨论，只有他一人不念稿子，“我没有这个习惯。”他提出大学的211和985工程经费，说起来是3年，实际一年半后才发放，到最后所有的工作都是假的。李克强有点疑惑，问：是不是你们复旦大学一家如此？葛剑雄回答：“不信你问大家，都一样啊！”
有一次，刘延东在场，葛剑雄本没有机会发言，快散会时，他突然站起来喊：“我只讲一句话，教育部你们要考虑，对学术腐败，到底是零容忍还是零作为？”私下场合，他也找过刘延东问：牵涉到校长腐败的事情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刘延东让他找时任教育部长周济详细沟通。于是他跟周济谈了，跟中纪委教育部的巡视组长也谈了。
“外界低估了领导面对意见的水平。”他还质问周济，“你最近说物价再怎么涨，也不能涨学费。但我问你，学校钱哪里来？教育部为什么不补充？没有钱，校长去偷去抢吗？”
在政协说话，葛剑雄的要领是：“看你怎么说，说了有什么用。我们现在说话绝对有自由，没有什么人因为在政协说什么话受追究。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到政协做什么？能不能上通下达。上通，是实事求是传达给主管部门或最高领导；下达，有些话是希望公众知道，通过媒体，合法地让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两个目的都没有，那不是自娱自乐吗？”
相比于“说什么话，怎么说安全”，葛剑雄更关心“说什么有用”。“我告诉你，很安全，没有任何不安全。”他不认为自己是“大炮”，“有的人炮比我的大，但没有打准。一些过头的话，虽然执政党、政协可以容忍你，但起不了作用。我们的标准不是安全，是社会公众的要求，要对社会起作用。我们不是反对党，如果不打算合作，就不要进政协。”
参加政协十多年，葛剑雄的不少提案成了现实，也有不少推进艰难。他提出设立国家旅游日，第一次主管部门态度积极，但未成功，他再提才实现；他也每年都提设立国家边疆日，3年未成；他提出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最初交通部没有同意，还回

复“于法无据”，最后还是成了现实……
葛剑雄并不期望问题能马上解决。“最主要的是提案提出来，要有操作性。”有几次葛剑雄在全国政协提出议案，相关部门找他沟通，“他们关心操作性，问我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有些问题他们内部一直解决不了，一直在研究，你提出来更好，他们也有他们的上级，这样有一种良性互动，一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讲究职业道德的人

以前我们把历史潮流称作是必然的，我告诉大家，在必然的大潮流下面，其实很多偶然的。大潮流容易适应，小潮流不容易。大潮流，比如人类走向全面解放，走向大同，共产主义要胜利，但没有规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做到。又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这样吗？有些恶人，到死都不知道是恶人，相反，一些善人到死，都觉得他是汉奸、叛徒。
所谓理解潮流，要知道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就在你经历的过程中，是时空范围里的小潮流、小规律。人很难把握，只能适应。地下工作者，他的上司叛变了，把他给卖了，他自己有什么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任何人，对自己要求可以高一点，但也要实事求是。做不到的事情，不要硬做。
成功、幸福，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主观标准，如果主观标准太高，会做不到。我们有一个同学，老说别人怎么样，他到现在都不行。王沪宁比我小10岁，当时我们一起拍的毕业照，那他现在是中央领导人，我怎么办呢？我很坦然，他做他的努力，我做我的努力，问心无愧，我也很满足。
普通人要从理论上服从大的历史规律，这个容易，但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小的具体规律，另外还有机遇，这才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毛主席讲辩证，谁不知道，但怎么辩？他老人家就一定辩对了吗？什么都要掌握度，国家要掌握好了，事情也就解决了。最难的就是这个度，你认为自己掌握好了，人家认为你还没有。所以心态必须平和一点。
对我来讲，“文革”经历最大的经验是，个人是很难决定自己命运的，决定命运的是历史大趋势，或者是机遇。抓住机遇了，就成功了。没有机遇，靠个人努力也不可能成功。
曾经讨论过安全度，我说个人是很难安全的。反右时，有人一句话都没说，最后也成了右派。他为了表达对社会不满，从来不说话，还是躲不掉。我是研究历史的，这一点我看得更清楚。个人的安全是建立在国家制度和公共安全上的，与其如此，不如去为公共安全做点什么。
政协的全部言论，都必须不违背宪法，不违背政协章程，但另一方面，真的这样做就会安全了吗？有些人以前是为了党好，但最后成了

反革命。这种情况，你要知道个人谨小慎微是完全抵不住的，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有的人从来不抽烟，照样得肺癌。前几天，我们老朋友碰头，他们说：现在怎么办，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说最好吧，以毒攻毒，我行我素，说不定各种毒素在你身上起作用反而抵消了。另外很多病都是自己吓死的，我想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一样，也是如此。
我说我很安全，一方面我自己有信心，守住底线；另一个，我对国家发展形势的理解，比别人强。开放总是这样的，哪怕有反复，或者有个别坏人，如果你碰在他手里，再守法，有用吗？但顾虑不了这么多的，顾虑这么多，永远都不能做事了。
我这几年一方面给人讲课，一方面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凡事的境界，一个社会和社会个体，最高的境界是信仰，无论是政治还是人生。
其次是职业道德。上海把西方管理与东方道德结合起来，是做得比较好的。解放上海时，自来水、电灯、电话、广播，几乎没有停，煤气一切都正常。国民政府留下了赵祖康做代市长，他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跟共产党移交，这个就是职业道德。国民党的市长有他的职业道德，最后3天将他留下，明明知道要跟共产党移交了，依然把犯人都管好，人民生活正常。上海刚解放，旧警察还照样站岗，很平和地过渡。
如果这做不到，第三层，就是等价交换，一分价钱一分货，出钱买服务，但你不能拿了钱不干事。如果这都做不到，那就麻烦了，就等而下之了。从这个角度讲，我做政协和各种职位，也就能达到第二个境界——职业道德，我不敢说我有信仰，离这个还很远，但我总守着职业道德，做图书馆馆长、做教师都守着职业道德。实在不行，等价交换也可以，但也得老老实实讲清楚。
媒体对有些政协委员的定位也不正确，老是盯着某些名人和明星，叫他参政议政。我是这么说的，不是他们需要政协，而是政协需要他们，就要他们的名字。巴金躺在床上了，还要保留他政协副主席的头衔，他需要什么，他不需要，他需要停止抢救，让他走。但国家需要他，政协需要他，你看这么一流的作家也是我们政协的。包括一些大明星，他来对他有什么？但是，这表示大团结，只要他能出现，不讲政协坏话，接受就行了嘛！
我们当然尽可能希望大家讲核心价值观，但是形成了吗？还没有呢！只是一个方向，在现阶段，我想只要有职业道德就可以了。对我个人来说，信仰不是吹出来的，真的没有，还没有就不能吹，所以我绝对没到那个程度。我不过是一个比较讲究职业道德的人。

不认可任何派别

很多人把我喊话教育部长看得很

紧张，我跟袁部长本来就认识，虽然他是北师大的，但大家也像同行一样。他比我稍微小一点，而且他是从农村做教师出身的，我是在城市做教师出身的，没有像外界讲的那么紧张。
有些领导，我们都比较熟，包括俞正声。以前在上海，我们经常开会碰到，他也会跟我讲，他看了我的文章。我觉得不要把大家看成等级森严的关系。
但有一点要明确，自己千万不要利用这种机会，哗众取宠。有的人利用领导的批示到处宣传。还有一些喜欢这样说：中央做成什么事，就是因我某某人起的。我告诉他，提同样意见的人很多，也没有所有意见都公开，也许有你一份，也许你就是很多人当中的一个，或者在你提出之前，中央已经有了决定。上海有位先生，人很热情，但常说，我的什么东西邓小平批示了，谁听了我的话，还全靠我提得早。
汶川地震那年，中央在5月17日宣布19日为全国哀悼日。19日，我还在外出差，记者来了一大帮，就关心是不是你提的意见被采纳了。我说，是提过意见，但为什么不能从另一面想，是中央早就做了决定的呢？只是到了17日才公布。这件事情做成了就很好了，没必要关心谁是第一、第二。我把它看成一种关联和互动，我表达了提议，现在中央做了。我觉得很好，就可以了。至于你一定要问，是不是因为我的提议，这毫无意义。过了半年，中央电视台想做个节目，叫《记忆》，来找我，就这个过程再采访一次。我说我不愿意，如果你们一定要这么做，那请你们先去国务院，去了解他们愿意不愿意公布、能不能公布这个决策的过程。如果中央愿意公布，而且决策过程的确证明是采纳了我的意见，那我愿意做这个节目。否则，不仅是我不愿意做，也建议你们不要做。
现在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好走极端。这从一个方向走就是集权，另一个方向走就是民粹；第二，从来不讲数量分析。上次有媒体问，为什么高校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我桌子一拍：什么话？你拿证据来，什么叫重灾区，没有证据怎么好随便说？有两个校长出事了，就是重灾区了？有腐败是事实，但是不是重，要比较，全国两千多高校，两千多县级单位，是县长书记出事多，还是校长多？
这个国家最危险的是不给社会现象做量的分析，随便定性。一个社会不是依靠个人，是依靠阶层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必须注意，我们要维持这些社会基本的人的形象，维持他们的公信力。
所以我不认可任何派别，我的朋友左的右的都有。《环球时报》有个公益基金会，叫我做理事，有人说，你怎么和《环球时报》合作？对国家有利，我当然支持。既然是公益，支

助大学生，媒体出面，大家增进理解，这很好，我就参加。他们那个“边疆不再遥远”活动，我也参加，要促进边疆和内地的理解。但不等于我赞同他们的全部。至少有一点，正反的观点，他们同时发表，这个很好，媒体就应该这样。
社会应该这样，特别对知识分子。现在“公知”都成了坏名词，但知识的公共性总应该有的。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动机是正常的，我们应该思考怎样把大家调和形成一股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