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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史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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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史回眸

摘要:本文从理念兴替、教材更嬗和教学法探索三个方面回顾现代语文教育百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发展脉络,检讨其中的得失,并对课程改革中的语文教学进行适当的思考。

关键词:教育理念;教材形态;综合组元;序列化

从1904年清政府“癸卯学制”规定语文单独设科至今,现代语文教育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现在,每年在中小学接受语文教育的学生数以亿计,我们国家语文教育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站在百年的门槛,回首现代语文教育曾经的风风雨雨,深深的历史感和厚重的责任感使我们禁不住要总结一下百年来的得失,尤其是要检讨现在的语文教学中仍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本文准备从理念兴替、教材更嬗和教学法探索三个方面来呈现自己的思考,管窥蠡测,就教方家。

一、语文教育理念的兴替

百年历程,如果没有教育理念的激烈交锋,没有“思接千载”的历史传承,没有“视通万里”的异国镜鉴,那么语文教育岂非一潭死水?语文改革也将无从谈起。可喜的是,百年中我们至少有三次激烈的理念冲撞,那就是:文白之争;“语”“文”之争;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理念碰撞的结果,最终归结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新世纪之初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最精要的概括,也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共识。

文白之争起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初主要是文言与白话的写作问题,随着争论的深入,最终延及到学校的国文教育。国文教育的文白之争涉及学习范本的大问题,几经较量,以白话文的胜出而告终,一举奠定了此后语文教学的基本面貌。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否定文言教学(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保留着成分的文言文教学内容),但从此以后,教白话、说白话、写白话,成为国文教学的正宗。

对白话的重视,使“国文”“国语”之名大受青睐,但重“文”抑或重“语”,观念不同,使得称名之争又历数年。然而千年的文化积累和源远流长的传统语文教育又怎能一并舍弃?所以,至20世纪50年代,以叶圣陶先生提出的“语文”统而概之,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并一直沿用至今。叶老的“语文”之名,肯定了听说读写四项能力并重,基本解决了“语”先“文”先的争论,但也给后来的许多难题如“语言与文字”“语言与文学”“语言与文化”等埋下了伏笔。

称名既定,“语文教学的性质”又起争论。思想性还是工具性,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此种讨论自建国起一直到上世纪末,一直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期间,1962年张志公先生发表《说工具》一文,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同时指出语文教学中天然地具有思想性,从此以“双基训练”为特点的语文教育,虽经文革阻断,却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训练体系和教学体系。然而,工具性的过分突出,导致了语文教学重分析轻综合、重条分缕析轻整体感悟的倾向,影响了学生对选文人文意蕴的赏鉴揣摩,影响到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关于语文教学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后以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试用稿)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表述作结,重新界定了语文

教学的基本性质,把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养成放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得出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所以说,百年探索,功不可没。

那么,多次理念的交锋是否已把语文教育的诸种问题剖析净尽了呢?语文教育的理论探求是否可以就此止步、以待来者了呢?面对语文教育飞速发展的实践、语文生活的信息化浪潮和不断变化的学习群体,我们的答案不是肯定的,但也决不是简单的否定。正因为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所以理论探求需要更敏锐地直逼“历史传统”和“未来实践”两个不同的时间范畴,爬梳剔理,释疑决难,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为实际的语文做好铺垫。

细细推究,语文教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对新世纪的信息化浪潮,过于滞后疲于应付,无法及时而准确地应答其中涌现的种种问题,不能满足时代提出的种种需要;二是对古代语文教育中的精华知之甚少,缺少应有的深层次研究或不能将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从而丧失了对语文教育规律的纵深把握,既不能以史为鉴,也很难做到古为今用。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感受到理论创新的重要。张志公先生就是因为既富于历史感又富于时代感,既有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梳理又有对语文科学化的敏感,才奠定了他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而我们现在所祈盼的,也正是负有这双重责任感的理论求索,需要“思接千载”的宏论和“视通万里”的眼光。因为,语文教育本身仍然存在着太多分歧和模糊不清的东西,其内部需要序列化和综合把握的东西还有很多。

先从“语文”这个称名说起,它的内涵可有如下所示的多层多重的理解:

我们的祖先说“离经辨志”“文以载道”“传道、授业、解惑”,主要是就“语言文化”层面所作的阐释。传统语文教学常常被斥之为“经学附庸”,但不能不肯定的是:经学附庸是在较成功地解决了语言文字层面和“文化(基本上是指对经学的理解和阐释)”层面上的问题之后的高水平的附庸化。据张志公先生考证,传统语文教学在“识字写字”和“属对作文”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好像更贴近汉语言自身的规律和特性,从而为学子们顺利地解道和述道都做了很好的铺垫。而眼下的语文教学对汉语特点的把握还懵懵懂懂,若有所失,人文意蕴和语文素养也只是在近几年才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上面所说的几次理念冲撞后得出的结论,即人文性对工具性的反动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百年探索后的语文教育必须成功地解决语言和文化问题,也就是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结合,才能称得上“合格”。

语文多样的内涵必然会带来教学目标的错综复杂。就目前的天空成果看,语文教学的目标似乎可以分为四个层次:①知识目标,即汉字知识、拼音知识、汉语知识、阅读知识、写

作知识、文化知识等各个子目标及其知识体系;②能力目标,即听、说、读、写(含打字)四项技能及其训练序列;③方法目标,即朗读、背诵,欣赏、揣摩、思考、探究,想象、联想等不同的学习方法;④人文素养目标,即文化素养、思维品质、审美情趣、思想修养、个性与价格等。

内涵的丰富性和目标的复杂性,二者互为表里,纠结杂陈,集于“语文教学”一身,难度可想而知。百年探索,多次交锋,现代语文教育除了需要把“称名”和“目标”上的异质多样尽快有序化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①人文性和工具性并重,不应以牺牲“双基”为代价,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对大多数中小学生而言,仍然是基础而重要的东西。全面提高语文素养、重视感悟,不是否认各种必要的语文知识;强调学生自身的体验和情感,不是彻底摒除技能训练;主张以学生为主体,也不是说教师可有可无;强调探究性学习,也不是说完全可以不要接受性学习;而曾经热极一时的“淡化语法”“淡化文体”也只是对相关知识系统的“瘦身”而非“封杀”。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观念,在语文教育的严肃性面前都应坚决摒弃。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应有不同的侧重,必须从实际出发安排好梯度和层次,循序前进,不能出现“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惨状。②加大篇章知识,科学解析“感悟”。篇章知识的缺乏,既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又妨害他们的写作水平。与文体相比较,篇章知识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和实用性。对文章的感受、理解、分析、体悟,无不以应有的篇章知识为基础;写作的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更离不开应有的篇章知识,所谓“文无定法”必须从“文有定法”出,而不是全无章法,随意想随便写。选文作为一篇篇精美的艺术品,与书画、歌曲等有同等的赏鉴价值。文章赏读重“体悟”、重积累是传统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如“操千曲而后识音,观千剑而后识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等,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语文课程标准》将这些观念采撷而来,应有新的精神和题旨,使思辨的无形的“悟”变为可感知可考校的“悟”,真正解决文学鉴赏层面的问题,使学生把感性和理性有机结合,学出“语文”应有的美感来。

二、语文教材形态的更嬗

理念创新是思辨的层面,真正使理论创新变为教学创新的,则需要依靠善于吸收新理论、能够对语文各层面各目标做出有序化编排的教材。现代语文教材编制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代语文教材的编制主要在三个层面上不懈探索:①选文;②分编合编;③单元组织。

传统的语文教材以“蒙书—四书五经—文选读本”为渐进系列显示出语文教材的发展态势。然而在文白之争大势已明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编制以白话文为主体的语文教材就成为一个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紧迫课题。幸运的是,五四运动前后,优秀的白话文作品相继问世,这对语文教材编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优秀的白话文作品做后盾,编制白话文教材就是无米之炊。

纵观历史,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语文教材编制的重要时期,语文教材的许多组织程序和编制思想均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确立。1929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课程的《暂行标准》,“语文”一科明确了“白话文”的主导地位和“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在教材的编写上,首次明确了较为合理的程序,即:初中第一年偏重记叙文、抒情文,第二年偏重说明文、抒情文,第三年偏重议论文、应用文;高中则要求…有系统地分年选及有关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学的体制流变之文?,为后来1932年颁行的《课程标准》确定高中第一年以体制为纲、第二

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年以学术思想为纲的构想奠定了基础。”[1]

与此同时,该时期的教材对“单元组合”的方法进行了多角度的不懈探索。初高中《国文教科书》(孙俍工编、神州国光社,1932)以“文章作法”为线组织单元,各单元的选文服从“文章作法”的要求。复兴初高中《国文》教科书(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3)在选文中间穿插编入了系统的“习作”教材,开创了读写教材混合编制的新体例,同时把读写知识以选文的形式系统地编入了文选型教科书。《国文百八课》(夏丐尊、叶圣陶合编,开明书店,1935)标志着单元组合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成型,“打破了历来课本选文各不相关、毫无系统可寻的传统编辑模式,而创制了一种尽可能体现语文教学科学程序的编辑体例”。[2]综合组元法成为该时期语文教材编制的重要成果,合编型教材找到了比较好的组织手段。此后,《中等国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1945)贯彻整体性原则,使册与册、单元与单元、课与课之间互相依托,循序渐进,形成了比较科学的体系,并首创知识短文与范文按单元系统编排的体例。

1963年,在总结建国后语文教学,尤其是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中学的教材编制提出了四项要求:①根据训练重点组织课文;②配合课文编入知识短文;③按训练要求编配练习题;④穿插安排应用文。至此,经过痛苦的涅磐,语文教材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组织手段和表现形态。综合组元法成为教学目标和内容阶段化、序列化的主要手段。语文教材成为由范文系统、助读系统、作业系统和知识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拥有了从小学到高中共24册的庞大阵容。

此种模式的语文教材注重双基训练,在“文革”以后近20年的语文教学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学生,对提高整个民族的语文素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此类教材体系为主导的语文教学的局限和弊端日益显露出来。顾黄初先生将其列为10个问题:(一)汉字教育被严重地忽视;(二)精读与博览不能兼顾;(三)作文的全程训练未能普遍做到;(四)课堂上教师的烦琐分析和简单问答仍然挤占了学生的独立阅读时间;(五)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仍摆不上应有的位置;(六)语文教科书编制的科学化问题没有找到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七)语文知识教学与语文实际应用脱节;(八)“学语文主要是应付考试”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九)现代化教学手段还没有在教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十)学生语文实际水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3]

陈陈相因的教材体系有教学理念的局限问题,也是教材编写缺乏创新动力的直接反应。选文多继承少创新,单元组织角度单一缺少变化,语文教法单调死板过多程式,如此种种,使得旧的教材体系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专家们进一步发现,语文教学有科学化序列化的一面,也有民族化综合性的一面,在强调教学目标单一化、教学内容序列化的同时,更要注重语文的感知、顿悟和综和,注重语文教学中浓厚的人文因素。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激荡下,以《语文课程标准》为指导的新编语文教材在选文和组元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三段式的文体编排序列被舍弃,组元角度更加多元合理,单元安排更加注重综合与探究,语文教材被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从总体上来说,目前的语文教材,其组织手段和呈现形态还难说有太大的改观,合编类文选型单元化的教材模式在新课标各类教材中仍是主流。

教材体系的现状与语文教学的实际使我们不能不时时深思如下问题:①中小学语文教学真的不需要分编型教材吗?60年代短暂的语言和文学分科教材是不是有一些可取的经验?②文选型教材是否适合所有知识目标的实现?随文识字识词是不是导致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学生字少词乏的主要原因?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哪种方式更接近汉字认知的本质?从小学

到高中,近千篇选文的学习却不能使大多数学生做到文从字顺,流畅通达,原因何在?③组元是不是实现教学目标单一化和教学内容序列化的惟一途径?有没有更接近语文教学本质的中一条蹊径?④感知、综合、文学美感、人文素养会不会流于空泛?如何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如此等等,都需要语文教学界和教材编者努力探索,早日做答。

三、语文教学法的艰难探索

教无定法,绝非教学无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方法的更新,给语文教学法输送了有益的营养,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育在理念创新、教材更新的同时,须臾难离教学法的推陈出新。教学法同样是现代语文教育前进的动力和题中应有之义。

一百年来,语文教学法的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三段六步式教学法)、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到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从叶圣陶、朱自清的《国文教学》、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到凯洛夫的“五个环节”教学法,再到恩·柏·卡诺内庚的《语文教学法》,都留下了大量的心得和经验。而从1980年到1989年短短的10年间,先后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就达几十多种。20世纪90年代,各种版本的《语文教育学》教材在高等师范院校出现,阎立钦主编的《语文教育学》则建立起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不过,必须承认,许多教学法论著,理论多原则多案例少,重理论轻实用,可操作性不强,根本原因在于对教材实际和学生实际缺少足够的了解与把握,同时对中国传统的教学论述重视不够。其实传统语文教育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有关语文教学的精彩论述。从《礼记·学记》到朱熹的《读书法》,再到唐彪的《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无不时有精辟见解。其中《礼记·学记》就相当深刻地指出了当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今之教者,呻其佔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4](这段话的大意是:现在教书的人,只是吟诵书籍中的文字,而不能透彻地讲解文意;不等待学生自悟而直接告诉他们结论;急于求得学生的快速进步,而不注重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牢固掌握和透彻体悟。教书育人既不能做到全心全意,又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教育学生时常常违背教学原则,对学生的要求又往往脱离他们的实际水平。这样一来,学生肯定会以学习为痛苦进而憎恨自己的老师,把学习视为畏途而不知它有何用,虽然结束了学业,而遗忘得也肯定会非常快。教学的不合乎规律,这些就是其中的根源吧。)先贤的叙述于今天何其相似!

爬梳以往的教学法研究和实践,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三个方面:①由古及今,研究整理古代有关教学法的零星论述和教学实践,考量现当代有关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和实践,结合当前语文教学的需要,寻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点,探索出时代需要的、培养21世纪人才需要的新的语文教学法;②以外证内,国外优秀的语文教学经验不断传入国内,已经有一些专家在对母语教学和国外的语文教学进行比较研究,由于语言的先天差别,虽然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现成的经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二者相通的地方,或用国外的理论验证我们已有的教学研究和实践,或洋为中用,寻找到适合我们实际需要的新的语文教学法,指导我们现在的语文实践;③避免程式化,我们的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一旦出现一种新的好的模式很快就会将它固定化、程式化,而变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张志公先生多次疾呼反对这种做法,而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语文教学法、语文教学实践乃至多方面的语文教育研究中应该竭力避免的。

回眸历史,研究现在与未来,这是一个大题目,大题目中更包括理念、教材与教法语文教学中三个最重要的方面,我深知这不是一篇小文所能承担的重任。因此,这里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对目前的语文教育有所补益。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128。

[2]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141。

[3]顾黄初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上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733。

[4]礼记·学记[A],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170-171。

现代教育理论视野中的古代语文教材

现代教育理论视野中的古代语文教材 作者:解光穆 “蒙学、蒙书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对此研究很不够,并且往往有所偏。或者认为它一切都好,或者认为它一无是处。”[ 1 ] 张志公先生批评的这一现象,至今未引起语文教育理论者、教材编写者的足够重视。鉴于此,笔者拟运用现代教育心理学、科学方法论来审视古代语文教材,旨在寻求古代语文教材对建构新语文教材的借鉴意义。 一、现代教育心理学理论观照下的古代语文教材 以现代教育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来观照古代语文教材,可以看出它们有如下一些可资借鉴之处。 (一) 重视教材的育人功能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育人功能是教育的本体功能。与此观点相适应,传统语文教材极为重视教材的育人功能。朱熹在《小学》中引用杨忆的话论述道:“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知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在这一育人为先之教材观的引导下,古代语文教材十分重视选文的道德性、教育性。元虞韶编的《日记故事》所选内容既有映雪、负薪等劝学故事,也有“二十四孝”等封建伦理故事;明陶赞廷编的《蒙养图说》则专讲封建伦常故事;清丁有美编的《童蒙观鉴》则分“志学”、“孝友”、“高洁”、“智识”、“才力”、“颖敏”六类并精选富有教育意义的名人逸事。这些教材诚如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所言:“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自然,因时代所限,这些教材在重视育人功能的同时也大力宣扬封建糟粕。但就其编排意图而言,仍值得我们借鉴:语文教材要有生产指导功能,更要有角色培养、传递社会规范之功能。 把语文教材等同于政治、伦理教材是不恰当的,但否认或轻视语文教材的育人功能也是错误的。这是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必然要接受情感熏陶、观念洗礼、品格历练。过去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常走极端,或强调工具性而忽略人文性,或突出人文性而忽略工具性。因此,理想的语文教材一方面要重视发挥其在提高学生语言、思维能力上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能“激发学生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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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文是工具这一命题,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历史内容。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前,也就是当语文学科还没有在中小学堂正式独立设科之前,语文也被认为是一种工具,那是被用来当作应试赴考、摆开仕途的工具,即用来叩开官宦之门的一块敲门砖。1903年新式学堂成立,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分科课程中定语文学科名称为中国文学(是为癸卯学制,一般以为是语文学科正式诞生之始)。当时受维新变法余绪的影响,语文作为一种工具,已经不单纯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同时也为从事于各项实业的工具。直到五四前后,封建政体瓦解,共和政体建立,学校教育的宗旨改变为:(一)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精神。教育已开始摆脱封建主义腐朽绳索的束缚而成为旨在培养民力、开发民智的工具。辛亥后,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其中对国文一科作了如下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一表述,显然是从当时日本的同类文件中搬来,但也确乎反映了认识上的某些进步:语文是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是培养文学兴趣的工具,是启发智德的工具等等。此后,在旧中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文献中.尽管文字上和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大致没有改变。在理论界,则各抒己见,如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1932年,穆济波),语文为传达思想的工具(1931年,程其保)等等,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有两点值得重视:

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

原载《语言文字应用》,2002(1):34-40. 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 李 宇 明 一、语文教育的含义与内容 (一)语文教育中“语文”的含义 语文教育中“教育”的含义是明确的,“语文”的含义意见尚不一致。概括起来大约有四种理解:a)指“语言文字”;b)指“语言文学”;c)指“语言文章”;d)指“语言文化”。 认为“语文”指“语言文字”,大约是因为:1.“语文”本身包含有“语言文字”的意义,如“国家的语文政策、《中国语文》、《语文建设》”等中的“语文”指的就是“语言文字”;2.代表着一种语文教育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语文教学主要是语言文字的教学。 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学”,大约是认为“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就语文教学的实践而言,年级越高文学教学的比重越大,课本中所选的文学篇目也越多;1956~1957年大陆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试验,曾经实行“汉语”、“文学”分科;专门培养中学语文师资的高师中文系,教研室和课程设置一般都分为“语言”、“文学”两大系统,而且教研室、教师和课程的数量,文学都要多于语言。有这些因素,怎能不把“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学”? 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章”和“语言文化”,大约与近几十年来文章学、文化学的发展有关。文章学和文化学的发展使一些学者认识到,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文学固然很重要,但是文学并不能涵盖人的语文能力,不能包括其他文化知识。 以上这些理解的共同点,是把“语文”中的“语”看作“语言”,分歧在于“语文”中的“文”指的是什么。由于对“文”的理解不同,也牵涉到对“语”的理解的差异:理解a)中的“语言”不包括“文字”,其他三种理解中的“语言”显然包括“文字”的内容。 要廓清“语文”的含义,有必要看看“语文”形成的历史: 科举时代的私塾教育,没有与今天的语文相对应的教学科目。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开始设“国文”科①,课本中所选文章是文言文。随着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1920年1月,当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国民学校(小学)的“国文”改为“国语”,白话文正式进入课堂,但小学以上仍是“国文”。1948年8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编写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时任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先生负责起草《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自此便有了“语文”一名。叶圣陶先生曾经明确指出,“语文”一名是在1949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② 就历史渊源上讲,中小学教育中的“语文”是对“国语”和“国文”的综合,指的是: ? 此文是作者在首届亚太地区中文教学研讨工作坊(2001年3月13日~15日·香港教育学院)的学术报告。 ① 于根元(1996,pp.77~78)指出:“1905年停科举。1903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办学堂的基础上,公布了张之洞等提出的‘学堂章程’,其中有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国文单独设科自此始。” ② 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1980,p.138)。

语文教学案例分析

《谈生命》第一课时教学案例分析 邵寨中学语文组:孙小锋 2009年3月15日

《谈生命》第一课时教学案例分析 孙小锋 [说明]第三周的星期四下午,由语文组的谈文莲老师执教了九年级下册语文课本第九课《谈生命》第一课时的公开教学,并于前一 天晚上进行了说课。 [教案]略 [案例分析] 一、课文整体说明: 由谈老师执教的《谈生命》一课,是九年级下册语文课本第三单元的开篇之作。该单元之以“生命”为主题,而前一单元是以“人物画廊”为主题,教材这样编排,意在让学生欣赏各种人物的各色性格之后,进一步来深层次地在描写大自然和人类的生命现象的抒情、议论等散文中,探究、领悟生命的规律和意义,以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生命观。而作为本单元之首的《谈生命》一文,又和前一单元的最后一课《热爱生命》紧紧顺承。而本文《谈生命》又更具形象性、抒情性、哲理性,而且对后面的三课又具有引领,铺垫作用,因此冠于本单元之首。世纪老人冰心先生的这篇《谈生命》,它借助于自然界生命成长的现象,讲述生命的一般过程,揭示了生命历程中苦痛和快乐相生相伴的辩证关系。文章一气呵成,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形象,感情沉郁激昂,议论简洁深刻,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很强的可主读性。 二、授课整体印象: 谈老师的这次公开教学,无论是说课,还是具体授课,首先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充分准备,教态上得体大方,教

风上严谨认真,语言上铿锵干练。就具体上课而言,一是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定位准确、合理,尤其是教学目标方面,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角度定位、设计,在新课未正式拉开序暮之首,课改的春风已扑面而来。二是教学过程设计,由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开始,缓缓撩开新课的帷幕;接着出示目标,明确任务,正式启幕;然后轻声预习,夯实双基,又为顺利教学进行铺垫;接着倾听录音,感知生命,似为剧情发展;然后精读课文,探究难点,高潮迭起,波澜迭起;再然后顺势拓展延伸,总结升华,可谓画龙点睛,余音缭绕;最后布置作业,巩固新知,可谓水到渠成,完美谢幕。由以上概述可见,整个教学过程的设计、实施,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易到难,由总到分再到总,完全符合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和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设计精当、科学,教学有条不紊,加之整洁、美观的板书,使本节课浑然一体,近乎天衣无缝。 三、具体教学分析: 1.创设情景,导入新课环节 教者由自然界极具生命活力的四种生命现象,如一只小鸡、一粒种子的成长等导入,不仅紧扣本课文意,而且一下子触动了学生的生命意识,调动了学生走近生命、探究生命现象的兴趣和欲望。这个导入设计,可谓生动形象,而又言简意赅,显示了教者的独具匠心。 2.出示目标,明确任务环节 这一环节,教者用小黑板出示了本节教学的三个目标。首先,这三个目标的设计高度凝练、概括,是对教案上三维目标的高度凝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次,向学生展示这三个目标,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之初就树立强烈的目标意识,做到学什么,要学到什么程度心中有数,而且带着目标学习的效果一定是良好的,本节课学生的良好表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古代语文教育方法及其当代启示

古代语文教育方法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把整个语文教育史分为古代语文教育期、近代语文教育期、现代语文教育期[1] ,那么,从原始社会文字产生至1904 年语文独立设科前即为古代语文教育期。其中,从文字产生至奴隶社会中期结合劳动和生活进行言语和文字教育的阶段为言文教育期,从奴隶社会中期至语文独立设科前渗透在文化教育中的读写教化的阶段为古文教育期。古代语文教育期虽然没有独立的语文教育,也没有语文这一学科的名称,但渗透在生产生活和文化教育活动中的语文教育理念、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不乏启示。 一、生活教育:既重视语文课堂,更重视社会生活生活教育既是古代语文教育的理念,又是古代语文教育的方法。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生活即教育' ,教育极其广阔自由,如同一个鸟放在林子里面。”[2]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3] 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教育理念与方法正符合教育的本源,当然也符合语文教育的本源。 从原始社会文字产生到奴隶社会中期的言文教育,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人类经由洪荒时代、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开始向文明时代迈进。言文教育期的教育尚未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之中分离独立,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它虽然

内容贫乏、形式简单,处于混沌、粗疏的状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语文教育,但它与生活这一原始情结相联。学生活就是学语言,学语言就是学生活。语言既来自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这种经由生活的原始途径所形成的生活教育法,就是当时和此后语文教育最正宗而本真的基本方法。 到了古文教育期,与言文教育期的生活教育一脉相承,出现了以“家训”为标志的较为规范的家庭教育。尤其是那些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他们大都认为“天下之本在家”。由于没有独立的语文教育,他们的家训自然成为生活中学习语文的重要内容。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司马光的《家范》,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是影响较大的家教书。这类书虽然在宣扬忠臣义士、贤妻良母等封建意识方面消极因素很多,但在指导学习包括语文在内的文化、培养社会人才方面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古代的生活教育对于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于: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不应仅限于校内与课内,更要孕育并融入于生活,每一个学生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应是学习语文以及学习做人的大课堂。我 们今天常说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 的外延相等”,正包含着这样的原始含义 在语文教育中,如果单纯指望从校内课堂中学习,就会因限于时空、缺乏广泛的生活基础和应用舞台,从而削弱语文学习的效果。因此,在语文教育过程中,必须从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汲取语文

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课题研究结题报告-(1000字)

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课题研究结题报告-(1000字)

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课题研究结题报告 【内容提要】本课题是我组根据新课程教育理念:“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使学生“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前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而提出的,也是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新课程标准实施作出的积极响应。课题依据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特点,试图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一套以诵读感悟——合作交流——体验探究为核心的阅读教学新模式,力求在教学中解放和激活学生的个性,促进其语文素养的全面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并形成了本研究报告。

【关键词】个性化阅读探究自主合作感悟体验多元 一、课题的提出 当前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弘扬个性的时代,建筑追求个性,着装追求个性,思维追求个性??因而,发展学生个性已经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认同,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应“把‘平等+个性’当作新世纪的追求”,“教育在今天只有赢得了‘个性和个性发展’,才能赢得社会发展的未来”,“要把个性生命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发展和完善,这是人的本性要求,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没有个性,也就谈不上素质教育的发展。但是审视当前的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尽管课程改革的春风不断吹拂,我们依然不难发现:“满堂灌”及“满堂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课堂仍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许多教师仍以传授知识为目的,在师生关系上依旧是从教师的主观出发,无视学生认识的客观规律和他们的知识

语文教育正文

1、导论 我国母语单独设科已逾百年。百余年来,中国的语文教育在逐步实现从传统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性演变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成绩,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和中华民族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做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但是,毋庸讳言,一百年来对我国的母语教育总是争议不休,批判不断,尤其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试问,为什么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老是招致批判,并遭受到如此频繁而又如此激烈的批判?这是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甚至是不能接受的,不仅圈外诸君如此,就是圈内同仁也颇有同感。这个问题是个事关语文学科历史、事关语文教育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假以历史的眼光,提升哲学的高度,认真研究,深入思辨,全面阐释,科学回答。 2.中国语文教育在骂声中成 中国的语文教育为什么老挨批判?人们觉得非常奇怪,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回顾历史,观照现实,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反思,理性审视,爬梳剔抉,发微知著,就会觉得,此事既奇怪,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国语文教育就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读史使人明智。”纵览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语文学科从1904年独立设科开始,就遭受了种种责难与批判。百年风雨历程,我国语文教育从一路骂声中走来。下面主要从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首先,对于语文教育的批判,自从学科独立设科以及学科定名就开始了。早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中国的第一个新学制酝酿产生。同其他学科的独立设科并不完全相同的是,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母语教育的学科定名颇费周章。在各级学堂的课程设置上,母语教育的课程名称可谓五花八门,除了自下而上统统设置“读经”(其中包含母语教育因素)一科以外,蒙学堂设“字课”、“习字”,寻常小学堂设“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设“读古文词”、“作文”、“习字”,中学堂设“词章”。学科名称的五花八门,反映母语教育定名之不易;定名之不易,折射母语教育独立设科之初定位之艰难。我国语文教育学科独立开设之始,就遭遇科名“难产”之尴尬!此为“壬寅学制”。这一学制未及实行,“夭折”于“襁褓”之中。翌年,颁发《奏定学堂章程》,是为“癸卯学制”。除了读经讲经以外,母语教育课程初等小学堂称为“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称为“中国文学”,并在全国推行。这种定名,肯定未必尽如人意。为什么同样一门母语教育学科要用两个名称?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必要?未必“中国文字”中没有“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中没有“中国文字”?不但叫起来让人颇感别扭,而且想起来使人觉得底气不足,不免招致物议,于是,清廷有识之士便把它们一并简称为“国文”。先有朝野物议,而后方得朝廷认可。据现有史料记载,1906年6月以前,“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就已简称为“国

《唐诗三百首》的现代语文教育价值

蒙学教材的现代语文教育价值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为例 摘要: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自古以来,我国的幼儿教育中就很注重诗歌的启蒙教育。《唐诗三百首》作为近三百年来流传很广,影响巨大的诗歌启蒙教材,虽然在现在的小学教育者已经搁置不用,但是其包含的文化价值对今天的语文教育仍然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唐诗三百首》的现代语文价值: 关键词:唐诗三百首;语文教育;价值 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自古以来,我国的幼儿教育中就很注重诗歌的启蒙教育。这就需要很好的诗歌教材,在唐诗的选本中,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一本《千家诗》,是明清两朝影响比较大的本子,今天通行的《千家诗》定型与清代,由两部分组成,由《七言千家诗》和《五言千家诗》两部分组成。共收录了125位作者的220多篇作品,基本上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分类。作品赋予生活情趣,易于朗诵和记忆,在当时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而唐诗选本“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的,当推乾隆二十九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试三百首》。《唐诗三百首》刊行后,不断得到翻刻、印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是其他唐诗选本望尘莫及的。 一、《唐诗三百首》简介 《唐诗三百首》的编著者孙洙,字临西,一字芩西,号蘅塘,晚号退士,祖籍安徽休宁县,清康熙五十年生于无锡。早年入京师国子监学习,乾隆九年(1744年)中举,乾隆十一年出任江苏上元(今江宁)县学教谕。乾隆十六年中进士,以后历任顺天府大成县知县、直隶卢龙县知县、山东邹平县知县、江宁府学教授等职。在任知县期间,深入民间访问疾苦,视百姓如家人父子;断案时,还没有笞责,他已先落泪,令人感悟。为了预防灾变,他还捐私银兴修水利,以保农业丰收。每当卸任之时,百姓攀辕哭泣,为他送行。直至告老还乡,仍两袖清风,囊橐萧然。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有感于《千家诗》选诗标准不严,体裁不备,体例不一,希望以新的选本取而代之,成为合适的、流传不废的家塾课本。乾隆二十九年以“蘅塘退士”署名的《唐诗三百首》终告完成。该书选入75位唐代诗人及2位无名氏的诗作共310首,刻印时又补入了杜甫的《咏怀古迹》3首。

初中语文优秀教育教学案例分析

初中语文优秀教育教学案例分析 关注人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在教学中的具体体现,它意味着:第一,关注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是生动活泼的人、发展的人、有尊严的人,在教师的课堂教学理念中,包括每一位学生在内的全班所有的学生都是自己应该关注的对象,关注的实质是尊重、关心、牵挂,关注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第二,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孔子说过: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教学过程应该成为学生一种愉悦的情绪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第三,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课堂不仅是学科知识传递的殿堂,更是人性养育的圣殿。课堂教学潜藏着丰富的道德因素,“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这是教学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教师不仅要充分展示教学中的各种道德因素,还要积极关注和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各种道德表现和道德发展,从而使教学过程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心声》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上课前,我们先来一个实话实说。在你的人生历程中,肯定有一些事曾触动过你的心弦。今天,老师就为同学们提供一次一吐为快的机会。请同学们畅所欲言,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生1:我觉得,父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热爱自己的父母。小时候,父母对我是精心呵护,给我做好吃的,记得那一次,我生病了,父母一夜未眠,第二天,又陪我去医院,直到我的病好了他们才放心。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什么是感恩。 生2:现在,我觉得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和谐,有许多同学比较自私,不愿帮助别人,老是想着自己,记得有一次,有一道题我不会做,我问过很多同学,他们中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差的,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如何去做。 生3:自从上学以来,我觉得家长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们不理解我们,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为我们安排一切。 生4:个别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问,但是他们提问的对象却是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而那些成绩暂时落后的学生却经常成为老师遗忘的角落。我认为老师的这种做法有些不妥。老师应该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个学生。 师:刚才我们有四位同学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板书课题)。我想告诉第一位同学,“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趁我们年轻,趁我们的父母还健在,请善待我们的父母。我想告诉第二位同学,把同学当朋友,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或许情况就会得到改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我也希望同学之间能够互相团结,记住,“给别人一缕阳光,自己就可能得到一轮太阳。” 我想告诉第三位同学,“可怜天下父母心”,多做换位思考,你就会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我想告诉第四位同学,你很有爱心,乐于助人。大胆的说出来或者给这位老师写封信,这位老师可能就会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毕竟教学相长。 师:同学们,其实,当我们遭遇不平时,我们不应怨天尤人。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今天这堂课,我真心希望,我能做同学们的朋友;我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毛遂自荐,积极发言。 整体感知 师:请同学们认真阅读《心声》一课。读中注意借用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 (生读课文,教师巡回指导) 师:阅读结束了,同学们有什么感受在心中油然而生? 生1:我特别同情李京京同学的生活处境,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生2:我特别敬佩李京京同学。我觉得他很有自信。尤其当自己的愿望遭到别人拒绝的时候,他总努力为自己创造机会。最后他成功了。

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案例三篇

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案例三篇案例一:感受春天的手《春天的手》教学案例 《春天的手》这首儿歌,通过拟人的手法描写春天里的美丽景象,处处表现了勃勃生机,学生学起来兴趣盎然。讲授这篇课文时,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被学生的学习兴趣感染了,也被这温暖的天气陶醉了。 于是我结合课文的最后一自然段“拉住春天的手,春天就在你心头。”让学生展开联想。继而启发谈话,激发观察兴趣:“美丽的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这美丽的春天,我们去看看春天的变化,感受春天的手,好不好呀?”学生立刻欢呼起来。 我给学生分四人小组活动,各小组确定一名组长,服从指挥,组长带领组员分散去认真观察,寻找“春天来了”的种种迹象。我巡回作适当提示。孩子们个个像快乐的小鸟,在校园里找起了春天。他们高兴地向我汇报他们的发现。“林老师,我看到那棵小树发芽 了!”“林老师,你看你看,小草变绿了!”“林老师,秋风吹掉的叶子又回到树上了!”“林老师,冬天人们变胖了,现在又变瘦了,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少了!”“老师,我看到蚯蚓从泥土里转出来 了!”“老师,我感觉到春天的手在抚摸我!”…… 回到教室,孩子们还沉浸于自己发现的兴奋中。我不失时机的提出让各小组之间互相交流的想法,并提出交流要求:有顺序地回忆,有层次地说:天气怎样?一些树、花、草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小虫、鸟儿?湖水的颜色怎么样?人们的衣着有何变化?围绕“春天来了”有层次、有顺序地说一句或一段话。 孩子们感到自己的发现有人与他们分享,兴高采烈地互相交流自己所观察到的特征。我针对学生认识上的偏差和说话中的错误,

及时指点。全班交流时,学生每人都说出了自己的观察结果,“春天来了,小树长出了新芽了!”“春天来了,小草变绿了,大地穿上了绿装!” “春天来了,春姑娘把人们变苗条了!”“春天来了,蚯蚓从泥土里钻出来了!”“我找到了春天,春天的手在抚摸我!”…… 这节课学生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在朗诵《春天的手》这篇课文时,更是将他们的喜悦融入其中,朗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短短的一节课在学生的笑声中结束。但这节课无形中使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朗读能力等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通过这次教学,我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将活动穿插其中,首先,可以帮助学生获得综合性知识和能力。第二,可以避免教学形式的单一化,从多方面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扩大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面。增加交往频率。第四,活跃教学气氛,在上述“找春天”的活动中,个体观察与小组讨论相配合,从而使整个教学变得丰富多彩,气氛活跃。 案例二:燕子妈妈笑了《燕子妈妈笑了》教学案例 师:同学们喜欢童话故事吗? 生:喜欢! 师: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一篇童话故事,名字是《燕子妈妈笑了》。它在课本(一年级下册)的第47页,请同学们翻书,看谁先找到。(学生积极翻书,找到这一课。) 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一边听一边用手指着书。认真听,仔细看。(教师播放朗读录音,学生专心听故事看书。) 点评:开课简单,直切主题。在初读课文时,对学生提出最

我国古代语文的教学

我国古代语文的教学 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并无独立的语文课程。语文教学是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教育等融为一体的。但古代教育教学中那些具有人文性、工具性及基础地位的部分内容,已绽露出语文课程的萌芽。中国古代在语文教学和学习中,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弊端。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课程作为教育内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古代课程的内容等方面都有鲜明的反映。 中国古代教育有三种表现形式:原始社会教育、奴隶社会教育和封建社会教育。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社会教育没有从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分离出来,因而也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课程。但原始社会课程内容却存在,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也已存在。比如:原始的宗教祭祀、原始艺术(歌唱、绘饰、雕刻等)、原始记事(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中,都有不少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原始人群在生产劳动、生活之中口头创作出来的古代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一直是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传统教学内容。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也从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中国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具有共同性,即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育内容。其中“礼”、“乐”、“书”中包含着相当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出新的特征。封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封建的政治制度表现为专制主义的特点,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专制主义政策。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封建社会课程上都有明显的反映,突出表现在: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以儒家经学典籍为主,主体是“五经”。 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历时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也最具特色。其基本特点是:先教学蒙学读物(影响最大的是“三、百、千、千”),集中识字;然后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体的儒家经典;以文选作为补充读物和写作范本。 (一)“三、百、千、千” 我国古代流传的、最著名的蒙学读物,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主要作用是集中识字。 1、《三字经》 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该书言简意赅,容量丰富,从教学的重要性,谈到封建礼教的基本纲领,进而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历史知识、勤勉好学的范例等。在编制方面,采用三字一句,压韵成文,读起来琅琅上口,很有特色。该书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2、《百家姓》 相传为北宋人所编。全书集姓氏400余个,每四字组为四言韵语,文中字与字之间并无联系,但因句句押韵,读来和谐流畅,易于记诵。 3、《千字文》 相传为南朝梁周兴嗣所著,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全书对仗工整,押韵自然,四字一句共250句,恰为千字,字均拓取王羲之手书。 4、《千家诗》 作为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是在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千家诗》基础上选录编订的,流传

小学语文教学个性化阅读浅谈

小学语文教学个性化阅读浅谈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语文课程应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加强阅读方法的指导,注重学生阅读实践,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独特的体验。”个性化阅读教学新理念伴随新课程改革步入了我们的语文课堂。语文教学个性化阅读风靡课堂,且异彩纷呈。但诸多教师在教学中无视学生的阅读需求,使学生处于被动阅读状态,让语文教学个性化阅读“有失个性”。笔者认为,阅读教学中,在尊重学生独特的体验、多元化见解的同时,应满足学生个体的阅读愿望,在引导学生参与阅读实践的同时,正确对待学生个性化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决不能无主见地附和学生、无原则地迁就学生、无标准地夸赞学生。面对动态万变的语文课堂,教师应关注每一位阅读个体,充分张扬学生的阅读个性,认真倾听学生的每一句话语,正确审视学生的每一处体验,及时巧妙地应对学生在读书、感悟中存在的问题,将学生的阅读引向正确的轨道。 一、创设情境,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教学应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倡少做题,好读书。”兴趣是阅读行为的最佳动力。兴趣总是与情感密切联系着的,消极的情绪体验往往会降低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学中,我们要重视情绪体验在阅读活动中的作用,要根据学习材料培养和发展学生阅读的充沛情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到阅读活动之中来。小学语文教材课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教学中应从课文内容入手,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多种手段,创设具体生动的教学情境,灵活设计教学过程,吸引学生,激发其情感,提高其阅读的积极性。如《狼和小羊》、《狐狸和乌鸦》、《会摇尾巴的狼》等课文,教学时,可让学生扮演故事中的不同角色,寓阅读于活动之中,学生很容易进入教学情境,进行自主阅读。教学中创设某种问题情境也会引起儿童迫不及待的阅读兴趣。如教学《看电视》一文,可以这样导入:“我们全家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你们想知道吗?”为了寻找这个秘密,学生纷纷打开课本读起来,想尽快找到答案。总之,教师把握好阅读的激趣点,让学生在阅读实践中真正领会到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形成内在的学习动机,阅读的愿望会更强烈。 二、及时指导,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要加强读书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阅读。必须面向全体,指导学生培养语感,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阅读能力。”朗读是阅读活动中重要的形式,它能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帮助学生积累词汇,培养语感,发展语言能力。教科书中丰富的学习内容,学生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在获得语感的同时能积累词汇、增强体验、陶冶性情。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语文教师的首要任务。在教学中,我们倡导个性化阅读,首先要正确把握“读”这个层面的个性化。目睹语文教学现状,在语文个性化阅读新理念的引领下,教师在阅读教学中积极调动学生自主读书,但忽视了让学生自能读书。一节语文课下来,“读”充盈课堂,读书形式多样,有齐读、个别生读、小组赛读、男女生对读、分角色朗读等多种形式,但在读书指导过程中,教者唯恐抑压了学生的个性,不论学生读得怎样,都予以无标准的夸赞,“你读得真棒!”之类的激励语给以每一位学生。有些学生连“正确、流利地读”的要求都没有达到,教者还说“你读得真有感情!”;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小声地读完课文之后,教者还说“你读得真不错。”试想,这样无原则地褒奖学生,久而久之,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何以养成,学生的读书能力何以提高。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针对读书个体在读书过程中存在需要注意、值得改进的地方,适时指导学生练读,逐步提高其读书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读书实践中逐步做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读书,并从中习得大胆地、声音洪亮地、举止大方地陈述自己思想的语文基本素养。 三、尊重主体,张扬学生阅读个性。

从百年语文教育变革看语文教育的本质

2009年11月当代教育与文化 N ov 12009 第1卷第6期Contempor ary Education and Culture V ol 11No 16 [收稿日期]2009-11-01 [作者简介]张燕玲(1963)),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研究 从百年语文教育变革看语文教育的本质 张燕玲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语文独立分科到今天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可这个百年却是人类社会最为动荡、变化急剧的百年。而百年语文教育变革核心其实就是语文教育本质的变迁。一切关于语文教育的现象归根结底都归结于/语文0是什么的问题。近代中国一直是缺乏民族自信、完全西化的,甚至亦步亦趋。我们抛弃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今天当我们这个民族建立了自信时,我们可以理智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所以反思近代语文教育理念的变迁、得失,认清语文教育的特质、规律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改革来说意义重大,对未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更是事关重大。[关键词]语文变革;语文本质;语文教育[中图分类号]G 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09)06-0104-05 语文学科从它1904年独立分科到今天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可是这百年却不同寻常,是人类社 会更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变化最为急剧的百年。社会的重大变革、起落,必然反映在教育上,特别是语文教育上。现代语文的百年变革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相对稳固的、对于封建统治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封建旧教育,变革为近现代的资产阶级教育,社会主义的当代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直对/语文是什么0进行着探究,但似乎直至今日也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一 近代社会是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人民一方面不屈不挠地奋起反抗,一方面多方探求民族独立、振兴的时期。然而这又是东方大梦不得不醒的时候。我们的先驱们惊讶地发现,曾经强大的文明古国已经远远地被西方社会抛在了后面。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令我们瞠目。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中国之所以衰败,是因为中国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和教育制度腐朽落后。比如梁启超就说/中国之衰乱由于教育之未善0。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我们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国家才能改变贫弱的面貌而走向强盛。他们猛烈批判封建教育的科举、八股是/锢智慧0、 /坏心术0、/滋游手0,他们兴办新学堂,创办时务报刊,制定新学制,倡导白话文运动,培养/经世致用0人才,把教育当作治弱医贫的武器,把兴学校、开民智作为救治中国的药方。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全盘西化的观念。 判断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劣,往往是以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为准绳的。当一个国家科技发达,物质文明先进时,他的文化也被认为是进步的、优越的,而当他的科学技术落后、国家贫弱时,其文化也被认为是落后的,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法则。所以我们认同西方,加速西化步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同时,我们这个民族在理论形态上一贯重感悟、重形象,连深邃的哲学理念都要用寓言、故事、图像的方式呈现,而不像西方那样,具有强大、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力量。中西文化的这种巨大反差,和我们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落后,导致了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否定。曾经的泱泱大国,世界的中心、主宰顷刻间土崩瓦解,一下子变得不自信,甚至是妄自菲薄了。我们开始对西方朝圣般地亦步亦趋。当时的思想先驱们认为,要救国只有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贫弱地位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教育制度。更何况我们的旧教育,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与腐朽,封建教育日益/阻碍了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0,不仅仅是缺乏生机与活力,而是阻碍了社会 104

初中语文教育案例分析

初中语文教育案例分析 初中语文教育案例分析一 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学生总有好有差。作为一个教师,既要关心优等生,更要关心后进生。在教育教学中,对待后进生我们要做到以人为本,付出师爱;以生之助,友情感化;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一、以人为本,付出师爱 作为一个教师,都应“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位学生。教育是心灵的艺术。我们教育学生,首先要与学生之间建立一座心灵相通的爱心桥梁。这样老师才会产生热爱之情。如果我们承认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那么教育的过程便不仅仅是一种技巧的施展,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心灵交融。心理学家认为“爱是教育好学生的前提”。对于斌斌这样特殊的后进生我放下架子亲近他,敞开心扉,以关爱之心来触动他的心弦。“动之于情,晓之于理”:用师爱去温暖他,用情去感化他,用理去说服他,从而促使他主动地认识并改正错误。 二、以生之助,友情感化 同学的帮助对一个后进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学的力量有时胜过老师的力量。同学之间一旦建立起友谊的桥梁,他们之间就会无话不说。同学是学生的益友。在学生群体中,绝大部分学生不喜欢老师过于直率,尤其是批评他们的时候太严肃而接受不了。因此,我让斌斌与其它同学从交朋友做起,和宏宏同学一起坐,让他感受同学对他的信任,感受到同学是自己的益友,让他感受到同学给自己带来的 快乐,让他在快乐中学习、生活,在学习、生活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通过同学的教育、感染,促进了同学间的情感交流,在转化后进生工作中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一个后进生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必然要求班主任深入了解弄清学生的行为,习惯,爱好及其后进的原因,从而确定行之有效的对策,因材施教,正确引导。斌斌的情况比较特殊,主要是自制力差,对自己的错误、缺点认识不足,对老师的批评教育产生厌恶、憎恨心理。因此,我就以爱心为媒,搭建师生心灵相通的桥梁。与他谈心,与他交朋友,使其认识错误,树立做个好学生的念头;充分发挥学生的力量,编排一个责任心强、学习成绩好、乐于助人的同学跟他坐,给予学习和思想上的帮助;自己面批面改他的作业,让他感到老师的关心、重视……用关爱唤起他的自信心、进取心,使之改正缺点,然后引导并激励他努力学习,从而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 通过一年的潜心努力,精心转化,终于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斌斌同学摇身一变,由“捣蛋鬼”转变为纪律委员,由后进生转变为先进生!他无论在哪里见到我,都会亲切叫上一声:“老师,您好!”我总是报之一笑,并说上一声:“你好。” 班里的后进生尤其需要得到老师的信任、关心、肯定和鼓励,长期坚持下去,他们就会在老师的期待、帮助下,消除灰色心理的阴影,与其他同学一样充满自信,闪出他们特有的光彩,体验到成功。总之, 转化后进生的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教育系统工程。转化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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